本书由【春风拂槛露华浓】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 书名：大元王朝 作者：王新龙 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08月 ISBN：9787104030591 所属分类：图书>历史>中国史>宋辽金元史 编辑推荐 展现一段草原马背民族掀起震惊世界的扩张狂潮，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帝国的传奇历史；生动地再现了蒙古帝国从建立到灭亡的历史史实，是一部别具风采的史学著作。 内容提要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兴会飙举于大漠草原的蒙古贵族，凭借着金戈铁马，以气吞万里如虎之势，成为第一个人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广袤的东亚大地上演绎出了一幕波澜壮阔的历史剧，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蒙古统治者通过不断征战，统治了欧、亚广大地区。他们在中亚先后建立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这些汗国名义上为大汗的藩国，实际上拥有独立地位。元朝与这些汗国有驿路相通，交通十分方便，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往来十分频繁。元明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朝代，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 本书以严谨的治学态度，详细解读了元朝的历史，使成吉思汗、忽必烈、元顺帝、耶律楚材等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了今人的面前；将蒙古军西征、丘处机与成吉思汗以及蒙元历史上的各种历史事件娓娓道来。对于今人正确认识元朝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 　　前言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兴会飙举于大漠草原的蒙古贵族，凭借着金戈铁马，以气吞万里如虎之势，成为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广袤的东亚大地上演绎出了一幕波澜壮阔的历史剧，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蒙古统治者通过不断征战，统治了欧、亚广大地区。他们在中亚先后建立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这些汗国名义上为大汗的藩国，实际上拥有独立地位。元朝与这些汗国有驿路相通，交通十分方便，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往来十分频繁。元明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朝代，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 　　本书以严谨的治学态度，详细解读了元朝的历史，使成吉思汗、忽必烈、元顺帝、耶律楚材等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了今人的面前；将蒙古军西征、丘处机与成吉思汗以及蒙元历史上的各种历史事件娓娓道来。对于今人正确认识元朝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第一章 　　 　　文化交相辉映的元朝到公元12世纪，旧大陆的许多部分开始被整合到一个对彼此都颇有裨益的交换体系之中。这个过程在13世纪未、14世纪上半叶臻于极至；这时欧洲和中国之间也建立了虽仍有限，但无疑是直接的相互接触。 　　——J．L·阿卜·卢迦德：《欧洲称霸之前》从大蒙古国到元王朝按照传统的说法，元朝的历史，从后来被元政府追尊为“太祖皇帝”的成吉思汗在蒙古高原建立大蒙古国（1206）开始，直到元顺帝于1368年在北伐明军的攻击下逃离大都（今北京市）为止，总共有163年。 　　但在实际上，这163年的历史显然应当被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来看待，第一阶段从1206年到1259年。这时候大蒙古国的统治重心在蒙古高原，先后经历成吉思汗、窝阔台合罕（成吉思汗第三子）、贵由（窝阔台子）、蒙哥（成吉思汗幼子拖雷之子）共四个大汗的统治。所以它也经常被称为“前四汗时期”。在这个时期，蒙古帝国的版图囊括了欧亚旧大陆的相当一部分。蒙古统治下的北部和西南部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这个世界帝国的历史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把蒙古帝国简单地看做是“扩大的”中国。第二阶段从1260年忽必烈（蒙哥弟）即位起，迄于元末。由于忽必烈的汗庭在漠南汉地，这时大蒙古国的国都从哈刺和林（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东岸的哈尔和林）南移，先有开平（在今内蒙正蓝旗东北，后称上都），以后又建立大都，并且正式采纳汉式的国号“大元”。所以第二个阶段也叫“元时期”。元王朝的历史构成成吉思汗像中国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蒙哥死后，蒙古高原上还出现过第五位大汗阿里不哥（蒙哥幼弟），据漠北与忽必烈相抗，前后四年，最终失败。阿里不哥在元代的官方历史中被宣判为“叛王”，但他的名字曾被冲制在钦察汗国发行的钱币上，表明钦察草原上的蒙古诸王其实是承认他的第五任大汗的地位的。 　　1206年，45岁的成吉思汗经过近20年的浴血奋战，终于统一了塞北高原上的游牧各部落，建立起庞大的草原帝国。它的蒙语国号叫“也客忙豁勒兀鲁思”，意即“大蒙古国”。自从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瓦解以后，大漠南北的游牧民经历了360多年的曲折和反复，才重新形成一个更为巩固的游牧人共同体。与此同时，“蒙古”作为塞北游牧人共同体的认同名称也逐渐赋有地域指称的派生涵义，用来称呼蒙古人兴起和长期活动的欧亚草原的东部地区。 　　统一蒙古各部的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成吉思汗就已开始了对蒙古草原以外地区的军事征服活动。1206年后，对外征服更成为他全力以赴的事业。从1207年到1227年去世的21个春秋中，成吉思汗有16年在外领兵征战。他逼迫金朝把首都从燕京（今北京市）迁到河南，从而占据了黄河以北的大片金旧土。经过四征西夏、围困西夏国都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他差不多完成了对西夏的军事经略。他带领的蒙古第一次西征大军转战于花刺子模的东部各省区，偏师横扫里海、咸海以北的钦察草原。震动欧亚的武功将骇人听闻的残暴带到蒙古马蹄所至之处。汉文史料描写说：“王钺一挥，伏尸万里。”这其实并不算太夸张的言辞。 　　对蒙古草原毗邻地区的军事征服，在成吉思汗的继任者们在位时仍继续进行。窝阔台即位后发动的“长子西征”确立了蒙古人对花剌子模的大部分领土、钦察草原乃至俄罗斯各公国的统治。在蒙古草原之南，西夏和局促于河南一隅的金朝先后灭亡在窝阔台的手里。蒙哥汗在位期间的西征军，在蒙哥汗弟弟旭烈兀统帅下，摧毁了阿拔思哈里发王朝；由蒙哥本人发起的对南宋的新一轮攻略，则在十多年后最终由他的皇弟忽必烈完成。蒙古语或突厥语成为从长江下游到伏尔加河、德聂伯河上游和西亚两河流域的大片领土上最权威的官方语言。 　　按照蒙古游牧分封制的原则，全体蒙古游牧平民都是成吉思汗的“黄金氏族”的领属民。这种领属权应该像家产一样在黄金氏族直系成员之间予以分配。领属民是连同供他们游牧的土地一起被分配的。于是草原帝国“大兀鲁思”内部就被分解成一系列由黄金氏族各支所领有的兀鲁思：成吉思汗诸弟的兀鲁思在蒙古高原东部，从鄂嫩、克鲁伦河中游直到呼伦贝尔地区和大兴安岭两侧称为东道诸王或“左手诸王”（蒙古帐幕坐北面南，故以东方为左手）；诸子的兀鲁思分布在蒙古高原西部的阿勒台山两侧，称为西道诸王或“右手诸王”；东、西道诸王兀鲁思之间，则是由大汗本人控制的黄金氏族的共有家产，称为“中央兀鲁思”或“在内的兀鲁思”。每个兀鲁思都拥有自己的“汗”；大汗则作为诸汗的汗，直接统治着中央兀鲁思。 　　相比而言，西道诸王的兀鲁思显然比东道各兀鲁思具有更多的向外拓展的可能性。因此，术赤（成吉思汗长子）的兀鲁思西界遂越过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大幅度向西推进，将整个钦察草原囊括入内，较早就形成为疆域辽阔的钦察汗国（俄文史料称为金帐汗国）。察合台（成吉思汗次子）、窝阔台的兀鲁思向天山以南和西部天山扩张势力。阿姆河以西则在后来成为受蒙哥之命西征的皇弟旭烈兀所建立的伊利汗国地盘。除去上述四大汗国，蒙古草原及其以南的汉地社会，乃是大汗治理下的大兀鲁思或中央兀鲁思的所在。 　　在整个前四汗时期，蒙古对被征服的各农耕城郭地区采取间接统治的方法。无论在汉地还是西域，凡在两军争战之际举一城、一郡之地降附者，即用为守令，得自辟僚属、世袭官职。这样的人，在汉地叫“世侯”，在西域多称为“篾力克”。他们在按时向蒙古统治者缴纳贡赋、遵照规定把子女送到大汗处作为人质、按时到汗廷入觐、奉调随蒙古军出征、接受派驻本地的蒙古“达鲁花赤”的监督等条件下，控制了地方上的行政、军事、财赋、司法等大权，其地位可以世袭。这些人中有一些属于蒙古征服前的政府官员，更多的是乘社会动乱而崛起的地方豪强。所以汉文史料称他们“由鼠而虎”；波斯诗人提到西域发生的类似现象时吟咏道：“时代的面孔已翻转来……驴子的身份不再卑贱，它们被安上豹皮雕鞍，还戴上了金冠。” 　　蒙古游牧制下国家的最高中枢行政官是“大断事官”，蒙语称为“也客札鲁忽赤”，大断事官们的书记官叫“必阁赤”，是协助大断事官处理国务，尤其是掌管财政事务的最重要的助手。必阁赤班子里有汉人、波斯人、突厥人等各种被征服民族的知识人，帮助他们的蒙古长官从各征服地区征收赋税粮食、处理其他重要的行政问题。窝阔台汗在位时，给必阁赤机构一个“中书省”的汉语称号，使其中的一些契丹人、汉人必阁赤得以称“中书右丞相”、“中书相公”等官号以自娱。其实在蒙古人眼里，他们的真正身份仍然是书记官。 　　随着蒙古对各农业定居社会的征服越来越深入地从军事管制转变为秩序化统治，窝阔台汗前期，除已经获得相对独立地位的术赤兀鲁思外，大汗将蒙古本部以外的统治地区划分为中原汉地和西域两大部分，分别派驻大断事官和必阁赤署事。到他统治的末期，又以阿姆河为界，将西域分为东西两部分治。到蒙哥朝，三大被征服区的划分和派驻大断事官分治其地的体系成为定式，汉语文献称为“燕京行尚书省”、“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辖有自今新疆西至锡尔、阿姆两河之间的“河中诸城”）和“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辖阿姆河以西地区）。三大行政区的大断事官衙署，分别设立在燕京、别失八里（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和徒思城（在今伊朗霍腊散省马什哈德北）。中国古籍将燕京大断事官衙署称为“行尚书省事”、“行省”，称大断事官为“丞相”、“行省丞相”；穆斯林史籍则称大断事官为“大异密”。 　　现在我们看到，大蒙古国在将其版图扩大到毗邻的各农业社会的最初半个世纪里，实际上是把草原体制下的蒙古式行政中枢直接引入三大被征服区，辅之以遍置于地方的达鲁花赤就近弹压，藉此辖制和支配专制一方的世侯或篾力克，由此实现对被征服地区的间接的军事、行政统治。这种情况，在忽必烈夺得汗位后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蒙古游牧国家的汗位继承问题，一直困扰在两种互相对立的原则冲突中。一方面，根据“幼子守产”的家产制原则，当儿子长大成家、离开父母独立生活时，有权带走属于父母的一部分财产（主要是牲畜）。最小的儿子不离开家庭，由他继承父母留下的大部分家产。这一原则影响到人们关于汗位继承权的观念，赋予幼子以某种优先权力。另一方面，从身为大汗所应当具备的政治、军事阅历、个人威望等资质条件考虑，往往是年长的儿子占有更多的优势；因此蒙古游牧社会在政治权力的继承问题上也有优先选择年长子嗣的传统。成吉思汗的妻子是在被敌对的游牧部落篾儿乞人俘获期间怀有长子术赤的。术赤的可疑出身更增加了当时汗位继承问题的复杂性。早在第一次西征之前，黄金氏族内就为此爆发过一场激烈的争论。明初从蒙古语译为汉语的《蒙古秘史》用十分生动的白话记述了这次争执：“临行时，也遂夫人（成吉思汗的诸妻之一）说：‘皇帝涉历山川，远去征战。若一日倘有不讳，四子内命谁为主？可令众人先知。’太祖（指成吉思汗）说：‘也遂说的是！这等言语，兄弟、儿子……等皆不曾提说，我也忘了。’于是问拙赤（即术赤）：‘我子内你是最长的，说什么？’拙赤未对，察阿歹（即察合台）说：‘父亲问拙赤，莫不是要委付他？他是篾儿乞种带来的，俺如何教他管？’才说罢，拙赤起身，将察阿歹衣领揪住，说：‘父亲不曾分拣，你敢如此说？……’说了，兄弟各将衣领揪着。……太祖默坐间，有阔阔搠思说：‘察阿歹你为甚忙？皇帝见指望你。当你未生时，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所以你贤明的母（指孛儿帖夫人）不幸被俘。若你如此说，岂不伤着你母亲的心？’……太祖说：‘如何将拙赤那般说？我子中他最长。今后不可如此说！’”一场风波，终于以勉强推举第三子窝阔台作为大汗继承人而暂时了结。 　　大概是出于成吉思汗的声望，他所支持的窝阔台在他死后很顺利地登上了汗位。窝阔台死后，术赤系后王拔都（术赤子）不满窝阔台之子贵由即位，托辞足疾拒绝参加推举大汗的宗亲大会。贵由为此忿懑不已，即位后就领兵西驰，想攻打拔都。只因为他在西行途中突然死去（据当时谣传，一说为拔都派遣的奸细毒死，一说与拔都弟昔班酒后斗殴致死），宗亲间的一场内讧战争才得以避免。贵由死后，拔都力主推戴拖雷之子蒙哥为大汗。窝阔台、察合台系后王先是消极抵制，后来两系部分诸王又以朝会为名，企图率军突袭蒙哥；事泄，遭到蒙哥的清算。蒙哥在位10年。1259年，他因攻宋受伤，染疾而死，由是酿成蒙古高原和中原汉地两汗对峙的汗位继承危机。 　　蒙哥汗蒙哥汗有三个同母胞弟。他即位后，命忽必烈到汉地主持攻宋，旭烈兀西征穆斯林世界尚未臣服的部分。忽必烈虽然因为治理汉地“得中土心”而招致蒙哥猜忌，一度被召回漠北，但不久还是被重新遣往中原配合蒙哥汗攻宋。因此在蒙哥亲征四川以后，留守漠北大营的是他的幼弟阿里不哥。蒙哥死讯传到漠北，阿里不哥立刻调兵遣将，按图籍号令中原诸道，多方钳制忽必烈，诱逼他返归漠北。这一番动作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是为夺取汗位做准备。 　　在当时黄金氏族的成员中间，忽必烈似乎是最留心汉地治乱的一个人。中原士人和统治层中的许多人也都把“用汉法治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按往昔惯例，在接获丧报后，忽必烈应当尽快停止攻宋，回赴草地“会丧”。但是，尽管他确实采取了“断然班师”的行动，却在退到燕京附近后逗留不进将近三个月。他明白自己的优势是在漠南汉地，返回蒙古草原，他就只能受制于阿里不哥和支持阿里不哥的窝阔台、察合台系和术赤系后王。观望再三，他决意利用中原汉地的经济、人力和政治资源，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1260年4月，他抵达新筑成不久的开平城，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抢先宣布即大汗位，建元中统。支持他的蒙古宗亲，主要是东道诸王。消息传到漠北，阿里不哥连忙在他驻夏的阿勒泰山麓召集大会，即位称汗。随即爆发的争位之战时断时续地打了四年多，以走投无路的阿里不哥被迫向忽必烈输诚结束。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对蒙元历史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到底由谁来继承大汗宝座这个问题本身。一方面，忽必烈依靠汉地资源战胜阿里不哥，为蒙古贵族中主张变通祖制来解决“汉地不治”的一派把统治重心从碛北移至漠南，从而更加便利于他们采纳汉法，建立对中原的秩序化统治，提供了一次恰逢其时的契机。另一方面，蒙古统治重心的南移，必然地给予大蒙古国的政治地理结构以重大影响。如果说一个立国于蒙古高原的王朝有可能同时控制中原汉地和西域诸地，那么立国于中原的政权要同时有效地控制蒙古高原和西域就会经常显得力不从心。蒙古高原是黄金氏族的“祖宗根本之地”。为了确保蒙古本部，蒙元政府不得不逐步放弃对大蒙古国建立在西域的两大行政区的直接统治。 　　在争位战争之初，西道诸王的立场对忽必烈十分不利。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系后王都支持阿里不哥：留守旭烈兀老营的药木忽儿（旭烈兀子）也站在阿里不哥一边。为争取西道诸王的支持，忽必烈乘西道诸王对阿里不哥渐生不满的形势，明确宣布自阿姆河以西直到马木鲁克（当时统治埃及的穆斯林王朝）疆界的全部“塔吉克地面”归旭烈兀守卫，阿姆河以东直到阿勒泰山之地则归察合台后王阿鲁忽镇守。于是，除术赤后王早已分治于钦察草原之外，突厥斯坦西部及河中地区、波斯和呼罗珊（今阿富汗西北部和伊朗霍腊散省）也正式从大汗直接领有的国土中分离出来，成为中央汗廷的守藩之国。这样，1260年就成为大蒙古国的行政体制和政治地理结构都发生了重大改变的一年。 　　忽必烈的即位诏书，在中统元年他登上皇位一个月之后才颁行天下，表明当时他筹措抢先即位，是何等忙乱仓促。这是蒙古大汗第一次依汉制发表即位诏。忽必烈在诏书里宣布：“祖述变通，正在今日。”此后十多年间，新政权大规模参用中原王朝的传统体制以改变“文治多缺”的局面，朝廷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汉制国号谓“大元”（1271）；定制以开平为上都（1264）、燕京为大都（1272）；国家的行政、军事、监察、司法、财税等制度体系也逐渐完备。 　　隋唐王朝的行政中枢机构采取三省六部制。以后中书、门下两省权势渐衰，金朝废二省，止用尚书省领六部。由于大蒙古国时期借用“尚书省”作为大札鲁忽赤衙署的汉语译名，忽必烈改用“中书省”作为行政中枢的名称，以之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元初用重臣带中书省职衔到地方协调处理特殊事务，称为某处行中书省事，事毕撤罢。到忽必烈后期，派驻各地的行中书省（简称行省）逐渐成为常设的最高地方行政机构。依元代定制，除中书省直辖地区（含今山东、河北、山西、辽宁、内蒙等省区的大部或一部），全国划分为岭北、辽阳、河南江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十余个行省，并设宣政院兼理吐蕃（今西藏及云、贵、川、青藏地区）军政。天山南北的诸多绿洲城池，元代中后叶大都在察合台系后王的控制下。原驻畏兀儿地区的高昌王亦都护家族退居永昌（在今甘肃）。元廷在位于元西北边境的哈迷里（今新疆哈密）安置了忠于元朝的一支察合台后裔，封为豳王。 　　中统三年（1262），山东益都世侯李璮趁忽必烈正与北边的阿里不哥开战，降宋反元。李璮经营益都近30年，势力及于益都以东和东南的差不多整个山东半岛，南至与宋交界的淮水北岸。他长期利用自己的势力范围地处蒙宋对峙的战略要冲的便利，“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益兵自雄。这一次他仓促发难，声称降宋而不曾事先与宋取得确实的联络，自以为华北各地会群起响应，但大多数世侯却加入了朝廷组织的讨璮大军；在战略上他犹疑保守，坐失主动出击、扩大战果的时机。占领济南后，李璮屯兵不进达几十日，坐等元廷调度各路军队，包围济南。从这些情况看，李璮本人似乎先已陶醉在本为迷惑元廷而布设的虚张声势的烟雾中。他的失败自然不过是时间问题。 　　元军从中统三年夏历四月初起树栅凿堑，围困济南。五月中旬，将之完全困死。至六月中旬，城中以屋檐茅草喂马，人相食。又历一月，城破。李璮自沉于大明湖，因水浅不死，生擒后被处死于军前。 　　李璮称乱后，汉地世侯们虽然多站在朝廷一边，但李璮敢于盼望他们起而响应，说明他们之间一定有过某种隐秘不法的交往。忽必烈抓住这些在地方上尽专兵民之权的世侯们人人自危的时机，以“惩青徐之乱”为由，采取了一系列“潜销诸侯之横”的措施。元廷在地方上推行兵、民分治的制度，许多世侯被削去军权，保留文职；接着又罢各地管民官世袭，立迁转法，收世侯符节，易地为官；对一家有数人居于要职者，规定兵民权不可聚于一门，诸侯总兵者，其子弟勿复任兵事。制下，河北大军阀史天泽子侄同日解兵符者凡17人。此后又制定官员俸禄，颁职分田；确定官吏员数、官职品从；省并州县，减缩地方建制二百余处。李璮之乱反而成为元廷推行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 　　忽必烈朝在行政体制的临民部分大规模采纳汉法，并不意味这个北族政权会按照中原王朝的范式全方位地实行“汉化”。公元10世纪的辽政权及其以后的北族王朝（金、元和清），与它们之前的北族王朝（如“五胡十六国”时期的绝大多数非汉族政权，北魏及其继承王朝，后唐、后晋、后汉等沙陀政权）相比，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们在统治了人口密度远远超过其原居地的汉族社会之后，仍然保留着“龙兴之地”作为种族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因此它们的制度体系必然会包含这样一些制度成分，其主要功能乃是反映与保障该支配种族及其文化认同、维护支配种族的至上地位。 　　在建立汉语国号“大元”以后，元政权并没有放弃它原先的“大蒙古国”的蒙语国号。元代后期的蒙、汉文合璧碑铭中，汉文“大元”国号，蒙语译作“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或者“大元大蒙古国”，或者译作“大蒙古国”。与汉、蒙语国号并行使用一样，元代纪年方式也是汉、蒙两种形式并用。元历代帝的尊号，亦有汉、蒙两种名号。如忽必烈的汉式尊号为“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蒙语尊号作“薛禅合罕”，意即贤明的大汗；两种名号之间不存在不同语辞之间的对译关系，而是各自出于两个本不相同的符号体系。元帝的即位仪式，也需要依汉法和蒙古法的方式分别履行。可见即使是在元时期，元王朝的皇帝其实同时担当着两种角色：对汉族臣民，他是皇帝；而对蒙古民众，他仍然是一个大汗。 　　所以，处在从大蒙古国到元王朝的转型时期，忽必烈为他的后代所奠定的统治体系，是一个在蒙古人、汉人、回回人（蒙古统治者主要用回回人理财）之间保持着适当张力和微妙平衡的制度及政策体系。他的汉族谋士们反复向他宣传的“用汉法治中国，则为中国之主”，不过是他们一厢情愿的臆想而已。 　　在中原汉地纲纪粗张、制度稍具以后，攻宋便被提上元廷的议事日程。元朝攻取宋重镇襄阳的军事行动从至元五年（1268）开始，至元十年，襄阳破。翌年元军揭开大举灭宋的战幕。至元十三年，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献降。又越三年，漂流在压山（在广州湾内新会南百里洋面上）海面上的宋流亡小朝廷被元军追灭。同年，坚持抗战三十多年的四川合州宋军也被迫款附。南宋版图至此全为元有。 　　与征服中原期间蒙古军队大规模的杀戮相比，元军在攻灭南宋的过程中，已明确地意识到尽可能避免残破南方经济、扰动江南社会的必要性。南中国在此期间遭受的破坏，总的说来不算太严重。 　　统一全国以后，忽必烈仰慕汉唐“万方来朝”的声威，不断遣使到海外各国去“宣布朕意”，招谕他们入朝。由于招谕的结果不能满足忽必烈以世界霸主自诩的期望，遂使他渐生开边之心。他自称不取爪哇，“犹痒在心”，所以需要得力的战将为他“爬搔”。忽必烈朝后期，元军连续征讨日本、安南、占城、缅国、爪哇等“海外诸番”。这些远征的后果，重者全军覆灭，轻者“粮尽师老”、无功而返，徒然给元朝本国和战争所在地的民众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生命牺牲。这时候，为筹划海外战争引起的对元代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破坏，其程度甚至远远超过征服南中国的大规模平宋战争。 　　至元三十一年（1294）初，80岁的忽必烈病死于大都。他曾经册立第二子真金为皇太子，可惜真金早死。忽必烈晚年属意于真金幼子铁穆耳，授以皇太子旧印；并且将全真道士张留孙推荐给真金遗孀，说他“必能善事太子”。病危之前，他选择平宋战争的主帅伯颜为顾命大臣，代表自己在帝位继承问题上“扬命群王”。铁穆耳靠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终得即位为帝，是为成宗。事成后，伯颜表示从此只愿“与诸王饮于宫前，余非所知也”。另一位顾命大臣玉昔帖本儿也如释重负地说：“大事既定，吾死且无憾。”可见忽必烈的遗志并非是在风平浪静中实现的。 　　成宗即位后起用的军国重臣，差不多全是忽必烈后期政府的原班人马，这从人事方面保证了按忽必烈遗规“持盈守成”的基本国策。但他虽然能够承袭忽必烈的“成宪”，却无法轻易地将乃祖在半个多世纪的文治武功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巨大声望据为己有。他只有到自己更熟悉的草原传统中去寻取必要的资源。因此，强调宽宥“惟和”，成为成宗时期朝政的重要特点。元廷在这时罢征安南，拒绝臣下再次用兵日本的建议，已奏准弹压广西洞寨骚乱的成命，廷议后也被追回，改为遣人招谕。虽然在西南和西北仍有过军事经略，为远征“八百媳妇”地区（在今泰国清迈一带）而调运馈饷还引起过荆湖全省民怨沸腾，但总的说来，经历了忽必烈治下几十年朝廷多事的时期后，本朝对内对外凡事“处之以安静”，给予整个社会以休养生息的时机。成宗的“垂拱而治”，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古代风景画鉴赏1307年初，成宗在连年衰病后死去。皇后卜鲁罕惟一的儿子已死于此前。卜鲁罕企图以成宗堂弟、安西王阿难答辅国，临朝称制。阿难答本人因手握重兵，也有以忽必烈嫡孙（忙哥剌之子）身份夺取皇位的意图。两人互为奥援，可能与他们对伊斯兰教都颇有同情乃至信仰之诚有关，甚至还可能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私通情节。而蒙古高级贵族中反对卜鲁罕的人，利用汉式官僚中枢在皇权暂时中断时对政治结构的关键性影响力，竭力阻挠卜鲁罕的计划，一面秘密遣人分别远赴漠北和怀州（治今河南沁阳），邀成宗兄答刺麻八剌的儿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迅速赴都。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汉人谋臣的反复敦劝下，为避免卜鲁罕“邪谋得成，以一纸书召还”而束手被擒的命运，勉强赴都。接着他又在随行心腹的鼓动和反皇后集团的蒙古大臣配合下，于阿难答发难前一日率卫士秘密驰入禁中，拘捕阿难答和卜鲁罕，最终以争位斗争中实力最弱的一方“廓清宫阙”。 　　虽然爱育黎拔力八达对近在手边的皇位难免有垂涎之心，但他的兄长、真金嫡传中“次序居长”的海山这时已踌躇满怀地从阿勒泰军营返抵和林，在那里大会诸王勋戚，接着又分三路率领大军南下，来与“宗亲毕会”。是年夏，海山会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于上都，接受宗王勋臣“推戴”，即位为新汗，他就是武宗。 　　武宗入都前“捍御边陲，勤劳十年”的经历，赋予他个人性格的塑造以最后的影响。他在位的三年半，专从对贵族官僚“溥从宽大”、滥封泛赏的角度去加倍发挥成宗的“惟和”国策。对诸王勋戚从优颁发朝会赏赐，致使给者未及半而两京府库空虚。获得“遥授”职衔而佩相印的人以百数计，甚至宫廷演员、贩肉卖酒的人、和尚道士都有授予中枢政要职衔的，称国公、司徒、丞相者相望于朝；朝廷有大事，诏告尚未脱稿，“奸民已复群然诵之”。官僚机构的膨胀和吏治的腐败，最终的受害者是广大民众。武宗像前两任大汗一样，重用回回大臣主持理财大事，虽然使长期存在的慢性财政危机获得缓解，但势家权要侵贪蔽占、征敛横出，种种负担都落在一般民众的身上。 　　《元史》的编者写道，武宗一朝，“至元（忽必烈年号）、大德（成宗年号）之政，于是稍有变更云”。就社会关系逐渐恶化而言，这样说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就元朝统治体制来说，成宗和武宗基本上是延袭忽必烈蒙古法和汉法相参并用的格局而少有变动。恰恰是在武宗之后，元代政治中进一步汉化的趋势明显增强。它最初似乎表现出冲破前代的体制格局从而使制度一新的迹象，但随着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反复较量，最后却演变为一系列粉饰“文治”的行动。 　　在元武宗千里迢迢赶到漠南，登上皇弟为他预备的皇位后，就把爱育黎拔力八达立为“皇太子”，约定“兄弟叔侄，世世相承”。旧历正月似乎是对元朝诸帝很不吉利的月份。武宗在即位后的第四个年头（1311）正月病死，爱育黎拔力八达终于熬过刻意韬晦的“潜龙”岁月，即位为帝。他后来以“崇文右儒”而获得“仁宗”的庙号。他先后建立过“皇庆”（1312～1313）、“延祐”（1314～1320）两个年号。皇庆、延祐时期以用汉法进一步改革元王朝体制而著称于世。 　　但是，仁宗的改革实际上在延祐中叶差不多就停止了。就像他的哥哥海山一样，现在轮到仁宗为推翻兄弟叔侄相继的前约而煎心焚内了。为换取母后答己和权相铁木迭儿对他立嫡子硕德八刺为皇储的支持，仁宗后期几乎完全放弃了锐意于“安百姓以图至治”的初衷。又是一个旧历正月（延祐七年正月），被顺利传子的迫切愿望搅扰得身心疲惫的仁宗死于大都，年36岁。硕德八刺即位，是为英宗。 　　少年英宗是元朝历帝中没有受任何困厄体验就临朝执政的惟一一人。他在聚集起足够强大又可以信赖的政治势力之前，急于推行孤家寡人式的新政来贯彻他所仰慕的儒家学说。虽然几乎处于“孑然宫中”的境地，未经磨炼的刚愎之心和偏隘的个性却促使他走向果于刑戮以实现个人意志的极端。不出三四年，由于引起全部蒙古上层的普遍怨惧，英宗最终被权臣刺杀在行帐里。 　　仁、英二朝推行汉法的中心，都是以加强皇权，来抑制诸王贵戚基于蒙古旧制而获得的权益；以儒术澄清吏治，来强化官僚君主制下的政治运行程序。但是蒙古宗亲和军事集团成员心目中的大汗角色，与中央集权制下中原王朝的皇帝角色有极大的差别。在当时情形下，大汗企图仅依靠汉地的政治文化资源强行将蒙古种人集团纳入中原王朝的君臣体制，这显然是十分困难的。仁宗因为别有所求而中途妥协，所以还能善终；英宗锐气过盛，结果在危机似乎已进入余波时惨遭杀身之祸。 　　英宗被刺后，真金长子甘麻刺的次子、镇守漠北祖宗故地的晋王也孙铁木儿，在“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的情形下，被蒙古的宗亲勋贵拥戴为新汗，史称泰定帝。帝位异常顺利地从真金次子答刺麻八剌系转到甘麻剌系，既是因为晋王具有“宗盟之长”的地位，并且重兵在握，也因为具有蒙古本位倾向的“迤南诸王大臣”对仁宗和英宗牺牲他们既得利益来推行汉法的行为深为不满。也孙铁木儿个人历武、仁、英三朝，“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力气行来”，在蒙古上层中口碑应当说也比较好。 　　也孙铁木儿在元朝最高统治集团刚刚经历了一次重大变故的情形下君临天下。他在位期间自然灾害频仍不断。西北连年雨雹、地震，其影响达于荆湖北部地区；东南从浙西到苏北沿海屡次发生海溢：华北则时而雨雹山崩，时而蝗旱。也孙铁木儿先建元泰定，末年又改年号为致和，表明他的国策又回到以惟和来求稳定的着重点上。在竭力弥平蒙古、色目贵族怨情的同时，泰定帝也注意到笼络汉族大臣以增强元王朝的合法性。过去被冤杀和流放的御史台官员，死者获昭雪，生者召还录用。英宗朝的汉族老臣或受“三老”尊礼，或得常朝免拜跪。许乘小车至殿门下。由名儒向皇帝进讲儒术的作法，在泰定元年（1324）正式发展成为经筵制度。南方名儒吴澄在他的文集中留下一篇为泰定帝执经进讲的白话文讲稿。其中这样写道：“大概天地的心只要生物。古来圣人为歹人曾用刑罚来。不是心衷欢喜做来。孟子道：‘不爱杀人的心厮似。’前贤曾说这道理来。只有汉高祖省得这道理来，汉家子孙四百年做皇帝。我世祖皇帝不爱杀人的心，与天地一样广大。比似汉高祖不曾收服的国土，今都混一了。皇帝依着祖皇帝行，可万万年太平也者！” 　　然而，虽然有这些虚崇儒术的措施，与汉人儒臣们在仁、英两朝的高涨情绪相比，他们在泰定帝治下始终怀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受挫感，大多数人的政治态度是消沉的。 　　致和元年（1328）七月，泰定帝在上都度夏期间病死。他年幼的长子阿剌吉八早在五年前就已立为皇太子。但在八月初，钦察部出生的高级军事将领燕铁木儿，以迎立武宗“圣子”为号召，在大都拘捕异己，公开发难。拥护阿剌吉八的上都军和大都军队之间遂挑开战幕；翌月，阿刺吉八和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分别在两都被推戴为大汗。元代汗位之争至此发展到全国性的内战和不惜以暗杀手段来推动骨肉相残的地步。 　　孙铁木燕铁木儿是元武宗镇守阿勒泰山边地时最宠信的钦察战将床兀儿之子。武宗赴上都即位时，他以宿卫身份随驾南来。泰定帝朝，燕铁木儿不仅直接掌握左卫亲军和由族人组成的钦察卫侍卫亲军，而且以佥枢密院事总环卫事，有权调度保卫京畿的其他宿卫军。所以他能顺利举事，迅速左右大都局势。由武宗带来的漠北旧部子女中，不少人在仁、英两朝受到冷遇。燕铁木儿声称要把帝位夺归海山系，在当时颇有响应者。支持大都最得力的河南行省首脑伯颜（与平宋主帅伯颜不是同一人），就铁心拥戴“吾君（指海山）之子”图帖睦尔，亲自勒兵护送他北上。伯颜不仅献出本省财赋，而且还截留了东南诸省经河南北解的“常赋”，一起供给大都。站在大都一边的还有湖广、江西等省。 　　公开支持上都的，除辽阳而外还有陕西行省。两都之战开始时，上都方面分兵四路。其中三路分别叩击居庸关、古北口和辽东迁民镇（今山海关）；另一路绕行山西，再向东回攻紫荆口，大概带有与陕西军队互相接应的意图。这种用多头进攻撕开拱卫大都的前方防线、进而对之实施包围的战略，对一时无法从南方省份调集足够兵力的大都集团确实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但是，把兵力分散在长城一线东西千余里的上都军队，如果各自为战，互相间缺少配合和呼应，也很容易被集中相对优势的大都军队各个击破，从而使全线攻势陷于瓦解。 　　燕铁木儿似乎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除分出一小部分兵力把守长城诸关隘以外，他将最能作战的主力集中在本人直接指挥之下，在40天时间内，东西奔突、迅速转移近十次，往返转战于最需要增援的那些战略要地。到了十月中旬，上都军虽曾有不止一次逼近大都城下的战迹，四路进攻却被悉数击溃。随着形势的渐次明朗，部分持观望立场的驻牧辽东的东道诸王很快倒向大都，起兵进围几近空城的上都。上都集团首脑或遁或降，阿刺吉八去向不明。十一月中，转战于山西、河南的几支关陕军队也先后在大都招谕下罢兵撤还。 　　铁木迭儿踩灭了两都之战的余烬，但帝位的归属问题仍使他心烦意乱。武宗有两子。长子和世依叔侄相继原则本应是仁宗的帝位继承人，却在仁宗逼迫下出京，后来流亡到西北察合台后王领地；次子图帖睦尔在泰定帝死时出居江陵，在燕铁木儿发难当月到达大都。出于“人心向背之机，间不容发”的形势，图帖睦尔立即在大都称帝，改元天历，并声称“谨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让之心”。上都克复后，图帖睦尔迫于元仁宗在大德末年“推奉圣兄，谦居储贰”的前例，遣使往迎和世。 　　和世怀着乃父当年同样坚定的信心飘然从察合台封地启程，抵达和林后，便经随行的察合台宗王和漠北诸王、大臣合议，匆匆宣布即大汗位，史称明宗。他忘记了自己的父亲是以阿勒泰山前线统帅身份、藉三万精兵相扈从的强大武力为后盾而取得帝位的，而他本人却只有1800名贴身卫士。和世对此毫不经心，任情举措，结果被迫付出致命的代价。 　　天历二年（1329）四月，携玉玺北迎和世的燕铁木儿至大汗南下的行帐入觐。和世对他虽然有所封授，却削去了他手中的大部分兵权，同时对与自己一起流亡草原的亲信旧人大加委任。很明显，如果和世临朝，燕铁木儿很难会有君恩独厚的际遇，随和世入朝的新贵必定要分享由他出生入死才争得的胜利成果，甚至将他排挤到权力集团的边缘。他不愿接受这样的命运。而对图帖睦尔来说，一经即位为帝，原先的“固让之心”也很快销蚀，处在进退两难的矛盾心情之中。于是，“武仁授受”的正剧在第二次排演时变成了一场血淋淋的闹剧。 　　八月初，和世和图帖睦尔相会于连接大都与上都的驿路之上的旺忽察都行宫（在今河北张北县境）。不满五天，明宗“暴崩”。图帖睦尔“入临哭尽哀”，而后立即在燕铁木儿簇拥下，拥皇帝宝玺驰还上都，在那里再次匆忙即位，是为文宗。 　　天历年间连续两次重大变故，使蒙古、色目上层人心离散。忽必烈朝以后，蒙古高层内部的躁动不安，以文宗朝为甚。文宗本人在天历之变中涉嫌太深，所以也不便像泰定帝那样通过“诛逆”来收拢人心。这就迫使他完全倒向燕铁木儿，在朝中养成以这个颇具才干的独夫为核心的同气相求的权力小集团。燕铁木儿前后娶宗室女40人，纳泰定帝妃为夫人。文宗甚至把自己的儿子也寄养在他家里。天历年间也是一个气温偏低、自然灾害严重的时期。 　　由于政治气候和经济环境的限制，文宗临朝的四年，只好专意于追求一种振兴“文治”的表面效果。他在皇宫内收藏文物书画、图书宝玩的奎章阁设学士院，搜罗天下名士，聊备问对，入侍燕闲。奎章阁学士们不是治国平天下的君主政治智囊团，不过是一批才识超诣的“文学之士”而已。为了“示治平之永则”，文宗朝对大量的政府档案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编排、删削润色，纂修了一部大规模的官颁政书《经世大典》。 　　在旺忽察都“隐亏天伦”的行迹，给元文宗的心理蒙上了一层终生卸不脱的阴影。至顺三年（1332）夏他死于上都，皇后不顾燕铁木儿的坚请，“导扬末命，申固让初志”，执意要把帝位传给和世的儿子。和世长子妥懽帖睦尔当时出居静江（治今广西桂林）；次子懿磷质班时年7岁，在京师。燕铁木儿急于立幼，遂拥立懿磷质班即位，史称宁宗。这个小皇帝即位后五十余天病死。燕铁木儿再次建议拥戴文宗之子燕帖古思，仍被文宗后拒绝，不得已乃迎妥懽帖睦尔到京。但迁延数月不得立。恰巧这时燕铁木儿因纵欲过度溺血而死。妥懽帖睦尔才顺利即位。36年后，朱元璋派遣的北伐大军进逼大都，妥懽帖睦尔仓促出逃，翌年因痢疾死于应昌（故址在今内蒙克什克腾旗西达来诺尔附近）。元代流亡政权这时处境狼狈，所以他没有庙号；明政府以其“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给予他“顺帝”的称号。此后作为蒙元王朝的一个继承国家，“北元”政权在蒙古草原还存在了很长一个时期。 　　在它的最后几十年中，元政权的积弱之势日益凸现。元代后期蒙古、色目各族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迅速提高。自1340年代后，高层蒙古、色目官僚集团争论军国大事时所使用的，差不多全是儒家政治的语言，但这种情势似乎反而刺激起统治层内种族认同和种族防范意识的强化。仁、英二朝之后，汉人、南人官僚层中普遍存在的被朝廷疏离的心理状态一直积重难返。顺帝初权臣伯颜要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臆想虽然虚妄愚蠢至极，但它无形中极严重地销蚀了元王朝君临汉地社会的合法性。顺帝采选宫女的消息在江南民间引起待字闺女争相出嫁的社会骚动，说明一种深刻的社会焦虑和不信任感正在全国弥漫。元顺帝好玩弄权术操纵臣下，导致上层官僚集团的政治意志麻木懈怠。吏治的腐败成为整个官僚系统的通病。经历过那段艰难时世的人评论说：“及元之将乱，上下诸司，其滥愈甚。” 　　至少在顺帝朝前半期，元政府仍然具有动员相当巨大的资源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的能力，可惜它所从事的两项大规模行动，即变钞和开河，都没有取得预期的积极效果。“开河变钞祸根源”成为当时流传最广的一句民谣。至正十一年（1351）发行新纸钞“至正交钞”和新钱币“至正通宝钱”，用新钞使在民间行用已久的至元宝钞自动贬值。大量发行新币导致“物价腾踊、价逾十倍”的通货膨胀，以至所在郡县以物货相易。变钞没有改善国家财政状况，反而使政府信誉和社会金融状况蒙受巨大损失。 　　牧童放牛图1330年代以后。夺淮入海之前的那一段黄河河道，在今河南北部、山东西南部发生剧烈的由南向北的摆动。至正前叶，河溢造成的白茅堤决河和金堤决河，已清楚地显示出黄河干流北移的形势。河患危及元朝漕运的生命线即大运河以及山东沿海的盐场，大片地区的农业遭到严重破坏，岁饥民贫，所在盗起。至正十一年，元廷经过几年犹豫，定议用贾鲁治河。采用辟地凿沟和疏浚旧道的方法，将北摆的河道勒回南方，接入故道，由淮入海。治河共动员民夫、军队近20万，经八个多月完工。至正十七年以后，黄河干流又始而北摆，改由今渤海湾入海。所谓北河绝流、故道复通，终于落空为治河派主观上的良好愿望而已。不仅如此，开河之役正好为元末农民起义的发动者提供了动员上的便利。 　　即使在农民起义爆发之后，元朝的灭亡似乎仍未成为必然的结局。到至正十四年，元政府在对各地农民军的镇压中差不多取得了完全的主动。泰州盐贩出身的张士诚被脱脱统率的百万元军团团围困在高邮城内，天天讨论投降的事。正在这时，顺帝突然下诏解除脱脱的兵权和官爵，将他就近安置淮安路。在高邮城指日可克的形势下临阵易帅，使围城的百万之军不战而人心自溃。张士诚反败为胜。从这时起。元政权真正进入江河日下的颓势，而农民军中的朱元璋则逐渐由弱而强，并灭各支反元势力，北伐中原，于1368年定国号为明，成为取代蒙元统治中国的新王朝。换一个视角看元朝在元王朝的皇帝宝座上，始终坐着一个蒙古人出身的“天子”。元朝历史因此而具有不少独特性。 　　元政权曾经被人们称为“外族”政权、“异族”政权。其实，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从来就不仅仅是汉族的历史和文化，而是汉族和其他许多少数民族的共同遗产。在历史上，汉族的中央王朝经常把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为什么到中原建立王朝的少数民族就要被视为“外族”甚至“异族”？元人自己把当国的蒙古人称为“国人”；在需要强调族属之别的时候则名之曰“国族”，或者“北族”。使用“北族”王朝来指称辽、金、元、清等等历史上的非汉族政权，与以“外族”、“异族”来对它们进行界定相比，显然要有更多的历史包容性。 　　13世纪后半叶，进入汉地和南部中国的蒙古人口，最多不会超过70到80万，而当时居住在宋、金旧土的汉族人口大约有7000多万（不包括云南和吐蕃之地的人口数）。人数不多的蒙古人，为了统治人口稠密、疆域辽阔的国家，把全国人口划为四等，即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元朝中央政府的行政、军事、监察机构和各行省的首脑，按制度照例由蒙古人担当，军机重务尤其不让汉族官僚与闻。“天下军马总数目，皇帝知道，院官（指枢密院官）里头为头儿的蒙古官人知道；外处行省里头军马数目，为头的蒙古省官每知道”。河西的党项人和从党项以西的西域各地进入华北及南中国的各族则被统称为色目人。元中叶后蒙古军队的战斗力下降，色目军队成为元朝统治最重要的军事后盾。色目人中的畏兀儿（今译维吾尔）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人，是帮助蒙古统治者从事财政管理和商业经营的得力助手。中原的旧金臣民（包括北方汉族、女真、契丹、高丽等族）和较早被蒙古征服的四川、云南居民属于汉人。中原和南方各地一般临民官员有很多是汉人。最晚征服的南宋旧土的居民称为南人。南人在元代的地位最低。想做官的南人千里迢迢地去大都接托权贵，常常带着南方的土特产腊鸡作为馈赠的礼物，以至北方汉人将南人戏称为“腊鸡”。他们的南方口音也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四等人制并不完全是按民族区别来划分的，但它确实体现了元朝政治和法律中民族隔离、民族防范和民族压迫的特点。元末的农民军还用“贫极江南、富夸塞北”来概括和抗议当时的民族不平等现象。但是民族间的不平等并没有体现元代社会关系的全部内容。当汉人为蒙古贵族“富夸塞北”义愤填膺的时候，漠北也经常传来蒙古饥民倒毙于风雪的讯息；蒙古穷人的子女，同样地被当做奴婢买卖。在色目军队也像蒙古军那样腐化以后，元朝最后十多年间镇压农民军的主力，其实是中原和南中国各地结寨自保、率兵“勤王”的“义军”，即汉族地主武装。可见元政权并没有一视同仁地代表全体蒙古人的利益，而汉族地主则在他们的穷苦同胞揭竿而起时也义无返顾地站到捍卫朝廷的立场上。明初被朱元璋镇压的江南各地大地主中，很多人在元代早已富甲一方。 　　 　　第二章 　　 　　元朝的统治还常常被人与经济残破的黑暗时代联系在一起。自北宋以后，河北、山东、山西、关中等地经济长期衰敝，这笔账当然不能全记在蒙古人南下的头上。1230年代以后，上述地区的农业和其他经济部门逐渐趋向于缓慢恢复乃至略见增长，四川的社会经济在蒙宋间的长期对峙中破坏惨重，当地户口十亡七八；河南在金末20年里遭到女真政权的疯狂掠夺，尔后又成为蒙金决战的场所和蒙古攻宋的前沿，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战祸使这里一片萧条；江淮之间也因宋元之战而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以上三个地区的经济在入元之初都已濒临崩溃境地。在元王朝统治下，江淮地区的经济获得较快的恢复，大体上回升到宋代的水平。河南的复苏也相当快，虽然它似乎未能再现北宋时代的繁荣。四川经济状况的好转最为迟缓，直到14世纪上中叶，仍然“遗墟败棘，郡县降废几半”；但是入元以后这里也一直处在逐步恢复当中。元朝平宋战争虽然造成南部中国某些地区的严重破坏，但由于元军着意贯彻忽必烈以“不杀”而取江南的意图，节制屠戮和破坏行为，因此所遭受的战争损失总的说来相当有限。在农业生产的基础本来已比较好的南方各地，社会经济得以基本上维持在南宋原有水平上下，甚至还有某些增长。杭嘉湖地区的可耕田到南宋后期已大体开垦完毕。元代将农田改造的重点从过去的筑堤围田转移到疏河排水、熟化低温耕地的方面，由此进一步开发对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这一地区推行稻麦两作制的面积也比前代有所扩大。棉花种植的普遍推广、瓷器作为一般消费品进入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领域，对提高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质量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相对而言，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在元代还表现出长足的进步。云南的农业、水利和蚕桑之业，在与内地政治经济交流显著扩大的推动下发展很快。漠北的繁华和农业垦殖也盛况空前。不过这种“殷富”是在元廷运用政治权力调动中原和南中国巨大经济、文化和人力资源予以支持的情形下实现的。正因为成本太高，元中叶以后漠北繁荣渐呈难以为继之势。 　　如果说中世纪汉文化的“天下”是一个以“夷夏之别”为原则确立的、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等级结构的世界体系，那么古代蒙古人观念中的“天下”乃是位于“有星的天”、“有草皮的地”之间的没有中心的无限空间。开放的世界观念滋育了蒙古人在文化上的开放观念。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元朝统治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著名时代。 　　在大都之北，燕山横亘数百里；著名的居庸关就位于燕山支脉军都山的隘谷中。山沟南北长30里。元在南北两端构筑大红城门，派色目宿卫军镇守，这里是来往两都之间的咽喉要道。至正二年（1342）到五年，元廷在居庸南口红门之内建立过街塔，以汉白玉为石台（即今居庸关云台遗址）；下有券门洞穿，石台上矗立三座瓶式（圆形覆钵状）白塔。当时人吟咏这座过街塔楼的雄伟时写道：“浮图压广路，元殿出层麓”；“三塔跨于通衢，车骑皆过其下。”置白塔于过街城楼上。用意是让往来穿门的过路人“皆得顶戴”，“普受法施”。 　　古代人物画像图高耸在汉地边关的这组元代白塔，其形制和风格属于由藏地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喜马拉雅地区的佛教系统。过街塔基座门券壁面上镌有四天王等“金容”和用梵文、藏文、八思巴字（元吐蕃高僧八思巴根据藏文字母创制的用来拼写蒙、汉、藏文等文字的字母）、蒙文、畏兀儿文、西夏文和汉文等六种文字书写的陀罗尼经咒语，以及除梵文以外其余五种文字的功德记。云台上的白塔可能毁于十四五世纪之交前后；刻在塔基上的多语种铭文存留至今，成为色彩斑斓的元代文化的重要见证之一。 　　居庸关的西夏语铭文尤其宝贵。党项被蒙古灭国是在1220年代。大德年间元廷曾下令刊印西夏文大藏经。居庸关铭文出现在元末，表明直至党项亡国一百多年以后，西夏语言仍保持着它的生命力。党项人在河西消失，大约应当是在15世纪和16世纪前期西域的回回人大批迁入西北地区的前后。 　　元京师大都也体现了多种文化交融的特点。大都城四周共有11座城门，出于混通三教、精于术数并带点诡秘的刘秉忠的设计。据说南、东、西三墙各三门分别象征哪吒的三头和六臂，北二门则象征他的两足。皇城内的殿阁池苑大多数是汉式的，也有少数非汉式的建筑，如“畏吾儿殿”、“棕毛殿”等等。皇城之中还有称为“茶迭儿”的召对之所，意即蒙语chadir的汉语译音，意思是“帐幕”。可见蒙古皇帝把草原上的“帐殿”也搬进了大都。举行各种朝仪的大明殿前种着“莎草”，据说是忽必烈为使子孙不忘祖业而特地从漠北移植的。大明殿上并设帝、后的座榻。蒙古大汗有好几个正妻，每人主持一个斡耳朵（宫帐）。大汗就在这些斡耳朵中轮番居住；他处理公务时，所在斡耳朵的当家妻子也总是坐在他身旁。元朝皇帝和皇后在举行重大典礼时，分别由仪礼官擎执“导从”（前趋护卫称导，后行护卫称从），引领升殿，同坐于“御榻”。这实际上是变相的蒙古旧制。大明殿上又有高一丈七尺的大酒瓮，可贮酒五十余石，称为“酒海”，又叫“大樽”。这也来源于大汗宫帐中设置盛马奶子酒之“古鲁额”（蒙语guruge，意即贮酒器）的草原旧制。大都的其他宫殿中也多有这样的“酒海”。万寿山顶广寒殿大玉瓮可盛酒三十余石，今日仍陈列于北京市团城公园内。 　　皇城以外，大都城里最醒目的周边民族建筑之一，是它西南隅“色白如银”的“释迦舍利灵通之塔”，即今北京市西城妙应寺白塔。这是经由藏地密宗的影响而在汉地建造的第一座喜马拉雅地区佛教塔寺；设计者为尼波罗国（今译尼泊尔）匠人阿尼哥。塔身取净瓶（佛教徒随身携带的贮存净手之水的瓦瓶或金属瓶）之像，与上述居庸关过街楼三塔形制相同，俗称“喇嘛塔”；白塔内外的配置摆布则由吐蕃僧人亦邻真依密教仪轨安排。 　　藏传密教对汉族地区的影响并不止于大都。阿尼哥在五台山上也设计建造了一座类似的白塔寺，又在涿州（今河北涿县）造护国寺并塑“摩诃葛刺”（大黑天神）像。五台山作为密宗的胜地，从元代开始在藏地民众中享有盛名。在杭州，总摄江南佛教的党项族藏传密教僧人杨琏真伽拆毁南宋的宫殿、陵寝，共建五寺。凤凰台之东的大般若寺有“西番佛塔”。尊胜寺建于宋寝宫基址之上；有“镇南塔”用以镇压宋诸帝陵墓之王气，“其形如壶，俗称一瓶塔，高200丈……垩饰如雪，故又名白塔”。尊胜寺正殿诸佛“皆西番形象，赤体侍立”。西湖东岸的宝成寺，也有由至治二年（1322）官府差人雕造的大黑天神龛像。 　　元朝的统一打破了150年来“天限南北”的局面，使汉文化得以重新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交流。宋金对峙时，北方民间社会连《资治通鉴》都难以寻觅。金、元之际北方很少有人听说过朱熹、陆象山的学说。一个颇有名气的中原儒生辗转获得朱熹的著作，读后感叹说：“过去所教所学，实在太粗率了。今天我才懂得使学业进步的根本所在。”宋亡以后，南方的书籍成船成车地运到北方。北方士人到南方访友问学，“考索研稽，惟恐未逮”；南方士人则终于有机会游历中原诸多的名山大川或孔孟故里等人文胜地。与理学的北传相逆。大都和山西的杂剧、小令渐次南传；杭州后来居上，逐步成为全国杂剧艺术的中心。 　　多语种交际的环境极大地推动了官方和民间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对译的研习和实践。元代官方汉语公文由此形成一种很特别的“硬译”公牍文体裁，就是逐个地将非汉语文本（主要是蒙古语文本）中的词汇机械地对译为汉语中的相应词汇，而不改变它们的原有语法秩序。下面就是一份裁定秘书监官员署名先后问题的“硬译”体圣旨节文：延祜三年九月初七日……苫思丁奏：“冯少监如今教做太监、萧同知做少监。阿的迷失、张少监他每都是先勾当来的人有。如今递升的新人来的，要他每旧勾当的之上画字有。我他每根底依例说呵，他每不听有”么道奏呵。奉圣旨：“那般体例那里有？随朝衙门有先来后到。教递升的冯僧儿，阿的迷失之下画字者：萧少监，张少监之下画字者”么道〔圣旨有来〕。 　　由于这种“硬译”公文体的语言完全不符合古汉语句法，所以翻译者干脆尽可能地避免采用古汉语语辞，而改用元代汉语中的口语词汇，以求风格的古拙质朴。元代汉语书面语文大量采纳口语词汇，是前近代时期汉文化主流加快朝大众化趋势变迁的重要体现。 　　元代中国瑰丽多彩的文化中，有很多成分来自境外的各民族。 　　随着穆斯林世界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中亚伊斯兰化突厥人大批的以被征发的战士、战败的俘虏、商人、工匠、宗教士等身份，被强行签发或自愿地徙居中土，伊斯兰教信徒的建寺活动从过去仅限于东南沿海的几个城市扩大到华北和内地许多地方。据当年镌刻的一通建寺碑铭可知，除大都、杭州、开封这样的大都会以外，“远而诸路，其寺万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在蒙古旧都和林也有回回经学院。镇守关中夏陇地区的蒙古宗王阿难答甚至带领他所部蒙古军一起皈依了伊斯兰教。10世纪以后，东部穆斯林世界逐渐通行波斯文。元代从西北进入中国的回回人大部分来自这个地区，所以北方的伊斯兰文物往往显示出波斯文化的痕迹，与元代东南沿海都市（尤其是泉州）伊斯兰教遗迹所反映的阿拉伯文化的特点有一定的区别。什叶派、苏菲派等伊斯兰教内部的不同派系，都在元代中国留下了它们宗教活动的踪迹。为向境内的回回人颁布伊斯兰教历即“回回历”，元政府在司天监责成专人每年“推算写造”，经复审后印刷官售。 　　回回文化在中国的影响远远超出宗教的范围。元代在上都建立回回司天台。在这个阿拉伯式的天文台里有“西域仪象”七件。有“苦来亦撒麻”，《元史》译作“浑天图”，即天球仪；有“苦来亦阿儿子”，即地球仪；又有“鲁哈麻亦渺凹只”，安置在暗室中，用以观测太阳光线以求春分和秋分的精确时刻。不过回回天文学在当时和后来都未能与中国传统天文学的理论、方法、仪象器具的设计与使用充分地结合起来。 　　保存在回回司天监所属元秘书监图书馆里的，还有大量由穆斯林学者翻译、撰写的有关天文历算、数学、说阴阳灾福、看相、医药等方面的图书文献。欧几里德几何学最早就是由回回学者介绍到元代中国来的。秘书监所藏该书的汉语译名作“兀忽列的四擘算法段数十五部”，是书名直译可作“关于算学的欧几里德之书”。 　　很多别具风味的回回饮食和生活用品通过回回居民介绍到中国。织金锦缎“纳失失”（源于波斯语）和长毛呢“速夫”（波斯语）成为蒙古贵族和其他上层人物十分喜爱的衣料。用水果熬煮而成的果露和以药物香料煎造的医用糖浆制剂，是两种回回人擅长制作的饮料。这样制成的果汁露在中亚至今叫做“舍儿别”。舍儿别的制作方法载入当时被广泛印卖的日常生活手册《居家必用事类全书》而为民间所熟知。上述日用百科手册还介绍了许多种“回回食品”的做法。卷煎饼、“秃秃麻食”（羊肉炒面片）、糕糜（羊肉糯米粉酥羹）等恐怕已不止是回回人喜爱的面点。汉族虽然早就知道西域的葡萄美酒，但汉地开始大量酿制葡萄酒很可能始于元。回回人制作的高浓度烈酒“阿刺吉”（阿拉伯语的音译）以及蒸馏法制酒的技术也在这时传入中土。汉族从此学会酿制烈性白酒。蒙古人也依法把“马奶子酒”（即发酵而成的奶酒）再加蒸馏，提纯为无色的含酒精度较高的酒。回回医药在元代被汉族视为“西域奇术”、“海上奇方”，足见一般民众对其疗效的认可。《回回药方》一书搜集西域医方近600首。全书既然有汉文译本，则应当是一本具有实用价值的处方手册，而不会是束之高阁的点缀品而已。 　　古代人物画像图元代是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再度传入内地的时期。这个教派曾以“大秦景教”的名称活动于唐代长安和其他地区，后因唐政府的取缔而在内地消失。但在辽金两朝的西北边地民族中它一直拥有大批信徒。自13世纪初叶起，信奉聂思脱里教的西北诸部相继被蒙古灭亡，部民随蒙古军散居内地各处，聂思脱里信仰也就被他们带到所至之地。河西党项旧地和大同分别是聂思脱里教会派往中国的主教驻节之地。大都附近房山三盆山聂思脱里派教堂“十字寺”一直存留至今。镇江和扬州则是聂思脱里教在江南的重要基地。杭州也有聂思脱里派建立的教堂。聂思脱里派甚至在蒙古黄金家族中也争取到了皈依者。忽必烈时，东道诸王中势力最大的乃颜叛乱，他曾在战旗上描画十字架。天主教和希腊正教在元代中国都有少数信徒，但其影响与聂思脱里教相比，都要小得多。聂思脱里教的文献，到13世纪之末约有300多种，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聂思脱里教或基督教其他宗派的文献在元代被译为汉文，这表明它们当时并不被汉族所信仰，而是西北诸部落和少数蒙古人崇奉的宗教。 　　多元文化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程度自然不相同，对不同社会阶层、等级或集团的影响力也有很大差异。在统治上层，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影响的现象一般比较明显。元朝文、武官员的“公服”大袖、圆领，这是汉式制服的特点；但又“右衽”，就是衣襟开在右侧，这是蒙古袍服的特点。汉人官僚，尤其是深得蒙古贵族信任的蒙元前期的那些汉人官僚，大部分会讲流利的蒙古语。蒙古男子“髡头”，就是将头顶剃光，前额和脑门两侧留下“三塔头”，挽垂两髻于肩。有些人嫌“左右垂髻碍于回视”，乃“合辫为一，直拖垂衣背”。汉族中也有效法而髡头者。所以后来朱元璋要下令革除汉族在服制发型方面的“胡俗”。这类“胡俗”，主要应当流行在接近蒙古人的汉族或色目上层中。另一方面，蒙古、色目人在汉族社会多历年所。通汉语、识汉字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以至元代后期有人建议取消各级地方政府中设置的专职翻译人员。少数蒙古、色目人成为能用汉文、汉字进行创作的文学家、书法家和美术家。 　　元代的蒙古、色目官僚大多数居住在较大的城市里；镇守内地各战略要冲的蒙古、色目军队，集中驻扎在离城不太远的野地。政府分配给他们的免税土地，大都由汉族农民佃种；军人们到城里出卖他们多余的羊奶，买回各种日用品。此外散居内地的蒙古、色目人户，数目是很少的。集庆路（治今江苏南京）一路22万多民户中，只有14户蒙古人；镇江路民户10万，蒙古人29户。住在比较偏僻地区的汉族农民，一生中也可能很少碰到蒙古、色目人。甚至在松江这样发达的城镇，人们也并不经常看到蒙古妇女，所以对她们头上戴的圆筒型缀彩插花的“固姑冠”颇感新奇，乃至陶宗仪将“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固姑”的诗句摘入他的笔记小说。不过平民百姓如想在衙门里谋一个小官、小吏的职位，就必须事先学一点“吏学”，会读、会写各种格式的公文。这时他们便无法回避那种拗口难懂的“硬译”公牍文体和蒙文常识，由此感受到蒙古统治的特殊氛围。另外，像“田野中处处有之”的“回回豆”（即豌豆）、元后期“汗漫天下”的以蒸馏加工的“烧酒”，即使对元代底层民众，大概也不会太陌生。 　　根据漠北流行的“搜婚制”，古代蒙古人在父亲、兄弟死后，可以将生母以外的庶母、兄嫂或弟妇收为自己的妻子。这种习俗在元代也传入汉族社会。政府虽三令五申严加禁止，但依然有人照此行事。汉族家庭凡父母在世，依照《唐律》是不可以分家析产的。金代规定，入居中原的女真人许分，汉人不许分。到了元朝，不论蒙古人、汉人、南人，都可以分家了。从汉族社会内部关系的演变看，这一变化自有其内在推动力和既定轨迹，但它同时也确实体现了蒙古社会制度对汉文化传统的刺激和影响。 　　为什么在元代中国会形成如此壮观的多元文化各展姿彩的局面？ 　　首先，这与蒙古人“远涉山川”的征服活动有关。元对中国的统一，结束了此前500年间中国国内五六个民族的区域性政权并存割据、战乱频仍的时代。全国范围的和平环境和地区间交流为经济的增长和积累提供了最必要的条件，文化的创造和繁荣于是也才成为可能。元曲，元瓷，大江南北棋布星罗的繁华城镇，文人画，北至极圈、南到占城（今越南南部）的晷影实测，黄河河源的探测，《至元大一统志》地图的制作……这些不平凡的文化成就，都是凭借着大一统国家的雄厚资源取得的。 　　蒙古的统治并不限于今日中国的版图。四大汗国的疆域，在北方沿咸海、里海、黑海横跨整个欧亚大草原，西至伏尔加河流域，西南远至两河流域而接近小亚细亚。元代中国与位于几乎整个中亚和西亚的各邻邦，都成为同一“黄金家族”的各成员君临之下的国土。他们之间虽然也有过不睦与战争，但在大多数和平时期，其相互关系要比一般的宗藩关系远为密切。蒙古的驿站体系从中国的大都一直通达南俄草原和波斯各地。东西陆上交通的安全和便利都超越前代。当时人说，要到万里之外的地方去，就像跨出家门去访问邻里一样容易。从波斯湾东渡印度洋，经由东南亚诸国抵达中国东南沿海的远洋航行，亦因阿拉伯航海技术与中国的针路（水罗盘导航）、牵星（根据恒星高度测定船舶所在位置）技术的结合而更安全可靠。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在这样的情势下自然也就愈趋活跃。 　　如果我们把观察问题的视野再进一步扩大，就可以发现，从1250年到1350年的100年，正是整个旧大陆被庞大的商业网络联结为一个前现代世界体系的时期。这一体系共由七个地方性商业区域构成，即西欧，地中海东南岸地区，巴格达—波斯湾地区，意大利—埃及—红海地区，阿拉伯湾沿岸地区，印度洋沿岸地区，中国；它们又组成三大次世界体系，即欧洲（由西欧和地中海地区构成）、中东（由巴格达—波斯湾区、意大利—埃及—红海区和阿拉伯湾区构成）和远东（包括印度洋区和中国）等次级体系。在这个等级结构的世界体系中，元代中国同时维持着陆路与海路的对外沟通，这对于一个完整的前现代世界商业圈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提出上述“前现代世界体系”说的英国学者卢迦德说：“中国在13世纪世界体系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正是中国，把北方的陆上商路与即使不是更加重要那也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印度洋海上商路连结成为一体。当这两条商业交通路线同时充分地发挥效能，尤其是当中国处于统一之中因而能够作为‘毫无周折的交换中介’把它们联接起来时，世界商业的循环圈就得以完成了。确实，只有在13世纪和14世纪上半叶，亦即当上述循环圈保持着完整的时期，人们才能提到‘前现代世界体系’这样的概念。” 　　基于上述特定的时空背景，元代中国的统一有力地促进了整个旧大陆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走向。多元文化在这个“世界体系”的最东部分展示它五光十色的风采，其意义甚至已超越中国文化本身，而体现了旧大陆上人类“大历史”的脉动。 　　在血战中统一漠北“我们厮杀吧，胜者为汗！” 　　——拉施特：《史集·成吉思汗传》12世纪时候的草原各部与直到近代的情形相类似，12世纪时，在今天称为蒙古高原的自然地理区域里，可以看到四种主要的自然景观：草原、戈壁、沙漠和森林。草原面积占据高原总面积的约3／4。在高原南部和北部丰美的水草地带之间，是一片植被稀疏的砾石荒原，这里、那里的裸露着黑色的石头，蒙古人称它为“戈壁”。正是这片戈壁把草原分为两大部分，分别叫做漠南草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漠北草原（在今蒙古国），“漠”在这里指戈壁滩荒原而言。漠南和漠北都有一些沙漠地带。刮大风的时候，沙子遮云蔽日；沙丘此起彼伏，作波浪形的移动。漠南东缘是大兴安岭的山林；漠北的北部沿边有很多的桦树林。草原中还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沼泽。 　　蒙古兴起以前，这片草原早已养育过许多闻名世界的游牧民群体：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等。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瓦解，大批回鹘人向西、向南迁出漠北草原，使这里成为权力真空。于是，原先居住在大兴安岭山地中的室韦部落便一批接一批地向西迁入草原地区，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漠北民族地理的面貌。 　　古代风景画鉴赏自6世纪到9世纪中叶，突厥、回鹘先后称霸大漠南北，在这里游牧的主要是讲突厥语族各支语言的部落。历史记载最早提到迁入漠北腹地的室韦部落是在8世纪初。他们的语言与鲜卑、契丹等相类似，都很接近于后来的蒙古语，所以现代的历史语言学家把他们划归为原蒙古语族。突厥人把这些语言、文化、族属与自己有明显差异的新来者叫做“鞑靼”人。随着回鹘的衰亡，越来越多的室韦—鞑靼人成群结队地拥入草地，他们很快地适应了草原游牧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个过程一方面使室韦—鞑靼人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突厥化的变迁；另一方面，这个新来的文化一部族群体又像海绵吸水一样，逐渐把离散于草原上的突厥语族游牧民吸纳到自己的社会联合体中间。到12世纪，漠北高原基本上完成了蒙古化的历史过程。在它的东部和中部，分布着许多不相统属的突厥化蒙古部落；在西北和西部，则是正在越来越快地蒙古化的突厥部族。后来的蒙古民族共同体，就是以这些部落为主体形成的。在漠南游牧民中间，突厥文化仍占优势地位。 　　在叙述12世纪前的漠北历史时，虽然我们总是很难避免把“蒙古”一词当做泛指的共名来使用，但实际上当时的游牧诸部并没有这样一个共名。它们各有自己的专名，蒙古只是其中一个部落的专称而已。 　　狭义的蒙古部最早是室韦的一个分部，两《唐书》称之为“蒙兀室韦”。它的居地应当位于大兴安岭北端，今额尔古纳河下游的东侧。十三四世纪的蒙古人还依稀记得他们祖先的古老的原居地。据拉施特写成于1300年代的记载波斯蒙古人祖先历史的波斯文著作《史集》，古代蒙古部曾经生活在“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四周唯有群山和森林。……在这些山中间，有丰盛的草和良好的草原。这个地方名叫额儿古涅昆。‘昆’字意为‘山坡’。”这里的“额儿古涅”显然就是额尔古纳河，唐代汉语文献叫它“望建河”。 　　大约在10世纪初叶，蒙古部从额尔古纳河故地迁到斡难河（今译鄂嫩河。即与额尔古纳河一起注入黑龙江的石勒喀河上源）中上游、不儿罕山（今蒙古国肯特山）地区。这时候蒙古部的势力还很弱小，曾经因为争夺牧场被别部打败，被迫北迁，去投奔今贝加尔湖沿岸的姻亲部落兀良哈部落的札儿赤兀惕分支。在11世纪，蒙古部开始强盛起来，才重新恢复对不儿罕山及其周围地区的控制。 　　蒙古部的分支氏族约有三四十个。其中多数分支氏族中的贵族成员，都把世系追溯到西迁不儿罕山的蒙古部首领朵奔篾儿干（朵奔为人名，篾儿干意谓“善射手”）的妻子阿兰豁阿在她丈夫死后生育的三个儿子。《蒙古秘史》记载阿兰豁阿自己向怀疑她这三个儿子出身的人解释道：“您不知道，每夜有黄白色人，自（庐帐）天窗门额明处入来，将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里去时节，（他）随日月的光，恰似黄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造次说。这般看来，显是天的儿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后他每做帝王呵，那时才知道也者！” 　　这就是著名的阿兰豁阿“日光感孕”的故事。这三个儿子的后裔所统领的氏族分支，构成蒙古部里互不通婚的同族集团，称为“尼鲁温蒙古人”，即纯洁出身的蒙古人；另一类叫“迭列列斤蒙古人”，即一般的蒙古人。 　　在尼鲁温蒙古中间，势力最大的分支氏族曾长期是泰赤乌部，其首领曾受辽朝封授的官号。《史集》说：“泰赤乌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部落，一些尊贵君主的氏族出自这些部落。他们拥有无数的军队。从他们每个氏族中，都出过特殊的异密和领袖。……在每个时代，他们都从自己人中间推选出君主或汗，服从于他。”另一个较有势力的分支氏族是乞颜部。成吉思汗就是乞颜氏的贵族集团的成员。 　　除蒙古部以外，在当日大漠南北游牧的大部落集团还有塔塔儿、篾儿乞、克烈、乃蛮、汪古等。 　　塔塔儿部分布在捕鱼儿海子与阔连海子（今呼伦湖和贝尔湖）周围，即蒙古高原东部水草最丰美的呼伦贝尔草原地区。它们应当是较早迁入草地的室韦—鞑靼部落。突厥人把讲蒙古语的东邻统称为鞑靼，这个名称当来自塔塔儿。这说明它从前曾是草原上势力最大的室韦—鞑靼族游牧民。在“蒙古”业已成为高原游牧民共同体的统称以后，金朝和宋朝人甚至仍在沿用从突厥人嘴里听来的“鞑靼”一名作为对他们的统称，把蒙古人叫做“鞑靼”、“鞑子”或“鞑人”。 　　篾儿乞部在蒙古部兴起时游牧于薛良格河（今译色楞格河）中下游两岸以及今鄂尔浑河下游一带。拉施特说它“有一支人数众多、非常好战的强大军队”。 　　从11世纪至13世纪初，漠北势力最大、牧地最辽阔的部落集团是克烈部。它分布在漠北草原腹心地带，即土拉河、鄂尔浑河上游和杭海岭（今译杭爱山）地区，东至克鲁伦河南，南控大漠。克烈王国的统治中心位于回鹘汗国过去的都城哈剌巴剌哈孙的所在地。克烈人信仰基督教聂思脱里派。西欧基督教世界当时盛传东方有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君主“约翰长老”，可能就是有关克烈部首领的一种讹传。他们大概是最早西迁的那部分室韦—鞑靼部的后人，所以成为突厥化程度相当高的蒙古语族的游牧部。 　　在克烈以西，是另一种强大的游牧部落乃蛮部，自杭海岭以西，分布在阿勒泰山西麓，西北至也儿的石河（今译额尔齐斯河），南至准噶尔沙漠。乃蛮部后来被成吉思汗攻灭，部落离散，加速了其成员蒙古化的进程，但总的说来它恐怕是一个突厥部落。 　　大漠以南势力最大的是汪古部，驻牧于阴山地区。它们先后臣属于辽、金王朝，负责为金守御边墙。《史集》说，金王朝为“保卫自己的国家以防御蒙古、克烈、乃蛮以及附近地区的游牧人，筑了一道城墙。这道城墙在蒙古语中称为‘汪占’。……这城墙被托付给这个汪古部”。汪古部在辽代史料中称为“白达达”（达达即鞑靼），是突厥语族的部落。他们得名“汪古”，看来与其守御的边墙有关。这道边墙，是金建造的北边界壕，并不是长城。 　　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种基本类型，广义的“游牧经济”包括以下这些最重要的特征：游牧人以畜牧作为恒常的经济活动形式，终年以不用畜厩的自由放牧来维持畜群（晚上可能使用厩栏以保护牲口）；根据放牧经济的需要，在特定的放牧地段或这些地段之间进行周期性的迁徙；人口的全部或主要部分都参与移牧活动，生产的基本取向是维持游牧人的生计。纯粹游牧经济是存在于新石器时代以后直到前工业化社会的一种经济生产的方式。按照人类学家的概括，除内陆亚洲草原（包括蒙古草原、哈萨克草原和南俄草原）上“骑马民族”的游牧类型外，世界各地与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游牧类型还有：撒哈拉以南和东非地区以牛群放牧为主的游牧类型，撒哈拉和阿拉伯沙漠的骆驼游牧类型，西藏高原的高海拔牦牛游牧类型，西南亚洲（阿富汗）山地的绵羊和山羊游牧类型，以及北部欧亚大陆冻土带的驯鹿游牧类型等。 　　蒙古草原的古代游牧人所牧养的“五畜”是绵羊、马、山羊、牛、骆驼。绵羊一向是他们估价财产的价值尺度，它能吃的草类十分广泛，包括很多不适宜于马和其他大头匹食用的草类。在被雪覆盖15厘米的草场上，它们仍能吃到雪下的草。草原上的马就如同沙漠中的骆驼同样重要，所以它与绵羊一起被蒙古游牧民看成牲畜构成中最重要的品种。在水草较贫瘠的区域和山地，山羊多于绵羊。牛在古代蒙古游牧人中被用来作为牵引牲畜，用上百头牛来拖曳的安装着大帐篷的牛车，使进入草原的外地人都赞叹不已。骆驼似乎是在蒙古时期才对这里的游牧人变得重要起来的。在漠南干燥、沙砾的草场上，骆驼几乎成为与马同样重要的大头匹。 　　田园风景画鉴赏游牧人的生活节奏，几乎全部是按照保证让畜群吃到足够的草料、供给它们充分的水源并保护它们免受严寒伤害的必要性来规定的。由于草场的季节性变化十分明显，他们一般按照相当固定的线路有规则地循环移牧。每年春季草青，他们就从冬季的营盘起移，向最合适的夏季牧场（一般是在较北的高地）进发。夏季草原的植物生长旺盛，因此夏营盘的选择以水源作为最首要的考虑。在那里驻夏直到秋初，游牧民就要赶着肉肥膘厚的羊群再度动身，边牧边行，到向阳背风的冬营地（一般在较南的山谷中）驻冬。冬季有雪，水源较充足，所以冬营盘的选择以草料为首要考虑。入冬以前，体力不好、难以熬过严寒的牲畜都被宰杀。秋末和冬季也是游牧民组织集体狩猎的季节。这是对游牧生产很重要的经济补充，也是一种常规的准军事训练。入春后，新一轮的移牧重新开始。早春是对蒙古游牧民来说最危险的时节。牲口经过一冬消耗都已极度虚弱。乍寒乍暖的气温使融雪结冰，增加牲畜饮水吃草的困难。降温一次，就会有一大批虽已熬过冬天但仍过于虚弱的牲口倒毙。春季还是牲口瘟疫最易流行的季节。 　　古代蒙古游牧民的饮食结构集中在两种最基本的食品上：肉和奶，此外再加上非有不可的一点蔬食品。肉和奶的比例随季节变化，夏季奶制品较多，冬季则以肉为主。最普通的肉是绵羊肉，还有山羊肉和牛肉；马肉一般不吃。所有的雌性牲畜都产乳。他们也饮动物的血。牛马粪在树木很少的草原是主要燃料，游牧民的衣服和庐帐也取资于牲畜的皮毛。在农业经济中，人直接吃地里长出来的植物；在游牧经济中，则是由牲畜吃地里的植物，人再吃牲畜的肉和乳。消费的环节复杂了，消费本身却变得较为单调。所以游牧民更喜欢大红大绿的色彩，喜欢对着大自然放开喉咙唱歌，藉以调剂单调而有点寂寞的生活。 　　因为处于经常流动的状态下，游牧民当中很难形成农耕社会里那种地域性组织，联系游牧社会的纽带只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成吉思汗崛起前，古代蒙古的基本社会组织是氏族和氏族部落。在每一个氏族中间，真实的或者虚拟的血缘联系把许多个扩大的父家长大家庭结合在一起。氏族成员都承认，他们都是同出于若干世代前某一位始祖的后裔。但一般只有该氏族中的贵族家族各成员，才有可能清楚地追溯他们与那位始祖之间逐代传嗣的世系。氏族中的一般民众并没有这样的可以追溯的世谱。但贵族的世系谱却被看做是全体氏族成员身份认同的象征，于是每一个氏族里都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血缘纽带：一种是属于贵族家庭的可以逐代追溯的血统联系（虽然这种血统联系在很大程序上同样地带有虚拟的性质）；另一种是平民成员之间以及他们与贵族家庭之间普遍而湮远的血缘联系。他们世代属于同一氏族的事实本身就是他们之间存在血缘关系的证明。不同氏族的贵族家庭之间的同祖世系谱，又进一步将这些氏族结合为更大的氏族部落。 　　在12世纪，氏族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社会关系，早已演变成为血缘外壳掩护下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按照当时草原社会的观念，平民都被氏族贵族所“领有”，就像古代蒙古谚语所说，“人的身子有头呵好，衣裳有领呵好”。 　　除贵族和平民的身份区别以外，另一种社会分层是“使主”（蒙语作额毡，ejen，“主人”）和“奴婢”（蒙语作孛斡勒，bo’ol）间的身份区别。在民族冲突中，战败一方被俘获的人口经常被分配给战胜一方的贵族和平民，成为各人的“门户内奴婢”。“门户内奴婢”虽然可以组织家庭、与使主分家，拥有自己的个体经济，但不能摆脱与使主之间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仍需为使主家庭服各种劳役，并在使主需要时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使主家内作“门户内的奴婢”。这种世代承袭的奴婢在当时被称为使主的“老奴婢”（斡脱古孛斡勒），在他们与使主之间也会结成特殊的亲密关系。古代蒙古社会里“孛斡勒”的身份与经典意义的奴隶有很大差距。他们与使主的社会关系更接近于领主和家臣间的封建关系。 　　游牧民的父家长大家庭都有各自独立的个体经济，但同一氏族或其分支又一起在该氏族固定的牧地上放牧。氏族或氏族部落之间常常为牧地纠纷而引发武装冲突甚至战争。在游牧状态下的突袭式战斗中，主动进攻的一方总是很容易取得优势；而失败的一方也比较容易恢复势力，再采取主动的进攻行动以复仇雪耻。战争与和平成为十一二世纪漠北游牧社会里快节拍变奏曲的双旋律。蒙古文的诗歌这样描写那个扰攘不安的时代：“有星的天／旋转着／众百姓反了／不进自己的卧内／互相抢掠财物”。“有草皮的地／翻转着／全部百姓反了／不卧自己被儿里／互相攻打。” 　　以上所述，就是成吉思汗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漠北游牧社会的形势。蒙古部的兴起蒙古部的强盛，大约开始于成吉思汗的曾祖父合不勒时代的前后。合不勒是蒙古乞颜氏的始祖。他继自己的叔父、泰赤乌氏始祖之后，被推选为蒙古部的首领。他是蒙古部中称汗的第一人。合不勒汗死后，汗位曾在泰赤乌、乞颜两支之间轮转。 　　1162年，成吉思汗出生在斡难河畔的蒙古乞颜部营盘里。这时他的父亲也速该刚刚在一次胜利的战争中俘虏了一个塔塔儿部的首领铁木真，于是就按蒙古人给婴儿取名字的习惯方式把他叫做铁木真。铁木真9岁时，也速该带他到蒙古翁吉剌部去求亲。订亲以后，铁木真遵照当时风俗，留在岳父特薛禅家里。也速该在返回途中被世仇塔塔儿人毒死。 　　也速该之死为忌恨他的势力的泰赤乌部提供了一个反目的机会。他们夺走乞颜部的部众，撇下铁木真母子而去。也速该寡妻带领几个孩子和少数忠实部民，在不儿罕山过了好几年艰难的日子，元气稍有恢复。这一家“莫不似飞禽的雏儿般毛羽长了；走兽的羔儿般大了”？泰赤乌部对此十分警惕，带人来攻，抓走了铁木真。多亏泰赤乌部的属民琐儿罕失剌的暗中相助，铁木真得从泰赤乌部逃脱。 　　经过这次危难，铁木真开始通过两种手段加紧扩展自己的势力。一是寻找和吸引渴望冒险、成功的年轻战士，与他们建立用个人效忠的誓约来约束的首领—那可儿（“伴当”，即伙伴、战友）关系，逐渐形成属于他个人支配的中坚力量。二是凭依着父亲也速该与克烈部首领王汗互为安答（即契交）的关系，他带着妻子从前“上见公姑的礼物”即黑貂鼠袄子，去主动投附王汗。他的策略很快发生了效用。不久，他遭到篾儿乞部的袭击，被迫仓促撤退；他妻子找不到坐骑，也被篾儿乞人俘虏去。王汗闻讯，不但自己派军队来帮助他，还促成蒙古札答阑氏出兵相救。篾儿乞人在不兀刺川（今译布拉河，在蒙古国北部）的老营被捣袭，铁木真夺回了妻子；他的长子术赤就出生在这次动乱之后，所以他的血统一直被认为十分可疑。 　　对篾儿乞部的复仇之战成为铁木真一生事业的重大转折点。以强大的克烈部和札答阑氏蒙古作为后盾，再加上他日益展露的个人魅力，他身边很快聚集起一批以渴望战功和崇拜英雄的那可儿为核心的私属部众，以及带着多少不等的部落民来与他结盟的乞颜部旧贵族。1180年代末，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乞颜氏的首领。自也速该死后被泰赤乌人拆散，乞颜部经过近20年波折，终于在铁木真手里重新团聚在怯绿连河上游，形成漠北一支独立政治势力。 　　乞颜部的复兴引起泰赤乌氏和札木合的强烈敌意，他们联合起兵3万偷袭铁木真。铁木真获悉后整顿军马迎战。于是在怯绿连河上游某个沼泽地区发生了著名的“十三翼之战”。这场会战的得名，是因为双方兵马都组成十三个圈子。《史集》说，“在古时候，当某部落屯驻在某地时，就围成一个圈子。部落首领处于像中心点那样的圈子中央。这就称做古列延。……当敌军临近时，他们也按这种形式布阵。”交战结果很可能是铁木真处于劣势，他被迫后撤。他的第十三翼主力是从泰赤乌氏投奔他的赤那思部，在被札木合围捕后遭到严厉报复，札木合下令“将赤那思地面有的大王每。教七十锅都煮了”。 　　1196年，金朝出兵进攻塔塔儿部。塔塔儿在怯绿连河被金军打败，逆斡里札河（今译乌勒吉河，在蒙古国东北）奔命。铁木真获得塔塔儿部在金军追逼下“带着头口、茶饭”西向退却的消息，立即遣人报告王汗说：“他（指塔塔儿）正是废了我父祖的仇家。父亲可以助我夹攻。”王汗遂亲自领兵与铁木真会合，顺斡里札河东进，与金军夹攻倾巢出逃的塔塔儿人。经此一战，铁木真不仅给予他东面的劲敌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因为主动配合金军作战被授以“札兀惕忽里”（即“幺军统领”，幺军是辽、金王朝在边疆地区组织的部族军队）的官职。金王朝在漠北部落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接受金朝的官职，有效地加强了铁木真号令诸部的政治权威。接着他就趁征讨塔塔儿新胜之势，回过头来引兵擒拿乞颜部内最桀傲不驯的长支贵族主儿乞氏。铁木真当众谴责他的阶下之囚背弃从前的盟誓，问他们：“你在前与我说甚么来？”两人说：“俺自说的言语不曾依。”遂伸颈就戮。主儿乞氏部众是当年合不勒汗从属民中专门挑选出来授与长子的“有胆量、有气力、刚勇能射弓的”百姓。这支“无人能敌”的游牧军队从此变成铁木真的“梯己百姓”。 　　随着乞颜部日渐兵强马壮和铁木真政治声望的不断提高，与泰赤乌氏一决雌雄的时机终于成熟了。1200年，铁木真与王汗会合，出攻泰赤乌部。双方在斡难河畔交锋。泰赤乌北退月良兀秃剌思之野（在今俄罗斯赤塔南鄂良古依河流域）。铁木真追至其地，再战。泰赤乌部众溃散，其首领西遁。 　　塔塔儿和泰赤乌相继溃败，使驻牧于呼伦贝尔地区的蒙古各部直接感受到乞颜部的威胁，于是居于草原东方的这些部落与塔塔儿残部会盟阿雷泉（在今海拉尔河下游），谋袭铁木真。铁木真闻讯，与王汗东进至捕鱼儿海子，将其击败。翌年，诸部又与塔塔儿、泰赤乌等被打散的贵族一起，在犍河（额尔古纳河支流，今译根河）边聚会，共推札木合为“古儿罕”（意即普上的汗），联合对抗铁木真与王汗的联盟。尽管他们口头上指天发誓，营造出一种“举足蹋岸，挥刀斫林”的壮烈气氛，实际上却是一班心中各怀私计的苟合之众。札木合率领着拼凑的兵马才动身，他的阵营里就有人设法给铁木真报信。铁木真遂领军相逆，在海剌儿河（今译海拉尔河）畔击溃札木合所部。乞颜氏的姻亲部落蒙古翁吉刺氏（迭列列斤蒙古）投降铁木真。 　　1202年秋天，早先被铁木真击溃的篾儿乞首领邀约草原西部大国乃蛮部的不亦鲁汗进击铁木真和王汗。前一年在海剌儿河之役战败后作鸟兽散的东方各部也卷土重来。这时铁木真和王汗正在呼伦贝尔草原之南、大兴安岭西麓休整人马，于是隐蔽辎重，在靠近金边墙处倚险据守，以逸待劳。乃蛮、札木合联军追踪而来，双方对峙于一个名叫阙奕坛的地方（阙奕坛系蒙语，意即“冷”。该地应在今哈拉哈河上源地区）。史称札木合令部下用巫术招唤风雪，“不意风雨逆回，天地晦暗”，反而朝自己的方向刮来。乃蛮方面军心大乱，以为“天不护韦占，所以如此”，乃溃散而去。东、西部草原联合对抗蒙古乞颜氏与克烈部联盟的战线，不经一击便顷刻瓦解。 　　自从铁木真曲意攀结王汗以后，一直称后者“汗父”。随着他的实力越来越强，王汗开始对这个“自的孩儿”暗怀疑惧。做过几天“古儿汗”的札木合，现在也去投靠王汗并竭力拉拢王汗的亲子桑昆，企图离间克烈和蒙古乞颜部的关系，从中渔利。受札木合唆使后力主与铁木真决裂的桑昆对父亲说：“你如今见存，他俺行不当数（意即他就不拿我作数）。汗父你教白的呛着、黑的噎着呵（意即若父亲你一日故去），将俺祖父辛苦着收集的百姓，如何肯教我管？”1202年春，优柔寡断的王汗在半信半疑间，勉强同意借议亲诱铁木真赴宴，把他捉获。谋泄，不得已先发制人，往攻铁木真。 　　铁木真来不及作充分的战争动员，被迫仓促应战。双方交锋于合兰真沙陀（当即今内蒙东乌珠穆沁旗北境的“额里彦沙陀”）。铁木真以劣势苦战不支，队伍溃败，结果只带了19人逃窜，退至哈勒哈河（今译哈拉哈河），检点陆续会集的残部，也只有4600骑。跟着铁木真落荒奔命的一群人，在班朱泥河（班朱泥意为沼泽）边饮浑水止渴。“同饮班朱泥水”成为铁木真艰难创业的一段最有代表性的故事。 　　合兰真沙陀之战并没有真正摧毁铁木真的实力。但反复无常的札木合自以为已经得逞，于是又挑起王汗阵营的内讧，想夺取王汗的部众。事情败露后，札木合被迫投奔乃蛮。至秋，铁木真经过休整，带重兵日夜兼行，偷袭王汗。他成功地将王汗的大营秘密包围起来，然后发动进攻。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克烈部被铁木真全部征服。逃入乃蛮边境的王汗，被乃蛮边将杀死。被俘虏的全部克烈百姓，都在铁木真的部众中被“各各分了”。 　　古代风景画鉴赏战胜王汗使铁木真成为中部和东部草原最强盛的游牧领袖。但从辽代以来久盛不衰的乃蛮人却不把他放在眼里。乃蛮国王塔阳汗说：“这东边有些达达……看来他敢要做皇帝么道。天上只有一个日月，地上如何有两个主人？如今咱去将那达达取了！”为了“要将他每的弓箭夺来”，1204年初春，塔阳汗亲自领兵东趋。札木合纠合的泰赤乌等残部也余勇再贾，参加征讨。 　　正在帖麦该平川（今在大兴安岭中）围猎的铁木真，就围猎处与部属商量。众人多说马瘦，不主张迎战。斡赤斤（铁木真幼弟）说：“您如何推辞马瘦？我的马却肥！既听了这等说，如何坐得住？”别勒古台（铁木真异母弟）接着说：“若生时被人将弓箭夺了呵，济甚事！男子死呵，与弓箭一处岂不好？如今乃蛮恃其国大民众，敢发大言。我可趁此夺他弓箭又何难？”铁木真遂回到哈剌哈河边点视人马，按十户、百户、千户的十进位制统一组编人马，成立由1000多亲信勇士组成的亲卫军。然后率领新整编的军队溯怯绿连河而上，在萨里平川（今在克鲁伦河和土拉河二水上游之间）布设疑兵。至夜，令人各烧火五处。乃蛮前哨报告塔阳汗说：“达达军马塞满了萨里平川的地面。”塔阳汗斗志已经动摇，很想领兵回撤，诱敌深入，促其马瘦人乏，再找机会与之决战。但他的儿子却轻蔑地讥评道：“那妇人塔阳又是怕了！”塔阳汗被儿子激怒，于是决意东渡斡儿浑河驻营。札木合眼看恶战已经难以避免，又一次临阵脱逃。乃蛮军法衰弛，交锋一天后就军心瓦解，纷纷乘夜弃营出逃。到第二天，铁木真就完全击败乃蛮人。塔阳汗死于重伤。铁木真乘胜进至阿勒泰山地区。将塔阳汗属众尽行收捕。塔阳汗的母后曾骂蒙古人是“歹气息，衣服黑暗”。铁木真现在得意地问她：“你说达达歹气息。你却如何来？”于是将她纳为诸妻。札木合虽然又一次遁脱，但追随他的大部分东部草原氏族贵族，其中许多人与铁木真同属蒙古部，“全都在这次战争后屈服了，俯伏在铁木真脚下”。大蒙古国的建立乃蛮塔阳汗部败亡后，铁木真可以说已经处于漠北无对手的地位，剩下的不过是草原周边一些较弱小的部落，以及少数不止一次被他打败，但仍多少有一点部众，所以还在负隅顽抗的破落贵族。铁木真用两年多时间最终平定了蒙古草原残存的对立势力。 　　札木合的被擒，事在1205年。他是被他的五个伴当（随从伙伴）出卖，缚送到铁木真处去的。铁木真似乎对这个早年的安答仍怀有念旧之情，倒是札木合在最后的时刻表现出旧式英雄的气概。他对铁木真说：“咱年小做安答时，不可消化的饮食曾共吃，不可忘的言语曾共说。因为将咱离间，所以分离了。想起在前说的言语，自羞面不敢与安答相见。如今安答欲教我做伴。当做伴时不得做得伴：如今你将众百姓收了，大位子定了，无可做伴。你若不杀我呵，似衣领上虱、底衿（指垫褥）内刺一般，反使安答日间心不安、夜间睡不稳。你母聪明，你又俊杰，弟每有技能，伴当每豪强，又有73匹骟马。我自小亡了父母，又无兄弟，妻好说长话，伴当不中倚仗。为这般所以有天命的安答胜了。如今恩赐教快死呵，安答得心安。倘又教不出血死呵，我死后于你子孙行，永远护助也者！” 　　于是铁木真下令，用“不出血死”的行刑方法，处死札木合。那就是把受刑人的身体整个地用毡毯裹实，让马匹或者人力践踏，直到毯子里的人完全死去。这是古代蒙古人处死贵族时常用的方法。当时他们还禁止用割喉管放血的办法宰羊，而是先剖开羊的胸膛，把手伸进去紧压住羊的心脏，使羊血凝结在羊肉里。可能他们认为这样做会有利于被宰杀的对象死后重生，所以蒙古贵族都宁可忍耐受刑时的剧烈痛苦，“教不出血死”。 　　1206年丙寅，古代蒙古人按十二生肖纪年法称作“巴儿思只勒”即“虎儿年”，铁木真在斡难河头的祖先旧营地树起有九根牦牛尾装饰的幡帜，召集大聚会（蒙语quriltai，汉语译音为忽里台；今蒙古国批准立法和组织、监督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称为大“呼拉尔”，即源于此词），正式举行登上“大汗”宝座的仪式。 　　古代蒙古人信奉一种万物有灵论的原始巫教。他们崇拜的万事万物最高主宰是“长生天”（即永恒的天），同时也崇拜日月、山川、土地的神灵，崇拜火。能在活着的人与长生天、天上和冥间万神以及死去的祖先之间保持联系的巫师，当时称为“孛额”，在西方使用突厥语的蒙古人中也按突厥人的叫法称他们为“甘”（突厥语kam的音译）。孛额“骑白马，着白衣，坐在众人上面”，是草原上到处受人敬重的角色。当孛额与上天、各种自然神灵或死去的人们沟通的时候，经常会发生全身的痉挛、颤抖和狂乱的动作。人们通过他们向上天祈求保护，消除各种灾祸，增进幸福。因此传说中法力无边的男、女巫师本身也成了蒙古人崇拜的对象。他们用毛毡、丝绸制作成模拟他们的小偶像，放在帐幕里作为家庭的保护神。现在一般都把这种原始巫教叫做“萨满教”。其实“萨满”最初是女真—满洲人给予同类巫师的名称，13至14世纪的蒙古语中并没有使用这个词汇。 　　铁木真想称霸草原，当然需要神权的支持。尼伦蒙古部的巴邻氏贵族世代有孛额的身份，所以在铁木真的部众中有很高的地位。铁木真又选择迭列列斤蒙古部晃忽坛氏的蒙力克作自己的继父。蒙力克的诸子中有一人名阔阔出，也是一个有名的孛额，有“帖卜腾格里”的名号，意思是“真正天上的”。人们相信他经常在隆冬时裸坐在斡难—怯绿连最寒冷一处地方的冰上，用体温融化凝冰，然后乘升腾的蒸气，骑着白马上天去。阔阔出不断地向铁木真传达长生天的意志说：“神命你为普世的君主！”又说：“天神跟我谈过话。他说，‘我已把整个地面赐给铁木真及其子孙，命他为成吉思汗’。” 　　如今，按照长生天的意志作“普世的君主”的时机终于成熟了。就在1206年的大聚会上，铁木真称“成吉思汗”，登上了统治全体草原游牧民的“大位”。“成吉思”的字义，有人说是“伟大”的意思，有的说是来自他即位前五色吉祥鸟鸣叫的声音“青吉斯”，有人说是蒙语“坚强”、“有力”的意思。现代的学者则倾向于认为它是突厥语tengiz（译言“海洋”）一词的变音，是“海内的”（亦即普天下的）之意。 　　 　　第三章 　　 　　历史文献没有记载铁木真称汗那一次大聚会的详细情景，而他的孙子贵由汗的即位仪式，却被当时正在漠北访问的教皇使节、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普兰诺·迦尔毕尼很具体地记录在他取名为《蒙古史》的著名游记里。让我们借用迦尔毕尼的游记，去体会一下推选大汗的忽里台上庄重、粗犷而热烈的气氛吧。 　　推选大汗的会议场所，是一座足可容纳2000多人的白色毛毡的大帐幕。帐幕四周树起木栅，上面画满了各式各样的图案。所有的首领都集合在那里，骑着马在各处走来走去，身后跟着全副武装的随从。这些人都驻扎在帐幕周围的小山和平地上，排成一个圆圈。在同一天里，所有的人都穿同一颜色的彩袍，第二天又一律换成另一种颜色，如是者凡三四日。帐幕周围的木栅有两个大门。一个门只有大汗才能进入。虽然开着门，却没有卫兵看守；因为当时大汗尚未产生，所以没有人从这个门出入。所有其他的人都从另一个由手执弓箭和刀剑的卫兵看守的门进出。当人们进帐的时候，他们的坐骑都停在距帐幕大约二箭射程之处。木栅外面很远的地方，守候着从各邻国来的王公、使节、商人和各地的长官，为他们预备了饮料。到中午前后，帐幕里的人开始喝马奶，一直喝到傍晚。他们喝得如此之多，看了令人吃惊。公推大汗的会议就这样持续了几星期。 　　然后大家都来到正式举行即位典礼的地方。它位于群山之间一条河附近的一片美丽的平原之上。那里已经树立起另一座帐幕，他们称为“金斡耳朵”（蒙语ordo译言帐幕）。帐幕的柱子贴以金箔，帐柱与其他木梁连结处则施以金钉；帐幕里面，穹顶和四壁都覆以织锦。大汗即位那一天，人们都在帐幕之外朝南站立，一列一列队伍之间相隔一掷石之远。他们集体诵读祷词，一边朝前走去，再向南跪拜。这样跪拜了很长时间，他们才回到帐幕里。贵由在宗亲中的年长者扶持下登上宝座。首领们在他面前跪下；所有在场的民众也在首领们后面跪下。然后他们开始喝起马奶来，并按风俗一直不停地喝到傍晚。这时候用车子运来了没有放盐煮的熟肉，每四五人分给一大块。大帐内的人除了分肉以外，还发给放了盐的肉汤作调味。他们就这样宴会了好多天。 　　成吉思汗建立的国家，叫“也客忙豁勒兀鲁思”，即大蒙古国。大蒙古国的制度，最重要的有分封制、千户百户制、怯薛制、大断事官制，此外蒙古文字的创制也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草原上原先分别属于这支或那支氏族贵族的游牧部众，现在连同旧日的贵族一起，全都成为成吉思汗一家的领属民。“蒙古乞颜氏”中间这一支贵族的胜利，一方面把“蒙古”的名称变作被他们征服的漠北游牧民共同体的共称，另一方面则使乞颜氏几乎完全丧失了作为一种高贵的社会身份的认同功能。而今只有成吉思汗及其兄弟的直系子女们才能有“可兀迭”（“大王每”）的身份。“黄金家族”凌驾于其他所有蒙古人之上，包括与他们同属于尼伦蒙古的贵族宗亲们在内，并且像划分家产一样地将后者在本家族成员中分配。每人分得的部分，称为他的“忽必”（“分子”）。草场牧地好像是游牧人口的天然附着物。分配游牧人口同时意味着分配附着于游牧人口的草地资源。草地也构成“忽必”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分民分地的分封制。成吉思汗建国后不久，就在诸弟、诸子中间实施分封制。各人的封地后来不断有所调整。在他的晚年，东、西道诸王的牧地分布已大体定局。 　　作为忽必分授给黄金家族成员的游牧人口，事先已按十户、百户、千户的编制组织起来了。出征乃蛮前，铁木真就整编过一次部众，当时大概划分了65个千户。1206年该编制扩大到95千户。成吉思汗死时，草原上的“基本千户”共有129个。千户的组编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对主动投附的氏族或氏族分支，基本上不再拆散，即按其原有划分改编为若干千户或百户。漠南汪古部，因此被改编为五个千户。二是将已离散的各部落人众合并混编。三是命令出自某部的功臣将原已分散的部落成员重新收聚，编为千户。 　　自匈奴以来，漠北游牧社会用十进位制组织军队，在蒙古之前早已有1000多年断断续续的历史。但直到大蒙古国的建立，千户百户制始终是游牧人以原有的氏族部落为单位调集和编制军队的形式，它与氏族、部落组织并存，而且相对于后者处于补充和附属的地位。成吉思汗却用千户百户制取代原先的氏族、部落组织。尽管还有相当多数旧日的氏族贵族担任着千户长、百户长等角色，但他们与其部众之间再也没有领属与被领属的关系，而变成了替黄金家族管理领属民的“官人”（蒙语作“那颜”），连自身也成为黄金家族的领属民。领属权的转移像釜底抽薪一样破坏了旧日氏族的血缘联系的外壳。一个半世纪之后，成吉思汗的千户百户组织不再存在于蒙古高原，但明代蒙古社会里的“部族”组织，与13世纪之前以血缘为外壳的旧氏族组织相比，已发生了性质上的根本变化。 　　1206年，成吉思汗把征乃蛮前组建的小规模亲卫军扩大到1万人，形成一支庞大的直属于大汗的中央常备军。因为它们分成四班，每班执勤三天，轮番护卫大汗，所以被称为“怯薛”，就是“番值”的意思。怯薛成员来源于千户长、百户长和较富裕的“白身人”（即平民）的子弟。在游牧条件下，一支万人常备军有力地强化了大汗的政治权威，而怯薛的质子军性质也有利于大汗与统治精英层始终保持一种特殊的个人联系。怯薛还是大蒙古国军事、行政官僚的预备学校和人力资源库。整个蒙元时期，中央高级官僚绝大多数是从“大根脚”的怯薛出身的。 　　怯薛制带有明显的家臣制度的特点，集执役于内庭和治理国事于一体。在大汗帐幕中值夜时，怯薛“杂妃嫔候侍，休寝榻下”。有一次，大汗中夜有需，招呼在脚后假寐的值夜卫士。这个怯薛因为太劳累，没有及时醒来，大汗遂命睡在一旁的妃子用脚把他踢醒。这个例子虽然不是发生在成吉思汗时代，却生动地反映出大汗与怯薛之间亲密的个人关系。怯薛成员夜人宿值、朝出治事的体例在元代始终维持不坠。 　　古代风景画鉴赏成吉思汗建国后任命的第一个大断事官（札鲁忽赤），是婴儿时被他从塔塔儿营盘拣来收养的失吉忽秃忽。当时成吉思汗对他说：“如今初定了普百姓。你与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语，任谁不许违了。如有盗贼诈伪的事，你惩戒着。可杀的杀，可罚的罚。百姓每分家财的事，你科断着。凡断了的事，写在青册上，以后不许诸人更改。”怯薛的头目们在白天与失吉忽秃忽“一同断事”。札鲁忽赤制后来演变为大蒙古国中央行政制度的主要部分。 　　命失吉忽秃忽掌管户口青册，似乎说明这时已经有了蒙古文字。蒙古文字的创制，与畏兀儿人有密切的关系。所谓蒙古文字，实际上就是采用畏兀儿字母来拼写的蒙古语，由是形成畏兀儿字蒙文。忽必烈朝又命八思巴据藏文字母创制八思巴字母，用以拼写各种语言。此后畏兀儿字蒙文和八思巴字蒙文并行于世。16世纪以后，伊斯兰化的畏兀儿人放弃传统字母，改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本族语言。而在蒙古人中间，原先从畏兀儿人那里借用的字母仍沿用不衰，于是人们就把它称作“蒙古字母”了。 　　建国后不久，成吉思汗与孛额阔阔出之间渐生敌意。阔阔出拥有传达“长生天的圣旨”的特权，逐步构成对汗权的威胁与侵犯。在他那里，聚集了“九等语言的人……多如成吉思汗处聚的人”，连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的百姓也跑去投靠他。斡赤斤派人去索回自己的部众，却被阔阔出打了一顿。斡赤斤亲自前去说理，结果受到阔阔出兄弟的围攻，被罚跪在帐后。 　　次日清晨，成吉思汗的妻子，在床上听说此事后。“欠身用被遮了胸，垂着泪说：‘他是如何的晃豁坛？在前将合撒儿（成吉思汗弟）打了，如今又要斡赤斤跪，是何道理？你今健在，他尚将你桧柏般长成的弟每残害。久后你老了，如乱麻群鸟般的百姓，如何肯服你小的、歹的儿子每管？’说罢哭了。”受到这件事的刺激，成吉思汗决定召见阔阔出兄弟，指示斡赤斤设法处置阔阔出。 　　“于是斡赤斤起身去，准备了三个力士。少顷，蒙力克领着七子来。帖卜腾格理（即阔阔出）至酒局（大帐内盛酒的坛子）西边。才坐，斡赤斤将衣领揪住，说：‘你昨日教我服罪，我如今与你比试。’斡赤斤揪向外去中间，帖卜腾格理帽落于火盆边。其父拾起嗅了，置于怀中。成吉思汗说：‘您出去斗气力。’揪着出时，门限外原准备的三个力士，迎着拿了，将他脊骨折断，弃于左边车稍头。……自帖卜腾格理死后，蒙力克父子每的气势遂消减了。”大蒙古国的三次西征“天！我们活在残暴的年代，倘若我们在梦中看见他们，我们要给吓坏。 　　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死者倒值得释怀。”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 　　“长生天之鞭” 　　1210年，亚洲东西方同时出现两个急速扩张的世界强国。东面是大蒙古国。这时候，它已在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外用重兵胁迫夏政权由联金抗蒙转为依附蒙古攻金，继而逼金从中都（今北京市）迁都河南，夺得中原大部。大体同时，它在西线先后扫荡吉利吉思，不战而收复畏兀儿、哈剌鲁（时驻牧于今巴尔喀什湖东南的伊犁河、楚河等地区），稍后又击杀篡夺了西辽政权（都城为虎思斡儿朵，在今吹河畔）的乃蛮王子屈出律，拓地至锡尔河以北不远的地带。 　　蒙古国之西，花刺子模恰恰也是在这个时期达到它的全盛阶段。当时的花剌子模沙摩诃末（沙即王的意思）是塞尔柱突厥人的奴隶后裔，他的家族受塞尔柱王朝的支持，以突厥人承袭古老的花刺子模沙的统治地位已历数世。12世纪上半叶，这个家族乘塞尔柱朝的衰落，以阿姆河下游古花刺子模故地（都城离阿姆河下游注入咸海处不远）为基础，不失时机地扩张地盘。它先后从塞尔柱朝手中夺得西呼罗珊和伊拉克阿只迷（即今扎格罗斯山以北的伊朗西部地区）。从古儿王朝（都城在今阿富汗伽兹尼）手里夺得巴里黑（在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西）、也里（今译赫拉特，在今阿富汗西北部），并最终消灭古儿朝，从西辽手中夺得锡尔河北的讹答剌（在今哈萨克斯坦齐穆耳）、讹迹邗（今吉尔吉斯坦乌支根）等重镇，又讨灭河中的撒马尔干汗而据其地，并以撒马尔干为新都。在短短的1／4世纪之中，花刺子模膨胀成为囊括了自阿拉伯的阿拔斯哈里发王朝以东直至锡尔河之地的一个霸权主义的大国。摩诃末自称算端（今译苏丹），因得不到哈里发的承认，竟引兵西攻报达（今译巴格达，哈里发王朝首都）。虽然兵败而归，但仅稍挫其锐气而已。 　　两大强国都正处于全面拓地的亢进状态，而今在锡尔河一线正面遭遇。一场恶战势必不可避免了！ 　　当日中亚的回回商人，从事于草地与西域城邦间的东西贸易早已是轻车熟路了。在遣贩来自花刺子模的三个富商的商队时，成吉思汗派出一个使团随行。使团成员都是已经服务于蒙古的西域人；首领之一花剌子模人马哈木，后来以牙剌瓦赤（突厥语，意即“使者”）著名，他和他的儿子日后都成为帮蒙古人治理西域和中原的亲信大臣。1218年初，使团在花剌子模新都撒马尔干晋见摩诃末。成吉思汗一方面通过使团表达了互通贸易、和睦相处的愿望；另一方面又称摩诃末为“爱子”。正像他本人从前称王汗为“汗父”，现在把畏兀儿统治者变成自己的“第五子”一样，父子关系的比拟意味着成吉思汗把“天下”全都视作自己臣属之地的政治观念。这未免使同样沉浸在做世界霸主的狂热之中的摩诃末感到不快。他曾在夜里单独召见原籍花剌子模的马哈木，向他打探蒙古虚实。马哈木只以媚语相奉承，更增强了摩诃末自大轻敌的心理。 　　大约与派遣使团同时，成吉思汗在蒙古贵族中筹集资金，组成450人的回回商队，委托他们去花剌子模贸易。这支用500头骆驼驮运货物的庞大商队要迟于使团抵达花剌子模。边境城市讹答刺的花刺子模守将觊觎这笔巨大的财富，于是向摩诃末诬告商队从事间谍活动，谎称蒙古人对当地居民肆行骚扰，并已引起普遍恐怖。摩诃末遂漫不经心地下令处死商队成员，没收全部货物。成吉思汗接着派去问罪的使臣又遭到这位不可一世的“算端”的屠戮和侮辱。 　　“取了天下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本来就是黄金家族心目中天经地义的信条，或者和平收附，或者用武力夺取。摩诃末轻起战衅，终于促成成吉思汗发动大规模的“西征”。 　　1219年秋，蒙古大军由成吉思汗亲自统帅，从驻夏的也儿的石河（今译额尔齐斯河）向西进发。西征蒙古军的兵力，大约有十多万。 　　当日花刺子模幅员辽阔，总兵力达40多万，主力由土库曼人（指波斯化程度很高的突厥人）和康里人（游牧在咸海以北的突厥语部落）构成。摩诃末的母后出身康里氏，她培植和纠结起来的康里军事贵族集团与摩诃末之间有很多摩擦。摩诃末拓地虽广，却来不及充分消化短期内军事征服的成果；国内伊斯兰教宗派繁多，互相仇视。花剌子模王朝的政治统治，并没有赢得太稳固的民心作为后盾与基础。但摩诃末本人却昧于形势，采取分兵拒守河中各城池的下策。人力上的优势既被他自己瓦解，指望各地居民出力死战的算盘落空，摩诃末的失败差不多已经注定。 　　蒙古军在花剌子模境内分为四支行动。其中三支分别往攻锡尔河上、下游北岸的军事要地，成吉思汗本人和幼子拖雷则领军择便利处径渡锡尔河，穿越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沙漠地区，进围不花刺城。经略锡尔河北岸的诸军大都遭到顽强的抵抗。讹答刺拒守五月，方被窝阔台和察合台完全攻破。忽毡（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守军的卫城之战也异常激烈，以至其统帅骄傲地声称，他的勇敢“有群星为证”。除大汗一支以外的其他三路军事行动，在1220年春夏之中相继完成第一阶段的军事部署。 　　不花剌是东部穆斯林世界最繁荣的学术中心。1220年初春，成吉思汗兵临不花剌。他的“人马一支接一支抵达，就像大海起伏，绕城扎营”。围城刚刚开始，不花剌城内的部分守军和大半数居民就趁夜离城逃命。这批花刺子模军队大概想从阿姆河渡河南奔，但遭到蒙古军尾随追击，几乎全军覆没。第二天清晨，不花刺开城门迎降（内堡仍有花剌子模军固守）。耳闻这一系列同时代事件的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在他的名著中用强作平淡的语调这样描写成吉思汗进入不花刺的情状：“他纵马入礼拜五清真寺……其子拖雷下马登上祭坛。成吉思汗问那些在场者，这是否算端的宫殿？他们回答说，这是真主的邸宅。于是，他也下马，踏上祭坛的两三级，喊道：‘乡下没有刍秣，把我们的马喂饱！’于是他们打开城内的所有粮仓，动手搬出谷物。他们又把装古兰经的箱子抬到清真寺院子里，把古兰经左右乱扔，拿箱子当马槽用。然后，他们传杯递盏，召城内的歌姬来给他们歌舞，蒙古人放声用他们的调子歌唱。……古兰经的书页在他们自己的足下和马蹄下被踩成烂泥。” 　　全体居民都被驱赶到城外举行祈祷的空地上。“他（指成吉思汗）开始讲话。话中谈到算端的背信弃义。然后他对他们（指不花剌百姓）说出如下一番话：‘人们啊，须知你们犯了大罪，而且是你们当中的大人物犯下了这些罪行。如果你们问我：我说这话有何证明？那我说：这因我就是上天之罚的缘故。你们如不曾犯下大罪，上天就不会把我作为惩罚施降给你们。’……尽管没有让他们丢脸出丑，蒙古人却从这些人身上勒索金钱。……每天，当太阳升起时，卫士要把一群名绅带到世界皇帝的朝见殿。” 　　成吉思汗自称的“上天之罚”，志费尼书中的原文是“安拉的惩罚”；译成欧洲文字时，它变成“上帝之鞭”。实际上成吉思汗这句话的原意，只可能是指他代表了“长生天的惩罚”。 　　不花剌城区被成吉思汗下令焚毁。除了砖墙结构的大清真寺和几座宫殿，市内房舍都化为灰烬。接着，蒙古军驱迫不花刺人一起去进攻内堡。这是他们惯用的行动方式，即征用作战当地的人力从事运输、造作等辅助性的准军事活动，在攻坚时又把他们用作蒙古军人的肉体盾牌。内堡的康里守军一直抵抗到该堡被完全攻陷，成年男子被屠三万多人，家属和幼小子女全数沦为奴婢。接着，成吉思汗领军，带着从不花剌居民中强行征发的从征队伍，往攻撒马尔干。 　　作为花刺子模的新都，撒马尔干的防御工事被当时人认为起码能经受几年的进攻。摩诃末在这里屯聚了五六万的守军。但他本人怯于和蒙古人交锋，这时已退至阿姆河以南。成吉思汗与攻克讹答刺后西驰的窝阔台、察合台会师于此。他用了两天时间观察地形，选择攻击的突破口。布阵围攻从抵达后第三天开始。经过两个白天的激烈交战，城中民心已经涣散，遂于第三日献出城区与外堡。蒙古人在拆毁内堡以外的全部城防工事之后，集中兵力猛攻内堡，当天克陷之。三万突厥和康里士兵被赶到城外，按十人、百人分组后分配给蒙古军人看管。至夜，他们遭到集体屠杀，“为死亡的火焰所焚化”。河中的两座绿洲名城，就这样成为“市井半丘坟”的废墟。 　　在撒马尔干城下之前，成吉思汗获悉摩诃末已渡阿姆河南逃。因此他抽调精锐，命哲别和速不台率领偏师远指，去追击摩诃末，务必得之而后已。 　　经过1220年夏季的休整，蒙古主力在入秋后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窝阔台、察合台军奉命沿阿姆河西北行，与术赤会师于玉龙杰赤城下，去攻克这个花剌子模的旧都。成吉思汗与拖雷则由河中西进，逾阿姆河扫荡呼罗珊地区。 　　成吉思汗三个儿子率领的军队。在玉龙杰赤城下围攻数月不能得手。术赤和察合台互相不服调遣，纠纷日深，只好“差人来说：‘如今俺三人内听谁调遗？’太祖（指成吉思汗）教听窝阔台调遣”。翌年夏，城克。术赤因为早已将此地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愿意过分破坏它。但在他两个弟弟的坚持下，蒙古军还是把全城居民赶出城外，从其中挑选出数万名工匠，把余下的人口全数分配给手下将士，对成年男子实行集体屠杀。妇女儿童则被掳为奴婢。蒙古军又决阿姆河堤，灌水入城中，藏匿在城中欲躲避兵祸的居民尽溺死水中，玉龙杰赤这个古代中亚的著名都会从此成为废城。三兄弟把军前掳掠所得全部瓜分，连给父亲的“分子”也没有留出，恼得成吉思汗后来“三日不许三子入见”。 　　强渡阿姆河的战役由拖雷指挥。花剌子模军队在对岸“筑十余垒，陈船河中”。蒙古军采纳汉人将领郭宝玉建议，待风涛暴起。发火箭延烧河中船舰，乘大火抢渡，击败5万守河敌军。拖雷由是率先进入呼罗珊。成吉思汗本人则趋兵东南行，去攻拔阿姆河北岸的战略要塞忒耳迷（今译捷尔梅兹，在乌兹别克南境）。经过11天强攻，忒耳迷城下。全城居民按例在城外被“有比例地分给军士”，遭受灭绝性屠杀。 　　在屠城过程中。有一妇人以献出一颗大珠子为条件，乞求免于一死。“但当他们索取珠子时，她说：‘我吞下肚了。’因此，他们剖开她的肚子，找到好几颗珠子。由于这个缘故，成吉思汗教把所有死者的肚子都剖开”。 　　这时已临近冬季，成吉思汗在阿姆河北岸驻冬。待1221年春初，乃由忒耳迷渡阿姆河，趋巴里黑（在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之西）。早在将近一年以前，当哲别、速不台领兵经过时，巴里黑人就已献礼纳款。现在他们又奉重币馈饷出城相迎。成吉思汗藉口清点人户，将巴里黑全城居民驱赶至郊外，用老办法全部屠杀。那个地区在此后很长时期内尸横遍野，豺狼出没，一片凄惨的景象。接着，他麾兵去进攻险塞塔里寒（在今阿富汗木儿加布河上游北岸）。这次攻坚战耗去他整整7个月的时间。 　　扫荡呼罗珊的战略行动，主要是由拖雷完成的。那时，呼罗珊分为四个大区，分别以巴里黑、马鲁（在今土库曼斯坦马里）、也里（今阿富汗赫拉特）、你沙不儿（今伊朗霍腊散省内沙布尔）为中心城市。除巴里黑由成吉思汗本人摧毁之外，其他各城所在地区，包括数十座大小城镇，都由拖雷指挥，分兵予以征服。在短短几个月内，“一个遍地富庶的世界变得荒芜，土地成为一片不毛之地。活人多已死亡，他们的皮骨化为黄土；俊杰被贱视，身罹毁灭之灾”。最后遭殃的是也里。从那里，拖雷奉召去与他的汗父会师。他回军至塔里寒。在他的援助下，这个要塞才被攻克。 　　拖雷和成吉思汗对呼罗珊的烧杀抢掠，只是该地与更西面的伊拉克阿只迷地区屡遭洗劫与屠杀的开始。此后几十年里，这里的人口长期及不上繁荣时期的1／10。相比之下，河中地区只经受了1219至1220年间的一次毁灭性的残破。它的命运，还应当算是十分幸运的。 　　在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的诸子中，札兰丁较有气概。但摩诃末的母后喜欢出自与她同族的康里氏儿媳的孙子，所以札兰丁一直受排挤。1221年初，他从被围困的玉龙杰赤突围，驰越位于咸海西南与西呼罗珊之间的阿拉库姆大沙碛，南至奈撒（在今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东），寻机击败在附近游弋的一小队蒙古骑兵。这虽然是一次微不足道的小胜，但依其同时代传记作者的见解，却是“穆斯林信徒对蒙古军的第一次胜利”。随着蒙古军步步紧逼，札兰丁不久退至你沙不儿、也里，从那里趋赴他原先的封地哥疾宁（今译伽兹尼，在阿富汗境内）。这时聚集到他手下的花剌子模旧部有近10万人。于是他进屯八鲁湾（在今阿富汗查里卡东北），先击败一支蒙古的小部队，继而与闻讯进剿的失吉忽秃忽数万大军相战，竟然又将之击溃。是为蒙古入侵花刺子模以来遭到的最大一次败仗。呼罗珊已降诸城受这次胜利鼓舞，纷纷发动反抗蒙古的起事。 　　是年秋，成吉思汗和拖雷攻陷塔里寒；察合台和窝阔台军摧毁玉龙杰赤后也回师与汗父会合。蒙古主力遂自塔里寒南攻哥疾宁。札兰丁部已因内讧势力大损，被迫退至申河（即印度河）边。蒙古军尾追至其地，击溃札兰丁部。札兰丁几次试图突围失败，最后跃马入申河。成吉思汗很敬重札兰丁的刚勇不屈，所以阻止部下向他射箭，眼看他带领余部逃入印度。 　　成吉思汗于是再次遣军，分别镇压已降复叛的西域各城池。1222年春夏，他的大营一直在大雪山（即今兴都库什山）南。在这里，他接见了奉诏从中原赶来觐见的全真道士“长春真人”邱处机。成吉思汗向他哲别打听“卫生之道”。邱处机说了一通“节欲保躬”、“好生恶杀”之类的大道理。成吉思汗没有获得什么长生不死的真诀，未免有一点失望。不过，他还是把统领华北道教的权力交给了这位“邱真人”。入秋后，蒙古军循旧道班师。沿途走走停停，于1223年东渡锡尔河，翌年夏至于也儿的石河。应当就是在此前后，从撒马尔干城下奉命去追寻摩诃末的哲别、速不台军取道草原路与成吉思汗会师。1225年春，成吉思汗回到他在斡难河头的大斡耳朵。术赤没有随大军东归，而宁可留在也儿的石河以西自己的营地里。他死于1227年初，由次子拔都继承他的兀鲁思。 　　尾追摩诃末的哲别、速不台军，遵照成吉思汗的指令，遇坚不攻，遇降不杀，惟以紧追摩诃末不舍为务。拉施特这样描写这两万人马的行动：他们“每到一地，不停歇地用暴力掠夺粮食、衣服，然后开进”；“他们日夜进军，得到算端的消息就追上去”。就这样长驱直入，忽分忽合，哲别和速不台抄掠呼罗珊半年多。“不管在什么地方，摩诃末还没住够一天。蒙古军就追上来了”。摩诃末最终被逼到宽田吉思海（即今里海）南岸的一个岛上。1220年末，他因肋膜炎死在那里。 　　摩诃末逃入宽田吉思海后，哲别和速不台调转兵锋，逼降阿哲儿拜占（今译阿塞拜疆）；复挥戈北去，到里海西南岸边的木干草原（在今阿塞拜疆境内阿拉斯河下游）驻冬。1221年至1222年，他们往返驰突于木干草原邻近各地区，并曾南下哈马丹，最后循宽田吉思海西岸北行，在位于今高加索山和里海间的隘口打耳班（在今阿塞拜疆境内）逾岭，进入信奉基督教、属于伊朗语族的阿速部和属于突厥语族、游牧于今南俄草原的钦察部境域。蒙古军用离间计对两部各个击破，于1222年末驻冬于南俄草原。被击败的钦察人向斡罗思（今译俄罗斯）王公求援。 　　自乞瓦（今译基辅）大公国瓦解以后，在斡罗思形成诸多各自独立的小公国。在伽里赤公国（位于今乌克兰西北地区）王公密赤思老的力主下，部分斡罗思王公出兵钦察草原，援救钦察部。1223年5月，斡罗思王公与钦察部的联军在阿里吉河（今乌克兰卡里奇克河）会战。斡罗思王公各怀异计，号令不一，战败求降。蒙古军遂深入南俄草原，转战克里米亚半岛，恣意抄掠。1223年底，哲别、速不台挥军东归，取道里海、咸海以北草原与成吉思汗会师。他们单独作战的时间，已远远超过了成吉思汗当初相约的三年之期。 　　 　　第四章 　　 　　长子出征1229年，窝阔台在漠北即位，继前年死去的成吉思汗称大汗。他需要靠建立战功来树立新汗的个人威望。所以他对察合台表示：“汗父的见成大位子我坐，有甚技能？今有金国未平，我欲自去征他，以为如何？”察合台深为赞同，提议窝阔台“老营内委付下好人着”，然后出兵。次年大汗就率军“南伐”。从发动大规模征服的次第来看，中原汉地在蒙古贵族心目中的地位，似乎从一开始就要比西域更重要一些。 　　1234年夏天，窝阔台在灭金之后，召集诸王大会，决定再次西征。《蒙古秘史》这样记述窝阔台与诸王商议西征事宜时发表的训谕：“再有康里、乞卜察（即钦察）等十一种城池百姓，曾命速别额台（即速不台）征进去了。为那里城池难攻拔的上头，如今再命各王长子巴秃（即拔都）、不里（察合台孙）、古余克（即窝阔台长子贵由）、蒙格（即拖雷长子蒙哥）等，做后援征去。其诸王内教巴秃为长，在内（指中央兀鲁思）出去的叫古余克为长。凡征进的诸王、驸马、万、千、百户，也都教长子出征。这都教长子出征的缘故，因兄察阿歹（即察合台）说将来，长子出征呵，则人马众多，威势盛大。闻说那敌人好刚硬。我兄察阿歹谨慎的上头，所以教长子出征。其缘故是这般。” 　　会议之后，拔都回到也儿的石河西自己的营地，可能于翌年即1235年即先行西进，漠北诸王的军队则还要在晚一年即1236年的春季才整军出发，拔都虽然是术赤次子，却是术赤兀鲁思后王，即王位继承人，乃以长支宗王的地位据有统率全军的名义。以前锋身份实际指挥作战的主要将领，则是上一次统领偏师深入南俄、驰骋整个内陆亚洲的速不台（这时候哲别已死）。蒙古第二次西征所投入的人力，总数大约有15万。1236年秋天，拔都与从中央兀鲁思出发的诸王军队在亦的勒河（今伏尔加河）中游的不里阿尔境外会合。 　　不里阿尔部落的核心成分，大概是西迁匈奴（在西方称为“匈人”）的余部。5世纪末，当我们最早听说这个部落的名称时，他们活动在今里海以北的草原上。7世纪时，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不里阿尔王建立了由七部构成的稳固的部落集团。这时他们中的大多数部众讲突厥语，但其中可能也包括讲芬—乌戈尔语的匈牙利人的祖先。7世纪末，这个部落集团中的一支向西迁徙，占据了今天的保加利亚（保加利亚西文作Bul，garia，意即“不里阿尔人的地方”）。这支不里阿尔人在新居地逐渐丧失自己的语言，改操斯拉夫语。差不多应当与此同时，别支不里阿尔向北迁徙，进入今伏尔加河流域的山林、草原地区居住。他们的统治中心在伏尔加、卡玛两河交汇点。依靠渔猎，也依靠沟通北部林木中人和不里阿尔南邻的中介贸易活动，定居的不里阿尔人在这里创造了相当繁荣的经济。 　　蒙古大军会齐后，以速不台为先锋，协同进攻不里阿尔，破其都城不里阿尔城。不里阿尔人先降，又起而反抗。于是蒙古军再度兴兵征讨。不里阿尔城从此变成一片废墟，遗址存留至今。 　　1236年冬，蒙古从不里阿尔移师亦的勒水下游的钦察诸部。钦察人中一部分迎降，一部分西迁，以八赤蛮为首领的一支则遁入附近密林中，以不时偷袭的作战方式阻遏蒙古人的军事行动。1237年春，蒙哥率部包围森林，进剿八赤蛮。八赤蛮逃至亦的勒河汇注宽田吉思海处的一个岛屿上。蒙古军继踵而至，见海滩水浅，乃涉浅滩追到岛上。八赤蛮被擒。蒙哥命他下跪。他回答：“我身为一国之主，怎能苟且求生？况且人不像骆驼。为什么要向人拜跪？”他还劝蒙哥说：“今水回期且至，军宜早还。”蒙哥即腰斩八赤蛮，从岛上退回。滩水回升，走在后面的部队终以“漂渡”方得登陆。 　　蒙古远征军用1237年春季所剩不多的时日，分兵讨略分布于太和岭（今高加索山）以北的钦察旁近诸部，驻夏休整。至秋，他们召开出征军队中各支宗王的大会，决定继续向西北挺进，侵入斡罗思诸公国领地。 　　征服斡罗思的军事行动，是大体上分两个阶段实施的。1237年冬，蒙古军由钦察部境域向北进入弗拉基米尔大公国，主力进围也烈赞（今译梁赞）城，令其献纳城内居民财产的1／10。也烈赞人守城拒降。蒙古军攻城凡五日，城破，尽屠城中军民，焚掠其地。1238年2月，至公国首府弗拉基米尔城。攻城数日后克之。弗拉基米尔大公的二子死于卫城之战，大公家眷、城中显贵及主教人等避匿于教堂乐室，都被大火烧死。蒙古军从这里分兵四出，一个月内连下10多城。3月，往攻移兵在外等待援军的大公军营。大公战死，士卒多被歼灭。蒙古军乘胜北进，入诺夫哥罗德公国。 　　在距离诺夫哥罗德首府不远处，他们突然停止推进，择道南撤；一面沿途抄掠，一面向顿河左岸的钦察草原西部行进。蒙古军改变作战方向的原因，可能是阴冷潮湿的北欧平原湖沼地区成为阻挡其骑兵的天然屏障；这时已经入夏，在那里没有可供马骑士卒休养的合适驻夏地点。 　　从1238年夏天蒙古军主力回到钦察草原，他们似乎有一年之久没有再采取什么重要的军事行动。这时候在拔都和察合台、窝阔台系宗王之间很可能发生过某些争执。拔都后来秉告窝阔台说：“靠长生天气力、皇帝叔叔的福荫，将十一种国土（指钦察、阿速等部）百姓都收捕了。因大军将回，各人分离，会诸王做筵席。于内我年长些，先吃了一二盏。不里、古余克两个恼了，不曾筵会成，上马去了。不里说：‘巴秃与我一般，如何先饮？他是有髯的妇人。我脚后跟推倒踏他。’古余克说：‘他是带弓箭的妇人。胸前教柴打他。’额勒只吉歹（成吉思汗同母弟合赤温之子）子合儿合孙说：‘他后头接与他个木尾子。’如此说了。为俺每征了这异种的百姓，恐事有合宜、不合宜处。说间，被不里、古余克两个这般说着，不商量散了。皇帝叔叔知也者。”诸兄弟在宴会上不欢而散的事情虽然发生在后来，但互相的怨毒一定是已郁积很久了。 　　1239年入秋后，战火又重新烧起来。蒙哥、贵由进围在钦察草原西部的阿速王国首府蔑怯思，经三月始克其功。阿速国王杭忽思投降。蒙哥从杭忽思所部签军从征，由杭忽思子阿塔赤指挥。1240年春，他们仍转战于钦察草原。驻夏以后，奉窝阔台之诏先行东归。阿塔赤指挥的阿速军被蒙哥带回东方。它后来是元代中国很著名的一支色目部队。 　　差不多与出兵蔑怯思同时，蒙古军从亦的勒河畔再入斡罗思，开始征服斡罗思的第二次强大攻势。这支军队的主力很可能是拔都所部。它西逾今乌克兰平原，先后进攻契尔尼果夫和别列雅思老勒两公国。斡罗思王公不顾大敌当前，正忙于争权夺利。乞瓦（今译基辅，在乌克兰）王公见弗拉基米尔大公父子俱亡，乃以大公之弟入据弗拉基米尔，继承大公位；契尔尼果夫王公又乘机进据乞瓦。 　　在攻克契尔尼果夫和别列雅思老勒后，蒙古遣使至乞瓦谕降，被乞瓦拒绝。1240年秋，蒙古军由拔都亲自指挥，围攻乞瓦。入主乞瓦的新王公此前已逃亡孛烈儿（即今波兰），乞瓦首府由伽里赤王公派遣大将守御。8月，城破。这个斡罗思的古都惨遭大劫。几年后经过该城的目击者说，他们看到的只是“无数死人的骷髅和骨头，狼藉满野。乞瓦过去是一座很大的和人口稠密的城市，但是现在它几乎什么也没有了，因为在那里目前剩下的房子还不到200所，而居民们则被置于完全的奴隶状态”。 　　蒙古军从乞瓦进入伽里赤公国。伽里赤王公出奔马札儿（位于今斯洛伐克、匈牙利，南至亚德里亚海的地区）。在残破伽里赤首府及境内诸城后，他们继续西进。在斡罗思范围内的战事遂告一段落。 　　从征服斡罗思及其以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中得益最多的，是拔都及其后人。因为这片地域后来全成了拔都的领地。术赤后王的营地遂从也儿的石河西迁到亦的勒河畔。作为斡罗思的宗主，他和他的继承者被斡罗思人称为“金帐汗”。斡罗思本部到处有蒙古人派去的“达鲁花赤”，斡罗思民户也被按万户、千户的名目划分，由划入一个万户或千户的居民负责对相应的蒙古军事单位承当饷馈的供应。在西方蒙古人当中十分通行的突厥语，成为斡罗思地方上层人物争相学习的时髦语言。大量的突厥语词汇，在金帐汗国统治时期进入俄语。 　　古代风景画鉴赏从斡罗思向西推进的蒙古军分为两大支。北路由察合台子拜答儿、速不台子兀良合台统帅，指向孛烈儿；南路由拔都和速不台率领，兵分三道，进入马札儿。两路人马同时于1241年春开始行动。 　　在这次大举入侵之前，蒙古军队已有两次由伽里赤突入孛烈儿的试探性进攻，因此这年3月他们很顺利地由原路渡维斯杜拉河进至克剌可夫。等待他们的是一座空城。于是焚毁全城，向西进入西里西亚（今波兰西南，当时是孛烈儿的属国）。西里西亚王亨利二世时屯兵里格尼茨（在今波兰西南），纠集了西利西亚、孛烈儿、日耳曼战士及条顿骑士团凡3万人。蒙古军闻讯，急趋里格尼茨，寻求与之决战。4月，亨利率军出里格尼茨城，与蒙古交锋，一战溃绩。亨利战死阵前。传说蒙古军割取战死敌军之右耳，共盛满9大皮囊。蒙古军由该城南下莫拉维亚（在今捷克东部），受到强硬阻击，遂改道驱驰马札儿。 　　拔都所统军，于1241年3月逼近马札儿首都佩斯城（与布达城相连，今合称布达佩斯）。驻节城中的大主教不堪蒙古人百般挑战，擅自率兵出战，大败。时马札儿国王为别刺四世（《元史》称他“马札儿部主怯怜”，怯怜实为匈牙利语kiraly的音译，意为“国王”）。4月，征集的援兵渐至，别剌遂出城相攻。蒙古军先稍却，将别刺引至城郊远地，再合而围之。别剌军苦战不得突围，终至溃散。佩斯城陷落。这年夏秋，蒙古军在多瑙河东岸驻营，其游骑曾至维也纳城附近。蒙古追击别刺的偏师远至亚德里亚海岸，取道塞尔维亚北返。1242年，窝阔台汗死讯传来，拔都于是经今罗马尼亚班师。 　　蒙古人西侵欧洲的残暴行为，引起基督教世界的极大恐惧。他们沿用突厥人的叫法，称蒙古人为“鞑靼”（tatar）：这个字正好与tartarus（即生前邪恶的人死后所堕入的遭受惩罚的地方）的拼法十分接近，这更加强了他们把“鞑靼”当做“来自地狱世界的人”的印象。所以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把鞑靼人（tatar）赶回地狱（tartarus）去。” 　　话是这样说，处在晚期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小国林立的世界，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之间、各种世俗势力之间都矛盾重重。即使面对强敌入侵的严重威胁，欧洲仍很难组织起真正强有力的抵抗联盟。蒙古军队在欧洲战场上屡屡占据优势，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长子出征表面上是由于窝阔台之死而中止的。实际上，西征中军事行动的节奏后来似乎越来越缓慢，很可能这与蒙古马匹由于不适应长期进食欧亚草原西部地区草料而引起的体力衰竭有关。在蒙古本部，游牧战士靠轮换乘骑备用从马来保证战骑体力的恢复。但是到了欧洲，马力衰竭的加快使这种从马制度难以获得原有的效应。随着时间的推迟，蒙古骑兵在欧洲战场上的战斗力渐成强驽之末。如果窝阔台不死，西征要是继续进行下去，他们亦将很难避免日益陷入被动的局面。灭阿拔思哈里发朝1251年蒙哥汗即位。蒙古掀起新一轮对外征服的浪潮。两个皇弟，忽必烈和旭列兀，分别被委任为进攻南宋和西域未降势力的军事统帅。蒙古军对南宋的经略颇经波折，蒙哥汗本人最后也死在征宋前线；第三次西征却在他的在位期间大体完成。作为第三次西征和蒙哥汗死后政治局势变化的综合后果，蒙古在波斯、阿拉伯地区留下了一个伊利汗王朝。 　　成吉思汗和拖雷对阿姆河以南的狂飚式扫荡，虽然摧毁了花刺子模统治该地的基础，也把少量蒙古军队和官员散布在那里，但总的说来，他们留下来的行政和军事设施都极其薄弱。哲别和速不台更是得地不守。因此，一待蒙古主力东归，札兰丁立即从印度返回波斯，曾在那里动员起一场短暂的复国运动。窝阔台即位后，又派出3万军队追讨札兰丁。1231年，札兰丁在东躲西藏的流亡过程中被杀，花剌子模亡。蒙哥汗即位时，在阿姆河以南的方向上，蒙古人的未竟之业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要把蒙古先后设立在徒思城的呼罗珊总督府、阿哲儿拜疆军政府和怯失迷儿（今译克什米尔）军政府进一步协调起来，在这一方地面上确立稳固统治；二是摧毁盘踞在今里海西南厄尔布儿士山脉中的“山老”暗杀团；三是迫降都于报达（今译巴格达）的阿拔思哈里发朝，如其抵抗则攻灭之；四是从报达继续西进，征服今小亚地区，完全打通从西亚进入东地中海的道路。实现上述后三个目标，就是旭烈兀在西亚军事行动的基本内容。 　　山老暗杀团虽然将自己的渊源追溯到伊斯兰教什叶派里的神秘主义分支伊斯玛因教派，但它真正在厄尔布儿士山和忽希斯坦（在今伊朗霍腊散省西南部）山地中许多险隘处构筑堡寨，从而形成纪律严明的独立宗教王国，却是在12世纪晚期。这个王国的世袭教主宣传一种“革新”的教义，废除了伊斯兰教的传统戒条，让信徒吸食一种含少量麻醉成分的植物“哈西希亚”，藉以获得进入“天国”的片刻幻想，并且大批训练刺客，用暗杀来扩大其影响。山老暗杀团被其他伊斯兰教派别称为“木剌夷”（阿拉伯语“迷途者”的意思）；又称为“哈西夏辛”（hashshashin），即吸食哈西希亚的人。欧洲基督教世界则叫他们“暗杀者”（英语作assassin，这个字即来源于hashshashin）。 　　木剌夷王国曾受塞尔柱王朝和花刺子模王朝的镇压。花剌子模覆灭后，他们的势力再度扩大。尽管他们与大蒙古国维持着一定程度的政治关系，但双方心里都很清楚，两家在西亚的利益正在发生越来越深刻的冲突。1238年，木剌夷甚至遣使英、法两国，希望与它们结盟，共同对付蒙古。 　　按照蒙哥的命令，旭烈兀除了有权征调指挥原先已在阿姆河以西的全部蒙古军队外，还从漠北的全体游牧军人中，每10人抽出两人，由所属的各支宗王子弟带领，随同他出征。中原汉地还有一支专门制造和使用火药的部队参加这次西征；引爆火药的制作大概就是由他们传入西亚，并且又通过穆斯林世界而传至欧洲的。 　　1252年，西征前锋1，2万人由怯的不花统领，先行出发。旭烈兀本人于次年秋踏上征途，1255年秋至撒马尔干，在那里宣谕大汗对他的各项委命。1256年初，他渡过阿姆河西进，在5月间攻灭了忽希斯坦山区的木刺夷堡塞，遂移兵厄儿布儿士山地。 　　1256年8月至9月间。旭烈兀进至山老暗杀团的大本营。木刺夷原教主适在上一年底被人暗杀于大醉之中。他的儿子忽儿沙即位后，颇欲舍弃伊斯玛因教义而改从伊斯兰法。面对蒙古的军事威胁，他一面停止直接对抗，表示愿意归降；一面仍凭险而守，图以实力促成和平交涉。10月中，旭烈兀调四路人马包围忽儿沙所在山堡，实施强攻。忽儿沙原先指望拖到冬季，待雪封山，自可迫使蒙古军不战而退。但这一年严寒未至，忽儿沙遂被迫于11月中旬出降。木剌夷平。 　　旭烈兀的下一个目标是阿拉伯帝国。从750年起，阿拔斯家族一直控制着帝国最高统治者哈里发的王座。到蒙古兵侵西亚时，在位的是该家族第三十六代哈里发谟斯塔辛，但这时阿拔思哈里发帝国的强盛早已成为“光荣的昨天”。9世纪中叶后，阿拉伯帝国的各省区逐渐演变为一系列半独立的地方王朝，甚至出现了像塞尔柱、花剌子模这样的突厥政权，将阿拔思哈里发王朝的大部分疆域纳入自己的统治。蒙古兴起时，哈里发的实际领地只剩下报达及其以南今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之地。他虽仍保有富贵，但其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世界最高领袖和宗主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一种虚名。 　　1257年春天，旭烈兀移师哈马丹。经过一个夏季的休整，完成进攻报达的战前准备。9月，旭烈兀遣使至哈里发处谕降。妄自尊大的哈里发无视蒙古已经占有他的“帝国”的绝大部分疆域的事实，骄傲地对来使说：“你从我这里得不到你所要找的任何东西。”这无疑是一道战表。同年11月。蒙古军开始实施包围报达的军事行动。至1258年1月，“多如蚁蝗的蒙古人从四面八方和附近地区逼进来，在报达周围密集地形成包围圈。并筑起壁垒”。出城迎战的报达军被击溃。哈里发企图依旭烈兀从前提出的条件议和，被旭烈兀拒绝。2月初，报达无条件投降。城内军队出降后被分配给蒙古军士全部杀死。“留在城里的人跑散了，躲藏在地窖和澡堂的炉子里”，阿拔思家族的末代哈里发被处死。有的史书说，他是被饿死的。据说旭烈兀在哈里发面前摆满金银珠宝，却不给他饮食，意思是讽刺他只知贪图金宝，终至亡国。也有记载说他被装入皮囊，由马驰践而死。不懂得蒙古传统的西亚人想象说，这样做是因为旭烈兀相信了一些伊斯兰教长者的威胁。他们声称，如果哈里发人血溅地，那么这个世界就将被伴随着狂风的地震所毁灭。 　　摧灭阿拔思哈里发王朝的次年秋天，旭烈兀西进叙利亚。当时叙利亚大部分疆土为著名的库尔德族将军撒刺丁之孙统治，称艾育伯王朝。1260年1月，蒙古军强攻阿勒波城（今译阿勒颇），历一周城破。叙利亚军队从此丧失斗志。4月，大马士革陷落。这时蒙哥汗的死讯传到西亚前线。旭烈兀留怯的不花统2万人继续经略未服诸城，自己从前线东返，预备回到蒙古，参加推选大汗的斗争。1260年9月，埃及玛木鲁克王朝出兵小亚，怯的不花所部全军败亡。玛木鲁克军队连克大马士革、阿勒坡等城，还有自幼发拉底河西至叙利亚全境。 　　旭烈兀在赶赴蒙古本部途中接到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两汗相争的消息。于是他停止前进，作壁上观。忽必烈为争取西道诸王的支持，宣布把阿姆河以南全部交给旭烈兀。本来蒙哥在委命旭烈兀西征时曾对他说：“你完成这些大事后，就返回本土来吧。”这就是说，阿姆河以南是属于黄金家族共有的财产，旭烈兀不过是统领黄金家族的各支人马去完成征服的代表而已。蒙哥死后的汗位危机，迫使忽必烈承认了旭烈兀在西域的既得权益。从此这片地面变成旭烈兀及其后人的“梯己分子”。 　　旭烈兀对大汗自称il-khan，意思是“附属的汗”、“藩王”。il-khan的称号应当表示，他自己的地位要略低于成吉思汗时代所封的各兀鲁思汗。这个词过去都译作“伊儿汗”。其实元代从不用“儿”、“尔”等汉字来作的译音。按照当时译写非汉语词汇的体例，旭烈兀的王朝，应当译作伊利汗朝。平灭南宋“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 　　——《元史·世祖本纪》 　　襄樊之役前后1220年，蒙古在攻金过程中，就已开始与南宋有军事接触。不过，当时其形式主要还是游弋抄掠而已。1234年初，蒙古灭金，不久便撤师北归，把一个“寂无烟火，骨殖横道”的河南留在他们的身后。南宋朝廷轻信邀功之臣，以为找到了一个“绍复”的机会，于是派军队去接收“三京”（指东京即开封，西京即洛阳，南京即归德）。他们没有想到会被重行南返的蒙古军设伏击溃。是年为宋端平元年。“端平入洛”之役遂以近乎笑话的悲壮色彩载于史册。翌年，蒙古便以南宋“开衅”为由，组织大规模的侵宋攻势。蒙宋间自此在两淮和四川战场上长时期胶着。 　　蒙哥汗即位以后，以忽必烈负责经略南宋。忽必烈奏准先攻大理国（在今云南省），期以大范围迂回的方式包抄南宋。1255年大理平；忽必烈在此前一年已先行北还。不久，蒙哥汗发动对宋新攻势。他命令左翼军趋兵河南，征大理蒙古军由西南回师荆湖，他自率右翼军主力南下川东。三路大军相约会师长江中游，再挥戈东向。这一战略计划，因为蒙哥战死四川而中止实施。 　　古代风景画鉴赏在接到蒙哥汗死讯时，忽必烈正在指挥左翼军南下的途中。他仍坚持渡淮南行，进围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蒙古军围鄂近两个月，粮尽疾作；由西南北驰的蒙军又被阻隔在潭州（今湖南长沙市），不克增援；再加上担心幼弟阿里不哥在漠北先发制人、夺取汗位，忽必烈这才决定退兵。返回北方。 　　在称帝后的最初七八年内，忽必烈先要集中力量对付阿里不哥，接着是趁平息李璮之乱解决华北世侯擅权的问题，所以在对宋关系方面保持十分克制的态度。他虽然在蒙宋交界线置江淮、山东两大都督，与宋朝的京西湖北、淮东淮西两制置使犄角相峙，但其意图只在镇边，而不急于攻宋。国信使郝经被宋朝拘留在边镇，他不过遣官诘问；宋私商违禁越境买卖，下令宽赦，发还其货物。甚至当戍边将士求战心切，“皆以举兵南伐为请”时，他也只是下一纸诏文，虚称当待“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藉以慰抚军心而已。两方的军事对抗在这个时期稍见缓和。 　　至元三四年以后，忽必烈在中原汉地的统治渐趋稳固，元对南宋的战火于是重燃。 　　这时候，元朝的攻宋战略，与前两任大汗相比，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虽然由于南宋的泸州（在今四川）守帅刘整叛宋投元，蒙古当时得据有泸州辖境内的部分土地，但因为泸州城难以守卫，蒙古军遂将刘整从宋兵包围中接出，弃守而去。宋元在四川的对峙态势与此前相比，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尽管如此，忽必烈却决意暂缓用兵四川，集中力量从中路突破宋荆湖防线，然后向东、南两线推进，克定大业。 　　早在忽必烈奉蒙哥汗命令南下指挥左翼军讨宋时，汉地就有人向他建议过“据有上游（这里的“上游”实指长江中游的江汉流域），戈船东下”的平宋方略。至元初年向他力主此议的正是从泸州降元的刘整。他在陛见忽必烈时鼓动他说：“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指偏安一隅的南宋）不问。而自弃正统邪！”他提出的“先攻襄阳，撤其扦蔽”的战略方针显然大合忽必烈的心意。召见刘整的第二年即至元五年（1268），元廷命刘整率汉军驰赴河南前线，与屯驻在那里的阿术“同议军事”，规划进攻宋荆湖重镇襄樊（在今河南）事宜。同年又派姚枢至河南经理屯田，“张平宋本”。 　　把主攻目标从长江上游转移到长江中游，是一项非常明智的决策。蜀地险厄，易守难攻，又因长期战争而凋蔽不堪。在当时条件下，即使花费巨大的代价强攻而得之，对改变宋元对抗的总战略态势未必会有多少益处。而争夺荆襄，兵临大江，再顺流而东，是中国中世纪历史上一再重演过的战争伟剧。自蒙古南下以后，六盘山一直是他们驻牧休养的一个大本营。对他们来说，从那里途经汉中，进入川地，甚为近便。于是攻蜀似乎变成了蒙古侵宋战略中的一种思维定势。在后人看来，数经挫折后改弦易辙乃势所必至，但对当事人而言，这仍然是了不起的战略转移。 　　1268年秋，元军开始实施包围襄樊的军事行动。樊城在汉水之北，较易为元军控制，所以围城重点在襄阳。元军很快夺得襄阳周围诸要隘，筑寨戍守，包围圈长达数十里。1269年春又围樊城。但这时襄阳犹得与其以南诸宋地相交通；另外，襄、樊两城隔汉水相望，有植木江中、贯以铁索的浮桥相连。所以襄、樊之间及其与外界的联系，并没有完全中断。1269年初，元廷派北方汉人官僚中资望最高的史天泽带枢密副使衔，偕驸马、枢密副使忽剌出至前线督师。史天泽视察形势后，又在襄阳外围地区加筑一道围城工事，“筑万山以断其西，立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在南线则将城南三十余里的百丈山也置于包围之内。翌年再筑实心台于汉水中流，上置弩炮，以扼敌船。再明年即1271年，加筑“一字城”于襄阳城南的岘山、虎头山一线。襄阳通往外界的陆路基本上被断绝。在这之前，一心想建灭宋头功的刘整已开始制造船舰，训练水军。即使因雨天不能出至水面，也“画地为船”坚持操习不懈。 　　从元兵对襄樊实施围城战的次年早春起，宋军就不断地由水、陆两路增援襄樊。战事之初，宋水师大概还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攻击元军和运送衣粮进襄阳，更多地使用舟师取道汉水行动。张世杰、范文虎、夏贵等名将都曾参与援襄之战。1270年秋、1271年夏，范文虎先后两次统舟师大举应援，兵力都在10万上下，但均被蒙古军击退。甚至当1271年秋，元军在汉水中流置放了7枚巨大的圆石以阻塞河道之后，宋军仍然在翌年春末趁江水暴涨，以轻舟强行突破水上障碍，将馈饷送入襄阳城中。这时樊城的外城已被元兵攻破。 　　宋军应援襄樊最悲烈的一幕，是由李庭芝招募的3000民兵在张顺、张贵率领下护饷突入襄阳城的壮举。1272年夏，二张率装满军需的船队，从襄阳上流乘夜浮水而下。他们以“此行有死而已”的气概，冲入元军布防于汉水中的水阵，与敌船水手短兵相接，奋力搏杀，竟杀开一条血路，冲过防线。于天明时分驶至襄阳城下。这时张顺已战死。张贵留在襄阳历数月，乃于秋天驾船舰出城，顺流下走，与围城的元水师激战数十里，杀出重围。后因接应的宋军失期不至，被元军袭败擒获，不屈而死。 　　1272年秋，元军因襄阳围久未下，决定先取樊城，以夺宋师军心。至冬，元军断木沉索，焚毁汉水上的浮桥，对樊城实施攻坚战。他们用巨型的西域抛石机“回回炮”猛击樊城，在樊城四周同时发起进攻，先后从三面攻破内城。1273年2月初，樊城宋守军巷战失败。城南尚未战死的军民，被元兵悉数屠戮。 　　从军事上讲，樊城失守并不对襄阳的存亡造成什么重大的影响，但它却极大地强化了襄阳守军因孤立而产生的绝望感。襄阳现在真正是危在旦夕了。 　　元军克樊城后，立即移攻城回回炮于襄阳城下。这时城内粮食尚可支撑，衣装、薪柴则都已断绝。时值冬末，军民被迫拆屋居作柴烧。襄阳守将吕文焕每次上城楼巡视，总是忍不住“南望恸哭”。 　　2月，元军用回回炮轰击襄阳，打中城内谯楼，军心大惊。吕文焕困守襄阳首尾六年，战至兵尽力竭，被迫降元。这时距离樊城之破不足20日。当时人作诗曰：“吕将军在守襄阳，襄阳十年铁脊梁。望断援兵无消息，声声骂杀贾平章（指贾似道）。”诗歌批评宋朝当局坐视襄阳孤军苦守，这一点不尽符合事实，但它表明舆论对吕文焕不得已而献城出降，颇抱同情之心。 　　襄樊之役再一次集中地暴露出宋军的虚弱。在前方有过作战体验的元朝高级将领，纷纷建议忽必烈乘这个机会全面攻宋。襄樊前线统帅阿术说：“臣略地江淮，备见宋兵弱于往昔。今不取之，时不能再。”阿里海牙说：“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汉水上游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忽必烈让相臣们讨论，却久议未决。阿术于是再谏道：“如今是明主君临天下，却放过这个衰乱的小朝廷不去征讨。臣恐怕今后再想攻宋。只会比今日更难了。”根据夸扬阿术功德的他的庙碑碑文记载，忽必烈听到这番议论后大喜，他说：“你的话正好符合我意。”元廷乃决意大举灭宋。 　　实际上，还有两个人，应当对忽必烈的决策起到更关键的促进作用。一个就是襄阳降将吕文焕。他的哥哥吕文德生前曾是宋朝“声望、知略高出流辈”的名帅。沿江一线将领，很多人是吕氏旧部。吕文焕本人长期在前线带兵，对南宋江防也了如指掌。他虽然以李陵自比，表白自己力屈而降，心中犹不忘报宋，但时迁势转，终于身不由己。当时人作诗嘲讽他说，“须知李陵生，何若张巡死”。廷议之前，忽必烈驿召吕文焕至大都面谈，显然使他对灭宋信心大增。元朝人乃至把宋的败亡归因于刘整、吕文焕之降，说若无刘整，元朝无由知宋之虚实；若无吕文焕，则元军“无以周知渡江之谋”。另一个人是德高望重的史天泽。他显然也赞成灭宋，对忽必烈说，只要命一蒙古重臣都督诸军，“则四海混同，可计日而待矣”。他虽已年老，仍主动请命，自谓作一个副帅，“犹足为之”。一个多世纪前，在金朝做官的北方汉人，大多数都强烈地反对金军进一步渡淮灭宋。因为金朝从北宋手里抢得中原，逼宋南迁，华北汉人尽管可以心安理得地“各事其主”，但对南宋多少总还有一点“父母之邦”的认同心情。元朝在中原取金而代之，北方汉人完全将南宋看做是“使介交通”的“与国”。所以只要力所能及，对“席卷三吴”再没有什么其他犹疑之心了。 　　襄樊之役结束的次年，即至元十一年（1274）三月，元廷调兵数十万，以伯颜、史天泽（不久因老疾召还）、阿术、吕文焕行省荆湖（后改为河南行省），由江汉图宋；以合答、刘整、董文炳行省淮西（后改为行枢密院，由河南行省节制），驻扎淮水之上的正阳，南逼大江，截断宋在沿江设置的东、西两大布防区之间的联系；淮东元军则由察罕统帅。这样就形成以伯颜为主力的三路灭宋态势。七月，伯颜等将领到陛前向忽必烈面辞。忽必烈以本章开头的那段话训谕诸将，要他们取法北宋攻灭南唐时的主将曹彬，以“不杀”取江南。九月，伯颜从襄阳前线沿汉水趋郢（今湖北钟祥）。元王朝大举灭宋的战幕掀开了。“太后传宣许降国” 　　恰恰是在元廷发表建荆湖、淮西二行省伐宋的前一个月，南宋权相贾似道的母亲胡氏去世。贾似道居丧的三个月，本应当是宋政府加紧备战部署的关键时日，但这位皇帝的“师臣”要尽孝道，按常例不署理军国重事，朝廷竟在束手观望中任时光白白流逝。七月宋帝度宗死去。在大都，伯颜正为离朝南征陛辞；在南宋的“行在”杭州，将相们却弃国是于不顾，忙于举朝缟素，表白各人的忠君之忱。 　　对国难置若罔闻、“从容如常时”的惊人麻木，似乎是南宋一朝权相专制、党派间互相攻伐和虚伪的道德化政治共同培育的产品。小朝廷苟安于一隅，“直把杭州作汴州（指北宋首都开封）”。国用不敷，甚至向民间“预借”赋税达十多年。民间骂他们把西湖当成了糟蹋民脂民膏的“销金锅儿”；还有人作诗，讽喻气量狭小、没有远见和长久之计的政府是“小小人家短短桥”。 　　这个“小小人家”在最后十多年中，差不多完全被操纵在贾似道的手里。1259年忽必烈从鄂州前线退师，主持荆湖防务的贾似道以“诸路大捷”、“江汉肃清”上奏，名声大震，入朝为左丞相。他很快步入权势的巅峰，在集百官议事时，居然能厉声斥责他们：“诸君若不是似道提拔，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以至时人有“辇毂谁知有赵皇，宫廷也只说平章”的诗句。杭州有1，6万名太学生，以道学相标榜，经常用匿名诽谤、散发“揭贴”（即传单）等手段制造政治风潮。他们虽然难逃“空谈误国”之咎，却对权臣多少有一点制约的作用。但贾似道在当政期间，竟然能有本领笼牢一时名士，以虚崇道学而使太学生沉默不言。高压和利诱严重地腐蚀了政府回应各种刺激的必要弹性。南宋虽未亡国，国内却早已弥漫亡国气象。“楼台突兀妓成围，正是襄樊失援时”。整个朝廷就这样在文恬武嬉中坐待灭亡。甚至当襄阳失陷，元军旦暮伐木造船，整兵练众，预备渡江时，宋朝的沿边守帅中仍有人认定“渔舟如叶，江涛浩渺”，北兵必定攻不破“长江天堑”。朝政掌握在这样一班君臣手中，虽然兵力并不弱小，虽有军民一城一池的英勇抵抗，终于不可能挽回亡国的可悲命运。 　　古代风景画鉴赏伯颜舟师由襄阳浮汉而下，进趋郢州。时宋军聚重兵10万于郢州，分屯于汉水东、西岸的郢城和新郢，以炮弩夹江而列；两城之间连以铁索，又在江面水中密植桩木，用以阻挡船舰南行。伯颜在郢城北20里扎营，决定“耀兵不攻”，暗遣人马袭克郢城下流的黄家湾堡，乃挽舟上陆，至黄家湾堡，由堡西河汊驾舟入藤湖达汉，如是绕过郢州而南。在汉水沿岸的沙洋（在今湖北荆门东南）、新城（在今湖北潜江西北）、复州（在今湖北沔阳）等要塞，元军都曾遇到顽强的抵抗，或以强攻克城，或先经苦战，再以谕降得之。 　　元军原欲夺取汉口，由此渡江。因宋水师严阵以待，乃开坝引船，由沦河出沙芜口（在今湖北黄陂南境），而达于长江北岸。至元十一年（1274）十二月，伯颜在进攻沙芜口以东十余里的长江南岸要塞阳逻堡的同时，命阿术分水军溯江，“为捣虚之计”，袭攻沙芜口对岸的青山矶（在今武汉东北二十余里）。元军乘雪夜实施强攻，攀岸步斗，经反复搏杀，遂得南岸。明日，伯颜得阿术报，指挥诸将急攻阳逻堡，下之。宋军伤亡惨重，“流尸蔽江而下”。元军历数昼夜方才陆续过江。 　　渡江后议兵所向，阿术建议先取鄂州、汉阳，“虽迟旬日，可为万全计”。元军遂回师西向。鄂州与汉阳隔江对峙，所恃为汉阳水师。元军先焚汉阳军船舰3000艘。“火照城中，两城大恐”，未久皆不战而出降。伯颜遂以渡江大捷驰驿入奏。 　　岁末，伯颜分兵4万，命阿里海牙规取荆湖，以绝东进之师的后顾之忧。至元十二年三月，阿里海牙在洞庭湖口与宋将高世杰聚集的水师交锋，败溃宋舰船数千艘，乘胜攻占荆湖南部的要地岳州（今湖南岳阳）。元军从这里西北行，移攻江陵。四月，围攻江陵门户沙市，破其栅，纵火焚之。沙市款降。江陵守将斗志瓦解，接受招降。阿里海牙即占有荆湖南、北的制胜之地，“分道遣使招谕未下州郡”。长江中游全体动摇，谕降诏书所至，“无不降者”。除死守的潭州而外，元军在洞庭湖南北几乎没有遭遇过大的抵抗。 　　自从命伯颜出师灭宋以后，忽必烈一直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前方的战报。他对元军能否一举平宋，并没有充分的把握。他派到南宋境内的间谍，曾潜往信州（治今江西上饶）龙虎山，替他问天命于张天师，得到肯定的答复，而且还带回来张天师的符箓以为凭信。尽管如此，真刀真枪地打起来结果会怎么样，究竟不是一纸符篆就足以担保得了的。伯颜南征后“使久不至”，忽必烈为之“方念之深”，只好靠卜卦排遣忧虑。算命的人“待诏公车，百十为辇”（在宫廷等待召见的卜者，要用数十成百辆车来接送）。大军渡江、克鄂州的捷报传来，他依然不敢完全释怀，深夜把姚枢召往内廷，对他说：“过去我才渡江，家里就发生内乱（指1259年末从鄂州城下撤兵，与阿里不哥争位事），上天不肯终结对宋的护佑而让我北归。现在伯颜虽然已经渡江，天到底是否会终止宋朝命运，还不知道！赵官家有天下三百年。天命没有赐降到我家，而先在他们那里。所以千万不要轻视宋朝！”直到阿里海牙攻下江陵，切断四川与长江中下游的联系，完全排除了伯颜“上流一动，则鄂非我有”的隐患，忽必烈这才可以放心舒气，声称“东南之势定矣”，于是兴致勃勃地在京师排宴三日志庆。 　　至元十一年末，元军从鄂州出发，顺流而东。前锋是吕文焕，伯颜自领水陆大军随后征进。长江中游一线的宋将，许多人是吕氏旧部门人，所以临江诸城往往“望风降附”，传檄而定。十二年（1275）二月，元师已到达池州（今安徽贵池）。 　　自从鄂州失陷的消息传到杭州，宋廷合朝震动。贾似道这时葬母已近两月。代4岁的小皇帝赵显主持朝政的谢太后诏命贾似道都督诸路兵马抗拒元军。1275年刚过旧历元宵节，贾似道便领兵13万、舰船2500艘西行，溯长江师次芜湖（在今安徽）。他虽然嘴上说“决于一行以求必胜”，实际上却已有退却的安排。行前，他与亲信约，如出师失利，要他们将赵氏宗室迁至庆元（今浙江宁波），与他在海上合会。他幻想袭用南宋初年的“蹈海之危”，避过蒙古讨宋大军的兵锋，坐待其退军，再图兴复。 　　出师芜湖后，贾似道仍在幻想避免同元军作战。先与新近降元的吕师夔（吕文焕侄辈）拉关系，想通过二吕求和；继而以遣返被俘的元朝军官为由，直接试探伯颜对议和的态度。两招都未能生效，乃于二月初正式以称臣纳贡为条件遣使求和。伯颜坚持要贾似道到元军帐下“面议”，才肯举行和谈，实际上是拒绝与宋和议。贾似道的一厢情愿全部落空，于是“阴备快船”，随时准备从前线逃走。 　　二月中旬，元军从池州移师，进至宋前锋孙虎臣所驻之丁家洲（在池州下流，今安徽铜陵东北）。元军以步骑举炮弩夹岸推进，用巨炮轰击宋水师；又以数千艘战船“蔽江而下”，突击宋水营。宋先头部队将领姜才奋起迎战，甫交锋，孙虎臣却跳上随军小妾所乘舟。宋军见主将换船，都大叫“步帅遁矣”！前锋军水营乱作一团，又遭元军反复冲杀，尸流江面，江水变红。 　　元军乘胜追击，逼近夏贵部勒的水阵。夏贵也不战而走，以扁舟驶掠位于他下流的后军指挥舰，对贾似道喊叫：“彼众我寡，势不支矣！”贾似道“错愕失措”，鸣钲令诸军逃散；他自己撤至扬州，预备漂海。13万宋军顿时不战自溃。实际上，元兵直到次日，才进抵贾似道主力驻扎的鲁港（在丁家洲下流，今安徽芜湖南）。二月末，它不战而取建康（今江苏南京）。三月初进据镇江。周围数十城望风披靡。元军遵旨在这里休整。五月，伯颜奉召赴阙议事，东南地区的攻宋战争稍有间歇。 　　入秋，宋将赵晋、张世杰陈舟师于镇江水面，邀元军会战。宋水师“舳舻连接，旌旗蔽江”，每十船为一舫，连以铁锁，用示死而后生的决心。这时候伯颜北觐未归，元军由阿术指挥，分兵逆战。元军以火延烧宋师篷樯，宋军大溃，张世杰一直被元军追至大海。经鲁港师溃和镇江水战后，宋朝几乎已没有可供调遣的机动作战部队。除江北的扬、泰等州，以及江南常州等地婴城固拒长达数月外，宋人已基本上没有力量再与元军进行大规模正面交锋的阵地战了。元军在东南方向上的推进遂成破竹之势。 　　至元十二年八月，伯颜还至军前。十一月，命阿术驻瓜洲以绝扬州之援，余部则分三道发动对宋总攻。右路以步骑自建康趋广德军四安镇（在今浙江长兴西南），由独松关（在今浙江旧余杭西北九十里）包抄临安。左路以董文炳和南宋降将范文虎率水军从镇江循江蹈海，绕行入杭州湾。伯颜自率中路主力万人，水陆并进，沿运河，历常州、无锡、平江（治今江苏苏州）、嘉兴，而趋临安。常州举城相抵抗，元军强克后实行屠城。“城内外积骸万数，至不可计。井池沟堑，无不充满。仅余妇女婴儿四百而已”。 　　 　　第五章 　　 　　自鲁港败溃，宋廷“举朝相顾失色”，“台谏哭声震天”。但除了痛哭之外，他们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救国之策。贾似道的办法是请三宫移驾庆元，出海漂流。谢太后不许。同党陈宜中眼见舆情翻转过来，连忙反戈一击，上书要诛杀贾似道以谢天下。谢太后把贾似道贬职远谪。路上，贾似道被解送人员擅杀。他罢相以后，陈宜中主持朝政，力斥文天祥、张世杰以勤王之师与元军决战的建议，一心一意向蒙古求和。宋廷在灭亡的最后岁月里，以向敌军乞讨和平的行为，使自己永远蒙受洗不清的历史耻辱：1275年夏，太皇太后谢氏发诏书，向“叛将”吕文焕、范文虎“招谕”，要求他们从中斡旋，促使元廷罢兵许和。 　　1276年初，又遣柳岳往伯颜军营求和，这时元军已至无锡。柳岳垂泪哀求说：“现在太皇太后年事已高，嗣位的君主幼小，而且还在为先帝服丧期间。兵不伐丧是自古以来的礼制。恳望大丞相可怜、宽恕我们，退兵北归，免得引起敝朝三宫不安、陵寝动摇。我们怎么敢不年年进奉，岁岁修好！今日之事，确实是奸臣贾似道失信于贵方，因而贻害了我们的国家呵！”虽然忽必烈当时或许还有许和之意，伯颜却已抱定宗旨要灭宋，所以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当初我朝圣天子即位之初，曾遣使奉国书来与你们交好。你们国家无赖，拘留我朝使臣十六年（指郝经被宋拘禁之事）。所以要来兴师问罪。去年又把我朝派来的廉希贤等使节无故杀害。这到底是谁的过失啊！如果你们的太皇太后要我停止进军，为什么不学习吴越践王献出国土，或者像南唐李后主那样投降？你们宋朝过去从后周柴氏的小儿手里夺得天下，今天也失于小儿之手。天意如此，你何必再多说？” 　　20天后，宋使再见伯颜，声称除纳岁币外，愿尊元帝为伯，世修子侄之礼。如不许，称侄孙也可以。再不许，只求封一小国保存赵家的宗庙。这次求和，终因伯颜大军兵临杭州城下而流产。 　　在这之前还发生了一桩诈骗案。当时传说有一个当涂人的妻子叫赵孟桂，被伯颜纳为小妾。谢太皇太后异想天开，派人备厚礼去寻访她，想通过她打动伯颜。使臣回来说，赵氏担保将达成和约。宋廷为此颇感兴奋，后来却什么也没有发生。几年后，人们才发现赵氏从来没有收到过宫廷的赏赐，她也没有做过伯颜的妾室。大概是有人借宋室求和心切骗攫财产吧。 　　移驾也不是，求和也不成，朝臣们开始弃职出逃。其实这种现象还远非始于宋朝临终的最后时刻。谢太后为此出过一份朝堂榜，措辞差不多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她说：“像这样避难偷生，你们还要做什么人？死了又怎么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德祐二年（1276）正月，元军逼近杭州城。高级官员不辞而别更达到“接踵宵遁”的程度。正月五日临朝，文官只有六人。到十三日，“朝中为之一空”，连当初“哭声震天”的热闹情景也看不到了。 　　这一年的正月十七日晚，赵氏的孤儿寡母们大概通宵未睡。他们决定向元军献传国玉玺求降，宋朝的求降表也在那天夜里准备就绪。时距贾似道出师抵拒灭宋元军刚刚一年多一天。同时代的一个诗人描写那天晚上宫内的景象说：“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 　　十八日，宋奉传国玺和降表至临安城外元军大营。寻以降表“不称臣、仍书宋号”被退还。 　　二十五日，修改过的降表送达伯颜。 　　二十六日，元军进入杭州城。余波的平息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尚处于南宋控制下的领土大面积地为元所有。在荆湖方面的战场上，阿里海牙所部经过三个月的围城，攻破荆湖南部的重镇潭州（今湖南长沙）。守帅李芾令家人登楼醉饮，固命帐下亲信把全家杀死，他本人也从容引颈受刃，实践了自己“以家许国”的誓言。阿里海牙入城，禁止杀戮，发仓廪赈饥，湖南诸郡纷纷降附。元廷又诏阿术所部李恒从逊都台立都元帅府于江州（今江西九江），经略江西。元军从荆湖到浙西，遂完全连成一片。杭州投降后，太皇太后谢氏奉元之命颁诏，令江南未下诸郡停止抵抗。诏文称：“现在元兵攻克杭都，国家根本已被拔除。各地城市虽然还想拒守，但是百姓又有什么罪过而要再遭战祸呢？自奉接诏书之日起，切望你们各自降附蒙古，或许还可以让生民免受荼毒之苦。”东南诸多州郡守令乃得以心安理得地望风出降。严州（治在今浙江建德西北）守臣方回一向以“死于封疆之所”相标榜，元军逼近时，方回忽然不知去向。人们都以为他一定已实践自己的诺言自杀了，到处找寻他的尸体而不得，后来才知道他已到三十里外拜降。此后不久，他竟然“鞑帽毡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 　　至元十三年二月，南宋文武官员出杭州城，各以宋朝所授职衔行谒见礼于元军大营。他们“谒见”的，乃是攻灭他们父母之邦的元军统帅伯颜。本月，伯颜以元廷的授权，任命元“浙西都督府”进驻杭州。三月，伯颜入杭州城。南方大国昔日的都城，现在成为元“行中书省”的治地。江南“新主”开始收缴宋百官诰命符印，罢废宋官府，“阅实”宋国库，“检括”所藏各种珍异宝玩，籍没宋室礼器、祭器、仪仗、户籍档案和大量图书。宋王室收藏的历代名画、法帖等也悉数北运，使北方宫廷中的儒臣们大开眼界。元廷召伯颜偕宋君臣入朝。三月十二日，伯颜遣人向宋皇室宣诏。当宣诏人读到元廷对宋幼主、太后免于系绳于颈、牵羊于手表示亡国之臣向征服者献诚的时候，幼帝的母后全氏涕泪沾襟，对儿子说：“蒙圣天子慈仁，留你一条活路，应当朝京阙礼拜致谢。”幼帝拜毕，母子一起乘轿，“即日俱出宫”。只有谢后生病，留杭未行，但不久后还是被驱北上。临行之际，赵氏母子求见伯颜。伯颜以“未入朝，无相见之礼”回绝。 　　古代隐居者南宋朝廷降元不久，江淮西部尚未被元军攻克的诸城，很快因防区统帅夏贵出降而尽为元有。江淮东部则在戍守扬州的防区统帅李庭芝指挥下固守。谢太后、幼主先后遣使至城下命李庭芝投降，他回答：“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宋皇室北觐途中，谢太后又写信劝降说：“如今我和少主都已经臣服，你还在为谁守城呢？”李庭芝命弓箭手从城上射退信使，出兵劫持“圣驾”，失败。不久，元军围攻扬州。元将阿术遣使持忽必烈诏书谕降。李庭芝斩使焚诏，誓以必死。 　　1276年盛夏，扬州附近诸城多力竭纳款，扬州城里也很快粮尽。士兵至有烹子而食的现象。正在这时，出逃到南方的宋流亡小朝廷召李庭芝南下。李庭芝乃与姜才出城，想经泰州入海南航，结果被元追兵包围在泰州城中。留守扬州的朱焕早已萌生降意，李庭芝和姜才一走，即以孤城投元。李庭芝、姜才被泰州降将出卖，在元营不屈死节。扬州一失，淮东宋军残部人心动摇，元军乘势尽得其地。 　　杭州城被元军占领以前，宋廷匆匆封幼帝的两个庶弟赵罡、赵呙为益王、广王，分镇福州、泉州。两王在宋廷奉表请降的次日逃离杭州，稍后取海道进入福建。于此前一日晚间出走的丞相陈宜中，也往投二王谋复国之举。1276年6月中，益王赵星在福州即帝位，后来被称为端宗。弟赵晶再受封为卫王。南宋流亡小朝廷建立。杭州投降前出使元营，被伯颜羁留军中的文天祥，在北解途中逃脱，这时也辗转来投赵罡。这个流亡政权力图凭借福建，规复两浙和赣南。江西、两浙地区闻闽廷颁诏，也“在在起应。蜂屯蚁附”。东南地区南宋残部的抗元斗争，由是形成两次声势较大的短暂高潮。 　　闽廷建立之初，即分遣诸军，企图收复两浙沦陷各城。不少降元州城重新起兵，而且连军攻元，“民多应之”，一时造成云从景附的振奋局面。宋军势力，曾经到达江西东南部。但是不出两个月，抗元宋军先后失败。元军反而渡过钱塘江，完全克灭两浙的残余势力，又在秋末分三路进攻闽广。流亡政权遂从福州取海道南逃。元军全线向南推进，到1277年初，宋在福建的势力几乎陷于崩溃。正在这时，元廷为集中精力应付西北诸王之乱。撤回征宋军队戍守中原。于是宋军绝处逢生，乘机在福建和江西展开第二次规模较大的抗元攻势。如果说前一次攻势是据闽攻浙，那么这一次是退据广东而攻闽、赣。流亡政府已差不多是在作困兽之斗了。 　　在江西的攻势，主要是由文天祥指挥的。他自从参加流亡政府以后，一直在前线督师。先开府南剑（治今福建南平），复移治汀州（今福建长汀），执行据汀攻赣的战略任务。1276年秋末，他分军进宁都、雩都（今江西于都），联络赣州城里的抗元力量，准备“结约取赣”。江西各地义军起而响应。但是由于元军大举进攻福建，文天祥不得不抽回兵力以抵御元兵东来。江西的宋军失去相互应援，阵脚大乱，纷纷败绩。1277年6月，乘元军主力北归，文天祥从梅州（今广东梅县）北逾梅岭，再次进入江西。宋军连下会昌、雩都、兴国，收复赣州、吉州大部。江西其他地区也多有呼应的行动。荆湖、闽广甚至江淮都有抗元力量与文天祥联络，愿意受其节制。这时候，南宋流亡小朝廷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 　　然而二次入赣的声势持续不过两个月，便被元军摧败。至元十四年（1277）七月，元廷立行中书省于江西，专事进讨。八月，元军袭攻文天祥设在兴国的指挥部，“又击走之，追四百里，及之空坑。降其众廿余万”。文天祥差不多是只身脱走，妻妾儿子都被元军俘去。江西战局至是骤然逆转。其他地区的义兵亦都被击灭。 　　江西绥靖后，元军一路逾梅岭进击广东；另一路扫荡福建，从那里进入广东。这段时间，益王政权由潮州移驻广州浅湾内的秀山，再奔井澳（即今澳门以南诸小岛所在洋面），遇风舟败，军士死过半。继而又避追兵入海至七洲洋（今海南岛以东的南中国海域）。次年春，还广州，又移硐洲岛（在今湛江外的洋面上）。四月，赵罡受惊吓死于硐洲。张世杰、陆秀夫等拥立8岁的卫王赵爵为帝。六月，张世杰率军欲收复雷洲（治今广东海康），失败。于是奉帝昺移师至广州湾内的新会南百里洋面上的厓山。这时他还有舟船800余艘，士卒万人。 　　即使到大难临头的时刻，这个小朝廷仍不肯放弃内斗。文天祥过去曾要求带兵入朝护驾，被陈宜中拒绝。益王死前不久，他在硐洲东南海滨的乾溪山（船癔）上表，自劾兵败江西之罪，再次请入朝，仍不许。他只好在潮州、惠州一带领残军坚持抗元。 　　就在广王政权移驻厓山的同一个月，即至元十五年（1278）六月，元廷召汉地最著名的世侯之一张柔的儿子张弘范，委以蒙古、汉军都元帅，命他往歼广王政权。张弘范荐李恒为副帅，率水陆军2万，灭宋残部。十二月张弘范至潮阳。前军击溃自潮阳走海丰的文天祥，擒之。至元十六年（1279）正月，元军从潮阳循海路往压山，途中命囚系随军的文天祥修书招降张世杰。文天祥乃书《过零丁洋》诗授之，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 　　至元十六年二月初，张弘范、李恒两军会合后，对宋厓山水师发起总攻。激战经日，宋兵全军溃败。陆秀夫仗剑驱妻子人海。自己背了广王赵昺跳入水中自沉。张世杰率10余艘船舰连夜突出重围趋交趾而去，途中遇飓风船坏，溺死。南宋流亡小朝廷灭亡。 　　厓山之役的前一个月，宋合州钓鱼城（为合州治所，在今四川合川东北）守帅王立出降。至是，南宋的疆域，基本上全为元王朝据有。 　　南宋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不过它却因为文天祥的慷慨殉国而拥有了一个悲壮的尾声。这个尾声，至少让那些目睹耳闻宋室君臣北觐耻辱的人们对这个堂堂大朝不至于完全蔑视。 　　亡宋的少帝、太后和宋室官僚于至元十三年（1276）四月到达忽必烈的驻夏地上都。五月初一，就是赵显的庶弟益王在福州宣布登基的同一天，赵显和他的太后母亲及由从前的宰相等高级官僚充任的“祁请使”，奉命到上都城西的元王朝太庙礼拜。五月二日，忽必烈正式接见被他打败的亡国君臣。接见的地方在上都城南的草地帐殿里。赵显被封为“瀛国公”。然后举行国宴庆祝平宋。宋朝的君臣也奉命参加，实际上是把侮辱作为荣耀赐给他们。忽必烈对南宋的降将一向很有一点看不起。他曾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投降得如此容易？”诸将回答：“宋有权臣贾似道擅断政柄，总是优容礼待文士，而就是轻视武官。臣等早已有不平之心，心离体解，所以都望风而款降啊！”忽必烈大概是用蒙语作答，让董文忠译成汉语说：“即使贾似道真的轻视你们这班人，那也仅只是贾似道一人的过错而已。而你们的君主又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呢？即使事实如你们所说，那么贾似道轻视你们也确实是有道理的。”不过，在那天宴会的场合下，忽必烈还不至于这样奚落他们。他只是好奇地问以宋宰相身份担任“祁请使”的吴坚：“你年纪已很大，为什么还要当丞相治理朝政？”吴坚回答，因为朝中人都逃走了，所以他才当上丞相。他连忙要求忽必烈准许他归老。 　　蒙古人参加宴会自然“众皆欢甚”，但也有人体味出其中的辛酸，聪睿的察必皇后就心中不乐。忽必烈问：“我现在平定江南，从此天下没有战争。大家都喜欢，只有你不高兴，这是为什么？”察必跪下来说：“我听说自古无千年之国。但愿不要让我的子孙也落到今天赵官家母子的地步，那就是最大的幸运了！”忽必烈把宋国库中的宝物都展放在殿庭上，叫察必来看。察必看一眼就走。忽必烈叫人追问她想要什么，她说：“宋人贮蓄这些宝物传给子孙，子孙守不住它们，现在归于我家。我不忍心拿走其中任何一件东西！” 　　古代人物图鉴赏与宋皇室不一样，文天祥却在屈辱的处境中庄敬自重，以四年被囚禁的苦难谱写了一首“正气歌”。 　　被元军俘获不久，他就被押到元军前线统帅张弘范处。张弘范一心想劝他投降，文天祥的回答就是反复“请死”。压山战后，张弘范问他：“国家已经灭亡。现在杀身成仁，谁来替你记录？”文天祥回答：“人臣以死来表达自己的心迹，哪管记录不记录。” 　　至元十六年十月，文天祥被元朝押至大都。与文天祥同样是状元宰相的留梦炎先去劝降，受到一顿痛斥。然后是亡国之君“瀛国公”来劝，文天祥一见即“北面拜号”，乞求“圣驾”回驭，不让赵显开口。于是轮到元朝当国的权臣阿合马（回回人）视狱。文天祥长揖不拜，径自就座。阿合马当时正气焰冲天，问他：“你把我当做什么人？”文天祥答：“刚刚听人说，宰相要来。”阿合马问：“既然知道我是宰相，为什么不下跪？”答曰：“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为什么要跪？”阿合马不高兴，对左右随行人说：“这个人的死生还在我手中。”文天祥说：“亡国之人，要杀便杀，说什么在你手中不在你手中？”阿合马悻悻而归。 　　于是元朝将文天祥长期关押起来，想由此逐渐消磨他的意志。但事经两三年，文天祥不改初衷。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忽必烈亲自召见文天祥，以元朝宰相或枢密使的高官劝他投效元朝。文天祥仍长揖不肯跪拜，声言“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同月，忽必烈决定处死他。文天祥得到消息，镇定地说：“吾事了矣！”神态高扬而不稍变。至刑场，又写下两首诗。其二曰：“衣冠七载混毡裘，憔悴形容似楚囚。龙驭两宫崖岭月，貔貅万灶海门秋。天荒地老英雄散。国破家亡事业休。惟有一灵忠烈气，碧空长共暮云愁。”乃从容受刑，死时47岁。蒙元时代的中外关系“如果……我们写了你们所不知道的任何事物，你们不应该因此就称我们为说谎者。” 　　——普兰·加尔毕尼：《蒙古史》 　　传奇人物和传奇事迹700年前的一天，“有三个男子汉从一艘不很大的带浆帆船上走了下来。在威尼斯的石砌码头登岸。他们刚度过许多星期的海上生活，两腿还不适应坚硬的地面，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没有人到码头上迎接；要不是他们衣着槛褛，引人注目，这次归国可能湮灭无闻。他们‘从神态到口音都说不出来地带有鞑靼味，几乎把自己的威尼斯方言忘光了’。他们脚穿高至膝盖的脏皮靴，身穿绸面皮袍，另有缎带紧系腰间；绸面的质地很考究，但已露出一些碗大裂口，从里面漏出了粗裘毛衬料。这些破烂不堪的大袍是蒙古式的，下摆只长及双膝，前胸用一排圆形钢钮扣扣住。 　　“他们到家后一下子就脱去破烂不堪的皮袍，换上长可拖地的绯红色威尼斯式绸面大袍。接着他们拾起又脏又破的蒙古袍，撕开衬里。那些原先藏放在衣缝里的翡翠、红宝石、石榴石和钻石纷纷掉落在地上”。 　　以上是弗朗西丝·伍德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该书汉译本已出版）中转述的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200年后的人们对当时情景的追记。保存到今天的一份1305年的威尼斯城葡萄酒走私案卷宗提到了马可·波罗，因为他是此案中葡萄酒走私商的保证人之一。这份文件称他为“马可斯·波罗，米利恩”，意即“百万先生马可·波罗”。今天，人们都相信，他所以会有这样的别号，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甚至经常言过其实的人。他“每次谈起蒙古大汗的巨大财富，都说他们拥有数以百万计的金币”。不过，如果没有那本著名的《世界记》（或译《环宇志》），几百年后的人就很难了解，这个在威尼斯历史档案里偶然露过两三次面的“马可斯·波罗”，究竟是怎么样的人。 　　大约13世纪末叶，马可·波罗在一次战争或商船间的武装冲突中被热那亚人俘虏监禁。他与一个至少写过几种关于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传奇故事的通俗小说作家鲁思梯切诺关在一起。《世界记》序言说：“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纪元1298年，他（指马可·波罗）因被囚禁在热那亚的监狱之中，很想打发空闲时间并向读者提供消遣读物，于是让囚于同狱的比萨人鲁思梯切诺先生将他所述这些内容全部笔录下来。”这部书在欧洲被广为传抄、译介，因此使马可·波罗成为一个声名远扬的传奇式英雄，当然也因此使各种写本或译本的内容及文字之间发生极大的差异。这曾让近代最著名的东方学家伯希和绞尽脑汁，“为了译出一部条理清楚，又引人入胜的文本而引用了令人分辨不清的多种抄本，以致有些页引用各式文本达四十二种之多”。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伯父都是威尼斯商人，所从事的，是西部欧亚、西亚以及西南欧之间的居间贸易活动。所以他们可能经常要去里海北岸的商业城市。根据《世界记》的介绍，1260年初，他们在那里经商时，正遇到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间的战争。由于担心归途受阻，他们就继续东行，盘留于锡尔、阿姆两河间的不花刺等地。后来随旭烈兀派到元朝的使臣一起到达上都。这时应当是1265年中叶前后。据说在回国的时候，波罗的父亲和伯父把元朝的一封国书带达罗马教廷。1271年，他们又谒见新上任的教皇格利高里十世。最终携带教皇写给忽必烈汗的信函重访中国。这一次，他们还带上了年轻的马可·波罗同行。1275年，他们到达上都。从这时候起，直到1291年春与远嫁伊利汗的阔阔真公主和伊利汗的奉迎使一起从泉州坐船西行，马可·波罗一行在中国留居长达17年之久。 　　根据马可·波罗在《世界记》里的自述，在中国的17年中，他先留在大汗的朝廷里学习有关礼俗、语言文字等，其后奉忽必烈之命出使哈剌章（指前大理国所在地，当时，也用作对云南的泛称），“离开汗八里（蒙语“大汗之城”，指大都），西行整整四个月”。这趟西南之行的时间，据专家推算，大约是在至元十七年（1280）或稍后。以后他又奉使各地，包括在扬州任职三年（不一定是做那里的行政长官），多次到杭州城办事；往返行程，大多是经由从大都南行到扬州，再到杭州，南至福州、泉州一线的元朝驿站主干线。大体是在至元二十四至二十六年（1287～1289）左右，马可·波罗可能曾远行印度，行迹所至主要应是马八儿地区（即印度半岛南端的东岸地区）。1290年春夏之际，他因为熟悉航海西行的情况，被选定陪同伊利汗国的使臣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西域，然后归国。 　　正像几乎所有的回忆录一样，马可·波罗对自己中国之行的回忆，在具体年代、事实（尤其是数目字）、地理状况等方面有不少不准确的和前后不相一致的地方，很多的地名、人名更因游记文本被辗转传抄变得难以释读。但是其中有很多描述，不是曾经身历其境，或者亲身得之于当时统治层内的口耳相传，是很难讲得像《世界记》中那样详实、具体而准确的。例如，马可·波罗这样描写西湖上的游艇：“在湖上还有许多游艇和画舫，长十五至二十步，可乘坐十人、十五人或二十人。船底宽阔平坦，船行时不会左右倾斜摇晃。那些爱好泛舟游览的人，或携家带眷，或邀请一些朋友，雇上一条画舫，荡漾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画舫上桌椅板凳、宴客的设备，无不布置得整齐清洁，舒适雅观。船舱上铺一块平板或说甲板。船夫站在上面，用长竹竿撑船前进。湖水不过三四米深。他们长篙轻点，直达目的地……船身两侧均有窗户，可以随意开关，便于游人坐在桌边，倚窗眺望，饱览沿途绮丽的湖光山色。……因为湖面宽阔广大，相当于全城的长度，假如伫立在离岸一定距离的船上，不仅整个宏伟、瑰丽的城市，它的宫殿、庙宇、寺院、花园，以及长在小道上的参天大树，都可以尽收眼底，同时又可以观赏其他画舫载着游湖行乐的男女，轻轻地在湖上穿梭似地来来往往。” 　　在讲述位于大运河流入长江处的瓜州镇（在今江苏扬州）时，马可·波罗提到，“在瓜州城对面的大江中心，屹立着一座岩石构成的岛屿，岛上有一个大寺院，住着两百名和尚，敬奉偶像”。这里说的“岩石构成的岛屿”和岛上的大寺院，就是镇江的金山和金山寺。 　　马可·波罗对中国北方的熟悉程度，显然还要远远超过南部中国。他很详细地叙述了发生在至元十九年（1282）的王著刺杀当朝宰相阿合马的事件，说：“当上述这一切事件发生的时候，马可·波罗正在那里（指大都）。”他还有声有色地讲述了元朝平定东北叛王乃颜的战争经过。他说到，忽必烈亲征乃颜时乘坐的是象轿。这一点与汉文史料的记载相符合。他又说，乃颜是一个基督教徒（应是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信徒），他把十字架画上了自己的战旗。这是一条非常有价值的史料。因为汉语文献虽然讲到乃颜“离佛正法”（就是信奉一种有异于佛教的宗教）、“惑于妖言”，却没有留下关于他究竟信奉什么宗教的明确记载。从聂思脱里教派当时的传播情况看，乃颜皈依这一教派是完全可能的。马可·波罗还提到乃颜是按照“不出血死”的方法被处死的。而根据汉语文献，我们只知道乃颜死后被扔进了附近一条名叫失列的河里。他被按照处死蒙古贵族的传统方式执行死刑，也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势。马可·波罗的这些讯息，无疑是从元朝官场知情人的口中获得的。乃颜之乱发生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马可·波罗大概要从马八儿回到中国以后才能听说这件事。这时候离他南走泉州、航海西归已经没有多久了。 　　在汉语史籍中没有留下任何有关马可·波罗的直接记载。汉文文献中先后提到过好几个“孛罗”或者“孛罗丞相”。但他们都是蒙古人，其名称乃是蒙古语（Bolod译言钢铁）的译音，与马可·波罗的欧洲姓氏Polo也不相干。那么，这个在威尼斯以“百万”先生著称的人，真的到过中国吗？很久以来，总是有人在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 　　古代风景画鉴赏怀疑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人们，提出以下这些理由来支持自己的看法：首先，虽然马可·波罗讲述的旅程大体上是自西向东，再从东亚回到西方，但他的经行路线时常中断，突然跳跃到另一个端点重新开始，顺序颠三倒四。所以“虽然现在还有人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继续进行考察，但一些卓越的旅行家在有人向他们详细询问时承认，在波斯以远地区一步不差地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旅行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其次，他在书里谈到的若干情节明显地属于自我吹嘘和作假的性质，例如他说自己是元军攻占襄樊时在前线制造回回炮的人，又说自己曾做过三年扬州城的长官，等等。 　　再次，他在中国生活长达17年，为什么一句也没有提起关于中国的许多最独特的事物，例如女人的小脚、茶、长城、筷子，还有汉字，而这些本来应当是最能吸引马可·波罗本人以及他的本国读者的好奇心的。 　　最后，就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中国的汉语文献汗牛充栋，但居然没有一件直接提到过这个传奇人物。“不见经传，耐人寻味”，因而使人生疑。 　　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人，于是把他的《世界记》看做是由一个讲故事的能手和一个三流的通俗传奇作家合作，根据一本通商指南或导游手册之类的读物编写而成的世界地理概述，而不是真正的具有行程日记风格的个人游记。在他们看来，马可·波罗关于中国的知识与他所宣称的17年在华体验是根本不相称的。 　　中国学术传统历来强调“说有容易道无难”的原则。怀疑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人们，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些理由全部迭加起来，似乎仍不足以排除他本人的说词。要一个人在事隔十多年后“一步不差地”把过去的复杂旅程回忆出来，这差不多是一种苛求。马可·波罗的旅行路线，除了几次明显的中断和插叙，基本上是可以按元朝政府所设驿站的走向予以复原的。他确实在有些地方自我放大，浮夸吹嘘（如在襄阳造炮），不过难道我们可以据此而将他的全部叙述视为不可信吗？ 　　在中国生活了17年的马可·波罗，对于这个国家里占据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居民的文化和习俗，了解得确实很少。不过，它发生在元朝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就又不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事情了。尤其是在元代早期，统治上层中间蒙古、色目人的影响仍具有压倒的优势。真正受信任的汉人大多会说蒙古语，可以不资“舌人”而与蒙古君臣对话。有些汉人对蒙古语的掌握甚至能精深细微到连蒙古皇帝也深为吃惊的程度。从西域到中国来的“回回人”，有些人的母语是与蒙古语十分相近的突厥语，有些人的母语虽然是波斯语，但因为长期被伊斯兰化的突厥人所统治，也都会说突厥语。所以元初在上层社会里最重要的交际语言并不是汉语。一个生活在这样的圈子里的外国人，对汉语和汉族的文化所知不多，并不见得完全不可思议，尽管汉文材料中没有直接出现马可·波罗的名字，但我们至少有一件史料直接与马可·波罗的在华事迹相关。这就是元朝向伊利汗出嫁阔阔真公主之事。据马可·波罗说，伊利汗阿鲁浑在他的王妃死后，派遣三名使臣到元朝，要求娶一个与已死王妃同族属的女人。忽必烈选择了一位公主让三名使臣带回去。公主和三名使臣的名字，分别是Cocacin（阔阔真），Oulatai（比较下文中的“兀鲁癑”）、Apusca（比较下文中的“阿必失呵”）和Coja（比较下文中的“火者”）。在《永乐大典》摘抄的关于元代“站赤”（即驿站管理系统）的公文中，有一条材料说：至元二十七年（1290）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疲、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按指支发沿途的食宿津贴），余七十人，闻是诸王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 　　这一则材料所说“往阿鲁浑大王位下”的三使臣，就是护送阔阔真西行的奉迎使。三人的名字，与马可·波罗所说完全符合。更重要的是，使团回到波斯时，三人中除火者外已死去两人。所以波斯语文献中就只有火者一人的名字。除非马可·波罗能在西域某地抄到上引汉语的文献（这在当时条件下是不可能的），他怎么可能遥在千万里之外知道包括已死去的两位在内的三名使臣的名字？这一点足以证明他确实与三使臣从中国同行西航。 　　此外，《世界记》中有关当时事件的若干详实叙述，包括最新近发生的平息乃颜之乱的情况，显然不会包括在导游书中间。如果不是在中国当地，而要远在西亚却打听得这么细微准确，其实也都是很难的。 　　马可·波罗来华的怀疑论者对现实存在的《世界记》一书充满根本的怀疑，却很愿意假定曾经存在过某种详细记载中国种种事情的“导游手册”，并断定它是《世界记》关于中国知识的来源。虽然关于这本“导游手册”本身，我们至今还一无所知，但它却对怀疑论者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它，他们就无法回答下面的问题：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马可·波罗，是从哪里获得这么多有关中国的详细情报的？ 　　不过相信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人也面临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这个自称具有很高地位，但又“不见经传”的外国人，在元朝到底担任何等的角色？ 　　他自然没有像他所吹嘘的那样做过扬州路的总管，或类似的高级行政官僚。很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出，马可·波罗主要是用一副敏锐的“商人的眼光”观察他所经历的世界。在他描述各地情况时最经常提到的一项内容，就是那里的特产，尤其是欧洲人感兴趣的宝石、香料、纺织品、瓷器等等商品。他对中国的盐税似乎很注意，北方的盐场经常是他的行经之处。他甚至能相当准确地说出至元中期杭州所管地面盐税收入的总额。所以曾经有人怀疑他是元朝地方政府中管理盐政的小官员。还有人推想他出使马八儿，其实是到那里去买采红宝石。当然也有人认为他不断地在各地跑来跑去，执行的是做皇帝“听底耳、见底眼”、到处刺探民情的职务。 　　关于马可·波罗在华身份的一种较新颖、也较有趣的推想，认为他是为元朝政府或皇室成员做买卖、替为他提供资本的主人生息的“斡脱”。蒙古人进入汉地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不懂得管理财产，“只是撒花，无一人理会得贾贩”。“撒花”即强行敲榨勒索“人事”（即礼物）的意思。他们靠掠夺、搜刮而攫获财产，却不知道怎样经营，怎样利用它生利增值。所以他们特别仰仗从西域来的回回人，向他们提供资本，让他们贸易生息，称为“斡脱”（突厥语伙伴、合伙人的意思）。回回斡脱依靠蒙古贵族的势力做生意，为蒙古贵族，也为自己图利。他们的经营活动中利润最高的是高利贷，利率达到100％，利上滚利，如羊羔下仔，所以称为羊羔儿息，又称斡脱钱。很多斡脱商人不但经营国内贸易，也从事巨额的国际贸易，有的还向政府“扑买”各种赋税（即承包某个地区的某种赋税）。马可·波罗比较熟悉的，不是汉语，也不是蒙古语，而可能是突厥语，甚至是波斯语。这说明他所接近的人有很多是回回人。他又经常奔波于国内外各地。因此，他成为皇室斡脱商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从西欧世界直接地，而不是通过很多中介环节间接了解中国的角度来观察，马可·波罗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传奇人物。不过无论他是否真的来过中国，他都不是西欧与元代中国之间直接沟通的惟一见证人。这是一个中国和西方基督教世界直接建立外交联系和互相了解的时代，虽然双方都是带着错位的期望而这样做的。种豆得瓜自从11世纪初以来，西亚的聂思脱里基督教圈子里，逐渐传出一则关于蒙古草原上的游牧人首领如何带领他的“二十万众”皈依聂思脱里教的故事。现代学者多相信，这则故事大概与信奉聂思脱里教的蒙古克烈部有关。它的大意说，这个首领在草原上迷路，得到一位基督圣徒显灵指引，方才脱险，从此崇拜基督。在克烈部的聂思脱里信徒中，上述圣徒的名字薛里吉思成为最常见的教名之一。 　　尽管聂思脱里派很早就被东罗马教廷判为异端，远东草原之王率部皈依天主的消息传到欧洲，仍然使中世纪西欧深感振奋。在那里流行的东方一个名为约翰长老的国王曾打败了穆斯林的传闻，很可能与上述故事相互附益。在马可·波罗转述的关于约翰长老的故事中，就把主人翁指为与成吉思汗同时代的克烈部首领王汗。 　　蒙古的扩张打通了亚洲东部世界与西欧基督教社会之间的阻隔。罗马教廷和西欧君主们对寻找约翰长老的部众现在备感迫切，他们希望借助基督上帝的威严和感化力，来阻遏蒙古人对西方的入侵；希望基督教在富庶的东方广泛传播，甚至仍然希望与蒙古人联手攻击伊斯兰世界，夺回穆斯林控制下的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一批批穿黑袍的教士，怀揣教皇或国王谕书，不畏艰险地踏上东来旅程。 　　1245年，在里昂宗教大会之后，教皇英诺森四世向蒙古派出了两个使团。关于前往驻扎在波斯地区的蒙古军事长官的使团，我们所知甚少。还有一个使团被派往蒙古，由葡萄牙人劳伦斯和意大利人约翰·普兰诺、迦尔毕尼组成。这两个人都是圣方济各会的修士，各持教皇的谕书一封。前者所持，很像是一篇布道词，内容主要是劝谕达达国王、人民“成为基督教徒，信仰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们除此外别无获得拯救之路”。后者所持则像一封外交国书，内容是“劝告、请求并真诚地恳求你们全体人民：从今以后，完全停止这种袭击（指蒙古的侵略），特别是停止迫害基督教徒”，要求蒙古大汗与派去的修士诚实商谈，说明“究竟是什么东西驱使你去毁灭其他民族，你未来的意图是什么”。劳伦斯后来是否真正成行不详；迦尔华尼则于1245年复活节前一个多月进入里海北部草原。他先被蒙古兵护送到伏尔加河下游的拔都萨莱城去见这位“金帐汗”。这时贵由汗的即位典礼很快就要在蒙古本部举行了，所以拔都汗强迫这个65岁的老头马不停蹄地向东驱驰，路上经常“一大早就动身，一直奔跑到夜里，一顿饭也不吃”。7月下旬，迦尔毕尼一行终于赶到漠北大汗的营帐，出席了贵由即位的大忽里台（“大聚会”）。 　　贵由汗本人倾向于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接受教皇代表上帝对他和他的人民的“拯救”。迦尔毕尼得到了一封用蒙古文写成并附有“萨拉森文”（指波斯文）译本的贵由汗复教皇书，上面盖有一个畏兀儿字蒙文的红色玺印，印文作“长生天气力里，大蒙古国大汗圣旨：已服未服百姓根底，圣旨所至，敬之惧之”。他的复信说：“你在来信中称，我等应该领洗，成为基督徒。我们对此仅给以简单之回答：我们不解，为何我们必须如此。”“你等如若希望与我们讲和，为缔结和平事，你教皇及诸王公显贵应毫不迟疑地前来朝见我。”贵由汗这份复信的波斯文复本1920年已在梵蒂冈教廷的档案中被发现。1247年秋，迦尔毕尼返抵里昂向教廷报命。他留下一部《蒙古史》，讲述出使经过和所见所闻，是有关同时代蒙古人情况的珍贵记录。 　　教廷于1247年还向西亚蒙古驻军派遣过一次使节，同样不得要领。但是在这一方向上的联络，不久便由于贵由指派的西域新统帅野里只吉歹的莅临而似乎变得有了一线希望：因为这位将军是一名聂思脱里教的信徒。1248年，率领十字军出征埃及途中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在塞浦路斯遇到野里只吉歹的信使，称“普天下之王合汗”（指贵由）愿与基督教各派和睦相处，并支持他们“战胜那些蔑视十字架的敌人”。尽管这种表态大概更可能是出于野里只吉歹本人的意愿，它却使路易九世深感兴奋。他立即派出一个隆重的使团回报大汗，由多明俄会教士安德鲁·龙如美率领，携带的礼物中包括一座深红色的帐幕教堂，帐中悬有刺绣的镶板，上绘基督耶稣的一生经历。1249年初，使团出发。这时贵由汗死去早已经半年多了。安德鲁在叶密立河（今译额敏河）畔的六皇后大帐见到摄政的乃马真氏，但是获得的答复仍是责令西欧各国纳贡称降的老话。他失望而归。 　　1253年，法王路易九世再度遣使东驰。这次受命的圣方济各会修士鲁不鲁克不再以国信使身份，而是以传教士的身份，请求在金帐汗国的部众中传教。结果他却被金帐汗派人护送到和林去觐见蒙哥汗。1253年冬，鲁不鲁克抵达和林地区，在那里住到1254年的夏天方才西归。他在和林遇到各色各样被掳掠来的欧洲人，有再嫁给一个年轻斡罗思人的洛林寡妇，有名叫威廉的巴黎金首饰匠，也有来自阿儿美尼亚的基督教修士，等等。他回国后撰写的《东游记》是我们今天了解和林城内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资料。他带回法国的由蒙哥汗口授的信件，仍然是以蒙古人一如既往的风格写成的，即要求法王按长生天的意志向蒙古投诚。 　　 　　第六章 　　 　　入元之后。罗马教廷的修士到中国传教仍史不绝书。1289年。教皇尼古刺四世派教士孟特高维诺到东方传教。他从罗马出发，取道伊利汗国，从当日著名的海港忽鲁模子（今译忽尔木兹，在波斯湾口）坐海舶至马八儿，又于1293年乘夏季的西南信风从马八儿渡洋来华，于1294年到达大都。 　　孟特高维诺在大都的最初几年，似乎处于当地聂思脱里教徒的围攻中。他们散布流言指责他是间谍、魔术师和骗子，又说他是谋杀了教皇派遣的真使节、窃取了他所带礼物的假冒者。孟特高维诺为此经常受到盘问，三四年之后，情形才逐渐好转。他先后在大都建立了两座教堂，至少其中一所有设置了三口钟的钟楼。他逐渐买下40名男童，为他们施洗礼，教他们唱诗。他还把《新约》和祷唱用的《诗篇集》翻译成“鞑靼人通用的语言”。孟特高维诺在近10年内争取了6000名信徒，其中包括著名的皇室驸马、汪古部首领阔里吉思及其部众。他是在孟特高维诺影响下从聂思脱里派改宗“真正的罗马天主教”的。不过在他被西北诸王俘杀后，汪古部其他贵族又重新被“诱入邪道”。孟特高维诺处在聂思脱里教徒的包围中，充分意识到应当尽可能依靠大汗的保护，“不能离开皇帝大汗”。据说大汗在宫中可以听到他的教堂里唱诗的歌声。他传教的范围，主要应是宫廷附近的上层社会。受洗礼的信徒中，很大一部分是被蒙哥汗从南俄草原徙至中国的阿速部军队。 　　古代田园画鉴赏1300年中叶，孟特高维诺连续从中国给他在欧洲的教友去信，诉说自己在远方势单力弱，要求教会派人来协助他。于是罗马教皇在1307年任命他为汗八里（即大都）及东方总主教，并派遣主教热拉德、帕力格利诺、安德鲁等人到中国辅助孟特高维诺。热拉德一行亦取海道来华，途中曾在印度逗留，于1313年前后抵达大都。孟特高维诺在泉州分设一个主教区，三人先后担任泉州主教，大概都死在泉州。安德鲁的拉丁文墓碑已在泉州发现，他死于1332年。被欧洲教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还远远不止上面提到的这几个。14世纪上半叶，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积极活动，可以说一直没有停止过。泉州城的最后一任主教佛罗伦萨人詹姆思，死于1362年的元末社会动乱中。 　　罗马教廷在整个“中世纪派往远东的最后一个重要使节团”，是1342年从陆路到达中国的一个大型代表团，由佛罗伦萨人马黎诺里率领。这是教皇对1336年元廷遣使访问教皇驻锡地阿维农城的回应。元朝的这个遣使团就便任用一个在中国的欧洲人安德鲁，威廉和阿速人脱海等为使。其所携致教皇书，要求教皇“告天祝寿”，似乎没有从前那套“若不款附，惟天知之”一类威胁的话。在大都的阿速将领等天主教信徒也通过使团向教皇递呈请愿书，诉说自孟特高维诺死于1328年之后，大都主教缺任，恳情教廷派人莅治。马黎诺里等人遂于1338年底从阿维农启程。循陆上商道到达上都。他们献赠的礼物中，有一匹“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其他西域马与它并立，只及它的肩胛处。元顺帝“临观称叹”，命群臣写诗赋、作画来加以表彰。当时人为此留下不少颂赞“天马”的篇什。因为写诗作赋的大多是汉族文臣，他们不由自主地把“佛郎国（元人笼统地把欧洲称为佛郎）进天马”看做了“怀柔远人”、“万方来朝”式的盛事，所以有的歌赞写道：“有元皇帝不下堂，瑶母万寿来称觞。”这自然不过是一篇昏话而已。 　　欧洲基督教世界访问过中国的另一个著名人物，是意大利教士鄂多力克。他约在1321年至广州，游历全中国。不清楚他在中国是否有什么宗教活动。他与马可·波罗、伊本·拔都他和尼哥刺·康梯合称中世纪四大旅行家。 　　欧洲的僧俗统治者想请出“天主”来制止蒙古的西犯。尽管此后蒙古确实没有再向西欧进军，但它显然不是基督耶稣出面弥兵的结果。他们想联合蒙古夹攻穆斯林世界，收复在耶路撒冷的圣地。但除了伊利汗朝前期与英王之间微不足道的、不成功的协作，总的说来蒙古人对此颇为冷谈。他们想在中国“履行我们教皇对他们（指中国人）的天职”。但是元代中国的罗马天主教基本上是极少数外国移民的宗教。再从元朝统治者的立场来看，从日出到日落之处的百姓，如果想要“安乐与和平”，就必须君王入朝、子弟入质，作蒙古的附庸。西欧在蒙古人的世界观念中绝不可能有任何特殊的地位。东西方统治层之间近百年的交涉，就这样变成双方都不克遂愿的“聋子对话”。然而重要的是，随着这种没有外交成果的对外关系的开展，中国与西欧之间不经由任何中介环节的直接了解毕竟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对中国的知识可能要增长得更快一些。 　　与天主教修士相继东来同时，中国也有两个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教士踏上西行之路。他们是大都籍的列班扫马和东胜州（治今内蒙托克托县）人麻古思。列班是叙利亚语法师的意思。从两个人仅有的聂思脱里教名，很难辨别他们的确切族属。有的史料说他们是畏兀儿人，也许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大可能是汉人。 　　列班扫马和麻古思西行的目的，是去耶路撒冷朝拜圣迹。他们跟随商队穿越河西走廊，经过窝阔台汗国进入呼罗珊，至西亚，结识驻铴报达的聂思脱里大主教。由于耶路撒冷被与伊利汗国敌对的马木鲁克埃及控制，二人朝圣失败，被迫返回报达。以后麻古思被报达大主教委命为“契丹及蛮子田地（分别指北部中国及南宋旧有疆域）教区”的聂思脱里主教，列班扫马为巡视总监。他们返回中国的旅程被元朝与西北守藩之国的战争所阻断，只好重回美索不达米亚。 　　不久，报达大主教去世。聂思脱里信众希冀推举一名“在族属和语言方面都与蒙古人系统较近”的新主教，以便与蒙古人斡旋。麻古思于是当选为新的报达总主教，虽然他读不懂用来书写聂思脱里经典的叙利亚文。 　　麻古思的新职位得到了伊利汗阿鲁浑的允准。这时他正在打算重新征服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所以派列班扫马到西欧去寻求同盟。列班扫马自报达西北行，道经里海至拜占庭都城君士坦丁堡，又乘船到意大利，继而又访问法王腓力四世、英王爱德华一世，晤见新任罗马教皇尼古刺四世。列班扫马到处遇到热烈的欢迎，在教皇和枢机主教们面前按聂思脱里派方式主持礼拜，从教皇那里领受圣餐，也为爱德华一世举行领圣餐仪式。这位聂思脱里教的高级僧侣在西欧受到的隆重接待，表明“使得东、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的古代神学上的对立，现在已经被忘记一半了”。列班扫马虽然是以伊利汗使节的身份出行的，但他仍然是有史以来中国人莅访西欧诸国的第一次，如果“长子西征”不算在内的话。列班扫马和麻古思分别死于1294年和1317年。炮舰沉处商帆过中国古代的汉、唐等大一统王朝，总是以为自己居天下之中，而把周边的毗邻国家、少数民族政权看做是在文明程度上低自己一等的番夷“下国”。中央王朝对其邻邦的外事关系，就这样被纳入以夷夏之别为原则而确立的朝贡体系中。周边政权需要定期向中央王朝“纳贡”，每逢婚丧节庆，应遣使报聘；中央王朝则应在使节归国时，向来朝贡的国家颁赏“回赐”，“回赐”的价值经常会超过该国所贡方物。除来自西北和西南的军用马以及少数稀有药材，对中央王朝来说，朝贡与回赐主要是维持宗主和藩属间政治关系的必要的符号或象征，所以虽然赔钱也义无返顾。而对周边国家来说，向中央王朝朝贡其实是做生意的一种特殊形式，我们可以称之“朝贡—回赐”贸易。利用这种特殊贸易形式来做生意的，不仅有周边国家的王室或政府，还有民间私商。汉文史料中记载不断的外国人贡使臣，其实就有很多是冒牌来骗取“回赐”的私商。 　　上述情形在宋朝有所变化。一方面，东西贸易市场的发展刺激起人们以“朝贡”换取“回赐”的胃口。各国通贡使团的来华频率迅速增加，使团规模越来越大，留居中国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积贫积弱的北宋政府实在不堪负担，所以非但不敢像汉、唐那样四出“招谕”列国来朝，改而奉行“来则不拒，去则不追”的国策，而且到后来甚至还下令把外国使团截留在广州等海港城市，不让他们进京，命人选取部分贡品，酌给回赐后，就地打发他们回国。另一方面，对进行海路贸易的商舶征收的出入口税，在唐后期和五代十国时的东南沿海国家已逐渐成为一宗可观的收入，入宋后更是国家岁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宋政府在尽可能抑制“朝贡—回赐”这桩赔钱买卖的同时，积极招徕番舶到中国做生意。 　　在元代，对从事海外贸易的国内外商人抽取关税，“哏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有”（意即“是关系到国家大宗经济收入的紧要事情”），所以对外贸易是受到政府保护的。传统的朝贡观念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元朝皇室把“日出日没之地”尽看做长生天对黄金家族的赐与。不论是被征服的或者是和平归顺的国家，都要入朝、入质，要出军、出饷、出役夫来配合他们的军事行动，还要根据黄金家族的索求提供各种文物珍异。因此元政府责令外国朝贡，实际上还带有对它们进行经济掠夺的企图和性质。忽必烈一朝，是元政府采用大规模用兵的手段，逼迫它的亚洲邻国称臣纳贡的时期。这些海外战争，大多数以惨败告终。元朝为对外侵略耗尽国力，依然无法迫使周边各国完全屈服。成宗即位后，只好调整对外政策，承认既成事实，满足于各国（除日本外）在名义上对元称臣。从大蒙古国时期算起，元与这些国家的官方关系，经过七八十年的曲折，又开始恢复到与前朝相类似的状态。战争与对立的停止，更促使基本摆脱朝贡—回赐形式的官方国际贸易乃至民间对外商业往来进一步繁荣起来，把从南宋以来一直在持续的对外经济交流推向极盛。 　　蒙古军队首次进入高丽，是在1218年与高丽军队联合进击契丹“叛部”之时。高丽与蒙古约为“兄弟”，并不能制止蒙古对它的任情勒索。1221年蒙古向高丽的索贡物品就包括獭皮1万领，细绸3000匹，木棉1万斤等等。掠夺引起反抗，蒙古军队遂不断进征其地。高丽国北方的成年男子大部分被杀被掳。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高丽国王死，元政府把在中国充当质子的王供（后改名王植）送回高丽即位。元廷宣布从高丽撤兵罢戍，对高丽过去的反抗“一切勿问”，但要求高丽王室履行从江华岛（今属韩国京畿道）将都城迁回旧王京（今朝鲜开城）的诺言。接着，元廷就诏谕王植“籍编民，出师旅，输粮饷，助军储”，征取不断，引起高丽朝野的不满。1269年，高丽权臣废王植，另立新主。元遣兵压境。高丽西京（今朝鲜平壤）及西北地区六十余城降元，二十多年后才由元朝归还给高丽。原国王复位，抗元军队退入江华岛，复遁耽罗。元以耽罗“为南宋、日本冲要”，乃借口诛讨高丽叛臣余部，迫耽罗国降附。后因高丽要求，将耽罗归隶高丽。元与高丽间此后未再发生战争。 　　从1280年代起，元政府在高丽长期设置“征东行中书省”（又称“日本行省”），把高丽作为准备进攻日本的军事基地。征日本之役经两次失败搁置以后，征东行省的建制仍一直保留，惟朝廷不再专派行省长官，仅就用高丽国王为行省丞相。它与元王朝国内各行省的性质多有不同。由高丽国王兼任的行省丞相在其境内拥有自行设置官府、考试取士、征收赋税、施行号令的权力。如当时人所说，高丽“有宗庙蒸尝以奉其先也，有百官布列以率其职也，其行赏号令专行其国，征赋则尽是三韩之壤，唯所用之，不入天府”。高丽政府在元代基本上是独立地行使着国家主权。 　　不过，作为元朝的“属国”。高丽经常受元朝的榨取和压迫。元政府为笼络南宋降军，派人到高丽为他们“求娶妻室”。元使偕同高丽官员到处拘搜民间的独身女子、“逆贼之妻、僧人之女”。将他们发遣入元时，“哭声震天。观者莫不悽唏”。在出征日本时期，元朝又迫使高丽出兵卒、船夫、战船和军粮，种种征派成为高丽军民沉重的负担。 　　进入14世纪后，元与高丽的文化、经济交流逐步发展。元代有许多高丽人侨居中土，甚至在中国做官。很多高丽学者、僧人都与中国文人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310年代前期，高丽国王王璋让位给儿子，自己以驸马、沈王身份在大都筑万卷堂，读书闲居。高丽儒生李齐贤奉召陪侍王璋。也长期侨居中国，与当时名臣大儒论学唱和，是这个时期高丽史上最有名的文学家。元朝恢复科举考试后，高丽士人往往不远千里赴试大都，其中有些人其实早已通过本国自行举办的科试而做了官。他们宁可脱去官袍，重新以“诸生”身份来中国竞技于场屋，是因为“得于其国者不若得诸朝廷者之为荣”。 　　高丽“密迩日本”。忽必烈将王植扶上王位不久，就一面督其“阅军造船”备征日本，一面派国信使从高丽渡海，去招谕日本“来朝”。从1267年后的七年间，元国信使或递送国书、牒文的专人五至日本。日本天皇曾命朝臣拟就答元朝书，但因镰仓幕府力主不予回牒的强硬态度而没有送达元廷。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以忻都为都元帅、高丽人洪茶丘为副元帅，率蒙古、汉军和高丽助征军共2，5万人，从合浦（今朝鲜马山）渡海，进袭日本的对马、一岐两岛，在筑前博多湾（在今日本福冈县）等地登陆。元军在这里遭到日本的强烈抵抗，不能深入，又遇飓风，战舰多触礁摧毁，被迫班师。这一年是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日本历史上称为“文永之役”。 　　次年，忽必烈又遣使日本。幕府欲使元廷“永绝窥觎”。遂杀元使，仍不予回牒。日本在沿边海守戍以备蒙古的同时，又制定“征伐异国”的计划，在国内限日登记大小船舶、水手舵手、出征将士的年龄及武器等，宣布“若及遁避者，可被行重科”。此后数年内，日本军不断骚扰高丽和元朝沿海，可能就与这个“征伐异国”的计划有关。 　　元使在日本被杀的消息。直到至元十七年（1280）初才传回中国。至夏，忽必烈召见宋降将范文虎，“议征日本”，不久即建征东行省，筹备再次征日。至元十八年（1281）五月，元东路军由忻都等人率领，从合浦再渡朝鲜海峡。江南军主要由降元的宋朝水师组成，包括“张世杰溃军”，乃至“避罪附宋蒙古、回回等军”在内，由范文虎统率，从庆元（今浙江宁波）航海。元用宋降军去替它拓地，顺便也达到了不杀降而降人自灭的目的。两军相约在日本一岐岛会师，总兵力达14万，共有船舰4400多艘。江南军失期迟至。汇合后大部分元军进屯鹰岛。未经大战，即遇飓风。元军缚舰为城，仍经不起风涛颠簸，“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东征将领弃十余万士卒于岛，择坚好船只逃回。日军乘势进攻，尽杀蒙古、高丽、北方汉人军卒，而虏南宋降军为奴。日本史称此战为“弘安之役”。 　　打渔图终元之世，中国与日本之间一直没有建立政府间的关系。但即使是在交战期间，两国的民间贸易也没有完全中断。停战后，日本商船来中国货贸的更多。庆元是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自大德九年（1305）到至正十年（1350）的46年间，有33年留下了日本商船来华的确切记载。中国商品出口，最大量的是瓷器、铜钱、铜器也是日本来华购买的主要产品。从日本进口的货物，有黄金、精制刀剑、扇子等等。除商人以外，大批日本僧人到中国交流佛法。同时中国禅僧也因日本僧人乃至镰仓北条氏的邀请，搭乘商船渡海东去。日本有些学者甚至将13世纪前后的100年称为日本的“渡来僧世纪”。据考证，这个时期东渡的中国僧人，有姓名事迹可考者不下30人。其中除少数出自四川外，大部分是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台州（今在浙江）、温州、漳州等江南临海都市的高僧。他们多在日本镰仓、博多、京都等地主持禅寺。这时的建长、圆觉等著名寺院，竟因为历代主持以“渡来僧”居多，乃至寺内以汉语为日常用语。 　　进入14世纪以后，日本镰仓幕府陷入政治危机。破产武士和走私商人相邀结，到中国沿海口岸强买强卖、武装走私，“即不满所欲，燔炳城郭，抄掠居民”。这就是所谓“倭患”。到明代中后叶，由于政府厉行海禁，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盗与少数真正的日本浪人勾结，倭寇之患遂成为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 　　1250年。忽必烈灭大理国后北归，留下兀良哈台继续经略云南未服诸部。1258年，这支蒙古军侵入安南（在今越南北部）。安南王迎战失利，从京城升龙（今越南河内）走避海岛。蒙古军因暑热撤兵。安南王旋即遣使求附，“乞三年一贡”。忽必烈前期，元廷以入朝、纳质、括户、签军、输赋、置达鲁花赤监临“六事”责安南王。安南王巧辞抗命，与元政府周旋达十余年。灭宋后，元朝将有事于海外，想在安南置省，以便控制相邻的占城（在今越南部）、真腊（即今柬埔寨）、暹国（在今泰国境内）、缅国（即今缅甸）等东南亚诸国，乃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以假道征占城的名义侵犯安南。 　　安南之地林密雨多，暑蒸疫厉。当地军民抵抗外敌的惯用战略，是先以狙击拒敌，破其锐气，继而坚壁清野，走匿山林，等待暑雨疫作，使敌粮尽师老，被迫撤兵；这时他们又主动围追堵击，处处设伏，把入侵军队的撤兵行动变成一场大溃退。1284年的对元战争，以及1287年、1288年两次举国抗元的行动，安南所采取的都是这样的作战方略。元军回国后，安南王遣使求和，向元朝贡献一个金人代替自己亲朝天子。此后两国通使往来，元朝也没有再提出要安南王入朝和置官钤压的事情。 　　占城在元初尚是安南属国。1280年，占城国主向元称臣。贡宝物、犀象。次年元封之为“占城国王”，又设占城行省，作经略南海各国的前沿。至元十九年（1282）末，元廷以占城拘留经行其地的元朝使臣，诏原先受命“即其地主省以抚安之”的唆都由海道率师进征。占城军先在国都（在今越南归仁）西郊筑木城抵拒，失败后退兵入山。又借安南、真腊等国兵抗元，诱其深入而围击之。元军作战逾年，不能结束战局。至元二十一年（1284）三月，元朝增援军队赶到占城，这时唆都已奉命从占城北攻安南。元后至之师谕降占城王，乃还军。嗣后占城遂同时向元廷和安南纳贡，试图倚仗元朝阻止安南侵吞其国土。1320年代，占城打败安南军事进攻，停止向安南入贡，但仍维持向元朝的贡奉。 　　元朝从占城退兵次年（1285）。占城入贡。同来的还有真腊国的使臣。至元二十九年（1292），与元朝出征爪哇的军队一起南行的使臣曾访问真腊，但这次使节一去后即不见消息。元成宗即位后，乃再遣使招谕，使团中有周达观。他们在元贞二年（1296）从明州浮海，秋天抵真腊。周达观在真腊留居一年，归著《真腊风土记》，记录了吴哥时代柬埔寨社会文化的许多有趣现象。真腊国势已在下衰，国内有些地方因与暹人交战而成旷土。柬埔寨的名称也出现在元代汉语史料中，作“干不昔”、“甘不察”等。 　　11世纪后期，散布在今澜沧江、湄公河下游直到萨尔温江上游之间的暹人（属泰语族。今亦称泰族人），逐渐摆脱真腊控制，建立起一些独立的小邦国。1238年，湄南河上游的暹人攻占了真腊西北的首府速古台（今泰国宋家洛附近），成立暹人国家，称速古台王朝。经过半世纪左右的发展，它东据今老挝大部，西至缅国之南的白古，南面可能控制了湄南河下游的罗斛（今译老挝），乃至马来半岛北部的一些小城邦。至元二十九年（1292），暹王遣使到广州向元朝致意。忽必烈遂于次年派使节赴暹。据《元史》，成宗即位初，有“必察不里城敢木丁”使臣入贡。必察不里是暹国的属城之一，敢木丁即kamorntengaan的音译，意谓国王。这时候速古台王朝在位国王为坤拉玛甘王。成宗初遣使来华的这个“敢木丁”，究竟是速古台朝的国主坤拉玛甘王，或者只是必察不里的城主，现在很难确定。中国的瓷器制作技术，大约就在这前后传入速古台朝。 　　罗斛是孟族人建立的政权。罗斛与元通使，略早于暹国。14世纪中叶，一个出身泰族的孟族君主女婿控制了暹国大部，迫使衰落中的暹国臣属罗斛。这个兼并了速古台朝的大国于1350年移都阿瑜陀耶（Ayuthaya，“大城”的意思，今译犹地亚，即今泰国大城府）。明代史料称之为暹罗。 　　今苏门答腊岛中部詹卑河流域，十三四世纪时是马来人建立的明囊伽宝王朝中心地区。蒙古人依据该王朝建立者的族属，称它麻里予儿或木刺由。王朝的势力，北面到达今马来半岛。13世纪下半叶，暹国势力南下，与麻里予儿争夺马来半岛。麻里予儿向元朝称臣后。大概想请求元朝出面，调停与暹国的关系。所以元成宗即位之初，曾诏令暹国“勿伤麻里予儿”。 　　麻里予儿以南的爪哇国，在元朝灭宋后开始经营南海时，正由新柯沙里王朝统治。爪哇国王对元朝的招谕令心怀不满，乃于1289年将元使黥面遣归。至元二十九年（1292）冬，元军由泉州出海南讨，于次年春到达爪哇。这时新柯沙里王朝正与它的邻邦小国打仗，国王被杀。国王女婿土罕必阁耶假降元军，要求元军助其破敌。乱平后，土罕必阁耶倒戈相向。元军因为助其攻战时已遭受损耗，无力与争，被迫撤兵归国。土罕必阁耶建麻喏巴歇王朝，于1295年遣使与元朝修好。 　　元朝与缅国的联系，多取道经由云南的陆路，所以蒙缅交涉略早于元廷宣谕南海各国。1270年代前期，元使两至缅国。一次没有见到缅王，一次因违反上座部佛教的戒规被缅王处死。1277年，缅国又出兵进犯云南边界上已降附元朝的金齿部落（今泰族的先民部落）。元云南行省驻军大破缅军象阵，追至江头城（在今缅甸蛮莫县）。至元二十年（1283），元朝在灭四川宋军残余、荡平西南后经过四年准备，由云南出师征缅。缅王从都城蒲甘（在今缅甸敏建西南）出逃，并于1285年向元军求和。1287年，缅王在返回蒲甘途中被己子毒杀，缅国内乱。元军在云南王忽哥赤率领下再入缅甸，进占蒲甘城，不久退兵。蒲甘王朝瓦解。各地贵族和操泰语的掸族势力急剧扩大。从这时起至13世纪末，许多自王一方的掸邦各自降附元朝。 　　这时候，蒲甘王室仍据有昔日的首都和附近地区，并向元朝入贡。1298年，缅国北部的掸族部长阿散哥也攻克蒲甘，尽杀蒲甘王族。大德四年（1300），元军入缅征讨阿散哥也。阿散哥也趁元军不服水土，用重金贿赂元将，使其撤兵。元政府被迫承认阿散哥也兄弟统治缅国的既成事实。 　　1300年入缅之役，是元王朝在境外东南亚国家最后一次侵略性的军事行动。 　　宋元时代印度半岛的南端，东岸称马八儿，西岸称马拉八儿。马八儿较为发达，其中尤以俱蓝城邦国势力最大。至元十六年（1279）元遣使招俱蓝。马八儿、马拉八儿诸多城邦小国相继与元通使聘问。 　　北印度的德里王朝与元也建立过外交关系。元后期曾遣使至德里王朝，向算端馈赠男女奴婢百人、锦绸、麝香、宝剑等礼物，要求德里算端在印度某地重建一所被毁的佛寺，好让元朝百姓朝拜。据丹吉尔港（在今摩洛哥）出生的著名旅行家伊本·拔都他说，当时他正在德里，遂被德里算端任命为回访元朝的使团首领。拔都他在途中流连数年，到达广州后，似乎没有去大都觐见元朝皇帝。 　　元朝人对非洲的知识比前代有所增加。元廷派遣出去购买珍禽异兽和各种方物的使臣，有远赴木骨都束、刁吉儿之地的。木骨都束即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刁吉儿即今摩洛哥的丹吉尔，从中国浮海而至其地，往返要走三年。“宗藩”之间蒙古在欧亚极西之地和南海的军事失利表明，纵然它的铁骑似乎无远弗届，仍然不足以征服整个“天下”。于是十三四世纪蒙古的势力范围，实际上就划分为两个大部分。一部分是直接划入蒙古政权疆域版图之内的地方，包括大汗所在的元王朝和它以西的“四大汗国”，即察合台、窝阔台、术赤后王的兀鲁思，以及旭烈兀建立的伊利汗朝。另一部分，则是未加入蒙古版图，但是因为受蒙古军事威胁而被迫“入贡”的周边国家。这些国家附庸于蒙古的程度，或者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附庸于蒙古的程度，都有很大差异。还有一些国家虽然也被元朝单方面地纳入“朝贡”体系，其实根本不在元势力范围之内。它们遣使通元，不过是与元保持外交上的联系而已。性质上处于上述两个大部分之间的，东有高丽，西有斡罗思各公国，西南方向上有若干位于伊利汗国周边的城邦小国。 　　古代蒙古社会中的政治关系，有一些是用亲属关系的概念来比拟和表述的。由一方主动降附而形成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被比拟为父子关系。所以成吉思汗要称王汗为“汗父”。元朝与被它降服的属国间的上下关系，被当时人认为“义虽君臣，欢若父子”，也就是这个意思。与父子关系所蕴涵的上下之别的特征相对立，在血统上身份平等的黄金家族的所有成员，都以兄弟相互对待。蒙古语称为“阿合答儿迭兀迭儿”，元代汉语译为“哥每弟每”。意思是说，他们都是同出一父（指成吉思汗）的哥哥弟弟们的后代。元朝与它西北诸王的兀鲁思之间，就具有这种特殊的、由相同的高贵血统所缔结的“哥每弟每”的关系。元代汉语把它表述为“宗藩”关系。不过应当注意，它与由朝贡体系所确立的广义的宗藩关系仍有很大的不同。 　　从理论上讲，大汗的“宗藩”，应当包括东西两道诸王各自的兀鲁思。东道诸王是成吉思汗诸弟后人。他们在黄金家族内的影响，自然不及成吉思汗的诸子及其后人。因此分封之初，他们的势力就都不很大。蒙古草原以东可以拓展的土地也不像西面那样辽阔，又在大汗就近弹压之下。由于没有足够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东道诸王的兀鲁思后来没有能够发展成相对独立的政权。西道诸王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自成吉思汗西征后就已开始的各汗国独立化过程，因为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而基本完成。元朝与术赤兀鲁思和伊利汗朝的关系，于是构成元代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窝阔台和察合台后王兀鲁思的领土，有一部分在今日中国境内。但为叙述方便，把元朝与这两个兀鲁思的相互关系顺便放在本章内一起介绍。 　　术赤在世时，他的兀鲁思封地，大体上是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以北，东自也儿的石河（今译额尔齐斯河），西至札牙黑河（今乌拉尔河）的辽阔草原，最南到咸海西南沿岸地区。长子出征后，札牙黑河以西、今黑海以北的南俄草原以及斡罗思各公国都落入术赤后王的控制下。于是术赤死后即位为兀鲁思汗的拔都把大帐移至亦的勒河下游的撒莱城（在今俄罗斯阿斯塔拉罕附近）。因为地处钦察草原，故有钦察汗国之称。15世纪以后的俄文史籍又叫它金帐汗国。札牙黑河以东的原封地由术赤长子、拔都之兄斡儿答统治，成为封国中的封国，史称“白帐汗国”。 　　术赤生前与察合台、窝阔台多次发生矛盾，旧怨很深。他的妻子和幼弟拖雷的妻子是姊妹，所以这两系后王感情较好。贵由汗死后，拔都以长支宗王身份强行干预，把大汗人选从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拔都也因此获得新汗蒙哥（拖雷长子）的格外尊重。根据在此前后南草原路访问蒙古的鲁不鲁克的印象，大蒙古国好像是在拔都和蒙哥两人间西、东分治，而且拔都在帝国东部的威望和影响，甚至还要超过大汗蒙哥在西半部的声望。 　　钦察汗国虽然较早就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但仍长期尊奉元朝大汗为黄金家族名义上的最高权威，术赤后王相对于大汗（gaghan，“合罕”）自称“汗”，直到1340年。钦察汗国的钱币上曾铸有称阿里不哥为大汗的铭文，表明他们承认阿里不哥是大蒙古国的第五任大汗，忽必烈只能算是在他之后的第六任大汗。 　　1260年初，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为争夺太和岭（今高加索山）以南之地发生武装冲突，撕裂了术赤、拖雷两系间近半个世纪的亲近关系。钦察汗国为寻求支持还与伊利汗的敌国、埃及的马木鲁克穆斯林王朝结盟。这个事件成为大蒙古国瓦解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后四十年中，元朝与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之间结盟与对抗的阵容，依领土利益、实力消长、政治情势变动等因素为转移，发生过多次改组与变化。其中与钦察汗国有关的最重要的事件，一是在窝阔台后王海都倡议下召开的1269年塔刺思河（在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以东）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窝阔台、术赤、察合台三系后王达成协议，共同反对拖雷系的元朝和伊利汗国。钦察汗国参加这个联盟凡十四五年。二是十三四世纪之际，钦察汗家族中有人为争夺权势，私结窝阔台、察合台后王以为奥援，钦察汗脱脱乃与元军配合，进攻二汗国，并且从此与元朝结好。三是中亚最有才干的黄金家族成员、窝阔台后王海都死后，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决意与元约和。钦察汗国也参加了1304年举行的蒙古诸汗国间的约和行动。 　　这时，元朝皇帝又以大汗的身份恢复行使对钦察汗的册封手续。至大元年（1308），元武宗遣使册封即位已18年的钦察汗脱脱为“宁肃王”。1313年月即别即位，元仁宗又派使臣去册封。1330年编成的《经世大典图》称钦察汗国为“月祖伯（即月即别）所封地”。1336年，月即别派人到元朝，要求支领他在中国的封地岁入，用以补贴军站的赡给。可见从窝阔台时代起开辟的从亦的勒河流域东行的驿路，这时还维持着。所以当时流传于欧洲的一部《通商指南》说，从顿河河口南岸的塔纳（在今俄罗斯罗斯托夫南）到元朝的甘州有通道贯穿。月即别在位时代，伊斯兰教在钦察汗国统治的中心地区广泛传播。到他的儿子札尼别即位（1342）时，改汗的称号为大汗。大概是伊斯兰教的信仰终于冲淡了他们对黄金家族的身份认同。这以后不久，钦察汗国就衰落了。 　　伊利汗国在西道兀鲁思中建国最晚。它的疆域，东北到阿姆河，西北至太和岭，南临波斯湾，西面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国都先后在蔑刺合（今译马腊格，在伊朗阿塞拜疆。旭烈兀曾修建著名的蔑剌合天文台于兹）、桃里寺（今伊朗大不里士）、逊丹尼牙（今伊朗苏丹尼耶）。 　　伊利汗国与元朝长期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旭烈兀死后，西域诸王大臣推戴他的儿子阿八哈即位。阿八哈回答：“忽必烈合汗是长支。怎么能不经他的诏赐就即位呢？”由于国事急迫，他后来在众人劝说下登位治事，但在忽必烈的委命诏旨到达时，他还是郑重其事地举行了第二次即位仪式。时在第一次即位的五年后（1270）。阿八哈于1279年颁发的一张敕书上，钤有“辅国安民之宝”的汉字方印，显然是元朝赐予的王印。在他的儿子阿鲁浑（继阿八哈弟帖古迭儿为汗）于1289年写给法国国王的信上，也盖着这方汉字的印章。这封信的开头语是：“长生天气力里，大汗福荫里，阿鲁浑谕佛郎国王。”与元王朝官方文书开头的套语格式一样。把“大汗”与长生天并称，表明中央兀鲁思（即元朝）的大汗仍是伊利汗王室尊奉的最高权威。阿八哈以后，伊利汗朝每遇汗位继承危机，争位者总是要把父亲曾受过大汗册封列为其身份合法性的最重要的根据。夺得汗位的人，也总是立即向元朝要求册封。 　　1295年，阿鲁浑子合赞起兵，从他的庶叔拜都手中夺得伊利汗国汗位。起兵前，“合赞汗和全体异密们……宣读了‘除安拉外没有别的神’的祷言，他们全成了伊斯兰教徒”。合赞开始称自己为“合汗”和“安拉的奴仆”。尽管我们此后仍然把旭烈兀的兀鲁思叫作伊利汗国，但自合赞以后其实再也没有伊利汗了。合赞1302年致法国国王的信上有“王府定国理民之宝”的汉字印文：学者们推测，这枚王印应当也是来自元朝。而1304年继合赞袭位的完者都合汗，有一颗印文为“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的汉字印玺。由元朝皇帝给另外一个“真命皇帝”颁赐印章，似乎有些难于理解。这颗印，会不会是迁到伊利汗国的汉人为他们在西方的“真命皇帝”刻制的？ 　　古代山水画无论如何，合赞及其后王们仍与他们在元朝的“哥每弟每”有频繁的交往。1298年，合赞遣人出使元朝，元成宗命来使把旭烈兀名下历年所得的“岁赐”（元王室对诸王一年一次的赏赐）带回去。1310年代，伊利汗国与察合台汗国发生战争。伊利汗国的重臣阿必失哈在这前后出访元朝，很可能负有与元朝商议协同对察合台汗国作战的使命。阿必失哈归国时被察合台后王拘留。他不慎泄露元军备战的机密，遂引起察合台汗国军队渡阿姆河侵入伊利汗国境内，全靠元军从东线发动进攻，才迫使察合台汗国军队从阿姆河南撤回。完者都之子不赛因即位后，为权臣出班向元王朝请封。泰定帝遣使授出班“开府仪同三司、翊国公”的官号，并赐银印、金符。 　　在伊利汗朝时期的伊朗，中国和波斯文化发生了广泛的交流。1290年前期，伊利汗国仿效元代中国的钞法，在全国范围取缔金属货币，强制推行纸印钞币。这种钞币为长方形，上面还印有八个汉字。钞法只推行了极短促的时期，便因市场瘫痪而被迫取消。波斯语中的“纸币”（chaa）一词，至今保留汉语“钞”字的发音。合赞在位时奉命编写《史集》的拉施特，在了解有关蒙古的历史方面，从一个出使伊利汗朝并留居在那里的元朝官员孛罗丞相那里得到重要的帮助。拉施特的《史集》里还记录了直到南宋为止的中国历代王朝的年代记。中国医学名著《脉经》（王叔和著）也在拉施特的主持下被译为波斯文。蒙古驿传制度和元朝整治驿站的办法被伊利汗国仿效。元朝向文武官员颁发牌符作身份、权力象征及乘驿凭证的制度，也传入伊朗。波斯语中至今保留着“牌子”（paiza）这个词。伊利汗依蒙古制度组织轮番宿直的“怯薛”作自己的侍卫军。“怯薛”一词由此进入波斯语，到今天仍有“轮值”、“值班”的意思。 　　成吉思汗在世时，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兀鲁思都被分封在今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的草地上。在蒙古大汗的汗位转移到拖雷系（1250）的斗争中，窝阔台系诸王遭到严厉的镇压，份地被切割分离，势力大衰。察合台后王则因乃祖曾经出镇西域的便利，逐渐向天山以西直到阿姆河北的绿洲诸城伸展势力。而按蒙古旧制，农耕城郭之地本来应当是由大汗负责掌管的黄金家族共有财产。1260年初，忽必烈为争取西道诸王的支持，把阿尔泰山以西直至阿姆河之地交给察合台后王治理，标志着大汗正式承认了察合台后王对这个地区的实际控制权。不过这时候畏兀儿地区和今新疆南疆诸城镇还没有被察合台汗国所据有。 　　但是察合台汗国的势力，立即受到1260年前期迅速崛起的窝阔台后王海都的挑战。这个杰出的草原骑士是蒙古宗王中极少不嗜酒的人。他团聚窝阔台系诸王，乘当时多变的形势，将锡尔河以东的大片草原地区纳入自己势力范围，并因此与察合台汗国起衅。1269年，海都约察合台后王八刺、钦察汗忙哥帖木儿在塔刺思河举行三系忽里台，共同反对忽必烈和伊利汗朝。塔刺思大会标志了窝阔台、察合台后王正式脱离大汗的政治控制。八剌因为在河中的牧地不够，在海都支持下逾阿姆河攻击伊利汗国，兵败，不久死去。察合台汗国实际上成为听命于海都的附庸。 　　从1270年直到14世纪之初，元朝与以海都为首的窝阔台、察合台汗国为争夺畏兀儿及其以西的塔里木盆地沿边城市反复交战。为牵制元朝在天山南北的军事行动，海都多次攻入岭北（即蒙古草原），用这种战略迫使元军收缩在西部的战线。1290年，元朝被迫把畏兀儿王族迁到甘肃永昌。十三四世纪之交，元军退出畏兀儿及以西地区。火州（在今新疆土鲁番）成为察合台汗国东境的边城。1301年，海都率两系大军在阿尔泰山岭中的帖坚古之地与元朝交战，重创元军。但此后不久，他因病死去。中亚形势遂发生三方面的重大改变：一是由海都扶持的察合台后王都哇，在海都死后乘机坐大。两汗国之间势力对比开始逆转。二是两汗国改变与元对立的立场，以元朝承认他们在西北地区的既得权益及其政权的合法性为条件，与元朝约和。1304年，约和实现。三方共同向伊利汗朝诏告和平。这个消息，还通过伊利汗国传播到欧洲基督教世界。其三，元朝畏忌海都余威，趁察合台后王与窝阔台后王不睦，帮助察合台汗国削弱窝阔台汗国。1300年末，窝阔台系诸王曾掀起过一阵短暂的复兴活动，仍遭失败。不久，窝阔台汗国灭亡。 　　1310年前期，察合台汗国与元朝通使。但是不久以后，两家为瓜分交界地区的窝阔台牧地发生争执。西北战火重燃。这时伊利汗朝也采取行动，将渡阿姆河南侵的察合台军队逐回河中，由此形成东西夹击察合台汗国的形势。察合台大军再侵伊利汗境，后来在东线元军的军事压力下退兵。元朝乘这次攻势，曾将其军事布防线重新推进到畏兀儿地区，但为时不长，又复退回。 　　1331年，都哇之子答儿麻失里即位为察合台汗。这位有一个梵文名字的汗却放弃佛教信仰，皈依了伊斯兰教。从1330到1340年，察合台后王权威下衰，汗国逐渐形成分裂局面，中亚蒙古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加快了融合进当地突厥语主体居民之中的节奏。 　　 　　第七章 　　 　　元朝对西藏的管理“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 　　——《元史·释老传》 　　前四汗时期的藏地藏族称呼自己为Bod，称藏地为Bodvul，即“Bod人之域”。蒙古人把他们叫做Tbed，元代汉语音译为“土波”。藏人和藏地被称为Tbed，应当不自蒙古始。唐代汉人用来指称他们的“吐蕃”一词，很可能就来自一个类似Ted的称谓。这个名称最初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今天不大清楚。“吐蕃”一名在元明仍沿用不衰。 　　根据西藏的传说，梵文经典流入藏地，最早约在5世纪。不过当时藏地还没有人能看得懂它们，所以人们只好把它们秘密收藏起来。7世纪时，著名的吐蕃王国赞普松赞干布（？～650）分别从唐朝和泥婆罗（今译尼泊尔）迎娶信奉佛教的公主为王妃。两位公主都把佛像、法物等带进吐蕃；这时，从汉地和印度也都有一些僧侣，循穿越藏地的中国与南亚的交通路游历吐蕃。佛教在吐蕃真正获得“弘通”，是在松赞干布的五世孙赤松德赞在位（755-797）时期。9世纪前叶赤祖德赞在位时，佛教势力在政府扶持下急剧扩大。赤祖德赞甚至把两条丝带系于头发，让垂下的丝带铺在赞普王座两旁的僧人的座席上，再命僧人坐在上面，称为“头顶两部僧伽”。赤祖德赞用残酷的刑罚肆意处置对佛教稍有不满的人，引起举国反对。841年，赤祖德赞被反佛大臣暗杀，兄朗达玛继为赞普。843年朗达玛下令灭佛，在吐蕃各地关闭佛寺，掩埋或沉没佛像，焚毁佛经，勒令僧侣还俗。藏地佛教的“前弘期”就此结束。846年，朗达玛被刺，统一的吐蕃王国瓦解，藏地出现小王林立、内乱不已的局面。 　　仲敦巴佛教在藏地遭到取缔时，部分僧侣逃出劫难，隐避到吐蕃政权势力较弱的藏地东、西部。今青藏高原东北的湟水流域逐渐成为佛教传承的中心。藏地西部的纳里（今译阿里）地区，是西藏佛教复兴的另一个基地。920年代，从藏地中部遴选的10人东赴宗哥（Tsong-kha的汉语译音，藏语称湟水为Tsong，河滨为kha，Tsong-kha译言湟水之滨）学习教法。以后回藏复兴佛教。这件事被看作西藏佛法“后弘期”的开始。差不多与此同时，纳里地区的吐蕃小王不断用重金聘请印度、尼婆罗等地的高僧前来译经阐教，又派人西行求法。东来的高僧以印度班智达大德阿底峡最为著名；西去求法的纳里僧人中，最有名的是三至迦湿弥罗（今译克什米尔）的译师仁钦桑波（958-1055）。10世纪末叶，尤其是进入11世纪后，佛寺在全藏各地又普遍地兴建起来。由于所传教法不同，这些寺院根据各自的传授系统分别归属于以一个或几个大寺院为据点的教派。 　　寺院势力最初是在世俗小王的支持和保护下重萌生机的。但当他们积累起足够的经济力量和宗教影响后，他们也起而参与地方的政治活动，于是形成很多以大寺院为中心的神权政治的势力。教团领袖开始时是由寺院僧众推举的，后来经常变成世袭职位。较大的世俗宗族往往会以叔侄相继的传承方式世代把持某个大寺院住持的座席。世俗贵族与僧侣集团之间就这样结成一种很特殊的“赐主—福田”关系。较小的世俗贵族甚至还要反过来寻求教团的保护。在十一二世纪，藏地存在着以下这些势力很大的教派集团：噶当派（bkah-gdams-pa），由阿底峡的弟子仲敦巴（1005～1064）所传。它在前藏拥有很大的势力。著名的热振寺就属于此派。吐蕃赞普后裔雅垄王族成员曾长期据有噶当派主寺的住持职位。 　　萨斯迦派（Sa@skya-pa）的根据地在后藏的萨斯迦（今译萨迦）。萨斯迦大寺的历任住持多出于款氏家族。这个教派在元代藏地政治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影响力。 　　帕木古鲁派（Phag-mo-gru-pa，今译帕木竹巴），因其祖寺建于帕木古鲁之地（在今前藏泽当东北）而得名。该寺住持由郎氏家族世代把持。帕木古鲁派有若干分支，如必里公派（hBri-gung-pa，今译“止贡”派），思答笼派（sTag-lung-pa），牙不藏派（gYa-bzang-pa）等。 　　搽里八派（mTshal-pa），此派创立较晚，后来其主寺的住持席位为资助建寺的噶尔氏家族所控制。 　　葛哩麻巴派（Karma-pa），祖寺在葛哩麻谷（今西藏昌都西北），后来又建一新的主寺于堆隆（在今西藏拉萨西北）。它是藏传佛教中最早实行活佛转世制度的教派。葛哩麻巴派“黑帽”系的第二世转世活佛葛里麻拔噶希（KarmaPakshi，1206-1283，藏语pakshi译言“大师”，或当源于汉语“博士”），是西藏佛教史上最著名的有神奇法术的僧人之一。 　　噶举派（bKah-brgyud-pa），其祖师玛尔巴多次入印度学习密宗教法，注重口耳相传的传习形式，故以“噶举”（藏语bkah-brgyud译言“口传”）为教派名。这种传习法当然最容易因不同的师承而分衍支派。帕木古鲁、搽里巴、葛哩麻巴等教派都是从噶举派分离出来的。 　　宁玛派（rNying-ma-pa），这一派宣称自己所传是吐蕃王国时期的教法，由8世纪时入藏的印度高僧莲花生所授，故名（藏语rnying-ma译言古旧）。宁玛派法服为红色，所以后来俗称红帽派、红教。 　　唐王朝和吐蕃王朝解体以后，汉族继续用“吐蕃”称呼他们的西邻。但是五代和宋朝人所说的“吐蕃”，经常是指今甘青河湟一带的某些部落或部族。其中有一些是藏人，也有一些是过去臣属于吐蕃王朝，由于吐蕃统一政权的衰亡而得以自立的小股部众。吐蕃把他们称作od-bar，汉语文献音译为“咀末”。1030年，这里形成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瘾厮哕政权，一度在西夏、余王朝以及自蒙古高原西迁后的回鹘（即元代的畏兀儿）之间的长期斗争中扮演过不可忽视的角色。12世纪初，由于宋军的进攻，它被迫降夏，以后这个地区又被金军占领，但在十二至十三世纪的汉、藏关系中它已失却过去曾有过的那种重要性。 　　藏文史料说，西藏僧人最早进入蒙古地区，大概是在1209或1210年之间。那是搽里八派的藏巴东廓哇和他带领的六个弟子到蒙古弘扬佛教。因为不通蒙语，他们只能以手势传法，结果可能不太理想，所以他们从蒙古转道前往西夏。据说成吉思汗进兵西夏时，藏巴曾去向他说法，并获得一道保护僧人的谕旨。 　　在最初二十多年兵侵漠南的军事行动中，蒙古军队有好几次掠地至藏区边缘的今甘青、川北一带。在哲别统率的西征偏师中有“吐蕃帅”，他的部众应当就是在蒙藏早期接触中被蒙古收编的藏兵。 　　蒙古正式经略藏地始于1230年。分镇凉州（治今甘肃武威）的窝阔台次子阔端曾在1236年派兵降服甘南的几个藏人部落。1240年，他又派遣一小支军队，在朵斡耳答答剌罕率领下，深入吐蕃本部。蒙古军进至前藏的热振寺和杰拉康寺（两寺均属噶当派）。据藏文史料，蒙古军“给热振寺造成重大损害。思答笼寺被雾罩住，没有看见。杰拉康寺被焚毁，索敦等五百名出家僧人被杀。必里公寺的住持扎巴迥乃降下石雨，故必里公寺未遭损害。但是蒙古人要住持去当应供喇嘛（即把住持带回去接受蒙古人的供奉）。扎巴迥乃说：‘有个适合当你的应供喇嘛的人，住在西面’”。扎巴迥乃所指的，就是后藏萨斯迦派的法王萨斯迦班智达公哥监藏（1182-1251）。在当时的藏地中部，噶当派的寺院最大，必里公派住持的威望最高。但他们和前藏的其他法王们都对于面觐阔端心存畏忌，于是把今后100年间在藏域承制宣化的机会，拱手让给了萨斯迦派法王。 　　萨斯迦班智达果然接到了阔端召见的令旨。在由他编纂和创作的《萨斯迦格言》里，他曾经写道：“弱小者如把伟人依靠，乃是获得成功的诀窍。”“请看由于攀附于大树，藤蔓也到树尖高处。”他决定带着不满10岁的侄子八思巴（1235-1280）和八思巴之弟恰纳朵儿只（1239～1267）去应召。1246年夏天，他到达阔端在凉州的大营。这一年他65岁。 　　萨斯迦班智达叔侄抵达凉州的时候，阔端正在漠北参加贵由汗的即位大会。他们的相见，要到第二年春天阔端回到凉州大营以后。他当然不是被邀请到这里来做端坐莲台的“应供喇嘛”的。他的真正角色，乃是代表藏域各教团来同蒙古统帅商谈向蒙古归顺的事宜。对这次谈判的结果，萨斯迦班智达在写给藏地僧俗领袖的一封信里，向他们作出详细的介绍。他转达阔端的保证说，只要藏域不进行武装抵抗而全面归附，“则汝等地方各处民众部落原有之官员仍可加委供职”。归附各部应将头目姓名、百姓数目、贡赋数额造册缮录，一份呈递阔端，一份存于萨斯迦，一份由当地头目留存。阔端还把金银牌符颁赐给萨斯迦派的首脑们，授予他们管领藏地众官员的权力。萨斯迦班智达警告他的同胞说，如果企图设法逃脱蒙古的统治，或指望蒙古因路远而不会前去镇压，或期待与之交战而胜之，或以欺骗办法对待蒙古，则“最终必遭毁灭”。关于向蒙古的贡赋，他在信的最后写道，乃以金、银、象牙、大粒珍珠、银珠、藏红花、木香、牛黄、虎皮、豹皮、草豹皮、水獭皮、蕃呢、藏地中部之毛织品等物为佳。“此间对一般财物颇不屑顾，故各地可以本地最好之方物进献”。 　　由于萨斯迦班智达的斡旋，再加上1250年初由蒙哥和阔端分别派出的两支军队对未服地区的军事进攻，迫使藏地很快接受了蒙古的统治。1251年末，萨斯迦班智达在凉州入寂。他的年轻的侄子八思巴似乎接替了萨斯迦班智达原先的角色。他在1252年为报告叔父去世而致藏地僧团领袖的信里，传达新近即位的蒙哥汗的谕旨说：“皇帝并宣谕于我：‘已派金字使臣（指佩带用以乘驿的金字牌符的蒙古使臣）去吐蕃各处清查户口、划分地界。汝可遣僧人同往。’” 　　这次清查户口，并不局限于吐蕃一地，而是在从汉地直到斡罗思的广阔地面上统一施行的一次大规模行动。吐蕃括户以后，藏地人户在蒙哥、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四兄弟等黄金家族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各人还分别与被分配在自己位下的人户所在地最有势力的那些教派结成了“赐主—福田”的关系。蒙哥供奉的是必里公派和藏古儿木哇派（gtsangmGur-mo-ba），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分别供奉搽里八派和思答笼派，旭烈兀供奉帕木古鲁的牙不藏派和宁玛派，阔端则仍然供奉萨斯迦派。 　　萨斯迦派在这次分配中被安排在一个颇为不利的地位上。蒙古大汗的汗位已经从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手中。但萨斯迦派所得以结纳的，却是显然已经失势的窝阔台系诸王。萨斯迦班智达已经不在人世，现在要由年轻的八思巴来承担扭转上述不利局势的重任了。八思巴与元代政治虽然古代蒙古人信仰的是崇拜“腾格理”（天）的萨满教，多神崇拜的倾向却使他们很容易对各种宗教的高僧大德提起注意。忽必烈早在1240年就曾将汉地的名僧海云禅师召赴漠北问对。听说萨斯迦班智班已在凉州，他就派人到阔端处，要求阔端把大师护送到蒙古草原与他见面。使者驰至凉州时，萨斯迦班智达已经死去。阔端回复忽必烈说：“大师已经圆寂。他有一个侄子叫八思巴，意思是‘圣寿’。年纪只有十几岁，却精通佛法。请允许我送他前来复命。”不过八思巴不用再像海云那样长途跋涉远去岭北了。1252年秋，忽必烈奉皇兄蒙哥之命领兵南下，进征大理。1253年初夏他驻牧于“凉陇羌浑之交”的六盘山。在这里，八思巴第一次见到忽必烈。 　　忽必烈忽必烈似乎对见不到萨斯迦班智达仍有点遗憾。他问八思巴：“你的佛法，与令叔相比怎么样？”八思巴回答：“叔父的佛法浩如大海之水。我所掌握的，不过像用手指探海，点水于舌而已。”随行军中的忽必烈王妃察必先请八思巴传授金刚灌顶，就是请八思巴施行以水灌洒头顶的密宗仪式，表示由八思巴引进佛门，从此可以把喜金刚作为最根本的尊崇对象来修行。随后，忽必烈也要求接受灌顶。但是由八思巴传授灌顶就是以八思巴为师。从此“上师”就要坐于弟子的上座。这使忽必烈十分为难。经由察必调解，双方约定：今后八思巴讲论佛法或人少时，可以坐在上座；吐蕃之事先征求八思巴意见再下令旨；忽必烈处理俗界政务的正式场合则坐上座，八思巴不得对他徇情干预。 　　忽必烈即将从事的南征要经过藏地东部边缘。大概忽必烈曾与八思巴商讨蒙古军道经吐蕃时向藏人征发钱粮人力的问题。八思巴力图劝说忽必烈豁免藏地助军的义务，当然使忽必烈感到不大中意。所以这次会面时间似乎不长。八思巴“旬日即乞西还”，回到“凉州王宫之佛殿”。 　　1254年初，蒙古军攻灭大理国。忽必烈分军留滇经略未服诸部，自己取原路班师，于当年夏天再次驻牧于六盘山。这时八思巴已从凉州动身，正在赶回萨斯迦的途中，听说忽必烈北还的消息，八思巴中途折返，“驰驿径往王府”。他受到忽必烈的热情接待，获得忽必烈颁赐的藏文令旨。根据藏学家陈庆英的汉语译文，令旨说，这位蒙古宗王已从“上师”八思巴处获得信仰，接受灌顶，乃以教法和僧伽的施主自任，“故此特赐给上师八思巴此项褒护藏地方三宝之所依处及僧伽不受侵害之诏书”，并在过去赏赐之外，加赐白银56大锭、茶叶200包、锦缎110匹。作为一个宗王，忽必烈不能给予八思巴什么实际权力，所以只在这份令旨中重申保护藏地佛教和寺院的诺言而已。但对八思巴来说，重要的是，在阔端对西藏的决定性影响消失之后，萨斯迦派的新法王终于及时地找到了自己的新“施主”。他显然极其看重这一点。从1255年直到1280年去世，八思巴几乎每逢旧历新年都要给忽必烈写吉祥祝辞。他在1255年的新年祝辞中这样写道：“祈愿你这权势如大海、如须弥山、如日月珍宝之神中神健康长寿，所愿俱得成就！……你出身家族洁净高贵，财富受用等同如意宝树，祈愿你在尊胜众神所依止之须弥山胜于各方！……祈愿你像太阳照临各方！……为皇子胜于各方之故，持守清净戒律、智慧无畏之说法僧八思巴撰此祝辞。”佛教的“清净戒律”并不禁止高僧大德使用最华丽铺张的辞藻，为被他们认为是“真命有归”的统治者招徕吉祥与佛的护佑。 　　这时，在藏地佛教界以神奇的法力闻名的葛里麻拔噶希也应邀来到忽必烈在汉地的大营。忽必烈显然被葛里麻拔噶希的法术所倾服。出自萨斯迦派的藏文史料说，八思巴在他的忠实信奉者察必王妃提示下，用刀截四肢而不受伤来证明自己受“五部佛护佑”的功德。噶举派的文献则说，葛里麻拔噶希拒绝了忽必烈要他留侍左右的请求，不辞而别，后来又在漠北受宠于蒙哥。所以当他中统年间来到汉地时，被忽必烈拘捕并流放海边。无论如何，随着蒙哥汗去世、旭烈兀远走西域、阿里不哥兵败投降，忽必烈庇护下的萨斯迦派取得了在元代藏传佛教各派中定于一尊的地位。 　　中统元年（1260）十二月，八思巴被新即位的忽必烈封为国师，“授以玉印，统释教”。这时，忽必烈在全力应付与阿里不哥战争的同时，已开始为系统地建立元朝对藏地的行政统治做准备。中统三年初，他派遣专使持金字牌符入藏，向各寺院布施，实际意图是探视藏地的局势。八思巴为此专门写了一封信给藏地佛教各派的领袖，要他们慎重接待朝廷特使。在他的信里，八思巴再次强调，他以国师身份留住汉地，不是为了萨斯迦一派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个佛法及所有众人之事”。 　　争位之战结束以后，忽必烈正式着手进一步治理藏地。至元初，在藏地最东北的边区（今甘青地区）设立“吐蕃宣慰司”。元军在这里“随地厄塞设屯”，用“恩威并著”的手段“镇抚”藏人各部。对今川北藏区，元廷也置司“招谕”、“镇抚”。与此同时，八思巴兄弟被派回吐蕃本部，去整治藏地政教事务。 　　1264年，他们从大都启程返回萨斯迦。八思巴的弟弟恰纳多儿只娶阔端的女儿为妻，于是以黄金家族“古儿干”（蒙语，译言女婿，亦可用于专指成吉思汗家族的“驸马”）的身份受封为白兰王。大概用以象征蒙古统治藏地的世俗权力。这一年又新建立“总制院”，掌管佛教和吐蕃之境，由国师统领。所以，八思巴此行是以统领总制院的国师和萨斯迦法王的地位，代表朝廷号令藏地佛教各派。临行前，忽必烈颁赐了一份诏书给八思巴，让他传谕各地。诏书“绣以白绒，网以真珠”，所以称为“珍珠诏书”。诏文宣称，忽必烈“已从明白无误之上师八思巴处接受灌顶，封彼为国师，任命彼为所有僧众之统领。……僧人们不可违了上师之法旨”。由此可见，两兄弟中，真正具有元廷在藏地代言人地位的乃是八思巴，而不是白兰王。 　　回到萨斯迦以后，八思巴按照护卫蒙古大汗和诸王的怯薛组织的形式，改造了萨斯迦法王的侍从机构。在这个称为“剌让（bla-brang）”的机构里，除了“内大相”的官号大概源于古代吐蕃王朝的“内大相”一词外，其余职官名称的构成，差不多全是模仿怯薛的各种执事官名称，其中包括：索本，负责法王饮食的官员；森本，管理卧室、卧具和服装的官员；却本，负责供奉仪式的官员；皆本，接待来人的官员；仲本，管理文书、档案的官员；佐本，管理财务的官员；真本，负责引见的官员；迦本，管理驮畜、运输的官员；达本，管理坐骑的官员；作本，管理牦牛、奶牛的官员；其本，管理狗的官员，等等。八思巴还利用自己掌握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在西藏各重要的地方修建萨斯迦派的寺院。萨斯迦派的势力在前、后藏乃至甘青、川北地区都获得很大的扩展。 　　1267年，恰纳朵儿只在萨斯迦病死。八思巴在处理完丧事后离开藏地重返大都。这一年，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之争中曾经站在阿里不哥一方，因而与元政府和萨斯迦派结下怨恨的必里公派起而反抗。元军再次深入吐蕃本部镇压叛众。史料没有提到八思巴在藏地的活动与此次必里公之乱是否发生过直接关系。 　　恰纳朵儿只之死和必里公之乱的平息，对13世纪吐蕃本部的政治史发生了很重要的影响。白兰王本来是元王朝建立在藏地的地方政权的象征（八思巴相当于中央政府的佛教领袖和主管吐蕃之境的负责官员）。白兰王死后，元廷遂设立“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府”作为统治吐蕃本部的地方权力机构，后来改名为“乌思藏宣慰司”。它的长官经八思巴推荐，由朝廷任命，授予水晶官印。首任长官是正在萨斯迦法王府中代理主持政教事务的释迦藏卜。在这前后，元廷又乘平定必里公之乱的余威，在吐蕃本部调查户口。这次括户分两组进行。一组从藏地西部开始调查，逐渐往东进入后藏之地，由阿衮和弥陵负责实施；另一组则从后藏向前藏推进，由司徒阿昔吉实施。新上任的乌思藏宣慰司长官释迦藏卜也积极参与了这一次括户。吐蕃本部著名的“十三万户”，大概就是在这次括户的基础上确定的。 　　至元五六年（1268～1269）之交，八思巴回到大都。蒙古王公和朝臣、市民到大都郊外远迎。八思巴在“香华幢盖、天乐仙音”的簇拥下，经过结扎着彩带的街道，进入宫中。一路上“万众瞻礼，若一佛出世”。 　　回京师后不久，八思巴就把他根据藏文字母创制的一种方形直书的字母体系呈献元廷。用这套字母，既可拼写蒙语、藏语，也可以拼写汉语。它于1270年被元朝指定为书写蒙古语的法定字母体系，叫做“蒙古新字”，现在学术界通称它为“八思巴字母”。元朝有很多官方汉语文书，也使用八思巴字母来拼写。在一个多语种环境中，用一种通用的字母体系来拼写各种文字，这个设想似颇有可取之处。但八思巴字母除拼写藏文较贴切易通外，用以拼写多音节的蒙语词汇，就必须把本来应当连书的字母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切开，给认读带来很大的困难。汉文本不是拼音文字，改用八思巴字母来拼写汉语，认读方面的障碍也很大。例如元武宗时发行的铜币“大元通宝”，钱面上铸有八思巴字母拼写的汉文，作tayytienthungbaw。用ytien来拼写“元”，用thung来拼写“通”，这样的“谐声”一般人也很难掌握。所以虽经政府强行推广，这种字母还是无法真正被社会接受。元朝灭亡后，八思巴字母在任何一种书面语中都未被继续行用。 　　至元七年（1270），元廷颁行八思巴字母后，即把八思巴的身份从国师升号为帝师，颁赐比诸王所用金印品位更高的玉印，大朝会时得坐在皇帝之侧傲视群臣。他的封号很长，叫“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这句话的意思是，整个天下只有一人在他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知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藏文史料说，在被加封为帝师时，八思巴第二次为忽必烈传授金刚乘灌顶，并因此领受“吐蕃三区”作为供养。藏文“吐蕃三区”，直译当做“Bod地的三个chol-kha”。这里的chol-kha是蒙文chlge的音译。蒙古人既接受金、宋政权把“路”作为较大的施政区划的观念，用chlge意译“路”；又用这同一个蒙语辞汇来翻译大于路的辖区“道”。这里用chlge来称呼的藏地的三大部分，即位于它东北的甘青地区、东部的昌都和川北地区，以及吐蕃本部，意思是藏域三“道”。用吐蕃三区供养八思巴的意思应当是说，现在八思巴不再仅仅以一个统领总制院的“僧官”和萨斯迦一个教派的法王身份去号令藏地佛教各派，而是利用元政权的力量取得了全藏佛教领袖的地位。八思巴到达了他一生中权力的顶峰。 　　这时，经他提携而进入总制院任职的一个甘青藏人桑哥，替他在宫内造了一座豪华的佛堂。为此，桑哥受御史台弹劾而下狱。八思巴很不高兴。适逢忽必烈邀请他参加一次与佛教有关的庆典，八思巴回答说：“在藏地，儿子入狱，父亲即使行走在小巷里也觉得羞愧。我的桑哥为向我学法造了一座小屋，竟被台臣据以治罪，把他关进监狱。所以我不能出席。”忽必烈于是命令释放桑哥。1270年末，曾任乌思藏宣慰司长官的功嘉藏卜与回到萨斯迦的八思巴发生冲突。元朝派军入藏弹压，统帅这支军队的正是重入总制院并且做了院使的桑哥。桑哥攻杀功嘉藏卜，在吐蕃本部留下一些蒙古驻军，并且改革了藏北高原上的驿站体系。他在汉文史籍中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以敛财固宠的“奸臣”。但在藏文史书中，却是一个“有作为的善良大臣”。可见完全根据单方面的记载去评判一个历史人物是很不保险的。据说，忽必烈在下决心处死桑哥时，还向他询问有谁可以继任他的职位。 　　1271年夏天，八思巴离开大都前往临洮（在今甘肃）。1274年，他又从临洮继续往西，回到萨斯迦。大元帝师之职，由他的异母弟亦邻真继任。1280年末，即“功嘉藏卜之乱”为桑哥镇压后不久，八思巴在萨斯迦死去，当时他46岁。元代的吐蕃三区元朝统治藏地的中央机构，最初是由国师统领的总制院。至元七年（1270）后，总制院由帝师统领。至元二十五年（1288），由总制院使桑哥提议，改总制院为宣政院。新的院名取法于唐制。因为唐朝皇帝经常在宣政殿接见吐蕃王国的国使。宣政院品级为从一品。也就是说，该机构中最高级的职官（宣政院使）的品衔为从一品。其职权统摄军民；其人选僧俗并用。院使之上，还有一个没有品级的帝师。宣政院任命属官，具有与御史台、枢密院等同样的特权，不须经由中书省申报，可以直接向皇帝“闻奏”。当然，帝师的推荐对官员人选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古代山水画元朝一代的帝师，现在可以考见的有十三四个人，其中七人出于萨斯迦的款氏，四人是八思巴的门徒，多在款氏没有合适的男性后裔时才被选出来就任此职。说款氏基本上把持了元代帝师一职，此话并不过分。帝师的法旨与元朝皇帝的诏旨“并行于西土”。著名元史专家陈得芝依元代特别的公牍文体翻译帝师法旨的一般格式为：“皇帝圣旨里，帝师某人（此为帝师名）法旨。藏、乌思宣慰司官员每根底，军官每、军人每、镇守的每、法官每、征敛赋税的每根底，来往（使臣）每、万户每根底……僧、俗人等每根底教谕的我的法旨：……（以下为法旨具体内容）。”法旨开头第一句“皇帝圣旨里”的“……里”一语，是公牍文体中的专用词，用来翻译蒙文的后缀-ghar或-ger，意即“根据……”帝师的法旨，是根据“皇帝圣旨”所赋予的权力来具体地发号施令的，法旨虽说与诏敕“并行”，却没有改变藏地是统属于中央政府的一个辖区的性质。 　　与元朝的其他辖地一样，吐蕃也有蒙古宗王出镇。封在这里的宗王是忽必烈的第七个儿子奥鲁赤，王号为“西平王”。奥鲁赤死后，西平王之位由次子八的麻的加继承，但镇守吐蕃的使命改由他的长子镇西武靖王铁木儿不花担任。铁木儿不花的长子老的封云南王，次子搠思班袭镇西武靖王位，仍分镇藏地。明初归降的镇守吐蕃宗王卜纳剌所袭仍是镇西武靖王之位。他应当是铁木儿不花的后人。镇西武靖王的大营，可能位于藏地东北的甘青一带。 　　驻吐蕃的最高地方政权机构，是分别设立在“吐蕃区”的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元代中国最高的地方行政机构是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是路、府州、县。在距离行省中心较远的地区，又分道设立宣慰司，协调旁近路府的军、民之务；治民之事听命于行省，治兵之事听命于枢密院。边疆民族地区的宣慰司机构，因为军事的功能较强，往往称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长官仍为宣慰使，无都元帅的职衔，但经常用军人任职。 　　因为吐蕃在元朝直属宣政院管辖，性质类似中书省直接管辖的今山东、山西、河北等地区，所以不设立行省机构。其他行省之下都有称作“路”的行政机构，管若干路的宣慰使司划区多称为“道”。吐蕃基本上没有路的行政建制。但其中两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名义上也被看做是属于路的建置，分别叫“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乌思藏纳里速古鲁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还有一个则名为“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与上述第一个机构的全名只有一字之差。它们是统治“吐蕃三区”（或“吐蕃三道”）的最高地方机构。 　　在以上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中间，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大约成立于至元初年（1264）。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前身“乌思藏路军民万户府”成立于至元四年或五年（1267或1268），约在1280年代乃有定名。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成立最晚。至元二十年前后，它的名称是吐蕃招讨司，以后改为安抚司，成宗期间改为宣抚司，很可能直到元英宗或泰定帝时才最后定名。 　　吐蕃三道的划分，完全是在藏地传统的政治—地理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藏人称青海为“朵（mDo），以今青海东部为“朵思麻”（mDo-smad），意思是“下朵”。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辖地主要为朵思麻（西宁州除外）以及今甘肃西周部分地区，所以它简称朵思麻宣慰司。其治所在河州（今甘肃临夏）。下辖朵思麻路、河州路、洮州元帅府（在今甘肃临洮）、积石州元帅府（在今青海循化）、贵德州（在今青海）、礼店文州元帅府（治礼店，在今甘肃礼县）、松潘迭宕威茂州宣抚司（在今甘南川北）等地面。 　　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辖境，主要是朵甘思（mDo-khams）之地，即今川西理塘、甘孜等地区，所以简称朵甘思宣慰司。khams今译“康”，就是“西康”、“甘孜”等地名的来源。其下辖机构有朵甘思都元帅府，碉门（在今四川天全）、鱼通（在今四川康定）等处安抚使司，朵甘思、哈答（在今四川泰宁）、李唐（今四川理塘）、鱼通等处钱粮总管府：还有刺马儿刚招讨司，奔不招讨司，奔不儿亦思刚，亦思马儿甘万户府等。“刚”、“甘”都是藏语sgang音译，意即山岗。吐蕃古史有“朵甘思六岗”，剌马儿刚等地或即六岗地面之所在。 　　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所辖为吐蕃本部的前、后藏和阿里地区，简称乌思藏宣慰司。乌思即藏语dBus的音译，指前藏；藏即gTsang的音译，指后藏；纳里速古鲁孙藏文作mNgah-risskor-gsum，意即“阿里三围”，大概是一个很古老的地名，原指朗达玛系三王子在今西藏西部阿里地区建立的三个小王国。当时前藏的首府是拉萨，后藏的首府则是萨斯迦。 　　吐蕃本部的僧俗居民，约在1260年末完成括户之后被编为十三个万户。以后地方上的户口迭有变动，万户的设置也必然有增减调整。但“十三万户”却成了表示藏地居民的固定名词。汉文和藏文文献提到的乌思藏万户的数目要多于十三个，它们中间有：“沙鲁田地里管民万户”，在今日喀则南的霞炉地方；“出密万户”，在今日喀则西南曲弥；“加麻瓦万户”和“札由瓦万户”，分别在今墨竹工卡西南的甲马和隆子东南的加玉；“拉兑洛万户”和“拉兑绛万户”，分别在“拉兑”（LJa-stod，即后藏西部）的南（lho）、北（byang）地区，即今定日、昂仁；“羊出万户”，在前后藏之间今羊卓雍湖一带。 　　又有“搽里八田地里管民万户”，即设立在搽里八派控制地区的万户；“迷儿军万户府”，即元代几次武装反抗朝廷的必里公教派所在地区万户；“思答笼剌万户”，“伯木古鲁万户”，“牙里不藏思八万户”，“绛出万户”（在今日喀则东北香曲河流域），则分别是置于思答笼派、伯木古鲁派、牙不藏派、香巴噶举派势力范围内的万户；“乌思藏田地里管民万户”，可能是由萨斯迦法王直属地区内的僧俗人口组成的。 　　此外还有一些万户情况不详，如“嗸笼答刺万户”。 　　上述这些万户大体可以归为两大类。一类是设置在各教派势力所在地区的万户组织，万户长的职位往往控制在各教派法王所从出的那些家族手里。另一类万户中不存在一个占绝对优势的政教合一的权力，因此在性质上也更接近于地域性的行政组织。 　　现在可以知道的万户，几乎全都分布在乌思、藏即前、后藏地区，“纳里三围”即阿里地区与乌思藏同时被元政府括户，似乎也应当有万户或者千户的建制。详细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十三万户所统辖的藏地民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寺属民户，另一类是一般民户，藏语分别称为拉德（lha-sde）和米德（mi-sde）。据藏文史籍，元代在藏地设置万户时，以六千户为拉德，四千户为米德。这就是说，当时人口的十分之六隶属于寺院，向其所属寺院负担封建义务；总人口的十分之四是一般民户，要承当政府摊派的各种赋役。拉德和米德中的绝大多数直接生产者，都是寺院或者世俗领主的世袭农奴。前后藏所设万户的一般民户总数在34000户左右，按它占总户数4／10的比例推算，则元代乌思藏地区的民户总数，至少应当在八九万之间。 　　从行政体制上看，乌思藏宣慰司与朵思麻宣慰司、朵甘思宣慰司是平级并行的行政建制。但因为乌思藏宣慰司所管地面是吐蕃本部，宣慰司最高长官一职在元前期和中叶又长期在帝师萨斯迦法王所自出的款氏家族控制下，所以这一道宣慰司的地位看起来就好像有一点特殊。 　　藏文史籍明确地载录了首任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释迦藏卜的这个职衔，“三路军民万户”采用的是对汉字逐个音译的形式，作zam-klu-gun-mindben-hu。这个机构后来改称宣慰司，藏文同样采取音译，写作swon-we-Se（“宣慰司”）。与此同时，从释迦藏卜开始，藏文史料又相当完整地记录了统治吐蕃本部的历任长官，他们都有“本禅”（dpon-chen，dpon译言“官人”，chen即“大”。这个词也被译作“本钦”）的官号。它的意思即“大官人”。本禅的官名未见于元以前的吐蕃当地官制中。它既然始于元代，就很像是蒙语“也客那颜”（“大官人”）的对译词，用来指称中央政府所属各官僚机构中为首的长官，如宣政院（藏文译写作son-bying-dben）的院使，藏文就写作rtsa-bahidpon-chen；以至治理吐蕃的内地中央王朝本身，也可以被叫做“本巴”（dpon-pa，即“官家”或“官人”）。本禅和本巴的官号或者特指名称，表明了从元朝开始内地中央政府在藏域所享有的政治权威。 　　那么，此种受中央政府任命统治藏地的历任本禅，与乌思藏宣慰司乃至其他两道宣慰司，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对这个问题，目前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本禅就是对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长官，即五名宣慰使中为首的那名宣慰使的别称。很可能蒙古人把这个为首的宣慰使径称为该机构的“大官人”，经藏语移译，遂有本禅之名。所以本禅政权也就是乌思藏宣慰司。另一种看法，则以为元代西藏存在着一个高于二三道宣慰司的本禅政府，它才是藏地最高的地方政权。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前一种意见似乎更稳妥。 　　乌思藏宣慰司的首席宣慰使之职，长期为萨斯迦教派的座主款氏家族所垄断，所以它被称为“萨斯迦本禅”。萨斯迦法王与萨斯迦本禅互为奥援，形成藏地中部势力最大的一个政教权力中心。但是它在吐蕃之境并非没有挑战者。元朝前期，它的对手主要是必里公派。萨斯迦在朝廷支持下击败了必里公派。元朝后期，帕木竹巴的势力日盛，终于压倒萨斯迦，成为前后藏各教派事实上的盟主。 　　1280年的必里公之乱始于他们攻毁一个对立教派寺院的行动（1285）。据说他们取得了与“西蒙古”的诸王的联盟。这个西蒙古诸王当然不可能是这时已在西亚立国的旭烈兀系，而大概是察合台系的诸王都哇。在他们的支持下，必里公与萨斯迦的冲突逐渐尖锐，乌思藏驿道因此堵塞。1290年，藏地的混乱局面迫使元廷命镇西武靖王铁木儿不花率部进征，与萨斯迦本禅阿格伦朵儿只班合攻必里公和“西蒙古”诸王亦邻真的联军。必里公军大败，贡巴（必里公派行政和军事长官）和亦邻真被擒，教派主寺被焚毁。 　　除必里公以外，前藏较强大的教派还有帕木古鲁和搽里八。1320年，自赏竹监藏（又译绛求坚赞）就任帕木竹巴万户的长官后，该教派的势力迅速上升，于是成为前藏各教派反抗萨斯迦肆行威福的中坚。1329年，袭封白兰王的八思巴侄孙琐南藏卜巡行前藏，一直住到1333年仍不离去。前藏诸教派首领会商对策，想要求白兰王移驻别地。搽里八首领说：“我的地方处于关隘要地。担当不起，不敢禀告。”必里公法王因与萨斯迦早有仇隙，也不敢首先陈述，所以对赏竹监藏说：“您是萨斯迦的大弟子，您说为宜。”结果是赏竹监藏在白兰王面前首先发难。他愤懑难抑地对白兰王说：“先前承侍了四年，您尚不满足。现在前藏人已山穷水尽，无能为力了。若还不知足，我们前藏所有首领就都充任白兰王您本人的侍从……我们全体的人马都来服侍你。”这样才把白兰王强行送走。与此同时，帕木竹巴和搽里八、牙不藏、必里公各派间也因抢夺地面不断发生摩擦、争执，甚至战争。 　　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导致萨斯迦本禅利用帕木竹巴和搽里八、牙不藏之间的矛盾，下令传讯赏竹监藏。后者抗命不从，终被本禅撤职拘禁。赏竹监藏从被羁押处逃脱，于是爆发了本禅率领的各万户与帕木竹巴之间的战争。赏竹监藏交战获胜，巩固了称霸前藏的优势。1350年初，赏竹监藏派人到大都，为自己对抗萨斯迦本禅辩护，并请求朝廷赐还被本禅褫夺的万户职权、减免一半赋役。元廷赐万户所佩银字圆符二枚，准予除驿站差发外减免一半赋役。接着赏竹监藏又乘萨斯迦内部发生帝师二子囚禁本禅加瓦藏卜的变乱，出兵后藏，占领萨斯迦寺。加瓦藏卜本禅被救出后，表示愿意奏请皇帝，举荐赏竹监藏作本禅。后者傲慢地回答：“较之本禅，还是我目前的万户长职务好。我起誓，我根本不羡慕本禅职务。”1357年，他又从朝廷求得“大司徒”的封号和印玺。 　　因此，从1350年起，萨斯迦本禅虽然仍旧存在，但统治前、后藏的实际权力，早已转移到不屑称本禅、宁愿自称“第悉”（sDe-srid，译言“摄政”）的帕木竹巴派首领的手中。赏竹监藏在他的类似遗嘱的告后人书里说，“对待宣慰使司和各地大小首领，应像裁剪小孩的衣服一样临机处置”。乌思藏宣慰司在这个跋扈的“大司徒”眼中，已经完全没有什么权威可言了。 　　黄金家族曾按吐蕃佛教各派所统僧俗人户在各支成员间进行分封，由此与藏地人户结成领属与被领属的关系。这绝不是一般的“施主—福田”关系，而是按家产制的观念将藏地完全纳入元朝政治统治体系的一种方式。元代藏地的政教势力把元帝的“札撒”（圣旨）、宣政院的“札付”文书、朝廷颁发的金银字牌符和印章看做自己权力合法性的依据。他们要打倒敌对势力时，务求剥夺对方所有的这些权力象征。他们在与藏域的地方政权发生对抗时，往往要派人到朝廷为自己辩解，求得元廷对其行为的认可。直到元末，他们对中央政府承担的赋役和驿站差发，未经朝廷同意豁免，也不能擅自停止缴纳。“本禅”、“本巴”等词语的产生，有力地证明了内地中央王朝的政治权力及于藏域的事实在藏人政治观念中的反映。省政、王政与段氏大理“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 　　——昆明大观楼长联省政与王政并莅从8世纪中叶到13世纪中叶，云南先后被独立于中央王朝的区域性政权南诏和大理所统治。唐王朝曾遣使与南诏王会盟于点苍山（在今云南下关）下，并树立铁柱以为见证。北宋平灭蜀地后，统兵大将王全斌向宋太祖献图，建议乘胜进军云南。宋太祖用玉斧比划着舆图上的大渡河说：“此外非我有也。”云南“正朔不加，车书不一”，长达500多年。 　　根据云南地方史书，元与大理之间最早的直接军事冲突，发生在1244年。大理国权臣高禾（一作高和）领军，与从灵关（在今四川雅安西南）南下的一支蒙古偏师交战于大理北境，战死。近代在云南丽江九和里白王庙遗址发现的圮塔残砖，上刻“……兵到高逾城白王在阵亡……”“……追为高逾城和高福善及战亡……”等汉字和梵文咒语。这座白王塔，显然是为纪念阵亡的高禾建造的。 　　蒙哥即大汗位后，命忽必烈率兵进征南宋。忽必烈奏准蒙哥，先攻取大理，以迂回包抄南宋。1253年夏，他从漠北进抵六盘山驻牧；至秋，挥兵南下，由川西入滇，乘皮囊、木筏渡金沙江，直逼大理国首府大理城。所谓“元跨革囊”，即指此。大理国主段兴智和重臣高泰祥杀谕降使臣，迎战失利后，弃城东逃。不久，高泰祥被追兵擒获，处死前叹曰：“段运不回，天使其然。为臣陨首，吾事毕矣。”1254年初，忽必烈留大将兀良合台继续攻略未下诸地，自己由原路北返。秋，兀良合台克鄯阐（今云南昆明），追获段兴智。乌良合台转战云南各地再历两年，遂收服“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乌、白等蛮三十七部”。段兴智被遣送到大汗处北觐。翌年献地图，“条奏治民立赋之法”。蒙哥许其仍用“摩诃罗嵯”（梵语，译言“大王”）的名号，管领云南诸部。 　　古代文人段氏灭国的最初20年间，元对云南实行的基本上是军事占领式的统治，大理国时代的行政地理概念仍得到保留。所谓“五城”，即洱海沿岸大理国的王畿内诸城；“八府四郡”都是王畿之外分封给权贵（主要是高氏）的行政区，主要分布在滇东和滇西北；“三十七部”则是散布在今滇池和抚仙湖周围广阔地带的各部族酋寨，其中的主要成分大概是乌蛮。按照蒙古人的概念，则当地云南包括了哈刺章、茶罕章、鸭赤、赤突哥儿和金齿等几大部分。作为专称，哈剌章指滇西的大理王畿或者大理城。蒙语哈刺译言黑，与哈剌相对的是茶罕，译言白。茶罕章指位于吐蕃与大理交界处的今云南丽江。两个名词中都有“章”，应当是蒙古人从吐蕃那里听来的他们对云南地区及其居民的称呼，因为吐蕃把南诏称为hJang。至于hJang的来源就更加古老了，它原先是吐蕃对南北朝时期南中著名统治家族痞氏的姓氏之音译。鸭赤指今昆明。这是蒙古人从云南地区最先归附他们的丽江“茶罕章”（纳西人）那里听来的。纳西语至今称昆明为Yichi（纳西语南方的意思），因为它是纳西人居地南方的大城。赤秃哥儿是蒙语chitkcr的音译，意思是“鬼”。元代蒙古人用它指称滇东北和黔西地区以及居住在这里的乌蛮（罗罗斯）诸部。从宋代开始，这里就有一个著名的地域性部族集团“罗氏鬼国”（或称罗鬼）。蒙语的赤秃哥儿即对罗鬼之名的意译；再从蒙语倒译为汉语，遂产生了“鬼蛮”这样的名称。金齿“国名百夷”，指大理西部的傣语居民。上述五部分中间，最核心的地区是哈刺章和鸭赤。南诏、大理立国于滇西500年，哈剌章又是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以这个名称亦可用来泛称整个云南。 　　忽必烈即位后，始而加强对云南的控制。中统年间先后置大理国总管（仍用段氏）、大理元帅府。至元四年（1267），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王府之外又置大理等处行六部，用云南王和行六部限制段氏的行政权力。朝中有人对于派忽哥赤到“荒服”之地表示担心。忽必烈说：“我实在很喜欢那里的风土。如果不是天命落在我的身上，我一定会请求把自己分封到那里去的。”忽哥赤莅镇云南不出四年，被都元帅宝合丁和行六部尚书兼王傅阔阔带合谋毒死。此后云南局面一直不稳。十一年（1274），元廷命赛典赤瞻思丁带中书省平章政事的相衔行省云南。元对云南的统治遂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赛典赤祖先是中亚不花剌城（今译布哈拉）的贵族。他本人从侍奉成吉思汗起家，历仕诸汗，“功闻五朝”，积累了各方面的经验。回回人长于理财，他曾经是蒙哥得力的财政官僚。他也曾长期担任地方行政首脑，甚至还作为统军将领，在前线带兵与宋军对垒。忽必烈要找一个谨慎、宽厚的官员去“怀柔”云人，结果选中这个兼有治军和经济才干的全才型政治家。他确有知人善任的高明本领。 　　以赛典赤为首的新的统治云南的机构，没有设立在大理城，而建治于鄯阐。这不但摆脱了段氏对行省治政的干扰，而且反过来把世任大理总管的段氏的势力钳制在滇西，尤其是大理地区范围之内。因赛典赤的建议，元廷改变对云南实行军事占领式统治时期以当地首领充任万户、千户官员兼摄地方行政，军民不分治的局面，在各地遍置郡县。郡县行政官员均由朝廷委派。由于离开中央政府太远，元政府后来规定，三年一次遣使云南，会同行省首脑长官，就便委任或迁调六品以下官职，事后呈中书省追授。五品以上官员则仍需移咨中书省铨注。边远地区的土官有品秩但不入迁流，死后由其兄弟子侄袭职。为鼓励内地官员到云南任职，至元后期宣布，中书省直辖地区的官员迁调云南，可升二等任用，去极边重地任职甚至可升三等。在云南做吏员，出职进入流官行列也比内地容易一些。官员病死云南任上，可由政府提供驿站服务，归葬原乡。云南地方官本来有权擅决死罪，至元二十年诏，自后死刑判决仍须像其他地方一样，报中央政府审核。行省建立后，对云南的治理逐渐被纳入与元对其他省区的统治相一致的体系，虽然云南比在中原汉地罢世侯、军民分治、立迁转法晚了十多年。 　　除行政建置方面的大规模调整，赛典赤在云南的治绩，在纪念他的“德政碑”里被概括为：“省徭役，招散亡，恤鳏寡，兴儒教，备水抗旱灾，礼接贤士。削去冗官，建屯田，制楮币（发行纸币），设路食以待劳民，薄征税以广行旅。”元代云南社会，在建省后的二三十年，也就是赛典赤和他的儿子纳速刺丁、忽辛等在云南任职的时期最为繁荣安定。这表明赛典赤的上述治滇方针是收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效的。 　　元成宗以后，元朝封在云南的出镇宗王势力渐大，世袭大理总管的段氏也羽翼再丰。双方“一恃宗亲，一恃故物”，因两不相下而交恶，同时又都对行省形成牵制。三种政治势力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逐渐把云南统治当局的内部矛盾推向尖锐。 　　赛典赤入滇时，有“宗王脱忽鲁方镇云南”。至元十七年（1280），即赛典赤死于云南任上的次年，被毒杀的忽哥赤之子也先帖木儿得袭封云南王。至元二十七年，忽必烈复以皇孙甘麻剌（真金子）为梁王，镇鄯阐，地位在建藩哈刺章的云南王之上。二十九年，甘麻刺徙封晋王，移镇漠北。次年，其子松山袭封梁王。至大元年（1308）初，也先帖木儿从二字王进封为一字营王，离开云南。武宗怕梁王势大难制，以其“有风疾”将他召回，另任诸王老的（忽必烈第七子奥鲁赤之子）代镇，仍封云南王。老的出镇不久，就想把势力伸向大理总管段光控制下的滇西。至大二年，双方的冲突发展到以刀兵相见，段光战败。他惧梁王遣兵西袭，派高蓬守重镇罗那关（在今云南牟定西）。梁王想收买高蓬，高蓬写诗回绝。诗云：“寄语下番梁王翁，檄书何苦招高蓬。身为五岳嵩山主，智过六尺缩地公。铁甲铁盔持铁槊，花鞍花索驭花聪。但挥眼前黄石阵，击破孤云几万重。”梁王乃重赂高蓬的厨人刺蓬。厨人以蓬首出献，梁王杀之以自解。 　　七年之后，老的北觐仁宗，未详以后他是否返回云南。我们只知道英宗（1320）即位后，又把云南王转封给松山的儿子王禅。松山和继承英宗皇位的泰定帝同为甘麻剌之子。所以泰定帝一即位（1323），就把王禅由云南王晋封为梁王，又以王禅子帖木儿不花袭封云南王。 　　泰定帝死后，王禅和帖木儿不花都支持他的儿子阿刺吉八即位，成为上都集团对大都派发动汗位继承战争的中坚。上都战败，王禅赐死，甘麻刺系在云南的势力瓦解。由于两都之战的战场在北方，云南本地未受其害。但在紧接着发生明宗（和世）被文宗（图帖睦尔）集团毒死的事件后，驻扎在云南的效忠于明宗的诸王秃坚等终于由观望和消极抗命的立场转而公开称兵，史称“秃坚之乱”。从至顺元年（1330）正月到翌年夏初，战火弥漫整个滇东北。在此之前，云南无战事已历半个世纪之久。变起仓卒，人心危惧。元廷先后调四川、江浙、河南、江西、陕西、朵甘思、朵思麻等处军队平乱。云南社会经济因此遭受不小的破坏。 　　元统二年（1334），元廷又封阿鲁为云南王。继任阿鲁的孛罗是忽哥赤之子也先帖木儿的幼子。至此，莅视云南的出镇宗王重新由忽哥赤系来担当。这时候云南王的王府大概已设在中庆（治今云南昆明）。孛罗何时由云南王晋封梁王不详。元末的梁王也可能是云南民间对云南的俗称。 　　1350年代后，元朝统治被红巾军起义后形成的几个农民政权严重削弱。至正二十三年（1263），建立夏政权于四川的明玉珍遣兵攻滇。梁王从中庆退至威楚（治今云南楚雄），向当时的大理总管段功求援。段功领兵东驰，与明玉珍军转战于从吕阁（在今云南南华）到古田（在今云南寻甸）的广阔地域，屡败之。段功在夏军中劫得明玉珍母亲写给儿子的家书，乃模仿明母笔迹伪造一封家书，命入滇兵马“蚤归”。夏军遂退兵四川，临行大呼“待明年来复仇”。段功追至七星关（在今贵州赫章东北），大胜而还。 　　 　　第八章 　　 　　为报答段功出兵求助，梁王以女儿阿公主嫁之，并奏请朝廷授段功为云南行省平章。这位大理总管贪恋新欢，留在中庆城里迟迟不肯西归。他的正夫人高氏从大理寄给他一首词说：风卷残云，九霄冉冉逐。龙池无偶，水云一片绿。寂寞倚屏帏，春雨纷纷促。蜀锦半闲，鸳鸯独宿。好语我将军：只恐乐极生悲，冤鬼哭。 　　段功乃归大理，但不久他又重返中庆。梁王受谗人挑唆，开始怀疑他有“吞金马、咽碧鸡”（金马、碧鸡是中庆远郊的山名）之心，于是密召阿公主曰：“亲莫若父母，宝莫若社稷。现在段功不灭我不肯甘休。你失去他，还可以再嫁其他高官以保富贵。现在给你一副孔雀胆，可以找机会毒死他。”阿褴把此事告诉段功，表示愿与段功一起西归大理。段功却不肯相信，说：“我对你们家有功。我脚趾伤，你父亲还亲自为我裹扎。你为什么要这样骗我？” 　　虽经阿三谏，段功终不悟，遂于1366年被梁王设计杀害在通济桥（在今昆明市内）。阿闻讯，欲自尽以示“不负信黄泉”，因梁王看管深严，不克遂愿。据说她曾经写诗明志云：“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欲随明月到苍山，误我一生踏里彩（里彩指彩缎被褥）。吐噜吐噜（意谓无知，或云可惜意）段阿奴（公主称段功为阿奴），施宗施秀（指与段功前后死去的两个大理人）同奴歹（歹意即死去）。云片波磷不见人，押不芦花（此处作西域传入的起死回生药解）颜色改。肉屏独坐细思量（肉屏原指骆驼，此处疑为玉屏的谐音，指昆明近郊的玉案山），西山铁立（指昆明西郊的西山松林）霜潇洒。”诗写得不算好，却充分反映了阿思念段功的真情实意。权力倾轧无情地粉碎了骨肉之爱，只留下受害者的哀吟让后人凭吊。 　　梁王害死段功后，先后七次派人暗杀段功子段宝，都没有成功。1367年西攻大理，不克制胜，乃在大理土官杨宝调解下与段氏勉强和解。1368年，元顺帝被明朝军队侵逼，退出大都。段氏与梁王虽各守其土，但都奉北元为正朔。此后明氏夏政权曾再度南侵鄯阐境。梁王“奉金印玉书”向大理借兵，被段功子段宝拒绝。段宝致梁王诗有“自从界限鸿沟后，成败兴衰不属吾”之句。 　　明洪武四年（1371），割据四川的明升（明玉珍子）政权亡。明廷派王祎（即明初修《元史》的主编之一）谕梁王归附。梁王犹疑两年多，杀王祎拒降。洪武十四年（1381）秋，明军30万，由傅友德、蓝玉、沐英率领，一路由永宁（治今四川叙永西南）经由滇东北南下，主力从湖南穿越贵州境，渡北盘江至石城（今云南曲靖），向西进逼中庆。双方会战于坂桥（在今云南昆明东），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溃败，弃中庆城遁走。明军出师不满百日，克云南首府。十五年（1382）初，威楚降；梁王眼看大势已去，在晋宁（在今云南晋宁西晋城）投滇池自尽。 　　在大理，段宝死于1370年，子明嗣。明军进征云南前后，段明死，由叔父段世权国事。洪武十五年明军至威楚，段世遣使致书，请依“唐、宋故事”，奉正朔、修岁贡，在大理保持相对独立的段氏政权。明军不许，进灭大理。 　　至此，元朝对云南的统治，在它的中央政府退出大都十三年后，终于完全结束。段宝的二孙，被朱元璋派到西北卫所做军官。据说甘肃永昌曾有大官庙、小官庙，就是祀奉他们两人的。“汉佛”入滇云南一向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分布最复杂的地区。大体上讲，说壮侗语的部族集团自东向西，说藏缅语的部族集团从北到南，苗瑶语集团从东北向西南，古代还有说孟—高棉语的部族集团由西南向东北，交叉、重叠地分布在这块多高山峡谷、盆地零碎的亚热带土地上。除平面上的交叉分布外，不同的种落集团往往还因相对海拔高度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在同一地区内形成水田稻作、旱地农作和山地畜牧等经济形态各异的立体分布的部族文化。在古代，这里的有些部落与汉族之间需要经过“重译”（即不止一次的翻译），才能互相沟通。 　　自两汉以来，汉民族人口也曾不断迁入云南，两晋时代“南中”著名的痞氏，就是汉代迁到那里的汉族大姓。随着后来的战争和长期隔绝状态的发生，人口数量上占据劣势的汉族逐渐融合在当地土著居民中，但同时也毕竟把一部分汉文化传播到所在地区。南诏国建立以前，洱海周围的白蛮中，有杨、李、赵、董等大姓，可见汉族的姓氏已进入一部分讲彝语的部落民中间，汉文在南诏的乌蛮与白蛮上层似乎已是一种通用的文字。研习汉文无法与学讲汉语的过程完全割裂。所以，要说在南诏和大理的上层集团中流行双语制，大概没有太大的问题。汉语和汉文又将一部分汉文化中的文物制度带入云南，因此有人说，大理国时期，“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 　　汉文化对元代云南的影响，由于此疆彼界的消除和长期和平环境的滋育，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前代。如果说从后唐到南宋，“中国相寻于干戈，独云南一隅享太平者三百余载”，这是以洱海和滇池两个地区为中心的云南文化进一步整合为一体的时期。那么元代开启了云南与中国内地大面积经济文化交流和整合的崭新时期。官僚、兵士（很多变成屯田的农民）、商人、宗教人士、手艺人，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内地居民到这里长期生活，甚至就定居在那里。因《大理行纪》而闻名的郭松年当时就意识到，云南被纳入统一的全国政权之中，将会对它的经济文化繁荣产生巨大的推进作用。他在中庆筇竹寺中写的一首诗说：“南来作使驻征鞍，风景还惊入画看。梵宇云埋筇竹老（筇竹寺在玉案山上，故云），滇池霜浸碧鸡寒。兵威此日虽同轨，文德他年见舞干。北望乌台（指御史台）犹万里，几回挥泪惜凋残。” 　　云南与内地的交通条件，在元代获得很大的改善。元以前，北方与云南之间最主要的通道，就是忽必烈征大理时走的“忒剌道”。即从临夏向南到今甘肃迭部，再一直往南偏西穿越东部藏区至理塘，进入今云南丽江地区。元置云南行省，政治中心从大理东移中庆，遂逐渐建立以今昆明为中心的辐射状交通体系，先后接通与四川、湖广等省的驿道。从省治东北行，一路往乌蒙山区出省，可至四川叙州（今四川宜宾），一路取道曲靖、乌撒（今云南威宁）出省，可至四川永宁、纳溪。自中庆出发，还有一条驿路北达川陕地区。其路经武定向北，贯穿罗罗斯部居地（在今四川凉山和西昌），经大渡河至黎州（今四川汉源北）、雅州（今四川雅安），与成都陆路通。不过这条道路“烟瘴生发，所过使臣艰难，人马死损”，所以使用率或许不高。至元末，在中庆至曲靖、普安的站道以东又加设四站，贯穿罗殿及其以东的八番顺元地区（两地分别在今贵州的西部和中部），达于黄平（在今贵州）、镇远（在今贵州），而与湖广行省的驿道干线沟通，经辰州（今湖南芷江）、沅州（今湖南沅陵）北趋。这条路“山势少通，道径平稳，又系出马去处”，日益成为云南与内地相联系的交通要道之一，后来明军主力入滇，所循即此线路。此外，由东南出省至湖广南部（今广西地区），由东北出省至亦奚不薛（彝语。意为“水西”，指今鸭池河以西地），也都有驿道相联。 　　古代司塾元代开省云南的第一任长官赛典赤瞻思丁，在推进云南的经济、文化发展方面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当时云南各地种植的水稻，主要是糯稻，很多地方没有粳稻；当地虽有桑麻，但因“未得其法”，也不能获得充分的收益。这时候粳稻种植的推广和桑麻技术的改进，对改善民众的吃、穿两件大事，当然有很重要的意义。赛典赤以漏籍民户组织民屯。以官给田补充民间私有田的不足。参加民屯的农户共14000多户，在中庆地区的有4000户，垦田8万亩。滇池出水道淤塞，“夏潦暴至，必冒城郭”，造成水患。赛典赤命张立道疏通滇池下游泄洪道；浚修滇池以北的盘龙江，减轻滇池蓄纳北部山水的负担；又在滇池周围灌区浚沟造坝，改善了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条件。 　　文献还记录了赛典赤确立云南赋税体系的经过。赛典赤问来访的“夷”民：“我想以土田招你们分种，要借给你们耕牛粮种、耒耜蓑笠之具。估计一亩可以收多少？”回答可收二石。他又问：“能给官府缴纳多少？”答曰一半。赛典赤说：“太重，以后将不能承受这样的负担。要是今后不再借牛、种和耒耜之具给你们，牛死了要买牛，农具坏了要修理，一家衣食所须。收成的一半怎么能够供给？”“夷”人答曰：“那么就以三分之一缴官。”赛典赤说：“你们虽然能缴得起，只怕你们的子孙会缴不起。今后继我上任的人，一定要你们缴满这个数目，那就上下之间互相敌恶了。我与你们相约，你们不要违反我，一亩缴纳二斗，千万不要拖欠！”民情大悦。有人问：“地租很轻，就是路太远，无法运来完纳，怎么办？”赛典赤调查了各人所在地区的物产之宜。规定宜产马处则缴马，宜产牛处则缴牛，都与租米之价值相当。不产马牛之地则缴银。明初转录这件事的作者接着说：“今之粮折牛马、粮折银是也。”据《元史》，赛典赤死后，忽必烈“诏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看来这条诏令终元之世都在实行。 　　入元以前，云南的汉文化虽然已有一定范围的传播，但比较受到重视的是在器用服食、辞章文彩方面。当地最受人尊崇的汉族人物，是书法家王羲之。他们不大知道孔子，而把“王少逸”（即王羲之）当做“先师”来祀奉。云南建省后，元政府命令各地官府设立儒学孔庙。当地人自此知道崇拜孔子，把他看做“汉佛”。当时在一般民众中间，男女往往自相配偶。父母亲人死后就用火葬，没有什么丧祭。跟孔孟之学一道传入云南的，有所谓“拜跪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椁奠祭”。这一套礼仪，今天看起来当然有很多消极的成分，但在当时却是催化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感性经验和共同心理意识的必要符号体系。 　　至元十一年，赛典赤抵云南当年，即在中庆、大理两路设儒学提举。中庆首建文庙，岁祀于春秋二季的第一个丁日，招收学生入儒学研习。十九年，云南诸路普遍建学立庙，“以祀先圣”。由于这一批学校的建立，使云南诸生有可能比较系统地研读儒家经典。这对于改变云南先前以儒附释的“儒释”或者“释儒”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与此大体同时，元代又是云南佛教摆脱藏传密宗的支配性影响而大规模改密为禅的时代。南诏、大理政权时，云南佛教“皆西域密教”，实际上是藏密，“初无禅讲宗也”。密教僧人叫阿叱力或阿阁梨，或称轨度僧、轨范僧。没有出家的阿叱力叫“师僧”，有妻室。最早在云南开寺收徒传播禅宗的，是1250年从云南到内地学禅，历25年后回到中庆筇竹寺的雄辩禅师。大约在十三四世纪之间的四五十年间，从汉地传入云南的禅宗很快成为当地佛教的主流，阿叱力僧几乎落到民间巫师的地位。这个转变，很可能有当时云南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作为基础。但它刚刚发生在汉地的文化影响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施加于云南地方的时期，因而有效地加快了云南上层文化从它本身的体系中脱逸出来，向中原汉文化靠拢的过程。到元明之际，在云南中心地区的城镇和士人中流行的，已基本上是与内地相同的汉文化了。 　　不过，从上面的叙述中间，也不应该产生这样一种误解，即元代云南的人口主体，已经由汉族百姓、或者至少是由汉化程度很深的那些非汉族居民所构成了。各种少数民族的部族、部落或部落集团，占据了人迹所能至的高山、水滨、坝区和林木中的大部分地区，尽管其人口密度很低，但在人数的绝对值方面，仍要大大超过在元政权保护下集中于少数城镇，尤其是大城市里的汉族居民。汉文化的影响主要通过这些城镇向其周围辐射。在大理和中庆城之间，这些辐射点大概能基本上构成一个互相呼应的网络。在它以外，汉文化的辐射力仍不足以穿透广袤的多民族交叉分布区。 　　到明代，甚至清代，汉文化在云南依旧是按照辐射网络式的格局传播的，不过分布在网络上的辐射点增加了，网络的外沿铺向更大的地域，网络保持信息能量和复制信息的功能也更为明显地增强了。明初有大批宁镇地区的“良家间右”被强行迁移到云南落籍。他们带去的方音，竟使明代云南很多汉族聚居点“言音绝似金陵。但呼院曰万，街曰该，鞋曰孩，虹曰水桩，松炬曰明子，蓄水曰海子，岭曰坡子，沟曰龙口。民呼官，太守以下皆曰父母；监司以上皆曰祖”。 　　因此，从13世纪直至近代，云南文化变迁的格局，正是在元代奠定的。边庭风情多异彩元云南行省的辖境，比今天的云南省要大。其东界基本与今云南省界吻合，而与湖广行省（含今广西和贵州）接邻。其北界将今四川西昌囊括在内，自西向东分别与吐蕃东境的朵甘思、朵思麻以及四川行省接邻。它的西部、西南部、南部和东南部则分别与元代中国的西南邻国接界。 　　行省西部的边界与南诏、大理国时期相同，即在今缅甸北部与印度分界的那加山脉，它是恒河水系和伊洛瓦底江水系的分水岭。在它的西南，元初边界基本上与大理国边境线相同，位于今德宏所辖诸县地界略西、略南，与缅国相邻接。1270年和1280年，元军两次征缅，遂将云南行省的这一段边界向西南推进到原缅国辖境，大体将北纬23°以北的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两河流域之间的地面括入版图。元朝后期曾更南至于邦牙（今曼德勒西南）置宣慰司，但不到五年就放弃了。 　　西部边界地区有景咙金殿国（在今西双版纳），是傣族先民建立的地方政权，为大理国的属国。元朝1300年前后才在这里设彻里路军民总管府，正式行使对该地的统治权。彻里与它之南的八百媳妇国的疆域犬牙相错，大体上以今南垒河分界，河北属彻里，河南属八百媳妇。元成宗时曾准备出征八百媳妇，兵马尚未进入云南，就因沿途扰民激起今黔西、滇东北各部族的武装反抗，元军被围穷谷，得脱者仅十之一二，被迫罢征。彻里置司以后，八百媳妇国部酋相继归附元廷，1320年、1330年，元先后设蒙庆宣慰司、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于彼地。今缅甸南掸邦的南垒河以南地区、泰国清莱府和清迈府的部分地区也被纳入元朝统治。此外，1320年，元还在越南莱州省境内置宁远州。1330年，设老告军民总管府统治今老挝北部的琅勃拉邦一带。 　　云南行省的东南与安南（在今越南北部）接界。这里的边界基本上与今中越边境线吻合，惟临安道宣慰司（治今云南建水）所属阿月部的地域，还要超出今马关县境，达到今越南河江省的部分地区。 　　沿着不同方向散布到云南境内的许许多多种落集团，在无数由自然环境造就的相对隔绝的聚居区中形成差异极大的经济和文化景观。见于元代史籍的各种土著居民，就其大的族类而言，有白人、罗罗、金齿百夷、么些、斡泥、峨昌、撬人、土僚、蒲人等等。 　　白人是今白族先民，是以南徙入滇的古代氐羌族当中经济、文化较发达的一些族系为主体，并融合了汉魏以后移入南中的汉族大姓瘤氏以及其他一些汉族人口而逐渐形成的共同体。南北朝以后，它以“白蛮”见于史籍，而与“乌蛮”（分布在云南的另外几支氐羌人后裔）相区别。元代又称他们为阿、（寸白）、白人。其分布地区，以中庆、威楚、大理、永昌（治今云南保山）为主，东至普安、曲靖，北至丽江，南及元江。他们多居住在坝区，以农耕为生，有水田，称五亩为“一双”，种植麻麦蔬果。其农业经济与汉人颇接近，所以元代入滇的汉人，认他们为“汉之遗裔”。尤其是城镇或其附近地区的白人，在与汉族交往中风俗逐渐接近汉族。到明朝，“近城汉、焚人风俗”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了。中庆晋宁的元代白人王惠临终时遗训子孙，“忠孝丧礼完全遵照古风（这里的“古风”其实是指汉人风俗），不要追随焚俗”。这个例子既说明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白人对汉地仪文之制的仰慕，同时也说明当时流行的“焚俗”毕竟还保持着若干固有特点。在写成于元代的《云南志略》中，李京这样描写当时白人风俗：男女首戴“次工”，制如中原渔人之蒲笠，差大；编竹为之，复以黑毡。亲旧虽久别，无拜跪，唯取“次工”以为馈。男子披毡椎髻。妇人不施粉脂，酥泽其发，青纱分编，绕首盘系，裹以攒顶黑巾。耳金环，象牙缠臂。衣绣方幅。以半身细毡为上服。处子孀妇（即未嫁女子和寡妇），出入无禁。少年弟子，号曰妙子。暮夜游行（晚上出来闲游走动），或吹芦笙，或作歌曲。声韵之中，皆寄情意。情通私耦，然后成婚。居室多为回檐，如殿制。食贵生，如猪、牛、鸡、鱼，皆生醢之（意即把猪牛鸡鱼等肉生剁成肉酱），和以蒜泥而食。每岁以腊月二十四祀祖，如中州上冢之礼。六月二十四，通夕以高竿缚火炬照天，小儿各持松明火，相烧为戏，谓之驱禳（禳即灾）。佛教甚盛。戒律精严者名得道，俗甚重之；有家室者名师僧。教童子，多读佛书，少知六经者。段氏而上，选官置吏皆出此。民俗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旦夕击鼓恭礼，少长手不释念珠。一岁之中，斋戒几半。诸种蛮夷，不知事神佛，唯白人事佛甚谨。……其俊秀者，颇能书，有晋人笔意。……市井谓之街子，午前聚集，抵暮而罢。交易用棋子，俗呼作见八。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人死，俗尸束缚令坐（即将尸体缚束成端坐的姿势），棺如方柜，击铜鼓送丧，以剪发为孝，哭声如歌而不哀。既焚，盛骨而葬。……其贵人被服，近年虽略从汉制，其他亦自如也。 　　上引史文中提到白人在旧历六月二十四日晚缚火炬照天、持松明相烧驱灾，就是至今仍在白族和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中流行的火把节。 　　白人的语言，按现代语言学分类属于藏缅语族彝语支。从汉魏至元代，白蛮的语言中吸收了大量汉语借词。唐朝人说，在西南诸部中“言语音，白蛮最正”，大概就因为白语中有一部分名词能与汉语的相应词汇相通。李京说，白人语穿衣曰衣衣，吃饭曰咽羹茹，樵采曰拆薪，帛曰幕，酒曰尊，鞍曰悼泥，墙曰砖垣，等等。白语基本语汇大量吸收汉语借词，应当是白人在社会生活中间长期使用双语的结果。从大理国后期开始，白人利用汉字和在汉字基础上稍加创造的一部分新方块字来记录他们的书面语，形成所谓焚文。在元代中后期，焚文在云南地区已相当流行。焚文中的自造新字比例并不大。焚文所使用的汉字，虽有一部分类似表音符号，纯粹用来记录白语词汇的发音，但绝大部分仍同时保留了汉字原来的字音和字义。因此，焚文与其说是白语的书面形式，或许不如说更像是一种俗体的汉语书面语。 　　罗罗即“乌蛮”，是现代彝族的先民。元时乌蛮各部仍多有各自的部名，罗罗则是对他们的统称。南诏时乌蛮七部中有“鹿卢蛮”，当即罗罗一名的来源。蒙古人又在这个名称之后加上复数后缀，汉语音译为罗罗斯，用来专指集中居住在今四川凉山和西昌的罗罗人。元置宣慰司于其地，称罗罗斯宣慰司。乌蒙、乌撒也是罗罗人集中居住的地区。此外，罗罗的分布还遍及云南大部分地方，多与诸族杂居。他们或耕或牧，农业经济大体处于刀耕火种阶段。李京说：男子椎髻，摘去须髯，或髡其发。左右佩双刀，喜斗好杀，……以轻死为勇。马贵折尾，鞍无，剜木为镫，状如鱼口，微容足趾。妇人披发，衣布衣，贵者锦镓，贱者披羊皮。乘马并足横坐。室女（指未出嫁的姑娘）耳穿大环，剪发齐眉，裙不过膝。男女无贵贱皆披毡跣足。……虽贵，床无缛，松花铺地。……有疾不识医药，惟用男巫，号大奚婆。以鸡骨占吉凶，酋长左右斯须不可阙，事无巨细皆决之。……每岁以腊月春节，竖长竿，横设一木，左右各坐一人，以互相起落为戏。 　　金齿、百夷都是今傣族先民。其俗尚以金银、漆等涂饰牙齿，所以很古以来就被称为金齿、银齿、黑齿等。元代的回回人和蒙古人用波斯语zar-dandan称他们，也是金齿的意思。元以后，这种以金饰齿的俗尚在有些百夷部落中演变为死后用金箔镶二齿而后葬。金齿并不是他们的古代风景画鉴赏自称，而是他族的外称。唐代汉文记载中有裳魔，明代有歹摩，都是“傣勐”一音的不同写音形式，这才是金齿百夷的自称。李京说，“西南之蛮，白夷（即百夷）最盛。北接吐蕃，南抵交趾”。行省的西南及东南边地是他们的主要居住区。南诏、大理时代，这一带的傣族先民大体上可以今澜沧江为界分为两部分，西部是金齿（或黑齿），东部是白衣（即百夷）。入元以后，金齿、百夷之称经常混用，已不复区别。西南的金齿百夷，由大理金齿等路宣慰司管辖，东南地区诸部归隶于临安道宣慰司。行省的彻里（景咙金殿国）宣慰司所管，与更南的八百媳妇地区，也是在语言和族属上与百夷同类的居民。世传八百媳妇国部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故以之名其国。 　　百夷诸部多从事农业经济。其地多桑柘，四时皆蚕。由于气候适宜农作物生长，土地又肥沃，所以“地利不能尽，然多产牛羊鱼果”。大多数金齿部落元时还没有使用文字，刻木为约。百夷妇女特别能吃苦耐劳。据《云南志略》，他们“长眉睫，不施脂粉，发分两髻，衣文锦衣，联缀河贝为饰。尽力农事，勤苦不辍。及产（指分娩生育）方得少暇。既产，即抱子浴于江，归付其父，动作如故”。由于居地偏南，风土下湿上热，金齿百夷“多起竹楼，居濒江。一日十浴”。“交易五日一集。旦则妇人为市，日中男子为市。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百夷诸部到明代后期才开始奉佛，在元代惟信巫祝而已。惟彻里的傣族先民则早已是上座部佛教的信徒了。 　　至正之初，随着元朝中央政府和元行省统治势力的衰落，麓川（今云南瑞丽）百夷土官思可发举兵抗命，“盗据一方，侵夺路甸”。据傣文《麓川思氏官谱》，思可发为土语音译，意为擒白虎之王。元明官方文献多以死可伐名之，是一种诬称。思可发兵起之后，邻近诸部“相率纳贡”。元廷曾几次派兵往征、下诏招谕，都不能见效。至正十五年（1355）思可发降元。但此后，他实际上仍长期控制麓川四周“三十六路”之地，“虽奉正朔、纳职贡，而服用制度，拟于王者”。一直到洪武中，他才重新被明朝招抚。 　　么些即今纳西族先民，《华阳国志》中记为摩沙夷。从南诏、大理以来，他们一向以丽江为聚居中心，其“地凉，多羊马及麝香、名铁，依江附险，酋寨星列，不相统摄”。么些人在云南地区最早被蒙古征服。元廷先设察罕章宣慰司治其地，后又以金沙为界，分为东、西五城地。分别隶属于北胜府（今云南永胜）和丽江路。元初的么些大姓有和氏、木氏等。察罕章管民官一职曾由和氏担任，木氏是其属下。至明初，木氏势力渐大，其后代写成的《木氏官谱》一书，遂将元代的察罕章管民官之职安到自己的祖先木良（即麦良、阿良）头上。 　　关于么些人的风俗，《云南志略》写道： 　　善战喜猎，挟短刀，以砗磲为饰。少不如意，鸣钲鼓相仇杀，两家妇人中间和解之，乃罢。妇人披毡，皂衣，跣足，风环高髻。女子剪发齐眉，以毛毡为裙。……不事神、佛，唯正月十五登山祭天，极严洁。男女动百数，各执其手，团旋歌舞以为乐。俗甚俭约，饮食疏薄。一岁之粮，圆根（指芜菁）已半实粮也。贫家盐外不知别味。有力者尊敬官长。每岁冬月，宰杀牛羊，竞相邀客，请无虚日。一客不至，则为深耻。人死，则用竹箦舁至山下，无棺椁，贵贱皆焚一所，不收其骨；非命死者则别焚之。其余颇与乌蛮同。 　　斡尼亦作和泥、禾泥等，与现代的哈尼为同名异译，主要分布在临安（今云南建水）西南、今元江流域。他们多巢居山林极险，而与河谷平坝地区的金齿百夷以及山居的其他部族错落杂处。李京记其习俗云：“家有积，具以一百二十索为一窖，藏之地中。将死，则嘱其子曰，我平日藏若干，汝可取几处，余者勿动。我来生用之。” 　　临安西南的斡泥散布地区，实际上是民族杂居区。上述白人、罗罗、金齿百夷、么些等族的主要聚居区内，同样存在着其他民族杂居其间的情况。例如以么些为主要居民的丽江，“蛮有八种，曰磨些（即么些），曰白，曰罗落（即罗罗），曰冬闷，曰峨昌，曰撬，曰吐蕃，曰候”。峨昌即今阿昌族名之异译。撬与俅音近，今云南高黎贡山西部的独龙江，上游仍称俅江（发源于西藏察隅县东）。撬人应即俅江流域的居民，后来逐步南下，徙至独龙江一带，今称独龙族。伊人即今傈僳族先民。傈为专名，即的别译，僳是少数族语音译，意为人或族。伊人居地在“兰州冰琅山外”，即今云南兰坪西碧罗山（怒山）外的怒江流域。另一方面，除其主要聚居区之外，白人、百夷、罗罗等族也有许多部落散布于行省各地。罗罗的分布尤其广泛，从行省腹地到边远地带，其足迹几乎随处可见。 　　土僚人是构成近代壮族的成分之一。“叙州南、乌蒙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则左右击去两齿，然后婚娶。猪羊同室而居。无匕箸，手抟饭而食。足蹈高橇，上下山坡如奔鹿。妇人跣足高髻，桦皮为冠，耳附大双环，衣黑布，顶带锁牌以为饰。出入村麓，望之宛如猿猱。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颠崖之上，以先坠者为吉。山田薄少，刀耕火种。所收稻谷，悬于竹棚之下，日旋捣而食。常以采荔枝、贩茶为业”。这个地区土僚人以击齿为成年标志的习俗，一直保留到明代。它东面的亦奚不薛地面的“葛蛮”，即今仡佬族先人，也有悬棺折齿之俗。蒲人，“一名朴子蛮，在澜沧江迤西。性勇健，……骑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膝颈皆露。善用枪弩。首插雉尾，驰突如飞”。他们是今布朗族先民。 　　元代云南的民族构成中，还包括蒙古人和回回人。蒙古人中大部分是戍守其地的蒙古军户。回回人的来源有二：一是镇戍云南的色目军人；二是跟随在云南任职的色目官员一起迁去的人户。今云南各地纳、丁、赛等十余姓回族都以赛典赤为先祖，虽然出自传闻，但还是可以反映出与色目官员一起来到云南、后来又羁居在这里的回回人，数目是不小的。明初人讲到云南各族的居民，就已把“鞑靼（指蒙古）、回纥（即回回）”也列举在内，看做“土著之民”的一部分了。中元政治中“国俗”与儒术“回首桥山泪成血，逢君不忍问龙颜。” 　　——张养浩：《赠李秘监》 　　延祐“复科” 　　至大四年（1311）正月，元武宗海山死于大都。他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以武宗册立的“皇太子”身份，从东宫入主朝政。武宗死了不过三天，他就下令罢撤前朝垄断治国大权的尚书省。又过四天，将尚书省的主要官员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五人全部诛杀。“武仁授受”表面上是和平即位，实质上却充满了流血政变的色彩。 　　爱育黎拔力八达杀脱虎脱等人的理由，是“变乱旧章，流毒百姓”，其实他另有不得已的隐衷。元成宗死后，皇后卜鲁罕召成宗堂弟安西王阿难答进京，想用阿难答辅国，自己倚恃他手中的兵权临朝称制。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元朝中枢官僚的支持下，于卜鲁罕发难前一日先发制人，把他们一网打尽。这时候他的哥哥海山已经以阿勒泰山前线军事统帅的身份，带领大军东返，等待漠南派人迎他即位。爱育黎拔力八达虽然对已到手边的皇位暗生凯觎，但慑于海山的兵威，只好以兄终弟及为条件，推戴在名份上“以嫡以长”理应居先的海山作皇帝。 　　海山即位以后，渐萌改储之心。至大三年（1310），他的身体已很不好，乃授意权臣三宝奴召集亲信商议改立皇太子事。早已被爱育黎拔力八达拉拢的朝中要人脱脱回答说：“皇太弟（指爱育黎拔力八达）位居东宫，已有定命。从此兄弟、叔侄世世相继，怎么敢做破坏这个秩序的事！”三宝奴问：“如果今日兄弟相授，以后就要由叔叔再传位给侄子，能担保他这么做吗？”脱脱回答：“在我们不可以违反约定，如果他们失信，上天是会明鉴的。”当时，事情不了了之。现在武宗死了，三宝奴如果宣布武宗改储的遗诏，就可能发生变起肘腋的曲折，使爱育黎拔力八达白熬提心吊胆地“蛰居”东宫的四年辛苦。像四年前的“清君元武宗侧”一样，爱育黎拔力八达再次使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击败对手。至大四年的大清洗，是政见之争，同时也是权力之争。三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于大都，是为仁宗。他先后有两个年号，即皇庆和延祐。 　　成宗和武宗都具有蒙古军事贵族的气质。成宗即位近五年，还认不清中书各部的汉人长官。武宗用人，差不多全在从征西北的蒙古、色目将领中挑选。宫廷卫士以“角斗屡胜”，也可以获得平章政事的大官衔。两人都在统治圈里讲“惟和”、讲“宽大”。忽必烈朝的遗老旧臣陆续去世之后，由这批靠“宽大”发迹的官僚来执行忽必烈定立的“祖制”，使原来就存在的慢性政治危机和财政危机都逐渐恶化。仁宗是元朝第一个即位前始终生活在汉地的皇帝，他的“潜邸”有一大批汉族名士，以上党人李孟为首，还聚集了很多对汉文化和儒术有较深理解和同情的蒙古、色目侍臣。仁宗的施政方针是要遵用儒术来改革朝政。与成宗、武宗两人相比，他才是真正执意更改世祖“成宪”的人，但他诛杀政敌，用的却是“变乱旧章”的罪名。久感压抑的儒生阶层似乎感到某种鼓舞。当时人以《三宝奴伏诛》为题写诗说：“受尽君恩弄尽权，富倾御府贵熏天，奴才自许齐三宝，主寿谁能保万年。” 　　从至大四年开始，仁宗颁布了一系列整顿朝政的法令。元廷罢诸王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者令所隶千户鞠问。这时还废除了诸王份地达鲁花赤由封主自辟的旧制，任以流官；诸王位下所辟为副达鲁花赤。有鉴于武宗以镇北亲王的军权为后盾夺取帝位，仁宗命驸马丑汉出总北军；对居庸关的军事守备亦显著加强。这些措施，含有暗中防范镇北多年的晋王拥兵坐大的用心。朝廷又下诏，严禁近侍擅自传旨中书任用官员，如有敢犯者，“不须奏闻，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此外，政府还明令规定，内侍只授内廷官职，不予外朝文官官阶；由吏员晋职为官者，不得超过从七品。而这时社会影响最大的一项措施，则是恢复科举的制度。 　　仁宗登基伊始就曾宣布：“我所希望的，是使百姓安宁，从而求得天下大治。但如果不用儒生，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他把大规模起用儒生看做是安国安民的前提，这是有针对性的。 　　自隋唐以后，随着中国中古贵族政治的解体，科举取士制度越来越成为选拔政府官员的一种重要途径。尽管通过“庇荫”制（品级较高的官僚可以保荐一名或若干名子女做低品级的官员）和由吏员出职为流官的渠道进入仕途的人始终占据很大的比例，但以科举进身几乎变成挤入高级文官圈的惟一体面的途径。唐朝人就说：“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张玄素在隋朝由令史入品流，入唐后位至三品。唐太宗当着诸朝臣的面问他“历官所由”，玄素窘迫不堪，从殿阁中出来时，差不多抬不起腿来，“精爽顿尽，色类死灰”。科举取士的人数虽然十分有限，但它造成一种假象，似乎“读书做官”的道路对每一个人都是敞开的。奋身场屋，一旦及第，“指日金马玉堂”，变作成千上万贫穷士人终生的幻想。利用科举制度来编织数以万计的中下层平民人生理想的政权，同时也就为自己编织出统治天下的合法性。 　　但是元朝前期却没有实行科举制度。忽必烈朝曾几次讨论恢复科举的问题，甚至连“程式”都拟定过，但最终仍搁置了。元廷长期停科，原因当然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条：元朝的文武高级官僚大多出于宿卫近侍，这些人都是“世勋子孙”，构成与蒙古皇室俱荣俱损的半世袭官僚集团。中下级，尤其是下级官员不得不较多地利用汉人和南人，但选拔的标准是“趣办金谷”、“勾稽朱墨”，也就是收刮钱财、填报簿书和舞弄刑名的能力。儒家思想的主流一贯强调“藏富于民”，反对开源，提倡节流，认为利源一启即“不可复塞也”；又反对兴利，提倡救弊，认为兴一利则必生十弊，会因此造成救不胜救的局面。朝中儒生的这些主张完全不能适应成立伊始的元政府急于扩大财源、充实国用的需要，自然受到忽必烈的冷淡，被他斥为“不识事机”。所以，至元中叶后，“凡言科举者，闻者莫不笑其迂阔，以为不急之务”。这是科举制不得恢复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取代以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由吏入仕制度的扩大化，反过来成为推行科举制的阻碍。 　　中国古代本来就有儒道和吏道之分。儒道指治国平天下的方略大计，吏道指具体处理行政、司法、理财等方面事务的技巧和才能。东汉前后儒道和吏道合流，但读经书出身的人做起官来不见得就有实际办事能力，所以不得不依靠被他们所役使的吏属、椽史来处理具体事务。吏的势力在金统治下的北方迅速抬头，其势在元初有增无减。元代人说。当时到郡县做官的，“往往是带毡帽、穿羊毛织衣的蒙古人，才放下弓箭、跨下战马，就叫他们作守作令。但他们对法律规定的宽严、民间情况的曲折隐秘，做不到广泛了解、详细考究，于是只好把过去曾做过胥吏的人叫来，命令他们写成文书呈上，又详细地加以指点解释”。元人还说，“治理一县的长官有二三四员，竟有一概不识字的情况。一县之政，要想不出于胥吏之手也就难了”。结果地方的行政公事，往往被吏擅断。在官员缺任时。由吏补官就成为再自然不过的补缺办法。元代中下级官员主要靠由吏出职者担任的情况，就是这样形成的，它既满足了元政府对中、下级官员精于“钱谷、转输、期会、工作、计最、刑赏”等具体行政技巧的要求，同时也以越来越大的惰性力量阻遏了可能危及其利益的科举制的推行。 　　南宋灭亡后，反思亡国之痛的知识分子曾经把“科举程文”看做误国误民的一个大害，说“士风颓弊于科举之业”。但是，当缺乏正统的儒家思想熏习教冶的胥吏令史取代儒生，大批涌入中下层官僚机构时，情况就变得更糟糕了。用当时人的话，他们以刻薄文法、精深簿书相尚，捱蹭岁月，一旦做官，“如猛虎之脱槛、饥鹰之掣”。国家即使有善政良法，付诸实行，也“往往误于胥吏。将以除弊，反足厉民”。这种选拔官员的制度，破坏了官僚素质与封建法度之间的内在和谐，结果既加速了吏治的腐败，也加剧了整个社会状况的恶化。 　　因此仁宗决意抑吏用儒。皇庆二年（1313），元廷颁行开科举诏，决定于次年在各地举行地方级科举考试（乡试），再次年举行全国性的会试和殿试。举行分试的地方共有17处，取录“乡贡进士”凡300人，其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75名。会试从中取100名，其中四等人各25名。殿试不再黜落，只是重新厘定名次。考试内容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为标准，它与宋金科举注重词章注疏之学的传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程朱理学正是由这个蒙古人做皇帝的王朝倡率，变成中国专制社会中的正统哲学。 　　古代风景画鉴赏皇庆二年的科举诏，在南北士人阶层中引起极大的刺激和震动。北方从金亡以后，科废已近百年；南方因宋亡停科也已有三四十年了。读书做官的路走不通，士人有的去行医、卖卜、看风水，有的去做生意赚钱，有的进衙门去做刀笔吏求升迁，也有的“独自呆坐在蓬蒿园子、土围墙的屋子里，愦然而已”。很多人靠做学官养家糊口。方回住在杭州，常有四方之士出远门做官，请他写文章赠别。问他们去做什么官，则不是教谕、山长，就是学录、学正或教授。读书人想从学官晋升，获得真正做父母官的机会是很不容易的。辗转岁月，能做到州学中教授的，大概10人中不到三四个，这时差不多要致仕（即退休）了。能做到路学教授的人，不过百分之七八。能做到县主簿这种小官的，不过百分之一二，所以当时做学官的人都有“皓首不调”之叹，他们写诗道：“热选尽教众人取，冷官要耐五更寒。” 　　正因为这样，科举诏颁，士人一时间都欣喜不已。“废简回春冷灰外，寒窗读赋万山中”；“重期将相公侯选，肯信倡优卜祝同”？有些地方本已科废学散，如今“一朝科复梦惊回，却恨穿杨无妙手”。怅然之余，他们便急忙“摇官船去买官书”，甚至一些年逾古稀的南宋遗老也怦然心动。被誉为“老子复出”的赵仪可这时已75岁，还要应考，“然终不自得”。陈大有是宋咸淳乙丑（1265）进士，行省请他做乡试阅卷官，他执意不就；参加考试不中，当时已经74岁。 　　延祐二年（1315）的首次京师会试和殿试，就是在这种热烈气氛中开场的。深得仁宗知遇的李孟受命知贡举，他兴奋地赋诗道：“百年场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豹管敢窥天下士，鳌头谁占日边名？宽容极口论时事，衣被终身荷圣情。愿得真儒佐明主，白头应不负生平。”张养浩也以礼部侍郎预知贡举。有人主张严格取舍，他说：“科场废罢已历百年。一旦使考生由失望而生怨懑，一定不能广收士人之心，恐怕会妨碍今后收罗人才。”在他的坚持下，元廷对被淘汰的考生也授予官秩。发榜后，新进士呈递名刺（即名片）求见。张养浩不见，书《免谢帖》于方寸纸曰：“诸公但思至公血诚以报国政。自不必谢仆，仆亦不敢受诸公之谢也。养浩复。”张家门人即以此纸传谕诸生，一时传为佳话。 　　延祐占首科取士56人，其中蒙古、色目人16人。终元之世，共举行科举16次，累计取士共1200余人。 　　皇庆、延祐之初汉法的再推行，被有些历史学家看做是元王朝继忽必烈时期之后的“第二期儒治”，但它从一开始就处在答己太后集团的掣肘之下。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铁木迭儿，在武宗朝初任宣徽使（时归太后掌管）时就与答己太后关系密切。至大元年，铁木迭儿被外调江西、云南，但是他竟偷偷“离职赴阙”，回到答己身边，被发现；仍以皇太后旨“得贷罪还职”。武宗一死，答己趁仁宗尚未即位，从兴圣宫降懿旨。抢先召铁木迭儿回京，并用为中书右丞相。仅这一年春天，答己以“内降旨除官”即达千余人，其中很多是过去因犯罪被罢废的人。太后这种纵情私欲、浊乱朝政的行为，用儒家学说关于端坐宫闱、“母仪天下”的规范去衡量，相差实在太大。于是朝内朝外自然形成两个对立的政治集团。 　　仁宗对母后答己的肆行威福，心中显然不满。延祐元年敕内侍只授中官，其中就有制约太后内降旨除授身边亲信的意思。皇庆二年初，太后起用的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以病去职”。到十二月，以归葬父母规避铁木迭儿的李孟还朝，仁宗立即重新任命他为中书平章政事。不到半年铁木迭儿复出，李孟即行乞退。延祜元年末他虽然仍拜授中书平章，似乎只是为了以中书执政地位主持策试进士的科举，自此即以“衰病”不复任事。仁宗无奈，又起用御史中丞萧拜住为中书右丞，寻升平章政事，希望用他来牵制铁木迭儿。中书省内变动不居的人事更替，曲折反映出帝后间对官僚中枢的暗中争夺。 　　汉族文人多把仁宗对答己太后的曲意退让奉承为“孝养顺承，惟恐不至”，称赞他“视虞舜而不愧”。其实除了他个性上的原因外，促成帝后之间妥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仁宗一意改变叔侄相继的先约，要把皇位传给自己儿子的私心。延祐二年十一月，他几经犹豫，终于下决心采取行动。本应当立为皇储的武宗长子和世被封为周王，次年三月置周王常侍府，命随周王道经陕、川之云南就藩。和世到皇宫辞行，若不是有人力谏，连饯行的酒饭也差点吃不到。他行至陕西，利用关中驻军发动兵变，失败后狼狈改道西奔，到阿勒泰山外去投靠察合台后王。遣周王出京的同年年底，仁宗便迫不及待地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刺为皇太子，并于次年正月诏告天下。汉文记载把仁宗胁迫和世离京就藩、改立己子为皇太子的行为归咎于答己集团，说这是铁木迭儿为“固位取宠”，与答己“定谋禁中”的结果。仁宗改储无疑取得了母后的支持，但他不可能不为此付出代价。差不多与此同时，在河南、江西等地实施的“经理法”也因激起民变而中止。这一挫折更促使仁宗在政治上趋于消极，转而与后党妥协。 　　延祜经理本来是仁宗推行改革的一项重要经济措施，是通过核实田土占有状况来甄别隐占土地，纠正有地者逃避赋役、无地者产去税存的情况。从延祐元年冬起，元廷遣人分道经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粮。但由于地方吏治腐败，经理官吏奉行过当，针对百姓“自实土田”的检阅与查验活动，到处演变为括田的暴政，有些地方甚至撤毁民房、“夷墓扬骨”以虚增征税亩积，结果在延祜经理最惨烈的江西宁都逼出蔡五九的反元起事。尽管朝廷镇压了起事，但由于怨情沸腾，仁宗被迫下诏，凡在三省中查出的漏隐田土，免征赋税三年；后来又下诏罢征河南新括民田，依旧例输税。延祐经理在当时人们的印象里，变成仁宗在位时期一项重大的劣政。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的影响，仁宗即位之初那种一新政治、“风动天下”的锐气，到延祐二三年间便悄然消退。他的个性在内心矛盾的浸逼下变得乖戾多疑。哈剌契丹人回会某次奉召入对，进殿时看见仁宗近臣匆匆退出。他徐缓入殿，只见仁宗神情非常不高兴。这时左右没有他人在场。回会行礼后退立一旁。仁宗不作声，用手势命回会把殿门打开，很久，又用手势命他关上。又过了很久，仁宗命令他取某物敬奉御前。然后回会退出，左右侍臣方重新入殿。第二天，仁宗对他的一个亲信说：“我昨日端坐沉思时，神情显得很忧虑，左右侍臣看见后都吓得溜走了。但回会神色不变。那些溜走的人都是自觉问心有愧。回会自信没有什么亏心事，我也相信这一点。”仁宗对左右的猜忌也许没有什么道理，但他所谓“端居深念，忧形于色”，确实是发自内心的自白。 　　正是这种心态促使改革在仁宗在位后期明显陷于退坡。原先颁定的一些措施，甚至有收回的。延柘四年六月，敕诸王、驸马、功臣封地。仍旧制自辟达鲁花赤。同月，御史台四十余人联名参劾铁木迭儿受赂六万贯、占夺晋王田产等事。仁宗闻奏，震怒于宫廷，把太师印击碎在地。铁木迭儿躲进太后近侍的家里。仁宗无可奈何，以罢其相职了事。对诸王的滥封滥赏亦复逐渐开始。延祐五年，礼部奉旨铸三公等印竟达26颗。为统一国家政制法程而早在延祐三年已编定的制诏格例汇集，延宕多年没有颁行，也反映出仁宗后期中央政府的疲软和涣散。 　　这时他倦于政事，关心硕德八剌的顺利继统甚于一切。早在仁宗即位之初，就已为硕德八刺置四宿卫。延祐六年，又连续将原来属于他自己的东宫卫军左卫率府以及新组编的右卫率府划隶于硕德八剌。八月、十月，复以授皇太子玉册、郊祀诏天下。在此前后，他甚至向近臣放出空气说：“我听说前代都有太上皇的称号。现在皇太子已经成年了，可以居大位。我想做太上皇，与你们一起游览西山，以终天年，不是也很好吗？” 　　延祜七年（1320）正月，仁宗死于36岁上。硕德八剌在祖母扶持下继承皇位，后来被称为英宗。他不幸成为元代历史上第一个权臣弑宫的牺牲者。南坡之变元英宗自出生后便一直在他父亲仁宗身边长大。他所接受的儒家教育，与他之前的历代元帝相比较而言，算是很充分的。但他父亲的苦心安排，又使他成为元朝惟一的一个没有直接经历过任何风波曲折就临朝执政的皇帝。面对祖母答己太后，他实在是太稚嫩了。仁宗一死，答己梅花图太后便以太皇太后之尊制出中宫，把被罢了相的铁木迭儿重新调入中书省。铁木迭儿复相后，“睚眦必报”，对从前弹劾过他的人，逐个加以迫害。 　　自延祐七年正月仁宗去世直到至治二年（1332）秋，从元朝中央政府的政令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两个不同政治派别的施政倾向及其相互冲突。仁宗死后第三天，英宗尚重孝在身，“日瘤（音绰，吸或喝的意思）一粥”时，铁木迭儿已摇身一变，成了当朝右丞相。翌月，铁木迭儿即与内朝相为表里，夺前中书平章政事李孟所受秦国公印，命四川拘捕行省平章赵世延到京，并以违太后懿旨之罪杀前御史中丞杨朵儿只、中书省平章萧拜住。同时，与答己集团关系密切的黑驴、木八刺、赵世荣等人则相继从外省被调入中书。仁宗朝曾与答己和铁木迭儿相对抗的推行汉法的中坚分子，在英宗即位前已遭到清洗。幸免于难的汉人儒士，也在淫威逼慑下箝口摇手，不敢再多加议论。答己还想进一步扩大清洗范围，派人向英宗“请更朝官”。英宗大为不快，回答说：“现在难道是委任官员的时机吗？而且这些人都是先帝旧臣，怎么能轻易惊动他们。且等我即位后，与宗亲、元老商议，才可以贤者任之，邪者黜之。” 　　延祐七年三月，英宗在大都即位。此后，在有关朝廷中枢机构的人事安排上，帝后之间长期争执不下。太皇太后早有“我不该养这个小儿”的悔言出口。英宗即位两个月，岭北行省平章政事阿散（原中书左丞相）、新任中书平章黑驴、徽政使失列门等人以谋废立被人告发。英宗不待问出口供，急忙下令把他们诛杀了事。大概他估计到这件事会与太皇太后有牵连，所以立即杀人灭口，防止案犯旁牵蔓引，致使帝后矛盾进一步表面化。为了绝太皇太后废君另立之心，英宗不惜骨肉相残，杀死了自己的兄弟兀都不花。 　　尽管有后党的牵制，英宗登基之后，还是急切地希望有所动作。他下诏，由吏入官者秩止从七品，恢复了仁宗曾经公布但又很快收回的规定；命京师势家与民均役；罢僧、工、伶滥爵及建寺、豢兽之费；禁僧人驰驿；禁献珠宝；毁上都回回寺，改建帝师寺；课回回散居郡县者，户岁输包银二两。此外还有一大批官僚机构被压低品秩，有的干脆被撤罢。为增加国家岁入，政府决定增两淮、荆湖、江南东西道田赋，斗加二升。 　　不过上述措施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不是没有问题的。继延祐七年六月罢徽政院后半个多月，又有罢章庆司、延福司、群牧监之命。这些都是徽政院所属司署。如果撤销徽政院的前令已经实施，后来就不必再下诏罢章庆等司。第二次诏令是否生效仍有疑问。据《元史·百官志》，章庆司、群牧监和徽政院的其他许多所属机构一样，是在答己死去次年（至治三年）才撤销的。可见英宗的诏旨，有一些在京城之内都得不到实行。关于罢建寺之费等规定，更被他本人热衷营造的行为所破坏。延祐七年十一月，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制视孔子庙有加”。这应是在全国范围修建帝师寺的开始。这一时期其他营建项目也不少，甚至已到“民劳役巨”的地步。 　　从至治二年（1332）起，英宗一方的势力似乎稍见上升。大概这时候太皇太后病势已经不轻，所以铁木迭儿和他的死党、中书左丞张思明都采取守势，“称疾”家居不出。三月，诏建木华黎祠于东平。英宗的亲信、左丞相拜住（木华黎后人）奉旨前去立碑。铁木迭儿听说拜住出行，以为可以到中书省莅政了。他想入朝请命，但刚走到内门，就遇到英宗派来赐酒的使者，对他说：“你已年老，应当自爱。等新年时入朝不晚。”那就是表示除了元旦朝会一类礼仪性场合外，皇帝不愿再见到他。铁木迭儿“怏快而还”。不久，他一定也真的生起病来。秋七月，英宗召张思明到上都，“数其罪，杖而逐之”，并籍其家。八九两月，铁木迭儿和答己先后死去，英宗的政治压力顿时减轻，他推进新政的决心也因而大为加强。“二期儒治”由此进入最后的高潮。 　　至治二年十月，英宗擢升拜住为中书右丞相，虚左丞相之位而不拜，表示对拜住信任之专。次年五月，又以铁失独署御史大夫事，与专任拜住用意相同。这时，拜住已兼领左、右钦察卫和宗仁卫事，铁失则兼领左、右阿速及中翊卫事。这两个人，前者是与英宗同样仰慕儒学、思大有为于天下，而又同样迂阔不谙世故的年轻的蒙古贵族，后一个早在宣徽院共事期间就与铁木迭儿互相勾结，做了铁木迭儿的“义子”。大概是在太后集团的有意安排下，铁失的妹妹嫁给英宗为妃。英宗被这一层“情过骨肉”的关系所迷惑，以致最后成为其妻舅的刀下鬼。把朝廷的中枢行政、监察和皇家近卫军的大权如此集中地托付在这两个人手里，隐约反映出英宗身边堪受信用的人似乎并不很多。 　　自十月以后，英宗新政的主要措施包括：一、大量起用汉族官僚和士人。张痨、王结、王约、吴俭等人都被诏令超擢。对过去遭到屏弃的士大夫，都根据他们的特长加以收用；对从前没有做过官的文人名士，都给予特别的提拔任用。为了召虞集入朝，先派使臣到他的本贯四川，没有找到；又到他曾寄居的江西，还是碰不到；其实这时虞集正在江南探视祖墓。使者追踪而至，终于把他召往京师。一个南方文人这样地受到朝廷重视，对当时士人是莫大的振奋。二、推行“津助赋役法”，就是在各地确定一部分田亩，由承担差役的人户经营，用出于这部分土地的收入补贴应役带来的经济负担和经济损失。在江南，“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这里所谓“入官”，是指名义上征用为官田，实际上助役田多被分配到承当差役的各人户，归他们自种或招租，以收入作为应役补贴。三、至治三年正月，诏令朝臣听读审议仁宗时编纂的累朝诏令及其他官方文书，并把延韦占二年以来新颁格例分类增补进去。二月，定名《大元通制》，颁行天下，收断例（司法判例）、条格（政府各部门颁发的各种行政、监察等方面的法规）、诏敕、制令（以皇帝名义颁布的公文）共2539条。这部具有法典性质的官颁政书对统一元朝的政制法程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体现出元廷通过颁布法典来加强它作为一个中原王朝的正统形象的用心。四、清算太后集团的遗毒，澄清吏治。至治二年十一月，答己死后才两个月，英宗再次发出“罢世祖以后冗置官”的诏令。翌日，即罢去徽政院。徽政院原是侍奉皇太后的专门机构，答己死后撤罢徽政院本来理属当然。但在当时情况下，一下子减罢“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难免使这一本来正常的行政决定带上雷厉风行、捣其巢穴的色彩。与此同时，拜住又把原先被铁木迭儿压制而无法追究的“诳取官币”案重新提出来，因此处死铁木迭儿之子八里吉思以及刘夔、囊加台，他的另一个儿子琐南也被黜职。追查涉案人的行动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所谓诳取官币案，是指浙民吴机（一作吴机孙）以贿赂结交权贵，谓宋高宗吴皇后为其族祖姑，有旧赐汤沫田在浙西，愿以献朝。司徒刘夔上其事。又与铁木迭儿、铁失等相串通，奏赐官币12，5万锭偿其值，却暗中瓜分了这笔巨款。朝廷命官员驰驿至浙西，去核收这片田产，却古代文人发现它们全都是当地百姓的私产。事情涉连几十万户，他们所有的地产都被追夺入官，造成浙西社会的普遍骚乱。这件事经过所属监察机构上报到御史台，被铁木迭儿、铁失等人从中阻挠，没有让英宗知道。事隔一两年之后，拜住再次提出这个案子，御史台重新审理后，把夺归官有的田产发还原主，刘夔、八里吉思坐罪处死，其他人也按情节轻重受到刑罚。只有铁失，因为亲联天家而获得特赦，但他从此疑惧之心日益加重，终于在将近半年以后手弑英宗于南坡行帐。 　　 　　第九章 　　 　　元英宗对铁失的信用之专，似乎并没有因他涉及诳取官币案而马上改变。以铁失独署御史大夫事，就发生在此事后两个多月的至治三年五月，但是到六月，形势又突然发生变化。由于拜住等人将铁木迭儿的“过恶”反复陈奏，英宗对这个死去已近一年的权臣的憎恶，竟急剧地加深到无法自抑的程度。就在这个月，英宗毁铁木迭儿父祖碑；七月，又抄了他的家，家产全数没收。英宗的怒火并开始发泄到被视为铁木迭儿“奸党”的那些朝臣身上。是啊，铁木迭儿的党徒布列朝中，甚至在他生前“称疾”不出时，这些人不是仍然“事必禀于其家”，接受他的指使行事吗？而今元凶已死，他要将这郁积有年的怨气一吐为快了。 　　这时候，英宗正在上都避夏。大概因为心事重重，他“夜寐不宁”，想作佛事消灾，被拜住劝阻。拜住这时好像已经深刻感觉到剑拔弩张的“新政”所面临的严峻局势。君臣之间有一番推诚置腹的对话。拜住说：“我年轻无能，承蒙陛下提拔，力不从心地在丞相位置上做事。现在正想除恶进善。求得大治，促进太平，可是大家一齐来加以反对阻挠。我估计是不能有所作为了！”英宗回答：“你有话尽管说；别人的话，我不听就是了。”刚愎自用的英宗以为，只要他的态度不改变，那么“致治隆平”就指日而可待。死到临头，他竟对自己的危险处境还没有一点意识。 　　但是漏网的铁失却日益感受大难来临的恐惧。作为铁木迭儿集团中幸免于难的要犯，他有多大把握能侥幸逃过这场报复性的清洗？他曾怂恿藏传佛教的僧侣建议英宗以作佛事、行大赦来消除他的失眠症。拜住在一旁厉声斥问：“尔辈不过图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拜住或许根本没有想到，这句话对心怀鬼胎的铁失究竟意味着什么。研究南坡之变的一位学者用十分生动的笔触描绘了铁失对这番话的反应：“这句脱口而出的话，当然立即会传到铁失及其亲信耳里。他们大惊失色了。拜住这时已对英宗有不可动摇的影响。‘又欲庇有罪耶’，只能被铁失认为是进一步论罪的明确信号。 　　“铁失无路可走了。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七月下旬铁失好几个不眠之夜中的惶恐不安的心情。当时，元英宗和拜住即将从上都返回大都。在铁失看来，宣布他的诛刑是指日可待了。大驾南返途中，又是下手的最好时机。除了纠集一伙亲信党徒和朝中仇恨英宗的人采取果断的刺杀外，在他看来似乎已无其他选择了。谋刺，也许能在绝望中带来一线希望。” 　　八月，英宗在从上都南返途中驻跸南坡。铁失以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先杀拜住，又入行幄刺杀英宗。自答己死后重新推行的至治新政，不到一年复遭中止。 　　在汉族文人的心目里，元英宗的形象完全被按照儒家观念理想化了。他们怀念这个皇帝。在仁、英两朝做大官的张养浩，南坡事变多年后碰到在至治年间曾为英宗画过“御容”的画师，仍满怀深情地吟道：“封章曾拜殿堂间，凛凛丰仪肃九川。回首桥山泪成血，逢君不忍问龙颜。”拜住丞相也赢得汉人朝臣衷心的赞赏。同一个张养浩，在拜住的画像前题诗曰：“孤忠自倚了澄清，笑视群奸不足倾。壮志未酬还中彼，披图老泪雨如倾。” 　　南坡之变的发生，与英宗个人的性格其实有很密切的关系。或许恰恰是由于长期受太皇太后的压抑，他似乎比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皇帝都热衷于表现天子的威严，史称“英宗临朝，威严若神；廷臣懔懔畏惧”，又称当时“禁卫周密，非元勋贵戚，不得入见”。张养浩的诗，说英宗“凛凛丰仪肃九川”，其实也是在描写他的“威严”。但是在“威严若神”的虚名下处处受制于答己，反过来更增加了英宗心理上的受挫感，结果只好迁怒于臣下。所以英宗朝“大臣动遭谴责”，对黄金家族成员的处罚在英宗朝也显得较多而较严厉。元廷每年要向诸王颁赏“岁赐”。历朝皇帝中加倍赐赍者不乏其人，而《元史·英宗纪》却有两年没有提到朝廷对诸王宗亲颁发岁赐之事。如果这不是因疏忽而失书于史，则是英宗对待宗亲勋戚刻薄寡恩的又一例证。这种做法，与仁宗之前讲求“惟和”，对臣下宽纵有余的政风完全不同。他的另一种发泄方法是酗酒，往往以乘醉杀人收场。当时有一个宫廷演员叫史骡儿，很得英宗宠幸。英宗经常“酒纵威福，无敢谏者”。有一天他在紫檀殿饮酒，命史骡儿唱歌助兴。史骡儿就以“殿前欢”的曲子应制，歌词中有“酒神仙”之句。英宗听到这里大怒，命左右杀之。酒醒以后，又找史骡儿。近侍告诉他已奉命处决，英宗颇有后悔之意，说：“史骡儿是拿‘酒神仙’来劝谕我啊。”他还因御史台官员劝谏他修寿安山佛寺而杀观音保、锁咬儿哈的迷失，杖窜成痨、李谦亨，引起轰动朝野的“四御史”之狱。这可能也是在狂怒不可自制的情形下做出来的事。 　　英宗这种个性，不但使他难以在自己身边聚集起真正积极维护新政的政治势力，反而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向自己政敌的一边。答己、铁木迭儿相继病死，本来是他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他对答己党羽先稍示宽恕，缓和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等待他们互相间渐生离心，而后再伺机各个击破，那么他也可能安然度过危机的余波。可惜他自以为对立面已经完全瓦解，继续对他们任情用法，终于逼迫铁失下决心孤注一掷，以死求生。 　　铁失究竟是否真在英宗准备处罚的人员当中，现在已经无法确知了。但是英宗反复无常、“果于刑戮”的性格，使铁失即便有一个“贵为君配”的妹妹，仍然不敢有片刻安心。他决定铤而走险，也正因为他知道，在蒙古人中间，这个“孑然宫中”的皇帝除了他的“孤忠”丞相，已经没有什么同盟者了。史称南坡之变时，“宗戚之中，能自拔逆党、尽忠朝廷者，惟有买奴”。这样看来，即使没有南坡弑宫这样的突发事件，英宗的新政，到底能取得多大成果。也是十分令人怀疑的。统治圈外的元人“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一待和天瘦。” 　　——关汉卿：《窦娥冤》 　　驿卒佟锁住、贯云石海牙传延祐四年（1317），张养浩为元政府收购粮食，两次在兴和（今河北张北）驿站中逗留，认识了一个在驿站中供役的人，叫佟锁住。以下就是张养浩讲述的关于佟锁住的故事：近几年来，京师居民中的未成年男女，离开家门外出时往往被奸民拐胁、隐藏起来。女的强迫她们作婢女，男的则被强制作奴仆。不肯服从的，就把他们运送到边远地区，如辽东、漠北等地，用他们换取羊、马、牛、驼，获取赢利。幸而因事情败露获救的人，为数是很少的；不幸而被互相转卖，使他们与父母、兄弟、姐妹等家人死生不能相闻者，则到处都有。呜呼！处在皇帝眼皮底下，习俗尚且如此，难道不是大怪事吗？ 　　丁巳年（1317）春天，在兴和驿站，驿卒佟锁住把他的亲身经历向我述说。他原来是江西泰和县人。七岁时与一群儿童在街巷中游戏，被经过附近的一个骑者劫持而去。向北一直渡过了三条大河，翻越了不知道多少山岭，才到得兴和。骑者到一家酒店饮酒，就叫佟锁住在那里打杂。酒店老板一目失明。这时佟锁住才知道骑者已把他卖给酒店老板了。因为总算可以留在这里，不必继续北行，所以佟锁住没有抗辩。 　　古人出行图住了几个月后，店老板又叫他跟随几个骑马的人北行，说是跟他们去取还一笔债务。走了两天还一无所得，只是说住的地方还很远，等到了，就让他拿了钱回去。佟锁住已猜到他又被偷偷转卖掉了。但他听说当地的习俗，奴婢如果逃亡，被抓获后就要用烙铁烫印，所以只好假装很愿意离开旧主人去服侍新主人。所经之处，都是秃山，没有城镇住家。天气稍阴就刮大风雪，使人难于前行。这里的人们都以所养头畜的多少来区别贫富，身上穿的都是皮衣毛衣，食物只有马奶和大块煮肉，没有菽、粟之类粮食作物。家家户户都住在用毛毡做的庐帐里。 　　新主人把佟锁住叫做“察罕”（蒙语，译言白，经常被用作人名），又给他一领羊皮衣，2000多只羊，令他放牧。主人警告他说：“如果羊瘦了、伤了、逃失了或者无缘无故死了，我就要打你。”住的地方离牧地有20里，每次出去要携带路上吃的东西，与其他牧者相约共行，不然就会迷路，回不了家。同行的羊合在一起有一万多只，其他的牧畜也差不多一样多。从坡高处望去，满山遍野，就像云霞铺散在地上。各人的羊群都互相混淆，认不出来，佟锁住又担心又害怕。其他放牧的人告诉他：“不要紧张。到回去的时候。它们就各归自己的群落了。”等到傍晚，果然如此，他才放下心来。与一起牧羊的十几个人交谈，都是中原的良家子弟。被奸民辗转贩卖到那里去的。于是佟锁住想，原来背井离乡、与父母亲戚不通音讯、流落到异域之地、变作他人奴婢的，还不止他一个人。他的心中也就稍获安慰。 　　有一天，他的羊群正在山坡的坡脚流连，突然有百余头牛从山顶冲下来饮水于溪流，羊群来不及躲避，被踩死十几只。想想难逃一顿毒打，佟锁住遂脱下皮衣丢在山上，以迷惑追寻的人，下决心逃离那个地方。当时他十六七岁，所以很能行走。一开始每天走100里，几日后，可以走200里，甚至300里。只是一路朝南。饿了就抓一把野葱和溪水咽下去。到夜里则找一家有灯火的庐帐借宿。有人问话，就用蒙古语回答，所以倒也没有人怀疑他。后来在路上正好遇到一个朝廷使臣，于是佟锁住跪在他面前诉说自己的经历。使臣有点同情他，就给他一匹备用的马骑，让他骑乘。佟锁住这才重新回到兴和。 　　这时候他到官府去告那个酒店老板。老板以贩卖人口被治罪，佟锁住则被安置在当地驿站中当役。我在那里遇见他的时候，他在兴和作驿卒已经有一年多了。 　　听了佟锁住的身世，我十分同情他。于是就问他：“我要让你回到家乡去，与你的父母、兄弟相见，怎么样？”佟锁住叩头流泪说：“当然是我极愿意的。”我就命令有关部门下一道公文给沿途，供给佟锁住衣粮，护送他回到乡里。于戏！天下像佟锁住这样的人何其多呵！怎么能都像他那样碰到我，所以能够回到家乡呢？ 　　贯云石海牙（1286～1324），畏吾儿人，元初著名的将领阿里海牙之孙，父亲为阿里海牙次子，名贯只哥，故以贯为姓氏。传说他的母亲尝夜梦神人摘天星为明珠以授，被她吞下肚里，因怀贯云石。 　　少年时代的贯云石俨然是一个“善骑射、工马槊（即长矛）”的将门之子。他在十三四岁时，曾经命壮士驱恶马疾驰。贯云石持长矛迎着奔马凝立。待马驰至面前，他翻身腾越马上，舞动长矛，四周生风。初袭父爵，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驻永城（在今河南）。他开始对汉文化发生强烈兴趣，大概就在部令行伍的这几年当中。有一天，忽然对弟弟忽都海涯说：“我生来做官的志趣淡薄。祖父的爵位，当时不敢不承袭。现在已经好几年过去，应该让你来做了。”他当天就写信把决定告诉父亲，并正式向政府呈交公文说明情况，解下虎符交给弟弟收掌。此后，贯云石整天和相与结交的文人游山玩水，互相唱和。 　　或许是在姚燧作江东廉访使、养病太平（今安徽当涂）的期间（1301-1304），贯云石去向这位名声很大的文人问学。他的文章、词曲都给姚燧留下很深的印象。姚燧被召到仁宗潜邸做侍臣后，再三向仁宗推荐贯云石。仁宗早已听说过贯云石把三品的大官让给弟弟的事，于是把他召去做自己儿子硕德八刺（即后来的英宗）的“说书秀才”。仁宗即位后，贯云石在翰林院做学士，参加了科举考试条规的制定。这时他颇有一点恃才用世的雄心，曾向仁宗上书条陈“六事”，建议朝廷释边戍以修文德，教太子以正国本，立谏官以辅圣德，表姓氏以旌勋胄，定服色以变风俗，举贤才以恢至道。这六条建议表明，贯云石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以传统儒学作为资源而形成的。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1310年代的后半叶，贯云石突然放弃了他的政治抱负。据说他向人宣布：“过去我辞去高官显爵而甘居卑位，现在接受翰林侍从的职务，它的名位比我辞让的军职还要高。人们会批评我沽钓美誉，贪恋高官。现在应该离去了！”于是他立即辞去官职，回到江南。 　　壮年南下的贯云石海牙，很快变成一个颇负盛名的文学大家。他遍历名胜古迹。所至之处，高人韵士、年轻学子、方外奇人，都愿意与他相交接，“得其词翰，片言尺牍，如获珙璧”。贯云石有点倦于应酬了。于是变姓易名，躲到杭州隐居晦迹。过去游历梁山泺（在今山东梁山）时，他见到渔夫织芦花絮为被，心里很喜欢，要用自己的绸被子来交换。渔夫看见他以贵易贱，知道他不是平常人，对他说：“你要想得到这条被子，你就要写一首诗留给我。”贯云石“援笔立就”，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芦花被》：“探得芦花不痫尘，翠蓑聊复藉为菌。西风刮梦秋无际，夜月无香雪满身。毛骨已随天地老，声名不让古今贫。青绫莫为鸳鸯妒，瘢乃声中别有春。”隐居杭州之后，他就自号“芦花道人”。他曾经入天目山，去见当时闻名的禅师中峰明本，自是每夏坐禅杭州郊区的包山，暑退方始入城。 　　学禅以后，他写的文章境界渐入深邃，诗歌也比从前更加冲淡简远，草书、隶书等变化古人，自成一家。晚年的贯云石，诗、曲、书、文都达到极高的造诣。当然，他在文学方面成就最大的还数元曲（又称乐府）。所制小令、套曲，清新流畅，“俊逸为当行之冠”。他旧以“酸斋”为号。同时另有徐某号“甜斋”，也擅长写曲，故时称“酸甜乐府”。他有一首小令：“新秋至，人乍别。顺长江水流残月，悠悠画船东去也。这思量，起头儿一夜。”只用二十余字，活生生地描绘出与情人初别之夜的缠绵感情。又有《[双调］清江引》：“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号破？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 　　随着他的性情越来越淡泊高洁，贯云石的行踪也“与世接渐疏”。白日正午已过，他还“拥被坚卧”，宾客多不得见。僮仆受他的影响，也以昼为夜。他就这样于“道味日浓”之间，死于钱塘寓舍，年39岁。贯云石视死生如昼尽夜来，没有什么虑惧。临终前不久，他写过一首诗云：“洞花幽草（大概是他两个小妾的名号）结良缘，被我瞒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圆。” 　　在寄迹杭州的最后十几年间，贯云石留下了不少戏谑人生的轶事。据说他曾在杭州“卖药市肆”，但是又有一则轶闻说，他在那里立碑兜售的，乃是“货卖第一人间快活丸”。当真有人来购买这种“快活丸”时，贯云石对买者伸展两手，大笑一声。领会了他的意思的人，于是也大笑而去。某日，杭州有一群衣冠士人到虎跑泉燕饮游观。席间赋诗，以“泉”字为韵。当轮到其中一人时，他只会哦哦呻吟“泉”、“泉”、“泉”，却作不出诗来。这时有一老叟拖着拐杖走过来，随口接应道：“泉泉泉，乱进珍珠个个圆。玉斧斫开顽石髓，金钩搭出老龙涎。”这群人大吃一惊，问道：“你就是酸斋贯吗？”答曰：“然，然，然。”众人于是邀请他同饮，尽醉乃去。汪元量、金姬传汪元量，字大有，号水云先生，钱塘人。南宋度宗时，以善鼓琴供奉内廷。宋元鼎革之际，当朝中重臣纷纷不辞而别的时候，他却以区区供奉琴师，虽不与士大夫之列，而眷怀故主，始终与赵氏的孤儿寡母共患难。他不仅相伴他们直到杭州城归元，而且追随三宫北上，长期羁留大都，直到宋皇室的遗孀们先后去世。 　　作为一个在深宫之中目睹南宋亡国全过程的见证人，汪元量用他行吟诗人快逸奔放的才气，留下了大量的记事诗。著名的《湖州歌九十八首》，从“丙子（1276）正月十日三”开篇，一直写到“三殿”在大都的凄窘岁月。所以有人说，“开元、天宝之事记于草堂（指杜甫），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他描写杭州城破之日的诗曰：“西塞山边日落处，北关门外雨来天。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又曰：“钱塘江上雨初干，风入端门阵阵酸。万马乱嘶临警跸，三宫洒泪湿铃銮。童儿癉遗追徐福，厉鬼终当灭贺兰。若说和亲能活国，婵娟应是嫁呼韩。” 　　宋宗室北上以后，虽然不能再像从前那般摆阔，但生活富足似乎还是不成问题的。他们的悲哀，主要是来自亡国之痛的刺激。一些男女宫人在这时表现了令人钦佩的意志。陈氏和朱氏两个宫娥，与两名婢姬在一起自缢身亡，在朱氏衣袖里留下的绝命诗写道：“既已辱国，幸免辱身。世食宋禄，羞为北臣。妾辈之死，守于一贞。忠臣孝子，愿以自新。”被留用于元内廷的一些宋内官中，有一个人叫罗太元，后来因病遣出。他的侄子与当日达官贵人多相交接，后来成为泰定帝时很得宠的宦官，罗太元在当时却不肯见他。有一次侄子又来求见，罗太元闭门不纳，从屋里对他说：“你阿叔病，要静坐。你何故只要来恼我？使受你几拜却要何用？人道你是泰山，我道你是冰山。我常对你说，莫要如此，只不依我。你若敬我时，对太后宫里，明白奏我老且病颓。乞骸骨归乡。若放我归杭州（罗太元是杭州人），便是救我！”离开大都之日，罗太元对着所自出的齐化门说：“齐化门，从此别矣！我再不复相见你矣。”遂大笑离去。 　　汪元量采取的态度，与上述诸人有些不一样。据说他曾奉命为忽必烈奏琴，于是得赐为“黄冠师”，从此“羽扇纶巾”。但他不得已与元室相周旋，好像是为了更方便用琴声去慰藉在大都的亡国君臣们。他演奏的时候、往往使听众宛若“出于人间，落乎天上”。时人说，汪氏之琴，像是天意为了让北渡的亡国君臣稍得“娱清夜、释羁旅”而有心安排的。“琴本出于怨，而怨者听之亦乐，谓其能雪其心之所谓也”，他时常与度宗的昭仪王清惠（这时已奉诏命出家为尼）消遣。所作《秋日酬王昭仪》云：“愁到浓时酒自斟，挑灯看剑泪痕深。黄金台隗少知己，碧玉调湘空好音。万叶秋风孤馆梦，一灯夜雨故乡心。庭前昨夜梧桐语，劲气萧萧人短襟。” 　　这时文天祥被软禁在大都。他曾去拜会文天祥，以“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相敦促，就是要他赶快去死。他为文天祥弹琴，演奏了‘拘幽’以下十操”。汪元量留下一首题目很长的诗，记述他与文天祥的会面。这首诗的题目是《文山丞相丙子自京口脱去，变姓名作清江刘洙。今日相对，得非梦耶？》。诗云：“昔年变姓走淮滨，虎豹纵横独怆神。青海茫茫建故国，黄尘黯黯泣孤臣。魏睢张禄梦中梦，越蠡陶朱身后身。今日相看论往事，刘洙元是姓文人。”粤人谢翱将归死江南。临行之时，旧宫人会者十八人，在城边宴饮告别。汪元量也抚琴相送，“行泪雨下，悲不自胜”。 　　他是宋朝宫室中好几个人的送终者。“女道士王昭仪”、“太皇谢太后”都先他死去。汪元量为谢太后的挽章写道：“大漠阴风起，羁旅孤血泪。忽闻天下母，已赴月中仙。哀乐浮云外，荣枯逝水前。遗书乞骸骨，归葬越山边。”少帝赵显比汪元量活得长，他被忽必烈遣往藏地学佛。汪元量为他送行的诗曰：“木老（赵显受封为“木波讲师”，故云）西天去，袈裟说梵文。生前从此别，去后不相闻。忍听北方雁，愁看西域云。永怀心未已，梁月白纷纷。”文天祥被处决后，汪元量也写诗咏之：“压山擒得到燕山，此老从容就义难。生愧夷齐尚周粟，死同巡远只唐官。雪中绝寒魂何在，月满通衢骨未寒。一剑固知公所欠，要留青史与人看。” 　　古代风景画鉴赏赵显被遣往藏地萨斯迦寺，事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汪元量在大都已没有什么人需要陪伴。他回到江南，当即在此不久后。在江南，他著黄冠、据枯杖，出入于名山大湖之间，若飘风行云，世人无法知道他的去留之迹。江西人把他当成神仙，甚至图画他的形象来供奉。 　　汪元量以他的“南吟北啸”来记录亡国之戚、去国之苦、间关愁叹之状。时人说，读汪公之诗而不坠泪者，差不多不能再叫他人了。还有人说，他的歌诗，就像“再嫁妇人望故夫之陇（此指坟墓），神销意在，而不敢出声哭也”。因为他的诗哀而不怨，只是“欷歔而悲”而已，所以在元代就流传于世，而没有被禁止。 　　自然也总会有人对他持批评的态度。比如有一种意见认为：宋朝末年，元兵压境。两宫居然仍以琴酒自娱。据说度宗在宫中就随时拿着酒壶，尽日不醉。这种情况表明，一定有人在用声色之乐蛊惑皇帝。说者婉转地指斥汪元量以琴惑君，接着说：“及大事已去，独其心怏怏，奔走万里若不释者。嘻亦晚矣！”中国传统文人总是把亡国的责任推在女人身上、皇帝的某个“左右”身上。现在我们又看到，还有人要把南宋灭亡的责任推给一个琴师去负担。这当然是不公平的。宋三宫蒙尘时，像汪元量这样“其心怏怏，奔走万里若不释者”的人其实并不多。所以清代的四库馆臣要说，宋季公卿若面对汪元量，“实视之有愧”。这个评价，基本上是中肯的。 　　金姬名金儿，济南章邱（在今山东章邱北）人李素的女儿。 　　金姬的外曾祖李某也是章邱人，至元年间被元政府派役，运送粮钱到大都。在大都，李某遇到宋旧宫人金德淑，被她的姿色所迷，乃留都不归。生了一个儿子，因名都生。李某死后，都生从母姓金。与章邱李某的旧族不通音讯。都生成家后生了一个女儿，也长得很漂亮。这时大都城里有一个章邱籍人，叫李素，想要娶一个美人为妻。都生就把女儿嫁给了他。她就是金儿的母亲。 　　金儿从小聪慧明敏，资质妙丽。识字以后，日诵古今经史和佛、道百家之书。李素得名医张明远之传，精于医卜之道，把他的技艺全都传授给了金儿。金儿对卜筮之术特别有兴趣，很快便“自极玄妙，言人祸福皆响应”，连李素也自觉及不上她。 　　这时已经是在元末，政局动荡。李素决定携家投奔章邱族人。他们很可能坐船从大运河南归。由于山东兵乱道阻，李素一家只好沿河继续南行，辗转曲折，来到盱眙（在今江苏）县城。相传金儿在初渡淮水到达盱眙后，曾在客舍题诗，曰：“马足燕山雪，船头泗水云。客身和雁影，飘泊过孤村。”但她的闲情逸致很快被突兀其来的一场家庭风波搅得粉碎。 　　他们客居盱眙时正值酷暑。李素的妻子金氏身着短袄。李素偶尔发现金氏肘下有一个铜钱大小的黑痣，与自己身上所长的完全一样。于是互相细问家世。这才发现，李素原来是至元年间那个留都不归的李某在章邱老家的亲孙子。这就是说，李素的岳父都生实际上是与李素生父同父异母的弟弟，而李素之妻金氏竟是他自己的从妹辈。这对夫妻“相顾惭恨，不能自存”。遂决定改为兄妹相称，别居于二室。他们的女儿金儿听说这件事，剪去头发，发誓要出家做尼姑，“以赎骨肉之耻”。这时正是至正十四年（1354）。苏北私盐走私贩张士诚举兵反元，为躲避元廷遣往征进的苗兵军锋，从扬州移至高邮，并抄掠邻郡。李素一家在盱眙为张士诚军俘掠。不久，金儿被分配到张士诚母亲“太妃”曹氏的帐中做婢女。 　　这年九月，元廷发师号称百万。由丞相脱脱亲自统率，将张士诚团团围困在高邮城里。曹氏命金儿卜凶吉。金儿卜之，得“无亡之小过”，于是对曹氏宣称，“取威定霸，决于此矣”。到了十一月，城中人心危畏，张士诚想投降，又怕元廷不肯赦免他，犹移再三。曹氏召金儿再卜。时值二更，忽然听到冬雷响空。金儿拜贺说：“明天可以出城应战了！”中夜，她登城楼仰视天象良久。天将曙，入告曹氏说：“龙文虎气，都显现在我方营上。时不可失，请赶快出兵击敌。” 　　据说正是同一夜，顺帝下诏削脱脱兵权的消息传到元军兵营。临阵易帅，兵心激变，元军在一夜之间气丧魄散，围城阵线顷时瓦解。张士诚乘机出击，大获全胜。金儿由是名声大振，大家都叫她“金姑姑”。虽然她从此不再剪发、穿道服，但仍修炼如故。 　　张士诚本来没有什么大志，满足于在苏北做自王一方的土皇帝，听说江南“钱粮之多，子女玉帛之富”，贪心渐起。但又不敢贸然深入江南，态度十分犹豫。曹氏命金儿再卜。金儿称得吉卦，并且套用当时已经流传的《扶箕诗》写成一绝云：“天遣魔兵杀不平，世人能有几人平。待看日月双平照，杀尽不平方太平”。张士诚这才决定派兄弟张士德先行领兵渡江，攻取江南。当时“吴会（指苏州）未下，雌雄未决，乃先自空其巢穴，以犯不测之险”。张士诚此举确实需要一定的胆量。金儿的卜算，大概真的给他增加了不少的勇气。 　　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张士德攻占苏州。三月，张士诚奉母亲曹氏至通州（今江苏南通），预备过江。母子登狼山（在今南通市郊）观长江之险。这时候张士诚第一次见到“金姑姑”。金儿奉命出见时，“青衣跣足，垂涕而出。”曹氏连忙叫她回去改装。金儿换装后再与张士诚见面，张士诚“凝志忘言，注目谛视，唯唯再三”。下狼山的时候，他对金儿说：“我听说，古代的圣人不在朝堂则在算卦人之中。诚如太夫人所说，你是真天人。怎么能让你埋没在婢女侍儿之中！” 　　长江水深浪阔，张士诚又命金儿卜渡江吉日，金儿口占十六字曰：“羊肠九索，相推稍前。止须王孙，乃得上天。”这时正好有福山富户曹氏发江船百艘、杀牛担酒来为张士诚“犒师”，于是张士诚大举渡江。乃至福山，仍纵将士肆行掳掠。曹氏虽迎降在先，不过免遭屠戮而已。 　　在此前后，金儿似乎已看透张士诚不足以成大事，她奉命为张士诚卜“国运短长”，以“日月运行，一寒一暑。荣光赫赫，创业大数”为对。张士诚大喜。但她回去对父母却说，那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说张士诚的运命只有“天运一周”，即以十二辰为一纪；十二年之后难保“颠踬殒坠”。李素大惊说：“如今江南已下，鼎足势成，正好与他同享富贵，为什么出此不祥之言？”金儿作色答道：“千里马不能与跛驴套在一起拉车，凤凰不能与燕雀为群。贤明的人也不能与不肖者混迹在一起。我可不愿做他们那等人的臣下。”父亲问：“那你为什么又要帮他占卦，动中事机？”金儿说：“君子虽然想高蹈远引，但还是愿意略显德泽于人，为群民除害，来显示天的好生恶杀之性。我这样做，只愿有功德于人间，不求个人的尊荣。父亲你是不能理解的。”李素大怒，骂道：“女人就以容貌颜色来服侍人。闺门以外的事情都不是她的本份。从来没有听说女人能以王霸杂术而闻名于世的。”父女争辩再三，才不欢而散。 　　但是张士诚却匪夷所思。他想试探金儿的心思，于是对她说：“我心中已默有所祷。你能卜得出是一件什么事吗？”卦成，金儿对曰：“不敢以告。”强之再三，她才说：“有二三条蛆，因为追逐飞蝇掉进大锅里，灌饱了锅里的沸水，沉淹殪气而死，与母亲永别。”张士诚不甘心，说：“听说用龟甲占卜才能知真凶吉，你用的是中间空枯的鸡骨头，怎么可以完全相信？”他把一枝桃花插在金儿头上，说：“就以它为聘金吧。” 　　金儿自知不能免，于是要求先回去稍作安排。她与父母家人见面后，向天列拜，长跪私祷，然后就闭目绝虑，奄然无语。父母大惊，冲过去把她抱起来，大声叫她。金儿已经气绝身亡。 　　据说，明军进入苏州，乱兵发金姬之墓，发现她的尸体已经“蜕去”，棺椁中只有衣衾还在。 　　后来的人追述这段故事，说金儿“周旋戎幕，口不治腥膻之味（因为她修持吃斋），心不慕金玉之屋。……使强暴之主，朵颐（在这里指垂诞的意思）凝注而不敢肆为侵凌。譬之白璧夜投，贪夫自避”。金儿不满意元末社会的“不平”，却又找不到真正能解救天下的人，最后空有一副侠义心肠，只落得抱恨而死的可悲结局。丛脞众生杂传人们经常喜欢把社会比作一个戏剧大舞台。这个比喻其实有很大的缺点。观众从舞台上看到的，永远只能是很有限的几个主角的故事。但在实际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众灵杂癊的一份子，都有一样活生生的灵魂，有自己的幻想、自尊、追求、辛酸和快乐。可是，要从过去的历史记载中找到有关丛脞众生的详细故事，又真是太难了！关于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的米价——它关系到每一个人的日常基本生活——我们就没有任何资料。政府编制人口统计的数字，往往为了赋役的征收，所以这些数字是不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总人口，也经常让历史学家猜测不已。以下讲述的，就是保留在片断资料中的元代商人、“烈女”、“节妇”、“孝友”和普通读书人的故事。 　　商人崔聚的故事。 　　崔氏本来是姜姓。姜太公之孙叔乙把封邑让给别人继承，自己跑到崔邑去居住，因以为氏。崔聚的上世是河北枣强人。北宋末遇水灾，六世祖徙家阳丘（在今山东），就在那里占籍。世代以商业致富，名著乡里。崔聚的曾祖和祖父之名已佚失，父名泉，有四子，崔聚为长子。他天质博厚，有才干，懂交际。小时候正好是金末丧乱之际，家中的财产损失殆尽。入元以后，崔聚已成人，于是以长子身份担当起重振家业的重任。他经营商业的原则，是以信用诚义为本，买卖交易灵活多变，坚持勤俭之道。不论寒暑昼夜，他都兢兢业业地盘算货物的进出有无，从来不懈怠。南宋灭亡后，崔聚更把贸易范围扩大到湘湖之间，因此家赀钜万，在当地没有比他更富有的人。 　　家业既已丰饶，崔聚做人更加小心谨慎，和气宽厚，以诚德责己。借贷钱银与人，如果是贤人韵士，常常不收利息；遇到贫穷还不起钱的，干脆把借据销毁，不再讨还。有断炊之家，连忙去给济，生怕帮助晚了。乡里的人户都知道他的德行。 　　崔聚有五个儿子。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老了，于是把家产平分，每个儿子都给一份，叮嘱他们不要使产业败落。他自己则拿着拐杖，从容拜访亲友，“尽东阡北陌之乐”。他在80岁上死去。 　　以上就是记载崔聚行迹的一块“先茔碑”所提供的关于他的全部内容。他经营的到底是什么商业，从碑文中一点也看不出来。尽管写碑当时，连崔聚祖父的名字也已经无法考察了，但碑文却还是硬把这一家与殷商时代的姜太公孙子扯在一条血脉上。这两点都十分典型地反映出元代社会的精神气质和风尚所崇。 　　商人的活动有时在诗歌中倒被描写得十分形象生动。元末明初人杨维桢有古诗《盐商行》：“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大农课盐析秋毫，凡民不敢争锥刀。盐商本是贱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亭丁焦头烧海榷，盐商洗手筹运握。大席一囊三百斤，漕津牛马千蹄角。司纲改法开新河，盐商添力莫谁何。大艘钲鼓顺流下，检制孰敢悬官铊。吁嗟海王不爱宝，夷吾瘛之成霸道。如何后世严立法，祗与盐商成富媪。鲁中绮，蜀中罗，以盐起家数不多。只今谁补货殖传，绮罗往往甲州县。” 　　商人长年在外奔波。把妻子独自留在闺阁。商妇之怨不轻于征妇。杨维桢又有《商妇词》云：“荡子发航船，千里复万里。愿持金剪刀，去剪西江水。”要用剪刀把江河剪短，好让在外行商的丈夫早日归来。商妇的离怨又是何等深刻啊！ 　　“烈女”和“节妇”的故事。 　　胡烈妇，渤海刘平的妻子。至元七年（1270），刘平当戍枣阳（在今河南），用车子装载了家人、行装共行。夜晚宿于沙河（在今河北邢台南）旁。突然蹿出一只老虎，衔了刘平逃去。胡烈妇惊醒过来，连忙追上去，抓住老虎的一条腿不放，高声叫车中的儿子取刀杀虎。老虎死，她扶持刘平到附近城镇求医，因伤势太重，终于没有救活。胡烈妇受朝廷旌表。远近闻名。时人多以“胡烈妇杀虎”为题作图。又有人题诗于图上曰：“丈夫不作屠龙举，健妇能成刺虎威。试看五行参运化，二阴（当指胡烈妇及其小儿）何盛一阳微！” 　　古代风景画鉴赏霍家有两个媳妇，分别来自尹、杨两户，夫家是郑州人。至元间，尹氏的丈夫霍耀卿死了。婆婆要尹氏改嫁。尹氏说：“妇人的德行只有贞节。再嫁而失节，我不愿意这样做。”婆婆问她：“世上的妇人，丈夫死了都要改嫁。人们并不以为她们有什么不对。为什么只有你觉得可耻？”尹氏回答：“人的志向本不相同。我只知道要按我自己的志向去做而已。”婆婆也就不再强迫她。后来霍显卿又死了。杨氏担心婆婆会叫她改嫁，抢先对婆婆说：“我听说妯娌之间就像是兄弟，应当互相敬爱。现在您的大房媳妇守寡没有离开，我可以独自离家吗？我愿意与她一起共修妇道，终生侍奉婆婆。”婆婆说：“你如果真能这样做，我还有什么可以说的！”于是她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20多年。这件事被上奏朝廷，受到政府的旌表。 　　只鲁花真，蒙古人。26岁时，她的丈夫忽都病死，发誓不再改嫁，奉养婆婆，超过25年。婆婆去世后，尘衣垢面，不事修饰，终身守在建于墓旁的陋屋里。至元间受到朝廷的表彰。 　　冯淑安，字静君，出身大名官宦之家，被山阴县（今浙江绍兴）的县尹李如忠娶为继室。李如忠的前妻是一个蒙古族女子，生一子名任，才去世不久。大德五年（1301），李如忠病重，对冯氏说：“我很快就不行了。你怎么办？”冯氏引刀断发，誓不改嫁。李如忠死后两个月，她生下丈夫的遗腹子，取名李伏。李如忠和他前妻的族人都在北方。听说李如忠死于任上，留下很多遗产，两家一起赶到山阴。冯氏正在大病，他们乘机把李如忠的赀财和蒙古族母亲生的李任带回北方去，撇下冯氏母子和李如忠及其前妻的灵柩。冯氏没有与他们计较，只是面对“一室萧然”早晚哭泣，邻里惨不忍闻。以后她卖掉陪嫁的衣妆，勉强把两人的灵柩浅埋在蕺山（在今绍兴附近）下，带着李如忠的遗腹子住在搭建于墓旁的小屋里。这时她只有22岁。身体虚弱，苦自砥砺，靠做女师儒授徒维持生计。父母听说后来探视，舍不得她孤苦零丁，劝她改嫁。冯氏爪面流血，不愿答应。这样过了20年，才凑足钱把李如忠灵柩迁葬到汶上老家。齐鲁地方的人听说她的事，莫不叹息。 　　李顺儿，许州（今河南许昌）儒生李让的女儿，生性聪慧，能读经书。至正十五年（1355），她18岁，未嫁在家。红巾军攻陷钧州（今河南禹县），离许州很近了。李让对妻子说：“我家世代知书达礼，现在这个女儿要连累我们了。”女儿听见父亲的话，哭着说：“父母尽管去逃难，不要为我担心。”她立即跑到后园自缢而死。 　　陈淑真，富州（今江西丰城）人陈璧的女儿。陈璧是一个很老实的儒生。陈淑真七岁能诵诗鼓琴。元末，一家人避兵于龙兴（今江西南昌）。至正十八年（1358），陈友谅军进攻龙兴。陈淑真见邻人仓皇来告变，乃取琴坐在窗下弹起来。曲终流着眼泪说：“我从此再不能弹琴了！”父母听了很惊异，问她是什么意思，陈淑真说：“城被攻克以后，我一定会遭到侮辱，不如趁早死。”次日陈友谅军进城。陈家寓所临近东湖，陈淑真投湖而死。 　　周如砥，女，19岁，未嫁。至正二十年（1360），乡民乘天下大乱，揭竿而起。周如砥父是新昌县（在今浙江）衙门中的典史，与女儿一起到县城西面的客僧岭避难。女儿被造反的人俘执。领头的说：“我还没有娶妻，就拿你作妻子吧！”周女说：“我是周典史的女儿，死就死，怎么能答应你？”于是被杀死。 　　《元史·列女传》记录了100多个妇女的事迹，用几乎相同的笔调讲述她们年青守寡，或在元末乱世中恪守贞操而慨然自杀或被杀的“烈节”。中国中世纪后期严重摧残妇女的两种恶劣习俗，即缠足和丈夫死后不许再嫁，都在元代，尤其是元代江南开始逐渐流行。官方意识形态通过旌表褒谥的阴险手段，把残酷的“礼教”内化成越来越多的妇女自觉的要求，再利用她们的行为催发一种无形而强大的社会压力，渐渐把绝大多数妇女驱入痛苦的深渊。元代“节妇”的故事，只能是一部当时妇女的血泪史。 　　《元史》有《孝友传》两卷，用来“劝奖”、“事亲笃孝”、“居丧庐墓”、“累世同居”、“散财周急”等等“善俗”。这些“善俗”中间，当然沉淀着可以为现代民族精神的再建设进行创造性转换的积极因素，但它们强调吞噬个人和个性的宗族权威和父权，用死的拖住活的。所以这种“善俗”，即使在当时，也往往流于虚伪做作；在今天看来，更未免有些怪诞、悖情甚至不必要的残酷。 　　张闰，延安延长县（今属陕西）人，隶属于汉军军籍。一家已经历八代而不曾分过家。家庭成员有百余口，互相没有闲言碎语。每天都令未出嫁的闺女和入门的媳妇们各聚一室做女红；完成的，收贮在同一库房里，各小家庭都没有私蓄。幼童啼哭时，凡有乳的妇人谁见到就由谁抱哺。嫁入的媳妇回娘家省亲，留下儿子，也由大家一起哺乳，不问是不是亲生的。儿辈也往往不知道谁为生母。张闰在哥哥张显去世后，把家事全部托付给侄子张聚。张聚推辞说：“叔叔是父辈，应由叔叔主持。”张闰则说：“侄子是一家长支的后裔，应该由你来主持。”互相推让了很久，最终交给张聚。官绅大户听说张闰家的事迹，都自叹不如。至元二十八年（1291），得到朝廷旌表。 　　孔全，毫州鹿邑（今属安徽）人。父亲孔成病，孔全割下自己的股肉为父亲进补，使他痊愈。后来父亲死了，孔全居丧尽哀，在墓边搭棚守墓，亲自背土为父亲堆坟，每天背60次。因为风雨不能满数，等天晴后补足。为此三年，堆起广一亩、高三丈多的坟堆。 　　张子夔，安西（今陕西西安）人。父死，每天夜半以背负土。用手肘、膝盖触地，匍匐到墓葬父亲的地方，筛细土为坟。 　　李鹏飞，池州（今安徽贵池）人。生母姚氏是父亲的妾室。为正妻不容，把她改嫁给一个姓朱的人。李鹏飞年幼不知情，19岁时知道了这件事，思念生母，心情哀痛。于是立志学医救人，希望积功德，早日见到母亲。走访了整整三年，才在蕲州罗田县（今属湖北）找到生母。这时朱家正在生流行病，李鹏飞就把她接回到自己家中奉养，很久以后，才重新送回朱家。从此时常渡江去探视。母亲死后，他总是在祭扫时节带子孙去祭墓，终生如此。 　　哈都赤，大都固安州（今属河北）人，天性笃孝。从小失去父亲，乃全力奉养母亲。母亲生病，医治不痊。哈都赤取下自己佩带的小刀，磨得十分锋利，拜天哭泣，说：“慈母生我不容易，今天我要捐身报答她。”于是割开左胁，取肉一片，作成汤羹让母亲吃。母亲说：“这是什么肉，会这样甘美？”几天后，她的病就好了。 　　赵一德，龙兴新建（今属江西）人。至元十二年（1275）元军伐宋，被俘至大都，为郑留守的家奴，历事郑家三世。至大元年（1308），他对主人郑阿儿思兰及其母亲说：“一德自从离开父母，幸得保全生命依附门下，已经30多年。故乡万里，还没有回去省视过。虽然思念父母刻骨铭心，从来不敢说。如今父母都老了，如果有什么不幸，我就永远要作天地间不孝的罪人了。”说着伏地而泣，站立不起来。阿儿思兰母子都被他感动，准许他回家，为期一年当归。 　　赵一德回到家里，父、兄已经死了，只有母亲还在，已经80多岁。他择地把父兄的棺木下葬，想稍多留几日奉侍母亲，又怕得罪使主，于是如期回到大都。阿思兰母子感叹说：“他是一个低贱的仆隶，还能这样守信，我们能不成全他的孝心吗！”立即毁掉文契，释放他为良人。赵一德正准备回家，阿思兰以冤罪被处死，家里遭抄籍。奴仆们纷纷逃散。赵一德奋然挺身说：“主家有祸难，我怎么能像陌生人一样！”他留在大都不走，与张锦童一起到中书省诉冤。事得昭雪，抄没的财产都发还了，阿思兰母亲对赵一德说：“我们被抄家时，亲戚不相顾，只有你冒险为我们讨回冤枉。疾风知劲草，在你身上看到了。我家产业于丧尽后得复还，都是你出的力。我应当怎样报答你？”于是分肥田美宅给他。赵一德说：“我虽然是一个低下的人，但绝不是为图利才这样做的。因为伤心使主无罪被诛，所以留下来报答他。如今老母80多岁，可以回去侍养她，使主对我的恩赐已够厚了，还要田地房屋做什么？”不受而去。皇庆元年（1312），朝廷旌表他的家门。 　　 　　第十章 　　 　　一般读书人的故事。 　　至正八年（1348），从全国17处乡试中选拔的200多名“乡贡进士”，集中在大都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这一届会试的左榜第一名（元朝科举考试分左、右两榜发表，右榜为蒙古、色目人，左榜为汉、南人）王宗哲，乡试时即为所在考场第一名，以后殿试又是左榜第一名，所以被人称为“三元”。王宗哲自己没有想到，他这个元朝十六科中惟一的“三元”，却是因为考试官冤屈了另一个叫王伯恂的考生才做成的。原来判阅会试的试卷时，考官中有一个人对王伯恂的答卷特别满意，说：“此人是天下奇才，应该列为第一名。”但王伯恂是一个“南人”，考官中另有人主张，不宜让南人居第一位，想把他置于第二，而且预先为他留出了第二名的位子。但主张“宜置第一”的那个考官不肯让步，说：“我们评判考卷，只能以才能文学决定高下，怎么可以分南北籍贯呢？要把他置于第二，我宁可不取录他。”互相争论了好几天，始终没有一个结果。发榜的日期迫近，主考官只好另选别人来补足第二位的空缺，王伯恂竟然因此而落选。发榜以后，考官们自己也觉得不公正，互相谴责；被取录的士人都感到愧对王伯恂；落榜的人们也纷纷为他慨叹不平。 　　鲁钝生，其名不详，江南某地人。六岁喜爱读书，每日记诵万余言；10岁会写古诗歌；成年后专攻《春秋》经学。他的外貌奇古，被人以为是畏兀儿人。他笑着说：“假若我出身西域种类，只需花一天的时间写卷子，就能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右榜第一人。”只可惜他生在江南。因此以孤独高洁的行为落魄于湖海之间，随心所欲，自暴自弃。浙江的廉访机构曾经辟用他为书史。鲁钝生深不以为然，手抱文书对大官说：“这不是我的本行，也不是我的志向所在。”乃辞职而去。这时候东维子杨维桢正在浙西等地教书，鲁钝生与他同游天目山。他酒后必歌诗、写字、画画，直至尽兴。鲁钝生性刚直，容不得别人的过失，经常当面责斥之；人有一善，必也称道不止。晚年著书，自号“金马子”。有《太平万言书》。某年忽然从葛峰往访杨维桢，说：“我要像太史公一样去周游名山大川，如果遇到伟人问我是谁，我懒得自我介绍。请你为我写一篇传记。”杨维桢于是为他写了那篇颇为有名的《鲁钝生传》。红巾起义与元朝的灭亡“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 　　——陶宗仪：《辍耕录》 　　石人一出天下反元顺帝在位的三十六年（1333～1368），元朝政治进入一个危机迭起的时期。这时候，蒙古和色目上层的观念意识和文化，越来越全面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漠北军事贵族对中央政府和漠南政治的干扰程度大为削弱；朝廷中虽然出现很多派别，但他们表达不同的政见、维护各自小集团的权益时，所用的差不多却全都是儒家的观念和语言。但是，元朝上层集团为汉文化所浸润，并不意味着他们种族意识的消解；相反，北族统治上层在观念意识上为汉文化所全面涵化的初期，经常伴随着某种强烈的种族本位的政治倾向。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和清朝“十全老人”乾隆在位的时期，就都发生过同样的现象。元朝中、下级官僚的腐败在顺帝朝已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地方官公开勒索的花样百出。下属初次参拜要奉“拜见钱”，每逢时令佳节要讨“追节钱”，生辰有“生日钱”，公务过手要“公例钱”，送往迎来要“人情钱”，拘追人犯要“赍发钱”，审理诉讼要“公事钱”，没有事情白要叫“撒花钱”“撒花”是波斯语的译音，译言礼物），勒索的钱多叫“得手”，得到一个富裕地方的官职可以肆行敲榨叫“好地分”。连监督吏治的廉访司官员也污浊不堪，民间把他们看作“与贼不争多”（与贼没有多少差别）。进入汉地的世袭蒙古军官只会饮酒食肉，双手不知道怎样操执槊戟，临战时一见敌手就先自溃乱；色目军队的战斗力也严重衰退。所以小股的反政府武装，常常可以横行郡县，如入无人之境。在一个种族关系非常敏感、而统治者的吏治和军事机器又十分衰败的时期，元朝统治产生并发生全面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极大地增长了。 　　元顺帝顺帝即位后的前八年，基本上是权臣伯颜擅政的时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后至元六年（1340），顺帝用政变式的手段废黜伯颜，起用脱脱实行“更化”。至正四年（1344），脱脱以身体不适、“年月不利”请辞十七次，获准；又于至正九年复相。1340年代，元朝的政局稍见平稳，但政府面临的两大难题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一是金融危机。至正前期，钞币的含银价值跌落到元初的二十分之一。国库空虚，靠印钞填补缺额，引起持续的通货膨胀。市场上伪钞流行，法律对印造伪钞惩处虽重，仍有非常多的人为获暴利而甘冒风险。二是黄河水患。黄河中上游的雨季洪峰把大量泥沙夹带入河，中下游的河床遂因日积月累的泥沙淀积而逐渐抬高。为迫使河水伏槽，历代都被迫沿河筑堤。到了元代，河患区北岸河堤已高出地平面三四尺，南岸更高出八九尺。至正四年（1344）夏天，黄河相继在白茅堤（在今河南兰考东北）、金堤北决，从白茅堤以东到今微山湖以西，北至东平路的汶上（今属山东），大片地区遭受水患。至正八年正月河再决，冲入运河，不但危及从南方通向大都的物质供应生命线，而且可能冲没分布在济南、河间两路的几十个盐场，威胁到元政府赋税来源中最重头的盐税收入。水患所至，疫情蔓延。百姓流离失所，死者满路，生者“为鬼非鬼，为人非人”。脱脱复相以后，决意铤而走险，明知“事有难为，犹疾有难治”，仍“必欲去其疾”。 　　至正十一年（1351），脱脱力排众议，同时实施变钞和开河两大行动。元政府发行“至正中统交钞”（即在原来设计的中统交钞钞面上加盖“至正交钞”字样）和铜币“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币一起流通，以发行的新钞来对折贬抑民间行用的至元宝钞价值，从而弥补入不敷出的财政困难。新钞发行不久，便如纵火止燎，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在大都用新钞五百贯还买不到一斗粟。很多地方干脆恢复以物易物的古老办法。变钞完全失败，民怨沸腾，严重损害了元政府的合法性。与变钞同时开始的治河工程由贾鲁主持，动员人力近20万，历时六个多月。工程采取新开“引渠”和疏浚故道结合的方法，修整自白茅决口以南不远的黄陵岗起、东南至虞城（在今河南虞城北）县境的哈只口一段水道，又开减水河以分其水势，再堵塞白茅堤决口，将呈扇状北摆的河道勒回它的南线干流，东行至清江（在今江苏），夺淮入海。由于这次工程，黄河中下游水患区在此后数年间没有发生大的决口。贾鲁治河本身，应当说是收到一定的积极效果的。 　　虽然在参加治河之役的10多万民工中似乎没有酿起大的变乱，但开河一事，却成为黄陵岗南千里之远的白莲教徒以“挑动黄河天下反”来动员反元武装起义的一个契机。 　　白莲教是渊源于佛教天台宗和弥陀净土宗的一种民间宗教。它得名于东晋慧远（334～416）在庐山创立的白莲社。正式成为一个教派，则始于南宋绍兴（1131～1162）年间的昆山僧人茅子元。在佛教中国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即隋唐时期，虽然形成了若干探求精深的教理奥义的中国佛教宗派（如华严、天台、法相、三论、律宗等）。社会影响最深刻的却是带有极大世俗倾向的禅宗和弥陀净土宗。禅宗在士大夫中间最受欢迎；净土宗则拥有最多的社会下层信徒。所以当时流行“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的说法。 　　佛教主张一切皆苦。一个人如果不能在生时靠修行证得涅槃，那么死后就会重新堕入“六道”（即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间、天上）轮回的苦海。但要修成正果又是很难的。弥陀净土宗恰恰为那些还不能成佛，又害怕掉进六道升沉苦海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进入“中间站”的方便法门：只要在世时愿意常念“阿弥陀佛”名号，那么在死后便可由阿弥陀佛“接引”，到他掌管的那一方净土世界去。那是一个无上美妙的幸福世界，人在那里不再会“退转”到六道之中，可以安心修行，直到成佛。往生净土甚至变成了比成佛更有吸引力的一般中国人追求的理想归宿。 　　这个大众化的教派以“普化”世俗信徒为宗旨，以不出家的职业传教人为中坚，所以很快变成一个庞杂的信仰体系。在元代白莲教中，融合了“弥勒下生”的劫变观念（即“未来佛”弥勒将把人类从他们陷入的“末世”状态中解救出来），摩尼教的“明、暗二宗”说（即世界有明、暗两大势力，代表明的“明尊明王”将最终战胜黑暗，指引人类社会走向光明的极乐世界），以及五公符、推背图、驱妖的血盆、异端天文图书等各种民间巫术的“左道乱正之术”。白莲教在比较平缓的社会环境里长期以非暴力的形式活动着，有世袭教主、成文经典和独特的仪轨。一旦社会动荡不安，和平传教的系统也就有可能被很方便地用作从事暴力反抗的动员。弥勒劫变的观念在这种场合显得尤其有用。点燃了元末民众暴动烈火的韩山童就用“弥勒佛下生”和“明王出世”来作社会动员的旗帜。 　　韩山童出身在河北栾城的一个白莲教世家，祖父韩学究曾因组织白莲会“烧香惑众”，被强行迁徙到广平永平县（在今河北永平县东南）。韩山童继承祖业，成为河南、江淮地区很有势力的一个堂主。至正十一年春夏间，元廷要治河的消息传来，他们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公开发难。乃凿石人，面上只开一眼，背上刻“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字句（一作“石人一眼，天下四反”），预先埋在黄陵冈、颍水（今颍河）上的界沟（在今安徽界首）等地点，并且散布民谣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黄陵冈的石人出土，大概至多引起工地人心的一时骚动。界沟石人则当由韩山童指使的人掘出。只眼石人，再加上开河之役已经启动，算是应了民谣里的两兆。 　　于是韩山童在同年四五月之际纠合杜遵道、罗文素、刘福通等，聚众3000人于颍州颍上（在今安徽），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宣布起义。但他们还来不及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就被闻讯前来袭击的元地方武装驱散，韩山童被颍上县官擒获处死，妻杨氏、子林儿奔武安（今属河北）。突围而去的杜遵道、刘福通等集合散众，攻占颍州（今安徽阜阳）。起义军头裹红布，故号红巾军，或红军；又因为其中很多人信仰白莲教，烧香拜佛，所以又号香军。元廷派6000阿速军马偕汉军驰赴颍州镇压。阿速兵将领在阵前眼看红巾军势大，便扬鞭大叫“阿卜！阿卜”！（阿卜，突厥语。意为“赶快”，此即赶快逃跑之意）元军溃败。杜遵道、刘福通等人相继攻占颍水和淮水之间的诸多州县，势力北至距黄河南岸不远的毫州州治（今安徽毫县），兵马发展到10万之多。 　　韩山童部颍州首难的成功，很快在几乎整个江淮、江汉流域激起白莲教徒众的广泛响应。各地揭竿而起的人马虽然彼此不相统属，但都以“红巾军”为号，推波助澜，互为呼应。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支。邳县（在今江苏邳县北）人李二（又称芝麻李）与赵均用、彭大等于至正十一年八月攻占徐州，拥众10万，势力逐渐扩大到黄河（今废黄河）与淮水下游之间各州县，北达黄河（今废黄河）以北之丰、沛（今江苏丰县、沛县），南至淮水以南的安丰（今安徽寿县）。同月，潜伏于江淮间的南方白莲教“祖师”彭莹玉重新起兵淮西，率部南下，与差不多同时起事的麻城（今属湖北）人邹普胜、罗田（今属湖北）人徐寿辉会合。十月，徐寿辉部由蕲州（在今湖北蕲春南）攻克蕲水（今湖北浠水），建都于兹，国号“天完”，在“大元”两字之上加“一”、“宀”，表示要克定元政权。徐寿辉为帝。天完政权遣兵四击，势力浸润自黄冈（在今湖北）以西、江陵（在今湖北）以东的长江北岸和汉水下游两岸各地；彭莹玉所部并深入江西，转战今安徽、浙江、苏南广大地区。在今河南西部，王权（又名布王三）等人于至正十一年十二月举义，攻占了元南阳府境内的一大半城市，并进至河南府路（治今河南洛阳），称“北琐红军”。他们南面，则是至正十二年正月称兵的孟海马，占据元襄阳路及其西南邻郡的广大地盘，称“南琐红军”。定远（今属安徽）人郭子兴行动较晚。他在至正十二年二月底带几千人杀进濠州（在今安徽凤阳东北）。因为事先同颍州首领杜遵道联络过，一同起事的五个人都奉命称濠州节制元帅。他们与颍州红巾军之间在名义上有隶属关系。这些造反者的首脑，有的是白莲教的职业传教士；有的是富豪出身，如郭子兴、刘福通。徐州的李二家有一仓芝麻，饥荒时用以赈济饥民，所以有芝麻李之称，可见也是很富实的。起义首领中还有一些是走南闯北的商贩。徐寿辉和王权就都是贩布商人。 　　乘乱而起的，还有两个武装走私盐货的豪霸，即台州黄岩（今属浙江）人方国珍和泰州（今属江苏）人张士诚。方国珍较早被官府逼反，以后叛服不常，靠控制在手上的浙东海盗武装，向元廷邀官请爵，自霸一方。张士诚起义于至正十三年正月，部众都是苏北沿海盐场的官役户，先后攻占泰州、兴化、高邮，称雄苏北。并在次年正月称诚王，国号大周。这两支势力与白莲教和红巾军都没有什么联系。 　　自至正十二年起，元政府从最初受到的打击所引起的休克状态中缓慢地复苏，因此调兵遣将，分头进征各地的反叛。元军虽然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毕竟逐渐占据上风。除了长围濠州五月之久竟无功撤去外，到至正十三年末，元军在各个战场上差不多已将红巾军各系都逼入绝境。至正十四年（1354）九月，丞相脱脱总兵号称百万，进征苏北的张士诚。十一月，元军大败张士诚部于高邮城下，遂将高邮团团围死，又分兵经略苏北其他城池。张士诚在高邮城中意志溃颓，“日议附降”。到十二月，元宫廷内党争的形势陡然变化，脱脱以“师老财费”、“曾无尺寸之效”被削去兵权。在诏书正式到达之前，脱脱在朝中的政敌担心他会拥兵对抗，所以先遣人到军中，声称诏书宣读之后，“不即散者当族诛”。因此一俟脱脱奉诏，百万大军，一时四散。张士诚得绝处逢生，而元朝从此元气大伤，再也无法抑制死灰复燃的燎原大火烧遍大江南北。“小明王”的盛衰元军高邮之溃，使转入低潮的红巾军各系顿时压力大减。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杜遵道、刘福通迎最初出逃武安的韩山童妻杨氏和儿子韩林儿于砀山（今属安徽）夹河，在毫州（今安徽毫县）建国，国号宋。年号龙凤。韩林儿称帝，又号“小明王”。鹿邑之东的太清宫被拆毁，木料用于替小明王盖建宫殿。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刘福通次之，为平章政事。杜遵道曾在大都枢密院里做吏职，见过世面，从颍上举义时就是韩山童系最核心的人物。这时他与韩林儿的母亲“皇太后”杨氏又有很不寻常的关系，所以对刘福通颇有一点颐指气使的架势。他是文人，手中没有兵权，要想“专权”，又不知道笼统人心，只能是自取败亡。大概在下半年，刘福通设伏兵击杀杜遵道，自己做了丞相，又加封为太保，从此成为宋政权中的第一号实际领导人。 　　龙凤元年（即至正十五年，1355），宋政权与元军之间的交战，主要在毫州以西的颍水、涡水（今涡河）上源地区展开。宋政权虽能保住毫州不失，也打过几次胜仗，但在战略上却陷于消极应战的被动状态。为了扭转在河南地区的被动局面，刘福通决意用外线作战来牵制、调动敌方。于是，自龙凤二年，他陆续遣兵向外拓展，最终形成三路红巾军北伐的宏伟场面。 　　在三路北伐大军相继成行前后，刘福通自率中央红巾军力图扩大在河南的地盘。龙凤三年（1357）攻汴梁（今河南开封）不克，逾河北攻大名（今属河北）、卫辉（治今河南汲县）两路，下之。四年五月，刘福通再攻汴梁，元将竹贞弃城走。小明王移都汴梁。这时候，龙凤政权达到它短暂的极盛阶段。“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联结”。这样辉煌的局面之所以能够出现，与三路北伐将士艰难卓绝的浴血奋战所作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古代风景画鉴赏西路军由李武、崔德带领。于龙凤二年九月最先出兵。他们欲西趋潼关，沿途克陕州（在今河南三门峡西）、虢略（今河南灵宝），因被元军追击，遂掉头北逾黄河，进取平陆（在今山西平陆西南）、安邑（在今山西运城东北）。在那里被元追兵击溃。次年初，李、崔二将西出武关，攻商州（今陕西商县），据蓝田（今属陕西），一面进逼奉元（今陕西西安），一面分兵东趋同（今陕西大荔）、华（今陕西华县）诸州。元军和由河南地主组织的“义军”入援关中，红巾军乃放弃攻取奉元。这年秋天，刘福通又遣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增援西路红巾。他们从今秦岭南麓绕行陕西西南境，取兴元路（治今陕西汉中）、秦州（治今甘肃天水）、陇州（今陕西陇县），西至巩昌路（今甘肃陇西）。十月，回军东向，进攻凤翔（今属陕西）。红巾军的死对头、河南“义军”将领察罕帖木儿（内迁河南后落籍在那里的畏兀儿人）率部驰援，红巾军战败。龙凤四年（1358），李喜喜率一部分西路红巾入川，退出西征的军事活动。李武、崔德等局促于陕西西北边隅，虽曾在次年（1359）攻占灵州（在今宁夏灵武西南）、宁夏路（治今宁夏银川）等地，但难以再进入关中核心地区。龙凤六年（1360）五月，崔德、李武向陕甘宁地区的地主武装头子李思齐投降。至此，西路军完全瓦解。 　　东路红巾军由毛贵率领。他是龙凤政权置于淮安（今属江苏）的“行中书省”将领，在海宁州（在今江苏连云港西南）被元军追袭，航海攻取山东。东路红巾军的北伐实际上从这时已经开始。龙凤三年（1357）二月至四月，毛贵占领了山东半岛大部，扼守益都（今属山东）。虎视全鲁。七月，镇守黄河的元“义兵”万户田丰倒戈，在鲁西南与毛贵东西呼应。四年正月，田丰取东平（今属山东），元漕运水路被切断。二月，毛贵克济南。从东西两面相向伸展的红巾势力遂得贯通山东。毛贵立“益都等处行中书省”，置“宾兴院”选用官员治理地方，在莱州（今山东掖县）建立屯田，征租十分之二。 　　龙凤四年二月，毛贵亲率红巾从山东攻入河北。曾在济南与毛贵恶战的元将董抟霄这时奉命回防河北，驻兵南皮（今属河北）魏家庄。他营垒尚未建完，毛贵已至。董抟霄匆忙应战败北。毛贵溯大运河北上，克沧州（今河北沧县）、清州（今河北清县）、蓟州（今天津蓟县），进逼大都城东南的枣林、柳林（在今北京通县）。元枢密院副使达国珍战死。大都朝野震动。时在龙凤四年三月。但毛贵以孤军深入元朝守备最严密的京畿地区，虽能用突袭方式逞一时之效，终究难以实现捣其心腹的意图。不久，他败于元枢密院同知刘哈剌不花之手，被迫退回山东。 　　龙凤五年（1359）四月，因淮东红巾军受创而投奔益都的赵均用为争夺对山东的控制权，击杀毛贵。七月，毛贵部下的续继祖杀赵均用。山东红巾军因此元气大伤。田丰和王士诚继而分称花马王和扫地王，互不相服，自相攻杀不止。龙凤七年（1361）夏，元军在察罕帖木儿指挥下全面进攻山东。田丰、王士诚先后降元。山东大部分地区被元收复。十月，察罕帖木儿围益都。次年六月田丰、王士诚复反，刺杀察罕帖木儿，进入益都城。察罕养子扩廓帖木儿（即王保保）袭父职，继续围攻益都。十一月，城破。山东红巾至此也完全失败。 　　古代集市图中路红巾军原为盛文郁所部。龙凤三年（1357）九月，中路军从盛文郁占据的曹州（今山东菏泽）出兵，西逾太行山，攻略陵川（今属山西）、高平（今属山西）、潞州（今山西长治），又西北行，进逼冀宁路（治今山西太原）。因遇元重兵屯聚，退回太行山区。这一支红巾军，由关先生、潘诚（又名破头潘）等率领。龙凤四年春，毛贵出兵河北时，遣王士诚、续继祖等由鲁西南绕行太行山南端，克怀庆（今河南沁阳）。进至晋宁（今山西临汾）。中路红巾遂兵分两路，一路趋绛州（今山西新绛）接应王士诚等，另一路再度向西北挺进，攻取冀宁。到四五月间，毛贵已退回山东，元军得以从容应付山西红巾军。察罕帖木儿分兵收复冀宁、追击晋南红巾。关先生等人转战于太行山北端两麓。这时要穿越河北与毛贵部会合已经十分困难了。十月，中路红巾主力从定州（今河北定县）西北行，攻占大同（今属山西），再折朝东北，由兴和（今河北张北）向上都（在今内蒙正蓝旗境东北）进发。十二月，上都被红巾军攻克。关先生等下令焚毁宫阙，留驻七日后趋兵辽东。自忽必烈朝起，历代元帝都在上都避夏。巡幸两都成为一代定制。由于上都全城毁灭，顺帝从此停止在那里驻夏的祖制。 　　关先生、破头潘入辽东后，攻占辽阳路（今属辽宁），在这个地区活动了两年半多。龙凤七年（1361）九月，经过两年试探性的进攻，关先生等率中路红巾主力十余万渡过鸭绿江，大举侵入高丽国境；十一月攻克高丽王京开京（今朝鲜开城）。龙凤八年（1362）正月，高丽军队反攻，收复开京，关先生战死，破头潘率败众退回辽东。四月，他在辽阳被元军擒获。中路红巾军覆没。 　　三路红巾北伐之初，确实与河淮之间的中央红巾军形成一种中心爆炸、四面开花，互为呼应、互相奥援的局面。但是各支兵马都相宜转战，越打距离龙凤政权越远，相互间也缺乏联系和配合，加上往往得地不守，“常无留行”，于是逐渐被以地主武装“义军”为主干的元军分割打击。毛贵虽曾在山东半岛建立根据地，但离开龙凤政权所在地区仍太远，后来又被内讧所削弱，所以也无法有力地接应中央红巾。龙凤五年（1359），随着三路北伐兵马的声势由盛转衰，元军重新以主力来对付在汴梁的龙凤政权。五月，察罕帖木儿领诸路元军实施合围汴梁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八月，汴梁城破。城内数万士兵和宋政权官属被俘，刘福通护韩林儿突围，重新退到安丰（今安徽寿县）。此后近两年内，宋政权虽然仍在名义上号令在外诸将，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积极操纵战局的能力。 　　龙凤九年（1363）三月，已经把势力扩张到濠州的张士诚遣吕珍西攻安丰。刘福通率部固守孤城。城中食尽，出现人食人的现象，甚至已埋入地中尚未腐烂的尸体也掘出来吃；有的剜井泥做成丸子，用人油炸而食之。眼看安丰危在旦夕，刘福通于是向这时候坐镇应天（今江苏南京）的朱元璋求救。 　　安丰的告急信送达应天，在朱元璋的帅府中引起一场争论。著名的谋士刘基（即刘伯温）竭力反对发兵相援。朱元璋虽然早已独断于一方，但他在名义上仍是韩林儿的臣下，用的还是龙凤的年号。不过他自己和他的亲信们心里都很清楚，他将来的目标是要自得天下。既然如此，不如就让吕珍杀了小明王，反倒落得一个干净，否则以后还不知道怎么处置他才好呢！这就是刘基的意见。所以他心照不宣地问朱元璋：“假使救出来，当发付何处？”但是朱元璋考虑再三，还是发兵前去救援。由常遇春为先行，朱元璋自领大军随后。吕珍闻讯，撤围而去。刘福通奉韩林儿乘夜雨出安丰南奔，见朱元璋于庐州（今安徽合肥）兵营中。朱元璋设銮驾伞扇，将韩林儿接到滁州（在今安徽），又为他建造宫殿，撤换了他左右的侍从人员，用优厚的物质条件把他供养起来。龙凤政权虽然在名义上维持到1366年（是年为龙凤十二年），即小明王和刘福通被朱元璋谋杀之时。但从移驻滁州之后，它差不多就变成了朱元璋手中的玩偶。“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 　　至正十一年韩山童颍上首难，唤出一个天地易色、豪杰并起的时代。为数众多的举义领袖们大概谁也想不到，从二十多年的浴血搏杀中最终夺得天下的，竟是参加到起兵最晚的那支红巾军中间的一个其貌不扬的“小兵”。他就是朱元璋。 　　朱元璋朱元璋是滁州钟离（在今安徽凤阳东北）人，原名重八。他家境贫寒。至正四年（1344）春天，淮河流域大旱，继而瘟疫蔓延，他的父母和哥哥都病死，乃于秋天入皇觉寺为僧。因为庙里养不起和尚，他一个多月后就外出化缘，在淮西云游三四年，才重回寺内。至正十二年，元军为防止佛寺与烧香拜佛的红巾军相联结，焚毁附近的庙宇，皇觉寺也在其中。朱元璋走投无路，遂往投起事不久的濠州郭子兴部，当了一名小兵。 　　郭子兴起义后，五个首脑互不相服，在濠州无所作为长达半年多。同年秋，元军在攻克徐州芝麻李后，分兵进围濠州。次年春，围濠将领贾鲁病死，元军退去，固守五个月的濠州终得解脱。朱元璋不愿再在濠州这个是非窝里混下去。这时他已经娶了郭子兴一个养女为妻，于是征得郭子兴同意，他回到家乡招兵买马，在自己周围团聚起一批以少年伙伴为主体的亲信骨干。不久，他又南出定远（今属安徽），把被收降的当地“义军”兵众整编为一支两万人的精锐。从此他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他攻下滁州。后来又把郭子兴从濠州也接到滁州。 　　龙凤元年（至正十五年，1355）三月，郭子兴病死，所部由其子郭天叙、妻弟张天佑和朱元璋统领。三人中朱元璋地位最低。这时他们已攻略和州（今安徽和县）。因为和州缺粮，乃渡江夺取太平（今安徽当涂）。在这个过程中又兼并了巢湖水师的大部。七月，三人率军攻集庆（今江苏南京）失败。九月，郭天叙和张天佑再攻集庆。参与此役的还有不久前被擒伪降的“义军”元师陈野先。朱元璋知道陈野先必定要再叛，却故意让他与郭天叙、张天佑一起行动。陈野先在集庆城下倒戈，向集庆元将擒献郭、张二帅。从此郭子兴部全归朱元璋指挥。 　　龙凤二年（1356），朱元璋三攻集庆，下之，改名为应天府。他开始以应天为基地，遣兵四出，经略沿江以南各府州。这时候，在他的东面有以平江（今江苏苏州）为中心的张士诚，西面有自高邮元师大溃之后东山再起的徐寿辉，这时他建都汉阳，以重建天完政权过程中出力最多的倪文俊为丞相。朱元璋的正南，自太湖以西的浙西及皖东南一带则仍是元朝控制区。朱元璋势力的扩张，当然同时引起与三方的冲突，但在占领集庆后的近十年中，他的主要战略目标，是西面的天完政权。 　　这时天完政权内部连续发生了两次重大变故。先是倪文俊企图杀徐寿辉自立未遂，被部将陈友谅追杀（1357）。1360年夏，陈友谅挟徐寿辉沿江而下，东攻朱元璋。天完军克太平，陈友谅在采石杀徐寿辉，自己称帝，改国号为汉。次月，他又率舟师东趋应天。朱元璋用计以弱克强，命部下康茂才以陈友谅故友身份伪降陈友谅。陈友谅轻信康茂才，自以为有了内应，万元一失，结果被“老康”骗入伏击区，在龙湾大败而逃。朱元璋乘机把势力伸入江西。龙凤七年（1361），陈友谅又遣军东攻，朱元璋亲征江州（今江西九江），败之。陈友谅奔武昌。此后不到一年，江西大部被朱元璋夺得。陈友谅疆土日蹙，人心涣散，遂决意倾其国力与朱元璋一决胜负。 　　龙凤九年（1363）四月，陈友谅乘朱元璋救小明王于安丰，率兵号称六十万，发特制铁甲大舰数百艘，载家属百官，空国而来。汉军先围洪都（今江西南昌）。由于朱元璋事先已将城墙撤至赣江岸数十步外，汉军只得弃舟登陆进攻。洪都被围八十余日。七月，朱元璋率军20万往援。陈友谅欲以水战克敌，遂率军进入鄱阳湖，等待决战。 　　汉军船大人多。陈友谅联舟为阵，固以铁索。朱元璋的兵士乘小船，要仰头才能看到对方。他封锁鄱阳湖出口，切断了陈友谅的饷源，用火攻延烧敌舰。两军会战近四十天。八月间，陈友谅粮尽力竭，企图强行突破湖口防线逃入长江，受到朱部阻击。陈友谅死于流矢，汉军最终全师溃败。陈友谅子陈理逃回武昌。 　　龙凤九年对朱元璋极其关键。他出兵安丰，名义上是救援，实际上从此把小明王软禁起来了，但他差点为此而遗悔终生。当日群雄中论兵多地广居首位的陈友谅如果乘机顺流直下应天，朱元璋就可能丢失这个经营多年的立足基点。幸亏陈友谅不攻应天而攻洪都，又幸而洪都苦守三月而不下，这才使朱元璋反而力克强敌，一举歼灭汉政权赖以立国的主力部队。 　　龙凤三年攻克徽州时，当地儒生朱升曾劝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为此忍耐了六年多。现在他羽翼已经丰满，不需要再韬光晦影了。龙凤十年，他自立为吴王，建百官，以李善长、徐达为右、左相国，以“皇帝（指韩林儿）圣旨、吴王令旨”颁布教令。在他之前，已有张士诚先自立为吴王。所以民间称张士诚为“东吴”，朱元璋为“西吴”。再下一步，就轮到西吴去攻灭东吴了。 　　至正十四年元军在高邮前线不战自溃后，张士诚立即伺机反扑，很快成为“北有淮海、南有浙西”的一方霸主。他占有的是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民脂民膏，一方面被他们用来尽情享受；另一方面则用以与元廷交换高官贵爵。以江南财赋为钓饵，张士诚一再向元朝要官做，如不能逞其愿，就断漕运起兵相抗。他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叛服不常。 　　由于他原本就不想自得天下，因而也就不思进取。从至正十七年（1357）起，张士诚所据江阴（今属江苏）、长兴（今属浙江）等战略要害地点先后被朱元璋夺去。他的势力从此不得再向外进一步伸张。他倒好像不太在乎，趁朱元璋要先对付陈友谅，张士诚从元政府那里讨到一个“太尉”的头衔，安心做他的土皇帝。直到至正二十三年（1263），也就是朱元璋与陈友谅会战鄱阳湖的那一年，他想要封“吴王”，元廷不答后，这才重新反元，自封吴王，同时停止向大都发运漕粮。翌年，朱元璋也称吴王，并开始着手准备攻灭张士诚。 　　龙凤十一年（1365）八月，朱元璋以徐达、常遇春领兵20万，东攻张士诚。徐达等先取苏北、淮东诸城。次年五月，朱军略地浙西，十一月围攻平江。朱军筑长围将平江困死，架三层木塔觇视城内。并于每层置弓弩火铳，又用“襄阳炮”轰击城墙。这时候，平江已变作一座孤城。张士诚被围在里面，粮草日少，突围又不成。他的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 　　龙凤十二年（1366）十二月，张士诚既然已成瓮中之鳖，朱元璋需要除却他最后的一块心病了。定鼎的形势越来越成熟，可是滁州的小明王、刘福通这一对君臣当如何处置？当初出援安丰前刘伯温提出的问题，现在已再也无法回避。朱元璋终于下定了决心。 　　于是，他派心腹廖永忠到滁州，假意具舟揖迎小明王君臣去应天。船队沿清流水而下，在进入长江口的瓜步，廖永忠下毒手将韩林儿和刘福通沉于江中。朱元璋公开宣布的消息，则是二人乘坐的船只在瓜步“遇风浪，掀舟没，刘太保（指刘福通）、小明王俱亡”。龙凤政权由于这个自然事故而自然消亡。因此朱元璋称明年（1367）为“吴元年”。这一年是丁未羊年。据说当时民间流传“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的谶言。假如不是后来的追加附会，那么它一定是早已安下此心的朱元璋指使人暗中散布的。洪武八年（1375），廖永忠因“越制”被杀。朱元璋叫他的十七子朱权在承旨编成的《通鉴博论》中写下“廖永忠沉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一句，把沉杀小明王的责任全部推到已无法自辩的廖永忠身上。 　　张士诚固守平江城长达11个月。吴元年（1367）九月，城破。张士诚率卒巷战，最后没有人再肯为他卖命。他放火烧死家眷，自杀未遂，被俘获，送到应天。朱元璋与他讲话，他一语不肯吐。丞相李善长来问，被他骂了一顿。朱元璋大怒，下令将他打“御仗”四十，乃死（一说命其自杀）。 　　削平陈友谅和张士诚以后，南方的其他割据势力都已难与朱元璋相抗。为了克定大业，北伐元政权于是提上议事的日程。 　　在灭亡前的最后十多年里，元政权朝政的昏暗腐败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只是因为中国版图扩大，除了中央政府以外，任何势力都很难有效地动员起全国性的行动，所以它得以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竟然又拖过了十几年的时日。 　　元顺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半世明君半世昏”的皇帝。脱脱罢相（1354）以后，他很快便不理朝政，整天陶醉在两件事情上。一是自己设计、打造精致巧妙的“龙舟”、“宫漏”，自己画图样做宫殿模型，一尺来高，门窗楹梁，一色俱全，做好了就叫工匠按式样仿造，京师中称他“鲁班天子”。二是自从学会了权相哈麻引“西番僧”传授的“大喜乐”，就是把藏传佛教高僧“男女双修”的修炼方法（后在宗喀巴改革时被禁止）变成宣淫纵欲的游戏，与朝中10个亲信和众多打扮成“天魔”的宫女鬼混，以昼继夜，寻欢作乐。皇太子想夺位自帝；顺帝也有自己的支持者，宫廷中分裂成两个党派。两派分别勾结在北方靠“义军”起家、为争夺地盘互相攻伐不已的军阀集团。朝中的党争和朝外的军阀混战结合在一起，把元朝政治搅得乌烟瘴气。 　　古代风景画鉴赏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在派兵扫荡南方残余割据势力和元朝守军的同时，命徐达、常遇春帅师25万北伐。朱元璋在发表的北伐檄文中称：“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等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檄文称韩林儿为“妖人”，表明他已经同龙凤政权完全划清界限。因此想一笔勾销过去15年中他从红巾军的小兵变成龙凤政权的吴国公、吴王的那段历史。 　　从吴元年十月开始的北伐，基本上按朱元璋的预定部署渐次实施。主力渡淮北进，“先取山东，撤其屏蔽”。经三个多月的征战，朱军完全控制了山东局势。 　　到这一年年底，山东已大体平定。朱元璋决定正式称帝，他的左右，自然也早就在巴望做天朝将相了。因此，按规矩由群臣“劝进”三次之后，朱元璋于来年正月即皇帝位，改国号为明。这一年就是洪武元年（1368）。 　　洪武元年三月，明军由山东“旋师河南，断其羽翼”。兵马分两路征进。一路经由归德（今河南商丘）趋许州（今河南许昌），与先前派出的由襄阳东北进的偏师会合，从南面包抄汴粱。另一路由郓城（今属山东）西南行，渡黄河而至陈桥，从北面进逼汴梁。汴梁不战而降。明师西进至洛水（今洛河），在这里打败元军，洛阳降。明偏师驰克陕州（在今河南三门峡西），西扼潼关，切断关中军阀李思齐入援中原的孔道。不出两个月，河南全境略定。五月，朱元璋亲莅汴梁与诸将会商，最终确定进兵大都的具体方略。 　　七月，徐达领兵经卫辉（今河南汲县）、彰德（今河南安阳）、邯郸（今属河北）进至大运河中段的临清（今属山东），毕会三军，率马步舟师沿运河北上。这时，元政权刚刚从内讧厮杀中转过神来，想遣调人马阻遏徐达，为时已经太晚。明军一路所向披靡。闰七月底，师至通州（今北京通县）。元顺帝连夜逃往上都。据说他曾经写了一首蒙语诗歌哀吟大都的失守曰：清晨登高眺望，烟霞飘渺。…… 　　我哭也枉然，好比遗落营盘的红牛犊。 　　以各种技巧建立的八面白塔，宣扬大国威仪以九室装饰的我的大都城，宣扬四十万蒙古声威的四方四隅的大都城，恰在宏扬佛法之际，以我的名义而失去…… 　　八月初，明军会集大都城外，“一鼓而克全城”。明政府改大都为北平。 　　洪武二年（1369），明军出喜峰口，进逼上都。六月，顺帝奔应昌（在今内蒙达里泊西），翌年患痢疾死去。子爱猷识理达腊嗣位。不久他在明师追击下退至漠北。他取杜甫《北征诗》中“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之句中“宣光”二字为年号，寓意将重建元朝天下，实际上不过以此自慰、自娱而已。他的政权，史称“北元”。他死于1378年（洪武十一年）。弟脱古思帖木儿即位，不断南下与明军接战。 　　这时候，明军已相继击溃山西和陕西的残元势力扩廓帖木儿（察罕帖木儿子）和李齐思。在漠南，还有辽东的木华黎后人纳哈出屯兵辽河北岸，号令该地区各支元军；在他更北，则是盘踞大兴安岭东南山麓的元宗室辽王阿札失里；云南的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和大理段氏也都奉北元正朔。明军先南后北，于洪武十五年（1382）平定云南，洪武二十年（1387）平灭纳哈出。明师乘势北进，“肃清沙漠”。脱古思帖木儿从呼伦贝尔地区西奔，明与北元之间的战争由此告一段落。二十三年（1389），辽王阿札失里以势单力薄，被迫降附明朝。漠南的元朝版图，于是全部归明朝所有。 　　 　　第十一章 　　 　　蒙古的第一位可汗历史上一般称海都为蒙古的第一位可汗，也许自有它的道理。 　　身世悲惨在伟大的成吉思汗称可汗之前，蒙古部落只有三个人曾称可汗，他们是海都大儿子伯升豁儿的一个孙子合不勒汗；二儿子察剌合成吉思汗领昆的一个孙子俺巴孩汗；合不勒汗的四儿子忽图剌汗。这三个人是成吉思汗以前的三个可汗（“khagan”皇帝之意），而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虽有可汗之实权，却无可汗之名号，不算。海都也只能算是汗（“khan”王之意）而非可汗，因合不勒汗是第一个统一了蒙古族各部落的人，因而被推举为可汗。那么，海都为什么被人尊称为蒙古的第一位可汗呢？ 　　海都是成吉思汗的六世祖，蒙古人称为“不兀迪”。其祖父为蔑年吐敦，蔑年吐敦是始祖孛端察儿的孙子，也是那孥伦（又称莫挈伦）的丈夫。据《史集》作者拉施特说，他曾亲眼见过蒙古的金字谱牒，蒙古各代祖先正是从篾年吐敦开始才有了专门的称呼，篾年吐敦被称为“都塔浑”。都塔浑死后，一切财产、权力都归其妻那挈伦掌管。据《元史》记载，“那挈伦性刚急”。一天，一群被辽军杀掠过的幸存者，大约70个帐幕的札剌亦儿人逃难迁徙到那挈伦的牧场。他们饥饿难忍，只好挖草根为食。那挈伦看到自己的牧场被挖掘的一片狼藉，勃然大怒，一边叫骂，一边驾车冲了过去，当场碾死了几个幼小的孩子，许多人被撞伤。那挈伦的残暴令札剌亦儿人忍无可忍，便将山坡上放牧着的几百匹马抢走了。那挈伦的六个儿子顾不得披甲便策马赶来。札剌亦儿人怕被他们包围，又怕惊动了他们的亲属，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掉转马头，将那挈伦一家全都杀死。海都年幼，被乳母藏在乱木堆中，才躲过此劫。 　　扩充势力、追赠可汗那挈伦的小儿子纳真于八剌忽（巴尔虎）部为赘婿，闻家被祸，策马急回，救出侄儿海都和十几个老太婆。纳真骑着马追寻札剌亦儿人的下落。《元史》上称他向父子二人问路，见其臂上之鹰乃自家之物，于是将他们杀了，夺回了猎鹰。又走到一座山坡下，见到了几个“方击髀石为戏”的童子，自己家的马正在山坡上吃草。纳真四顾无人，尽杀童子，驱马臂鹰而还。孛尔只斤氏险些亡族灭种，海都成了孛尔只斤氏唯一的继承人。 　　海都长大后，原来家族的部众都收附了许多，一时成名大振。而纳真也率八剌忽、怯谷等部落来归附海都，并“共立为君”。海都整治军队，率军向札剌亦儿部进攻，以报家仇。在海都的强大进攻下，札剌亦儿人终于“臣属之”，做了海都的奴隶。海都的部落也因收附了札剌亦儿部“形势大寝”。后来“列菅帐于八剌合黑之上，跨河为梁，以使往来。”这个渡口被称为“海都札罗鲁木”，（海都之渡）于是归附者日众，势力也日益大增。为蒙古部落和孛儿只斤氏在以后草原上的争霸奠定了基础。 　　正是由于海都让黄金家族孛儿只斤氏亡而复兴，香火继续下去，并使蒙古部落势力增强，地盘扩大，才被后人追赠为可汗。其实海都的势力在当时草原上各族部落之间只能算是较为强大，但并没有统一各部，因此可以称其为汗，而不能称为可汗。第一可汗的称号显然是后人为尊敬他为孛儿只斤氏和蒙古做出的突出贡献而追赠给他的称号。一代天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这是一个曾经让世界都为之发抖的人物。” 　　少年初识愁滋味在成吉思汗出世前，蒙古诸部混战不已，社会极不安定。加上金朝统治者挑拨离间和迫害，更加深了蒙古人民的苦难。蒙古各部流浪荒漠，不得安居，对金朝统治者“怨入骨髓”。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人们都渴望和平安定，期待有一个强大的中心力量来领导全蒙古的统一，加强反抗金朝民族压迫的力量，结束分崩离析的局面。 　　成吉思汗，本名铁木真（公元1162年—公元1227年），出生在蒙古孛儿只斤氏的一个贵族家庭。他是合不勒汗的曾孙，也速该把阿秃儿的长子。 　　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由于遭到塔塔儿部的谋害而早死，家道中落。铁木真幼年时期，经历了颠沛无依的生活遭遇。 　　铁木真九岁时，其父也速该让塔塔儿部的人毒死。孛儿只斤氏族失去首领，许多奴隶和属民改投其他势力较强的部族，甚至连一些乞颜氏的贵族也离开了铁木真和他的寡母去依附强大的泰赤乌氏了。少年铁木真一家顿时陷入困境，母亲诃额伦带着几个孩子和仅剩下的少数部众住在斡难河上游不儿罕山一带，过着困苦的生活。他们经常只能靠采集野果、挖野菜、草根过日子。母亲含辛茹苦，艰难度日，困难抚育自己的孩子。 　　铁木真从小就很聪明懂事，在艰苦岁月的磨炼下，逐渐长大成人。他长得身材高大，目光炯炯有神，养成了不怕困难的坚强性格和善于观察事物、富于谋略的杰出才能。 　　第一次遇难泰赤乌氏族的首领担心铁木真长大后会报仇，就纠集族众袭击铁木真的驻地，企图除掉铁木真。泰赤乌氏包围了铁木真一家，他们扬言，只要交出铁木真一人就行。铁木真为了不使家人和族众受难，就孤身一人逃往高山密林之中。 　　泰赤乌氏人紧追不舍，把山林包围起来，又在各个路口布置了岗哨。铁木真在密林中整整躲了七天七夜，什么吃的也没有，只以草根野菜充饥。到后来，他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便走出密林，结果被泰赤乌氏人抓住了。 　　铁木真被套上木枷，送往泰赤乌氏的营地。他们百般嘲笑、侮辱铁木真，铁木真只是咬着牙，默默地忍受着一切。一天晚上，铁木真乘看守不注意跑了出来，却又被泰赤乌氏的属民锁儿罕失剌发现了。但是锁儿罕失剌并没有声张，而是偷着对铁木真说：“你有出类拔萃的卓越才干，他们嫉恨你。你就藏在这里，我不泄露给别人。”接着，他又说服部众，停止了搜捕。 　　第二天，无法脱身的铁木真又找到锁儿罕失剌，请求把自己藏起来。锁儿罕失剌的儿子解下铁木真带的枷锁投进火里，把他藏在装羊毛的车上，并嘱咐妹妹合答安好好照料他。在锁儿罕失剌的救助下，铁木真骑马逃走，与母亲会合。 　　这是铁木真早年第一次遇难。 　　夺回爱妻此后不久，铁木真又遭遇了两次大难。一次是几个强盗偷抢铁木真的马匹，铁木真奋勇追赶，独自与强盗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途中遇到了阿鲁剌氏族纳忽伯颜的儿子博尔术和他同心协力才杀退了强盗，夺回了马匹。从此二人结成终身相助的莫逆之交。 　　第三次遇难，是在铁木真新婚后不久。篾儿乞部为了报仇，突然袭击铁木真。铁木真没有力量抵抗，只好指挥家人和部族逃进了深山，才躲过一场劫难。由于撤退仓促，他的妻子孛儿帖被篾儿乞人掳去了。 　　铁木真悲痛不已，决心救出妻子。他知道自己兵力不够，就向克烈部的首领王罕请求支援。在这之前，也就是铁木真在娶了妻子孛儿帖的时候，铁木真为了扩充实力、振兴家族，曾把妻子的珍贵嫁妆黑貂皮献给了克烈部首领王罕，并认王罕为义父，取得了王罕的信任。当时，王罕就答应铁木真愿意为他收集离去的部众，帮助他把孛儿只斤部再建立起来。如今，铁木真遇到困难，就请王罕帮忙，王罕一口答应了。 　　铁木真又去借札答阑部的人马。札答阑部的首领札木合是铁木真小时的朋友，一见铁木真求援，立即表示同意。 　　于是，铁木真在王罕、札木合的帮助下，出动联军，进攻篾儿乞人的驻地，把篾儿乞人打得溃不成军，狼狈而逃。铁木真救回了自己的妻子，还俘虏了许多篾儿乞人。 　　这一仗，显示了铁木真的政治才能。他乘击败篾儿乞人的机会，收拢和团结了一批人，组成了自己的军队，从此走向了兴旺发展的道路。 　　壮大力量、成为可汗在王罕的荫护下，铁木真开始积聚力量。他先收下了折里麦，后又有很多自由的骑士、勇敢善战的勇士接踵而来，铁木真周围群英汇集，积蓄着力量。 　　一两年后，铁木真摆脱了对札木合的依附，从斡难河中游的札木合营地迁到怯绿连河上游的桑沽儿小河，独立建营。铁木真不问出身，善于容众，吸引了很多弱小的氏族，被大家拥戴为领袖，表示愿为他去“砍断逞气力者的颈项，劈开逞雄勇者的胸膛”，这些人后来都成了铁木真的亲信。一些原来有名望的乞颜贵族也向铁木真靠拢。合不勒汗的长支主儿乞氏的撒察别乞、泰出，忽图剌汗之子拙赤汗和阿勒坛，也速该之弟答里台斡赤斤，兄捏坤太子之子忽察儿等人不愿过寄人篱下的生活，挟其部众回到铁木真身边。他们在部族长联合会议上，共同推举拥有较强势力的铁木真为可汗，并表示服从。 　　铁木真经贵族会议推举为可汗，立即建立起一套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制度。他任命最早追随他的亲信那可儿、博尔术和折里麦为总管，并分设了主管不同部门的十种职务。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员，除其弟外几乎全是他的亲信。通过这套制度，铁木真组成了一支以那可儿为核心的精悍队伍。他制定并实施严格的纪律和制度，以便使他们更适合于大兵团活动，从而为统一蒙古奠定了基础。统一蒙古的天可汗铁木真经过长期征战，初步完成统一事业。后被推举为“汗”，尊称成吉思汗。 　　找到靠山本来，“蒙古”一词早先只是指蒙古草原中的一个部落，自铁木真统一各部之后，大漠南北概称为蒙古地区，所辖各个部的居民统称为蒙古人，“蒙古”一词始成为各部的共同名称。 　　新建立的以铁木真为首领的乞颜氏政权，只控制着怯连绿河上游的一小块地方，部众也不很多。铁木真知道，要扩张自己的势力，还必须继续依靠强大的克烈部首领的支持。于是，在铁木真就任可汗后，他立即派使臣向王罕报告此事。王罕对自己的干儿子继承汗位非常满意，欣然允许。 　　消除内忧十三翼之战以后，铁木真针对泰赤乌氏内无统纪、互争雄长、矛盾重重的现实，采取了笼络人心、分化瓦解的作法。在围猎中，甚至故意将野兽驱入泰赤乌的猎场，让他们获利，然后与之结盟。 　　塔塔儿本是金朝的属部，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他们劫夺了金人的羊马之后反叛。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当塔塔儿人逃奔到斡里札河时，铁木真以为父祖复仇的名义要求王罕出兵，并同金军兵合一处，将塔塔儿人围歼。古代风景画鉴赏塔塔儿人以前曾把蒙古部的首领抓住献给金朝处死了。因此，这次胜利实现了蒙古部落复仇的愿望，大大提高了铁木真的威望。同时，金朝还授予铁木真以“扎兀惕忽星”（诸部统领）的称号，使铁木真成为蒙古部名正言顺的首领。他的政治权力大大提高，从此可以用朝廷命官的身份号令蒙古部众和统辖其他贵族了。 　　在战争之前，乞颜氏贵族内部的矛盾已经暴露。撒察别乞等人虽然推举铁木真为汗，但他们并不愿意服从他的管辖，而是一直怀有争夺权位的野心。特别是攻打塔塔儿时，撒察别乞等不仅不听号令，反而乘机劫掠了铁木真的老营。战争结束后，铁木真乘胜兴师问罪，主儿乞氏在怯绿连河附近被彻底击溃，其部民牧地全被吞并。 　　撒察别乞和泰出两个人也被捕获，铁木真责以背弃盟誓，将其处死。 　　征战草原消除了内部的叛乱之后，铁木真从此开始不断削弱旧贵族的权力和地位，迫使他们从属于自己，从而在他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又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为创建帝国，铁木真与王罕会于萨里川，共同发兵攻打泰赤乌。经过激战，泰赤乌氏被击溃，其首领塔儿忽台等被杀。 　　此后，王罕和铁木真的进攻目标转向东部富饶的呼伦贝尔草原。合答斤、散只兀部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王罕、铁木真，最终也遭到失败，其部众、牲畜多被王罕、铁木真兼并掠夺而去。 　　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札木合搜罗一批败散的贵族包括塔塔儿、弘吉剌、泰赤乌等共11个部族的首领，在忽兰也儿吉集会，结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讨伐王罕与铁木真。因战斗激烈，铁木真脖颈血管被射伤，血流如注。部将折里麦用嘴吮血，精心守护。他又赤身裸体潜入敌阵，取回酸奶，终于挽救了铁木真的性命。 　　第二天，曾救助过铁木真的锁儿罕失剌领着只儿豁阿歹前来归顺。只儿豁阿歹爽直地说：“从山上射伤你的就是我。如果你让我死，只不过溅污手掌大的一块土地。倘若饶我一命，我将为可汗赴汤蹈火。” 　　铁木真非常喜欢这种直率和勇气的人：“作为敌人的人，总是避而不谈自己杀过人，采取过敌对行动。而你却直率相告，毫无忌讳，真可以作朋友。”铁木真又说：“那你就把只儿豁阿歹改作哲别（箭镞之意）吧。”之后，哲别成了一名骁勇善战的猛将。 　　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铁木真的武力更加充实，经过一场激战，彻底歼灭宿敌塔塔儿部，报了杀父之仇。从此，蒙古高原富饶的东部土地和众多部落几乎全都归并在铁木真统治之下，其势力愈益强大起来。 　　收局之争王罕对这一新兴势力的发展过猛有所顾虑。铁木真曾为长子术赤向王罕之子桑昆的女儿求婚，结果被拒绝。骄横自大的王罕仍未把铁木真当成平等的同盟者，双方关系逐渐恶化。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春，王罕父子伪许婚约，邀请铁木真赴宴，想乘机杀了他。铁木真信以为真，带领十名随从前去。行至中途被知悉内情的王罕部下蒙力克劝阻。 　　桑昆知道奸计泄露，准备偷袭铁木真。这件事又被在阿勒坛的弟弟也客扯连家放牧马群的巴歹和启昔礼听到，他们连夜驰报铁木真。王罕发兵来袭，铁木真仓促整军迎敌，大战于合兰真沙陀之地。铁木真当时仍处于劣势，虽经苦战，抵挡了一阵，但终因寡不敌众，队伍溃散。 　　合兰真沙陀之战是铁木真平生最艰苦的一场战斗，是他第一次单独与蒙古高原上最强大的贵族势力进行较量。失利以后他一面遣派使者历数王罕背盟弃约诸事，并请求媾和；一面利用喘息时机，休养士马，收集部众，驻扎在班朱尼河。他与追随的伙伴们一起盟誓：“如果我取得天下，我将与你们同甘苦、共命运。若违背誓言，就像这河水一样。” 　　经过短时期积聚，铁木真的军事力量又迅速发展。铁木真探知王罕正搭起金帐，大摆宴席，毫无戒备，遂用偷袭战术秘密包围折运都山王罕驻地，发动突袭。经过三昼夜激战，王罕父子终因力不能支，落荒而逃。 　　完成统一消灭了以王罕为首的蒙古诸部中最为强大的克烈部及其部众，是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部首领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论功行赏、封地分民之后，他的势力范围已与西部的乃蛮部接界了。 　　由于乃蛮部是当时蒙古高原上唯一还有力量能与铁木真抗衡的部族，所以铁木真早已将乃蛮部确定为下一个进攻目标。他对军队进行了整编，并建立了护卫军。军队的整编和护卫军的建立，使铁木真的军队成为一支纪律严明、高度集中的武装力量。它不仅加强了铁木真的权力，而且使追随他的将领们得到了大小官职，从而更忠诚、更勇猛地为他的“帝业”战斗。 　　经过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和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的两次大战役，铁木真终于战胜了乃蛮部落。至此，铁木真终于统一了蒙古高原。蒙古帝国的制度蒙古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壮大，这和成吉思汗实行的各种制度是分不开的。 　　统治制度成吉思汗为了巩固统一，加强统治，首先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军事制度。当时的蒙古国是一个军事行政的联合体，建立在军事编制和领户分封的基础之上。 　　它按照十进制的办法，把蒙古各部牧民统一划分为十户、百户、千户、万户，打破了原来的氏族组织，并相应地设立了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 　　在这个军事编制的基础上又建立了领户分封制。万户长和千户长由成吉思汗直接任命分封。 　　万户长和千户长按其等级高低，领有一定范围的大小不同的疆域作为封地，并领有封地内数量不等的封户，成为大小领主。享受领户分封的是宗亲和异姓功臣。 　　怯薛制度在军事编制中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怯薛制度。铁木真在称汗之后，下令挑选各部贵族子弟及“自身人”（自由民）中古代风景画鉴赏“有技能、身体健全者”，组成一支一万人的怯薛。这支军队由他直接指挥，驻扎在他的大斡耳朵（殿帐）周围，分为四班，由四个亲信的那可儿任怯薛长，每三日轮流值班。这是蒙古军的精锐，也是对地方加强控制的主要武装力量。 　　其次，成吉思汗下令把许多习惯法固定下来，编成法典，称为“大札撒”。任命他的末弟失吉忽秃忽为全国最高断事官（蒙语为也可札鲁花赤）。 　　他发表的训话和命令编为《训言》，也具有法律效力。此外，在行政组织上，如掌印、狩猎、马匹和牲畜的管理，军务的总管，军需的供应等，也都定下制度，责成专人负责，初步形成了一套行政管理的体系。 　　蒙古文的形成在意识形态方面，成吉思汗意识到宗教对政治的作用。当时在蒙古游牧社会中，萨蛮教巫师称为“别乞”，最有势力，是最高僧侣。成吉思汗委任兀孙老翁为别乞，使宗教领袖成为国家高级神职人员，为他的统治服务。 　　12世纪时，乃蛮部人已直接向邻近的畏兀人学得了文字拼写的方法，用以纪录蒙古语。当时畏兀人用的是粟特体突厥文字母，这种蒙文习惯上称为畏兀体蒙古文。成吉思汗本人不懂蒙古文，但他在征服乃蛮后，令被俘的乃蛮掌印官畏兀人塔塔统阿教导蒙古青年读和写。从此蒙古有了文字和印信。成吉思汗的“大札撒”（法令）和“必里克”（训言）就是用这种文字记录下来的。风雨皇后孛儿贴孛儿帖作为蒙古汗国的皇后，成吉思汗的正妻，备受成吉思汗喜爱。 　　青梅竹马公元1170年，9岁的铁木真与10岁的孛儿帖在“金秋打籽”之季，由父母做主定了娃娃亲。本该留在德薛禅家做赘婿的小铁木真因父亲也速该的中毒死亡而不得不离开孛儿帖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中挑起家庭的重担。被族人抛弃的铁木真一家生活十分艰苦，靠坚强的诃额伦母亲挖野菜、草根来喂养几个年幼的孩子。其间，铁木真差点儿被泰赤乌人杀害，幸得锁儿罕失剌救助才得以逃脱虎口。铁木真在苦难的生活中一天天长大了，于公元1179年“亥猪多子之年”与健壮美丽的少女孛儿帖喜结良缘。两个年轻人沉浸在蜜月的欢乐之中，却不知厄运正悄悄地来到他们的身边。 　　历经坎坷雨季的一天早晨，天色苍黄还没有大亮，人们正在酣睡，大地上响起了震颤的声音，是一队300人的蔑儿乞人找到铁木真一家报仇来了，因为诃额伦应是蔑儿乞人首领脱黑脱阿的弟弟也客赤列都的妻子。大地震颤的声音被老仆人豁阿黑臣听到了，她把全家都快速的叫起来。 　　铁木真母子六人（铁木真、诃额伦怀抱帖木仑算一人、合撒儿、合赤温、别勒古台、帖木格）和那可儿博尔术、者勒篾每人骑上一匹马，另备一匹做从马，铁木真家里的九匹马一下子就分光了。只剩下新娘孛儿帖、别勒古台的母亲和老仆人豁阿黑臣无马可骑，难以逃跑。铁木真狠心丢下孛儿帖，保护着父母兄弟向不儿罕山逃去。 　　孛儿帖只好坐在牛车里，与豁阿黑臣逃命。但是牛车的速度是如此之慢，很快便被蔑儿乞人的军队追上了。当头一人问驾车的豁阿黑臣，你是什么人？豁阿黑臣说：“我是铁木真家里剪羊毛的，我如今回家里去。”那伙军人被骗过去了，豁阿黑臣急忙猛抽花牛，车子飞速跑起来。不料，车子碰上了一块大石头，车轴断了。那伙军人又抓了别勒古台的母亲回来，这次他们提高了警惕，从车中搜出了美丽动人的孛儿帖。由于不儿罕山周围都是陷泥险林，蔑儿乞人无法进山抓住铁木真，只好带着3个被抓获的妇女回去了。 　　他们相互安慰说：“夺要诃额伦的仇，已将铁木真的妻拿了，这仇也报了。”为了报复也速该，脱黑脱阿强迫孛儿帖与也客赤列都的弟弟赤勒格儿结婚。孛儿帖无力反抗，只好听天由命，等待铁木真前来搭救。 　　借兵夺妻借兵夺妻孛儿帖是被三姓蔑儿乞人抢走的，他们是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要从他们手中抢回孛儿帖，不能只凭少数人的力量，必须有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如何组织起这样的一支军队呢？这也成为铁木真从患难中崛起的契机。铁木真无法靠本氏族成员来编制军队，因为他的同族成员已抛弃了他。铁木真唯一可以依靠的便是他的“安答”了。 　　“安答”者，“义兄弟”也，“犹言盟友也”。由于贫富差别的产生和阶级分化的加剧，这种“安答”关系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不同氏族的人在利害关系一致时的相互利用。结交安答的目的在于联合盟友，扩充势力，以便进行掠夺和自卫。铁木真现在就利用这种关系来组建军队。他结婚时，曾将岳母搠擅夫人带来的珍贵礼物——黑貂端罩（黑貂皮做的短大衣，不沾水，不落雪），送给了“安答”或“义父”——王罕，克烈部的首领。王罕得到了这件珍贵的礼物，兴奋地对铁木真说：“你离了的百姓，我与你收拾。漫散了的百姓，我与你完聚。我心里好生记着。” 　　现在铁木真就来求王罕帮他救妻。因王罕七岁时，被蔑儿乞人掠去舂米，对蔑儿乞人怀恨在心，所以很痛快地答应了：“去年你与我将貂鼠袄子送时，我曾说离散了的百姓，我与你收聚。我心常记着有来。如今我依着那言语，将蔑儿乞灭着。”并建议铁木真联合札木合一起进攻。札木合与铁木真是从小玩到大的伙伴，曾数次结为安答，根据蒙古传统，结为安答后，要同生死，不相弃。因此，札木合也同意帮助铁木真，并帮助铁木真将也速该的百姓收集了1万人，铁木真从此有了自己的百姓和军队。王罕、札木合和铁木真聚集了4万人的军队，以压倒性的优势向蔑儿乞人发起了进攻，蔑儿乞人大败而逃。铁木真夺回了失去9个月之久的孛儿帖，并尽诛围困他的300个蔑儿乞人。 　　无情未必真男儿孛儿帖虽然抢回来了，但当初蔑儿乞人猝然侵入的时候，铁木真将她干脆地抛弃了，铁木真心里始终感觉愧对妻子，所以当孛儿帖被夺回不久便生下术赤被人议论时，铁木真并不曾责怪她一句。 　　对于术赤，铁木真既不十分亲近他，但也不鄙视他，足见他对孛儿帖的愧疚之深！是啊，连外人都有马骑，还备有一匹从马，却不肯让新婚的孛儿帖骑，铁木真该对孛儿帖的牺牲做出多大的补偿才能弥补孛儿帖的伤心啊！谁能猜想，孛儿帖一个人坐牛车逃跑时，心里没有恨意？没有对铁木真的失望？尽管史书不会记载，但时隔千年，我们仍能感受到孛儿帖在牛车里无助而恐惧地哭泣。 　　孛儿帖在铁木真最落魄时嫁给了他，虽然被人抢去为妻，却仍爱着铁木真，在他一生的事业中，忠心服侍他。铁木真也是知思必报的真汉子，一生尊重自己的妻子，并不因极度宠爱自己的妃子而薄情于她。大概铁木真心中的愧疚是他一生珍爱孛儿帖的重要原因吧。六征西夏成吉思汗在攻金之前，为了免于受到西夏的牵制，决定先用兵西夏。 　　为什么选择西夏开刀西夏自公元1038年元吴建国至公元1227年被蒙古灭亡，经历了大约200年的时间。西夏与蒙古素无恩怨，亦无瓜葛，成吉思汗为什么连续发动6次征伐西夏的战争，必使其国破人亡，才肯善罢干休呢？ 　　这得从西夏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当时的历史环境来分析。西夏位于黄河以西，因此又被人称为“河西，其国土狭小，方二万公里”，其辖境相当于今宁夏、甘肃以及青海、陕西等部分地区，北靠蒙古，西连西辽，东邻金国，南界大漠，居于各大国强权之间，是蒙、金必争的中间地带，处于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因它东与金接壤，北与蒙只有一漠相隔，助蒙则蒙军可居高临下，直抵金朝心脏——河南；助金则可使蒙古腹背受敌，受到左右夹攻，无论蒙古还是金国都不敢轻视西夏的重要战略地位。 　　当时，成吉思汗虽然羽翼渐丰，觊觎金国日久，但金国兵多地广，军力雄厚，不可小视，所以成吉思汗没有草率发兵攻金，“未敢轻动也”。在这种势均力敌的情形之下，西夏的地位日益重要起来。而西夏正与金联盟，使蒙古备受威胁。成吉思汗要解除后顾之忧，就必须征服西夏，这是成吉思汗对西夏发动战争的主要原因。而且西夏相对于金国势小力弱，较宜取胜，况且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方法，正是成吉思汗一贯的作战方针。攻取西夏除了战略决策的需要外，还是很好的物资配备和兵源补充地。西夏“地饶五谷，尤宜稻麦”、“岁无旱涝之虞”，是西部的天然粮仓。除盛产粮食外，西夏的战马、乘骆亦相当出名，这对以骑兵作战的蒙古人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素享盛名的还有西夏的“良弓”与“甲胄”。据《兵策》记载，西夏甲胄“由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沈括也在《梦溪笔谈》中对西夏良弓大加赞赏，“（西夏）神臂弓，最为利器”。战马、良弓是蒙古骑兵的最佳配备，西夏的30万骑兵如果臣属于成吉思汗，则蒙古骑兵的力量会大大增加，以上这些无疑也是成吉思汗征伐西夏的原因。 　　试探性进攻公元1205年，成吉思汗终于发动了对西夏的第一次征伐战争。但这次只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并未深入其地，仅“拔力吉里寨，经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橐驼以还”。西夏虽国小力弱，但也曾是能抵抗北宋几十万大军的劲旅。因此成吉思汗的第一次征伐仅是一次以追击逃敌为借口的抄掠性战争，其目的是观察一下西夏的反应和其军事实力。这次试探性战争，西夏军队还未来得及反应，蒙古军队已大掠而还了。它造成了西夏朝廷的极度恐慌，甚至导致了一场宫廷政变。 　　公元1206年，夏桓宗李纯佑被废，李安全继位，称夏襄宗。夏襄宗登基后，依然主张联金抗蒙，自甘为臣，以求共同抗蒙，这无疑是对蒙古的挑衅与威胁。成吉思汗于公元1207年秋，再次出兵征讨西夏，历经数月，“克（西夏重镇）斡罗孩城”。后因粮草不继，夏天已到，遂撤军回蒙避暑。第二次征伐战争宣告结束。 　　尝到甜头吃够了不善攻城之亏的蒙古人，经过一年多的练兵备战，于公元1209年秋卷土重来，发动了对西夏的第三次征伐战争。面对有备而来的蒙古骑兵，西夏军队步步为营，顽强抵抗。双方在黑水城之野摆阵厮杀，西夏军队本想依靠人多取胜，但却忘了自己不是早先的西夏劲旅。长期缺乏训练的西夏军队，交战不久，便被凶悍的蒙古人冲乱了阵脚，被杀得落花流水、尸横遍野，落得个副帅被杀、主帅逃跑的可悲下场。蒙古军队乘胜轻松攻克西夏重镇斡罗孩城、克夷门，使得西夏无险可守。 　　蒙古军队如入无人之境，直逼西夏首都中兴府下。夏襄宗求救于金，而金章宗已死，卫王永济懦弱无能，不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竟然声称：“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也”，拒绝出兵救夏。 　　夏襄宗求救无门，只好困守中兴。亏得中兴府城高池深，蒙古兵屡攻不下，后来蒙军竟引贡问之水淹城，但城墙高厚，水不能进，却差点倒淹了蒙古军队。成吉思汗派人前去招降，夏襄宗走投无路，不得已献女求和。蒙军掠夺了大量的人民、财物及牲畜满载而归。这次战争不但解除了蒙古的后顾之忧，而且成为蒙古攻打金国的桥头堡。 　　消磨对手第三次征伐战争后，蒙军开始向金国进攻。西夏又发生了一次宫廷政变，夏襄宗李安全被废而死，夏神宗李遵顼夺取政权。他仇恨金人见死不救，正式宣布与金朝断交，开始助蒙攻金。 　　西夏降蒙之后，“合兵攻金，役为藩属。”在蒙古利用下与金作战13年，大小战役25次，动辄征兵数万人。“继征发日多，（西夏）不堪奔命，礼仪渐疏。” 　　当成吉思汗准备西征，派使前来征兵之时，西夏大臣阿沙敢不出口相讥，“气力既不足，何以称汗为？”惹得“蒙古主怒，渡河来攻”。蒙古军队再次兵临中兴府下，夏神宗走西凉，遣使来降，因成吉思汗急于西征，遂罢兵息戈。第四次征夏战争暂告结束，但成吉思汗留下话说：“待西征胜利归来，却再理会之。”李遵顼让位于次子李德旺，称夏献宗。夏献宗企图改变依附蒙古、屈辱投降的政策，欲与金重修盟好，共同抗蒙。金国也看到只有两国联手，才能自保，他们企图趁成吉思汗西征之机，“阴结外援，蓄异图”。 　　但这一情况还是被成吉思汗知道了，他密令木华黎之子孛鲁征讨西夏，“斩首万余级，获牲口马驼牛羊数十万”，又使西夏受到一次沉重打击。 　　夏献宗的错误西夏作为一个小国，长期在大国之间的夹缝中生存，只得用投降与对抗的巧妙方针周旋于各国之间，一会联辽抗宋，一会联金抗蒙，一会又反过来联蒙抗金，有时甚至同时臣服于两国。但这次西夏人分析错了形势，在受到孛鲁的第五次征讨后仍坚持联金抗蒙。 　　当成吉思汗西征归来，看到唐兀惕人乘他不在时变得倔强，动摇于降叛之间。于是他意识到，西夏反复无常，不灭之难以灭金，成吉思汗不顾七年西征的疲劳，毅然发动了对西夏的第六次征伐战争。但成吉思汗已64岁，是一位老人了。在一次打猎时，不慎从马上坠下，生起病来。西夏本应趁此机会言和，却口出狂言，“要打便打，要作战便作战”。惹得成吉思汗狂怒不已：“听彼出此大言，即死也，亦应就其言而行之。”并下令破城之后“自唐兀惕百姓之父母甚至其子孙之子孙，尽殄无遗矣。”蒙古大军兵分两路，从西面和东北夹击西夏，一路攻城陷镇，无坚不摧，直奔中兴府而去。 　　蒙古兵沿路烧杀抢掠，西夏人挖洞躲避，幸免者百无一二。战败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城池接连丢失，可怜的夏献宗李德旺早已没了当年的勇气，在惊惧中死去。 　　西夏灭亡西夏南平王李睨在忧患中继帝位，得知蒙军正攻灵州，亲率50万大军前去支援。成吉思汗见西夏倾全国兵力来援，便亲自坐镇指挥，并趁黄河结冰，用弓箭射退援兵，强渡黄河，大败西夏援军，攻克灵州城，西夏兵将全军湮没。李睨困守中兴府，蒙古兵第三次兵临城下。 　　公元1227年6月，“帝遣察罕入城，谕以祸福”。夏王李睨自知西夏已无力与蒙古相抵抗，决心投降蒙古，永不再叛，并“向成吉思汗表示奴隶般的顺从”。他请求成吉思汗给他一个月的时间准备，其实是借此观察成吉思汗的病情，以决定降或不降。 　　当时，成吉思汗旧伤未愈，又添热病，果真一月不到便驾金车西去。但成吉思汗料事如神，在留下的三条遗嘱中，其中一条便是如何灭西夏的。因为成吉思汗曾发誓，“既死也，亦应就其言而行之。”成吉思汗密令：“我死之后，不要发丧、举哀，好叫唐兀惕人不知我已死。待一月期到，唐兀惕国王和居民从城里出来时，你们可将他们一下子全部消灭掉。”臣子们依计行事。西夏人不见蒙军举哀，以为成吉思汗未死，乖乖出城投降，蒙古军队一涌而上将他们全部杀死，中兴府无一活人。西夏人在抵抗了蒙古4年之后，终于寿终正寝了。 　　蒙古消灭了西夏，解除了后顾之忧，为南下攻金作好了充分准备。“唇亡齿寒”，金人已领悟到了，南宋却还未尝到苦头。结果，金亡了，南宋也亡了，历史的重复有时真简单的可怕。灭金的野心成吉思汗从蒙古的统一开始便思量着如何向自己最大的敌人下手。 　　探察金国公元1227年春，成吉思汗见西夏灭亡大局已定，只留少量兵力在夏境等候接收投降，自率主力进入金国西境，攻陷临洮（今属甘肃）、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抱罕）、西宁、德顺（今宁夏隆德）等地。 　　蒙古士兵闰五月，他避暑于六盘山，精心筹划灭亡金国的军事大略。 　　成吉思汗首先考察了蒙金战争的新形势。他得知金国在近十年期间，曾经历了一段十分艰难曲折的道路。金宣宗完颜殉在权臣术虎高琪操纵下，为了补偿对蒙古作战的损失，发动了进攻南宋的战争。结果却是劳民伤财，徒伤国力，并且激化了金、宋矛盾，迫使南宋更加向蒙古靠拢，自陷于腹背受敌、四面楚歌的危险境地。后来又在木华黎、孛鲁指挥的蒙、汉、虬军沉重打击下，疆土日蹙，岌岌可危。 　　金哀宗完颜守绪于公元1224年即位后，为了集中力量抗蒙，主动停止了攻宋战争，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把数十万主力部队屯驻潼关附近，并沿黄河两千余里，分为四段派20万大军坚守。摆在成吉思汗面前的就是这样一种金军与蒙古军隔河对峙的局面。 　　蒙、宋、金的三角关系成吉思汗又考察了南宋与金国的世仇关系。宋朝从公元1126年以来，一直备受金国的欺凌。公元1127年，北宋为金国灭亡。南宋建立后，又屡遭金军南下攻掠，先后于公元1141年、公元1164年、公元1208年被迫与金国订立了“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宋割让六个州土地给金国，年年向金国纳贡，岁币由20万增为30万，南宋向金国称伯父。 　　自从蒙古发动攻金战争以后，一向对金国卑躬屈膝的南宋朝廷态度逐渐强硬了起来，并为金国有难而幸灾乐祸，乘机停止了向金国交纳岁币。宋、金历来战争的结局，从来都是以金胜、宋败而告终，唯独公元1217年至公元1224年的宋金战争，南宋因有黄河以北的蒙古军作为不结盟的盟军，形成对金军的南北夹击之势，故而取得了胜利。 　　成吉思汗还仔细地考察了蒙古与南宋的关系。蒙古、南宋之间，初期因有金国、西夏的阻隔，两国不相邻、不相属，也不直接交往。随着蒙、金战争的进程，蒙古和南宋双方都逐渐把对方当作可以借用的力量，成为不结盟的同盟关系。公元1221年，成吉思汗在西征中，驻夏铁门关（原苏联俄罗斯杰尔宾特西），曾经亲自接见了南宋派来的使者苟梦玉，双方进行了沟通，在攻打金国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和支持。公元1223年，苟梦玉第二次出使西域，成吉思汗再次接见来使，并且进行密谈。史料对二人的会谈内容没有记载，但史家从尔后双方的言行分析，可能在两个方面达成协议：第一，蒙、宋双方都把金国看作共同的敌人，并把对方视为对抗金国的同盟军；第二，蒙、宋在适当时候联合起来灭金。 　　蒙、宋在以后的交往中，因为双方有着金国这个共同敌人，存在着许多一致性，但因为双方有着许多根本的利害冲突，又存在着对抗性。所以，蒙、宋关系也时好时坏。 　　胸有灭敌计公元1227年春，成吉思汗为探察绕道宋境攻金的路线，特遣一支游骑偏师，深入南宋利州路（今四川北部、陕西南部及甘肃东南部一带），抄掠了“五州”——阶州（今甘肃武都县东）、成州（今甘肃成县）、西和州（今甘肃西和县西）、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天水州（今甘肃天水市西南）。由此，成吉思汗已经十分清楚地洞察了从侧后迂回包围金国都城南京（今河南开封）的进军路线，但是必须向南宋借道并联合南宋，这是唯一的出路。 　　古代风景画鉴赏于是在成吉思汗的脑海中，一个利用宋金世仇、借道宋境、联宋灭金的大迂回、大包围战略逐步形成了。同年六月，成吉思汗从六盘山移营清水县（今属甘肃）的西江。当时天气酷热，66岁的成吉思汗患病，发起高烧。自知病情严重，活不多久了，而自己苦心谋划的灭金战略也只能交由别人去实现，所以召集拖雷及亲密部将，把胸中方略口授于众。 　　成吉思汗的灭金战略，大体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对蒙、金战略形势的客观、冷静分析。他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他认为，鉴于金军还有主力数十万，地处要冲，只靠蒙古军自身的力量从正面攻击，在短期内灭亡金国是不可能的。 　　其二，确定了利用宋、金世仇，绕道宋境，实施大迂回的作战方略。他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终成遗愿成吉思汗这一灭金战略，在其去世后，由儿子窝阔台、拖雷实施，公元1231年春蒙军兵分三路：东路出山东济南，以作牵制；中路由窝阔台率领，从白坡（今河南孟县）南渡黄河，从正面进攻西路系三路之主力，由拖雷率领，从宝鸡（今属陕西）南下，绕道宋境，经由川北、陕南入河南，包剿开封。公元1232年正月三峰山大战，歼灭金军精锐15万人，俘杀金帅二人；八月郑州大战，歼灭金军主力十余万人，至此金军精锐几尽，金哀宗被迫逃离南京，辗转至蔡州（今河南汝南）。公元1234年正月，宋、蒙联军攻破金国临时首都蔡州，金哀宗自杀，金国灭亡。成吉思汗的灭金战略全部得到兑现。由他亲自发动的蒙、金战争，历时24年，至此以胜利告终。西征伟业蒙古士兵的铁蹄跨越万水千山，震动了亚欧大陆。 　　虚假和平在蒙古铁骑向西挺进的征程上，首当其冲的是地处中亚的花剌子模国。花剌子模是中亚古国之一，位于阿姆河下游。其王号花剌子模沙（波斯语，意为王）。它摆脱了西辽和墨尔柱帝国的统治之后，发展成为伊斯兰世界最蒙古部族强大的国家。铁木真攻入金国的消息传到中亚后，花剌子模国国王摩诃末为证实这一消息并探听蒙古实力，在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底，派以巴哈丁剌只为首的花剌子模使团到达中都，亲睹了战争带来的惨状。 　　铁木真在驻营地款待了使者，并提议：“朕为东方的统治者，贵国就为西方的统治者吧。我们双方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要允许商人自由通行，进行贸易。”当时铁木真并无征服西方的计划，只是着意于通过贸易获得异国物品。他曾颁布一道法令：凡商人至其境者，将保证其安全营业；凡有贵重物品，需先送到他那里由他选购。 　　铁木真也派出使团携带大量贵重礼品去花剌子模回访。 　　嘉定十一年（公元1218年）春，使团到达河中，转达了铁木真愿与花剌子模缔结和约、互通贸易的旨意。 　　摩诃末于夜间单独召见使团首领马哈木，探间铁木真的虚实。马哈木谎称铁木真的军队数量装备与花剌子模不能相比，明显处于劣势。这正符合摩诃末自恃强大的狂妄心理，他听后非常满意，答应与铁木真缔结和约。 　　激怒可汗随蒙古使团一起出发的蒙古商队共450人，他们用骆驼驮载金银、丝绸、毛皮等到达花剌子模边境城市讹答剌。讹答剌长官亦难出贪图商队财物，竟诬指他们为间谍，将他们扣押起来，然后写信报告摩诃末。摩诃末命令将商人全部杀掉，货物没收。 　　铁木真闻讯后，流下了愤怒的热泪，决意兴兵复仇。他派三个使臣到花剌子模指责摩诃末背信弃义，并要求交出凶手。摩诃末严辞拒绝，下令杀死为首的使臣，将其余两个剃去胡须，驱逐出境。胡须对伊斯兰教徒来说是权力的象征，割掉它是奇耻大辱。不斩来使、不杀说客是国家间交往的惯例。自己的使节蒙此厄运，雄狮一样的铁木真再次被激怒了。他登上山巅摘下冠帽，祈祷达三天三夜，求神灵佐助，决计攻伐花剌子模。 　　风卷残云的征战他派遣先锋哲别率领一支军队，消灭了盘踞西辽的屈出律，扫除了进兵路上的障碍。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铁木真待马群肥壮之后，率领蒙古军和金国、西夏新归附的契丹军、汉军、河西军和畏兀儿、哈剌鲁首领率领的军队以及大批能工巧匠，翻越阿尔泰山，开始了西征。 　　铁木真的军队总数不足20万，但其军威严整，战斗力很强。当时花剌子模拥有约40万军队，但其组织庞杂，训练不足，士气低落。在大敌压境之时，摩诃末有些惊惶失措，他采纳了分兵把守城堡的策略，他自己则准备退缩到阿姆河以南，并随时准备放弃河中。 　　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秋，铁木真统率全军向花剌子模进发，抵达讹答剌。经过五个月的苦战，蒙古军队终于攻破城防。守将亦难出率余部继续抗击，最终被生俘。蒙古军杀掠之后夷平了讹答剌城。亦难出被送往驻屯在撒麻耳干的铁木真处。铁木真下令往爱财如命的亦难出的眼睛和耳朵里灌注熔化了的银块，将其杀死，给死于非命的商人报了仇。经过若干艰苦卓绝的战斗，在强大的蒙军攻击下，花剌子模的国王最后逃到黑海的一个小岛上，不久就病死了。他的儿子札兰丁屯兵于八鲁湾（今阿富汗喀布尔北），继续和蒙军抵抗。铁木真派兵围剿，最后在中河（今印度河）边大败札兰丁，札兰丁逃入印度境内。世界征服者从一个历经磨难的孤儿成为蒙古草原的统治者，又因为西征变成了世界征服者。 　　 　　第十二章 　　 　　世界各国的敬仰虽然西征中，由于扩张思想的错误，使其犯下了超越复仇、屠杀无辜的严重错误，但纵观主流，成吉思汗仍是一个功大于过、叱咤风云的世界性历史巨人，是一位丰富了世界思想文化宝库，成名震撼欧亚的中国蒙古族杰出政治家。志费尼将其称为“世界最伟大的征服者”，一点也没错。 　　纵览世界历史，凡是被称为世界征服者的人物，其首要因素无不是军事力量称霸当时，用武力打开世界的大门，扩张了广大的国土，给世界造成了极大影响。与其他世界征服者相比，成吉思汗在军事上无疑是最伟大的统帅。成吉思汗的兵法之高超几乎是举世公认的，正如万耀煌将军在布尔霖《成吉思汗》序言中写道的：“中国之兵学，至孙子而集理论之大成，至元太祖成吉思汗而呈实践上的巨观。此二人遥遥相距千载，一则援笔而言，一则仗剑以行，卒以造成历史上中国军威震烁欧亚之伟业，发扬数千年中国兵学养精蓄锐之奇辉。” 　　许多世界著名学者、政治家也都盛赞成吉思汗的军事天才。《罗马帝国之衰亡史》的注解者伯力曾说：“蒙军布置精密，战略优良。欧洲任何军队所不能及。”志费尼更是如此评价成吉思汗：“说实话，倘若那善于运筹帷幄、料敌如神的亚历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时代。他会在使用计策方面当成吉思汗的学生，而且在攻城掠地的种种妙策中，他会发现，最好奠如盲目地跟着成吉思汗走。”此语确实将成吉思汗捧上了天，有过誉之嫌。 　　但尼赫鲁也认为：“无疑地，成吉思汗如果不是世界最伟大的军事领袖，也是最伟大的领袖之一。”此话甚是，依成吉思汗的军事能力，是足以当之无愧的。 　　丰功伟绩成吉思汗在长期战争中，既吸收和继承了游牧民族尚武精神的传统和以马文化为特色的战略战术，又在进攻中原和西征的战争过程中吸纳汉地先进军事技术、东西方国家和民族的军事文化，使其军事思想整合了当时游牧军事文化和农耕军事文化，集中了欧亚两洲军事思想文化的精华。这种在实践中形成的军事思想，比较系统地解决了建军，治军和用军的基本问题，最终形成了成吉思汗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蒙军获得一次次战争的胜利，是与成吉思汗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军事天才分不开的，“当时和他作战的国家统帅是没有一个能和他匹敌的”。西征中，成吉思汗仅用15万军队在二年内就打败了花剌子模40万军队，取得了威震欧亚的西征决定性胜利，就是最好的证明。 　　除了军事战争，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国的规模，历史上无论古今还没有能与其相媲美的国家。它远远超过了亚历山大大帝的铁蹄、罗马军的利剑，以及拿破仑的大炮所征服的地域。而且成吉思汗在一次次战争实践中培养出的儿孙，个个文武双全，所以蒙古帝国的后继发展也是其他世界征服者难望项背的。值得一提的是，不可一世的亚历山大大帝死后，手下高官为争帝王宝座，闹得帝国分裂，其子孙落得一个个出外逃亡的境地。而成吉思汗死后，手下大权在握的重臣元帅竟无一人觊觎汗位，其子孙后代一直统率帝国达一个世纪之久，这不能不令人敬佩。 　　当然，成吉思汗的成功并非仅靠其武力的强大就能达到的。许多游牧民族国家的首领，其武力都曾煊赫一时，如匈奴、回纥汗国等，但往往都是拥有百万雄师的一代枭雄而已。尽管也有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建国，如北魏、辽、金国，但他们的王朝既没有对统一中国有多大积极影响，更谈不上对世界有什么作用。但成吉思汗却能使名不见经传的小小蒙古族突然间崛起，不但统一了中原，使中国的疆域恢复到汉、唐时代的管辖范围，而且西征的结果给世界也造成了震撼性的影响。 　　蒙古族因为成吉思汗赋予它的新的文明和生命力，没有像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一样迅起迅落，而是以蒙古草原的主人和一个世界性的现代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烙下特有的痕迹，至今存在。这都是成吉思汗的功劳。 　　世上再无第二个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曾被人认为是一个“从始至终的草原人”，一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武夫、野蛮人。但史实证明，成吉思汗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更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他在内政、外交、治国、用人、法治、商贸等方面都有突出建树。尽管成吉思汗不识字，脑中还存在着蒙古主义及其主体文化意识，但是成吉思汗和他的帝国却是凝聚了世界先进文化、多元文化以及当代智者智慧的结晶。因为成吉思汗竟然能把一个伦理无常、盗贼横行的混乱社会，治理成骚乱止息、天下太平、出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文明社会，这不能不说是治国史上的奇迹！另外，从治国政策、经济思想、用人观念以及宗教政策等方面，也可以看出成吉思汗是一个多么优秀卓越的政治家。 　　能够做到成吉思汗那样成功的人，世上再无第二人。但成吉思汗能够被称为最伟大的世界征服者，不仅仅是由于他天才的军事才能、卓绝的治国本领，还由于他有着开明的思想、坚定的信念、无畏的勇气和战死杀场的决心。另外，成吉思汗改革国家体制，解放奴隶，并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创造了一条那个时代了不起的群众路线。 　　正是由于成吉思汗调动起了广大奴隶与平民的积极性，才打了一场成功的古代人民战争。正是由于成吉思汗身上集中了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天赐优点”，才使他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征服者。血性美人歌璧歌璧是大草原上最美丽的女子，因美丽享受荣华，又因美丽饱受痛苦。 　　母嫁儿子在蒙古的西部是地广人多、势力强大的乃蛮国，国主老太阳罕有一位妖艳盖世的妃子歌璧（亦称古儿别速）。她貌美性媚，集温顺柔古代风景画鉴赏美与酷爱血刃于一身，身体有异香，是天生尤物。老太阳罕亦难察必勒格汗死后，两个儿子台不花和不亦鲁首先要争夺的不是太阳罕的王位，而是这位有漠北第一美人之称的后母。 　　台不花双管齐下，将王位与歌璧都弄到了手中，他成了新的太阳罕。太阳罕根据当时“妻其后母”的习俗，将歌璧收为自己的妃子。于是，歌璧便由继母变成爱妃，成为第二代太阳罕的妃子。骄纵的女人歌璧不仅以其美貌专宠后宫，而且专权擅政，好干预政事。当她听说王罕被铁木真打败，又被自己的边将杀死后，马上对太阳罕说：“王罕乃曩昔年迈之大罕也，可取其首来，若然，则俺其祭之乎！”即要求太阳罕将王罕的头颅拿来，她要看一看是不是真的，若是，还要以礼祭祀一下。 　　首级很快被送到宫里，乃蛮大臣有许多人见过王罕，都确认这头颅真是王罕的。太阳罕依言下令给王罕以君王之礼举行祭奠仪式，让大臣们以臣子礼节、儿媳们以儿媳的礼节祭祀他。王罕的头颅在太阳罕的宝座上摆了若干天。一天，太阳罕望着头颅出神，恍惚中看见王罕对他一笑，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歌璧笑话太阳罕胆小无用，将王罕的头颅掷于地上，用脚踩碎了。 　　乃蛮老臣可克薛兀撒卜剌黑对此十分不满，并说太阳罕您庸暗怯懦，歌璧又“治道锋锐”，我们怎么对付蒙古人呢？太阳罕听了，以十分轻蔑的口吻说道：“听说东方有为数不多的蒙古人，用弓箭吓唬年迈的老王罕，使老头子出走，死在我们边将手中。莫非铁木真想做皇帝不成？我要亲自去讨伐他！”歌璧接过话头，以一个大国皇后的口吻说：“蒙古人浑身膻气，衣服油污不堪，要这些蒙古人有什么用？若有清秀的媳妇、女孩，让她们洗干净，倒可以派个挤羊奶的差使。”太阳罕为讨其欢心，便说我要到蒙古那里，把他们的箭筒、弓矢统统夺来。他们就这样口出大言，轻率地做出了进攻蒙古的命令。 　　乃蛮军的失败面对强大的乃蛮国主的挑战，还很弱小的蒙古人心里也十分恐惧，许多人借口马瘦不敢去跟太阳罕的军队作战。但是成吉思汗的弟弟斡惕赤斤和别勒占台却主张迎敌，并鼓励士兵们，男儿应当做大丈夫，死则要与弓矢同卧，乃蛮人以其国大民众而口出大言，我当就其大言而伐之！成吉思汗十分欣赏他们的勇敢，他立即下令将营地迁徙到客勒帖该合答地面，准备与乃蛮军队作战。 　　当成吉思汗率领着军队到达斡儿寒河一带时，已是秋天了。成吉思汗为了掩盖自己兵少马弱的情况，命令“凡有性命者，人各点火五处”，以造成人马众多的假象。太阳罕果然被迷惑了，准备后撤。但是儿子屈出律和部将豁里速别赤都认为太阳罕太怯懦无能了，“叩鞑而去矣”。太阳罕被激怒了，“人死的性命，辛苦的身躯，都一般。您那般说啊，咱迎去与他厮杀。”但是成吉思汗的军队如猛虎入羊圈一样杀得乃蛮兵节节败退，太阳罕的勇气也不见了，害怕地一步步撤退到山顶上，最终被蒙古人乱箭射死。 　　太阳罕死了，妖艳的歌璧被蒙古兵押送到了成吉思汗的宫帐中。歌璧一见成吉思汗便柳眉倒竖，咒骂不绝。铁木真问她：“汝非谓蒙古之味恶欤？今何以来也？”此话令歌璧羞愤难当，一头向几案撞去，却被成吉思汗一把搂入怀里。亡国灭种，为人妻妾，血性的歌璧殉情不成，只好做了成吉思汗的妃子。 　　成吉思汗十分宠爱这个娇艳盖世的美人，连出征也常携其相伴，几至专宠，长久不衰。这个先后成为三个可汗之妃的美人，因其出色的美貌，至老都未失宠。全真道人丘处机蒙古军营来了一位鹤发童颜、碧眼方瞳的道人，这便是全真道的丘处机。 　　闻名天下的道士丘处机幼年父母双亡，19岁入山学道，拜全真教祖师王吉为师。在雪山讲道之前，丘处机已是非常著名的道士，以有“治天下之术”和“长生不老之术”闻名天下。 　　在蒙古大军西征之时，耳顺之年的成吉思丘处机像汗，直面老年将至的现实，从谋士耶律楚材那里了解到丘处机有真才实学，决定发诏邀请。丘处机面对盛情邀请，难以推却，只好前往。 　　当然，丘处机去西域谒见成吉思汗也是有其自身目的的，他试图通过这一方式影响成吉思汗“罢干戈致太平”，劝说成吉思汗早日回军。 　　活“神仙” 　　丘处机到达撒麻耳罕时，成吉思汗驻军在哥疾宁附近的八鲁湾，当他得知丘处机到达撒麻耳罕的消息后，马上差人迎丘处机到八鲁湾附近的成吉思汗行宫。 　　成吉思汗见到丘处机果真是仙风道骨，分外高兴，特赐美食，设庐帐，优厚犒劳。他高兴地说：“今日，你不远万里来西域，朕无比喜悦。”丘处机回说：“我奉诏前来，是天所使然。” 　　成吉思汗询问道：“你有何高见于我？” 　　丘处机明知道成吉思汗急于了解长生之道，他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想到自己沿途所见蒙古军西征造成的残破景象，深感这与全真道的道旨极不相称，于是进言说：“欲统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 　　成吉思汗尽管心中急于知道长生之道，但觉得丘处机所言有理，便点头称是。丘处机又进言说：“治国之术，以敬天爱民为本。” 　　成吉思汗点头同意，并且马上转入正题，接着问道：“你有什么长生不老药献给我？”丘处机说：“世上只有卫生之道，可使人延年益寿，从来没有长生之药可以保永生。”接着，丘处机举例说：“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想长生不老，也只活了50虚岁；开辟从长安到欧洲罗马帝国‘丝绸之路’的汉武帝，迷信长生不老药，服过仙丹，也只不过活了70虚岁。” 　　丘处机感慨道：“短命者，大多不懂卫生之道。”成吉思汗问道：“何谓卫生之道？”丘处机解释说：“清心寡欲为要，一是清除杂念，二是减少私欲，三是保持心地宁静。”丘处机的这些见解，虽然同成吉思汗挥军西征的现实不无抵触，但句句都打动了成吉思汗的心。 　　于是，成吉思汗饱含激情地说：“您真乃天赐仙翁，句句真言，使我茅塞顿开，眼明心亮。” 　　他命耶律楚材速将丘处机所言，一一记录在案，以便训戒诸子和将臣，并赐给丘处机虎符及玺书。他叮嘱部将和侍者，说：“自今以后，不称仙翁，只称神仙。” 　　勿杀生有一天，成吉思汗在一座山下打猎，射杀一只野猪，马失前蹄，豕傍立不敢前，左右进马，遂罢猎还行宫。 　　丘处机入谏说：“天道好生，今圣寿已高，宜少出猎。坠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护之也。” 　　成吉思汗认为很有道理，于是对左右人说：“但神仙劝我语，以后都依他。”丘处机辞行，成吉思汗赏赈牛马等物，丘处机师徒皆不接收。 　　成吉思汗问：“汉地神仙弟子多少？”丘处机说道：“甚众。” 　　成吉思汗下令说：“应于门下之人悉令蠲免，仍赐圣旨文字一通，且用御宝。” 　　丘处机在赴大雪山途中，看到蒙军西征所过之地，尸横遍野，曾作诗两首，赠予成吉思汗。其一诗云：“夹道横尸人掩鼻，溺溪长耳我伤情。十年万里干戈动，早晚回军望太平。”他的诗意和情绪，为成吉思汗所察知，这对成吉思汗早日停止西征、决定班师，是否起了催促作用，未为可知。 　　不久，成吉思汗允准丘处机辞行回国，指示文武百官，备齐美酒佳肴、珍奇鲜果，在城外数十里，夹道为之送行。 　　谁知，两人却从此永别。但长春真人丘处机的逆耳忠言，却时时回荡在成吉思汗的耳边。丘处机回到燕京，驻太极宫尊为“大宗师”，被人们称之为“帝者之尊师，亦天下之教父”，受命掌管天下道门。 　　由此，全真道得以大盛。成吉思汗又有旨改赐宫名为长春宫，且遣使慰问，诏书中道：“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 　　自成吉思汗会见丘处机以后，道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人数迅速增加。成吉思汗的陵墓成吉思汗作为一代千古帝王，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叹号与问号。 　　关于陵墓关于成吉思汗的葬地，有很多讹传，最具代表性的是将从漠北移到鄂尔多斯的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当为成吉思汗的陵寝。所谓“八白室”，即祭祀成吉思汗的八座白色帐篷，当然不是成吉思汗的陵寝。那么，成吉思汗的陵寝在哪儿呢？ 　　《元太祖本纪》曰：“二十二年丁亥，帝（成吉思汗）留兵攻夏王城（西夏）……闰月（夏四月），避暑六盘山。是月夏主李岘降，帝次清水县西江。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寿六十六岁。”史书载成吉思汗是在攻取西夏的秋天死于今甘肃省六盘山下的清水县境内，却未指出其葬身之地。是不敢说，还是不知道，这得从蒙古人的葬俗说起。 　　蒙古人丧葬的传统蒙古人盛行土葬，葬地对外保密，因此地面上不留坟冢等标志。蒙古国时期“其墓无冢，以马践蹂若平地”。据《草木子》载：“国制不起坟垅，葬毕，以万马蹂之使平，……以干骑守之，宋岁草及生，则移帐散去，弥望平衍，人莫知也。” 　　约翰·普兰诺·加宾尼更对埋葬死者的习俗做了详细的描述：蒙古人在埋葬他们的首领时，会到秘密的空旷地方去，在那里他们把草根和地上的一切东西移开，挖一个大坑，在坑的边缘，挖一个地下墓穴，把尸体放入墓穴中，然后他们把墓穴前面的大坑填平，把草仍然覆盖在上面，恢复原来的样子，因此没有人能发现这个地点。成吉思汗的陵墓和其他蒙古贵族的墓地一样，地面上不留痕迹。原来是孤树的地方，后来成了一片大树林，即便是守护那里的老守林人，也无法找到成吉思汗的确切埋葬地点。 　　古代人物画如此看来，成吉思汗的葬地委实难以确定，但为何其陵园像谜一样令人猜不透呢？ 　　涉足草原之外的蒙古人，一般死后归葬草原。南宋使者徐霆记道，假如死于军中，其奴隶能将其尸首送回蒙古的则将其全部畜产送给奴隶；若被别人送回草原的，则其妻奴财产尽归别人所有。 　　由此可以看出蒙古人是如何强烈地希望死后能归葬草原。成吉思汗虽然死于西夏境内，但毫无疑问其尸身一定是被运回蒙古，葬于蓝天白云之下的绿色大草原上。 　　留下了一个谜“诸将奉柩归蒙古，不欲汗之死讯为人所知，护柩之士卒在此长途中遇人尽杀之。至怯绿连河源成吉思汗之大斡耳朵始发丧……”至于葬在何处，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传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进攻西夏途中，路过一处叫起辇谷的地方，见这里天高云阔，绿海无边，不禁被这迷人的景色所陶醉，对侍从说道：“这儿做我的墓地不错！”于是死后人们便将他葬在了这里。至于此地究竟在哪里，因无墓冢标志，又无史册记载，所以争议颇多。 　　有人说，成吉思汗的葬地在不儿罕合勒敦山。出使草原的南末使者徐霆记道：“霆见忒没真墓在泸沟河之侧，山水环绕。相传忒没真生于此，故死葬于此，未知果否。”《元史》记载成吉思汗“葬起辇谷”，史学家多赞同此说。据亦邻真考证，“起辇谷”是《蒙古秘史》中的“古连勒古”的译写，而“古连勒古”正在不儿罕合勒敦山南，具体说应在今蒙古国肯特省曾克尔满达勒一带。 　　为什么成吉思汗陵会有如此多的地方？虽然墓穴不知详细所在，但墓园之地甚是广大，为何史书也不能明确记之呢？ 　　后世子孙继承前制自成吉思汗开始，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及拖雷汗等人，都埋葬在起辇谷，并且遵从成吉思汗死后的葬仪。蒙古统治者便有了自己专门的陵地，这块陵地，在元代文献中被称为“起辇谷”，是皇室成员的专用陵地，有守墓人守护。除此之外其保密措施还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如拿忽必烈及以后的元代皇帝死后归葬起辇谷的记载来看，元代皇帝死后仍然按照蒙古旧俗行事。 　　王恽曾详细记述了元皇帝的归葬仪式“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岁次甲午，帝崩于大内紫檀殿，既殓，殡于肖墙之帐殿，从国礼也。越三日乙亥寅刻，灵驾发引，由建德门出，次近效北苑。有顷，祖奠毕，百官长号而退”。从中可以看出汉人官僚不能参加蒙古皇帝的丧葬仪式，所以将灵驾送到大都建德门外就必须止步了。等棺木“至所葬陵地，其开穴所起之土成块，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复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则远置他所。送葬官员，居五里外”。在元皇帝下葬时，连蒙古贵族都要避之五里之外，并且“往葬日，遇行路人，尽杀殉葬”，避免了外人泄密。 　　“八百室” 　　蒙古帝王如此深埋之，不留痕迹，难怪后世之人不能寻到。但史书记载元皇帝都葬于同一地方起辇谷，既然无人可知道先帝之陵寝，后人又怎能找到并归葬于此呢？据《黑鞑事略》和《草木子》说：“其墓无冢”，葬后“以马践踏，使如平地”，然后“杀骆驼子其上，欲祭时，则以所杀骆驼之母为导，视其踯躅悲鸣处，则知葬所矣。”然而，时间一长，母骆驼也难以识别了。 　　《史集》记成吉思汗葬后，“讣闻传到远近地区时，后妃、诸王奔驰多日从四面八方来到那里悼死者。”他们是到成吉思汗坟上哀悼的吗？不是，他们是在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宫帐）里为死者举哀的，谁也不能接近墓地。因为成吉思汗的墓地已成为草原上的“大禁地”，蒙古语为“也可忽鲁黑”，有专人守护。“忒没真之墓，则插矢以为垣，逻骑以为卫”。后来为了保密，也为了方便祭祀，便设立了象征成吉思汗灵寝的“八白室”（八个白色帐篷），渐渐地后人便把“八白室”所在地当成了成吉思汗的陵园。 　　随着蒙古族政治中心的变动，“八白室”辗转大漠南北，清初移至伊金霍洛，伊金霍洛的蒙古意思是“主人的陵园”，在鄂尔多斯的蒙古人民心中，伊金霍洛便成了成吉思汗的安葬地。现存明代、清代成吉思汗陵旧址各一处。公元1939年，为避日寇和蒙古汉奸的劫持，“八白室”曾先后转移至甘肃（公元1939年—公元1949年）、青海（公元1949年—公元1954年），今有甘肃兴隆山大佛寺纪念堂旧址、青海塔尔寺排家尕哇纪念堂旧址。新中国成立后，经中共中央批准，“八白室”于公元1954年从塔尔寺迎回到鄂尔多斯草原，公元1956年建成现在供游人参观膜拜的成吉思汗陵。兄弟争位历朝历代的帝王之后无不对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垂涎三尺，成吉思汗的后人也不能免俗。 　　决定传位成吉思汗临终之前，钦定三子窝阔台为汗，但成吉思汗老了（死了，蒙语之讳语）以后，汗的宝座却长达二年空缺，一直由幼子拖雷监国摄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成吉思汗究竟将汗位传给了谁呢？拖雷敢违抗成吉思汗的遗命而同窝阔台争夺汗位吗？ 　　当年，成吉思汗西征之时，已是花甲之岁的老人。也遂妃担心后嗣未定，成吉思汗征战途中万一有所不测，恐怕会国内大乱，天下大乱，于是向成吉思汗建议道：“合罕越高岭渡大水，所以出征长行者，唯思平定诸国矣。然风有生，万物皆无常也。若汝似大树之躯骤倾，则将似绩麻之百姓，其委之与谁乎？若汝似聚今之百姓，其委之与谁乎？所生英杰之四子中，其委之与谁乎？” 　　因成吉思汗是自己打的天下，没有考虑到选定汗位后嗣的问题，且“未尝有遭死之事”而忽略了这件大事。 　　今经汗妃也遂一提醒，觉得也是时候了，于是在呼日勒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敏感的话题。 　　立储风波成吉思汗意定三子窝阔台为汗，而哈敦（皇后）孛尔帖所生的另外三子，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四子拖雷为此大吵起来。术赤与拖雷一党，察合台与窝阔台一党，争得不可开交，察合台与术赤之间简直就要爆发一场决斗。后经成吉思汗和大臣们的劝解，争吵暂告平息。 　　成吉思汗以古老的“折箭训子”的故事和五头蛇冻死，一头蛇却能钻进洞中保命的故事来教育四个儿子要团结，并最终确立窝阔台为汗。临终遗嘱明确说：“吾殆至寿终时矣，我为汝等创此基业，无论东西南北，自此首往彼首，皆有一岁期程。我遗命无他，汝等欲能御敌，多得民人，必合众心为一心，方可长享国祚。我死后汝等奉窝阔台为主……”他并要诸子立下文书，保证在他死后不许改变窝阔台为汗的决定。 　　但是，成吉思汗的遗嘱虽起到了直接作用，由于汗位继承的规矩和蒙古“幼子守产”的制度，从而使窝阔台登上汗位也是困难重重。不管从哪个角度说，窝阔台坐上汗位是不会一帆风顺的。拖雷也不会轻易让本应属于自己的汗位落入别人之手，他一定会阻挠并伺机争夺的。 　　拖雷幼子守产蒙古人素有“幼子守产”的风俗，即蒙古人的家产继承法。当父亲在世时，年长一些的儿子们就各自分得一份家产（包括牲畜、奴婢和属民等），从此分家立业。余下的家产及父亲的营帐等全归长妻所生的幼子继承，这就是“幼子守产”的风俗。整个大蒙古帝国也是成吉思汗的家产，也要按这一原则分配。而且根据蒙古草原习惯，正妻所生的长子与幼子有优先继承权，因而成吉思汗立三子窝阔台为汗，术赤与拖雷怎能不有怨言。 　　长子术赤因孛尔帖被抢，夺回后不久即生产，被人怀疑不是成吉思汗的亲儿子，所以汗位难以定他。但拖雷是成吉思汗最宠爱的儿子，征战时必携与俱，并亲呢地称其为那可儿（伴当），但汗位的继承权却没落到拖雷头上，拖雷应是最愤怒的。当然成吉思汗心中也是觉得有点对不住拖雷，这从他分配给儿子们的职务与领地上就可看得出来。 　　波斯史学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说，成吉思汗根据四个儿子的才能，给他们安排了不同的职掌：长子术赤管狩猎，次子察合台掌法令，三子窝阔台主朝政，四子拖雷统领军队。 　　另一位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中也曾记道，成吉思汗考查了诸子才能之后，给了他们相适宜的职务。但对汗位的安排，有所犹豫，时而想到气度恢弘、宽厚明达的三子，时而又想到勇敢善战、有勇有谋的幼子。经过再三权衡，说道：“王位和国家的事是桩困难的事，让窝阔台去治理吧。我的禹儿惕（宫帐）和家室，及军队、财宝等，都交给拖雷管。”并且拖雷的领土分的是“帝国的中心”——蒙古本土，足可见成吉思汗对幼子的愧疚之心。 　　在成吉思汗时代，拖雷便有也可那颜（大官人）的称呼，在许多人心目中拖雷才是未来汗位的继承人。窝阔台的当选，拖雷内心一定是反对的，且拖雷分掌军队，成吉思汗死后，一定会发生宫廷争权斗争，呼日勒大会上的争吵便露出了这种苗头。 　　大忽里勒台会阻碍窝阔台登上汗位的另一个原因是汗位的继承制度——汗必须由家族成员、高级将领、贵族参加的大忽里勒台会上被众人推举出来，才算正式而合法地坐上汗位。因为这一规定，窝阔台不能只依据成吉思汗的遗命继位，古代瓷器而要等大忽里勒台的最后决定。在汗位空缺的两年里（成吉思汗去世到大忽里勒台召开），由拖雷以幼子的身份监国摄政。 　　波斯史学家载：公元1229年举行的大忽里勒台会议是欢乐与团结的，宗王们一致同意成吉思汗的遗命，推举窝阔台为汗。但汉文史料里大会却不是风平浪静的。 　　《元史》之《耶律楚材传》中曾记拖雷以“事犹未集，别择日可乎？”企图把大忽里勒台的日期延后。又据李微朋《耶律楚材墓志》记，大忽里勒台的原定结束日期为公元1229年8月24日，但至22日“尚犹豫不决”。忽里勒台一般为40天，三天狂欢，以后开始商议，这个会议整整讨论了35天还未定下，显然，宗王们并不是一致拥立窝阔台的。 　　会上有争议，窝阔台的对手必然是拖雷。窝阔台谦让的话里包含了问题的实质：“虽则成吉思汗遗诏在此，然尚有我的兄长和叔伯，他们比我更胜此任。再者，遵照蒙古风俗，长室之幼儿为父亲继承人，而兀鲁黑那颜（拖雷）是长斡耳朵（宫帐）的幼子，始终日夜晨昏侍成吉思汗，耳闻目睹和熟悉他所有的律令。这些人都健在，我怎能继承汗位呢？”一言道出拖雷的对抗地位。 　　明争暗斗拖雷监国两年，也不会轻易交出大权。但史书中却载拖雷尽心尽力扶窝阔台登上汗位，此不与争斗的行为，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然事实绝非如此。只因当时术赤已死，拖雷一人无法与察合台、窝阔台争斗，势孤不能取胜。时间紧迫，拖雷也只好采取暂且退让的策略，转而支持窝阔台，使斗争真相被遮盖起来，并获得个好名声。 　　但窝阔台又怎能不心知肚明呢，在他登汗位不久，拖雷便不明不白死去了，窝阔台有没有动手脚，天知道。两个人的矛盾，转化为两派的斗争。拖雷未得推立，在术赤与拖雷两系产生了深刻不满，两系的后人始终认为，汗位应属拖雷，他们的斗争更明朗化。 　　没有明确的继承制度，各个儿子又手握重兵，各踞一方，成吉思汗无疑没有为后代留下一个明确的答案。元朝的短命，皇权争夺，子孙不团结，无疑是成吉思汗最不愿又不得不看到的局面。堪称有为的窝阔台史书上说窝阔台以庄严、聪明、能干、善断、谨慎、坚定、老成持重、宽宏大量、公正著称。 　　自评功过窝阔台对自己的功过有过一番评价，他曾说：“继承父亲大业后，我做了四件好事：第一，征服了金国，讨平了中原的百姓；第二，在各地设立驿站，沟通了东西南北的交通，便利了使臣往来和运输物品；第三，在干旱的地区掘井，使百姓获得丰美的水草；第四，在各城池派军队镇守，使百姓安居乐业。 　　“继承父亲的大业后，我也有对不起百姓的地方：第一，我嗜酒如命，整日沉湎于葡萄美酒；（后来果然死于酗酒。）第二，我曾强夺叔父斡惕赤斤部落的女子，愧对叔父；（史载：窝阔台曾命该部落七岁以上的姑娘和少妇4000人聚集一处，当着她们的父兄丈夫，列为两行，自选最美的纳入宫中，其次赏给诸臣，再次的交给妓院。挑剩的任凭在场的士卒蹂躏。）第三，暗害了功臣朵忽鲁。他曾为我父亲效力，我却杀了他，如今悔之莫及；第四，我贪图天地所生的野兽，为防野兽跑到兄弟的领地，立寨筑墙加以阻拦，招来兄弟的怨言，这也是我的过错。继承父亲汗位后我做了这四件好事，犯了这四大过错。” 　　窝阔台自述有四功四过，作为皇帝有这样的态度也算难能可贵了。但《元史·太宗纪》对他的评价却是“举无过事”，意思说他从来没干过坏事。这显然是封建史家的阿谀之词。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古今中外，岂有例外？ 　　宽厚的一面当时蒙古人的习俗规定，在春天和夏天，任何人都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置身水中，不在河中洗手，不用金银器汲水，也不把湿衣服铺在草原上。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引来雷击。这不难理解，在科学还很落后的古代，草原上的电闪雷鸣的确是够吓人的。 　　有一次，窝阔台和二哥察合台一起外出打猎，看到一个人在池塘里洗澡。严守习俗的察合台要立刻杀了那人。窝阔台说：“现在没时间，我们已经很累了，让卫士今晚先把他看守起来，明天再审讯处死吧。”趁察合台不注意，他把一枚银币丢入池塘，私下关照那个违禁的人在审讯时说：我是一个穷人，我的钱掉到水里去了，我下水是想把它捞起来。第二天审讯时，那人就这样说了。派人到池塘去打捞，果真找到了银币。窝阔台说：“谁有胆量敢违反禁令呢？要知道这个不幸的人是为了这点小钱而冒险下水的啊。”于是那人在保证今后决不重犯后被宽恕了，窝阔台还赏了他十个银币。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窝阔台确实比较开明，因此也颇得人心。愚蠢的国王以杀人来树立自己的威势，聪明的君主则反其道而行之。 　　慷慨的大汗成吉思汗生前对他几个儿子有过一番评价，他说：“想要精通礼俗、规矩、律法的人，就到察合台处去。追求勇敢、荣誉、武功的人，就去效力于拖雷。喜好慷慨大度和想发财致富的人可去亲近窝阔台。”史书上确实记载了不少窝阔台慷慨施舍的轶事。 　　有一次，窝阔台走过集市，小铺里的蜜枣散发出诱人的香味。他很想尝一尝，回到宫里就吩咐侍卫官去买那个小铺的蜜枣。侍卫买回一盘蜜枣，窝阔台一边品尝，一边问道：“付了多少钱？”侍卫道：“付了一两银子。”窝阔台说：“这么好吃的蜜枣，一两银子太少了。”侍卫说：“我所给的已经超过它们的价值十倍了。”窝阔台把他痛骂一顿说道：“在店主的一生中，什么时候他还能碰得上像我们这样的买主呢？”他命令侍卫立刻再送十倍的银子给店主。 　　有个穷人用羚羊角做了一只大杯子，坐在窝阔台的出行之处。当窝阔台走过来时，他站起来献上杯子。窝阔台收了下来，并吩咐侍从给他50两银子。一个极普通的杯子，居然要给这么重的赏金，侍从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就又问了一下。窝阔台生气地说：“对你们说过多少次，不要回驳我的赏赐，也不要对穷人吝惜我的财富！如今我就要和你们作对，快给他一百两银子吧。” 　　中亚某国曾将一条用宝石镶嵌的金腰带献给窝阔台，他十分喜欢，平时经常佩带。有一次金腰带的扣子坏了，就把它交给工匠修理。工匠私下把腰带卖了，却总是推托还没修好。最后把他抓起来严加审讯，他才承认已卖钱花掉了。工匠被投入死牢，窝阔台知道真相后说：“虽然这也是一桩大罪，但做出这样的事来，正证明他极端穷困、无路可走，给他150两银子，让他重新做人，今后不许重犯。”工匠做梦也想不到居然因祸得福，自然是感激涕零，逢人便称颂大汗的宽宏大量。 　　一个贫穷的伊斯兰教徒向一个官员借了四两银子的债，但无力偿还。那个官员便把他抓去审问，威胁如三天之内不还清债，就要逼迫他改信基督教，并要把他脱光了在市场上打一百棍。穷人急中生智，跪在大汗的宫前告御状。窝阔台赏给他一百两银子，下令把债主抓来，把他的妻子和房屋判给穷人，还把债主脱光了在市场上打了一百棍。看热闹的穷人无不拍手叫好。 　　赢得身后名在财富和名声之间，窝阔台似乎更看重后者，他曾说：“热衷于聚财的人是缺乏理智的，钱财的好处有限，人无不死，纵然有金山银山，死后又有何益？人又不能从彼世回来，所以我们要把真正的宝藏保存在心中，把尘世的财富散发给臣民，使美名远扬。” 　　窝阔台确实是够慷慨的，不过对他这样的一国之主来说，这些赏金不过是九牛一毛。何况羊毛出在羊身上，国库里的钱财本来就是从百姓头上刮来的。出格的施舍毕竟起到了广告效应，为大汗买来了好名声。蒙古西征的继续成吉思汗的子孙继承了其骁勇善战的品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开疆拓土。 　　诸子分得领地第一次西征大胜以后，成吉思汗把占领地区作为“兀鲁思”（汗国封建领地），分封绐他三个儿子。 　　长子术赤封于钦察、花剌子模及康里国故地，（今成海以西，里海以北之地皆属之。）术赤比成吉思汗早死，这一封地归于其子拔都。 　　次子察合台封于西辽及畏兀故地，东起阿尔泰山，西至阿姆河，包括新疆天山南北路等地，后来称为察合台汗国。 　　三子窝阔台封于乃蛮故地，令鄂毕河上游以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一带均属之，后来被称为窝阔台汗国。依照蒙古惯例，在成吉思汗死后，幼子拖雷获得其父的直接领地，即斡难古代风景画鉴赏河及客鲁连河流域一带蒙古本部地方。 　　蒙宋灭金西夏的灭亡，解除了蒙古的西顾之忧，而金朝则失去了犄角之助。窝阔台（元太宗）成为大汗后，他在三年内（公元1230年—公元1233年）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并积极与南宋取得联系，制定出联宋灭金的军事计划。公元1232年，蒙古派使者前往南宋谈判，应允灭金之后，以河南之地划归于宋。 　　公元1233年，蒙古包围了金的南京（开封）。金末代皇帝哀宗完颜守绪，逃往归德，南京旋降于蒙古。完颜守绪又逃至蔡州（河南汝南）。蒙古都元帅塔察儿再派使者至南宋襄阳，约攻蔡州。“冬十月，南宋孟珙、江海率师二万，运米三十万石，赴蒙古之约”。蒙古军与南宋会师蔡州。次年正月，宋军先破蔡州南门，然后招蒙古军入城。完颜守绪自杀。金朝在北方统治前后约120年，至此结束。 　　拔都西征公元1234年金亡之后，次年窝阔台在和林召开忽里勒台（大会议），决议远征欧洲。当时除了在经济上企图掠夺外，也希望通过西征来缓和内部权力之争的矛盾。第二次西征的统帅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术赤之子拔都。 　　在公元1236年至公元1241年间，拔都统帅蒙古军渡过札牙黑河（今乌拉尔河），在亦的勒河（今伏尔加河）中游击溃不里阿耳部（今保加利亚），主力继续西进，占领了钦察以及从宽田吉思海、亚速海直到斡罗思东南的广大领土，又分兵进入孛烈儿（今波兰）和马扎儿（今匈牙利）等地。在今捷克一带遇到顽强的抵抗，拔都西进受阻。 　　适逢公元1242年四月窝阔台汗的讣报到达蒙古军营，大军便乘机回师。拔都则领本部留在钦察草原，建立了钦察汗国。俄罗斯编年史称钦察汗国为金帐汗国，这个名称在文献里一直沿用下来。 　　旭烈兀西征公元1246年春，窝阔台之子贵由被立为大汗。贵由继汗位不到三年就死了，拖雷之子蒙哥即位。蒙哥决定由四弟忽必烈总管漠南，另外又派遣其六弟旭烈兀向西方进军。从公元1252年至公元1259年间的第三次西征，其目的是征服波斯（今伊朗）。 　　公元1256年，旭烈兀灭亡了木剌夷国。接着，又攻下阿拔斯哈里发的报达国（今巴格达）。公元1259年，进军苫国（今叙利亚）京城大马司（今大马士革）。算端（今译苏丹，回教国君主）纳昔儿弃城逃走。但在密昔儿（今埃及）援军的反攻下，蒙古军又退出苫国境。旭烈兀留居帖必力思，建立了伊利汗国。 　　四大汗国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家，经过三次西征，在兀鲁思的基础上，形成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利汗国。四大汗国的汗，本是中央分封出去的四个最高军政首领，与中央保持有藩属关系，直接向大汗负责。 　　后来，蒙古各统治集团为争夺大汗权位，彼此间矛盾激化，加上各汗国间缺乏必要和有力的经济联系，因而使大蒙古国这个复杂的政治混合体日趋瓦解。其中，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走上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而窝阔台汗国由于窝阔台（太宗）和他儿子贵由（定宗）相继被选为大汗，其领地一直归中央管辖，实际上没有形成单独的汗国。吾国撒野合里耶律楚材以长胡子出名，史称他“美髯宏声”，当年成吉思汗亲切地称呼他“吾国撒合里”。 　　佛门英才耶律楚材（公元1119—公元1244年），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因住在玉泉山一带，所以又称玉泉居士，契丹人。耶律楚材本是契丹贵族后裔，曾为金国官吏，后来降蒙为臣，在元太宗窝阔台当政时期，大展宏图，尽其才智于国家大事，被窝阔台封为中书令，成为蒙古国的治国良臣，一代开国名相。耶律楚材是如何从一名金国降吏一跃而为开国名相的呢？ 　　公元1189年，金国尚书左丞耶律履于花甲之年得子，异之。耶律履颇通占卜之术，他给儿子相面说：“吾年六十而得此子，他日必成伟器，只是当为异国用。”遂引《左传》之“楚虽有材，晋实用之”的历史典故，为其取名为耶律楚材，字晋卿。耶律楚材长到3岁，耶律履去世，由母亲杨夫人抚养成人。耶律楚材自幼聪颖好学，至17岁博览群书，无书不读，“为文有作者气”。耶律楚材最通经史，于天文、地理、医卜、律历、释老、术数之类均有相当造诣。 　　公元1206年，耶律楚材“中科甲”，年仅17岁；24岁授开州同知；25岁拔为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因见金章宗无能南逃，又目睹连年战乱，于是皈依佛教，拜万松老人为师，自称湛然居士，法号从源。焚膏继晷，几近3年。耶律楚材虽然身在佛门，“以佛治心”，却心系朝野，希望“以儒治国”，大展雄心。所以他这个彻底汉化了的崇佛尊儒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并未真心入佛教。 　　 　　第十三章 　　 　　入仕蒙古公元1215年，蒙军攻占中都。耶律楚材自此降蒙。成吉思汗听说他有才智，能占卜，命其觐见。成吉思汗知道了耶律楚材原来是被金国灭掉的辽朝东丹王突厥的八世孙，便对他说：“辽金世仇，今吾以替汝报耶？”耶律楚材回答道：“臣父祖以来皆尝北面事金，既为臣子，岂敢复怀贰心，仇君父耶？”成吉思汗素喜忠义之士，见耶律楚材言语之中仍忠于故主，不禁心中喜欢，命“处之左右，以备咨访”，又见耶律楚材丰姿长髯，遂亲切称其为“长髯公”，而不直呼其名。 　　古代山水画鉴赏其实耶律楚材并未受到成吉思汗多大的重视，只是因他善占卜、懂术数，才受到礼遇。成吉思汗起初用一批畏兀儿人观测天象。有一次他们预测说今年五月十五日要有月食，耶律楚材却说月食将发生于明年十月十五，结果耶律楚材胜。成吉思汗更加佩服耶律楚材的占卜，说：“汝于天上事尚无不知，况人间事乎！” 　　尽管如此，耶律楚材仍得不到成吉思汗的重用，只能继续充当神职人员。 　　有一个名叫常八斤的西夏人，因善造弓矢得宠于崇尚武力的成吉思汗，他很看不起耶律楚材等一批手无束鸡之力的儒生。有一次他对成吉思汗说道：“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立即针锋相对地回击：“自古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冶弓尚需用尔等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成吉思汗“闻之甚善，日见亲用”。成吉思汗病危，召窝阔台说：“此人天赐吾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 　　渐成大器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与拖雷开始暗中争夺汗位。由谁来做大汗将会直接影响到蒙古国的稳定和以后的发展方向。耶律楚材希望选择一个有政治才能的人来当大汗，而窝阔台见识颖敏，意志坚定，是理想的人选。拖雷跟成吉思汗一样，崇尚武力，不喜儒生。因此在选汗大会上，耶律楚材没有倒向占多数的拖雷一边，而是以成吉思汗遗诏有命为依据，督促拖雷“早定宗社大计”，从而使拖雷打消了故意拖延选汗日期的打算，使窝阔台终于登上大汗宝座。耶律楚材因此功，被太宗誉为“社稷臣”得到信任和重用。 　　蒙古立国未久，又连年征战，国库急需补充。而蒙古人只知掳掠，不懂休养生息，给中原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耶律楚材设十路征收课税所，起用著名儒生20余人，使税收工作取得较好的成绩，上缴白银50万两，金帛、粮食等财货无数。太宗奇之，于是在中央设中书省“即日拜中书令”，将更多的权力交给了耶律楚材，并规定“事无巨细，皆先白之”。至此，耶律楚材才由掌管文书、占卜者的必阉赤变成了蒙古大汗的亲臣、重臣，成为权重一时的国相。 　　治国良臣耶律楚材当上中书令之后，励精图治，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方面推行封建化政策，将儒家治国思想运用于实践当中，从而使蒙古帝国接纳了中原封建文化的洗礼，绕过了游牧民族的历史暗礁，大大促进了蒙古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为此，耶律楚材进行了提拔重用儒臣，施行军政分立，加强中央集权等一系列措施，并反对屠杀，对统治区的人民实行汉族编产制度等，对蒙古国的巩固与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做出这些丰功伟绩的背后，是说不完的艰辛与艰难。当时“国家承大乱之后，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天下一片混乱。而朝堂之上，诸国人皆有，其言语不通，意见及思想也各不相同，楚材‘以一书生孤立于庙堂之上，而欲行其学，戛戛乎其难哉！’”但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耶律楚材以己主力“草创万有，权兴百度，兴礼乐于板荡之际，拯诗书于煨烬之余。黼黼皇奠猷，经纬政体，变干戈而俎豆，易荒服而衣冠”，使得国有制，法有度，礼乐兴，社会初步安定下来。 　　蒙古国之所以没有骤兴骤亡，与耶律楚材开国创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耶律楚材“以唐虞吾君为远图，以成康吾君为己任”，“尽弥沦之术，人酬酢之汁”，终于使成吉思汗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巩固下来，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耶律楚材作为一代开国名相，功不可湮。 　　孔门弟子耶律楚材特别提倡尊孔兴儒，因为统治者对儒学的赞同与否其实就是是否实行封建政策的分水岭。为此，耶律楚材举孔子五十一代孙孔元措为衍圣公，建庙立林。并召名儒进宫讲经，传授蒙古贵族子弟以圣人之道。在他的努力和支持下，各地陆续兴办起了庙学，以致各地儒生群起响应，“四海钦风”，读书之声响彻大江南北。 　　耶律楚材上奏元太宗说：“制器者必用良弓，守成者必用儒臣。”太宗于是答应“可官其人”。第二年大会科试，虽“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这次考试“得士4300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在这批人中，出现了大批杰出人才。只可惜这种考试举行了一次，并未形成制度。耶律楚材还十分注意搜索、保存儒家经典，在征伐战争中，“诸将争取子女玉帛，耶律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许多史书皆因耶律楚材的保存才得以留传下来，元朝修《辽史》就是以他保存的《辽实录》为资料的。耶律楚材平时爱吟诗，曾留《湛然居士集》、《西游录》等传世，堪称一代奇才。 　　贤相辞世耶律楚材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成吉思汗攻打西夏时，将领们纷纷抢夺金玉财宝，他却收集、保存了许多文集和大量的药材。后来军中疫病流行，这些药材救活了好几万人。公元1227年，他奉命到燕京整顿秩序。当时京畿之内，许多权势人家的子弟，一到黄昏就驾着牛车出来结伙抢劫、行凶杀人。耶律楚材不畏强暴，不为利害所动，秉公而断，公开斩首16名这类罪犯，为社会除了大害。公元1244年，享年55岁的耶律楚材仙逝，他病死后，有人诬陷他藏有私囊，检查以后，发现除了琴棋书画金石遗文之外，别无所有，足见他的清廉。遵其遗命，将其葬于燕京玉泉山下翁山泊之滨（今北京颐和园内昆明湖畔）。明代墓被盗，及清乾隆帝下令在原址重建祠宇，以弘扬“褒贤劝忠之道”。并在其碑文上写下了《耶律楚材墓诗及序》，其诗为：“曜质潜灵总幼观，所嘉忠赤一心惮。无和幸免称冥漠，有墓还同封比干。”此诗高度评价了耶律楚材作为一代名相的历史功绩。蒙哥登汗位元宪宗蒙哥之所以能登上汗位，主要得利于贵由与拔都之间的矛盾斗争。 　　获利于兄弟矛盾贵由与拔都斗争的后果是蒙哥渔翁得利，使汗位由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蒙哥的母亲拖雷妃唆鲁和帖尼（或“莎儿合黑帖尼”）也巧妙地借助二人的矛盾，为自己的儿子夺取汗位立下大功。 　　拔都与责由一直感情不和，既有父辈的矛盾在里边，也有二人的怨仇掺杂其中。据说贵由汗因拔都不觐见他而欲西巡攻打拔都，死于途中。贵由汗死后，他的皇后斡亦剌惕氏海迷失摄政。 　　海迷失没有治国才能，又一心沉迷于巫术，偏信女珊蛮法迪玛，搞得朝廷一片混乱。加上时逢大旱，饿殍遍野，经济崩溃，民怨沸腾。海迷失与女珊蛮成天于密室中策划，以实现她摄政的妄想。她的行为使人们感到失望，宗壬们越来越感到，贵由之死，已使窝阅台系失去了最后一个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 　　推举新大汗拔都作为蒙古帝国中年龄最长、兵权最重的宗王，以兄长身份向各方面派出使者，请全体宗王到他的领地钦察草原来举行忽里勒台大会，推举新的大汗。会期定在己酉年（公元1249年）阴历四月，但是前来参加忽里勒台大会的人并不多，只有拖雷的几个儿子、合撤儿、帖木格及别勒古台的子孙和几个大将兀良哈台、速尔带、忙哥撒儿等人前来参加。 　　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后裔们以开会地点不是成吉思汗的根本领地为由拒不参加大会。海迷失慑于拔都的威望，派了两名使者前去参加大会，一个是贵由汗的亲信在叙利亚当司令官的额勒只吉歹（野里只吉带），另一个是巴剌斡罗纳儿台。他们主张：“从前太宗窝阔台在位时，命以皇孙失烈门（阔出之子）为嗣，谅诸王百官都听说了。海迷失后抱失烈门听政，实是遵着太宗遗嘱，想来大家都不会有异议吧？” 　　古代风景画鉴赏忽然，忽必烈高声打断了他的话语：“太宗既立失烈门，应该早立，为何以前你们不早一点遵从，反而选出了贵由为汗？”拖雷四子忽必烈的反问令巴剌和额勒只吉歹两人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会上出现了一边倒的形势（本来大多数人就是拖雷系一边的人），众人在拔都的提议下，一致同意立蒙哥为汗。 　　直到此时，海迷失皇后和两个儿子忽察、脑忽才感到事态严重。他们以阿拉特忽拉兀不是可以举行忽里勒台大会的地方，坚决不承认那次会议的结果。 　　正式成为可汗拔都虽然生气，但还是同意再次召开忽里勒台大会。于是决定在蒙古人的发祥地——斡难河与克鲁伦洛河的河源阔迭兀阿剌伦召开会议，时间定为次年的春天。但是窝阔台系、察合台系的宗王们仍然拒绝前来，海迷失皇后竟然连代表也不派了。他们以为没有他们的参加，大会依然无法召开。 　　拔都听到这个消息，勃然大怒：“你（别儿哥）只管安排大会的事，那些胆敢违背札撒的人都得掉脑袋。”反对的人听说拔都发怒了，都十分害怕，陆续派出了使者。海迷失也派儿子忽察和脑忽前往，但二子却迟迟未到。察合台系的也速蒙哥也未到会。但是，忽里勒台大会已不会再等他们了，于公元1251年2月23日，在拔都的支持下，蒙哥被推举为可汗，并顺利地举行了登基大典，汗位由此从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 　　在这场可汗争夺中，蒙哥的母亲唆鲁和帖尼也起了重要作用，她一直在暗中积极准备把自己的儿子推上汗位。她看好了贵、拔两人的矛盾，决心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她在拔都召开第一次大会，几乎无人响应的情况下，便劝儿子说：“拔都正患足疾，宗王们也不肯遣使诏见探望，你应当前去。只要他肯鼎力相助，你说不定还有做大汗的希望呢。”当蒙哥风尘仆仆地赶到时，拔都果然大为感动。另外，唆鲁和帖尼的贡献就是还未证实的挑唆拔、贵二人的关系。若为真事，功莫小焉。 　　蒙哥的继位，既是一件歪打正着的巧事，也是宫廷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南宋悲歌日益壮大的蒙古帝国统一天下的野心一发而不可收拾，元朝的建立吹响了南宋灭亡的丧歌。 　　蒙古南进蒙古与南宋于公元1234年联合灭金后，双方开始处于正面冲突状态。宋将孟珙如约去接收河南地区的三京（开封、洛阳、归德），蒙古则决开黄河淹阻宋军，并用武力阻止宋军收复河南诸地，揭开了长期斗争的序幕。 　　窝阔台时期蒙古主力放在西征方面，对南方虽也曾试探性地出兵攻打过襄阳和川北，但都被孟珙击败。 　　蒙哥（宪宗）继窝阔台和贵由即大汗位后，为了缓和内部矛盾，除派六弟旭烈兀率军西征外，又令四弟忽必烈继续南进。但蒙古军在进攻南宋的战争中，遇到南宋军队的顽强抵抗，蒙古统治者认识到灭亡南宋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便采取迂回包抄的战略。忽必烈于公元1253年从宁夏经甘肃入四川，然后，分兵三路进攻云南的大理国，灭掉了云南地方政权。大理国传国二十二世，共316年。 　　进攻南宋公元1257年，蒙古正式发动了对南宋的全面军事进攻。蒙哥亲率主力军自六盘山分路攻四川，命忽必烈攻鄂州（武昌），命兀良哈台自安南回师攻广西、湖南，北上与忽必烈在鄂州会师。蒙哥军一路进入四川后，沿途不断遭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抗击。当时合州守将是知州王坚。他利用前任修筑的防御工事，和部将张珏坚守力战达五个月之久。 　　公元1259年7月，蒙哥亲自上阵督战，结果被宋军炮石射中，死于军中。蒙古军被迫撤退，合州之围始解。张珏继为合州守将，积粮练兵，与蒙古军长期对抗。公元1267年蒙古军数万来攻，又被击退。一直到公元1278年在重庆的保卫战中，张珏兵败被俘，自缢而死。 　　元朝建立当忽必烈听到蒙哥汗的死讯时，为了争夺汗位，急于北返。这时，南宋权相贾似道慑于蒙古军的威力，暗中派人乞和。忽必烈答应了议和条件，撤兵北归。 　　忽必烈先回到自己的大本营开平（今多伦西北）作了一番部署，然后一反传统的选汗形式，于公元1260年3月在开平宣布自己即大汗位（元世祖）。同年4月，蒙哥幼弟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即大汗位。 　　忽必烈凭借着汉族地主阶级和一部分蒙古贵族的支持，公元1264年终于击败了阿里不哥，夺得了最高统治权。 　　忽必烈深知，在当时情况下，必须先坐稳中原的皇位，才能保持住蒙古大汗的地位。他改变了蒙古传统的选汗制度，采取汉人预立皇太子的办法，确定帝位继承人，并于公元1264年建都燕京，改年号为至元。又依照中原的传统，采用《易经》“大哉乾元”的说法，于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 　　元朝开国后，一切政治制度和国家机关组织大半都沿袭辽、金的旧章。公元1272年又在燕京旧城的东北筑新城，建设宫殿衙署。命名首都为大都。此后，元朝的政治重心就完全移到中原来了。 　　南宋灭亡为防临安的失陷，襄阳府和樊城是南宋抗元防线上的重镇。公元1267年冬，元军围攻襄、樊。两城坚守达六年之久，被围期间宋军多次向临安求援，贾似道隐匿军报，始终不派援兵。 　　公元1273年元军烧毁了浮桥，隔断了襄、樊两城之间的联系，并用新武器远射程的“回回炮”来轰击。樊城先被攻陷，守将牛富率众巷战，身负重伤投火牺牲。荆湖都统制范天顺力战不支自杀。 　　不久，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了元朝。元军攻下襄阳府、樊城后，南宋门户洞开，形势急转直下。 　　元军攻下襄阳府、樊城后，忽必烈派丞相伯颜督率大军，以降将吕文焕为前锋，由襄阳顺汉水而下，进入长江。南宋守将或败或降，沿江重镇相继陷落。 　　公元1275年，在朝野压力下，贾似道不得已出兵应战，但13万宋军，在池州下游丁家洲与元军遭遇后，一战即溃。贾似道旋被贬废，于途中被杀。 　　公元1276年2月，元军占领临安，俘南宋恭帝、全两太后并宋室官吏等北去。蒙哥之死南宋抗敌的最大胜利便是在合州射杀了蒙古可汗蒙歌。 　　命丧合州窝阔台的儿子贵由汗死后，拖雷长子蒙哥在术赤之子拔都和大部分蒙古将领的拥戴下，继大汗之位，是为元宪宗。窝阔台汗时期，曾追随拔都进行第二次西征，屡建奇功，使欧洲人闻风丧胆，被称之为“上帝之鞭”。 　　其弟忽必烈势力在中原地区迅速发展遭蒙哥猜忌，另一个弟弟旭烈兀也战功赫赫。久在蒙古的蒙哥跃跃欲试，也想和西征时一样亲领大军出征，以显大汗威风。他将主持中原事物的忽必烈召回蒙古，于公元1258年，亲率大军进攻南宋。 　　公元1259年，在蒙军大举进攻之下，“成都、彭、汉、怀、绵等州悉平，威、茂诸州亦来附”，四川州县相继失守。但就在蒙军一路攻槭拔寨的强烈势头下，蒙哥却“折鞭”嘉陵江，在合州钓鱼山下丢掉了性命。 　　钓鱼山“倚天拔地，雄峙一方，三面临江，形势陡绝”，汹涌的嘉陵江水直扑钓鱼山而来，绕山屈曲环西折南而流，使钓鱼山一山拔地，三面环江，成为天险之地。守将王坚率南宋军民顽强抵抗，拒不投降。蒙哥二月围山，至七月不克，蒙军先锋总帅汪德臣至城下劝降，被宋军飞石击中，伤重而亡。不久蒙哥也死于合州城下。 　　蒙哥一死，蒙军便撤回蒙古，合州之役以南宋军民的胜利而告结束。钓鱼城因此成为“上帝折鞭处”，被誉为“东方的麦加城”。 　　死因众说纷纭蒙哥是怎么死的呢？由于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或史料记载内容不一致，使蒙哥的死因众说不一。 　　送别一、炮石所伤或炮风震伤而死。有人认为蒙哥是被宋军炮石击中，伤重不愈而死于军中。钓鱼城旧址脑顶坪据说是蒙哥受伤的地方，而喊天堡则是因蒙哥受伤后顿首呼天而得名的。而类似的说法则认为蒙哥“为炮风所震，因成疾。班师至愁军山，病甚……次过金剑山温汤峡而亡”。 　　二、中箭而亡。南宋诗人刘克庄《蜀捷》一诗云：“吠南初谓予堪侮，折北饿闻彼不支。挞览果歼强弯下。”意思是说蒙哥南下攻宋之时，曾狂妄地叫嚷要消灭南宋，但却中途撤军北还，看来蒙古军队还是不够强大啊，挞主果然被射死。马可·波罗也称蒙哥腿上中箭，受伤而亡。明代所建钓鱼山忠义祠，其《新建二公祠堂记》中也说蒙哥被宋军飞矢射中而死。 　　三、病死军中。此说最早见于《元史·宪宗纪》：“公元1259年6月，蒙哥患病‘不豫，七月癸亥，崩于钓鱼山。’”毕沅《续资治通鉴》，清代魏源认为蒙哥是“触暴雨，不豫”而死（见《元史新编》）。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中说：“他得起赤痢来了，在蒙古军中也出现了霍乱，他们中间死了很多人。……他在那座不祥的城堡下去世了，享年52岁，死于他登上帝位之后的第8年。”这个说法影响很大。蒙军水土不服，又值盛夏，各种疾病流行，说蒙哥死于疾病也是有道理的。 　　四、焦虑过度，染疾死亡。清人毕沅在《续资治通鉴》中说：“（蒙哥）因屯兵日久，得疾而死。”蒙哥曾在攻城之时，将合州城视为小菜一碟，以为不出一个月便能攻克。不料五个月了，也不能攻下。《万历合州志》载，南宋守将把两尾30斤重的鲜鱼和一百多张面饼抛向蒙军，并嘲笑道：“尔北兵可烹鲜食饼，再守10年，亦不可得也。”蒙古军半个世纪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样数月不克又遭嘲笑的境状使蒙哥的大汗颜面尽失，无功而返会遭到蒙古大臣和众兄弟们的嘲笑，有失大汗尊严。但一时却又攻克不下，不禁使蒙哥焦虑，烦躁，身体素质下降，极易得病。但不管什么原因，最后蒙哥还是死于疾病上。 　　五、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蒙哥是被淹死的。公元1307年，朝觐过蒙哥的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口授东方史《海屯纪年》中说，蒙哥在合州作战时，战船被宋军凿沉，蒙哥被淹死于嘉陵江中。但此说法似乎不太可靠，无人响应。 　　这些说法都各有其理，但又毫不一致，无法让人肯定谁的说法更确切一些，蒙哥之死的原因只有待史学界更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大白于天下。丹心照汗青“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少年得志文天祥，字宋瑞，号文山，公元1236年生于江西庐陵（令江西吉安南）淳化乡富田村的一个地主家庭。其父爱读书，也很重视孩子们的学业，设法聘名师就教。文天祥无论寒暑都要在贴满格言警句的书斋中与弟弟一起诵读、写作、谈古论今。 　　18岁时，文天祥获庐陵乡校考试第一名，20岁入吉州（今江西吉安）白鹭洲书院读书，同年即中选吉州贡士，随父前往临安（今杭州）应试。 　　在殿试中，他作“御试策”切中时弊，提出改革方案，表述政治抱负，被主考官誉为“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由理宗皇帝亲自定为601名进士中的状元。4天后父亲不幸病故，文天祥归家守丧3年。 　　宦海浮沉后来，蒙古军两路攻宋，蒙哥率西路入川，攻战成都。忽必烈率东路，越天险长江与自云南北上潭州（今长沙）的另一支蒙古军合围鄂州（今武昌）。南京朝野震惊，宦官董宋臣提请避兵迁都四明（今宁波），以便理宗随时逃往海上。对此，文天祥仅以进士身分大胆上书直言：“陛下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百姓父母，则当卫百姓。请斩董宋臣以安人心。”后因蒙哥病死，忽必烈欲北归争夺汗位，才允准南宋右丞相贾似道秘密称臣纳贡后撤军。 　　贾似道转而谎报朝廷：“诸路大捷，”被加封卫国公，大权独揽。继而度宗即位，耽于酒色，贾似道欺上瞒下，国事益乱。文天祥奏疏无人理睬，只被派一闲差。 　　此后十几年中，文天祥断断续续出任瑞州知州、江西提刑、尚书左司郎，或半年或月余。后来又因讥责贾似道而被罢官。 　　文天祥挺身救国忽必烈即帝位后，改国号为元，于公元1274年发20万元军水陆并进，直取临安。南宋政权一片混乱，度宗死，仅4岁的赵即位，为恭帝。谢太后临朝，要各地起兵“勤王”。 　　次年，任赣州（今江西赣州）知州的文天祥，散尽家资招兵买马，数月内组织义军三万，以“正义在我，谋无不立；人多势众，自能成功”的信心和勇气，开始了戎马生涯。义军赶往吉州，文天祥受任兵部侍郎，获令屯军隆兴（今江西南昌）待命，几经阻挠才得入卫临安。 　　不久出任平江（今江苏吴县）知府，奉命驰援常州。在常州，义军苦战，准将张全却奉官军先隔岸观火，又临阵脱逃，致义军500人除4人脱险外皆壮烈殉国。这年冬天，文天祥奉命火速增援临安门户独松关，离平江三天后，平江城降。未到目的地，关已失守。急返临安准备死战，却见满朝文武纷纷弃官而逃，文班官员仅剩6人。 　　公元1276年正月，谢太后执意投降。元将伯颜指定须由丞相出城商议，丞相陈宜中竟连夜遁逃，文天祥即被任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出使议和。谈判中，文天祥不畏元军武力，痛斥伯颜，慨然表示要抗战到底遂被扣留，又被押乘船北上，文天祥初以绝食抗议，后在镇江虎口脱险。 　　坚持抗元由于元军施反间计，诬说文天祥已降元，南返是为元军赚城取地，文天祥屡遭猜疑戒备，颠沛流离，千难万死两个月，辗转抵温州。这时，朝廷已奉表投降，恭帝被押往大都（今北京），陆秀夫等拥立7岁的赵端宗在福州即位。文天祥又奉诏入福州，任枢密使，同时都督诸路军马，往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建立督府，派人赴各地募兵筹饷，号召各地起兵杀敌。秋天，元军攻入福建，端宗被拥逃海上，在广东一带乘船漂泊。 　　公元1277年，文天祥率军移驻龙岩、梅州（广东梅县），挺进江西。在零都（今江西南部）大败元军，攻取兴国，收复赣州10县、吉州4县，人心大振，江西各地响应，全国抗元斗争复起，文天祥号令可达江准一带，这是他坚持抗元以来最有利的形势。元军主力开始进攻文天祥兴国大营，文天祥寡不敌众率军北撤，败退庐陵、河州（今福建长汀），损失惨重，妻子儿女也被元军掳走。 　　兵败被俘公元1278年春末，端宗病死，陆秀夫等再拥立6岁的小皇帝，朝廷迁至距广东新会县50多里的海中弹丸之地，加封文天祥信国公。冬天，文天祥率军进驻潮州潮阳县，欲凭山海之险屯粮招兵，寻机再起。然而元军水陆并进，发起猛攻。 　　年底，文天祥在海丰北五坡岭遭元军突然袭击，兵败被俘，立即服冰片自杀，未果。降元的张弘范劝降，遭严词拒绝。文天祥曾写《过零丁洋》以明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廖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被迫目睹陆秀夫负主投海，张世杰被台风恶浪吞没，悲痛欲绝。苟延残喘的南宋小朝廷灭亡了。元将张弘范在庆功宴上向文天祥敬酒说：“宋朝已亡，你的忠孝也尽到了。丞相如能为元朝做事，元朝宰相岂不非你莫属吗？”文天祥说：“国亡而不能救，做大臣的死有余辜。难道还能贪生怕死，背叛祖国吗？” 　　此恨凭谁雪4月22日，文天祥被押往大都，一路上“风雨羊肠道，飘零万死身”，路过文天祥的家乡时，怕有乡亲劫船，便把他颈项和双足捆锁在船里。文天祥绝食反抗八天，因听说船将在建康停留，又唤起了逃跑的希望，恢复饮食。在建康，被严密隔离囚禁的文天祥写下了“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的词句。 　　10月初，辗转万里，文天祥被押解到大都。被带到接待投降者的“会同馆”，安置在高贵的房间里，摆有佳肴美酒。第一个来劝降的就是留梦炎，此人与文天祥都是南宋状元，官至丞相。他在临安危急时弃官逃走，降元后，任元朝礼部尚书。文天祥见到留梦炎便厉声斥骂，留梦炎只得窘然退下。接着，南宋亡国之君，9岁的赵又来了，文天祥连声说“圣驾请回”后，便闭口不语了。 　　再往后，元朝专横跋扈的宰相阿合马来了，劈面喝问文天祥：“见了宰相为何不跪？”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凭什么要跪？”阿合马见文天祥威武不屈，便讥讽地说：“那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文天祥正言厉色答说：“南朝如果早用我做宰相，北人就到不了南方，南人也不会来北方了。”阿合马无言答对，色厉内荏地环顾左右说：“这个人生死由我……”文天祥立即打断他的话，高叫：“亡国之人，要杀便杀，说什么由不由你！”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一个月后，文天祥被带到枢密院，见元丞相孛罗。文天祥泰然自若站定，立刻有官员喝令：“跪下！”文天祥拒不跪下，孛罗令差官按文天祥跪倒，尽管一群走卒拳脚相加，文天祥被拽倒后还是拼死坐在地上，始终没有屈服，通事（翻译）传话：“你还有什么话说？”文天祥答：“我尽忠宋朝，才有今天，请你们古人出行图快快处置罢！”孛罗又说：“你们丢掉君王（赵）。先后另立二王，算什么忠臣？”文天祥答：“社稷为重，君为轻。”孛罗再问：“那你干出什么功绩了？”文天祥答：“做一天臣子尽一天责，谈何功绩！”又说：“现在只有一死，不必再说什么！”孛罗叫道：“你要死，我偏不叫你死，要把你关押起来！”文天祥凛然答说：“我为国死都不怕，还怕关押！” 　　元统治者又将他投入监牢，囚禁折磨达三年之久，使他读到正在元宫中充当女仆的被俘妻女的信，使他已降元的弟弟来狱中探望。但文天祥不为百般折磨、千般利诱、万缕亲情所动，凛然作《正气歌》，颂历史人物不朽业绩，抒“是气所磅腐，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之志向。 　　一日，忽必烈亲自劝降，说：“现在你如能用对待宋朝那样对我，立即任你为丞相。”文天祥虽被卫士用金棍击伤膝骨，仍泰然处之，昂首挺立，答曰：“一死之外，无可为者。”次日，文天祥便被杀害，时年47岁。衣被天下在遥远的海南有一位伟大的妇女默默地为她的国家做着极有意义的事业。 　　黄道婆黄道婆，又名黄婆，我国元代著名的棉纺织革新家。元贞年间，她将在崖州（今海南岛）生活三十余年所学到的纺织技术进行改革，制成了一整套扦、弹、纺、织工具（如搅车、椎弓、三锭脚踏纺车等），极大地提高了当时的纺纱效率。在织造方面，她用错纱、配色、综线、花工艺技术，织制出有名的乌泥泾被，推动了松江一带棉纺织技术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在当时一度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对当时植棉和纺织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离乡背井黄道婆生于南宋末年淳祐年间（约公元1245年），是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县龙华公社）人。南宋末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江南地区人民长期蒙受统治者的掠夺与压榨，遇到旱涝之年，人们纷纷逃荒。在“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数盛行的社会中，妇女更是如牛马般在苦水中煎熬。 　　黄道婆十二三岁时，为生活所追，给人家当童养媳，而偏偏又遇上刻薄的婆婆，蛮横的丈夫。一天，由于劳累过度，她织布时速度慢了一些，公婆、丈夫以此为借口，将她毒打一顿，锁在柴房里不给她饭吃，不让她睡觉。黄道婆无处诉苦，便横下一条心，在房顶掏了一个洞，逃上了停靠在黄浦江上的一艘帆船，随船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崖州，从此开始了不平凡的生活道路。 　　海南学艺我国是纺织业的发祥地，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古墓出土的200多件织工考究、色彩斑斓的丝麻织品，说明在2000多年前人们就掌握了相当先进的纺织技术。宋朝时纺织业在内地逐渐发达起来，海南岛在11世纪（北宋中期）为满足人们日用之需，已经开始大面积地植棉。赵汝适《诸蕃志》说“黎族妇人不事蚕桑，惟织吉贝花被、缦布、黎幕。”方勺《泊宅编》记载“闽广一带纺绩……摘取出壳，以铁杖捍尽黑子，徐以小弹弓，令纷起，然后纺绩为布，名曰吉贝。”相对来说，当时内地的纺织产量不高，因此布匹的质量低劣，不能成为人们主要的衣着用品。而海南岛一带生产的棉织物，品种繁多，织工精细，质量、色彩均居全国之首，作为“贡品”进入都城临安（今杭州一带，南宋时定都于此）的各类棉布就有20余种。 　　棉布比之丝织物有着许多长处，王祯《农书》里说它“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黎族人民还能织出坚厚的兜罗棉、番布、吉贝等纺织品，染成各种色彩的黎单、黎棉、鞍搭等，销往全国各地。 　　黄道婆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到海南岛的。她与黎族人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与交往中，努力学习和掌握当地先进的棉纺织技术。黎族同胞的细心传授，黄道婆自己虚心刻苦的学习，使她了解并熟悉了各道棉和织布工序。在实践中黄道婆还融合吸收了家乡织布技术的长处，逐渐成为有着精湛技术的纺织能手。 　　日月如梭，物换星移。在海南生活劳作的黄道婆不觉已度过了20多个春秋。中年之后，思乡情最切。桑梓故园之思，桑榆晚景之感，叶落归根之情，使“有志复赤子”的黄道婆在元成宗元贞年间（公元1295年—公元1297年），带着黎族人民的深情厚意和祝福，身背踏车、椎弓等纺织工具，踏上了北归的路途。 　　回乡劳作随着时代的前进，生产力也必然要向前发展。棉纺织业简陋的生产条件和落后的技术水平的改变，发生在宋末元初这一历史时期，黄道婆对这一重大变革作出了巨大贡献。 　　黄道婆重返故乡的时候，植棉业已经在长江流域大大普及，但是纺织技术仍然很落后。她回乡后，看见妇女仍然用红肿的手剥棉籽，男人依旧用小竹弓弹棉花，而且织出来的布还像从前一样粗糙，就致力于改革家乡落后的棉纺织生产工具。 　　据陶宗仪《辍耕录》记载，“乌泥泾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籽，线弦竹孤，置案间振掉成剂”，操作起来十分辛苦，生产效率又极低。 　　黄道婆先改革了纺织工具，“乃教以做造捍弹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絮花，各有其法”，然后将黎族人民先进的棉纺织生产经验与汉族纺织传统工艺结合起来，系统地改进了从轧籽、弹花到纺纱、织布的全部生产工序，并创造出新的生产工具，把自己掌握的精湛的织造技术毫无保留的传授给了故乡人民，将松江地区的棉纺织技术提高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革新技术黄道婆首先从棉纺织的第一道工序“轧棉去籽”着手，她最初教人用铁杖来擀尽棉籽，以代替原始的用手剖去籽的方法。 　　后来黄道婆又把黎族人民用的搅车介绍过来。搅车又名轧车，是由装置在机架上的两根辗轴组成，上面的是一根小直径的铁轴，下面的是一根直径比较大的木轴，两轴靠摇臂摇动，向相反方向转动。把棉花喂进两轴间的空隙辗轧，棉籽就被挤出来留在后方，棉纤维（皮棉）被带动前方。 　　应用搅车后，完全改变了当时用手剥籽或用铁杖擀去籽的落后状况，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是当时皮棉生产中一件重大的技术革新。 　　然后，黄道婆认为原先弹松棉花的操作太原始粗糙。 　　经过试验她不仅把原来的小弓改成1米多长的大弓，用粗绳弦代替细绳弦，而且还用檀木做的椎子击弦弹棉。这样既比以前用手指弹拨的小竹弓提高了效率，又使弹出的棉花均匀细致，不留杂质，提高了纱线的质量。 　　在纺纱这道工序上，黄道婆所用的心力最多。她发现当时人们使用的旧式单继（一个纺锭）手摇纺车，功效很低，要三四个人纺纱才能供上一架织布机的需要，对加快织布速度障碍很大。黄道婆就与木工师傅一起，经过反复的试验和不断的改进，终于研制出了一种三繀式（3个纺锭）的棉纺车，使纺织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两三倍，操作也比原先方便省力。黄道婆创造性地发明了三繀脚踏纺车，代替了沿袭了几千年的单繀手摇纺车，这是棉纺织史上的一次重大革新，是黄道婆对棉纺织业的卓越贡献。这种新式纺车很快被人们接受与运用，在江南一带推广普及后，生产的棉布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为改观。这种纺车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工具。 　　黄道婆元初著名农学家王祯在《农书》中介绍了这种纺车，其中的《农器图谱》还对木棉纺车进行了详细的绘图说明。 　　这是我国古代棉纺织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有力证明，同时也显示出黄道缕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国际棉纺织史上所具有的崇高地位。 　　另外，黄道婆还充分利用和改进了传统的丝绸生产工具和技术，精益求精地提高了整丝和织布工艺质量，使当地人民能用纱线织出各种色彩的棉布，其绚丽灿烂的程度能与丝绸相媲美。 　　王桢在《农书》中记载当时已用拨车、线架等纺织工具来分络各色棉纱，还记载了织布机与丝绸机的相同之处。这是黄道婆与劳动人民一起，把丝织生产经验运用于棉纺织业，改进了原先所使用的投梭织布机的又一革新创造。 　　无私传技黄道婆的历史功绩，还在于她把从海南岛人民那里学来并掌握的织造技术。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向乌泥泾人民介绍并推广了织造崖州被面和其他精美棉织品的方法。 　　她总结了一套比较先进的“错纱配色，丝线絮花”的织布技艺，推广运用后，使当地的棉纺织业形成了全新的格局，当时乌泥泾地区以棉织业为生的增至千余家。 　　经过黄道婆的热心传授，乌泥泾人民能织出宽幅的被、褥、带等多种棉纺织品，上面织有传统的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桀然若写”的生动图案。 　　“乌泥泾被”一时成为名闻全国的产品，附近地区都竞相仿效，“尽传其法”，产品美名不胫而走，蜚声各地。 　　黄道婆根据自己几十年丰富的纺织经验，和广大劳动人民一起，对当地落后的棉纺工具做了大量改革，创造了一整套的“擀、弹、纺、织”工具。 　　由于黄道婆对棉纺织技术做出了这样巨大的贡献，当地劳动人民都深情地热爱她，怀念她。她死后大家把她公葬了，并且还在镇上替她修建了祠堂，叫先棉祠，以后其他地方也都先后为她兴建祠堂，表达了人民对这位纺织工人的先驱者的感激和怀念。 　　其风悠悠黄道婆去世后不久，松江一带就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历数百年之久而不衰。明朝正德年间（公元1506年—公元1521年），当地的棉纺织业达到高峰，织出的棉布一天就有上万匹。松江棉布远销各地，还出口到欧美，深得各个国家人们的赞赏，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从此，内地的衣着用品逐渐以棉布代替了丝麻，棉织业迅速在全国发展起来。“衣被天下”的松江布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更蕴含着黄道婆这位棉纺织革新家的心血和精力。正是由于黄道婆的不懈努力和非凡创造，拓展了我国棉纺织业的广阔天地，谱写了纺织科学的崭新篇章，其遗风所及，至今犹存，泽福后人，永垂青史。 　　棉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的伟大实践和贡献，人民是永志不忘，一首上海地区世代流传的民谣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这位杰出妇女的赞颂和铭记：黄婆婆，黄婆婆，教戒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两匹布。 　　 　　第十四章 　　 　　旷世一帝元世祖忽必烈，这位中国历史上拥有土地最多的少数民族皇帝留给了后代太多的感叹。 　　“不可马上治天下”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成吉思汗去世时，忽必烈的父亲拖雷曾临时任监国，后由拖雷之兄窝阔台继汗位，为太宗。太宗死后，皇权转到了拖雷系，由拖雷之子，忽必烈之兄蒙哥继位，为宪宗。 　　太宗在位时，年轻的忽必烈身为藩王，就初显锋芒，他同诸多中原汉族士大夫，有识之士建立密切联系，虚心请教治国方略。在忽必烈的周围渐渐形成了一个汉儒幕僚集团，使得忽必烈的治国思想朝着不同于同辈皇兄弟的方向发展。 　　忽必烈在漠北和林时，汉僧刘秉忠就提出了“以马上得到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大问题，并以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灌输给忽必烈。 　　他还进一步论述旧制度造成的弊害，主张建朝省、立法度、定官职、饬赋税，采用汉法，这对忽必烈思想意识的转变具有极大的影响。 　　南宋淳祜二年（公元1242年），另一汉族知识分子怀化（今属山西）人赵壁也奉召来到忽必烈的府下。赵壁曾跟随著名文人李微、兰光庭学习，颇通儒术，很受忽必烈的信任。通过他们的帮助，忽必烈对中国前代王朝的治乱兴衰已颇为了解。 　　忽必烈不仅自己努力接受、学习汉文化，还要其他蒙古贵族跟着学。他的儿子真金太子从小就跟姚枢、窦默学习《孝经》。当上中书左丞的阔阔，原为忽必烈在潜邸时的近侍，忽必烈让他拜主鹗为师，学习“治道”。 　　展露政治才能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六月，蒙哥继承汗位，汗位由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手中，为了把权力确保在拖雷系家族手中，蒙哥即位之后即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全部委托给忽必烈掌管。次年，忽必烈又得到关中地区作封地。 　　但是，忽必烈所面临的漠南地区绝非遍地珠宝、庶富繁荣，而是一片横遭兵燹破坏、苛政盘剥下的焦土。蒙古军进入中原之初，进行了赤裸裸的直接抢掠。窝阔台继位之后，掠夺形式有所改变，他任用耶律楚材进行改革，其宗旨是以中原地区行之已久的赋税办法来代替旧的蒙古贵族杀掠式的和无限制的不时需索，以便保持在汉地的统治。绍定三年（公元1230年）初行税法，小见成效。但由于蒙古贵族的反对，耶律楚材的改革以失败告终。到蒙哥即位前夕，“汉地不冶”的情况更为严重，时人许衡认为，由于虐政的压迫，人民困弊至极，眼看就要到聚而为乱的地步了。登基伊始，蒙哥颇有革除积弊之势，但是由于蒙哥一系列的征争，这些措施很快就瓦解了。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人们为了逃避债务催逼，纷纷逃亡，使土地大量荒芜。 　　忽必烈在掌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之后，面对“汉地不治”的情况，一方面进一步拉拢汉族人士，一方面为积聚雄厚的物资、军事基础，断然采取了招抚流亡、禁止妄杀、屯田积粮、整顿财政等一系列措施，并任用熟悉汉法的宋金官僚、知识分子进行统治，初步扭转了这种局面。 　　恢复中原忽必烈封地内的邢州（今河北邢台），金朝时8县共有80292户。在蒙古贵族入侵之后，到忽必烈受封之初，当地民户已急遽地下降到500至700户。忽必烈决定以治邢为试点，派脱兀脱、张耕、李简等人去邢州。三人到邢州后，同心协力，洗涤蠹敝，革除贪暴，务在安民，不到一个月，户口便增加了10倍。忽必烈从治邢的成效中大有感触，更加器重儒士，逐步委以重任。又派杨惟中、史天泽、赵壁等治理河南，使河南经济得到了部分恢复。 　　漠南汉地，由于当时典章未备，法制不立，贵族、官吏随便杀人的现象经常发生。宪宗的断事官牙剌瓦赤、不只儿等，一天内竟判决28人死刑。为了安定民心，忽必烈屡次禁止诸将妄杀无辜，军士有违令的，杀以示众，致使诸军凛然，几乎没有敢违犯命令的，对掳获的战俘，不杀也不掳为奴，而是主张释放。 　　忽必烈另外，为了筹备进攻南宋的军粮、军费，忽必烈还十分注意屯田，以盐换粮，供应军饷。并在京兆（今西安）设立交钞提举司，印发纸钞。这样，忽必烈逐渐控制了当时蒙古政权在中原汉地的很大一部分财权。 　　忽必烈自掌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之后所实行的一系列措施，使中原地区得到了初步的治理，人户逐渐地增加，经济慢慢恢复起来，为忽必烈夺取政权奠定了经济基础。 　　隐忍避祸忽必烈采用汉法治理汉地，必然损坏了蒙古游牧贵族和西域商人的利益。他在中原威望的日增，在治理陕西、河南过程中大量财力、物力的积聚，又形成了对蒙哥汗权的威胁。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蒙哥借口忽必烈刚打完仗，又患有脚病，让他留在家中休息，而以塔察儿为左翼军统帅，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权。不久，蒙哥又突然决定亲征南宋。 　　忽必烈岌岌可危！当时的情况下，忽必烈身为藩王，调动军马及粮饷的权力都在大汗手里，因而断难与蒙哥一决雄雌。 　　不得已，忽必烈听从了姚枢的建议，反把妻子、儿女送到汗廷作人质，表示并无异志。当年十一月，忽必烈又亲自谒见蒙哥，兄弟相见之下，蒙哥尴尬万分，终于消除疑虑，动了手足之情，不让忽必烈再说什么，而表示谅解。忽必烈也撤消了设在邢州、陕西、河南的机构，调回了自己派出的官员。 　　这样，忽必烈以谦恭忍让保全了自己，避免了一场不测之祸。 　　武装夺权但是，忽必烈并没有放弃控制中原汉地的雄心。后来，蒙哥因塔察儿军事失利，又命忽必烈重率左路军征宋。在征宋的过程中，忽必烈又重新把东路军的大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七月，蒙哥在攻宋战争中身负重伤，死于合州（今四川合州）钓鱼山下。留在漠北和林的忽必烈的弟弟、倍受蒙哥信任的阿里不哥在蒙哥诸子和亲信大臣的支持下，急忙策划继承汗位。一场权力争夺战旋即展开。 　　宪宗蒙哥是在南下伐宋的战争中死于合州城下的，因此，他生前没有像太祖铁木真、太宗窝阔台那样对嗣位问题做出安排。这就在蒙古王室内部引起了关于汗位的归属的激烈争吵。忽必烈有资格接替大汗地位，但其皇弟阿里不哥和宪宗的儿子们也可以继承汗位。这样，争夺汗位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在拖雷系诸人间发生了。 　　宪宗蒙哥南征时，阿里不哥奉命留守和林，主持大兀鲁思，管理留守军队及诸斡儿朵，在政治上处于十分优越的地位。另外，皇后忽都台以及蒙哥诸子都拥护阿里不哥，这就增加了阿里不哥政治上的声势。在军事上，他拥有留守和林的军队，随从宪宗南征的军队也有一部分归附了他。蒙哥去世后，大军在攻宋前线，阿里不哥先发制人，派阿兰答儿发兵于漠北诸部，派脱里赤括兵于漠南诸州。阿兰答儿乘机调兵，进至离开平100余里的地方。开平一带是忽必烈经营多年的根据地，阿里不哥的军事行动给忽必烈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蒙哥去世时，忽必烈正奉命南征。为争夺王位，忽必烈决定返回漠北。正好南宋贾似道派使讲和，忽必烈当即同意，断然把大军留守在江北，自己率一支亲军先行。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三月，忽必烈到达开平，召集忽邻勒塔。在诸王塔察儿、也先哥、合丹、末哥等以及大臣再三劝进下，忽必烈在和林自称奉遗诏，在另一些王的拥戴下继承汗位。至此，只有用武力来解决汗位问题了。经过4年大战，阿里不哥众叛亲离，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七月，不得已归降了忽必烈。 　　统一全国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八月，忽必烈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改中都为大都，把中央政权机构设于此地。这一举动一方面避开了叛乱诸人的威胁，立足于人力、物力俱丰的中原地区，以驾驭幅员辽阔的大蒙古国；另一方面，显露了忽必烈在取得蒙古大汗地位之后，志在灭掉南宋，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宣布将“大蒙古”国号改为“大元”，以一个新朝雄主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在即位的最初几年里，忽必烈致力于巩固汗位，对南宋只求维持现状。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忽必烈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作了长期备战之后，便举兵南下伐宋。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正月，元军攻克襄阳。 　　元军占领襄阳之后，就等于一脚踢开了南宋的大门，南宋王朝的灭亡是无可挽回了。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二月，南宋的最后据点崖山被攻破，南宋灭亡，全国统一于元。元朝建立忽必烈建立元朝，结束了自唐以来的分裂时期，使中国再次实现了大统一。 　　汉化政策和制度的确立元朝建立后，有意识地保留了中原的一些封建制度，但关于采用什么政策来统治汉地的问题，从蒙古建国之初就有争论。元世祖即位后，围绕着采用汉法问题，斗争更为激烈。当时蒙古已统治中原地区，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其统治，忽必烈不得不大量任用汉人，采用汉法。 　　所谓汉法，不仅仅是指中国传统的封建剥削方式，更主要的是它包括一整套先进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全部上层建筑。它是与保守落后的蒙古“旧俗”相对立而存在，相比较而产生的一个概念。 　　汉法的采用，反映着当时蒙汉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达到的新高度。汉法的采用进一步促进了蒙古族封建化的速度，并使元王朝的统治取得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 　　中央集权制度忽必烈为了贯彻汉法，巩固对全国的统治，在政治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在中央设中书省总理全国行政事务，枢密院掌管军事，御史台负责监察。在地方上设立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行中书省各设丞相一人，掌管全省军政大事。行省下设路、府、州、县。当时全国共有十个行省，即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至于山东、山西、河北和内蒙古等地则称为“腹里”，作为中央特区，由中书省直辖。行省制的确立，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上得到了保证。这是我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项重大变革，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 　　在军事方面，忽必烈实行军民异籍、军民分治的政策，使军职不得干预民事。虽然军职世袭的旧制被保留了下来，但军队的调遣、军官的任命，都由枢密院直接掌握。元朝军队分为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等。探马赤军是在蒙古灭金时组成，以蒙古人为主体，包括色目、汉人在内的一支先锋部队。汉军是以汉人地主军阀的武装为基础，经过整编而成的部队。新附军是南宋投降后改编的部队。蒙古军和探马赤军是骨干，主要驻防于京师和腹里，而汉军和新附军多驻江淮以南。 　　歧视汉民族元朝统治者为了削弱各族人民的反抗，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在建国之初就采取了民族压迫政策。忽必烈时，把全国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 　　这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待遇和经济上的负担，都有不同的规定。如在法律上规定蒙古、色目和汉人犯了罪，分属不同的机关审理。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只能向司法部门申诉，不能还手。蒙古人酒醉打死汉人者，只要交出一份埋葬费，就算了事。汉人、南人不准集体打猎，不准举行宗教活动，不准执持弓矢等武器。在政府机关中，蒙古人任正职，汉人、南人只能充当副职。如地方上的官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形成定例。同知、总管互相牵制，都要服从达鲁花赤的指挥。蒙古人由科举出身者，一正式委任就是从六品官，而色目、汉人、南人则递降一级。诸如此类等等制度，都有明显的民族压迫色彩。 　　联合专政元朝统治者制定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但那些早期就投靠蒙古统治者的汉族地主，如真定董氏、易州张氏、大兴史氏、阳城郑氏等，元朝政府对他们都与蒙古贵族同样看待。元世祖就曾亲昵地称呼董文炳为董大哥。到了他的孙子成宗即位后，也称呼董文炳的二儿子董士选为董二哥。董文用“每侍燕，与蒙古大臣同列”。 　　按当时惯例，每年皇帝去上都时，枢密院官员除随行外，在京师大都要有一人留守。由于留守官员责任重大，从来不派汉人充任。至元二十五年时，元世祖破例让郑制宜作留守。 　　古代风景画鉴赏在取得江南后，元朝统治者又注意重用南方的汉族地主。至元二十四年诏命程钜夫为御史中丞。又下诏求贤于江南，过去诏令用蒙古文，元世祖还下令改用汉文。程钜夫乘机推荐了赵孟等江南名流，世祖都授与他们一定的职位，企图借此取得江南地主的拥护。 　　对汉人、南人中一般的中小地主也采取笼络的办法。元世祖时，蠲免兵赋的儒户，多数是汉族地主阶级分子。通过汉族大地主的投靠，又笼络了一大批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重用了当时的名臣窦默、姚枢。姚枢又推荐了许衡。这样，汉族地主在元朝政府里形成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元朝统治者不仅对汉族地主如此优容，对其他各族的上层，也都采取笼络的手段。早在蒙古国时期，成吉思汗就注意争取他们，如契丹旧族耶律楚材每天在成吉思汗左右，参与决策大政。按民族等级的规定，只有蒙古人才能担任达鲁花赤，而实际上畏兀人的世家子弟们任达鲁花赤的不少。李祯和高智耀都是西夏的贵族，元太宗命皇子阔出伐宋时告诫他：“凡军中事须访（李）祯以行。”元世祖呼高智耀为高秀才而不名。回回人赛典赤一直为忽必烈所器重，让他去云南任行省平章，他死后，其子纳速刺丁继续守滇。对吐暮等族上层也竭力拉拢，喇嘛首领八思巴等被封为“国师”。大理段氏的子孙如信苴日等，也都曾享受过特殊的优待。 　　由此可见，元朝政权的性质仍是以蒙古贵族为首、包括各族上层人士在内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各族人民的联合专政。忽必烈治国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 　　平定诸王叛乱海都是窝阔台汗的孙子，对大汗位落入拖雷系一直心怀不满。阿里不哥失败后，他占领窝阔台汗国领地，于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发动叛乱。被击败后，他又和察合台汗的孙子笃哇勾结在一起，骚扰火州（吐鲁番高昌故城）。 　　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海都又煽动东部诸王后裔乃颜、势都儿、哈丹等人发动叛乱。元世祖闻讯后，亲率两路大军前往镇压，消灭了叛乱势力。 　　元世祖在平定东北诸王叛乱后，设置了辽阳行省，并在叛王封地内置万户府，用以削弱藩王的权力。这时海都在西北仍不断骚扰，公元1289年7月，世祖已经74岁，仍决定率兵亲征。海都闻讯远逃。世祖去世时，海都已被逐出阿尔泰山之北。公元1302年，海都败死。公元1306年，海都子察八儿投降，西北诸王的叛乱，至此全被平定。元世祖运用军事上的胜利，使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这对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阿合马、桑哥事件元世祖对内镇压诸王叛乱和人民起义，对外穷兵黩武，因而财政拮据，迫切需要理财之臣。花刺子模人阿合马、汉人卢世荣、畏兀人桑哥就是元世祖宠信的三个理财能手。 　　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阿合马任诸路转运使，他兴办铁冶，增加盐课，获得大利。忽必烈升他为中书平章。阿合马恃功骄傲，安插亲信，诬陷异己，为皇太子真金和其他大臣所恶。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益都千户王著和高和尚等，假借皇太子的名义将阿合马击杀。 　　阿合马死后，元世祖又命卢世荣为中书右丞。卢世荣上任后，提出改革钞法、制定市舶条例等措施。元世祖很宠信他，但其他官僚纷纷上章弹劾，不到一年，卢世荣被杀。 　　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元世祖起用桑哥理财，任为平章政事。他更改钞法，发行至元钞，财政危机好转。于是升任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桑哥继而清理江南钱谷，增加赋税、盐课，引起天下骚动，起义不断发生。公元1291年，桑哥被杀。 　　边疆政策西藏和中原的联系，源远流长。当窝阔台次子阔端于公元1239年派遣道尔率兵进驻吐蕃后，喇嘛教萨迦派领袖萨班于公元1247年以66岁的高龄，应邀与阔端会晤。 　　通过协商，代表西藏地方势力同蒙古建立了宗藩关系，派员向蒙古呈献了贡礼，西藏正式归蒙古管辖。 　　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萨班之侄喇嘛教萨迦派法王八思巴在六盘山会见了忽必烈。忽必烈即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并派他担任总制院的第一任长官。总制院后更名为宣政院。公元1279年八思巴卒，元世祖又追封他为大元帝师。元朝中央机构所设的宣政院，“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冶之”。 　　元朝政府在西藏设立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有都元帅、宣抚、安抚、招讨等使。乌斯即前藏，藏即后藏，纳里速古鲁孙即阿里三部。当时把前后藏分为13个万户，万户长以上的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命。此外，还在西藏设置驿站，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屯戌军队。总之，从元朝开始，西藏地区已正式成为我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元世祖即位后，在云南设置了行省。行省之下，还设置了路、府、州、县。又设置若干军民总管府。元世祖派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为第一任云南行省的最高长官“平章政事”。此后云南和内地的联系也更加密切。 　　元代，祖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政治关系有了新的发展。至元时，在澎湖设立巡检司，“隶泉州晋江县”。元朝通过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与台湾。这是中国政府在台湾地区正式建立的行政权力机构。 　　大一统元朝大统一的政治形势，促进了边疆各族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的发展；各民族联系的加强，又巩固了空前统一的国家。由于当时大量汉族被签发到边地去开垦，边疆各族也大量迁入内地定居，宋、辽、西夏、金时期各少数民族偏守一隅的情况逐渐有了变化，相互间开始加强了沟通和联系。过去视为边陲绝域的地区都和中原成为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原有的地域观念逐渐减弱。 　　元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中国的回族，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的。在元代“回回”一词最初是指由中亚、阿拉伯、波斯等地迁到中国的人。经过长期在内地与其他各族杂居，彼此互通婚姻，文化上互相渗透，逐渐在中国境内形成了具有独特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文化特点的新民族——回族。回族的形成，说明元朝时期中国民族融合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设立驿站元代的驿站制度，在窝阔台汗时代就具备了雏形。 　　随着蒙古疆土的扩大，特别是征服了欧亚广大地区之后，日益显示出这个制度对巩固统一的重要作用。后来不断有革新和整顿。 　　元世祖定都大都后，驿站制度就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发展起来，以大都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道，在全国交通线上设置了站赤（蒙语音译，意为管理驿站的人），以便“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在当时，蒙古地区的驿站，专设通政院管辖；中原地区的驿站，则归兵部掌管。站赤分陆站和水站。陆站用马、牛、驴或车，辽东有些地方运输时用狗拉橇行于泥雪上，故又有狗站。水站则用船。据记载，全国站赤共有1400处，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边远地区和四大汗国间的驿站。 　　和驿站相铺而行，专用以传递紧急文书的机构叫急递铺。每10里或15里、25里设一铺，每铺置铺丁五人。铺丁一昼夜行400里，用徒步奔驰，辗转传递军政机要文书。 　　元代的驿传制度对当时的波斯、俄罗斯、埃及和中亚、西亚诸国都产生了影响，在俄罗斯竟沿用了数百年之久。海纳百川元朝就像一个大海，虽有歧视部分民族的色彩，但又吸引不同种族的能人志士为其效劳。 　　元代帝师——八思巴八思巴（公元1235年—公元1280年），又译作帕克思巴、八合思巴、拔思发等，本名罗追坚赞。藏族政治家、佛学大师，藏传佛教萨迦派第5代祖师，元代首任帝师。 　　八思巴出身名门望族，自幼聪慧过人，通晓佛学，相传3岁时就能口诵莲花修法，8岁能背诵经文，9岁时就在法会上给别人讲经说法，故被称为“八思巴”（“圣者”、“神童”之意）。 　　南宋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八思巴与其弟恰那多吉随伯父萨班赴凉州（今甘肃武威）谒见蒙古窝阔台汗之子阔端。十一年（公元1251年），应召赴六盘山谒见忽必烈。八思巴以其渊博的学识和谦虚谨慎的美德，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他备受崇敬，被尊为“上师”。同年，萨班病逝，八思巴继为萨迦派新法王。自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随侍忽必烈，忽必烈及王妃、子女皆从其受密教灌顶，皈依藏传佛教。 　　宪宗七年（公元1257年），八思巴到佛教圣地五台山朝拜，成为第一个朝拜五台山的藏传佛教领袖人物。元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八思巴受封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元法主，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 　　同时，根据道路情况，设置驿站，保证道路的畅通，为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有效控制和施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沟通了西藏与祖国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及藏区事务，成为中央政权的藏族高级官员。二年返藏，为元朝在西藏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建立起藏族史上著名的政教合一政权——萨迦地方政权。该政权代表元朝中央政府有效地行使着对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的管理。 　　六年（公元1269年）返大都（今北京），献所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字”，颁行全国。次年升号“帝师”，加封“大宝法王”，赐玉印，统领西藏13万户。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由真金太子护送返萨迦，兴办曲弥法会，任萨迦寺第一代法王，僧俗并甩，军民兼及，此为西藏实行贵族僧侣统治之始。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在萨迦南寺的拉康喇让圆寂。忽必烈追赐他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为表彰他一生的功绩，忽必烈还在大都为他修建了舍利塔，供人们瞻仰。元仁宗时，又为他修建了帝师殿。 　　作为佛学大师，八思巴一生著述颇丰，有30多种，传世之作有《萨迦五祖集》。他生前还将内地的印刷术、戏剧艺术等传至西藏，将藏族的建筑和雕塑技术介绍到内地，促进了内地和西藏之间及汉、藏、蒙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作为政治家，他协助元朝实现了对西藏的统治，为今日中国版图的确立，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阿尼哥与刘元我国元代美术史上，有两位值得介绍的雕塑家，这就是阿尼哥和刘元。阿尼哥和刘元都曾在我玉元上都（今正蓝旗境内）的佛寺道观中留下了大量的雕塑作品，而且凝结着中尼两国源远流长的友谊史话。 　　阿尼哥是尼泊尔人，在我国元代，喇嘛教盛行，元世祖忽必烈在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封西藏喇嘛教萨加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同年又命八思巴在西藏建黄金塔。尼泊尔选派80名工匠协助建造。当时，年仅17岁的阿尼哥也自愿前往。 　　西藏黄金塔落成后，阿尼哥受了佛戒，成了八思巴的弟子，并随八思巴到京都去朝见忽必烈，受到忽必烈的赏识，以后就留在元朝服务。 　　他设计的大圣万安寺自塔（今北京阜城门内妙应寺白塔）至今巍然屹立，极为壮观，也是中尼两国人民友好的见证。 　　另一个与阿尼哥相关的雕塑家，就是与他同时期的刘元。刘元是河北省宝坻人，早年曾在山东为道士，在道观他接触了雕刻技术，其成就比阿尼哥更大。他把中国传统的雕塑技术和外来艺术融会贯通，自成一家，据《元史》载，“凡两都名剁、塑土、范金、转换成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称之。”尤其是上都三皇像，塑造最为精彩，据认为是充分把握了三位圣人微妙的神韵。近几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元上都遗址调查时，在华严寺的废墟中，出土了一些彩色的泥塑和鎏金的泥塑像残片，据认为可能与刘元有关。 　　阿尼哥和刘元两位艺术大师的真迹已很难找到，但是，在北方草原的众多喇嘛召庙中，他们的技法风格却随处可见，带着中尼两国文化色彩的雕塑，千姿百态地遍布我国北方各召庙。 　　元上都天文台长札马鲁丁元代天文学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重视，有很大的发展。兴建天文台两座，一座是上都天文台，建于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台长札马鲁丁。 　　札马鲁丁是“西域”人，是中亚阿拉伯的天文学家，来中国时带来一批阿拉伯天文书籍和几件仪器。当时忽必烈尚未登汗位，曾以诸王身份召见札马鲁丁等，称他们是“回回星学者”，希望他们安心在中国研究天文。札马鲁丁等经过长期努力，于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完成了一部《万年历》和七件天文仪器，献给了忽必烈。 　　《万年历》是阿拉伯系统的历法，忽必烈决定用这部历法代替正在使用的《大明历》。札马鲁丁设计制造的七件天文仪器也是阿拉伯系统的，名称都是阿拉伯文的译音，如“咱秃哈剌吉”（多环仪）、“咱秃朔八台”（方位仪）、“鲁哈麻亦渺凹只”（斜纬仪）、“鲁哈麻亦木思塔余”（平纬仪）、“苦来亦撒麻”（天球仪）、“苦来亦阿儿子”（地球仪）和“兀速都儿刺不定”（观象仪）。 　　札马鲁丁多才多艺，学识渊博，不仅精通天文历法，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地理学家。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元政府决定编修全国地理志，由札马鲁丁负责从各地调来一批地理学家和工作人员，经过18年的努力，完成了600册、1300卷的《大一统志》。同年他又领导绘制了全国彩色大地图。 　　札马鲁丁对我国元代的科学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名垂星汉的郭守敬元代的科学家层出不穷，但是要论其中的杰出代表，必然首推“学究天人”的郭守敬。 　　勤奋治学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前，就重视吸收汉族的读书人，帮助筹划朝政大事。他重用一个汉族谋士刘秉忠。忽必烈称帝和定国号为元，都是刘秉忠的主意。后来，刘秉忠又向忽必烈荐引了一些朋友、学生，也一个个担任了元朝初年的重要官员。其中有一个是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 　　郭守敬是邢州（今河北邢台）人。他祖父郭荣学识渊博，不但通晓经书，对数学、天文、水利等都有研究。 　　郭守敬少年时候，在祖父的影响下，对科学发生浓厚的兴趣。那时候，刘秉忠和他的朋友张文谦等正在邢州西南紫金山讲学，郭荣把他孙子送到刘秉忠那里学习。郭守敬在那里认识了许多爱好科学的朋友，学问就长进得更快。 　　不吃闲饭忽必烈统一北方以后，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决定整治水利，征求这方面的人才。张文谦把郭守敬推荐给忽必烈，忽必烈很快就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召见郭守敬。郭守敬对北方水利情况十分熟悉，当时就提出六条整治水利的措施。 　　忽必烈听了十分满意，每听完一条，就点头赞许。最后，他很感慨地说：“让这样的人去办事，才不会是摆空架子吃闲饭的呢。”接见以后，就派郭守敬担任提举各路河渠的职务，经办河道水利的事。 　　过了两年，郭守敬又被派到西夏一带去整治水利。那里经过多年战乱，河道淤塞，土地荒芜，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郭守敬到了西夏，经过详细勘察以后，发动民工疏浚了一批原有的渠道、水坝，还开挖了一些新河道。不出一年时间，这一带九百多万亩农田灌溉畅达，粮食丰收，百姓的生活也都改善了。 　　为了加强大都到江南的交通运输，忽必烈又派郭守敬去勘测水路交通情况。经过郭守敬的勘测、设计，不但修通了原来的运河，还新开凿了一条从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这样，从江南到大都的水路运输，就畅通无阻了。 　　钓鱼图万世历表元世祖灭南宋以后，更加重视农业生产的恢复。农业生产要利用历法。过去，蒙古一直使用金朝颁布的历法，这种历法误差很大，连农业上常常使用的节气也算不准。元朝征服江南以后，南方用的又是另一种历法，南北历法不一样，更容易造成紊乱。元世祖决定统一制订一个新历法。他下令成立了一个编订历法的机构，名叫太史局（后来叫太史院）。负责太史局的是郭守敬的同学王恂，郭守敬因为精通天文、历法，也被朝廷从水利部门调到太史局，和王恂一起主办改历工作。 　　修订历法工作一开始，郭守敬就提出：研究历法先要重视观测，而观测必须依靠仪表。原来从开封运来的有一架观察天象的大型浑天仪已经陈旧不堪，得不到可靠的数据。郭守敬设计一套新的仪器。他觉得原来的浑天仪结构复杂，使用不方便，还创制了一种结构比较简单、刻度精密的简仪。他制作的仪器，精巧和准确程度都比旧的仪器高得多。有了好的仪器，还要进行精确的实地观测。公元1279年，郭守敬在向元世祖报告的时候，提出在太史院里建造一座新的司天台，同时在全国范围进行大规模的天文测量的打算。这个大胆的计划马上得到元世祖批准。 　　经过王恂，郭守敬等一起研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27个测点。最北的测点是铁勒（今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流域），最南的测点在南海（今西沙群岛上），选派了14个监候官员分别到各地进行观测。郭守敬也亲自带人到几个重要的观测点去观测。各地的观测点把得到的数据全部汇总到太史局。郭守敬根据大量数据，花了两年的时间，编出了一部新的历法，叫《授时历》。这种新历法，比旧历法精确得多。它算出一年有365．2425天，同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只相差26秒。这部历法同现在通行的格里历（即公历）一年的周期相同。但是郭守敬的《授时历》比欧洲人确立公历的时间要早302年。名副其实的维吾尔清官维吾尔族出现了大批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首屈一指的就是元初的名臣廉希宪。 　　以“廉”为姓廉希宪的父亲在元朝的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和世祖忽必烈三朝做官，居官清廉，执法公正，功劳卓著，死后追封为魏国公。在蒙古大汗窝阔台三年，即公元1231年，廉希宪的父亲被任命为燕南诸路肃政廉访使，也就是主管司法刑狱和官吏考科的长官。 　　任命的当天，次子希宪刚好出生，他非常高兴，对家人说：“古时候有人用官职为姓氏，上天大概是要我以‘廉’字为宗族的姓吧。”从此，他的子孙便都用“廉”为姓。 　　“廉孟子” 　　廉希宪字善甫，从小就很热心读儒家的经书和历史，刻苦而认真。经过数年的苦读，他成了一个学问很深的青年，这时正好忽必烈在到处招贤纳士，听人说廉希宪学识渊博，就召他入邸为臣，对他很是器重。 　　进入忽必烈的府第后，廉希宪仍然苦读经书。一次，他正专心地读《孟子》，忽必烈派人来叫他，他揣着书就去了。忽必烈见他拿着《孟子》，就问他书里讲些什么，他便将孟子的人性本善、见利忘义、仁义爱国等思想讲给忽必烈听。忽必烈听了很高兴，对他赞不绝口：“真是一个廉孟子啊！”从此，廉希宪就以“廉孟子”著称，成为当时一大名人。 　　在公元1260年，即中统元年，忽必烈继承了蒙古汗位，在廉希宪等人的辅佐下，击败争夺汗位的阿里不哥。后来他就任京兆道宣抚使。两年后，担任中书省平章事，成为宰相之一。廉希宪还担任过北京、江陵的行省长官，在公元1280年，廉希宪病逝，年仅49岁，可谓英年早逝。 　　以廉闻名廉希宪不但为官清廉，政绩卓著，而且品格也很高尚，一向推功揽过。志元七年（公元1270年），因为释放被诬陷入狱的尼赞马丁，惹恼了忽必烈而被罢官。忽必烈很快又后悔了，问侍臣他在干什么，侍臣说他还在闭门读书。忽必烈听了，就叹息道：“读书确实是朕曾经倡导过的，但是读书不用，还不如不读。”一向忌恨廉希宪的阿合马害怕廉希宪东山再起，于己不利，就趁机说：“他哪里是在读书，不过是在整天吃喝玩乐！”忽必烈听了脸色大变，怒斥道：“胡说！希宪清贫廉洁，人人皆知，拿什么吃喝？”不久，忽必烈就起用廉希宪任北京行省长官，镇抚辽东。后来，廉希宪到新平定的长江重镇江陵去做行省长官。他临行前辞谢了忽必烈所赐财物，冒着酷暑直奔江陵。到达后就立即下令禁止抢劫百姓，开始兴利除弊。他又安抚商人照常营业，使军民相安以处，官吏各司其职。然后登记原来的南宋官员，量才授予官职，从没有一点猜疑之心。他为了安抚地方，专门下令：凡是杀害俘虏者一律按杀害平民治罪；俘虏如果患病被遗弃，允许人们收养，病愈后原来的主人不能索要；开掘城外御敌之水，灌溉得到良田数万亩，分给贫民耕种，发放粮食，救济饥民。 　　地方秩序刚刚稳定，廉希宪又大力兴办学校，他还亲自讲课，训导激励学生学以报国。这使当地很快出现了勃勃生机，远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和重庆等地的宋将都闻风来降。皇帝得到消息后，感慨地对侍臣说：“先朝用兵不能得地，现在廉希宪不用一兵却让几千里外的人奉送土地，廉孟子不虚其名啊！” 　　两袖清风廉希宪官虽然做到了宰相，但为国效力却始终保持着清廉作风，俸禄之外从没有贪私之物。走到哪里都是随身带着一张琴和几箱书，没有其他私产，更不用说金银财宝了。归顺元朝的南宋将官都带着很多金银去见元朝的地方长官，廉希宪对此深恶痛绝。他向送礼的人说：“你们送的东西，如果是自己的，我收了便是不义；如果是公家的，你们拿来送礼，就是盗窃国财，我收了便是贪赃；如果是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就要罪加一等了。”说得送礼的人无地自容，惭愧得不知说什么好。 　　在公元1277年，廉希宪被召回京，江陵百姓拦路哭送，后来又建立祠堂纪念他。回到北京后，他随身携带的东西仍然是琴和书。 　　 　　第十五章 　　 　　一世英名回京两年之后，廉希宪病重，皇太子派人去探望，并请教治国之道。廉希宪请求太子劝谏皇上赶快除去贪赃误国的阿合马一伙，以免后患无穷，祸及国家。身为廉吏，廉希宪对专权纳贿、肆意掠夺民产的阿合马一直心存戒备，恨自己不能为国锄奸。两年之后，阿合马被义士王著杀死，罪行暴露，忽必烈立诛其党羽，罢撤扰民衙门171所，为国除了一大祸害。临终时，廉希宪仍然不忘叮嘱儿孙谨守清廉：“你们知道狄梁公吧，梁公有大节殊勋，但儿子却玷污了他的清名，你们要谨记为戒！”狄梁公即唐朝名相狄仁杰，死后其子贪暴，百姓愤而毁了狄仁杰的生祠。廉希宪的六个儿子都时刻遵守父亲的遗训，为将为相都能清廉自守。元朝追封廉希宪为魏国公，赠清忠粹德功臣、恒阳王等荣誉称号，谥号为“文正”。这个谥号是对大臣功劳的最高评价，历史上得到这个谥号的人很少。思想与宗教的繁荣元带给世人惊奇的不仅有稳定的政治，而且还有它的思想与宗教的繁荣。 　　理学的发展蒙古灭金后，北方虽然有很多儒士，但理学思想的广为传播还是赵复被俘到北方之后的事。赵复，字仁甫，德安（湖北安陆）人，人称江汉先生，是朱熹门生谢梦先的学生。公元1234年，他被蒙古军俘至燕（今北京），受到忽必烈的召见。后来在燕京设立了太极书院，专门请他讲授程朱理学的书目、宗旨、师承关系，培养了一大批理学家。 　　许衡、刘因、吴澄被称为元代三大理学家。许、刘主朱学，吴则调和朱、陆二派。三家虽互有矛盾，但基本观点完全继承宋代理学，并无多少创造。儒学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官方哲学，在元朝同样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称颂。元武宗给孔子加上了“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头衔。元朝统治者把儒学定为“国是”，从朝廷考试到州县学校的教学，一律以程朱对孔孟理论的注释为准，把朱熹的《四书集注》称为“圣经章句”。 　　反理学的斗士尽管元朝统治者提倡理学和其他宗教思想，在元代思想界中仍然出现了一些反对理学的思想家。邓牧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邓牧，字牧心，号文行，又自号“三教外人”，浙江钱塘人。南宋亡后，他隐居余杭大涤山中的洞霄宫，不仕元朝，是个有民族气节的思想家。他著有《伯矛琴》一书，猛烈抨击暴君酷吏。 　　他指出，皇帝是最大的掠夺者和剥削者，大小官吏都是吃人的豺狼。他还描绘了一个理想国，在那里有皇帝也有官吏，但都是民选出来为群众办事的人，而不是特权阶级。在理想国里无战争，人人劳动，自食其力。 　　邓牧这种乌托邦思想，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只能借用老聃的“小国寡民”的思想作为他的思想武器，终于陷入逃世的幻觉之中。 　　古代风景画鉴赏宗教的兴盛从成吉思汗以来，蒙古统治者信奉传统的萨蛮教，但对其他各种宗教，也都采取宽容态度，只要不危及其统治，都予以保护和利用。 　　喇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后与西藏原有的本教相互影响、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教派，在11世纪至13世纪期间，由于吐蕃新兴封建领主的支持，日渐兴盛。 　　自元世祖起，元朝历代皇帝后妃都尊喇嘛为帝师，并亲自受戒。因此，喇嘛们受到特别的尊崇和优待。 　　佛教在内地的各宗派，在元代也都十分兴盛。元代刻的佛教大藏经在佛教经典的传布上是一件大事，后来的明藏、清藏，都是以此为基础而修纂的。元代的道教，除了张天师的嫡系称为正一教外，还有全真教、真大道教和太一教等流派。全真教势力最大，教主丘处机（长春真人）曾应成吉思汗之召到过中亚等地，其弟子李志常据实写了一部《长春真人西游记》，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贵史料。 　　不仅本国宗教得到了极大发展，外来的宗教也在元朝获得了一席之地，这在中国历史可谓少有。元代把基督教称为也里可温，亦称也立乔，意为信仰基督之人。元代中国的基督教有两派。一派是聂士脱里派，是随着波斯商人由泉州、广州各沿海城市传入内地的；另一派是天主教的圣方济各派，在公元1292年前后，教皇曾派遣意大利传教士约翰·孟德高维奴来北京传教，任第一任天主教总主教。元代基督教在全国各地都有信徒，在沿海城市和内地都有教堂。 　　伊斯兰教在元代也是随着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东来的。他们信奉伊斯兰教，散处各地，元人称之为“回回”。其传教士在元代官文书中称为答失蛮。此是波斯文音译，意为学者。此外，摩尼教、婆罗门教、犹太教也都是在唐宋之际逐渐传入，而在元代也有所传播。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在三世纪时创造的宗教，吸收祆教、基督教、佛教等思想资料而形成自己的教义，七世纪末传入中国，也叫明教、末尼教、明尊教。 　　元代泉州一带有摩尼教活动。婆罗门教在泉州曾建立寺院，俗称番佛寺。犹太教亦称为“一赐乐业教”（即以色列的音译），在开封和大都都有他们的踪迹。《马可波罗行记》中就有关于犹太教徒的记载。马可波罗东游记忽必烈的努力使得元朝成为东方乃至世界的庞大帝国，由此吸引来更多的仰慕者。 　　漫游东方马可波罗的家乡威尼斯是一个古老的商业城市。他家祖辈也是世代经商，父亲和叔父常奔走于地中海东部，进行商业活动。公元1260年，他的父亲和叔父经商到过伊士坦布尔，后来又到中亚的布哈拉，在那里他们俩遇到了一个波斯使臣，并和使臣一起到了中国，见到了元世祖忽必烈。 　　公元1269年，马可波罗已经15岁，他的父亲和叔父从东方回到了威尼斯，他们从东方带回的动人见闻使得马可波罗既羡慕又向往，他也很想做一个商人漫游东方。 　　两年之后，马可波罗的美好愿望实现了。公元1271年，他的父亲和叔父再次动身去中国，决定带马可波罗同行，于是年轻的马可波罗以意大利威尼斯商人的身份，怀着了解东方的心情，踏上了东行之途。 　　他们由威尼斯起程，渡过地中海，到达小亚细半岛，经由亚美尼亚折向南行，沿着美丽的底格里斯河谷，到达伊斯兰教古城巴格达，由此沿波斯湾南下，向当时商业繁盛的霍尔木兹前进，继而从霍尔木兹向北穿越荒无人烟的伊朗高原，折而向东，在到达阿富汗的东北端时，马可波罗由于适应不了高原山地的生活，不幸病倒了，只好停下来疗养。 　　一年之后，马可波罗恢复了健康，继续前进。他们启行不久又面临翻越帕米尔高原的艰苦行程。 　　久病初愈的马可波罗，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困难，下山之后来到喀什，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部边缘行走，抵达叶尔羌绿洲，继而向东到达和阗和且末，再经敦煌、酒泉、张掖、宁夏等地，费时三年半，于公元1275年夏抵达元代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西北）。上都是忽必烈夏季避暑的行宫，正式国都定在北京，当时称为大都，以后马可波罗等人到达大都，并居住10多年。 　　半个中国人马可波罗到达大都时已经21岁，风华正茂，由父亲和叔父带着觐见忽必烈大汗。忽必烈非常高兴，在宫内设宴欢迎，并留他们在朝中居住下来，马可波罗善于学习，很快熟悉了朝廷礼仪，掌握了蒙古语等语言。 　　忽必烈在和马可波罗的接触中，发现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因此对他很器重，除了在京城大都应差外，还几次安排他到国内各地和一些邻近国家，进行游览和访问。 　　根据游记记载，马可波罗出访过云南，他从大都出发，经由河北到山西，自山西过黄河进入关中，然后从关中逾越秦岭到四川成都，大概再由成都西行到建昌，最后渡金沙江到达云南的昆明。 　　他还去过江南一带，所走的路线似乎是取道运河南下，他的游记里有准安、宝应、高邮、泰州、扬州、南京、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城市的记载，其中在扬州他还担任官职3年。此外，马可波罗还奉使访问过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印尼、菲律宾、缅甸、越南等国。 　　荣归故里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在中国旅居约17年之后，于公元1291年初以护送元室阔阀真公主前往波斯，而离开大都顺路回国。 　　他们的回程取海道，从福建泉州出海，西南行，经爪哇，苏门答腊，斯里兰卡，马拉巴海岸，直驶波斯湾的霍尔木兹，自此登陆，经大不理士到特勒比遵德，由此坐船经伊斯坦布尔，于公元1295年回到了离别20余年的家乡威尼斯。 　　马可波罗漫游东方归来的消息，轰动了威尼斯，从社会名流到一般市民，争相看望他的人络绎不绝。马可波罗回家不久，威尼斯与热那亚两个城市，因为市场竞争，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马可波罗为保卫自身和威尼斯的商业利益，奋勇加入了威尼斯的战斗行列。激战结果，威尼斯舰队大败，热那亚人获得胜利。马可波罗受伤被俘，关进了热那亚的监狱。 　　马可波罗因为从东方回来已经有点名望了，虽然禁锢在监狱里，监内监外，仍不断有人找他谈东方的事情，而马可波罗为消磨时光，也经常向同狱的人叙述东方各国的奇风异物。他的叙述，特别引起同狱人鲁思蒂谦诺的注意。鲁思蒂谦诺是比萨人，从小受到比萨文化传统的熏陶，精通法语，用法语写过骑士小说。他觉得马可波罗的游历见闻很有意思，如不写成书，那是非常可惜的。于是征得马可波罗的同意，将他的口述，用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法兰西语记录了下来。 　　这样，一部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或称《东方见闻录》就诞生了。公元1299年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宣告结束，马可波罗被释放回威尼斯，从此，他经营商业，并娶妻成家，生有二个女儿，再也没有出外远游了。公元1324年当他临近70岁的时候，逝世于威尼斯。 　　《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广为流传。600多年来，世界各地用各种文字辗转翻译，译本之多，可能超过了100种，另外，还有许多学者对照各种版本进行校勘注释，做了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 　　古代风景画鉴赏《马可波罗行纪》共分四卷，第一卷记载了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止。第二卷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地沿岸及诸海诸洲等事；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第四卷记君临亚洲之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每卷分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或一件史事，共有229章。 　　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的地名达100多个，而这些地方的情况综合起来，有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及至国家的琐闻佚事，朝章国故，也时时夹见其中。 　　马可波罗的这本书是一部关于亚洲的游记，它记录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许多国家的情况，而其重点部分则是关于中国的叙述，马可波罗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他的足迹所至，遍及西北、华北、西南和华东等地区。他在《行纪》中以大量的篇章，热情洋溢的语言，记述了中国无穷无尽的财富，巨大的商业城市，极好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以叙述中国为主的《行纪》第二卷共82章，在全书中分量很大。在这卷中有很多篇幅是关于忽必烈和北京的描述。 　　百科全书在《行纪》的第二卷，还对杭州有详细的记述。书中称杭州为“行在”，“天城”，称苏州为“地城”。“行在”是南宋时代对杭州的一般称呼，指帝皇行幸所在的地方；而“天城”、“地城”，也就是我国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一种译称。对于号称天堂的杭州，马可波罗更是赞不绝口，他《行纪》里记载杭州人烟稠密，房屋达160万所，商业发达，说：“城中有大市10所，沿街小市无数。”并说杭州人对来贸易之外人很亲切，“待遇周到，辅助及劝导，尽其所能。”又讲到杭州市容整齐清洁，街道都用石铺筑；人民讲究卫生，全城到处有冷热澡堂，以供沐浴之用，户口登记严密，人口统计清楚，对西湖的美丽和游览设施，书中更有详细的记述，马可波罗称赞“行在城所供给之快乐，世界诸城无有及之者，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由于他对杭州特别赞赏，所以几次来到这里游览。 　　马可波罗是商人，每到一地，对于物产商业的情况很留心观察和记载。例如他旅行到我国南方的宝应、南京、镇江、苏州诸城时，便突出地记载了纺织锦缎绸绢工业，对宝应的记载是“恃商工为活，有丝甚丰饶。”又如他行经东南亚的印尼、斯里兰卡、印度时，也特别留心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宝石、香料与珍珠。这些物品在历来的东西贸易中，西方商人一直视为珍品。 　　在《马可波罗行纪》中，还有专门的篇章谈元代通行的纸钞和中国使用已久之煤。马可波罗记述忽必烈在京城设有造币局，先以桑树皮制造纸张，然后以它制印纸币，这种纸币不但通行国内，就是在和外商贸易中也有流通。他还说到在中国北方亲自见到“有一种黑石，采自山中，如同脉络，燃烧与薪无异，其火候且较薪为优”。毫无疑问，这是说的我国境内蕴藏丰富的煤炭，其实我国以煤作为燃料，早在汉代便已经开始。马可波罗在这时还当作“奇异事物”来记述，说明欧洲在13世纪用煤还不普遍，而中国在元代则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马可波罗行纪》对亚洲其他地方，也有大量篇幅的描述。马可波罗东来中国，主要经过西亚，中亚等地，因此游记里载有不少这些地方的见闻。在中世纪，关于亚洲的知识，以往的旅行家没有一个比得上马可波罗记载的那样丰富。除亚洲外，马可波罗对东非海岸和北冰洋等地作了一些叙述，不过是根据传闻，并非亲临其地，所以许多记述往往与实际不符。但尽管这样，诸如东非海岸的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等地，则是由马可波罗第一次介绍给欧洲人的。 　　不朽的影响马可波罗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的海陆兼程旅行家。他的著作，在中古时代的地理学史，亚洲历史，中西交通史和中意关系史诸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马可波罗的游记在13世纪末年问世后，一般人为其新奇可喜所动争相传阅和翻印，成为当时很受欢迎的读物，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其影响是巨大的。它打开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在他们面前展示了一片宽阔而富饶的土地，国家和文明引起了他们对于东方的向往，也有助于欧洲人冲出中世纪的黑暗，走向近代文明。学术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更以它所提供的最新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和充实自己的著作。如公元1375年的西班牙喀塔兰大地图，便是冲破传统观念，摈弃宗教谬说，以马可波罗的游记为主要参考书制成的，图中的印度、中亚和远东部分都是取材于《马可波罗游记》这部著作，成为中世纪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地图，以后地图多以此为依据。 　　古代风景画鉴赏马可波罗的游记对15世纪左右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也起了促进的作用，当时一些著名的航海家和探险队的领导人曾经读过马可波罗的书，并从中得到巨大的鼓舞和启示，激起他们对于东方的向往和冒险远航的热情。例如著名的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都津津有味地看过马可波罗的书。哥伦布小时候读了马可波罗的游记后非常钦慕中国、印度之文明富裕，特别是书中所载日本盛产黄金“其数无限”，“地铺金砖”，更是向往已极，正是商人贵族的这种“黄金渴望”驱使哥伦布立志东游，公元1492年起，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他率领水手接连几次远航，到达了中美和南美的东北角，哥伦布认为他所达到的地方就是亚洲的海滨诸岛，以为墨西哥就是马可波罗书中的“行在”，又把古巴岛当作日本，并登岸四处寻问有无黄金。他本来要去的地方是富庶的东方，而结果航行到了美洲，发现了新大陆，开辟了由欧洲到达美洲的新航线。哥伦布读过的那本马可波罗的游记，现在还保存于里斯本，书的边栏空白处有他作的许多摘要和注解，反映哥伦布阅读时多么认真，对它倾注的兴趣是何等浓厚！ 　　马可波罗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将地大物博的中国向欧洲人作出报道的人，他在他的游记中以100多章的篇幅，记载了我国40多处的城市地方，对当时中国的自然和社会情况作了详细描述。因此，马可波罗被誉为“中世纪的伟大旅行家”，中西交通史和中意关系史上的友好使者。血雨腥风的朝廷斗争为了黄袍加身，兄弟叔侄之间争得你死我活，先辈创下的基业也就在这种内耗中渐渐腐烂，走向崩溃。 　　吓死太子忽必烈本打算传位给太子真金，不料真金却比他先死，真金之死与忽必烈也不无关系。真金一向看不惯忽必烈所重用的阿合马等亲信，受到一批儒臣的拥护，但对忽必烈则唯唯诺诺，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朝政大权始终掌握在独断的忽必烈手中。 　　阿合马死后，余党心有不甘，欲伺机陷害皇太子。这时有一大臣上书称：“皇帝年事已高，应当禅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可加以干预。”忽必烈权势欲极重，决不会在生前交出政权，大臣上书要求皇上退休无疑是虎口拔牙，对太子有百害而无一利。真金得知此事后深为恐惧。御史台也明白其中的利害，就将大臣的奏章暗中压了下来。 　　阿合马余党探知此事，决计发难，准备向世祖揭发。拥护太子的右丞相安童知道此事已瞒不下去，干脆抢先向忽必烈陈述事情本末，指出阿合马余党欲借机陷害太子。忽必烈听到有人居然要他提前让位给太子，勃然大怒，厉声责问道：“你们就没罪吗？”安童带头认罪，但同时向皇上指出，阿合马的党羽此举目的是要危及太子，搞乱天下。经过劝说，忽必烈才怒气稍解。阿合马的余党虽然没有成功并受到严惩，太子真金也给吓得心惊肉跳，忧郁成病，不久撒手归天，年仅43岁。 　　培养后人真金死时忽必烈已年逾古稀，接班人只能在真金的儿子中选。真金与其妻阔阔真共生三子，长子晋王甘麻刺，次子答刺麻不剌，三子铁穆耳。阔阔真偏爱小儿子，怂恿大臣劝说皇上立铁穆耳为皇储。为使铁穆耳积聚掌权的资本，就先遣他出镇北边，争取军功，并委派重臣玉昔帖木儿辅行。 　　玉昔帖木儿是成吉思汗的四杰之一博尔术的孙子，曾屡立战功，深受忽必烈重用。他在受命之际，劝忽必烈把真金的旧玺授予铁穆耳，以正名分，为以后登基抢占先机。 　　阔阔真又搞到一块秦朝的玉玺，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交给铁穆耳，以为“受命之符”。 　　刀剑拥立的皇上公元1294年，忽必烈去世，宗室诸王会集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议立新君。宗王大臣讨论了三个多月，仍难拍板。 　　当时，惟一能与铁穆耳分庭抗礼的是他的大哥晋王甘麻刺。甘麻刺也曾出镇岭北，统领成吉思汗的四大宫帐和北方诸军，管辖蒙古本土，拥有相当大的势力。支持甘麻刺的宗王认为长孙继承帝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铁穆耳一派坚持先帝已有遗言，不可更改，而且铁穆耳掌有天命之符。最关键的是铁穆耳得到伯颜和玉昔帖木儿两个重臣的支持。 　　为了排斥诸王的异议，在大臣集会上，伯颜手握宝剑，立于殿阶，大声宣读祖宗宝训，陈述立铁穆耳为帝的理由。伯颜词色俱厉，诸王吓得大腿发抖，纷纷跪下连连磕头。玉昔帖木儿则向甘麻刺施加压力说：“先帝逝世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祖宗的基业不可无人继承，国家不可一日无主。铁穆耳既有先帝的遗言，又有受命之符，你身为宗盟之长，怎么能一言不发？”甘麻刺情急之下，只得无可奈何地表态：“皇帝一旦登基。我自然北面事之。”于是在群臣的劝进下，铁穆耳终于当上了皇帝，是为元成宗。 　　垂拱而治成宗继承祖宗创下的偌大家业，史书上称他“垂拱而治，善于守成”。实际上也就是坐吃前人的遗产，混混日子，无所作为。成宗即位五年，还不知六部官员是谁。成宗一朝，政府机构庞杂，贪官污吏横行。 　　成宗晚年多病，更是不管国家政事，皇后、鲁罕和中书右丞相哈刺哈孙各自拉帮结派，成宗曾立其子德寿为皇太子，不料德寿比成宗先死。 　　公元1307年，成宗去世，大元内部为争帝位又起纷争。成宗晚年多病，政事多由皇后卜鲁罕做主。卜鲁罕对成宗的二哥答刺麻八刺的妃子答吉十分忌恨，将她贬出京城，却未曾料到自己最终栽在答吉所生的两个儿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手中。 　　争权开始海山19岁时就带兵出征，镇守漠北，手中握有军权。成宗死后，皇后卜鲁罕企图垂帘听政，左右国事。她唯恐海山回来夺位，不把成宗去世的消息通知海山，打算推举忽必烈的孙子阿难答为帝，其理由是：阿难答是成宗的亲叔伯兄弟，国家事重，宜立长君。 　　但右丞相哈刺哈孙坚决不同意。皇帝一死，他就把京城官衙的印信全部收缴，封存府库，然后装病躺倒，对内宫传出的旨令拒之门外。这时正好海山派遣康里脱脱至大都（今北京）议事，哈刺哈孙让他赶紧逃回，向海山通报大都的情况。海山闻讯大怒，马上发兵南下，无奈路途遥远，一时难以赶到大都。 　　迎接海山与此同时，哈刺哈孙又遣密使通知答吉母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得到密报后，忙与部下商议。谋士李孟劝他：“当带上母亲，以奔丧为名，速往大都，尽快挫败对手的奸谋。”公元1307年2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奉母妃入京师，哈刺哈孙连夜送去密信说：“海山路远，不能及时赶到，夜长梦多，还宜事先而发。”谋臣阿沙不花也劝爱育黎拔力八达先下手：“先入者胜，后入者败。皇后一旦垂帘听政，我辈迟早都是她的阶下囚。” 　　皇后卜鲁罕和阿难答正准备在三月初三动手，爱育黎拔力八达抢先发难，于初二率领卫士闯入皇宫，将阿难笞、卜鲁罕其依附他们的大臣一网打尽。 　　这时，诸王建议爱育黎拔力八达乘势登上帝位，但他顾忌长兄海山手握重兵，不敢贸然称帝，只是号称监国，以李孟为参知政事，遣使去迎接海山。 　　答吉都是“算命”惹的祸答吉见大局已定，就请阴阳先生给她两个儿子算一算命，结果算出来海山“荒落有灾”，运祚不长。答吉派人给海山传话说：“你们兄弟俩都是我的亲骨肉，我没有什么偏心，但阴阳家的话也不得不考虑。” 　　海山听罢，沉下脸一言不发。他找来康里脱脱说：“我十多年来一直守卫在边陲，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何况我是老大，理应我坐皇位。现在太后居然相信算命先生的胡言乱语。天道茫茫，谁能预知？如果我登基后，实施的政策上合天心，下符民望，即使只做一天的皇帝，也将名垂万年。怎么能因阴阳家的几句话就违反祖宗的规矩？一定是朝中那帮权臣平时作威作福，胡作非为，怕我日后跟他们算账，故意造谣生事，企图阻挠我上台。脱脱你先去京都见我母亲，观察动静，有什么情况火速回报，我整军随后就到。” 　　答吉听说海山已兵分三路南下，大惊失色，忙对脱脱解释：“那些话是阴阳家说的，不信就算了，我不过是出于爱，为他们考虑罢了。大敌已经清除，宗王大臣也已决定让海山继位，太子还有什么好迟疑的？叫他快来京吧。” 　　她又屏退左右，私下对脱脱说：“海山这个孩子天性孝友，他当皇帝是人心所向。这回一定是听了别人的挑拨，你赶快回去为我弥补过失，使我们骨肉之间不发生误解，和睦相处，你就立下大功了。” 　　脱脱说：“太母不必过虑，我随海山多年，颇得信任，我马上回去向他解释明白，只要你们能相互信任，不起内讧，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尘埃落定为了消除海山的疑心，答吉先派了大臣阿沙不花迎接海山。阿沙不花向海山汇报了这场宫廷政变的始末，以性命向他保证：“你老弟之所以当监国是为了以防不测，他正等着你回去当皇帝呢。”脱脱赶到后又传达了答吉的意思，海山这才放下心来。 　　公元1307年5月，海山领兵到上都。爱育黎拔力八达随母来迎。蒙古各部诸王在上都集会，决议废卜鲁罕后，将她赶到外地赐死、诛杀阿难答及其亲信，一致推举海山为皇帝，海山即位，是为武宗。武宗当然也不能亏待“平定内难，为兄清道”的胞弟，于是在同年6月，立其弟为皇太子，使其成为皇位的法定继承人。兄弟俩约定，爱育黎拔力八达去世后，再由海山的儿子继位。一场皇位争夺战总算尘埃落定。 　　国力的恢复统治者一方面为权利而斗争，另一方面也在维持元朝当时大国实力。 　　重农政策在蒙古对金作战期间，北方劳动人民大量地死亡和逃散，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从成吉思汗到元世祖，一直存在着农牧争地的问题。在战争之后，北方农田大量荒废为牧场。 　　在中原和江南地区先进农业经济的影响下，蒙古统治者不得不放弃其落后的游牧经济和剥削方式，而采用“以农桑为急务”的政策。在元军攻宋的过程中，对农业生产的破坏较之北方要轻一些。这种“使百姓安业力农”的思想，还贯穿在其他许多行政措施和命令中。如考核地方官吏时，决定升迁的首要条件是“户口增、田野辟”。重农政策的结果，也使蒙古封建领主逐渐转化为封建地主。 　　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忽必烈就设立劝农司，派出许多劝农使分赴各地整顿农桑。至元七年二月（公元1270年）又成立司农司，下设四道巡行劝农司。 　　同年十二月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添设巡行劝农使、副各四员。由劝农司到大司农司，反映出对农业的逐步重视。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诏以大司农司所定《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各路。 　　组织村社元人在大力提倡垦殖的同时，又扩大屯田网，除军屯、民屯外，还有军民和屯等形式。据历史记载，当时大漠南北的屯田是卓有成效的。元初，民间有自发组织的“锄社”，“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锄之”，往往“苗无荒秽，岁皆丰熟”。元政府在此基础上发展为村社形式，规定“诸县所属村，凡五十家立为一社”。社长组织居民垦荒耕作，修治河渠，经营副业。这种村社是农村基层组织，成为恢复生产的一种积极手段。 　　此外，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还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如迁徙民户充实内地和西北地区，听民自买荒田旷土，延期课税，对贫困的屯田户和迁民，给以牛具、农具和种粮；清理豪强侵占的土地和民户，推行大规模的“籍户”（调查登记户口），释放部分奴隶从事农业生产，以及兴修水利等等。 　　恢复农业这段时间，由于贯彻了重视农桑的政策，各地的农业生产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农业发展的表现，首先是水利灌溉业的发达。元初，内设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郭守敬作督水少监时，曾亲自到华北、西北一带进行规划，增辟水田数万顷。宋、金时的水利工程，在元朝都逐步得到了恢复。王祯《农书》中介绍用于灌溉的水车就有七种，其中高转筒车可引水到二百余尺的高地，这些工具在当时能够广泛应用，是和水利事业的发展分不开的。 　　第二，表现在粮食产量的提高上。到元世祖时期，陕西关中地区的小麦“盛于天下”，关、陇、陕、洛出现了“年谷丰衍，民庶康乐”的景象。长江以南地区产量更高，仅江浙一省的岁粮总数就占了全国岁粮总数的三分之一。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当时北至怯绿连河（克鲁伦河）、乞里吉思、谦谦州（均在今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南至罗罗斯（四川南部）、乌蒙（云南昭通），均有屯田。 　　农业发展的成果还表现在：元代我国南北各地棉花种植的逐渐推广，也是当时农业生产上一项重要成就。 　　由于南方农业的发展，南道棉的产区扩大得较快。与此同时，棉花在北方陕甘一带也普遍种植。当时大半个中国，已遍植棉花。 　　当然，在恢复与发展中，各地情况是不平衡的。由于封建统治机构的腐朽，在元世祖晚年，部分地区在水利、屯田、劝农等项工作上已出现了停滞和衰败的现象。到元代中后期，水利建设遭到了严重破坏，土地兼并加剧，加上旱、疫、蝗、水等自然灾害，农业生产进一步衰败了。 　　兴盛的海运大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当地农产品又无法满足首都的需求，于是，京都的粮食不得不“仰给于江南”。元政府除了利用陆路交通和运河外，又开辟了一条海运航线。 　　元世祖派遣伯颜平江南的时候，就曾利用海运把南宋皇家图书馆所藏书籍全部运到大都。但大量运输粮食则始于公元1282年。这一年伯颜派人从海道运粮到直沽（今天津），开始时用平底船60艘运粮4．6万石，以后每年增加，最多达到360万石。航道改过三次，自苏州刘家港开航，“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 　　海运比陆运和内河航运要省费得多，不仅“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而且便于在政治上控御东南。 　　大运河的重生大运河自隋唐迄宋，大运河主要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一条南北运输线，经过元朝整修以后，大运河就成为以大都为中心的新型运河了。 　　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元政府利用汶泗诸河的水源，沿着山东丘陵地的西北边缘，向南开凿了济州河，从山东的济宁到东平开辟了一条人工河道。 　　公元1289年又开凿了一条会通河，从山东东平到临清，和旧运河（即御河）接通。到了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当时任都水监的科学家郭守敬建议，在金代运河的基础上开凿一条通惠河，自大都至通州，利用北京西山泉水及白河水接济运河水量，总长160余里，这样从通州就可以顺白河到天津。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这三条河道的修成，就从当时黄河所经的徐州，向西北直达卫河上的临清打通了一条捷径。粮船可以从徐州直接北上，不必再绕道河南了，省去了六七百里的路程。 　　从此，北自大都，南至杭州的大运河贯通起来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政治上也起了巩固统一的作用。五朝元老、一代奸相元朝自忽必烈以后，统治层开始走下坡路，铁木迭儿便是在此期间出现的著名奸相。 　　不倒翁武宗海山沉溺于酒色，坐上皇位不到四年，就一命呜呼了，年仅31岁。太后答吉也不得不叹服算命先生的未卜先知。按照原先的约定，公元1311年3月，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大都即皇帝位，是为仁宗。仁宗上台后尊孔崇儒，力行汉法。他曾紧握拳头对臣下说：“我之所以重用儒者，因为他们能牢固地维持三纲五常。”他实行科举选士，重用汉人，但在与奸臣铁木迭儿的斗争中，却始终占不到上风。 　　铁木迭儿是五朝元老，平时作恶多端却像个不倒翁，根本原因就在他的后台是皇太后答吉。早在武宗时期，做云南地方官的铁木迭儿就因玩忽职守受到处分，但被答吉保了下来。武宗死后，答吉趁仁宗尚未执政，就下旨召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仁宗天性慈孝，在老母面前总是十分软弱，只得承认既成事实。 　　铁木迭儿居相位两年就因罪罢官，但他通过皇太后的关系，不久又官复原职。 　　过街老鼠复相后的铁木迭儿愈加肆无忌惮，受贿卖官，强占民田，无所不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几个儿子也先后当上了大官，家奴也狗仗人势胡作非为，连不少朝臣也得让他们三分。 　　有个富人张弼因犯杀人罪被关入牢中，向铁木迭儿送了五万贯钱。铁木迭儿派家人胁迫有关官员，要他们放人。事情给捅出来后，中书平章萧拜住、中丞杨朵儿只、上都留守贺胜联合御史台四十余名官员，联名弹劾铁木迭儿的罪行，所列罪状，有根有据。他们揭发铁木迭儿欺下瞒上，蠹政害民，搞得天怒人怨，要求将他车裂斩首，以快人心。 　　仁宗向来看不惯铁木迭儿，早就想杀他，又不敢得罪母后，就提拔御史中丞萧拜住为中书右丞，以牵制削弱铁木迭儿的权力。这回看了大臣的奏书后，怒不可遏，下诏逮捕铁木迭儿。铁木迭儿见势不妙，干脆逃到太后的宫中藏了起来。投鼠忌器，皇帝也对他这一招毫无办法，仁宗闷闷不乐了好几天，毕竟不敢得罪太后，只得把铁木迭儿罢相了事。 　　古代风景画鉴赏小人得意铁木迭儿罢相不到一年，又东山再起，当上了太子太师。朝廷内外，一片哗然。御史中丞赵世延拍案而起，又联络四十多人，联名上疏责问：“这种坏东西怎么能当皇太子的老师？”但太后仍多方庇护，皇帝还是对这个头号奸臣无可奈何。公元1320年正月，仁宗去世。三月，仁宗之子硕德八刺即位，是为英宗。仁宗死后的第四天，皇太后一道懿旨，铁木迭儿又当上了中书右丞相。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铁木迭儿开始大肆迫害政敌。 　　英宗尚未登极之前，铁木迭儿就传太后旨，将曾经弹劾过他的萧拜住、杨朵儿只抓来审问，罪名是他们过去违背太后的旨意。杨朵儿只反问道：“以中丞的职权恨不得杀掉你以谢天下。如果我们真的不从太后的旨意，你还能活到今天吗？”铁木迭儿又找来两个朝臣，让他们证明杨朵儿只有罪。杨朵儿只对二人吐了一口，说：“二位也是御史台的人，想不到会干这种下流的勾当。”二人惭愧地低下了头。铁木迭儿可不管这些，借太后的旨意将萧拜住和杨朵儿只当众斩首。不久，铁木迭儿又找了个借口，杀了曾经弹劾过他的贺胜，罪名是“便服迎诏”大不敬，就是身穿便服接皇帝的诏书，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贺胜死时，百姓纷纷为他烧纸钱，围在尸体边上痛哭不已。 　　对于第二次弹劾他的赵世延，铁木迭儿派人对他威胁利诱，如他告发同谋，就许以高官，否则将大难临头。赵世延不吃这一套，铁木迭儿就将他逮至京师，交法官严刑拷打，欲置于死地。英宗知道后两次赦免赵世延，但铁木迭儿还是不放人，将赵关进死牢，逼他自杀。赵世延在大牢里呆了两年，宁死不屈，在大臣的呼吁下，终于得旨获释。铁木迭儿听说赵世延出狱，说：“这是朝臣欺骗皇上干的事。”英宗知道后说：“这是我的主意。”赵世延这才得以虎口逃生。 　　诛奸相铁木迭儿排斥异己，结党营私。英宗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太后答吉死后，铁木迭儿的权力就被逐渐剥夺，不久生病死了。英宗气仍难平，下旨砸了铁木迭儿的坟碑，追夺其官爵，抄了他的家，诛杀了他的党羽，但是却赦免了铁木迭儿的义子御史大夫铁失。斩草不除根，留下了无穷的后患。文化盛世元朝继唐宋以后造就了又一个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期”。 　　官修史籍元朝建立之后，沿袭中原旧制，各帝死后，都由翰林国史院或指定史官编纂《实录》。只有顺帝因国亡而未及编写。明洪武二年修《元史》就是以元代累朝《实录》及《后妃功臣列传》等为蓝本的。《元实录》今已佚，仅能从《元史》中略窥其梗概。元代官撰的主要史籍流传下来的有《宋史》、《辽史》、《金史》。元代官修的大型史籍还有《大元一统志》和《经世大典》等。 　　由翰林国史院用蒙文编写、类似汉文《实录》的《脱卜赤颜》是蒙古皇室的秘史。由蒙古近臣编写，藏在奎章阁。《脱卜赤颜》后来不断续修，原本已佚，但在后来编写的《黄金史》等书中，尚保存一些片断。 　　除了官修史籍以外，民间的史学家的成就也不少，马端临（公元1254年—公元1323年），字贵与，饶州乐平（属江西）人。他见杜佑《通典》自天宝以后阙而未备，就仿《通典》的体例，写成了《文献通考》。《文献通考》是一部着重叙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分类通史。全书348卷，分为24类。它以《通典》为蓝本，但在选材范围和规模上都超过了《通典》。内容不仅采用经史，而且摘引奏疏议论，尤详于宋代史实，反映出他重视近现代史研究的精神。 　　司马光《资治通鉴》成书后，其门人刘安世曾为之作注，但此注已佚。元代胡三省重为注释。胡三省，字身之，浙东宁海人。宋亡，他隐居不仕，写成了294卷的《通鉴注》。《通鉴》内容繁富，需要训释之处较多，《通鉴注》是后人读《通鉴》必不可少的一部参考书。 　　特别的元曲元代的元曲，是这个时期文学上最突出的成就。元曲包括剧曲和散曲两种。剧曲当时称为杂剧，在元代极为盛行。据统计，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有80多人，作品有500多种，保存到现在的还有160多种。 　　在元以前，传统的文学体裁是抒情的诗歌和散文，而从元以后，文学作品的体裁出现了有情节、有人物、有说有唱的戏剧。 　　元初城市经济的逐渐复苏和繁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荡，儒学封建道德思想的约束在各少数民族文化冲击下的相对松弛，专业剧作家的出现，这些，都是杂剧兴起的有利条件。蒙古统治者对歌舞戏曲的爱好，更助长了这个文艺形式的发展。 　　在至元、大德时期（公元1264年—公元1307年），出现的著名剧作家有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世称元曲四大家。他们的代表作品是关汉卿《窦娥冤》、白朴《梧桐雨》、马致远《汉宫秋》、郑光祖《倩女离魂》等。此外，王实甫的《西厢记》也是脍炙人口的名著。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歌颂了人民的反抗斗争，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都有空前的成就。 　　 　　第十六章 　　 　　“浪子”关汉卿关汉卿生活在公元13世纪的元朝，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统一的政权。这期间，不同民族相融合，原来汉族正统礼教思想势力相对松弛，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就是民间俗文学的兴起，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戏剧的兴起。 　　在中国古代，戏剧作家和演员的社会地位很低，因此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史册上只有一些零星的材料。他可能原居山西解州，后来长期居住在都城大都。有人说他“不屑仕进”，也有记载说他曾在皇家医院任职，但是他对医术似乎兴趣不大，却热衷于编戏演戏。 　　关汉卿关于关汉卿的为人和个性，元人熊自得《析津志》说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正如他那首夫子自道的小曲所言，此人于吟诗、吹箫、弹琴、舞蹈、下棋、打猎等各种技艺无所不能，什么都玩。不过玩得最拿手的是“杂剧”，关汉卿不仅写剧本，还亲自参加演出，常常“面敷粉墨，躬践俳场”。艺人社会地位不高，但关汉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长期混迹于勾栏瓦肆，毫无惭色地自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 　　关汉卿可能不是个合格的医生，但他更关注的是人间的疾苦，在玩世不恭的背面，隐藏着冷峻悲凉的内心世界。他愤世嫉俗，以悲天悯人的情怀，诉说着民众的困苦与无奈。 　　《窦娥冤》，万人泪七百年来，一曲《窦娥冤》，赚得多少观众泪。《窦娥冤》的全名是《感天动地窦娥冤》。取材于汉代流传下来的“东海孝妇”民间故事，但剧本反映的时代生活与人物遭遇，却以元代冤狱繁多的社会现实为依据。 　　窦娥因家贫被卖给蔡家做童养媳，丈夫早死，婆媳相依为命。流氓张驴儿闯入这个家庭，胁迫窦娥婆媳嫁给他们父子为妻，遭到窦娥严辞拒绝。张驴儿欲毒死蔡婆，结果反毒死了自己的父亲，便嫁祸给窦娥。昏聩的太守严刑逼供，在公堂上，窦娥因不忍见婆婆被拷打而承担了被诬陷的罪名，临赴刑场时，还怕婆婆见到伤心，特意请刽子手绕道而行。违法的人并未得到制裁，守法的人却被“法纪”送了性命。 　　戏剧的锋芒直指酷虐的封建统治。当幻想破灭时，这个弱女子愤怒地呼喊出：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 　　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 　　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一曲《窦娥冤》充溢着愤懑的情绪，关汉卿借窦娥之口责天问地，发泄了他对现实世界的强烈不满。社会对于弱者从来就是不公平的，作者对天地不公的诘难自然会引起无数受压迫的大众的共鸣。 　　窦娥冤世上波澜涌笔底，民间疾苦入戏文。关汉卿写作勤奋，一生共著杂剧67部，今存18部。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单刀会》、《调风月》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剧作“写情则沁入心脾，写景则在入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倾注了作者对现实与人生的痛切感受，具有社会批判的价值和震撼人心的力度。 　　近代学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称：“关汉卿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如今关汉卿的戏剧已被译成多种文字，走上世界舞台，这个七百年前的浪子，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江山换年代，美丑贯古今。当流氓无赖都成了道貌岸然的大人君子，关汉卿这种刚直不阿的文人也就只配沦为烟花路上的“浪子”了。“愤怒出诗人”，愤怒造就了关汉卿这位奇才，“浪子”千古，究竟幸还是不幸？ 　　散曲与传奇除元曲外，还有和杂剧中的曲牌一样而没有念白和折子的歌曲，称为散曲，是元代的民歌。其中包括成套的“套数”和“小令”，也出了一些有名的作者和优美动人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散曲作家中有姓名可考者有187人。 　　在南方，以南曲腔调演唱的温州杂剧等地方戏发展成为南戏，亦称传奇。著名的有四大传奇：《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和《杀狗记》。 　　杂剧、散曲和南戏（传奇）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对后来戏剧文学的发展和许多地方戏曲、剧种的兴起，都有深远的影响。运用汉文从事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元代也很多，如回回人萨都剌、畏兀人小云石海涯（汉名贯云石，字酸斋）等，都以写散曲而驰名于时，对汉文的造诣很深。此外，回回诗人乃贤、丁鹤年等人，在当时也都有声誉。 　　蒙、藏史诗元代我国各民族的作家，运用自己民族文字或兄弟民族的文字，写出或翻译了不少的优秀文学作品。如作者不可考的《元朝秘史》（即《蒙古秘史》），不仅记录了蒙古的起源和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的历史，而且也是诗歌、口碑、传说等民间口头文学的汇编，是一部蒙古民族的史诗，也是蒙古族可考的第一部历史文献。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是一部藏族民间说唱体的英雄史诗，在元代写完，当时在全国广泛流传，为汉、藏、蒙等族所喜闻乐道。《米拉日巴传》的作者署名是后藏疯人海如嘎，成书约在13世纪后期，写僧人米拉日巴的一生，是研究藏族社会和文学的重要资料。这些少数民族文学杰作，都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享有的文化遗产。伯颜专政蒙古统治由盛转衰，前人留给他的是一个破烂的摊子。 　　两虎相斗年幼的元顺帝根本不懂治国安邦，只知同女子游玩嬉戏，朝中大权全由伯颜和燕铁木儿两大家族把持。 　　伯颜曾被授予中书右丞相的头衔，燕铁木儿的弟弟撒敦担任中书左丞相，伯颜的弟弟马札儿台与燕铁木儿的儿子唐其势并为御史大夫，文宗在位时期，伯颜的权势与威望远远比不上燕铁木儿，而今登上中书右丞相宝座，权势跃居燕铁木儿家族之上。 　　对此，唐其势忿忿不平地说：“天下本是我家的天下，伯颜是什么人？竟然官职比我还高！”唐其势几次想刺杀伯颜，终未得手。伯颜则不露声色，静观事态的发展，暗中却在寻找时机剪除这个死对头。 　　顺帝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撒敦死去，唐其势晋升为中书左丞相。他见小皇帝越来越宠信伯颜，便抓紧行动，暗地里与他叔叔答里、弟弟塔剌海和宗王晃火帖木儿密谋策划，决定发动宫廷政变，废黜元顺帝，另立文宗的儿子燕铁占思为帝。 　　可是阴谋败露，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六月三十日，当唐其势率领几位勇士闯入皇宫时，伯颜伏兵以待，将唐其势及其同党团团围住，唐其势当即死于乱刀之下。 　　两宫皇后塔剌海逃进后宫，躲入姐姐座位底下。伯颜随即闯入后宫，从伯牙吾氏的座位下拖出塔剌海，挥刀即斩，鲜血溅了伯牙吾氏满身。伯颜立即上奏元顺帝，指责皇后伯牙吾氏窝藏大逆不道的弟弟，并欲将伯牙吾氏抓走。 　　伯牙吾氏向元顺帝求救，高喊：“陛下救救我！” 　　两年来，伯牙吾氏见元顺帝日益宠幸奇氏，非常恼恨，多次无故痛打奇氏，元顺帝表面上虽不敢作声，暗中则对伯牙吾氏咬牙切齿，而今她的兄弟犯上作乱，无论如何不能轻饶了她，所以当元顺帝听到伯牙吾氏向他呼救，冷笑一声，说道：“你的兄弟想置我于死地，我岂能救你！” 　　接着下令将她逐出宫门，贬为平民，不久被伯颜毒死。伯牙吾氏被黜，元顺帝打算立奇氏为皇后，但遭到伯颜的反对，结果，在伯颜的荐举下，伯颜忽都做了皇后，奇氏被立为二皇后。据说，两宫皇后并立，就是从元顺帝开始的。 　　伯颜忽都素来庄重朴实，整天端坐宫中，从不伴随皇帝游乐，元顺帝觉得她缺少魅力，很少出入她的宫中。 　　独断专行燕铁木儿家族败亡后，元顺帝将一切大权委付伯颜，听他决断，朝中不再设置左丞相，伯颜以中书右丞相的身份独专相权。不久，元顺帝授予伯颜世袭的答剌罕封号。按照蒙古惯例，受封者可以随意出入宫禁，并享有许多特权。 　　这样一来，伯颜身价就更高了。他当政期间所得的封号、官衔加在一起长达246个字，其权势之显赫，为元朝历代宰相中前所未有。 　　自从诛灭唐其势后，伯颜专政自恣，肆行贪暴，越来越不把当朝小皇帝放在眼里。 　　一天，他对15岁的元顺帝说：“陛下有太子，不要让他读汉人书。汉人读书，实在太欺负人了。” 　　中书省官员建议废除科举，深得伯颜赞赏，他立即上奏皇帝，请求批准。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十一月，在伯颜的煽动下，元顺帝下诏停止科举取士，把各地儒学贡士庄田的田租改拨为宿卫士的衣粮，又下令禁止汉人、南人学习蒙古文字。 　　伯颜自恃功高权重，毫无顾忌，又向蒙古诸王下了毒手。当时，蒙哥的后裔彻彻秃受封为郯王，伯颜的先祖是蒙哥家中的奴隶，按照蒙古传统，伯颜一家应该世代尊蒙哥后裔为使长。 　　伯颜觉得这是自家的奇耻大辱，愤怒地说道：“我身为皇太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何要尊蒙哥后裔为使长？”于是，他在元顺帝面前诬陷彻彻秃谋反，请求将他处死，元顺帝不允，伯颜竟擅自行刑，使彻彻秃蒙冤而死。元顺帝对伯颜的所作所为日益不满，却又拿他没办法。 　　古代山水画鉴赏可怜的顺帝尽管伯颜觉察到了元顺帝已对他不再信任，但他仍然肆意妄为，毫不顾忌。他的亲信布满朝中，他的居宅门庭若市，朝廷官员进进出出，好不热闹。每次退朝，他在众臣的簇拥下，趾高气扬地走出宫门，宛若宫内空无一人。 　　他在京城街道上通过，诸卫士精兵前呼后拥，挤满街头。相比之下，元顺帝的仪卫则寥若晨星。 　　元顺帝明明看见伯颜多次夜间进入皇太后宫中，通宵不出，也耳闻京城上下议论纷纷，说伯颜“上把君欺，下把民虐”，但也无计可施。 　　宫中忠心耿耿为元顺帝效力的只有两个近侍官员，一个名叫阿鲁，另一个名叫世杰班，这二人职卑权小，哪里能够与伯颜相抗衡。元顺帝苦于没有得力之人帮助他铲除权臣伯颜，不免时常暗自伤心落泪。脱脱杀伯脱脱算得上能挽狂澜手既倒的惟一人才，不过贤人也难逃小人的阴谋。 　　目无主上的伯颜脱脱自幼时拜浦江名儒吴直方为师，16岁即精通经史，且武功超群，膂力过人，被任为内宰司丞兼成制提举司达鲁花赤。他的出名是因为他的“大义灭亲”。 　　元顺帝在执政后期不再设置左丞相，导致右丞相伯颜独专相权，加号为大丞相，权势炙手可热。由于伯颜的威风，以致“天下贡赋尽人伯颜家，天下之人唯知伯颜而已”。作为蒙古贵族，伯颜极端仇视汉族文化，极力排斥汉人官员。他对顺帝说：“陛下有太子休教读汉儿书。汉儿读书，好生欺负人。”有个巫婆给伯颜算命，说他要死在南方人手里。于是伯颜重申汉人南人不得执持兵器，北人殴打南人，不得还手，禁止汉人南人学习蒙古文字。 　　当时，广东等地爆发人民起义，伯颜看到起义者都是汉人，就向皇帝建议，杀光张、王、刘、李、赵五姓的汉人，以为由此就可杜绝祸患，幸亏顺帝没有答应。 　　密计杀伯伯颜的骄横跋扈激起其他官员的嫉恨，顺帝也极为恼火。伯颜的侄子脱脱，自幼被伯颜收养，视若己出。脱脱文武双全，立有军功，为亲军都指挥使。他见伯父如此胡作非为，担心早晚将祸及家门，私下对亲父说：“伯父骄纵已甚，万一天子震怒，自家将遭灭族之灾，不如先设法除了他。”他父亲觉得有理，但一时又下不了手。脱脱又去请教幼年时汉人老师吴直方。吴直方说：“古代的先哲说‘大义灭亲’，大丈夫只要忠于国家，不必有太多的顾虑。”脱脱向顺帝自陈忠忱，起初皇帝还有些不放心，就派心腹官员与脱脱交往，发现脱脱确实忠于国家，就对他加以重用。 　　伯颜唆使朝臣上书，说汉人不可为廉访使。脱脱向顺帝奏请，遵守祖宗法度，不要排斥汉人。伯颜大怒，对顺帝说：“脱脱虽是我的养子，但袒护汉人，必当加以惩罚。”顺帝说：“脱脱是好人，用汉人是我的意思。”对伯颜的专横，顺帝极为忿恨，在和脱脱谈到这些事时禁不住掉下眼泪，脱脱也为之泣下，君臣决心要除掉伯颜。 　　养子灭父公元1340年2月，伯颜出城打猎，脱脱封锁京师城门，奉顺帝命起草诏书，列举伯颜罪状，驱逐伯颜，贬为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颜派人到城下询问，脱脱说：“驱逐伯颜是皇帝的旨意，其余的人无罪，趁早回家。”伯颜手下的人一哄而散，伯颜还不死心，要求进城向皇帝告别，被脱脱断然拒绝。 　　伯颜南行到半路，皇帝又传旨将他贬到岭南。伯颜没料到自己会栽在养子的手中，愤愤不平地对一个过路老人说：“可曾听说过儿子杀老子的事情吗？”老人答道：“不曾见过子杀父，唯见臣杀君。”伯颜想起当年的威风，低下头面有惭色。走到江西，伯颜病倒了，没几天就死在驿站。江南汉人无不拍手称快，写诗歌嘲讽道：“虎视南人如草芥，天教遗臭在南荒。”元顺帝的挣扎元顺帝虽废除旧政、改革弊政，但其虎头蛇尾，最终图治之心消失殆尽。 　　初显“文治” 　　元顺帝铲除伯颜时，已21岁，他封马札儿台为太师和中书右丞相，脱脱知枢密院事，总领诸卫亲军，脱脱的弟弟也先帖木儿为御史大夫，马札儿台父子总揽军政大权。 　　马札儿台做了中书右丞相后，自恃辅佐皇帝铲除伯颜有功，私自在京城附近开酒馆、糟坊，派人去南方贩卖食盐。脱脱恐遭非议，祸及自身，暗中让人向元顺帝告了一状，上任仅半年的马札儿台被迫辞职。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三月，元顺帝任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元顺帝决定任用脱脱进行改革，废除伯颜旧政，重振祖宗大业，大有恢复元朝盛世的向慕之志。 　　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元顺帝恢复了中断六年的科举取士制度，亲试进士78人，以笼络汉族士大夫，同时大兴国子监，选名儒雅士传授儒学。他下诏将四个素有声望的儒士欧阳玄、李好文，黄潜、许有壬召进宫内，让他们五日进讲一次，帮助他读四书五经，练习书法。为了表达对儒学正统思想的尊崇，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元顺帝派人到曲阜祭祀孔庙，第二年，下诏编修辽、金、宋三史，命脱脱为都总监官，许多汉人文士参加了编纂，形成了元顺帝新政中“文冶”的重要内容。 　　元顺帝任用脱脱废除旧政、改革弊政，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脱脱因而也获得了“贤相”的美誉，可是没过多久，朝中形势发生微妙的变化。中书左丞相别儿怯不花是元成宗时逆臣阿忽台的儿子，素与脱脱不和。他上台后，多次在元顺帝面前说脱脱的坏话，元顺帝本人也觉得脱脱权势太重，恐怕他走上伯颜独揽大权的老路，渐渐疏远脱脱。 　　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脱脱被迫称疾家居，辞去相位。这时候，元顺帝尚存励精图治之心，任用成吉思汗四杰之一博尔术四代孙阿鲁图为中书右丞相。 　　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十月，遣使巡行天下，意在广布圣德，询民疾苦，寻访贤能，罢黜地方贪官污吏，规定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职，五品以下处决。可是奉命巡行各省的宣抚使不仅不按皇帝旨意秉公办事，反而借此机会敲诈勒索，虐害百姓，元顺帝的一番苦心全成了泡影。 　　救命稻草脱脱罢相后的几年中，右丞相一职数易其主，朝中大臣彼此倾轧，日甚一日，元顺帝的向慕之志渐渐消失。至正七年（公元1347年）六月，他听信别儿怯不花谗言，罢免太师马札儿台，将他徙于西宁州，后又移居甘肃。脱脱忧郁不得志，请求随父同行，以尽孝道。 　　先前，太子爱猷识里达腊降生后，一直养于脱脱家中，因而二皇后奇氏与脱脱关系甚密，在脱脱罢相的日子里，奇氏一再在元顺帝面前为他求情，元顺帝也觉得，脱脱任中书右丞相的四年中为他出尽气力，其后任命的丞相远不如脱脱精明能干。 　　一天，有人进献佛郎国马，元顺帝看着膘肥体壮的良马，感慨地说：“人中有脱脱，马中有佛郎国马，都是世上出类拔萃的。” 　　不出半年，马札儿台病亡，奇氏得知后，立即对元顺帝说：“脱脱是好人，不能让他久居外地。” 　　元顺帝点头赞同，下诏命脱脱回京。 　　脱脱到京后，元顺帝任命他为太傅，综理后宫事务，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七月，复命脱脱为右丞相。 　　“米价贵似珠” 　　元顺帝再一次起用脱脱后，把一切大权交付与他，自以为高枕无忧。而实际上，这时的元朝仿佛人到暮年，虚弱无力，几乎达到了无可整顿的地步。元顺帝开始深居宫中，与嫔妃嬉游玩乐，不理朝政，对国内形势茫然无知，前几年的“向慕之志”、图治之心早已消失殆尽。 　　脱脱复相后，虽有一番抱负，却从施展，而且他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上台后，他在各官署安插自己的亲信，将以前与自己结冤的官员一一贬黜，逐渐专横跋扈起来，为此得罪了一些皇帝近侍官员。朝中大臣为争权夺利，结党拉派；地方官员则互相勾结，鱼肉百姓。 　　古代山水画鉴赏元顺帝为了笼络人心，对贵族、官僚滥行赏赐，挥霍无度，造成国库入不敷出。脱脱复相后，元廷财政十分拮据，于至元十年（公元1850年）发行了一种新的纸币，叫“至正宝钞”，用它来代替流通已久的“中统宝钞”和“至元宝钞”。为了搜刮民脂民膏，政府拼命印造这种纸币，物价一下子暴涨十倍，老百姓来不及倒换新钞，只好以货易货，全国出现“米价贵似珠”的局面，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从至正四年（公元1334年）开始，黄河接连在白茅堤、金堤决口，河水暴溢。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沿河地区受灾，有的地方水深达两丈左右，接着又发生旱灾和瘟疫，灾区人民死了一半。山东地方的盐场也被洪水冲毁，直接影响了政府的收入。 　　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四月，脱脱决定修治黄河，他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河防使，征发黄河沿岸15万民工和庐州（今合肥市）两万戍卒充当劳役，人们在监工的皮鞭下出苦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怨恨、愤怒的气氛笼罩着治河工地，终于引发了“红巾军”起义。 　　元顺帝调了几千名官兵前往镇压起义军，元军开赴前线后，主帅只顾饮酒作乐，士兵们则乘机抢掠，与红巾军刚一交战，主帅扬鞭高喊：“阿卜！阿卜！”（快跑！快跑）回马便逃，元军不战而败。 　　脱脱自误脱脱这时候变得奸诈狡黠，他不仅向元顺帝隐瞒事情真相，而且每当朝中商讨军事，他一概不让汉人官员参预。 　　这时候，红巾军迅速发展，各地纷纷响应，以致义军遍布大江南北。后来，红巾军形成两大分支。 　　北方红巾军以刘福通、郭子兴等人的队伍为主，南方红巾军由彭莹玉、徐寿辉等人发动和领导。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十月，南方红巾军攻占薪水（今湖北浠水），徐寿辉称帝，建国号为“天完”，“天完”就是压倒“大元”的意思，其势力逐渐发展到两湖、安徽、江浙、福建、广西等地。 　　脱脱见带兵镇压义军的弟弟吃了败仗，怕皇帝知道了怪罪下来，于己不利，所以不在皇帝面前提及红巾军起兵主事。可是纸里包不住火，一个名叫哈麻的近侍官员向元顺帝告了脱脱一状：元顺帝闻知天下大乱，而自己还蒙在鼓里，急忙召见脱脱，气愤地责备他说：“你曾说天下太平无事，现在红巾军遍及半个国土，你丞相有什么计策对付？”脱脱吓得瑟瑟发抖。 　　一代贤相终有已时脱脱膺命出兵高邮以后，哈麻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博得了元顺帝的信任，傲了中书平章政事，弟弟雪雪也任了高官。 　　之后，哈麻告诉奇氏和爱猷识里达腊说，脱脱与其弟也先帖木儿拖延立嗣，有不轨之举。其实，在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六月，元顺帝已立爱猷识里达腊为皇太子，哈麻此举别具用心，奇氏和爱猷识里达腊心领神会，指使监察御史三次上奏元顺帝，指责脱脱出师三个月，空耗大量人力财力，毫无战功可言，请求罢免脱脱。 　　元顺帝听信了该言，派使臣急赴军中下诏，以脱脱“劳师耗财，坐视寇盗”为借口，削除他的军权和官爵，将他贬居淮安（路治在今江苏准安县），改派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书平章月阔察儿、知枢密院事雪雪代替脱脱任前线指挥。 　　消息传开，军心大乱，脱脱的心腹龚伯遂对脱脱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劝他不奉圣旨，待攻下高邮，小人谗言自会大白干天下。脱脱摇了摇头，说：“天子召我而我不从，这是与天子作对，君臣之分何在？”说完，骑马向北奔去，百万大军失去主帅，顿时溃散，使走投无路的红巾军抓住战机，反败为胜。 　　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三月，元顺帝再下诏书，将脱脱流放到云南大理，其弟也先帖木儿流放于四川，脱脱的两个儿子也因此受到牵连，分别被放逐兰州、肃州。是年十二月，哈麻假托元顺帝之命，派人毒死了脱脱。 　　元顺帝不辨是非，临阵易帅，使元朝军队功亏一篑，从此，元朝失去了原有的军事优势，而高邮之战却成为元末农民起义由衰入盛的转折点。落日帝国元朝，这个强盛的、征服过几乎整个亚欧大陆的超级王国也走上了一条衰亡的不归路。 　　剥削加重随着蒙古族统治者封建化程度的逐步加深，他们利用土地的剥削也日益加重。如武宗时一个蒙古大臣占江南田1230顷，每年收租50万石，平均每亩收租高达4石。利之所在，贵族们都趋之若鹜，他们往往采取包税制形式，争着承包政府的官田，然后分租给佃户耕种，从中进行剥削。南方汉族地主对佃户的剥削，和蒙古贵族相比也毫不逊色。南宋亡后，元世祖有意识地把江南地主经济保全下来，因而江南地主对农民一直没有放松过控制和剥削。他们任意奴役佃客家属，干预“佃客男女婚姻”，甚至将佃客随田佃卖。 　　沉重的徭役也集中在贫苦劳动者身上。据记载，当时“浙右病于徭役，民充坊里正者皆破其家”。在赋税和徭役的双重盘剥下，广大劳动人民一遇灾荒，就只能流亡了。列为一二等的蒙古、色目人中的广大下层劳动者，同样遭受残酷的封建奴役和压榨。沉重的赋税、军役和站役，加上大封建主之间频繁的内讧和战争，官吏们的贪暴，以及自然灾害的袭击，使脆弱的蒙古、色目劳动者个体经济受到严重摧残，不断破产。关于蒙古人被卖给色目、汉人、南人为奴婢的记载，也是史不绝书。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元政府为了收容赎回被卖为奴的蒙古子女，成立了宗仁卫。到公元1323年正月，仅这一处收容的人数就“额足万户”。 　　统治腐朽元朝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在其后期是十分惊人的。每一新帝即位，赏赐贵族们的金银钞币，都在数百万锭以上，田地的赐与也动辄千顷。如顺帝赐丞相伯颜田地，一次就达五千顷。他还花费大量财物于迷信活动，挥霍浪费，国库为之枯竭。当时各级官吏都贪污勒索，巧立名目。如有拜见钱、撒花钱、追节钱、生日钱等。政府卖官鬻爵，高下有价。到了后期，就更加腐败了。 　　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由于国库空虚，开始发行至正钞，用来代替早已通行的中统钞和至元钞。这种不计后果的办法，当时人称为“钞买钞”。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物价飞涨，社会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随着政治上的腐朽，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火并也经常发生，元朝的统治已面临崩溃的边缘。 　　红巾军大起义韩山童的祖父，原来就是北方白莲教的一个领袖人物。到了韩山童时，白莲教在教义宣传、群众基础、政治斗争目标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韩山童以白莲教主的身份宣称：“明王出世”即“弥勒佛下生”。“明王”、“弥勒”是当时人民幻想中的救世主，只要明王出世、弥勒下生，人民就可以翻身。这一通俗、简明的号召，有力地吸引了当时陷于贫困绝境的农民。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黄河在自茅堤（山东曹县境）决口，溢入运河，又淹了沿河的盐场。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四月，元政府令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 　　征发汴梁（今开封）、大名（今河北大名南）等黄河南北13路15万民工及庐州（今合肥）等地两万多军队到河上服役。河工们原来就是贫苦遭灾的饥民，被强征为河工后，又被迫在军队监视下劳动，越发产生不满的情绪。活动在永年、颍州（安徽阜阳）一带的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决定利用这一个时机，发动起义。 　　石人造反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宣传“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同时散布一首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并暗地里凿了一个独眼石人，在其背上刻了“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几个字，埋在即将开工的黄陵冈（今河南兰考东）河道上。当河工们掘出独眼石人后，奔走呼告，人心浮动，起义的条件日益成熟。 　　公元1351年5月，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在颍州颍上县的白鹿庄聚集了三千多教徒，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帜，宣誓起义。但立即遭到元地方政权的镇压，刘福通冲出包围后，重新组织起义力量，一举占领了颍州。义军头裹红巾，人称“红巾军”。 　　刘福通在颍州起义成功后，南北各地的白莲教徒纷纷起兵响应。北方地区还有：芝麻李（李二）、彭大、赵均用等起义于徐州；布王三（王权）占领唐、邓、南阳等地，称“北琐红军”；孟海马占领均房、襄阳等地，称“南琐红军”；郭子兴占领濠州（今安徽凤阳）。 　　在南方进行反元活动的领导者是彭莹玉、徐寿辉。以后，徐寿辉称帝，建立了政权，国号天完，年号治平。他们占有了湖北、湖南、江西一带的广大地区，给元朝南方的封建政权以沉重的打击。随着各地的紧急情报纷至沓来，元朝统治者们已经感到自己的龙椅坐不稳了。由治而乱农民军的赵都没有惊醒蒙古贵族，他们反而变本加厉地享受着最后的晚餐。 　　“秘密佛法” 　　高邮之战后，哈麻为了获取高官厚禄，极尽献媚之能事，想尽办法迎合元顺帝喜欢玩乐的心理，暗中向元顺帝推荐了一位西天僧（印度僧），教皇帝学习淫术，号称“演揲儿法”，又称“秘密佛法”，汉语意为“大喜乐”。 　　不久，哈麻的妹婿秃鲁帖木儿又向元顺帝推荐了一个善行“秘密佛法”的西藏僧人，这位僧人对元顺帝说：“陛下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也不过保有现世而已。人生几何？当受我秘密大喜乐禅定，其乐无穷。”元顺帝受此诱惑，很快迷恋上淫乱不堪的“秘密佛法”，对国家大事也就不管不问了。在西藏僧人的建议下，元顺帝选了十个皇亲国戚，称为“十倚纳”，在宫中练习“秘密佛法”，其中有元顺帝的母舅老的沙。他又派人四处搜罗美貌女子，召进皇宫，伴陪他与“十倚纳”从事“秘密佛法”，元顺帝整天与倚纳们偕同宫女相与亵狎，男女裸处，惟淫戏是乐。 　　元顺帝的丑声秽行，闻于内外。他还下令在避暑地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建立穆清阁，连延数百间，奇妇美女充实其中，供他夏季到上都避暑时与亲信们行“秘密佛法”。元顺帝还嫌不足，又挑选了108个僧人进宫演练“秘密佛法”。并说，他之所以整日从事“大喜乐”，不理政事，乃是为天下生灵之故，真可谓荒谬绝伦。 　　鲁班天子由于朝廷中不少人投靠了红巾军，元朝政府军队一蹶不振，元顺帝不得不改变排汉政策，鼓励和依靠豪强地主武装去镇压农民起义。他廉价地授予地主武装头目以万户、千户等官衔，这样，相继出现了几支靠镇压农民起义发迹的地主武装，其中最主要的是答失八都鲁和察罕帖木儿两股势力。元顺帝起用搠思监为中书右丞相，汉人太平（原名贺惟一）为左丞相，他自己则不问政事，整天与嫔妃嬉游宫中。 　　元顺帝常常学着当初西藏僧人教他淫亵时的腔调说：“百年光阴就像驰电一样，能有多少呢？日夜作乐还不满十万日，况且其间疾病相侵。有朝一日死去，富贵可就不归我所有了，何必自讨苦吃，虚度一生呢？”于是他亲自动手设计龙舟，龙舟长120尺，宽20尺，舟身及舟上殿宇皆饰以五彩金，舟行时龙首、眼、口、爪、尾一齐摆动。元顺帝经常乘舟在宫苑湖内往来游戏。他又选了十六个宫女，称为十六天魔，让她们身披缨络，头戴象牙佛冠，载歌载舞，供他与亲信观赏。元顺帝还为大臣们设计庭院房阁图样，然后交给工匠，照此修建，附炎趋势者为博得皇上欢心，称他是鲁班天子。 　　元顺帝古今只我一人而已近侍官员看到元顺帝设计的房阁饰以金珠，就对他说，所建房阁不如某某官员居宅别致。元顺帝不服气，下令拆毁重建，近侍官员则把金珠刮去，装入自己腰包。元顺帝为了防止大臣们劝阻他与天魔舞女嬉游，竟想出了一个十分荒唐的主意，他秘密让人在宫内挖掘地道，在地道内与天魔舞女厮混，达到了昼夜不分的地步。他倾国家资财，把府库积粟全都赐给女宠，而百官俸禄则只给茶、纸等杂物，朝野上下，怨声不绝。二皇后奇氏实在看不下去，再三恳求他爱惜身体，不要受天魔舞女迷惑，停止土木兴建。元顺帝听得此言勃然大怒，高声吼道：“古今只我一人而已！” 　　互藏杀机哈麻担心自己向顺帝推荐西天僧一事心有余悸，怕一旦朝臣知晓，自己名誉扫地，于是他找借口将西天僧打了170大板，放逐西北边远之地。可是，哈麻并未因此除却心病。当初，他向皇帝推荐西天僧时，他的妹婿秃鲁帖木儿是知道的，现在秃鲁帖木儿越来越受宠于皇帝，权势渐增，完全有力量与哈麻抗争，这使哈麻很不自在。更重要的是，哈麻开始感到，身为一国之主的元顺帝整天沉迷于宫廷享乐，不理朝政，对大臣们放任自流，这样下去国家危在旦夕。最后，哈麻决定站在二皇后奇氏和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一边，逼迫元顺帝退位，并借机干掉秃鲁帖木儿。 　　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二月的一天，哈麻秘密对他父亲说：“我们兄弟二人身为丞相、大夫，仰赖的是祖宗恩德。而今秃鲁帖本儿为取悦皇上，教他淫亵，必遭天下士大夫讥笑，我们兄弟有何脸面见人？我要除掉秃鲁帖木儿，而且皇上日趋昏愤，何以治天下？现在皇太子已长大成人，聪明过人，不如立他为帝，让元顺帝做太上皇算了。”不料，他妹妹正躲在屏风后面，偷听到哥哥与父亲的谈话，慌忙跑回家中告诉了丈夫，秃鲁帖木儿大惊失色，决定借元顺帝除掉哈麻。 　　又一场政变秃鲁帖木儿急忙面见皇帝，不敢直说哈麻指责皇帝荒淫失道，只是笑着对元顺帝说：“哈麻之所以想让陛下退位，是因为陛下年纪大了。”元顺帝听罢，十分惊讶地说：“朕头发不白，牙齿没掉，怎么能说我老了呢！”在秃鲁帖木儿的挑唆下，元顺帝决定先发制人，铲除哈麻和雪雪。君臣二人商讨好计策后，秃鲁帖木儿躲入尼姑庵中暂避风声。 　　第二天，元顺帝遣使传旨，令哈麻、雪雪二人居家听命，不必入朝，兄弟二人不知是计。在这当口，元顺帝暗中授意御史大夫搠思监劾奏哈麻兄弟罪恶，没过几天，元顺帝下诏罢免哈麻、雪雪官职，将兄弟二人分别流放惠州（今河北宽城县北）和肇州（今黑龙江肇州县东），兄弟俩还未来得及动身，就死于刑杖之下。元末大混乱农民起义军的各自为政造成了天下混乱的局面。 　　方国珍与张士诚元末大起义开始以后，经过优胜劣汰，留下了可成霸业的几支，初期最著名的是公元1348年起兵于浙东的方国珍和公元1353年起兵于高邮的张士诚。方国珍是浙江黄岩人，“世以贩盐浮海为业”。至正初年，方国珍的仇人向官府告发方国珍私通海盗、坐地分赃。方国珍杀了仇人，带领家属和邻里逃命到海中，集结了数千人，屡败元军，并占据庆元、台州、温州等沿海地区，成为元末拥军割据的一支实力，称雄浙东20年。张士诚，泰州白驹场人（今属江苏东台），出身亭户，“以操舟运盐为业”。因受富户及弓兵们的欺侮，愤而与弟士义、士德、士信等谋，举兵反元。在攻克高邮后，以高邮为都城，国号大周，自称诚王，建元天裙。公元1354年，元丞相脱脱率百万大军围高邮，因被右丞哈麻所劾，削职远徙，元军大乱。张士诚乘机反攻，取得高邮战役的重大胜利。公元1356年张士诚南下，据有平江（苏州）、湖州、杭州等地区，迁都平江。 　　红巾军北伐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二月，刘福通将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从砀山夹河迎至亳州称帝，国号大宋，改元龙凤。又利用“明王出世”的宣传效果，称韩林儿为“小明王”。中原各地的红巾军一时都接受了大宋政权的领导。 　　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刘福通作出重大战略决策，分兵三路北伐：东路军以占领山东的毛贵为主力，直插河北，指向元京城大都，中路军由关先生（关铎）、破头潘（潘诚）为统帅，绕道山西，转攻河北，形成对大都的迂回包围；为了分散元军对东路和中路的压力，又组织了西路军作策应，由白不信、李喜喜、李武、崔德等经潼关和武关入陕西。 　　由毛贵率领的东路军，曾一度进攻到离大都不过百多里的枣林（今北京通县西南）和柳林等地。但由于孤军深入，被元军所败，毛贵最后撤回济南，东路军北伐失败了。 　　刘福通被杀中路军占领了大同、上都等重要城市，大大震撼了元朝腐朽的统治，又转战辽东各地，直入高丽。西路军在陕西受到挫折。公元1358年，一部分红巾军进入四川，一部分红巾军攻占了甘肃，宁夏等地。 　　红巾军三路进军的同时，刘福通也于公元1358年5月攻占汴梁，把韩林儿从安丰（今安徽寿县）迁来，宣布以汴梁为首都，出现了北方红巾军全盛的时代。当北伐各路失利之时，宋都汴梁也受到元军的围攻。公元1359年8月，元朝察罕帖木儿部攻下了汴梁，韩林儿、刘福通撤退到安丰。公元1363年2月，张士诚部下大将吕珍乘机围安丰，刘福通被杀害。朱元璋解安丰围后，迎韩林儿到滁州居住。公元1366年12月，朱元璋派廖永忠迎接韩林儿到应天，在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渡江时船沉，韩林儿淹死，以龙凤纪年的宋政权至此结束。 　　朱元璋的强大公元1352年2月，定远土豪郭子兴起义于濠州，自称红军。闰三月，出身贫苦、曾为游方僧的朱元璋也参加到这支队伍中来。公元1355年郭子兴死，朱元璋掌握了这支军队的实际领导权，并归大宋政权统辖。公元1355年6月，朱元璋南渡长江，夺取了太平路（今安徽当涂）一带大片地区。次年三月，他又亲率水陆大军攻克集庆路（今南京），改名应天府。他以应天为根据地，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当时起义军中的一支劲旅。攻下集庆前后，朱元璋对封建士人逐步采取了优容的态度，以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汪广洋为帅府令史，陶安为令史。攻取集庆的策略就是陶安和冯国用等人建议的。元池州学正朱升还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后来刘基、宋濂等儒士也得到朱元璋的特别重用，这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在农业生产上他开始设置营田司，又令将士屯田，“且耕且战”，“及时开垦，以收地利”，保证军粮供应，恢复社会生产。 　　古代风景画鉴赏兼并豪杰公元1358年12月，朱元璋亲自统率10万大军包围了婺州，元守将开城迎降。朱元璋在婺州置中书浙东行省。接着朱元璋的浙东驻军，先后占领了诸暨、衢州和处州（今浙江丽水），东南一带被孤立的元军据点次第消灭。这时朱元璋的占领地区东北邻张士诚，西邻陈友谅，东南邻方国珍，南邻陈友定。 　　公元1360年闰五月，陈友谅勾结张士诚，准备顺流而下东西夹击朱元璋的根据地应天府。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主张，设好埋伏，打败了陈友谅。张士诚慑于形势，未敢出动。 　　公元1363年，陈友谅竭尽全力，企图与朱元璋决一胜负，因而爆发了著名的鄱阳湖水战。当时陈友谅拥兵60万，大舰数十艘，而朱元璋只有20万人，用小船。朱元璋采用火攻，把陈友谅用铁索联在一起的大舰焚毁了不少。激战的结果，陈友谅中流矢丧命，其子陈理突围奔回武昌，朱元璋取得全胜。公元1364年，朱元璋又亲率大军征武昌，陈理请降，陈友谅的割据政权灭亡。 　　朱元璋在收拾了陈友谅之后，回师东进。公元1365年，他派遣徐达为大将军，先攻取高邮、淮安，又攻占湖州、杭州。到公元1367年9月攻克平江（今苏州），张士诚被俘送应天，自缢死。 　　公元1357年，朱元璋遣兵调将，分三路进讨方国珍，从陆上海上对方国珍形成了一个大包围。方国珍计穷势屈，不得不投降。 　　明朝的建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朱元璋建立起来的政权只能维持原来的生产关系，在社会改革上他所能做到的仅是“旧政有不便者，吾为汝除之”。这样做的结果，在他的文武官员中培植了一批新的封建地租剥削者，随着政治地位的变化，这些领导成员也就变成拥有众多庄田佃户的封建地主了。公元1364年正月，朱元璋即吴王位，设置百官，建立了一整套封建统治机构。 　　吴元年（公元1367年12月），朱元璋正式即皇帝位。第二年即公元1368年正月，改元洪武，定国号为明，以应天府为京师，开始了明朝的历史。元朝的灭亡朱元璋的军队一天比一天壮大，元朝的日子一天也比一天难过。 　　朱元璋的南征朱元璋平定福建的陈友谅后，占据广东的地方武装何真向朱元璋求降。这时南方只有西南一隅尚未统一。 　　公元1366年，割据四川的明玉珍死，其子明升即位。政权一直苟延到洪武四年（公元1372年），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才降附了明朝。 　　朱元璋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命傅友德、沐英、蓝玉率30万大军进攻云南。元朝梁王逃到晋宁自杀。第二年蓝玉、沐英攻下大理，云南最后被平定。至此，朱元璋基本上统一了南方。 　　策划废帝奇氏与皇太子见政局动荡，元顺帝听任朝臣倾轧，便加紧行动步伐，打算联合太平逼迫元顺帝逊位与爱猷识里达腊，但太平严辞拒绝。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十二月，爱猷识里达腊命令监察御史买住等人劾奏太平提拔的汉人官员中书左丞成遵和参政赵中，将二人杖杀狱中，借此中伤太平。 　　太平见势不可留，只得上奏元顺帝，以患病为由，请求辞去相位，大臣们立即呼吁，要求皇帝留用太平，元顺帝慑于奇氏和皇太子咄咄逼人之势，被迫罢免太平。由于得不到支持，爱猷识里达腊逼父逊位未能如愿。 　　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爱猷识里达腊与母亲奇氏加紧了策划逼父禅位的阴谋，掌握大权的搠思监和朴不花则密切配合，拉拢朝中大臣，将军政大事全都压下不让元顺帝闻知。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三月，爱猷识里达腊、搠思监、朴不花指责孛罗帖木儿与老的沙图谋不轨，要求皇帝驱逐孛罗帖木儿。孤立无援的元顺帝不得不听命于皇太子，下诏削除孛罗帖木儿兵权和官爵，贬居四川。 　　宗王不颜帖木儿、秃坚帖木儿愤愤不平，起而与孛罗帖木儿联合，并上书元顺帝，为孛罗帖木儿申辩。元顺帝感到孛罗帖木儿忠于自己，是他与皇太子一方抗衡的重要砝码，于是复下诏书，历数搠思监、朴不花恣意弄权、欺下蒙上等罪状，将搠思监流放岭北，朴不花流放甘肃，恢复孛罗帖木儿官职。 　　然而，此时皇太子一方的势力已跃居元顺帝之上。所以，诏书虽下，搠思监、朴不花二人权未解、职未卸，照常在朝中掌权。 　　自乱阵脚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四月，元顺帝再次屈从于皇太子，下诏命扩廓帖木儿统兵进讨孛罗帖木儿。一个月后，爱猷识里达腊再次逼迫元顺帝下令扩廓帖木儿进讨孛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分兵三路，一路由部将白琐住率领开赴京城御守，另外二路军队进逼孛罗帖木儿驻守的大同。 　　孛罗帖木儿怒杀搠思监、朴不花二人，留下一部分军队守卫大同，他自己则带着秃坚帖木儿、老的沙，率领主力大军直捣大都，扬言要尽除朝中奸臣。京城大震，爱猷识里达腊亲自率领军队迎战，结果大败而回，在白琐住军队的护卫下匆匆逃往太原扩廓帖木儿军中。孛罗帖木儿拥兵入城，偕同秃坚帖木儿、老的沙面见元顺帝。元顺帝当即任命孛罗帖木儿为中书左丞相，老的沙为中书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儿为御史大夫。不久，又提升孛罗帖木儿为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总揽国家大权。 　　孛罗帖木儿上任后，立即杀了元顺帝宠幸的“倚纳”和近臣，驱逐西藏僧人，幽禁奇氏。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三月，爱猷识里达腊下令扩廓帖木儿与李思齐出兵声讨，并调遣岭北、甘肃、辽阳、陕西等地军队增援。孛罗帖木儿派遣秃坚帖木儿率兵进讨上都皇太子同党，又调兵南下抵御扩廓帖木儿军队。这个时候，孛罗帖木儿荒淫无度，在数月之内，共纳四十多女子为妾，整天与老的沙等人饮酒作乐，甚至酗酒杀人。朝臣都对他心怀恐惧，元顺帝渐渐失去了对他的信任。朝中倾轧、军阀混战以爱猷识里达腊和扩廓帖木儿的胜利而告一段落，步步退却的元顺帝仅仅保住了皇帝宝座。 　　覆灭前的窝里斗在这期间，朱元璋的队伍迅速崛起，直接威胁着元朝控制下的北方地区。朱元璋先后剪除群雄，声威大震，决定派兵北伐，灭亡元朝。 　　这时，元朝内部宫廷斗争更甚。爱猷识里达腊逃奔太原时，曾想仿效唐肃宗在灵武称帝的故事，自立为帝，扩廓帖木儿不同意。孛罗帖木儿被杀后，奇氏传旨到军中，命令扩廓帖木儿以重兵扈从皇太子入京，目的在于胁迫元顺帝退位。奇氏再次劝扩廊帖木儿出面逼使元顺帝让位与皇太子，扩廓帖木儿又予以拒绝，由此得罪了奇氏母子。元顺帝本与扩廓帖木儿不和，又忌他兵权太重，朝中大臣也觉得他年纪轻、资历浅，不把他放在眼里。在军中娇纵惯了的扩廓帖木儿做了两个月的左丞相，很不得志，在京城实在呆不下去了，只好上奏元顺帝，请求外出带兵。 　　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闰十月，元顺帝封扩廓帖木儿为河南王，命他代皇太子总制天下军马，进讨江淮。扩廓帖木儿率大军离开大都后，不仅无意整军出战，反而借元顺帝授予他的军事大权，随意征调各路军队，引起军阀头目不满，元顺帝开始怀疑他有叛逆之心。 　　至正十七年（公元1367年）八月，元顺帝严厉责备皇后与皇太子，他说：“过去孛罗帖木儿举兵进犯京师，而今扩廓帖木儿总兵天下，很不得利，你们母子误了我的天下。现在国家分崩离析，困难重重，都是你们母子造成的！”说完，元顺帝怒气冲冲地打了爱猷识里达腊几拳。 　　尔后，下诏命皇太子总制天下兵马，并令扩廓帖木儿率领本军自潼关以东出兵江淮，李思齐自凤翔以西进取四川，张良弼、孔兴、脱列伯共取襄樊。 　　但诏书虽下，皇太子坐视不动，扩廓帖木儿及诸路军阀也都拒命不受。此时，扩廓帖木儿的部将貊高、关保见主帅不奉君命只顾打内战，便倒向朝廷一边，转过头来攻打扩廓帖木儿，得到了元顺帝的支持。 　　迎接新的王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国号为明。二月，徐达率军攻占山东各地，接着回师河南，兵锋直指汴梁、洛阳，而元朝军阀内战仍在继续。这年闰七月，元顺帝见局势不妙，只好再恢复扩廓帖木儿河南王和中书左丞相的职务，让他率军南下，幻想依靠他挽回败局。这时，明军已经会师山东临清，直趋大都。 　　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闰七月二十八日，徐达率领明军攻陷通州，元顺帝闻知，不顾大臣们的再三劝阻，决意出逃。当晚，元顺帝率同后妃、太子和一些大臣，打开健德门逃出大都，经居庸关，奔向上都。 　　八月二日，徐达率军攻入大都。至此，统治了97年的元朝政权宣告结束。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四月，做了35年皇帝的元顺帝因痢疾死于应昌（今内蒙古达里诺尔西南）。其子爱猷识礼达腊继位，携残部退到塞外和林一带，史称北元。 　　到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占据辽东的纳哈出归降明朝，朱元璋前后用了35年多的时间，至此才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起义带来的重大意义元末农民起义前后历时17年，是继唐末黄巢起义之后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北宋以来，长期积累的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问题，经过这次大起义之后，才算获得了一次较大幅度的调整和缓和，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明初的“移民垦荒”成为可能。明初土地关系之所以能获得一定程度的缓和，正是元末农民战争之赐。 　　其次，在这次大起义中，大批奴隶得到了解放。奴隶在斗争中获得解放的事实，具有普遍意义。《大明律》规定：“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为良。”这说明农民起义中奴隶身份获得解放的事实，在法律上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 　　最后，元末农民起义在当时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成吉思汗及子孙们曾在中亚和东欧建立了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元朝名义上是这些汗国的共主。元朝的崩溃覆灭，客观上起了牵制蒙古统治者镇压各国人民的作用，支援了各国人民反抗蒙古贵族统治的斗争。大元王朝全面解读蒙古族的起源情况如何蒙古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公元五六世纪生活在中国东北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室韦人。在众多的室韦部落中，有一支叫“蒙兀室韦”的，这就是蒙古人的祖先。 　　公元七八世纪，包括蒙兀室韦在内的一些室韦部落西迁，他们渡过呼伦湖，来到了水草丰美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游牧在肯特山地区。 　　公元八九世纪，居住在呼伦贝尔草原南部的鞑靼部落开始强大起来。十世纪左右形成了鞑靼部落联盟，所有蒙古部落也包括其中，被称为“黑鞑靼”。 　　公元十一二世纪，鞑靼部落联盟解体后，在广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出现了许多蒙古部落，其中较大的有：乞颜部、塔塔儿部、汪古部、克烈部、乃蛮部等，这些大部落又各自分为若干小部落，遍布呼伦贝尔大草原。 　　蒙古各部没有统一的首领，如一盘散沙，互相攻掠，纷争不已。乞颜部的铁木真经过十余年的征战，终于统一了蒙古各部，于1206年成为全蒙古的大汗，尊号“成吉思汗”。至此，蒙古民族便正式形成了。 　　蒙古族的文化习俗情况如何蒙古族的文化习俗主要体现在他们的宗教信仰中。蒙古族信奉萨满教，这是一种原始的巫教，其最根本的观念是万物有灵。因此，许多自然界中的事物和现象，如日月、水火、山川、土地、树木、雷电等，都是蒙古族崇拜的对象。正是由于对那些事物和现象的崇拜和敬畏，蒙古人的日常生活中有着许许多多看上去很特殊的禁忌，如禁止拿小刀插入火中，或用小刀到锅里取肉，或用斧子在火旁砍东西；又如禁止在太阳下晒干毡袜，禁止食用被雷电击死的牲畜的肉等。 　　除了那些来源于萨满教的禁忌外，蒙古部族中还奉行着一些久已形成的、具有法律意义的生活规范，如禁止破坏草场、禁止乱丢火种、禁止在河水中洗衣或洗手等，这些规范都是为了保护生活环境、保障社会生产而逐渐形成的。 　　田园风景图蒙古人行事，多以占卜预测。其法为以铁锥烧红后烧钻羊肩胛骨，然后观察羊骨上的裂纹以定吉凶，俗称之为“烧琵琶”（羊肩胛骨俗称琵琶骨）。一般说来，如果羊骨上的裂纹呈直线，则吉，事可行；如果羊骨上的裂纹碎乱，则凶，事不可行。占卜是由萨满教的巫师来执行的，像其他原始宗教的巫师一样，萨满教的巫师也在蒙古部族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除了占卜吉凶，还可驱邪治病，更可代神立言，甚至可以影响国家的政局。 　　蒙古族其他方面的生活习俗还有很多，如：1．服饰方面，男子的发型很特殊。蒙古男子都将头顶的头发环状剃去，额前留发，剪短散垂，左右之发垂绾两髻，悬于肩上。这种发型被称为“三搭头”。也有的人因两髻有碍于向两边回顾，而将之合编成一辫，垂于后背。2．葬制。蒙古族剖木为棺，既不封土堆起大坟，也不植树墓旁以为标识，而是将墓地周围较大区域视为禁区。成吉思汗早年的生活情况如何1162年，成吉思汗生于斡难河畔。他的父亲也速该是蒙古部乞颜氏的首领，当时正与塔塔儿人作战，因俘获了一个名叫铁木真的塔塔儿部落首领获胜归来，便给自己新生的儿子取名铁木真，以纪念这次胜利。 　　铁木真九岁那年，他的父亲带他去弘吉剌部定亲。定亲以后，按照当时习俗须把铁木真留在那里，也速该便独自回家了。回家途中，又渴又饿的也速该参加了塔塔儿人的宴会，塔塔儿人认出了也速该，在他的食物中下了毒。也速该吃了带毒的食物，回家后便死了。 　　也速该一死，那些松散地联合在他周围的氏族贵族们纷纷离去，接着大批的奴隶和属民也离开了，只留下也速该的寡妻诃额仑带着几个幼子，他们只有少数几个奴隶和极少的牲畜。铁木真一家陷入了十分窘困的境地，就在这时，铁木真回到了家中，帮助母亲支撑这个家庭。 　　铁木真渐渐长大了，他的家族的力量也有所恢复。泰赤乌部的贵族看到这一切后，怕铁木真将来要找他们报仇，便袭击了铁木真家的驻地，抓走了铁木真。铁木真在夜里趁泰赤乌部贵族们举行宴会的机会逃回了家，又把全家迁到了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在此，铁木真招募流民，发展生产，蓄积力量以图东山再起。 　　成吉思汗是怎样统一蒙古各部的铁木真意识到自己势单力孤，必须借别人的力量来壮大自己。他与弘吉剌部的孛儿帖结婚，从而获得了弘吉剌部的支持。但不久，铁木真的营地又遭到了篾儿乞人的袭击，铁木真匆忙出逃，连自己的妻子也被篾儿乞人抓了去。 　　铁木真为了抢回自己的妻子，利用蒙古诸部间的矛盾与克烈部和札答阑部结盟，这样克烈部出兵二万，札答阑部出兵一万，加上铁木真自己的士兵一万，会合起来去攻打篾儿乞人。篾儿乞人被打得大败，损失了大批的人口和牲畜。由此，铁木真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公元1189年，铁木真在乞颜氏贵族们的拥戴下成为了乞颜氏的首领。他建立了一套旨在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制度，成立了亲卫军，派专门人员从事养马、牧羊、造车等工作。经过一番整顿，铁木真的实力更强了。 　　随着铁木真力量的壮大，他与札答阑部的联盟终于破裂。札答阑部首领札木合联合泰赤乌等部发兵三万攻打铁木真，铁木真亲率所部兵三万分成十三翼与战，这就是著名的“十三翼之战”。激战之后，铁木真败退。但由于札木合极其残酷地杀死战俘，引起许多人的不满，他们又纷纷投到了铁木真的一边，铁木真的力量反而壮大了。 　　1196年，塔塔儿部首领篾古真反金，铁木真与克烈部首领脱斡里勒汗承金命合兵攻击篾古真，他们攻破了塔塔儿人的寨子，捕杀了其首领篾古真，掳获了大批财物。由于战功，金廷封脱斡里勒汗为“王”，加上他以前已有的尊称“汗”，从此他就被称为“王汗”。铁木真也受封为“札兀忽里”（统领）。有了朝廷的正式任命，加上“为父报仇”的美名，铁木真的威信更高了。接着他乘得胜之势消灭了乞颜氏内部几个不听他指挥的贵族首领，进一步确立了他在乞颜氏内部的统治地位。 　　1201年，札木合被泰赤乌等十一部的首领推举为古儿汗（意即天下之共主），然后札木合便率军攻打铁木真。铁木真与王汗联合，共同击败了札木合的军队。第二年，铁木真又率军彻底肃清了塔塔儿部的残余势力。至此，唯一阻碍铁木真统一蒙古的力量就是王汗的克烈部了。 　　札木合在被铁木真和王汗的联军击败以后依附于王汗，他不断地挑拨王汗与铁木真二人的关系，说服王汗出兵攻打铁木真。1203年，王汗军与铁木真军大战，铁木真败退。他一边积蓄力量，暗做准备，一面派人向王汗求和。王汗认为铁木真已失去了反击的力量，不再戒备。可是铁木真在一段时期以后对王汗发动了突然袭击，王汗失败后逃跑，为乃蛮部人所杀。强大的克烈部就这样被铁木真征服了。 　　札木合又从王汗处逃跑到了乃蛮部。乃蛮部的首领太阳汗在听了札木合的挑拨后，决心与铁木真为敌。铁木真得到这一消息，积极准备与乃蛮部作战。他集中军队，下令进行整顿：把军队按十户、百户、千户的编制分组，设置“扯儿必”（辎重管理官），又成立“怯薛”（护卫军）。这些措施极大地增强了铁木真军队的战斗力。 　　1204年，铁木真率军进击乃蛮部，太阳汗率兵迎战。双方大战于纳忽昆山，乃蛮军大败，太阳汗被捕杀，铁木真又征服了乃蛮部。札木合又一次逃走，但已是穷途末路，不久被他手下的“那可儿”（勇士）绑送铁木真，铁木真将他处死。同年冬，铁木真乘胜又征服了篾儿乞、汪古等部落，终于完成了统一蒙古的大业。 　　1206年春，铁木真召集了全蒙古的贵族们在斡难河源举行“忽里台”（大聚会）。贵族们一致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的大汗，并尊之为“成吉思汗”（意即普天之汗，诸王之王）。 　　成吉思汗是如何统一畏兀儿和西辽的九世纪中叶，蒙古高原上一度强盛的回纥汗国瓦解，一部分回纥人西迁至今新疆一带，逐渐发展成当地的主要民族，并建立了政权，史称“高昌回纥”，其人亦称“畏兀儿人”。 　　1124年，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为金所灭，其宗室耶律大石率部西迁，至今新疆西部一带，并建立了政权，史称“西辽”。 　　畏兀儿原本就臣服于辽，西辽建立后，它便成为其藩国。西辽在畏兀儿派驻有少监之官，随时监督畏兀儿。 　　1208年冬，成吉思汗率兵攻打盘踞在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一带的乃蛮部和篾儿乞部残余。篾儿乞部首领脱脱被杀，其子忽都逃至畏兀儿，乃蛮部首领屈出律逃至西辽。 　　畏兀儿人见蒙古强大，不敢得罪，便发兵驱逐了忽都等人。这时，西辽派驻畏兀儿的少监十分专横，连畏兀儿的国王和大臣都要遭他凌辱。畏兀儿人便设计杀掉了西辽少监，并派使者向成吉思汗通好，表示愿臣服。1211年，畏兀儿国王亲自到蒙古朝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以女妻之，并让其享有“第五子”的特权。从此，畏兀儿就完全臣服于蒙古了。 　　乃蛮部首领屈出律逃到西辽后，西辽皇帝古鲁直对他十分优待，不但以女妻之，还帮助他收集残部，恢复力量。后来屈出律反而趁机夺取了西辽的皇位，成为了西辽的皇帝。 　　1218年，成吉思汗派大将哲别率军征讨屈出律，屈出律被擒杀，西辽全境为蒙古所有。 　　蒙古国是如何灭亡西夏的西夏位于大蒙古国的南面，其疆域“东距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控大漠。”以兴庆府（今银川市）为都城，国中耕牧条件十分便利，手工业也很发达。加之地形有利，国虽小，却堪与大国抗衡。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想进攻金国，但认为处在金国之西、蒙古之南的西夏是一个极大的障碍，因为一旦西夏与金联手，自己就会两面受敌，所以他决定先灭西夏。 　　1205～1207年，蒙古军先后两次攻入西夏，但都只是试探性的进攻，未做深入，掳获到大批财物后便撤退了。 　　1209年秋，蒙古军第三次攻入西夏，进入河西地区。西夏派太子率军五万迎击，结果被打得大败。蒙古军直趋西夏都城中兴府（1205年由兴庆府改名）。西夏军拒守贺兰山关口，阻遏蒙古军达两月之久，后终被蒙古军突破。中兴府遂陷入蒙古军重围。但中兴府的城防十分坚固，蒙古军无法攻下，便决河堤引水灌城，使中兴府军民损失惨重。但河外堤又决，蒙古军大营也被水淹，成吉思汗只好下令撤兵。经过这一战，西夏不得不向蒙古臣服，不但纳女、称臣、岁贡，还得帮助蒙古进攻金国。 　　1217年，由于西夏拒绝派兵跟随成吉思汗征伐西域，蒙古军第四次侵入西夏，又一次包围了都城中兴府。西夏皇帝赶忙求和，蒙古军遂解围而去。 　　以后的几年中，西夏一直奉行助蒙攻金的政策，但屡屡为金所败，损失惨重，整个国家陷入了危困的境地。 　　1224年，夏献宗即位，一改其父神宗的政策，与金议和，相约共攻蒙古。 　　1224年秋，蒙古大将孛鲁率军第五次攻入西夏，大败夏军，掳掠无数而还。 　　1226年，成吉思汗率军亲征西夏，这是蒙古军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攻入西夏。西夏军队坚决抵抗，无奈不是蒙古军的对手。沙洲、甘州、肃州、盐州等城相继失陷，一支十万人的西夏大军也在蒙古军的打击下全军覆没。成吉思汗见西夏已不堪一击，便只留部分军队继续攻打中兴府，自己则于1227年正月率军南下攻打金国。七月，成吉思汗病死于秦州清水县（今甘肃天水）。临死留下密令：杀死中兴府的全部居民。 　　留在西夏的蒙古军围攻中兴府达半年之久，城中困乏已极，被迫出降。其新立的皇帝李睨被杀，而居民则由于原是西夏人而后被成吉思汗收为养子的察罕的力谏，得以免遭大规模的屠杀。 　　蒙古国是如何灭亡金国的蒙古诸部本来一直臣服于金，甚至成吉思汗本人也在早年接受过金国的官职。但到了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之后，力量已十分强大，便不愿再臣服于金国。为此金国曾设计想诱杀成吉思汗，但成吉思汗提前知道了这个计划，便决定先发制人，率大军进攻金国。 　　成吉思汗亲自指挥，分别于1211、1212、1213年，三次攻入金国，基本上肃清了金国在黄河以北的势力。1214年，金宣宗献公主乞和，1215年五月，蒙古军又攻克了金国的中都。 　　1217年秋，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把攻击金国的任务完全委托给他，自己则积极准备率军西征。与前一时期成吉思汗攻金只重杀掠的政策不同，木华黎开始注意拉拢利用汉族地主武装，并派人驻守所占城邑。1217～1223年，木华黎率军进攻河北、山西、山东、陕西各地。他利用各地割据武装的力量屡屡击败金军。至1223年木华黎死时，蒙古军已控制了金国的大片领土。木华黎死后，其子孛鲁继父职，继续率军攻金。1227年，金国在河北、山东的势力已基本被肃清。 　　1227年，成吉思汗病死于秦州清水县，临死定下联宋灭金的策略。 　　1229年，窝阔台即汗位，次年便亲率大军攻金。蒙古军由山西入，西渡黄河入陕西，围攻凤翔，金援军被击溃。1231年春，凤翔失守，金国放弃京北，金潼关以西国土尽失。 　　1231年秋，蒙古军分三路向金国发起总攻。窝阔台率中路军，渡过黄河，取洛阳东进；斡赤斤率左路军从济南西进；右路军由拖雷率领，从宝鸡南下，沿汉水取河南唐（今河南唐河县）、邓（今河南邓县）二州，然后北上。三路军出发时约好在次年正月会师于汴京。 　　拖雷右路军向南宋借道不允，遂攻入宋境，抵金州（今陕西安康），由此东下，渡汉江，攻入邓州境。金将合达率兵二十万据险迎击，蒙古军绕过金兵主力，北上直趋汴京，金兵全力追击，1232年春，合达军追至钧州（今河南禹州）三峰山，拖雷率军回击，金兵大溃，残部入据钧州，蒙古军又将其攻陷，合达战死。三峰山之役不仅使金国精锐尽失，而且还丢失了大片河南土地，金国的灭亡已是注定了的。 　　三路蒙古军会师后猛攻汴京，汴京军民拼死守御。至1233年初，金哀宗从汴京出逃。不久，金汴京守将崔立投降。 　　1233年夏，金哀宗辗转逃至蔡州（今河南汝南），被蒙古军包围。同时，蒙古派使入宋，约宋出兵共同攻金。十一月，宋将孟珙率军二万与蒙古军同攻蔡州。1234年春，蔡州破，金哀宗自杀，金国灭亡。 　　蒙古国是如何统一吐蕃、大理的1251年，蒙哥即汗位，积极谋划攻宋。有人认为南宋的长江防线难以突破，不如派军队征服南宋西南方的大理，这样就绕过了长江防线，可以从背后夹击南宋了。蒙哥采纳了这一建议，派忽必烈率军进攻大理。 　　古代山水画鉴赏1253年秋，忽必烈率军出攻大理。这时因四川尚为南宋所控制，蒙古军若要到达大理，必取道吐蕃。吐蕃当时正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无法对蒙古军组织有效的抵抗，蒙古军一路攻城拔寨，顺利穿过了吐蕃地区。吐蕃地区的各割据势力看到蒙古十分强大，纷纷来附，吐蕃就这样并入了蒙古的版图。 　　1253年冬，蒙古军进入大理，在征服了其北部麽、些蛮诸部之后，又击败了其西部的白蛮诸部，进而包围了大理城。大理国王段兴智亲率大军出城迎战，被打得大败，弃城而逃，大理城遂陷。蒙古军入据大理后，继续派兵出击，攻打未附各地。随后忽必烈命兀良合台率部分军队留守大理，自己则率军复经吐蕃北返。 　　1254年秋，兀良合台率军攻大理附都押赤（今云南昆明）。在蒙古军的猛攻之下，押赤城不久便陷落了。段兴智逃跑被俘，于1255年被兀良合台送入蒙古，蒙哥汗赦免了他，仍让他回到大理，协助蒙古军继续征服那些未投降的部落。又经过一年多的征战，兀良合台才完全征服了大理。 　　 　　第十七章 　　 　　成吉思汗西征取得了什么战果1219年秋，成吉思汗率大军进攻花剌子模。花剌子模当时是位于蒙古西边的一个强国，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其商业和手工业均极发达，成吉思汗早就听说过花剌子模的富庶，一直有意攻打，但苦于没有借口。1218年春，成吉思汗派出商队携带大批财物赴花剌子模贸易。当商队到达花剌子模边境城市讹答剌时，该城守将亦难出认为他们是间谍，杀掉了商人，洗劫了财物。成吉思汗随即派出使者至花剌子模要求其国王摩诃末交出亦难出，并赔偿损失。摩诃末非但拒绝了成吉思汗的请求，还杀掉了蒙古使者。成吉思汗闻讯大怒，遂发兵攻打花剌子模。 　　蒙古大军二十万直抵花剌子模边城讹答剌，于城下兵分四路：一路由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察合台和窝阔台率领，围攻讹答剌；一路由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率领沿忽章河攻毡的；一路由大将阿剌黑那颜率领南下略地；一路由成吉思汗与其幼子拖雷率领，直趋花剌子模重镇不花剌。 　　察合台、窝阔台军围攻讹答剌达半年之久方破城，生擒守将亦难出，并在掳掠之后将讹答剌夷为平地。术赤军一路陷城略地，将锡尔河下游诸城全部占领。阿剌黑那颜军在攻打忽毡城时受挫，后来成吉思汗派兵增援，方才占领该城，然后继续西进。 　　成吉思汗与拖雷军于1220年二月到达不花剌。不花剌开城投降，蒙古军于城中大肆掳掠，并放火焚烧民房，使不花剌成为一座荒城。三月，蒙古军进围花剌子模新都撒麻耳干，察合台、窝阔台军亦赶来会师。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在此之前已逃离该城，守城军民于城围第五日投降。蒙古军拆毁城墙，又驱赶居民出城，然后入城大掠。蒙古军将降卒三万余人全部屠杀，又从居民中选出工匠三万余人带走。攻下撒麻耳干之后，成吉思汗暂时停下攻势，休整军队，以待秋天来临继续进攻。 　　摩诃末逃至阿母河南岸，召集了一支军队沿河布防，打算把蒙古军挡在河北岸。但由于内部不和，许多将领拒不从命，摩诃末只好继续逃跑。这时，成吉思汗早已派大将哲别率一支军队专追摩诃末，摩诃末四处逃亡，最后逃到里海的一座小岛上，于1220年底病死在那里。 　　摩诃末死后，他的儿子札兰丁即位，札兰丁是个很坚决的抵抗者。他以旧都玉龙杰赤为中心，布置军队，防御蒙古军的进攻。但由于内部不和，札兰丁率少数部队离开玉龙杰赤。1221年初，数路蒙古军合于玉龙杰赤城下，开始了长达五个月的围攻。守城军民终于力竭请降，蒙古军入城后纵火焚烧房屋，又屠杀居民，最后决阿母河水灌城。 　　札兰丁从玉龙杰赤出走后，与蒙古军边战边退，最后退至自己原来的封地哥疾宁。在这里先后有两支军队共九万余人前来归附他，声势大振。成吉思汗闻讯，派兵三万前来攻打，被札兰丁打得大败。但札兰丁的军队内部又发生了纠纷，将领们纷纷率部离去，札兰丁又一次变得势单力孤。这时，成吉思汗率大军赶来，札兰丁只好再次逃跑，蒙古军穷追不舍。最后札兰丁逃人印度。蒙古军本拟追入印度，但由于气候炎热，只好退兵。强大的花剌子模就这样灭亡了。 　　成吉思汗率军与札兰丁激战的同时，哲别所率的蒙古军进入了钦察草原（今波罗夫赤草原）。生活在该地的钦察人向南斡罗思（今俄罗斯）诸大公求援。最后以乞瓦（今乌克兰基辅）大公罗曼诺维赤为盟主，组成了南斡罗思诸公国与钦察人的联军，并于1223年五月进至加勒加河（今乌克兰境内），与蒙古军大战。联军溃败，蒙古军横扫南斡罗思全境。同年冬，哲别率军返回蒙古草原。成吉思汗西征结束。 　　“四大汗国”是怎么回事“四大汗国”是指在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所得封地的基础上，其各自的后裔们所建立的半独立化的元朝的藩属国。它们分别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系的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次子察合台系的察合台汗国、三子窝阔台系的窝阔台汗国、幼子拖雷系的伊利汗国。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开始分封土地给自己的家庭成员及功臣。长子术赤得到了扎牙黑水（今乌拉尔河）以东草原及花剌子模北部的土地。1235年，蒙古国的窝阔台大汗发动“长子西征”，其主帅是术赤次子拔都，他征服了扎牙黑水以西的钦察草原及南斡罗思等地。1241年，拔都因窝阔台的去世而中止西征，返回钦察草原，以此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汗国，史称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 　　次子察合台在1206年的分封中得到了天山以北的草原，后来又得到了花剌子模的撒麻耳干和不花剌等地。成吉思汗西征结束后，察合台又受命留守西域，而西域正与他的封地相连，察合台汗国遂在日后可以控制西域。 　　三子窝阔台的封地在今新疆一带，后窝阔台即蒙古大汗位后，封地由长子贵由继承。后来蒙古大汗位传入拖雷之子蒙哥手中，蒙哥为了安抚窝阔台家族，大封窝阔台诸子孙于新疆、中亚地区。但窝阔台的子孙并不买账，窝阔台的孙子海都控制了整个窝阔台后裔的封地，并长期与元朝廷对抗。 　　1251年，蒙哥成为蒙古大汗，同年派其弟旭烈兀西征。于1257年，旭烈兀灭黑衣大食，征服了波斯地区。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封旭烈兀于波斯，旭烈兀遂在该地区建立了伊利汗国。因为都是拖雷的子孙，伊利汗国与元朝廷的关系一直十分亲密，是真正意义上的元朝的藩属国。 　　蒙古与高丽的战争情况如何1216年，反抗蒙古统治的契丹贵族金山等人率军攻入高丽。1217年，金山据高丽江东城自立为辽东王。1218年，成吉思汗以追剿契丹人为名派哈真率军进入高丽。高丽国王王瞰派兵联合蒙古军击败契丹军队，王嗷也由此向蒙古纳贡称臣。 　　由于蒙古的诛求无度与使臣的专横无礼，1225年，高丽人杀死蒙古使者，两国关系由此恶化。 　　1231年，窝阔台派撒礼塔率军攻入高丽。高丽麟州守将洪福源降蒙，引导蒙古军陷地破城，直围高丽都城。王蜟派人请降，并贡献大量财物，蒙古军许和，置达鲁花赤（监国）数十人于高丽，并于1232年初还师。同年，又因蒙古屡催进贡与送王公子女人蒙等事，高丽复反。王嗷尽杀蒙古所置达鲁花赤，迁都于海中江华岛。八月，蒙古再派撒礼塔率军与洪福源联合攻入高丽，遭到顽强抵抗，撒礼塔阵亡，蒙古撤军。 　　1235年，窝阔台又派唐古率军联合洪福源攻入高丽。此后，蒙古军连年攻入高丽进行掳掠。1241年王蜟派子王准入蒙古为质，两国关系趋于稳定。 　　其后蒙古又多次以“岁贡不入”为借口派兵入高丽，坚持要求王暾出岛投降并派太子入质于蒙古。1258年，王蜟派太子王俱入蒙古，两国从此才进入了长期的和平。 　　宋元之间的战争是怎样爆发的1234年一月，蒙、宋军队联手攻破了金国最后一个据点蔡州，金哀宗自杀，金灭。 　　金灭后，蒙古主力部队返北，黄河以南地区几成真空。宋廷经过一番讨论，决定派兵收复“三京”，端平元年（1234）六月，宋兵北进。很快占领了汴梁，又从汴梁（今河南开封）分兵西去，占领了洛阳。但中原地区久遭兵火，赤地千里，又值元兵决河放水阻挠，宋兵粮饷不继，与元兵小规模接触后，相继从洛阳、汴梁南撤。北伐之举彻底失败了。 　　蒙古统治者抓住这一机会，迅速做出反应，先是派使赴宋责其“败盟”，继而于1235年春征调兵马，分四路向宋地大举进攻，宋元战争正式爆发了。 　　宋元战争初期的巴蜀战场情况如何1235年春，蒙古军分三路向南宋大举进攻，其中一路由太宗窝阔台之子阔端率领，进攻巴蜀地区。 　　巴蜀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与长江、淮河一起组成了一道南宋对北方的坚固防线。另外，巴蜀地区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是南宋财赋的重要来源地。 　　而对于蒙古来说，进攻巴蜀地区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进攻江、淮一线所必经的中原地区已十分残破，无法供给大军经过，而巴蜀地区物富民丰，极易取得给养。另外，如进攻江、淮一线，必进行大规模的水战，这对元军来说是极不擅长的，而在巴蜀地区作战则可避免水战。最后，攻取巴蜀地区后可以东进直捣江、浙，无须越长江天险，十分便利。 　　因此，攻守双方便在巴蜀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蒙古军对巴蜀地区的攻击大体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一、扫清宋军外围据点宋军为了坚守巴蜀，在川陕交界地带修筑了武休、仙人、七方三个关城以扼要冲，另外又设阶州（今甘肃武都县东）、成州（今甘肃成县）、西和（今甘肃西和县）、凤州（今陕西凤县）、天水（今甘肃天水市）五州以为三关外围。在这一地区驻守着约十万宋军。 　　元军对巴蜀的进攻就是从这一地区开始的。1235年八月，阔端率军进攻，经阳平关（今陕西宁强西北）激战击溃宋军主力，南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率部退守川境，巴蜀门户洞开。 　　二、入蜀争夺1236年九月，阔端率军大举攻入四川内境，分兵数路，直逼成都。至十月下旬，成都失陷。南宋高官四川制置副使丁黼阵亡，其他军民死伤无数。攻占成都后，阔端又派兵四出进行攻击，一月之间，战火烧遍四川各地，全川残破不堪。 　　三、退川骚扰由于元军尚不具备长期占领四川的能力，阔端于十一月率军退出四川，在川边建立了石门、兴元两个据点后率军继续北返。以后，四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再未发生大规模的战斗。但元军为防止宋军再次经营四川，便采取了骚扰破坏的战术，屡屡派兵深入川境大肆抄掠，然后迅速退返。 　　1243年，余蚧任南宋四川制置使。他苦心经营，在川内修筑了数十座山城，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防御体系，有力地遏制了元军的进攻。加之蒙古内部出现了汗位之争，无意顾及四川，所以在以后的十几年间，四川的局势一直比较稳定。 　　宋元战争初期的荆襄战场情况如何1235年春，元太宗窝阔台在派阔端率兵攻蜀的同时，又派兵大举进攻南宋荆襄地区。荆襄地处中国腹心，北接中原，西邻巴蜀，大江横贯屏蔽吴越，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南宋在这一地区共置六郡，以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江陵（今湖北江陵）、鄂州（今湖北武昌）等城市为中心，以唐州、邓州为外围，驻军五万余人进行防守。 　　七月，元军展开攻击，直逼唐州，南宋京湖制置使全子才弃城而逃，唐州落入蒙古军手中。九月，元军进逼邓州，南宋邓州守将降元。至此，屏藩襄阳的唐、邓全部失陷，进入襄阳的大门打开了。 　　十月底，元军开始进攻襄阳城。在扫清了襄阳外围的几个据点之后，以重兵围困襄阳。而镇守襄阳的南宋京湖制置使赵范却不能控制城内的局面，由于他的措置不当，终于在1236年二月底酿成了兵变，城内两支番号不同的宋兵相互厮杀了起来，在一片混乱中，赵范等人逃出襄阳。接着，城内宋军将领四处纵火，开门降元。襄阳这座宋人经营多年的重镇就这样落入了元军手中。 　　占领襄阳后，元军又向江陵推进。宋军将领孟珙率军驰援，在枝江县（今湖北枝江）击退了元军，保住了江陵。 　　同四川的情况一样，元军并不打算长期占领荆襄地区，在攻击江陵受挫后，其主力便陆续北返，只派了少数部队驻守襄阳。1238年，宋军在孟珙的指挥下收复了襄阳。这时孟珙已出任湖北路安抚制置使，全面主持荆襄地区的军务，他上奏朝廷要求派重兵防守襄阳，又在当地招募人丁，组建新的军队，使整个荆襄地区的防务得到了加强。从此，荆襄地区的局势也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 　　宋元战争初期江淮战场的情况如何1235年秋天，进攻荆襄地区的元军分兵西进，攻击南宋淮西路各州，江淮地区成为战场。 　　江淮地区对南宋王朝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南宋将之分为淮东、淮西和沿江三个地区，以长江为主要防线，以淮河为外围，驻有数十万精兵，另外还设有水军。 　　元军首攻淮西地区的光州（今河南潢州），十一月，城陷。元军继续前进，直逼黄州（今湖北黄冈）。宋将孟珙率师驰援。元军昼夜攻城，宋军则白天坚守，夜晚出袭。两军相持不下，元军采用挖地洞的办法想进入城内，孟珙则指挥宋军在元军打算穿洞而进的城墙内挖了一个大坑，等元军挖穿城墙进入城内时，全部掉进大坑，宋军趁机出击，大败元军。黄州之围遂解，宋军取得了黄州保卫战的胜利。 　　元军取黄州不克，转而攻击安丰（安徽寿县南），安丰守将拼全力死守。元军用巨炮攻城，一炮轰塌城楼。宋军则随坏随修，并造“串楼”以御炮，又造“平底船”搭载士兵攻杀企图填平护城河的元军。后宋将吕文德又率军入援，城中士气大振。这时城外大批南宋援军也已赶到，城里城外宋军两下夹击，大败元军，元军北退。宋军又取得了安丰保卫战的胜利。 　　一年后，元军经过精心准备又对淮东地区发起进攻。这次元军攻击的是庐州（今安徽合肥），而庐州守将正是一年前的安丰守将杜杲。元军造木楼高过城墙，杜杲用火箭烧之；元军又造土坝，杜杲又以巨炮轰之。元军久攻庐州不克，转而东去，杜杲又派兵追击，击败元军。元军又攻击滁（今安徽滁县）、寿（今安徽寿县）、泗（今江苏盱眙）等州，均不利，终于北退。 　　此后在江淮地区又发生了一次激烈的战斗：寿春之役。1243年，宋军开始修筑寿春城防，并派重兵驻守。寿春位于淮河北岸，是渡淮河入江淮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见宋军筑城，元军便以水师来争。宋军亦以舟师迎战。元军以骑兵置两岸夹水师而进，使迎战的宋水军三面受敌，终于不支而败，元军遂围寿春。五月，宋将吕文德率援军奋战突破包围进入寿春城。入城次日，吕文德又率兵出击，大败元军，元军遂北撤。 　　此后，元军在西淮地区只是屡屡骚扰，再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战斗。宋元双方在江淮地区进入了相持阶段。 　　元军为什么在钓鱼城之战中惨败元军在钓鱼城之战中惨败的原因就在于以己之短攻彼之长。 　　古代风景画鉴赏1251年，蒙哥继承蒙古汗位。之后东征西讨、屯田戍兵，积极为全面进攻南宋进行准备。他派忽必烈征灭大理，占据云南，使南宋腹背受敌；又派诸将在宋界附近屯田练兵，建立南下入宋的基地。经过五年的精心准备，蒙哥汗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亲征南宋。他兵分两路，一路攻击荆襄，一路由他亲率攻击巴蜀，又命灭大理后留守云南的元军北进，企图三面合击，一举灭掉南宋。 　　1258年七月，蒙哥汗聚兵十万出六盘山，大举攻蜀。元军由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入蜀，势如破竹，九月便入据汉中。接着取道金牛，直逼利州（今陕西汉中及四川广元一带）。十月破利州，元军渡过嘉陵江，力克险隘苦竹（今四川剑阁西北），再沿嘉陵江东下，破大获（今四川苍溪县东南），降青居（今四川南充市南）、大良（今四川广安县东北）诸山城，直逼重庆。当时南宋四川制置使已移驻重庆，重庆已成为新的防守核心。蒙哥汗就是要一举攻下重庆，从而彻底毁灭四川的防御。而此时，余玠十余年前守四川时所修筑的数十山城均已落入元军手中，只有钓鱼城尚存。 　　钓鱼城为余玠于1243年修筑，它在重庆之北一百余里，位于嘉陵、渠、涪三江交汇处，四通八达，捍蔽重庆。钓鱼城修在山上，三面临江，四围峭壁，城高二十仞，易守难攻。同时钓鱼城守将王坚也做了周密准备。他首先发丁十余万加固了城墙，又在城内凿池蓄泉水，并令军民屯田，蓄积粮草，并沿江构筑工事，置以水军，加强外围戒备。总之，钓鱼城可以说是固若金汤。 　　1259年二月，元军合围钓鱼城，攻城之战打响。二三两月，元军屡次猛攻，但由于钓鱼城城墙沿峭壁而建，高耸入云，火炮、箭矢难以企及，云梯也搭不上去，元军将士虽奋勇作战，但都被击退，伤亡惨重。至五月，城仍不克。元军士气低落，而宋军则士气高涨，屡屡夜间出袭得手。时至七月，蜀中大早酷热，来自北方的蒙古人开始普遍不适，不久，军中疾疫大作，士卒多有死亡，元军斗志低落到了极点，而钓鱼城内的宋军则兵精粮足，斗志旺盛。元军无力再攻，只好围而不打，双方相持不下。七月上旬，蒙哥汗忽然死于军中，元军遂弃城不攻，仓皇北退了。 　　（关于蒙哥汗之死历来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得了疾疫，有的说是中了箭矢，更有的说是为巨炮之风所震。另外，在死亡的时间和地点上也多有不同。对此也不必深究，总之是死于钓鱼城之战。） 　　忽必烈渡江攻鄂之战的情况如何1258年，蒙哥汗亲征四川，又命忽必烈督师攻击南宋荆襄地区的鄂州（今湖北武昌），以期牵制南宋援川兵力，并相机直捣江浙。 　　1259年八月，忽必烈率军渡淮，进入南宋界。连破大胜、虎牢两关，控制了南宋淮西地区。大军南下，达于黄陂（今湖北黄陂）。二十九日，元军绕过武湖，到达阳罗堡，遂决定由此渡江。 　　阳罗堡位于长江北岸，西接汉阳，东接黄州，由此南渡可直抵鄂州，是南宋江防的重镇。宋军水陆十余万布满江岸水面。九月四日，忽必烈下令元军分三路强攻，直取南岸。一路与北岸宋军激战，一路水军与宋水军战于江中，一路进攻阳罗堡。宋军全面溃败，元军渡江成功。忽必烈命令士兵不得休息，乘胜前进，直捣鄂州。 　　鄂州是整个荆襄地区的关键，它向北扼住汉水与长江的交汇处，向南屏障吴越。由鄂州沿江西上可以援川，东下可援两淮，实为南宋江防的一大枢纽。而之前，由于蒙哥汗入川，大部鄂州宋军已赴川增援，鄂州城防十分空虚。 　　九月八日，元军抵达鄂州城下。九日，完成了对鄂州的包围。面对如此局面，南宋朝廷大为震惊，派出数路兵马增援鄂州。元军亦分兵阻拒这几路宋援军，同时加紧对鄂州城的进攻。但鄂州守军顽强抵抗，屡屡击退元军的进攻。此时，高达部、吕文德部等宋援军又已纷纷入鄂，鄂州的防守得到了加强。致使忽必烈十分无奈，对手下汉将张柔说：“吾犹猎者，不能擒圈中豕。野猎以供汝食，汝可破圈而取之。”张柔遂率军猛攻鄂州，鄂州又陷入危机之中。此时驻鄂督师的南宋权臣贾似道甚感恐慌，连忙派人赴元军乞和，遭到忽必烈的拒绝。 　　十一月，蒙哥汗死讯及阿里不哥谋自立为汗的消息传到忽必烈处，忽必烈匆匆北返，鄂州之围遂解。 　　元军为什么一定要攻取襄樊1265年，忽必烈决定发动对南宋的全面进攻。关于攻击的重点，忽必烈与手下的谋臣、将领进行了长期的讨论，最终确定为襄樊。 　　襄樊分为襄阳和樊城两城，夹汉水南北对峙，地处河南、湖北的交界处，四通八达，所谓“西邻关陕，可以召将士；东达江淮，可以运谷粟；南通荆蜀，可以取财货；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被称为天下之“腰膂”。 　　元军把攻击的重点放在襄樊主要有以下原因：攻击巴蜀，虽有小胜，终究只是南宋边防，对宋廷震动不大；攻击江淮，颇有难度，因为大江下游江面宽阔，宋军多得天险之利，元军又不擅水战，渡江之战难有胜算；而攻击襄樊则可直接浮汉入江，直抵大江南岸，既可使南宋藉以立国的长江防线失去作用，又可直扑南宋统治的中心地带。正如元将郭侃所说：“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 　　此外，元军要进攻襄樊也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一是相当的攻城作战的能力，二是相当规模的水军。这两个条件在窝阔台和蒙哥时期是不具备的，因此窝阔台时期的攻宋只属抄掠性质，不能长期占领宋地，而蒙哥汗正是死于元军久攻不下的钓鱼城下。到了忽必烈时期，经过与南宋五十余年的战争，元军已有了足够的攻坚战的经验，水军的规模也大大发展，到了可与宋水军相匹的程度。 　　襄樊之战的失败对南宋有什么影响为了攻取襄樊，忽必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在南宋边界附近屯田以建立坚实的攻宋基地，大量建造战船、训练水军、招募新兵、严肃军纪等措施。 　　经过上述一系列精心准备，忽必烈终于开始向襄樊发动了进攻。他先是派大将阿术率军进攻襄阳，结果元军被宋军水陆结合打得大败，但元军由此确立了进攻襄樊的策略——长期围困和大量使用水军。从1267年冬季开始，元军开始大举进攻襄樊。在扫除了襄阳周边宋军据点之后，元军开始在襄阳四周要害处修筑堡垒，做长期围困襄阳的准备。南宋襄阳守将吕文焕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救援不成的情况下，以襄阳守军出城进攻各元军堡垒，但都被击退。随后，元军又多次击退了南宋的水陆援军。到了1270年冬季，历经两年时间，元军在襄阳周围筑起了十余处城堡，又筑长城互联诸堡，水路亦设关隘，使襄阳与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至此，元军完成了对襄阳的全面包围。 　　就在元军筑堡围城期间，南宋朝廷组织了多次对襄樊的救援。1269年三月，宋将张世杰率军攻击包围樊城的元军，被击败。同年七月，宋将夏贵率大批水军乘汉江水涨入援襄阳，给襄阳守城军民送入粮食等物资，又与元水军战于汉江中，大败。同年九月，宋将范文虎率水军数万、船两千余艘来援，与元军战于汉江中，又大败，范文虎仅以身免。经过这几次战斗，元军将领看到宋水军仍有一定的实力，便在汉江中安置木桩，连绵数十里，完全封锁了襄阳与外界的水路交通。襄阳从此成了一座孤城。 　　在襄阳完全与外界隔绝后，宋军又组织了几次救援，大都失败，只有一次奇迹般地成功进入了襄阳，这就是所谓的“二张援襄”。1271年五月，汉江水涨，宋将张贵、张顺率水军三千人，乘百余轻舟载满物资，由汉江支流清泥河出发进入汉江，于夜间冲入布防江面的元军舰队，当时元军战船极多，密布水面，宋水军无别的路可走只有硬冲，经过一夜短兵相接的激战，天亮时宋军终于突破重围，进入襄阳。但殿后的张顺却在激战中负伤数处，终于战死江中。张贵入城后又派人秘密潜出城外，到宋将范文虎处约定夹击元军。七月七日，张贵率军出襄阳，顺汉江东进，一路杀敌焚船，断链拔桩，冲出了元军重围，到达了与范文虎约好的地点，望见满江兵船以为是来接应的范文虎的水军，到了近前才发现是元军兵船，张贵军才破重围复又力战，终于全军覆没。张贵本人全身被创，不支被俘，英勇就义。原来元军早已侦知了张贵的计划，提前占据了张贵与范文虎约定会师的地点，等待张贵自投罗网，而范文虎则见元军势众早已逃之夭夭了。 　　1272年春，元军开始进攻樊城。樊城与襄阳隔汉江对峙，襄樊守将吕文焕以铁锁桥连接二城，以相互声援，元军认识到若取襄阳必先取樊城，因而元军对樊城发动猛攻，取得该城外郭，宋军退入内城，继续抵抗。1273年，元军兵分五路大举进攻樊城，并调来巨炮轰击城墙，经十余日激战，终于进入内城，南宋樊城守将牛富战死。 　　樊城失守后，襄阳更加孤绝，形势岌岌可危。加之围城已达五年，城内物资已极度贫乏，军民的士气也很低落。1273年，元军移攻樊城时所用巨炮轰击襄阳，威力巨大，城中军民十分恐慌。同时，忽必烈又派人至城墙喊话，劝吕文焕投降。吕文焕困守孤城达五年之久，如今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不得已投降了元军。襄樊争夺战就此结束了。 　　襄樊的失守对南宋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本来，南宋对元军的防线还是一个较完整的体系，它分为巴蜀、荆襄和江淮三个部分，中间贯以长江等河流，一处受到攻击，另外两处可以由水路快速增援，三个地区相互声援，组成了一道十分有效的防线，南宋正是凭着这样一条防线支撑了几十年。而襄樊失守，元军顺汉江而下，可直达长江水面，长江的防线就极易突破了。一旦元军渡过长江，就可直扑南宋统治的核心地区——吴越，攻击南宋都城临安。这样，巴蜀、江淮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说，襄樊的失守意味着南宋整个防御体系的崩溃，更意味着南宋的灭亡。 　　郢州、沙洋之战的胜负情况如何1274年九月，元军对南宋发起总攻。两路进攻江淮地区以牵制南宋兵力，主力则由大将伯颜率领由襄樊出发，顺汉江东下，直扑郢州（今湖北钟祥）。 　　郢州位于汉江东岸，南宋在此驻有重兵。襄樊失陷后，宋军又在汉江西岸与郢州相对筑城，称“新郢”，亦屯驻重兵，并在江水中植入木桩阻止舰船通过。这样，新旧郢夹江而峙，扼住了元军顺汉江南下的通路。 　　九月下旬，元军对郢州发动进攻，但由于郢州守兵准备充分，顽强战斗，加之地势十分险峭，元军几次进攻都未能奏效。这样南下总攻的元军一出动便被阻击在了汉江上。 　　不久，伯颜派人侦知郢州以南有深宽均达数丈的水渠，此渠通入汉江。时值九月，秋雨连绵，渠中水涨，可供元军通行。伯颜决定由此渠进入汉江下游，放弃郢州不攻。诸将劝他攻郢，他说：“攻城乃兵家之下计，大兵之用，岂唯此一城哉。若攻此城，大事失矣。”元军便舍弃郢州不攻继续前进了。南宋郢州守将见此连忙率军追击，伯颜回兵与战，宋军大败。 　　十月底，元军进至沙洋。二十三日，元军招降不成，使用巨炮猛攻沙洋，元军敢死队竖云梯爬城，登城纵火，火借风势延及内城，沙洋城中一片火海，城中居民几乎全被烧死，沙洋遂破。攻下沙洋，元军便进入了汉江的下游。 　　阳罗堡渡江之役的情况如何1274年十一月底，元军主力进至蔡店（今湖北汉阳），伯颜召开军事会议，谋渡长江。 　　当时，南宋淮西制置使夏贵率领水军十万，战船万余，以阳罗堡为中心布防达十余里，加之汉口江面水流宽阔湍急，元军强渡十分困难。 　　伯颜派人四处察看地形，最后选中了沙武渡口作为元军强渡之处。沙武渡口位于阳罗堡西北，与武湖相通，伯颜决定由汉江入武湖，再由武湖抵长江北岸。伯颜一面制造元军将从汉口渡江的假象以迷惑宋军，一面派出骑兵迅速攻打沙武渡口的南宋守军。十二月初，元军由汉江入武湖，进而抵达长江北岸的沙武渡口。夏贵率水军来战，被打得大败。 　　元军全面控制了沙武渡口之后，开始布置进攻阳罗堡。十一日，元军招降阳罗堡守军不果，开始攻击该城。但由于该城坚固险要，又有宋水军在江面支援，故而始终未被攻破。伯颜便派大将阿术率兵逆江而上，到达青山矶对岸位置。是夜大雪，元军乘机发动强攻，与宋军激战于江中。经过一夜的战斗，元军击败了宋军，成功登上了长江南岸。正在北岸督军攻打阳罗堡的伯颜闻讯大喜，亲临前线指挥，元军士气大振，猛攻阳罗堡及江中宋水军，很快便击溃了宋水军并占领了阳罗堡。至此，元军在渡江之战中大获全胜。 　　元军成功渡过长江意味着南宋最后一道防线被摧毁，广大的江南地区完全暴露在了元军面前，南宋的灭亡为时不远了。 　　芜湖丁家洲之战的胜负情况如何1274年底，元军渡江占据鄂州后，稍事休整，遂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水陆并进，向南攻击。南宋黄州、蕲州、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安庆、池州（今安徽贵池）等地相继降元。元军最终驻于池州。 　　1275年正月，南宋权臣贾似道以大都督之职上表出师，调集了一支十三万人的水陆军队，于正月十六日出发，北上抵御元军。二月，宋军抵达芜湖，贾似道即在芜湖设立督府，全面指挥对元军的作战。他派大将孙虎臣率兵七万驻扎于丁家洲（今安徽铜陵一带），又派夏贵以所率水军列于大江中，与孙虎臣所率陆军互为声援。但贾似道一方面布置作战，一方面却派人赴元军大营见伯颜求议和，遭到伯颜的拒绝。而此时忽必烈已派人赴临安敦促南宋投降，命令伯颜暂时不要进攻宋军。伯颜与诸将商议，都认为战机不可贻误，遂不顾忽必烈成命，率师而进，二月十六日，元军进至丁家洲，与孙虎臣所率宋军相距仅数里。 　　十八日，元军发动攻击。一路由大将忽剌出和董文炳率领攻打孙虎臣所率宋军，大败之。宋军溃逃，元军猛追，再败宋军。另一路由伯颜亲率攻击江中夏贵所领水军，元军舟师行江中，骑兵则分置两岸，夹江而进，并设巨炮轰击宋军船阵，宋水军大溃，夏贵逃跑。元军追击百余里，斩获无数。十九日晚，贾似道、孙虎臣以轻舟逃扬州，夏贵逃庐州。丁家洲之战以宋军的惨败而告终。 　　丁家洲之战是南宋所能组织起来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抵抗，宋军十三万全被歼灭，南宋的有生力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另外，占据了丁家洲，使元军完全控制了南宋江东地区，下一步即可进入两浙，直取临安了。 　　荆湖南北之役的情况如何伯颜攻占鄂州后，率兵继续向东南方向攻击前进。但他认为鄂州乃军事要地，可以控扼上游巴蜀地区宋兵顺流而下攻击元军后方，加之荆州南北地区南宋州郡大都未附，随时会群起进攻，实为元军隐患，便派大将阿里海牙率兵四万屯守鄂州，并控制荆湖南北。 　　1275年初，南宋岳州守将高世杰统兵二万余人、战船一千六百余艘驻于洞庭湖口，伺机攻打鄂州。阿里海牙闻讯率兵攻之。三月，两军战于洞庭湖口。元水军分三路直冲宋军船阵，宋军大败，高世杰逃跑，元兵紧追不舍，高世杰无处可逃，降元。元军以高世杰为先导招降岳州守军，守将孟之绍开城投降。 　　古代画扇阿里海牙攻下岳州之后，溯江西上准备攻击江陵。江陵是一座十分重要的军事城市，它“表里襄汉，西控巴蜀，南扼湖广”，是宋军反击的重要据点。四月五日，阿里海牙率军进至距江陵十余里的沙市镇（今湖北沙市），江陵守军亦出城迎战，元军使用火攻，烧掉了守军设置的木栅，猛攻城垣。经激战，宋军多员将领战死，守军遂降。江陵的主要兵力在这一战中被歼灭，已无力再战。四月六日，江陵守将高达等投降。 　　阿里海牙占领江陵以后，传檄宋京湖路诸州郡尽早投降，一时间诸城纷纷降元，乃至“京湖北路相继皆下”。忽必烈派廉希宪至江陵镇抚荆南地区，又命阿里海牙回驻鄂州。 　　阿里海牙回师鄂州后又谋攻潭州（今湖南长沙）。潭州乃湖南重镇，南宋派有重兵驻守。但就在江陵失陷月余之后，南宋湖南安抚使为增援临安，带走了全部守军和财物，所余军队只有不足五百的老弱。南宋潭州守将李芾临时征募了一支不足三千人的队伍，又发人加固城防修缮器具，准备固守潭州。 　　十月初，阿里海牙率重兵进至潭州，扎下连营，包围了潭州。潭州被围后，宋廷也派出了几支援军，但都裹足不前，不敢与元军交锋，潭州遂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阿里海牙招降李芾不果，便指挥元军攻城。李芾身先士卒督军死战，多次击退元军的进攻。至十二月，元军久攻潭州不下，遂调来巨炮轰击潭州城墙，又派士兵负干草爬上城墙，烧毁了城墙上的角楼，使守城宋军失去了防守依托。元旦，元军竖云梯爬城，一举攻下潭州。李芾及多名守将自杀。 　　阿里海牙用兵荆湖南北为伯颜南下攻击临安解除了后顾之忧，一方面阻截了巴蜀地区的宋军入援，一方面又肃清了地方，为南下之军建立了稳固的后方基地。 　　元军为什么要夺取四川沿江诸城1274年六月，忽必烈下达了总攻南宋的命令。伯颜率元军主力浮汉人江，直捣南宋统治的中心地区——吴越。为了牵制宋军入援，忽必烈同时命令屯驻在四川的元军对南宋四川沿江诸城发动攻击。 　　1274年底，川西元军对位于岷江沿岸的南宋重镇嘉定发起了进攻。元军分数路经由水、陆两路，突破宋军的阻截，会师于嘉定城下。元军分头占领了各个战略要地，最终把嘉定府治所凌云山城团团围住。 　　凌云山城乃1243年左右余玢所筑诸山城之一，依山而建，地势险要，加之历年来宋守军的多方经营，可谓是城高池深，兵精粮足。守将昝万寿率军坚守，元军也奈何他不得。至第二年五月，元将汪良臣率兵发起总攻，昝万寿率守军倾城而出，宋军大败。同时，一支元军绕过嘉定，占据了岷江下游的龙坝，切断了当时宋兵入援嘉定的唯一一条水路，昝万寿在完全孤立无援而又损失惨重的情况下向元军投降，嘉定陷落。 　　占据嘉定后，元军继续顺泯江东下，直扑泸州。沿途各州郡望风而降，元军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于六月二十二日到达泸州。南宋泸州守将梅应春杀掉主战的几位将领，投降了元军。元军在占据泸州后，即沿江向重庆推进。 　　1274年秋，川东的元军也对南宋各山城发动了进攻。元军在大将杨文安的带领下，先攻占达州，然后由达州直取南宋云安军（今四川云阳），在此处大败宋军。1275年初，元军又下南宋渠州、降开州。七月，杨文安率元军进至南宋梁山军（今四川梁平），宋军守将袁世安婴城固守，元军攻城四十余日，竟不能破，遂解围而去。又攻万州，南宋万州守将上官夔亦拒战甚力，元军不能破，也只好撤围而去。冬，元军又攻白帝城，宋军坚守不出，元军也没有什么办法。至此，元军已精疲力竭，不再有什么大的攻势了。 　　1275年秋，元东、西川驻军分别自合州和泸州出发进军重庆，准备合围重庆。西路元军占领了嘉陵江入长江的河口处，陈战船于江中，阻断了宋军援兵的通路，并分兵于重庆周围州县，以肃清外围。东路元军水陆并进，直趋重庆。一时间，重庆陷入重围。当时驻于钓鱼山城的南宋四川制置使张珏多次派兵出击，以缓解重庆的紧张局势。他派赵安率兵奔袭东川元军的据点青居，又派张万率舟师断元军架在嘉陵江上的浮桥入援重庆，又约定重庆守军共同出击元军，这一系列的行动对重庆的局势稍有缓解。 　　元东、西两路军合围重庆，没有统一的领导，相互猜忌，并不能全力攻城，所以至第二年五月，重庆尚未攻下。至六月，张珏遣人偷袭泸州，由于内援的接应，宋军一举克复泸州。泸州此时是西路元军的大后方，所有的补给均来源于此。泸州失守，元军大震，西路军连忙回师攻打，东路元军无力继围重庆，也撤退了，至此，重庆之围遂解。四川的战局又进入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势。 　　元军是如何攻下临安的1275年二月，伯颜率元军在丁家洲大败十三万宋兵以后，沿江东下，直取建康（今江苏南京）。不日，南宋建康守将徐王荣等投降，元军入据建康。 　　自1274年九月伯颜率军出襄阳以来，元军屡经恶战，部队急需休整。伯颜便选择建康作为元军的休整之地。建康乃当时的军事重镇，北临大江，可据守以阻两淮地区宋军南下；南近临安，路途畅通，随时可以进击。为了巩固对建康的控制，伯颜又派出数路军队进占江东各地。不久，江东各地的重要城镇均为元军所控制。至此，元军已建立起了一个南下攻击临安的基地。 　　就在元军积极备战的同时，南宋朝廷也在做出努力试图挽回危败的局面。宋廷一方面下诏征各地守将率兵赴临安增援，并将这些军队布防在临安外围的战略要地；一方面又屡次派人赴元军大营乞和。同时，宋军在大将张世杰的率领下发动了一些反击，其中最大的一仗当属焦山之战。 　　1275年十一月，元军分三路出攻临安。西路出建康，经溧阳（今江苏溧水）、广德（今安徽广德），直趋独松关（今浙江余杭一带）；东路沿江进发，趋长江入海口，欲沿海奔袭临安后方；中路由伯颜亲率，出镇江，经常州南下。 　　西路元军先在溧阳击败宋兵，又克广德，于二十日进抵独松关，二十二日与守关宋军激战，守将王濡战死，宋兵溃逃，元军遂占独松关。 　　中路军进抵常州。早在同年八月，伯颜已派兵围攻常州，但由于常州军民的奋力抵抗，历时四个月之久，元军始终未攻占常州。十一月十六日，伯颜率中路元军抵常州，随即督师猛攻。元军堆土成台，高与城墙齐，架巨炮于台上向城中猛轰。十八日城破，常州军民转入巷战，守军大部战死。伯颜对常州军民的顽强抵抗十分恼怒，下令屠城，绝大部分常州军民死于屠杀。 　　东路元军由江陵出发，顺江东进，在长江入海口处招降了一支海盗队伍后，迅速沿海南下，以达其控扼钱塘江口的目的。 　　1275年十二月中旬，三路元军各自完成了自己的作战任务，会师在临安城下。 　　面对元军的大兵压境，海上逃跑的路线也被封锁，宋廷只留下了投降一条路。十七日，宋廷派陆秀夫护送赵昰、赵昺两王南逃温州，以图东山再起。十八日，宋廷派使赴元军大营奉表请降。二月五日，伯颜受降，元军入据临安城。 　　元军是怎样平定东南地区的虽然宋廷已经降元，元军也已占据临安，但南宋广大的东南地区还有许多地方尚未降附，故而元军仍需对这一地区用兵。 　　1276年六月，在荆湖南北建立了赫赫战功的阿里海牙率军攻打南宋广西路的静江府（今广西桂林）。阿里海牙先派使劝降，遭到南宋静江守将马塈（jì）的拒绝，元军遂进，与宋军遇于严关（今广西兴安县一带）。严关为静江门户，地势险要，马塈以重兵拒守，元军久攻不克，阿里海牙便以一支元军绕至严关侧后，形成夹攻之势，宋军大败，严关失守，马塈退守静江。元军复攻静江。静江依水而城，形势险要，宋军又拼死守卫，元军攻城三月不能下。元军筑堰断水，使宋守军失去水上优势，又分兵从不同的方向攻城，终于将外城攻破，马塈率军退守内城。元军又集中优势兵力猛攻内城，城破，马塈率众巷战，受伤被俘，不屈被害。占领静江后，阿里海牙又派兵四出攻打广西各地。不久，元军基本控制了广西地区。 　　与阿里海牙进兵广西同时，元将宋都带亦率兵进取江西诸州郡。1276年初，瑞州（今江西高安）降。二月，元军入据临江军（今江西清江）。宋都带部将李恒又相继占领了吉州、赣州和南安军（今江西大余），进至广东边界，广东经略使徐直谅以所辖十四郡降元。江西制置使黄万石弃建昌军逃奔福建。江西地区也基本为元军所控制。 　　南宋残余势力是如何抗击元军的就在元军刚刚平定了东南地区的时候，元廷北方发生叛乱，忽必烈征调大批元军北还，这使得东南地区南宋的反元力量重又兴起。 　　1276年夏，文天祥被福州政权任命为同督都诸路兵马，率领一支军队在东南地区抗击元军。 　　1277年五月，文天祥率军出福建梅州，取会昌县（今江西会昌），各地抗元武装纷来归附，文天祥军大振。六月，大败元军于雩都（今江西于都），继而又攻下了兴国县（今江西兴国），二十一日，文天祥率同督府入驻兴国。 　　江西各地士人纷纷起兵响应文天祥。何时收复崇仁（今江西崇仁），分宁（今江西修水）、武宁（今江西武宁）等城亦反正。文天祥乘机派出军队攻击江西各地州县，一时间，江西各地大多被宋军收复，江西的抗元形势一片大好。 　　与此同时，淮西、湖南等地也出现了多股反元武装，这些武装屡屡击败元军，恢复了许多州郡，使元廷陷入极度恐慌之中。 　　1277年，镇守江西的元将李恒率军攻击文天祥军。他一面派出大部队攻击围攻赣州的文天祥军主力，一面自率精兵循小路直接袭文天祥同督府驻地兴国。文天祥军主力被元军击败，退守雩都，而李恒亲率精兵已突至兴国，文天祥措手不及，率众避逃。幸赖部将率兵扼险阻止了元兵的追击，文天祥方得脱身。文天祥逃至空坑，喘息未定，元追兵又至，宋军大溃。文天祥乘大雾隐去，部将赵时赏伪称自己是文天祥，为元兵俘去。文天祥的大部分将领在此役中被俘或阵亡。聚集在文天祥周围的这一支刚刚兴起的抗元力量就这样消失了。 　　文天祥逃出空坑后辗转进入了惠州（今广东惠州），并逐渐又聚集起了一支抗元武装。1278年六月，元军分数路进逼广东。元将张弘范率军由海道直趋广东，先锋张弘正于十二月二十日中午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县一带）追及文天祥，宋军全军覆没，文天祥被俘。南宋残余势力的抗元斗争彻底失败了。 　　崖山之战的结束是否标志着南宋政权的彻底覆灭自1276年五月宋臣陆秀夫等在福州拥立赵昰，建立了宋末行朝以来，在元军的强大攻势下，这个小朝廷四处逃亡，最终于1278年六月来到了崖山。 　　崖山位于珠江出海口之中，西与汤瓶山对峙，其形如门，地势十分险要。宋大将张世杰选中此处，迁宋行朝于此，招募流亡军民，造船治兵，积极备战。一时间，崖山的军民达二十万之巨。 　　1278年十月，元军分数路进入广东。1279年正月六日，元将张弘范率水军由潮阳出海，十三日到达崖山水域。二十二日，元将李恒亦率军赶到。张弘范驻崖山南，李恒居北，对崖山形成夹击。 　　宋大将张世杰决计死守。他放弃崖门不守，以巨舰千余艘下碇海中结成巨阵。元将张弘范则派兵登上崖山，切断了宋军的水源；又在山上立寨，以巨炮轰击宋军舰阵。 　　在对峙了十余日后，二月五日夜，元军舰船齐发，集于宋舰阵对面，等待总攻。二月六日天亮时分，元军分四路对宋军发动攻击。一路居北，待潮退，水南流之时，顺流冲击宋舰阵，宋军殊死与战。至午，潮水上涨，水又北流，南路的元军又顺水发动攻击，宋军南北受敌，疲不能支。元军乘宋军疲乏松懈之时以盾障舰向宋军靠拢，待宋军矢尽，撤盾而起，向宋军发射火箭。战至日暮，风雨大作，宋军溃乱。宋臣陆秀夫见大势已去，便抱着小皇帝赵爵投海自杀，宋军遂败。张世杰等乘船逃脱，于五月遇飓风于海上，溺死。 　　崖山之役是宋元间的最后一仗，它标志着南宋政权的彻底覆灭。 　　窝阔台为蒙古的发展做出了什么贡献1229年八月，窝阔台继成吉思汗成为蒙古国的第二位大汗。窝阔台是成吉思汗的第三子，他继承汗位既不符合长子优先的原则，也不符合蒙古族由幼子来继承父亲产业的习俗。但由于窝阔台为人敦厚，又有头脑，所以成吉思汗在去世前曾明确指定他为继承人。而窝阔台也没有辜负成吉思汗的信任，他在位期间（1229～1241），做出了许多有利于蒙古国发展的事情。 　　首先，窝阔台灭亡了金国。1231年，窝阔台指挥蒙古军兵分三路大举向金国进攻，数月后三路军合围汴京，金哀宗南逃蔡州。蒙宋联军围攻蔡州，城破，哀宗自杀，金亡。窝阔台灭金，完成了成吉思汗的遗愿。 　　其次，订立朝仪，建造都城。1234年，窝阔台大会诸王百官，颁布新制朝仪。这使蒙古汗廷的威信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同年，窝阔台下令营建大蒙古国的都城——哈剌和林。至1238年，该城已初具规模，成为当时的一座国际性城市。 　　再次，确立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制度。1235年，窝阔台下令在中原地区括户，全面掌握了中原地区的户口数，又在此基础上施行新税法，使蒙古国有了更稳定的岁入。在括户、定新税法的同时，窝阔台还逐步确立了中原地区的政治制度。1234年，他任命忽秃忽为中州断事官，代表大汗治理中原地区，并重新划分各级行政区域。1236年，在各级行政区域（路、府、州、县）遍置达鲁花赤。这一切措施使蒙古国能够更好地控制中原地区。 　　再次，设立驿站制度。为了方便使臣的往来和物品的运输，窝阔台设立了“站赤”制度。每隔六十里，设一个驿站，并设有专人负责，为使臣等提供马匹、食物、住宿等。这样，既方便了交通，又减少了对百姓的骚扰。 　　除上述外，窝阔台还做了许多大事：1235年发动“长子西征”、确定牧场管理和赋税制度、派兵大举进攻南宋等。 　　蒙哥是怎样即位的？有什么作为1248年，蒙古大汗贵由去世，蒙哥在术赤长子拔都的支持下登上汗位，于1251年正式登基。贵由是窝阔台长子，蒙哥则是拖雷长子。这样，蒙古大汗的汗位便从窝阔台系转入了拖雷系。窝阔台的子孙们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密谋发动政变以夺回汗位。但秘密泄露，蒙哥先发制人，严厉地惩办了他们，巩固了自己的汗位。 　　蒙哥“刚明雄毅，沉断而寡言”，在位期间也有一番作为。 　　首先，蒙哥对蒙古国的统治机构进行了一番整顿。他任命忙哥撒儿为全国大断事官，任命孛鲁合为大必阁赤，总领全国政务。又把蒙古以外所征服的大片土地划分为三块，设置尚书省，它们是：燕京（中原汉地）、别失八里（西域诸地）、阿母河（西波斯诸地），分别委任大断事官和大必阁赤及其下属佐吏。这样，蒙哥就把蒙古国的统治纳入了一个完整、严密的体系之中。 　　其次，蒙哥下令大规模括户。1252年及1257年，蒙哥两次下令在中原汉地括户，以为制订赋税的依据，保障国家的兵源和收入。 　　最后，征服了吐蕃和大理。为了取得对宋战争的胜利，蒙哥于1251年命忽必烈率军南征大理，以绕开南宋四川和长江防线，从侧后方进攻南宋。忽必烈征大理必须取道吐蕃，吐蕃当时正处于分裂状态，蒙古大军一过，吐蕃各割据势力纷纷降附，吐蕃被征服。 　　蒙哥虽有上述一番作为，但他拘泥于蒙古部旧制，不重视中原汉地的统治，始终无法完成蒙古帝国向封建王朝的转化。 　　1259年七月，蒙哥死于四川合州钓鱼城攻宋前线。 　　忽必烈即位前有些什么作为忽必烈是蒙哥的胞弟。1251年，蒙哥正式成为蒙古大汗后，为了加强拖雷家族的力量，派忽必烈治理中原汉地。忽必烈收罗了一批汉族谋士作为自己的幕僚，驻藩府于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开始以汉法统治汉地。 　　当时的中原地区，由于久经战乱，已是民不聊生。忽必烈招募了一批汉族儒士和官吏，经选择后派往中原各地，轻徭薄赋，鼓励百姓恢复和发展生产。1251年，忽必烈设邢州安抚司；1252年，设河南经略司；1253年，设陕西宣抚司。任用汉族官员，推行汉法，建立了一套汉式的统治机构。在忽必烈的治理下，中原汉地的状况大大好转，经济得到恢复，吏治也得到改善，使忽必烈大得中原人心。 　　忽必烈的所作所为损害了许多蒙古贵族的利益，他们不断地向蒙哥进谗言，说忽必烈笼络中原人心，有篡夺汗位的企图。蒙哥相信了这些谗言，解除了忽必烈的军政权利，命他“回家养病”。 　　1258年，蒙哥命蒙古军分三路大举进攻南宋。同年十一月，蒙哥命忽必烈统率左路军攻击南宋江淮地区。忽必烈于1259年七月出兵，九月抵达长江北岸。这时，蒙哥死讯传来，忽必烈认为大军已动，不可轻易后撤，指挥蒙古军由阳罗堡强渡长江，进围鄂州。围城二月余，阿里不哥谋夺汗位的消息传来，忽必烈匆忙撤兵北返。 　　忽必烈与谁争夺大汗之位阿里不哥是忽必烈的同胞幼弟，蒙哥亲征四川时命他留守蒙古国都城和林。1259年，蒙哥死于四川，阿里不哥在近臣阿兰答儿等人的支持下谋夺汗位。当时蒙古国的大多数军队都被派往攻宋前线，阿里不哥必须征兵以扩充自己的力量，他便派人到大漠南北进行征兵。这一举动被忽必烈的家人侦知，赶忙派人把忽必烈从征宋前线叫回。 　　1259年底，忽必烈回到燕京，遣散了阿里不哥所征漠南之兵，又于1260年三月，在部分亲王和大臣的拥戴下登上了汗位。同年四月，阿里不哥在另一些宗王的拥戴下在和林登上汗位。兄弟二人争夺汗位的斗争终于白热化了。当时，东部诸王是支持忽必烈的，所以阿里不哥只好向西部发展。 　　古代打渔图1260年秋，阿里不哥指挥大军分两路南下。一路直指燕京，另一路攻向六盘山。忽必烈亲自率军迎击进攻燕京的阿里不哥军，将其击败，并于初冬攻至和林，阿里不哥仓皇西逃。进击六盘山的阿里不哥军与退驻在那里的进攻四川的蒙古军会师，一战而击败忽必烈的军队。忽必烈又派兵入援，二军再战，阿里不哥军大败，川陕的控制权又回到忽必烈手中。 　　1261年秋，恢复了元气的阿里不哥卷土重来，占据了和林。忽必烈率军亲征，两军战于昔木土脑儿（今蒙古境内），激战数日，胜负难分，两军遂各自撤退。忽必烈据有中原汉地，其军队的给养不成问题；而阿里不哥则不同，他只有向察合台汗国不停地征调才可保障自己部队的给养，而这种征调对于察合台汗国来说实在是太重了，其国大汗阿鲁忽便背叛了阿里不哥投向忽必烈的一边。阿里不哥只好率军西向讨伐阿鲁忽，双方相持不下，阿里不哥军的给养更是难以为继了。看到这种困境，本来支持阿里不哥的宗王们纷纷倒向忽必烈，阿里不哥十分孤立。 　　1264年七月，已是无路可走的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忽必烈赦免了阿里不哥等宗王，诛杀了参加谋反的大臣。 　　忽必烈为什么要推行汉法忽必烈是靠中原汉地起家的，加之他周围有一个庞大的汉人幕僚团，这使忽必烈认识到只有推行汉法方可治理汉地。所以，当忽必烈登上蒙古大汗的宝座以后，立即推行汉法。 　　首先，忽必烈建立了一套与中原王朝相同的礼仪制度。1266年，他在燕京立太庙，以祭祀祖先。1270年，他制定朝仪，模仿中原王朝的礼仪制度。1271年，他改国号为“大元”，并使用年号纪年。他又把都城南迁，设在燕京，改称大都。 　　其次，建立了一套适合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机构。设立中书省总揽全国政务，设立枢密院主持全国军务，设立御史台主掌纠察百官。这些机构在各地都有自己逐层的分支，其中各级官吏都有定员、定职和定俸，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统治网络。 　　再次，大力推行恢复和发展农业的政策。忽必烈规定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发展所辖区域的农业生产，并把考核官员的首要标准定为是否发展了农业生产。甚至忽必烈还专门设立了劝农司以督导全国的农业生产。通过这样一些措施，中原汉地的农业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最后，接受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族传统文化。忽必烈任命了许多儒士担任各级政府的官员，如任姚枢为大司农、许衡为国子祭酒等。又立孔庙，设国子监，这使中原的汉族文化传统得以保持和发展。 　　元成宗铁穆耳的统治情况如何铁穆耳是忽必烈早亡的皇太子真金的幼子，至元三十一年（1294），在伯颜、不忽木、玉昔帖木儿等重臣的拥戴下即皇帝位，这就是元成宗。 　　成宗即位后，谨循世祖遗训，奉行“守成”的国策。对外停止扩张，尽量减少用兵，先后罢征安南、拒侵日本。在西北，对反叛藩王的防线也多有后撤。对内则以宽民为务，如减少漕粮北运的数额，以减轻人民负担；又大力整顿南方混乱的吏治，使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到了大德年间，成宗奉行的“守成”政治已取得一定效果，元朝的国力有所增强，成宗逐渐开始对外用兵。大德二年（1298），元藩属国缅国发生内乱，其士官阿散哥也兄弟率众攻杀该国国王及太子。大德四年，元廷出兵讨伐。但部分元军将领由于收受了阿散哥也的贿赂，擅自撤兵，导致全部元军撤退。大德五年，元廷又出兵讨伐曾与阿散哥也相通的八百媳妇国，引起西南许多地区的骚动，至大德七年，才逐次将其平定。 　　除西南地区，成宗对西北诸叛王也大举用兵。经过几年较小规模的战斗，于大德五年元军与叛王海都、都哇的军队大战于铁坚古山。经此一役，西北诸藩纷纷约和，至大德七年，所有西北藩王均与元约和，西北地区的战事平息了。 　　成宗的“守成”政治到了统治晚期发生了很大的弊端，主要是法纪坏废，吏治腐败。这使成宗不得不施行“更政”。大德七年，因审理漕运万户朱清、张瑄行贿一案，元廷中书省诸重臣受贿事被发现，成宗在一天之内连罢八员中书省大臣，随后任用哈剌哈孙为中书右丞相，积极整顿吏治，不过收效甚微。 　　成宗晚年重病连年，已不能处理政务，于大德十一年（1307）去世。 　　元朝为什么与察合台、窝阔台汗国发生战争1251年，经过激烈的斗争，拖雷长子蒙哥成为蒙古大汗，汗位从窝阔台系转入了拖雷系手中。窝阔台系后王自然不愿意，密谋称兵造反，被蒙哥残酷镇压。随后，蒙哥以窝阔台汗国之地分赐无罪的窝阔台系后王，以此来削弱他们的力量。窝阔台之孙海都就在这次分封中得到了一小块封地。 　　蒙哥死后，忽必烈与幼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无暇西顾，海都趁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后，海都的羽翼已成，数次拒绝了忽必烈的征召。随后，海都在钦察汗国的支持下击败了察合台汗国。1269年，三国相会，订立同盟。次年，察合台汗国与窝阔台汗国联兵攻击亲忽必烈的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军被击败，海都乘机控制了察合台汗国。这样，海都就成为了雄踞元廷西北的巨大势力。他对拖雷系夺走汗位的事耿耿于怀，决心以武力恢复自己的正统地位，由此开始了对元廷西北边境的长期侵扰。 　　大德五年（1301），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对抗之后，海都率大军倾巢而出，东犯元廷西北边境，两军大战，海都败退。两天后，察合台汗国大汗都哇率援军赶来，海都与之会合后，声势大振，复与元军大战。海都与都哇在战斗中都受了伤，各自引兵退去。次年，海都因伤死去。 　　大德七年，都哇立海都之子察八儿为窝阔台汗国大汗。次年，都哇、察八儿等人相聚谋议，认为大家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相互间多年的征战，是在“自隳（堕）祖宗之业”，遂遣使赴元廷请和，成宗许和。至此，在元朝西北边境燃烧了四十余年的战火终于熄灭了。 　　 　　第十八章 　　 　　元武宗是怎样登上皇帝之位的大德十一年（1307），元成宗病死，因皇太子德寿早亡，帝位没有法定的继承人，因此引发了对帝位的激烈争夺。 　　争夺帝位的一方是成宗的堂弟、被封为安西王的阿难答。他手握重兵，并有成宗后卜鲁罕的支持。另一方是成宗的侄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兄弟。海山于大德三年（1299）被派往漠北镇边，封怀宁王，手中亦握有重兵，在朝中也有右丞相哈剌哈孙的支持。 　　阿难答等人密谋以卜鲁罕临朝称制，并定于三月三日发难。哈剌哈孙亦在成宗死后立即派人通知漠北的海山和怀州的爱育黎拔力八达，同时坚持守值中书省控制朝廷的统治中枢以与阿难答等人周旋。 　　海山得哈剌哈孙密报后欲率兵南下，但得知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已先至大都，遂决定按兵不动，以观动向。 　　爱育黎拔力八达抵达大都后立即与哈剌哈孙取得联系，得知了阿难答等人的全部计划，在手下谋臣们的再三劝说下，于三月二日突入宫中，捕抓阿难答等人，数其罪而杀之。 　　控制了朝廷以后，许多人都劝爱育黎拔力八达即皇帝位，但海山手握重兵在漠北虎视眈眈，使爱育黎拔力八达不敢轻举妄动，便暂以监国之名主持朝政，并派人去迎接海山。与此同时，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之母答己请阴阳家推算他兄弟二人之命，结果说海山寿命不长，不适合继承帝位。答己派近臣往告海山，海山闻之大怒，即率兵分三路南下，直趋大都。答己大惊，忙又派人去迎海山，说明自己的奉戴之意。1308五月，答己、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三人会于上都，海山即皇帝位，为元武宗，年号至大。 　　元仁宗时期的统治情况如何至大四年（1311）正月，元武宗死，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是为元仁宗。 　　仁宗在正式登基前便开始了对武宗近臣的清洗，并安插自己的亲信。武宗为了敛财以补国库空虚，曾设尚书省，任用脱虎脱、三宝奴等一批亲信为自己聚财、理财。仁宗于武宗死后二日即宣布撤除尚书省，随后几日又捕杀了脱虎脱、三宝奴等几个尚书省的主要成员。接着，仁宗又从各地召来程鹏飞、李谦等人，组成中书省基本班底，从而完成了中央最高统治机构的改组。1312年三月，仁宗正式登基，改年号皇庆。 　　皇庆二年（1313），仁宗下令恢复科举考试，颁《行科举诏》，以儒家经典取士。并分别于延祐二年（1315）和五年举行了两次科举考试，共录进士百余人。 　　仁宗即位之初，下令调集“耆旧之贤，明练之士”把各种单行的国家法律经典编修刊定总成一书。该书成于延祐三年，取名《风宪宏纲》，这就是英宗朝颁行的《大元通制》的前身。 　　仁宗统治期间，虽颇想有番作为，但太后答己处处掣肘，仁宗疲于应对。太后对仁宗政事的干扰主要表现在对待铁木迭儿的态度上。铁木迭儿是太后的亲信，虽作恶多端，却屡得太后的庇护，仁宗终竟奈何他不得。 　　仁宗朝的另一件大事是皇储的选定。武宗即位时立弟仁宗为太子，并与其约定仁宗应传位给武宗的儿子。可仁宗即位后并不想履行这一约定。延祐三年，仁宗在太后的支持下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太子。为了防止武宗子和世人的反抗，仁宗封他为周王，命他出镇云南。和世人行至陕西，即率众反叛，被仁宗击败后逃至察合台汗国。 　　仁宗死于延祐七年（1320），时年三十六岁。 　　元英宗时期的统治情况如何仁宗死后，其子硕德八剌即位，是为英宗，改年号至治。 　　英宗即位前，太后答己利用自己的特权任命亲信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立即诛杀了萧拜住、杨朵儿只等仁宗朝与自己有矛盾的重臣，同时又把许多自己的亲信安插入中书省担任要职。英宗即位后则立即还以颜色，也诛杀了几个中书省太后的党羽，并任命拜住为中书省左丞相，以牵制铁木迭儿。这样，元廷内部便分成了后党与帝党两大对抗的集团。 　　至治二年（1322），铁木迭儿和太后答己相继病死，英宗在政治上的压力顿时减轻，他开始大刀阔斧地施行新政。其新政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大量启用汉族儒臣，吴元硅、王约、韩从益、赵居信、吴澄、王结、张珪等人纷纷进入中书省、翰林院担任要职。2．行《津助赋役法》，其具体内容是：“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这对广大贫苦农民是有利的。3．颁行《大元通制》。此书是在仁宗朝《风宪宏纲》的基础上重加审订、补充而成，是一部法典性质的官方政书。4．对太后党羽的大清洗。英宗借审“诳取官币案”之机，诛杀、流放了一批包括铁木迭儿两个儿子在内的后党官员，并同时严厉整顿吏治。 　　英宗雷厉风行的新政，尤其是对后党的大清洗，引起了朝中一些权贵的惊恐，其中包括一直为英宗十分宠信的铁失。铁失在“诳取官币案”中亦有牵连，虽得英宗赦免，却仍日夜忧惧，遂决定抢先下手。至治三年八月，英宗从上都还大都中途驻南坡，铁失以所率阿速卫兵为外应，约同诸王、大臣十六人，先杀右丞相拜住，后杀英宗，这就是所谓的“南坡事变”，英宗的统治就这样结束了。 　　元泰定帝是一个怎样的皇帝泰定帝本名也孙铁木儿，是真金长子甘麻剌的次子，封晋王，率重兵镇守漠北。 　　铁失等人发动南坡事变前曾派人通知也孙铁木儿，并表明要拥戴他为皇帝。也孙铁木儿闻讯后，立即派使赴上都告变，但使未至上都而事变已发。也孙铁木儿乃众望所归，遂于至治三年九月，即皇帝位于克鲁河畔，1324年改年号为泰定。 　　泰定帝于即位之初，对铁失等一班谋杀英宗之人统统加官晋爵，命铁失为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为中书右丞相。但到了十月，泰定帝的态度突然改变，他先在京城外的临时驻地诛杀了也先帖木儿等人，又命近臣旭万杰南下入大都捕杀了铁失等人，从而彻底肃清了发动政变的铁失集团。泰定帝之所以在态度上有如此大的变化，大概是因为一开始他想通过封官来稳住铁失等人，后来又通过对他们的严惩来表明自己与政变绝无牵扯。 　　泰定帝即位后首先极力平抑蒙古贵族们的怨气，他召还在英宗朝被贬黜流放的诸王，恢复他们的名爵财产，又派多名宗王出镇内地，增强他们的权力。 　　在抚慰蒙古诸王的同时，泰定帝在中央机构中仍信用一批英宗朝的汉人儒臣，并给他们以相当的礼遇。他几乎保留了所有仁宗、英宗所订立的汉化制度，如一岁四祭太庙、科举制、经筵制等。 　　经济方面，泰定帝仍用西域人理财，通过南粮北运，减钞币发行量等措施来平抑物价，使国家的经济在泰定年间一直保持稳定。 　　元文宗是如何即皇帝位的致和元年（1328）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留守大都的重臣武宗旧将燕铁木儿遂发动政变，谋立武宗后人。他在大都拘捕泰定帝旧臣，把他们投入监狱，完全控制了朝廷；又遣使赴江陵急迎武宗次子怀王图帖睦尔。同时，积极调集军队布防在大都周围。八月底图帖睦尔抵达大都。 　　上都方面，泰定帝旧臣倒剌沙拥立太子阿剌吉八，并与漠北诸王和陕西、四川等行省联络，组织军队，分四路向大都进攻。 　　燕铁木儿集中优势兵力，数次奔驰救援，将四路军队各自击破。十月中，大都军进至上都，倒剌沙奉皇帝宝印出降，上都的反抗被彻底击败。 　　关于明宗的暴亡，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其真正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文宗作为这偶合的最大受益者，经常被后人怀疑为幕后主使者。 　　古代风景画鉴赏元顺帝时期的统治情况如何元文宗死于至顺三年（1332）八月，遗命立明宗之子。燕铁木儿遂立明宗次子懿磷质班，是为宁宗。宁宗短命，即位四十余天便病死了。燕铁木儿拥立明宗长子妥懽帖睦尔。至顺四年（1332）六月，妥懽帖睦尔于上都即位，是为顺帝。 　　顺帝即位后的头几年，元廷内发生了燕铁木儿后人与重臣伯颜的权力之争，结果伯颜最终取得了胜利，独揽了元廷的大权。伯颜的专权引起了顺帝和朝中一些大臣的不满，这其中也包括伯颜的侄儿脱脱。后至元六年（1340），脱脱与一些大臣合力逐走伯颜，结束了伯颜的专权。 　　逐走伯颜后，顺帝任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尽变伯颜旧政，这就是旧史家所谓的“更化”。 　　“更化”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恢复科举考试。脱脱上任一个多月后即恢复了被伯颜取消的科举取士制度，笼络汉族文人，巩固元廷的统治。2．协调蒙古贵族间的矛盾。脱脱为以前一些在政治斗争中遭贬的宗王、功臣之后昭雪复位。3．开马禁、减盐额、蠲逋负，减轻百姓的负担。4．兴国子监，置宣文阁，选名儒进讲，推动儒学的复兴。5．官修三史。顺帝下诏，脱脱主持修辽、金、宋三史。 　　新政的推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朝政为之一新。至正四年（1344），脱脱辞相，顺帝继续推行新政，他下令颁行新的国家法典《至正条格》；制定荐举守令法，亲自遴选官吏；派员巡行天下，纠察各地官吏等。 　　由上观之，顺帝在政治上还是大有抱负，意欲显一番身手的。无奈元廷的统治已是败坏到了极点，高层统治集团中矛盾重重，地方官员们贪污成风，整个统治阶级腐化奢侈，对百姓的剥削异常残酷。加之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终于在至正十一年（1351）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红巾起义。至正二十七年（1367），顺帝在朱元璋的攻击下弃大都北逃，元朝就此灭亡了。 　　《元史·后妃传》记载了哪些后妃的情况《后妃传》记载了如下几位后妃：1．太祖光献翼圣皇后名孛儿贴，弘吉剌氏，特薛禅之女。为成吉思汗大皇后，生有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四子。 　　2．太宗昭慈皇后名脱列哥那，乃马真氏之女，生定宗。太宗死后，脱列哥那专摄国政达五年之久，后立定宗，却仍把持朝政。至元二年（1265）去世。 　　3．定宗钦淑皇后名斡兀立海迷失。定宗死后曾怀抱幼子失列门垂帘听政六个月。 　　4．宪宗贞节皇后名忽都台，弘吉剌氏，特薛禅孙子忙哥陈的女儿。早死。其妹也速儿继之为宪宗妃。 　　5．世祖昭睿顺圣皇后名察必，弘吉剌氏，济宁忠武王按陈的女儿。生裕宗。世祖中统初年（1260）册封为皇后。察必生性聪慧，通达事理，对世祖的统治多所匡正，世称贤后。至元十八年（1281）去世。 　　6．世祖南必皇后弘吉剌氏，纳陈之孙仙童的女儿。至元二十年（1283）立为皇后。当时，世祖年纪已大，许多朝政都是由南必皇后处理的。 　　7，成宗贞慈静懿皇后名失怜答里，弘吉剌氏，斡罗陈的女儿。大德三年（1299）立为皇后。 　　8．成宗卜鲁罕皇后伯岳吾氏，驸马脱里思的女儿。元贞初年（1295）立为皇后。成宗多病，卜鲁罕皇后居中用事，处事颇当，国政平允。成宗死后，谋立安西王阿难答失里，不成。武宗立，贬居东安州。 　　9．武宗宣慈惠圣皇后名真哥，弘吉剌氏，脱怜之子进不剌的女儿。至大三年（1310），立为皇后。 　　10．武宗速哥失里皇后按陈之从曾孙哈儿只的女儿，真哥皇后的堂妹。 　　11．武宗妃二人仁献章圣皇后（天历二年追谥），亦乞烈氏，奴兀伦公主的女儿，生明宗。文献昭圣皇后（天历二年追谥），唐兀氏，生文宗。 　　12．仁宗庄懿慈圣皇后名阿纳失失里，弘吉剌氏，生英宗。皇庆二年（1313）立为皇后。至治二年（1322）去世。 　　13．英宗庄静懿圣皇后名速哥八剌，亦启烈氏。昌国公主益里海涯的女儿。至治元年（1311）立为皇后。泰定四年（1326）去世。 　　14．泰定帝八不罕皇后弘吉剌氏，按陈之孙斡留察儿的女儿。泰定元年（1323）立为皇后。 　　15．泰定帝妃二人一名必罕，一名速哥答里，皆弘吉剌氏，兖王买住罕的女儿。 　　16．明宗贞裕徽圣皇后名迈来迪。生顺帝而死。 　　17．明宗八不沙皇后成宗甥女寿宁公主的女儿，生宁宗。至顺元年（1330）去世。 　　18．文宗卜答失里皇后弘吉剌氏，驸马鲁王碉阿不剌的女儿。天历元年（1328）立为皇后。文宗崩，立明宗次子懿璘质班，是为宁宗。宁宗崩，又立明宗长子妥懽帖睦尔，是为顺帝。临朝称制。至元六年（1340），贬居东安州，不久去世。 　　19．宁宗答里也忒迷失皇后弘吉剌氏，至顺三年（1312）被立为皇后。至正二十八年（1369）去世。 　　20．顺帝答纳失里皇后钦察氏，太师太平王燕铁木儿的女儿。至顺四年（1313）立为皇后。至元元年（1335），燕铁木儿势败，丞相伯颜迁答纳失里皇后出宫，毒死于开平民舍中。 　　21．顺帝伯颜忽都皇后弘吉剌氏，武宗真哥皇后侄子毓德王孛罗贴木儿的女儿。至元三年（1337）立为皇后。生性节俭，遵守妇德，不越礼法半步。至正二十五年（1366）去世。 　　22．顺帝完者忽都皇后奇氏，高丽人，生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出身寒微，其家族因她成为皇后而大贵。至正二十五年（1366）立为皇后。至正二十八年随顺帝北奔。 　　23．睿宗显懿庄圣皇后名唆鲁禾贴尼，怯烈氏，生蒙哥、忽必烈，二人均践帝位，为宪宗、世祖。至元二年（1265），世祖忽必烈追谥她为显懿庄圣皇后。 　　24．裕宗徽仁裕圣皇后名伯蓝也怯赤，又名阔阔真，弘吉剌氏，生顺宗答剌麻八剌，成宗铁穆耳。皇后为人谨慎，侍奉世祖十分孝顺，世祖称之为“贤德媳妇”。成宗即位后被尊为皇太后。大德四年（1300）卒。 　　25．显宗宣懿淑圣皇后名普颜怯里迷失，弘吉剌氏，生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泰定元年（1324）被追尊为宣懿淑圣皇后。 　　26．顺宗昭献元圣皇后名答己，弘吉剌氏，生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二人相继为帝，为武宗、仁宗。武宗初即位，便尊答己为皇太后。答己历武宗、仁宗二朝，二帝均为其亲子，故而显赫荣耀，非比寻常。英宗即位后对答己的地位有所压抑，答己怀恨成疾，至治三年（1323）卒。 　　拖雷一生有哪些事迹传世拖雷是成吉思汗的嫡幼子，其母为成吉思汗大皇后孛儿帖。孛儿帖共生四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按蒙古族“幼子守产”的习俗，拖雷在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中拥有十分特殊的地位。 　　拖雷成年后一直跟随成吉思汗四处征战。1212年随成吉思汗攻金，破河北、山东数十城邑，又围金中都（今北京），迫使金廷献女、纳币以求和。 　　1219年，拖雷随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先取其重镇不花剌，又克其都城撒麻耳干。同年秋，成吉思汗命拖雷率精兵攻打花剌子模国呼罗珊地伍诸城，至1221年4月，拖雷相继攻下马鲁、巴里黑、也里、乃沙不耳等重镇。其间，拖雷往往亲临前线，身冒矢石，城破后又常杀人毁城，威名震动敌国。同年夏，拖雷又随成吉思汗攻打花剌子模新君札兰丁，会战于申河之畔，全歼札兰丁军队。 　　1226年，拖雷又随成吉思汗征西夏。第二年七月，成吉思汗病死，蒙古撤军。按蒙古族“幼子守产”的习俗，拖雷继承了成吉思汗的全部军队、土地和财产。按理，汗位也应由拖雷继承，但成吉思汗生前指定窝阔台继承汗位，所以尽管拖雷掌握着绝大多数的蒙古军队，也未敢造次，只以幼子身份监国。1229年，窝阔台继承汗位。 　　窝阔台即位后，专事攻金，拖雷屡屡率军进攻金境。1231年，拖雷鉴于金国黄河、潼关天险难克，提出向宋借道，由陕西入汉中，沿汉水而东直达金腹地。这个计策被窝阔台采纳。同年秋，即派拖雷率军按计划路线进军，同时派出另外两路大军，约定第二年春会师汴京城下。 　　拖雷军向宋借道不成，率军队入汉中，并派兵抄掠四川诸州县。十二月，拖雷军渡过汉水，北上攻金。金军十五万由完颜合达率领进驻邓州迎拒。拖雷兵少，不与金军正面战斗，而是以少量兵力牵制金军，主力越过金军，“散漫而北”。金军为保汴京，连忙追击。拖雷于钧州（今河南禹州）三峰山设伏，大败金军，金国的精锐部队几乎全被歼，金国从此再无还手之力。三峰山之战以后，拖雷与窝阔台合军，攻略河南州县。1232年四月，蒙古军北归。九月，拖雷死于返回漠北的途中。 　　真金为什么被称为裕宗皇帝真金为世祖察必皇后所生，是世祖忽必烈的嫡子。中统三年（1262）封燕王，任中书令。四年，又兼枢密院使。至元十年（1273），真金被立为皇太子。 　　真金在忽必烈的安排下从小就接受儒家教育。少年时从儒学大师姚枢、窦默学习《孝经》，封燕王及入主东宫后，更是收罗了一批儒臣组成自己的幕僚团。真金成为当时推行汉法派的代表。 　　此时，西域回回人阿合马得宠于忽必烈，任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之得宠在于他善于理财，他通过种种手法，巧取豪夺，把天下之财集聚到朝廷中来。同时阿合马还利用自己的权力谋求私利，他广收贿赂，并安排自己的亲信担任高官。 　　阿合马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以真金为代表的汉法派的强烈不满，两方产生了极大的矛盾。至元十九年，义士王著假借皇太子名义击杀了阿合马。真金推行汉法的最大障碍没有了，从此开始主持一些政事。 　　至元二十二年，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上奏请求忽必烈禅位太子，真金闻之，十分恐惧。御史台隐匿了这个奏章，使之不能到达忽必烈手中。可是阿合马的余党答即归阿散等人报告了忽必烈，忽必烈闻之大怒，真金更加恐慌，不久，竟惊吓而死。 　　至元三十一年（1294），忽必烈去世，真金的儿子铁穆耳继承皇位，是为成宗，他追尊自己的父亲真金为文惠明孝皇帝，庙号裕宗。 　　所谓显宗皇帝是指谁显宗是指真金的长子，成宗铁穆耳的哥哥甘麻剌。甘麻剌于至元年间出镇漠北，宽待士卒，安抚百姓，使元朝的北部边境安宁无事。 　　至元二十九年（1292）封晋王，镇守成吉思汗旧地。至元三十一年忽必烈去世，甘麻剌赴上都奔丧，议立其弟铁穆耳，是为成宗。甘麻剌复归藩府。 　　大德六年（1302），甘麻剌卒，有嫡子三人：也孙帖木儿、松山、迭里哥儿不花。也孙帖木儿袭晋王爵，仍镇守北边。至治三年（1323），英宗被杀，也孙贴木儿继位，是为泰定帝，追尊其父甘麻剌为光圣仁孝皇帝，庙号显宗。 　　古代山水画鉴赏木华黎有什么传世功勋木华黎，蒙古部札剌儿氏人。其父孔温窟哇随铁木真，征战草原各部，在与乃蛮部的战斗中为救铁木真而阵亡。 　　木华黎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共事成吉思汗，号称“四杰”，在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各部的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1206年，铁木真建立蒙古国，封九十五个千户，木华黎位列第三，并被任命为左翼万户。 　　从1211年开始至1216年，木华黎跟随成吉思汗多次进攻金国。1211年参加了抚州（今河北张北）野狐蛉之役，金兵众多，木华黎率先冲入敌阵，大败金兵。1213年，进兵涿州（今河北涿县），招降史秉直、史天泽父子及所部军队。1214年，围金燕京，迫金宣宗纳女求和。1215年，攻金北京（今辽宁宁城），破之。 　　1217年，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国王，分给他十余万军队，命他发兵中原，专事攻金，自己则率军西征。1218至1219年，木华黎率军进攻山西，横扫河东地区，一路势如破竹。1220年，木华黎攻河北。他接受降将史天倪的建议，禁止蒙古军杀掠百姓，赢得“仁厚不杀”的名声，归降者日众。同年秋，木华黎攻打山东，严实以所控制地区三十万户投降，蒙古军遂据有大片山东土地。1221年，木华黎进军陕北，攻城陷地直趋延安。金以重兵守延安，蒙古军久攻不下，复攻延安以南地区，连下数城。1222年，木华黎率军出云中（今山西大同），渡黄河西进，直扑长安。金兵二十万固守长安，蒙古军不能破，木华黎遂引兵西进，连克数州，又攻风翔，月余不能破。 　　1223年，木华黎率军退出陕西，渡黄河行至闻喜县，病死。其子孛鲁袭父爵位，继续率军攻金。 　　察罕有哪些事迹传世察罕，唐兀乌密氏。其父曲也怯律是夏国的大臣。察罕的母亲是妾，怀察罕的时候因不容于长妻被配给了掌管牧羊人的官员及里木。 　　察罕小时候在旷野里牧羊。他把牧羊杖插在地上，又把帽子放在杖端，对着帽子行跪拜礼，继而又围着帽子歌舞。正巧成吉思汗出猎，看到了这一幕，他派人招察罕过来询问。察罕对成吉思汗说：“听说有大官要来这里，我先演习一下礼仪。”成吉思汗听了很高兴，就把他带了回去，让他在宫廷里供事。察罕长大后，成吉思汗又赐给他一个蒙古姓，并把一个出身弘吉剌氏的宫女给他做妻子。 　　察罕跟随成吉思汗进攻金国，至野狐岭，金国重兵拒守。成吉思汗派察罕去窥探金军虚实，察罕回来报告说金军的战马随便乱动，金兵虽众，实不足畏。成吉思汗便率军进攻，大败金兵。又随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新君札兰丁拒守铁门关，蒙古军受阻。察罕受命为先锋，一举攻破铁门关，斩其守将。又随成吉思汗进攻西夏，至甘州。甘州守将正是察罕的父亲曲也怯律。察罕缚信于箭射入城内，要求与自己的父亲和弟弟见面，又派人进城招降守军。城中守军杀掉察罕的父亲、弟弟和使者，拒不投降。蒙古军猛攻，城破，成吉思汗要屠城，察罕说百姓无罪力谏而止。进而围攻西夏都城中兴府，成吉思汗派察罕进城劝降，夏守将犹豫不定。这时，成吉思汗病死，夏守将方杀了夏国王出降，蒙古军又要屠城，察罕再次力谏，并骑马驰入城中安抚百姓。 　　窝阔台即位后，察罕因攻占河南有功，受赐马匹、马具、珠衣等物。皇子阔出、忽都秃攻南宋，任命察罕为前锋。又随亲王口温不花攻南宋，口温不花被召回，以察罕代理全军。后被任命为都元帅，率军攻南宋淮西各地。 　　蒙哥即大汗位后，召见察罕，赐以金银等物，命以都元帅领尚书省事。又赐汴梁等地三千余户为其食邑。死后追封为河南王。 　　札八儿火者为什么能得到成吉思汗的重用札八儿火者，西域赛夷氏人，“火者”是官称。札八儿在军中谒见铁木真，铁木真见他长身美髯、方瞳广颡，知非常人，便留下了他。当时，铁木真正与克烈部的王罕作战。一天晚上，王罕率兵来袭，铁木真军无备，被打得大败，铁木真仅带了十九个人逃走，札八儿就在其中。 　　打败了王罕以后，成吉思汗派札八儿出使金国，金人不以国使礼遇，札八儿回报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率军攻金。金人以精兵固守居庸关，并在通往居庸关的路上铺设铁蒺藜达一百多里，蒙古军被阻挡在距关百里处不能前进。札八儿献计说：“北面的树林中有条小路，我曾经走过。如果派兵从那儿走，一夜便可抵达关前。”成吉思汗便命札八儿为先导，引兵由小路前进。天亮时，蒙古军突然出现在居庸关前，金兵毫无防备，还在睡觉。蒙古军一举攻占了居庸关。居庸关既失，金人自知中都难保，便迁都汴梁。蒙古军遂入据金中都。成吉思汗一边观览着金中都的山川风物，一边对左右的大臣说：“我能到这儿，札八儿的功劳最多。”又对札八儿说：“你引弓射箭，一射之地全都给你。”不久成吉思汗北归，让札八儿留守中都，并任命他为黄河以北铁门以南地方的达鲁花赤。 　　速不台一生有哪些战功速不台，蒙古兀良哈部人，其先祖世与铁木真先祖友善，到铁木真时已达五世。 　　速不台在统一蒙古各部的战争中已跟随铁木真，为百夫长，足智多谋、骁勇善战，位列“四狗”之一。1206年，大蒙古国建立，速不台以功被封为九十五个千户之一。 　　1211年至1215年，速不台从成吉思汗攻金，身为主将，往往冲锋陷阵，屡建战功。1217年，奉命追剿蔑儿乞部残余力量，追至垂河（今楚河），将蔑儿乞人全歼。 　　1219年，速不台随成吉思汗西征。1220年，蒙古军攻陷花剌子模都城撒麻耳干，国王摩诃末逃跑，成吉思汗命速不台与哲别率军追击。速不台与哲别穷追摩诃末不舍，最后迫使其逃入宽田吉思海（今里海）中的一座小岛上，不久便病死在了那里。随后，速不台与哲别又率军横扫钦察草原，击败了钦察与斡罗思（今俄罗斯）联军，于1223年回到蒙古本土。成吉思汗嘉奖说：“速不台枕戈血战，为我家宣劳，朕甚嘉之。”赐以宝珠和银罂。 　　1230年，速不台参加窝阔台指挥下的伐金战争。1231年，速不台转入拖雷的部队，参加了拖雷指挥下的攻金战略大迂回。拖雷与速不台所率蒙古军从陕西经南宋境渡过汉水攻入金国唐、邓二州，继而北上直趋汴京。金兵二十万南下堵截，速不台献计拖垮金兵，再予以围击。拖雷从之，三峰山一战，全歼金军精锐三十五万。蒙古军会师汴京城下后，窝阔台与拖雷北返，留速不台率军继续围攻汴京。1233年二月汴京金守军投降。速不台又派兵追击逃跑的金哀宗。1234年正月，速不台指挥的蒙古军联合南宋军队攻陷蔡州，金哀宗自杀，金灭。 　　1235年，窝阔台下令进行“长子西征”，选速不台为前锋。1237年，蒙古军进至斡罗思边境，主将拔都所率的军队遭到顽强抵抗，不能前进。速不台督军奋战，击败斡罗思人，蒙古军队遂横扫斡罗斯全境。1241年，西征蒙古军进入马札儿（今匈牙利），在淳宁河边与马札儿军激战。速不台因水深渡河延误了时间，受到拔都的责备。渡河后，速不台孤军进至秃纳河马茶城（今布达佩斯），拔都主力军亦至，合围该城，破之。 　　1242年，窝阔台死讯传来，西征蒙古军回撤，速不台亦回。1246年，速不台参加了贵由的即位大典，随后回到土拉河营地。1248年去世，追封河南王。 　　博罗欢是什么人博罗欢，忙兀氏人，成吉思汗麾下功臣畏答儿的后代，十六岁就担任了本部的断事官，又跟随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屡建战功，深得忽必烈喜爱。 　　中统三年（1262），博罗欢率本部军参加了平定李璮叛乱。随后，世祖命其治理燕南，颇有政绩，受到赏赐。这时发生了云南王忽哥赤被其大臣宝合丁等人毒死的事件，博罗欢受命前往审理，诛杀了宝合丁等人，得到世祖的赞扬，命他主持忙兀氏的一切事务，并任命他为昭勇大将军、右卫亲军都指挥使。 　　至元十一年（1274），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大举伐宋，命伯颜、阿术率右路军由襄樊下汉水攻击南宋长江防线；命博罗欢率左路军进攻南宋两淮地区。博罗欢率军攻城略地，牵制了南宋在两淮地区的兵力，使之不能回援长江防线。南宋朝廷投降后，淮东地区的宋军继续抵抗，博罗欢奉命清剿，经激战攻下重镇扬州，平定了淮东地区。 　　至元十四年，博罗欢奉命平定了只里斡台的叛乱。掌枢密院事，任中书右丞，至北京行省事。不久，又被召还大都。当时，南宋新灭，江南一带还很不安定，鉴于兵力不足，世祖下令招募蒙古各部平民成立军队，让他们一切自主不受其他人指挥去江南平乱。博罗欢闻之上奏力谏，指出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军队到了江南一定会烧杀抢掠，引起江南百姓更大的愤怒，江南因此会更乱。世祖大悟，撤回了诏命。 　　至元二十四年，东道诸王乃颜叛乱，世祖欲亲征，博罗欢谏止并自荐领兵前往平定。先平乃颜，后灭哈丹，世祖以大量金银赐之。河南改置行省，博罗欢任平章政事，黄河决口汴梁以南诸州被淹，博罗欢亲自指挥堵塞决口。 　　至元三十一年，元成宗即位，博罗欢调任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未赴任，仍留河南。大德元年（1296），任湖广行省平章政事。福建行省并入江浙后，又任江浙等处行省平章政事。 　　大德二年卒，年六十三。追封泰定王。 　　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是什么人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是畏兀儿人建立的高昌国国王，称“亦都护”。畏兀儿人是唐时回鹘人的后代，回鹘汗国灭亡后，一部分人迁至天山东部地区建立了高昌国。 　　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成为高昌国王时，其国已臣属于西辽政权，西辽在高昌派驻有专人监其国。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了大蒙古国，势力十分强大。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听说后杀死西辽监国，遣使赴蒙古以求归附。不久，成吉思汗征讨蔑儿乞部残余，杀太阳可汗子脱脱，脱脱的四个儿子逃至高昌国境，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派兵赶走了他们，并派使赴蒙古相告，成吉思汗亦派使回复。 　　1211年，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亲自前往蒙古，在怯绿连河畔朝见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恩准他位列四嫡子之后，称第五子。高昌国正式成为蒙古的臣属。 　　忙哥撒儿为什么能专宠数朝忙哥撒儿，察哈札剌儿氏人，其部世代隶属铁木真。祖父搠阿跟随铁木真征战蒙古各部，以善射著称。父那海跟随太宗窝阔台攻金，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受封洛阳等地分民一百七十五户。 　　忙哥撒儿为拖雷部属，从攻金国凤翔，夺得头功；又从拖雷长子蒙哥西征，战时冲锋在前，战后分配战利品时却谦逊退让。蒙哥因此十分器重他，命他治理太后的封地。忙哥撒儿办事认真负责，执法极严，就连拖雷正妻当朝太后唆鲁禾帖尼有小过失，也要指出。因此深得众人敬畏。随后升任藩府断事官之长。 　　定宗贵由死后，窝阔台后人与拖雷后人争夺汗位。术赤长子拔都以长兄的身份召集忽里台，商议汗位的归属。忙哥撒儿随蒙哥赴会。窝阔台系的人说应立皇孙失烈门，因为太宗说过失烈门可以做大汗。忙哥撒儿反驳说太宗也说过蒙哥可以做大汗，况且太宗皇后脱列哥那在太宗死后既没有立失烈门也没有立蒙哥，而是立了长子贵由，这已经违背了太宗之意。最终在拔都的支持下，蒙哥得到了汗位。 　　两年后，蒙哥在怯绿连河畔举行登基大典，任命忙哥撒儿为大断事官。这时失烈门等窝阔台系后王借参加登基大典之名密谋叛乱，他们将兵器藏在被掏空的车辕中，预备到达后发难。可是途中车辕折断，兵器外露，被蒙哥部属看到。得到消息后，蒙哥派忙哥撒儿率军堵截，失烈门等人措手不及全部被擒。经审讯，失烈门等人手下的官员供出了实情。忙哥撒儿将其部下七十七人全部处死，把失烈门等人发配南方充军。忙哥撒儿又派人去拘捕那些参与谋反却未到会的宗王、大臣，甚至包括定宗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忙哥撤儿亲自组织了对他们的审问，最终处死了其中的大部分人。忙哥撤儿对反叛者的严厉惩处得到了宪宗蒙哥的赞许和信任，对他可谓是言听计从，宠信有加。 　　1235年，忙哥撒儿因饮酒过多而死。忙哥撒儿因生前执法过严，冤家殊多，如今一死，谤言腾起。宪宗专门下诏，勉慰其子。 　　忽辛是怎样登上高位的忽辛，赛曲赤·赡思丁第三子，至元初年以世臣子的身份担任宿卫，因其善于应对，得到世祖的赏识。 　　至元十四年（1277）忽辛任兵部郎中。第二年，出任河南等路宣慰司同知。河南一带多有强盗，啸聚山林，官兵难以清剿。忽辛决定招安，派当地土豪拿着他的信去招安强盗。不久，有两个强盗来归附。忽辛赐给他们衣服帽子，并说：“你们以前是强盗，现在回来，就是良民了。”让他们连续几天跟随在自己左右，在自己家中随便出入，然后放他们回去，让其告知所有同伙。又过了几天，十几个盗贼头目来归附。这些人都身高七尺多，在堂下参拜忽辛，表现都很异常，忽辛左右的人都十分恐慌。忽辛命手下官吏把他们登记为良民，又让这些人跟随在自己左右，夜晚就让他们睡在屋外，还经常把他们叫来赐以吃喝。这些强盗都满心高兴。渐渐地，别的强盗们都来归附了。 　　至元二十一年，忽辛担任云南诸路转运使。第二年转至陕西道。至元二十三年，任燕南河北道宣慰司同知，不久又任南京总管。至元三十年，任两浙盐运使。大德九年（1305），升任江东道宣慰使，后改任陕西行台御史中丞，再改任为云南行省右丞。 　　忽辛至云南，大力改革弊政。当时许多豪民为逃避徭役而入云南王府任宿卫。忽辛核查后，将这些豪民全部又登记为民，恢复了他们的徭役，王府的宿卫一下子去掉了三分之二。马龙州的土豪谋反，忽辛反复调查研究后诛杀了谋乱者。又整理了百姓户籍姓名及仓库位置，据此订立了明确的贡赋程序，杜绝了奸吏贪污的途径。 　　赡思丁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时建立了孔子庙和学校，到忽辛治云南时，其供祭祀教养用的五顷田被大德寺所占，忽辛夺回归还给了孔庙，并在云南各郡遍立庙学，于是文风大兴。 　　王府马多，牧放郊外常践踏老百姓的庄稼，忽辛辟专地为草场，专门用来牧马，百姓得以安居。 　　广南土著酋长沙奴因曾受宋朝册封，颁有金印，而不服元廷统治。忽辛派人诱来沙奴，盛情款待，一连几个月不让他回去。沙奴要回，忽辛说：“要回可以，把金印交来。”沙奴无奈，把印交回。忽辛又命他带印朝见皇帝，皇帝十分高兴。缅国不臣服于元廷，忽辛派人对其国王说：“我是赛典赤平章之子，他老人家的规矩，我一切遵行，我国官府对你国所行的一切不方便，我都为你改正。”缅国国王大喜，遣使来归，并献白象一头。 　　大德八年（1304），忽辛出任四川行省左丞，又改至浙江行省。至大元年，任荣禄大夫、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二年后卒。天历元年（1328），追封雍国公。 　　 　　第十九章 　　 　　布鲁海牙是什么人布鲁海牙，高昌国畏兀儿人，其先世为该国勋贵。布鲁海牙父母早死，从小寄养就学于舅家，精通本国的语言文字，还擅长骑马射箭。布鲁海牙十八岁那年，高昌国归附蒙古，他来到蒙古充当成吉思汗的宿卫。 　　1219年，布鲁海牙跟随成吉思汗西征，勤勤恳恳，不辞辛劳，得到成吉思汗嘉奖，受赐羊马毡帐，并受命与居里可汗之女石抹氏成婚。成吉思汗死后，布鲁海牙在燕京主管当地财政。庄圣太后听说他为官清廉谨慎，便向太宗点名要来，命他管理自己在燕京、中山的分民，又赐给他田园庐舍、分民二十户，担任真定路达鲁花赤。 　　辛卯年，布鲁海牙任燕南诸路廉访使，不久，又被授断事官之职。当时，断事官的权力极大，可以专断人之生死，所以很多断事官都作威作福，布鲁海牙则用刑十分谨慎。有人误殴人致死，下吏判以死刑，那人的儿子请求代父受死。布鲁海牙让下吏将犯人的儿子押赴刑场，只吩咐说如果他临刑面露恐惧之色就杀了他。结果临刑时那犯人的儿子并未恐惧，布鲁海牙便释放了那父子俩，让他们出钱埋葬受害人，并把受害人家属召来开导。 　　当时法律还不很健全，奴婢犯了罪，主人可以任意杀死。布鲁海牙明知这样做不合法却不能阻止，只好自己出钱赎人。他这样赎出的人多至几十个。 　　古代风景画鉴赏那时被征召当兵的人因害怕受苦往往出钱雇人代替，而且军队中开小差的人很多。朝廷因此下令：出钱雇人代服兵役的打一百杖，开小差的处死。命布鲁海牙等人赴顺天等路清查，查出雇人代服兵役的一万一千户，开小差的二千人。但许多家听说了朝廷的诏命，已让家人赶去替回受雇者。布鲁海牙说：“雇人的人已经知罪了，开小差的人因孤单弱小而想回家，都情有可原，我要为他们说话。”便上奏朝廷，减轻了对他们的处罚。 　　世祖即位，任命布鲁海牙为真定路宣抚使。中统元年（1260），行新钞法。该钞以金为本，各地交上相应的金银，政府即颁发给新钞。可是真定路的金银已被庄圣太后拿走，没有金银就得不到新钞。布鲁海牙派人去说服平章王文统，指出不给真定路发新钞的弊病，王文统被说服，立即发给新钞五千锭，方便了真定路百姓的生活。 　　布鲁海牙后又任顺德等路宣慰使，佩带金虎符。朝见皇帝时，皇帝赐坐，并赐以海东青鹘。至元二年（1265）卒，年六十九。 　　布鲁海牙生性孝悌。他在燕京造了大房子，从高昌国接他母亲来奉养。小时他的叔父强占了他的财产，他不计较，又在自己的房子旁另盖了一所房子，接他叔父来住。布鲁海牙有一次得到了皇帝五千匹绫绢的赏赐，他的弟弟向他要其中的四分之一以交纳赋税，布鲁海牙毫不吝啬全给了他。 　　安童为什么在少年时代就得到元世祖的重用安童，木华黎后人，其父霸突鲁曾随忽必烈攻南宋，其母为世祖昭睿皇后的姐姐。中统元年（1260），安童入宫担任宿卫之长，年仅十三岁。中统四年，世祖捕阿里不哥党羽千余名，问安童如何处置他们，安童对曰：“人各为其主，陛下甫定大难，遽以私憾杀人，将何以怀服未附？”世祖听罢惊异于安童的老成，从此更加器重他。 　　至元二年（1265），世祖任命安童为中书右丞相。安童推辞，世祖则曰：“朕思之熟矣，无以逾卿。”意谓再也找不出比安童更胜任此职的人了。同年十月，世祖召许衡至上都让他帮助和培养安童。安童又上奏请召姚枢等儒臣入中书省议事，从此，安童成为元廷中推行汉法派的主将。 　　安童之所以在少年时就得到世祖的重用，原因不外有二。其一，安童自身的原因。安童出身勋贵世家，正是所谓有“大根脚”的人物，加之他又才华横溢、少年老成，自然深得世祖喜爱，早早就把他定为培养对象。其二，政治上的原因。世祖是靠中原汉地的力量击败阿里不哥而登上帝位的，所以世祖朝中汉人的势力很大，特别是那些战功卓著的汉人世侯更独霸一方，难以驾驭。经过中统三年（1262）的山东世侯李璮之乱，世祖开始注意削减汉人的力量，培养和扶持安童正是世祖削弱汉族在朝中势力的一项措施。 　　阿合马专权擅政却为什么被诛杀阿合马，花剌子模国回回人，曾为世祖察必皇后侍臣。 　　世祖即位后，开始重用阿合马。阿合马则利用世祖对汉人的猜忌和急于敛财的心理，一方面想方设法搜刮民财，另一方面竭力打击元廷内部汉法派大臣，因此日得世祖宠信，以至到了“授以政柄，言无不从”的地步。 　　阿合马敛财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对一些百姓生活的必需品实行官府垄断。中统四年（1263），阿合马在河南钧、徐两州官办铁冶，铸造农具，高价卖给农民，获粟四万多石。除矿冶外，阿合马还实行了盐和药材等物的官卖，从中获取暴利。 　　二、加额收取百姓赋税。至元元年（1264）阿合马奏请增加解州盐课，“无问僧道军匠等户，钧出其赋”，从而使解州盐课从七千五百两猛增至一万二千五百两。 　　三、大量发行无本的纸钞，收罗民财，造成物价飞涨。 　　阿合马正是靠这些手法“理财”。由于赢得了世祖的专宠，他自己也敛聚了大量的财物，并安排了大量亲信担任要职。这引起了朝廷中汉法派大臣的极度不满，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阿合马千方百计迫害汉法派成员，先后罗织罪名杀害了崔斌、阿里伯、燕铁木儿等人，又把丞相安童排挤出朝廷。以皇太子真金为代表的汉法派也是寸步不让，坚决与阿合马斗争。 　　至元十九年，世祖携太子真金赴上都，阿合马留守大都。三月十七日，益都千户王著等人假称太子回大都做佛事，召阿合马至东宫，以铜锤击杀阿合马。 　　世祖闻讯，诛杀了王著等人。可是不久，随着阿合马生前所为逐渐被揭露，世祖终于认清了阿合马的罪行，遂下令对阿合马掘墓暴尸，诛其子侄，藉没其家产。阿合马的势力彻底被摧毁了。 　　廉希宪为什么被称为文武全才廉希宪，布鲁海牙第二子，自幼举止非凡。九岁时，家中有四个奴仆偷了五匹马逃跑，被抓了回来，布鲁海牙欲绑送官府治罪，按法律，这几个奴仆是犯了死罪。希宪哭着劝阻，布鲁海牙才罢休。又有一次，希宪的父亲外出，家中的两个奴仆因醉酒而口出恶言。希宪认为他们是欺负自己年幼，必须得到严惩，便命人绑送官府，官府判了杖刑。大家都认为希宪的见识高。 　　十九岁时，希宪人侍当时还是皇弟的忽必烈。忽必烈见他气宇轩昂、议论高卓，十分器重。希宪好经史，手不释卷。一天，他正在读《孟子》，忽必烈突然召见，希宪来不及放下书，揣在怀里就去觐见了。见到忽必烈后，遂以孟子仁义之旨为说，忽必烈认为很好，称他为“廉孟子”。有一次，希宪与诸近臣在忽必烈面前比赛射箭，别人都射完了，希宪还未射，有人想拿他的箭来射，希宪说：“汝以为我不能耶？但吾弓力稍弱耳。”别人便拿一张劲弓来给他，希宪三箭连中靶心，大家都惊叹道：“真文武材也。” 　　后来廉希宪出任忽必烈家臣，劝说忽必烈抢在阿里不哥之先即大汗位，又赴川陕稳定局面，粉碎了阿里不哥从川陕攻击忽必烈的企图。 　　至元十二年（1275），元军总攻南宋，大将阿里海牙经略荆湖重地，各地新附，秩序十分混乱，廉希宪受命往镇。希宪坐镇江陵，招抚流民，恢复生产，又大兴学校，亲自讲授。荆湖地区遂安定了下来。 　　晚年希宪任职中书省，受阿合马排挤，闲居养病。至元十七年卒，年五十。大德八年（1304）追封恒阳王。 　　伯颜在灭亡南宋的战争中建立过什么功劳伯颜，蒙古八邻部人，从小生长于西域。其曾祖曾跟随成吉思汗征战，受封为八邻部左千户。其祖曾为断事官。其父随拖雷第三子旭兀烈西征波斯等地。至元元年（1264），伯颜奉命赴大都奏事，世祖一见十分喜爱，遂留下了他。至元二年，任中书左丞相。四年，任中书右丞相。七年，任同知枢密院事。 　　至元十一年，世祖决定大举攻宋，任命伯颜为攻宋元军的总帅。同年九月，伯颜及阿术等人率水陆大军二十万由襄阳出发沿汉水向南进发。 　　元军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郢州。郢州位于汉水北岸，宋人以石筑城，又在对岸筑城，名曰新郢，以铁索拦江，并在水中密植树桩。面对宋军如此严密的防守，伯颜决定弃之不攻，从旁侧的水道绕过郢州，继续前进。十月，元军进至沙洋、新城，宋军顽强抵抗，元军强攻，连克两城。十一月，元军至蔡店，已距汉水入江处不远。宋将夏贵率战船万余艘扼守阳罗堡附近江面。伯颜命元军佯攻汉阳，吸引宋军的注意力，同时派骑兵突袭占领了沙芜堡。然后自汉口开江坝，引船入沦河，经沙芜渡口进入了长江水面。这时，元军战船数千艘布列于沦河湾口，陆军数十万驻于江北，声势十分浩大，宋人望之胆寒。 　　元军急攻江北的阳罗堡，守军抵抗顽强，数日不克。伯颜遂派阿术率军奔袭上游四十里处的青山矶，阿术军趁着夜间大雪抢渡长江，占领了南岸的沙州，架起浮桥，大队元军渡过了江。这时，阿里海牙指挥的水军也在江中击溃了夏贵的水军。进攻阳罗堡的元军闻讯大振，终于攻克了该堡。至此，元军取得了渡江战役的大捷。 　　渡江成功后，伯颜没有冒进，而是决定攻取附近的鄂州、汉阳，建立一个稳固的南下基地。十月，元军兵临鄂州。鄂州、汉阳、德阳等地宋军纷纷投降。伯颜派阿里海牙率军四万驻守鄂州，继续进攻荆湖地区，自己则与阿术率大军顺江东下。到了至元十二年二月，元军已顺利地占领了蕲州、黄州、江州、安庆等沿江重镇。 　　宋廷派丞相贾似道率十三万大军进至芜湖，欲阻止元军东进。二月十八日，两军战于丁家洲。伯颜命骑兵夹江而进，并竖巨炮轰击宋军中坚，水军则顺流直冲宋军。宋军大溃，主帅贾似道慌忙中乘单舸逃至扬州。此役元军大胜，基本上全歼了南宋的有生力量，使之再没有对抗的力量。 　　丁家洲大捷后，元军顺利进占建康。伯颜下令元军进行短暂的休整，同时对兵力部署和指挥机构进行了一番调整，以便继续进攻。 　　四月至八月，伯颜致力于对江北两淮地区宋军的攻击，目的在于消除元军南下进攻临安的隐患。十一月，元军由建康出发直扑南宋都城临安。伯颜率主力经常州、无锡等地，于至元十三年正月进抵临安近郊。南宋朝廷上表请降。 　　伯颜为了确保受降过程的万无一失，命军队不得入城，驻于临近的湖州，又派官员入城清查，封存府库，并招谕安抚城中居民。二月，伯颜正式接受宋廷降表，整个受降过程风平浪静，没有破坏也没有屠杀。伯颜灭宋，大功告成。 　　阿术建立过哪些著名的军功阿术，兀良氏人，其祖父为速不台，其父为兀良合台，俱为蒙古名将。宪宗时，随其父入平大理，身为先锋，立有战功，宪宗赐其黄金三百两，以资勉励。世祖即位后，阿术充任宿卫。中统三年（1262），从征李璮有功，升任征南都元帅，驻军开封，攻略两淮，战功卓著。 　　从至元四年（1267）起，阿术指挥元军对襄樊展开了长达六年的围攻。至元四年八月，阿术率军南攻襄阳，随后进入南郡，攻取了仙人、铁城两处栅寨，获生口五万。九月，元军回撤，在安阳滩与阻击的宋军遭遇，阿术率军击退宋军，渡过汉江，又设伏歼灭宋追兵万余。经此战，阿术认识到若取襄樊，必对之进行长期的围困，而且还要拥有一定数量的水军。于是阿术奏请世祖增派长于水战的汉军至襄樊前线，同时，命人在襄樊周围要害之地筑城，隔绝其与外界的联系。至元五年，筑鹿门、新城等堡，又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断绝了宋军入援的通道。次年，筑围墙联结诸堡，切断宋军粮道，使襄樊彻底孤立起来。 　　至元九年，阿术率军攻破樊城外城，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宋将张贵、张顺冒死进援，阿术率军阻击，击杀张顺。后张贵突围出城，阿术追击至柜门关，擒杀张贵。同年，阿术率军破坏了襄、樊两城间的浮桥，又拔除了江中的木桩，彻底断绝了两城间的联系，集中兵力攻打樊城，十二月，拔樊城。不久，襄阳守将吕文焕出降。襄樊战役以阿术所率元军的胜利结束了。 　　至元十一年九月，阿术奉世祖命与伯颜、阿里海牙等人率军大举攻宋。元军至郢州，宋军守备严密，阿术向主帅伯颜建议从间道绕过郢州，舍之不攻，被采纳。阿术率数十骑断后，宋郢州守军两千追至，阿术挺槊迎击，杀五百余人，生擒二员宋将。十二月，元军进至长江北岸，强攻阳罗堡，数日不克。阿术率半数水军溯流西上四十里至青山矶对岸，趁雪夜渡江，与宋水军激战中流，登上南岸沙洲，又与守军陆战，最终控制了这块沙州，架起浮桥，使大军得以渡江。 　　至元十二年二月，宋元两军大战于芜湖丁家洲。阿术挺身登舟，亲手把舵，冲入宋军船阵，宋水军大溃。四月，阿术奉命率军北上进攻扬州，以除元军南下进攻临安的后患。同月，阿术军至真州，大败宋军，并派兵驻守以保粮道，又在扬州四围扼守险要。七月，宋两淮镇将张世杰等人率战船万余进据焦山，声势浩大。阿术命以火攻之，宋军大溃，元军获宋战船七百余艘。从此以后，两淮宋军再也组织不起这么大规模的行动了。至元十三年二月至七月，阿术率军清剿淮西一带宋军，破扬州、泰州，擒杀宋将李庭芝、姜才。元军至此完全占据了丽淮地区。 　　阿术在灭南宋的战争中虽然不是主帅，但是他足智多谋，临战又奋勇当先，战争后半段他又率军攻击两淮宋兵，使之不得入援临安，所以“伯颜所以兵不血刃而平宋者，阿术控制之力为多”。 　　阿里海牙在征服江南的战争中有哪些突出的战功阿里海牙，畏兀儿人。青年时弃农学习畏兀儿国书，后投入忽必烈麾下，担任王府宿卫。宪宗时，曾随忽必烈攻宋，立功受赏。世祖即位，渐得重用，官至参议中书省事，佥河南行省事。至元五年（1268），参加围攻襄樊之役。至元九年，亲率军破樊城，又指挥炮兵轰击襄阳。元军攻取襄樊后，阿里海牙受命行荆湖等路枢密院事，镇守襄阳。 　　至元十一年，阿里海牙随同伯颜、阿术等人率二十万大军总攻南宋。同年十二月，元军经阳罗堡大捷渡江后，攻取了长江中游的重镇鄂州。十二月底，元大军继续顺江东进，留阿里海牙以兵四万镇守鄂州，并控制荆湖各地，以遏止川蜀宋军顺江入援，解除元大军的后顾之忧。 　　至元十二年三月，阿里海牙从鄂州出兵进攻江陵，与前来进攻鄂州的宋军相遇于巴陵，宋军大败，元军趁势占据岳州。四月，元军进至沙市，纵火攻城，沙市立破。遂遣人招降江陵，南宋江陵守将以城降。世祖闻讯大喜，说：“今荆南定，吾东兵可无后患矣。”命廉希宪镇抚江陵，又命阿里海牙速回鄂州。七月，阿里海牙出兵湖南，招降宋潭州守臣李芾，李芾不降。十月，元军至潭州，李芾闭城坚守。阿里海牙挥军急攻，以致胸部中箭，伤势严重。元军夺潭州外城，宋军复退入内城拒守，七十余日后潭州方为元军所据，李芾等宋将自杀。元军诸将欲屠城，阿里海牙止之，并开仓发粮救济饥民。传谕湖南各州县，命早降，不久，郴、全、道、桂阳诸州投降。十一月，阿里海牙出兵广西，至静江（今桂林），宋守将马塈杀使焚诏，绝不投降。静江凭水为固，元军筑坝截断大阳、小溶二江，破坏了宋军的水上防线，猛攻三十余日，城遂破。马塈等人被执就义，阿里海牙下令屠城。又派部将率军分徇广西各地，占领广西全境后，撤兵回到潭州。 　　至元十五年，阿里海牙还曾率军渡海攻击琼州（今海南省）。至元二十三年卒，至正八年（1348），追封江陵王。 　　土土哈有什么突出的事迹传世土土哈，钦察人，其祖先世为钦察国主。1237年，其父班都察率全族归附蒙古，参加了“长子西征”和忽必烈灭大理的战争。中元二年（1260），土土哈随父参加了忽必烈对阿里不哥的征讨，立有战功。班都察卒，土土哈袭父职，担任宿卫。 　　至元十四年（1277），诸王脱脱木、失烈吉叛乱，掠走了诸部部民及先代大汗的御帐。土土哈率军征剿，在纳兰不剌击败了叛军将领脱儿赤颜，抢回了被掠部民。不久，应昌部族只儿瓦台叛乱，脱脱木率军前往接应，途中遭遇土土哈军。两军将战，土土哈军生擒脱脱木军侦察骑兵数十名，脱脱木遂引兵退去。只儿瓦台失去接应，被土土哈击溃。击败只儿瓦台后，土土哈又挥军追击脱脱木军，败之于斡欢河，夺回了被掠先代大汗的御帐。至元十五年，土土哈奉命率千余钦察骑兵随大军北征。越过金山追击失烈吉，擒其将扎忽台，又败其将宽折哥。战斗中，土土哈受伤仍不后退，奋勇击敌，缴获了许多羊马辎重。回朝后，世祖亲自慰劳，赐给大量财物，并把夺回的先代大汗御帐也赐给了他，说：“以卿能归之，故以授卿。”又下旨召集钦察人中的平民及诸王名下的奴仆，全部隶属于土土哈，选其中材勇者充宿卫。 　　至元二十三年，宗王海都攻金山，土土哈率军往御。第二年，东道诸王乃颜反叛以应海都。元军将领也不干叛乱，叛军东进以接应乃颜。土土哈认为兵贵神速，不及上报朝廷便率军疾行七日攻击也不干叛军，大败之。世祖正在亲征乃颜的军中，闻之大喜，将东道叛王属下来归的钦察、康里部人划归土土哈。同年，土土哈从皇孙铁穆耳攻击乃颜余党，诛叛王兀塔海。至元二十五年，诸王也只里被叛王火鲁哈孙围攻，求救于元廷，土土哈随铁穆耳往救，败之于兀鲁灰，叛军逃，追至哈剌温山（今大兴安岭）。又夜渡贵烈河（今归流河），击败叛王哈丹。世祖以其功多，以也只里妹为土土哈妻。至元二十六年，随晋王甘麻剌往征海都，至杭海岭与海都军大战，元军失利，土土哈率所部军力战护卫晋王脱险。海都兵追至，土土哈设伏以待，敌兵不敢犯而退。不久，世祖至北边，亲自召见土土哈，予以褒奖。 　　至元二十八年，土土哈率钦察军万人至北部边境汉塔海，边境诸叛王闻之，引兵退去。二十九年，攻金山，获海都部民三千户。三十年，攻乞里吉思，尽收五部之众，以兵守之。海都引兵援乞里吉思，与土土哈军遇于欠河，土土哈军败海都军，获其将孛罗察。 　　成宗即位，诏土土哈镇守北部边境。大德元年（1297）卒。 　　李恒本为西夏人为什么却能得宠于元朝李恒，字德卿，西夏王族。其祖父为西夏兀纳剌城守将，该城于1209年被蒙古军攻破，李恒父惟忠年方七岁，被蒙古宗王合撒儿收养。嗣王移相哥被立后，惟忠因功为分地淄川路（今山东淄博一带）的达鲁花赤。 　　中统三年（1262），山东世侯李璮叛乱，李恒谋赴上都告变，事觉，被收系狱中，李璮乱平，方得释放。世祖嘉其忠，授淄莱路奥鲁总管。至元七年（1270），授益都、淄莱新军万户，率军从攻南宋襄樊。李恒率本部军筑堡于城西万山，断绝了陆路交通。襄樊守将吕文焕又派水军来窥伺军情，李恒设伏败之，又断绝了水路。至元十年，李恒率军渡汉水攻樊城，从南面率先登上城垣，樊城遂破。 　　至元十一年，李恒跟随伯颜大举伐宋。在郢州，李恒断后，败宋追兵。阳罗堡渡江之役，李恒额中流矢仍奋勇杀敌。十二年三月，李恒从阿里海牙攻荆湖，克岳州，拔沙市，镇守重镇江陵。七月，率本部军进军江西。九月，围隆兴府（今江西南昌），宋将诈降，李恒识破其计，大败宋军，遂取隆兴府。 　　至元十三年三月，江西各地皆下，五月，南宋江西制置使以邵武军（今福建邵武）降。六月，率军南攻福建，败宋将张文虎军十万于兜港。十四年与宋右丞相文天祥军战，自率精兵潜至文天祥驻地兴国，大败宋军，文天祥脱逃。八月，追文天祥至空坑，俘其妻女及招讨使赵时赏等人。九月，南攻福建，遇宋兵于梅岭，大败之。 　　至元十五年，李恒率部攻入广东，十一月，入据广州。宋将张世杰拥卫王赵爵退守崖山。至元十六年二月，李恒待张弘范军至，进围崖山，张世杰以千余艘大战船用巨索结栅固守，李恒率军自北，张弘范军自南夹攻宋军。激战竟日，宋军大败。卫王赵昺赴海死，张世杰突围遁走，不久溺死。 　　至元十九年，李恒随镇南王脱欢攻安南。因发生疫病，元军回撤，安南军追袭，李恒断后，膝中毒矢，至思明州（今广西宁明县一带）毒发身死，时年五十。 　　彻里有什么突出的事迹彻里，燕只吉台氏人。曾祖名太赤，随成吉思汗略定中原，任马步军都元帅，因功受封于徐、邳二州，因此定居徐州。彻里之父早亡，由母亲蒲察氏教养长大。 　　至元十八年（1281），世祖召见，见他谈吐非凡，便留下随侍左右。及乃颜叛乱，从世祖平定东北边境。大军所过，民不聊生，彻里向世祖进言，世祖遂命赈给边民，因此而活命的边民很多。二十三年，彻里奉命巡视江南，见许多地方卖掉学田以输官赋，及时制止了这一行为，并说：“学田是用来供应祭祀和培育人才的，怎么能卖呢？”世祖闻知彻里此举，十分赞许。 　　至元二十四年，诏立尚书省，以桑哥为尚书右丞相，独揽朝廷大权。桑哥专任己党，钩考天下钱谷，严厉追缴各地以前所欠赋税。一时间，全国上下督责甚严，以致社会动荡，民怨沸腾。彻里面见世祖，详陈桑哥所为乃误国害民之举，并指出桑哥实乃奸滑贪污之徒，言辞十分激烈。世祖大怒，认为彻里是在诋毁大臣，命左右打彻里耳光。彻里毫不畏惧，继续争辩说：“我和桑哥没有仇，我之所以不顾自身安危揭露他的罪行，正是为了国家啊！如果我因怕您生气而不再进言，那怎么才能除掉奸臣，拯救百姓呢？”世祖听罢方才醒悟，命禁卫军三百人去抄桑哥家，抄到的珍宝有宫中藏宝的一半之多。桑哥即诛，彻里奉命往江南清查其余党，诛杀了乌马儿、要束木等人，天下大快。 　　彻里升任御史中丞，又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至福建，率军亲征汀、漳间大盗欧狗。彻里军纪严明，与民秋毫无犯。有投降者即以酒食慰劳，遣其归家，说：“你们哪里是真要造反，实在是为贪官污吏们所逼。现在回来了，就是良民，我怎么忍心加罪于你们，回家安心务农吧，不要再担心害怕了。”别的盗贼听说后，纷纷来降。不久，欧狗被擒，彻里杀了他，其余协从者，一个也没杀。汀、漳一带安定了下来。 　　古代风景画鉴赏至元三十一年，世祖病重，彻里疾还大都，侍奉医药。世祖崩，彻里与诸王大臣共同拥立了成宗。 　　大德元年（1297）任江南诸道行台御史大夫。一日召来都事贾钧说：“朝廷设置御史台为的是督察官吏，美风俗、兴教化。现在的御史则不顾大局，以苛刻为清明，以多发赃物为有功，甚至到了强迫儿子指证父亲，弟弟揭发兄长，奴才诽谤主人的地步，真是伤风败俗至极。你替我告诉诸位御史，一定不要像这个样子。”成宗闻听，以为精当，遂命彻里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江浙的农业十分发达，上缴税粮居天下第一。而平江、嘉兴、湖州三郡的税粮居江浙的十之六七。但此三郡地势低下，水积，形成震泽。震泽水由吴淞江入海。江口淤塞，诸豪民在此垦田，更阻塞了江道，以致震泽水泛滥，毁坏了大片民田。彻里发民工数万人，亲自督导，四个月内完成了疏导工程。 　　大德九年，入朝任中书省平章政事。同年十月卒，年四十七。死之日，家产不满二百缗，人皆叹其清廉。至治二年（1322），追封为武宁王。不忽木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不忽木，康里部人。其父燕真，为忽必烈心腹，宪宗时曾劝忽必烈请命南征。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时，燕真曾奉忽必烈眷属南徙。忽必烈即位，燕真未及重用而卒。 　　不忽木早年奉职东宫，就学于大儒王恂。后又进入国子学，师事大儒许衡。因此，不忽木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被称为“纯儒”。 　　至元十三年（1276），不忽木与同舍诸生上疏世祖，请求恢复学校制度，以儒家思想教育百姓，得到世祖的嘉许。 　　不忽木信奉儒家思想，这反映到他的政治观上就是反对不顾百姓死活去求利。世祖朝由于穷兵黩武、官僚机构庞大、贵族生活奢侈等原因而往往开支浩大。在国用不足的情况下，世祖相继启用了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所谓的“聚敛之臣”，搜刮民脂民膏以备统治者享用。不忽木对此十分反对。至元二十一年，世祖任命不忽木为中书省参议，就任用“聚敛之臣”卢世荣一事征询他的意见。不忽木坚决反对任用卢世荣，说他是以种种敛财之术迷惑皇帝，任用他的结果就是国家与百姓都陷入困境，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可世祖并未采纳不忽木的建议，不忽木愤而辞去中书省参议之职。至元二十四年，世祖又启用另一名“聚敛之臣”桑哥，时任刑部尚书的不忽木又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以至桑哥一天指着不忽木对妻子说：“日后抄咱们家的一定是这个人。”至元二十八年，彻里弹劾桑哥，言辞甚激，世祖征问不忽木，不忽木具以实对，指出桑哥诛杀异己、任用亲信、乱政败俗等罪状，世祖大惊，下令勘验此事。不久，桑哥被拘入狱。 　　不忽木以儒家之“仁”治民，颇为百姓办了些好事。如至元二十三年，河东按察使阿合马以百姓羊马偿己债，诸官均不敢纠问，不忽木则亲自按问，察其不法之事百余件，依法诛之。土土哈受命以钦察人为奴者编入军队，他却征召许多在乎民户中的人，不忽木予以揭发并加以制止。又有人计划在江南征收包银，不忽木指斥之为“重敛”，事遂不行。 　　至元三十年，世祖忽必烈死，不忽木与伯颜、月鲁那颜受遗诏，拥立了皇孙铁穆耳。大德四年（1298）卒，年四十六。武宗时，追封鲁国公。 　　李璮为什么要起兵反对蒙古统治李璮是金末元初著名的汉人世侯，他的父亲李全相继割据统治山东地区达三十年之久。 　　中统二年（1261），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亲征至漠北。李璮趁中原地区蒙古兵力空虚，于中统三年二月发动叛乱。李璮首先攻击歼灭了涟水、海州、东海三城（今江苏东海县一带）的蒙古守兵，献三城于南宋。然后挥兵进攻益都，益都守将逃跑，李璮遂据有益都。最后进兵济南，济南守将张宏当时手下戍兵不足一千，只好弃城逃跑，李璮进据济南。而此时，忽必烈调集的蒙汉军队已逼近济南。四月，蒙古军总指挥史天泽确立了长期围困济南的战略，下令各军将士筑环城。五月，李璮已完全被包围在济南城中。六月，城中食尽，士卒离散。七月二十日，李璮见大势已去，只好遣散部下，让他们去自谋生路，自己则入大明湖投水，自杀不成被入城的蒙古军抓获，史天泽将其处死于军前。 　　李璮之所以要起兵反对蒙古统治，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个人野心。李璮父子统治山东达三十余年，城高池深，兵精粮足，其实力在各地世侯之上。既已拥有如此雄厚的实力，加之蒙古贵族入主中原时间还不是很长，统治尚不稳定，内部又发生了争夺汗位的战争，李璮为这是他成就帝业的最好时机，便匆忙起兵。谁知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因此送了性命。 　　哈剌哈孙有什么政治作为哈剌哈孙，斡剌纳儿氏人。曾祖名启昔礼，事成吉思汗，有功，封为千户那颜，赐号答剌罕。祖父名博理察，曾从拖雷攻金。父名囊加台，从宪宗伐蜀，死于军中。 　　哈剌哈孙为人稳重，不苟言笑，有威仪。擅长骑马射箭，又精通蒙古文字，还很推尊儒术。哈剌哈孙为官廉洁方正、秉公执法、忠君爱民。至元二十二年（1285），他担任大宗正，纠正了许多冤假错案，数百人得以活命。至元三十年，朝廷下令迁一万户湖广地区的富民到广西屯田，以为进攻交趾之准备。当时任湖广行省平章政事的哈剌哈孙忙派使人大都上疏谏止，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湖广的百姓都很感激他。不久，广西元帅府上疏请求在南丹征募五千户百姓至广西屯田，南丹距屯田处不远，本已属广西，迁移很方便，百姓也不会怨望，于国家也大有好处，哈剌哈孙立即批准，并给配发了耕牛和种子。大德二年（1298），入朝任中书左丞相，排斥那些兴利、逐利之臣，行事专以节俭、爱民为中心。遇到大事，必定要同儒臣商议后方做决定。上奏成宗，建议在大都恢复庙学，选名儒讲学，召集朝中大臣的子弟入学。大德五年，云南行省左丞刘深因贪功，贸然发兵征讨西南八百媳妇国，结果大败，丧师辱国。正巧遇上大赦，朝廷打算不治刘深之罪。由于哈剌哈孙的坚持，朝廷诛杀了刘深。 　　大德十一年春，成宗驾崩，因太子早死，皇位没有法定的继承人。成宗后人鲁罕联合安西王阿难答欲垂帘听政，继而立阿难答为皇帝。哈剌哈孙认为这不合祖宗之法，欲立真金次子答麻剌八剌的两个儿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当时，海山兄弟均不在大都，一个率兵镇守北边，一个谪居怀州。哈剌哈孙一面派使南迎爱育黎拔力八达、北迎海山；一面收缴京城百官的印信、封存府库，称病卧居宫中，一切公文均不批署。二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先至大都，在哈剌哈孙的策应下直入宫中，诛杀了安西王阿难答等人，平定了内乱。五月，海山拥重兵自北至大都，即皇帝位，是为武宗。拜哈剌哈孙为太傅，一切军国事务均由其总揽。后出镇和林，至大元年（1308）卒于任上，年五十二。追封为顺德王。 　　阿沙不花是怎样在元朝跻身于高位的阿沙不花，康里国王牙牙之子，十四岁便入朝侍奉世祖。阿沙不花聪敏过人，善于应对，深得世祖喜爱。有一次，西北亲王派使者入朝奏事，朝廷核准后就遣回了使者。过了几天，世祖问身边的大臣：“前几天来的那个西北使者奏请的是什么事，我又是怎么答复的？”左右的大臣都答不上来，阿沙不花在一旁很详细地说了一遍。世祖便对左右大臣发脾气说：“你们都肩负治天下的重任，难道还不如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又有一次，世祖故意命宫门卫士不让阿沙不花进宫，看他会怎么办。阿沙不花至宫门，卫士阻拦不许进，他便从下水道钻进了宫中。世祖见了他，问是怎么进来的，他据实回禀，并说：“我一天不进宫服侍您，就不知自己该干些什么。”世祖很高兴，传命诸宫门以后由阿沙不花随意出入。 　　至元二十四年（1287），东道诸王乃颜叛乱，诸王纳牙等人响应。世祖问阿沙不花有何对策，阿沙不花认为应先安抚响应者，使乃颜势单力孤，再对之进行征讨。世祖便命阿沙不花去安抚诸王纳牙。使计先说服了纳牙，诸王纳牙打消了响应乃颜的念头，归附了朝廷。 　　成宗崩后，成宗后卜鲁罕及安西王阿难答与真金之孙海山兄弟争位。阿沙不花支持海山兄弟。他先是设计使哈剌哈孙所派北迎海山的密使摆脱了成宗后卜鲁罕的阻挠，把消息顺利传到海山处；然后又与哈剌哈孙密谋定计抢先发难，制服了卜鲁罕等人；最后又亲往北边迎归海山。海山在上都即位，是为武宗，任命阿沙不花为中书省平章政事。 　　拜住在元朝中期的政坛上具有什么地位拜住，太祖功臣木华黎之后，世祖时丞相安童之孙。拜住在元朝中期的政坛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甚得英宗信任，左右着英宗一朝的政局。 　　拜住以武宗至大二年（1309）入仕，袭父职，任宿卫长。仁宗朝任太常礼仪院使、资善大夫等职。延祐七年（1320），仁宗崩，英宗即位。当时，铁木迭儿任中书省右丞相，他勾结太皇太后答己把持朝政，广置爪牙，排斥异己；横征暴敛，作威作福。英宗为了牵制铁木迭儿，任拜住为中书省左丞相。铁木迭儿“以拜住故不得大肆其奸”，朝政不至于太过混乱。 　　至治二年（1322）八九月，铁木迭儿与太皇太后答己相继病故，英宗和拜住的政治压力顿时减轻了许多。十月，英宗任命拜住为中书省右丞相，开始实行新政。其新政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一、重用汉族儒臣。拜住担任中书省右丞相后，首先向英宗推举张珪，恢复其中书省平章政事之职。又召回许多退居家中的老臣，让他们居中书省议事。数月内启用了赵居信、吴澄等一批汉族儒臣，让他们进入中书省等重要部门。 　　二、减轻百姓负担。至治三年，颁行助役法，规定民田每百亩以其中三亩的收入资助承担国家劳役之人。同年六月，拜住又请岁减江南海运粮二十万石，英宗批准。 　　三、追查铁木迭儿生前所犯罪行，惩办其余党。至元二年，铁木迭儿党羽八剌吉思、刘夔等人因冒献田，私分国家巨款事被诛杀；铁木迭儿受道士蔡道泰贿赂而赦其死罪一事亦已查明，蔡道真伏诛。至元三年六月，英宗下诏剥夺铁木迭儿官爵，推倒其所立石碑，并严惩其党羽。 　　铁木迭儿的党羽十分惶恐，密谋杀死英宗以逃脱惩罚。至治三年八月，英宗自上都返回大都，途经南坡，在此休息。以铁木迭儿义子铁失为首的铁木迭儿党羽十六人，突然发动政变，先杀拜住，后杀英宗。轰轰烈烈的至治新政就此结束了。 　　阿礼海牙在平定靖安王之乱中有什么贡献阿礼海牙，畏吾氏，集贤大学士脱列之子。其兄野讷，为仁宗亲信，仁宗朝官至同知枢密院事。阿礼海牙亦仕于武宗、仁宗两朝，任宿卫。至治初（1221），出为行省平章政事，历江浙、湖广、河南、陕西四行省，归朝后任翰林学士承旨。逢父丧，辞官居家。 　　致和元年（1328），泰定帝崩。武宗次子怀王图帖睦尔自江陵赴大都争位，途经汴梁，阿礼海牙至郊亲迎，图帖睦尔命他主持河南行省。阿礼海牙受命后，马上积极备战，他高价买入粮食，以充实军粮的储备；下令行省各州郡准备兵器、检阅士兵；在民间广泛征集马匹，以充军马。 　　不久，爆发了泰定帝皇太子阿速吉八与图帖睦尔争位的两都之战。阿速吉八占据上都，派兵分数路进攻图帖睦尔所据的大都。当时，陕西行省官员站在阿速吉八一边，受命派兵东进，攻大都。 　　九月二十五日，陕西行省联合靖安王起兵东出潼关，进据陕州（今河南三门峡一带），阿礼海牙急派将领率军抵御，但诸将以兵少，不敢轻举妄动。 　　十月一日，阿礼海牙召集行省属官商议应对之策，众官无言以对。阿礼海牙说：“汴梁地处南北之交，若陕西军占据了这里，大都和江南三个行省的交通就断绝了，当务之急就是征兵和集粮。”然后，他分别指派了将领防守各处隘口险关，并指出了潜在的兵源和获取给养的方法。结果，阿礼海牙除征集到了足够的兵员外，还屯聚了大批的粮草。他把这些兵力和给养分配给各个防区的将领，自虎牢关以南至汉江一带，全都得到了供给。 　　当月，陕西军又出北路一军，渡黄河，攻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指向怀、孟、磁诸州；还有南路一军，破武关，掳掠了邓州，指向襄阳。河南的形势十分危急，阿礼海牙率军督饷西进迎敌。十九日，两军战于巩县，陕西军攻占虎牢关，河南军损失大批士兵和辎重。二十二日，河南军退守汴梁。当时，河南行省与大都间音讯已断二十余日，陕西军又已逼近，汴梁军民十分惊恐。阿礼海牙亲自安抚百姓，同时修筑城防，整顿部队，严加戒备。局势虽十分危急，阿礼海牙却神态自若，就像平日一样安闲，众人的心情也稍稍安定下来。 　　十一月六日，陕西军已进至距汴梁城不足百里的地方。阿礼海牙整军汴梁南薰门外，欲西进与敌决战。这时，朝廷的使者赶来，说上都已被攻破，皇帝的印信即将到达大都。阿礼海牙置酒庆贺，派使四出报告。不久，朝廷也传诏放散陕西军，陕西军撤回，战争结束。阿礼海牙以功升任陕西行御史大夫，又拜中书省平章政事。 　　康里脱脱在武宗、仁宗朝有什么政治作为康里脱脱，康里国王牙牙之子，阿沙不花之弟。世祖时，入朝为宿卫。成宗大德三年（1299），随皇子海山出镇北边。 　　大德十一年，成宗卒，丞相哈剌哈孙称疾卧禁中与成宗后卜鲁罕、安西王阿难答等人周旋。正巧海山派康里脱脱至大都奏事，哈剌哈孙让他赶快回去向海山禀报大都的情形，并催其南下入大都。海山还未启行，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已同其母答己由怀州抵大都，发动政变，迅速消灭了争位者。答己请阴阳家推算海山兄弟谁更合适做皇帝，结果是爱育黎拔力八达应做皇帝。答己派人告知海山，海山大怒，认为有人从中作梗以阻挠他登帝位，便一面派康里脱脱赴大都探听虚实，一面亲率三万大军南趋大都。 　　康里脱脱到达大都后，立即入见答己母子及其近臣，向他们陈明了海山的意思，答己等人在海山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威慑下，先后表态都欢迎海山回来即帝位。最后，答己母子又屏退左右，单独留下康里脱脱，请他在海山前多多美言，以弥母子兄弟间因帝位而起的嫌隙。康里脱脱请答己母子放心，称自己一定办到。 　　当时，答己母子已派康里脱脱之兄阿沙不花到海山处迎请他南下即位，海山正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相信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大军行至半途，康里脱脱归至，海山大喜，与之共载一轿。康里脱脱向海山报告了大都的情形，并代答己母子表达了他们的诚意，海山疑虑顿消，派阿沙不花回大都安慰母亲和弟弟，表明自己并无敌意。随后，爱育黎拔力八达亲迎海山于上都。五月，海山于上都即位，是为武宗。武宗尊答己为太后，又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海山兄弟的争位风波就这样较为圆满地平息了，康里脱脱奔走其间，可谓是功不可没。 　　武宗即位后，任命康里脱脱为中书省左丞相，宠信有加。至大三年（1311），朝臣三宝奴等人劝说武宗另立皇子为太子，武宗召康里脱脱入朝共议此事。在武宗面前，康里脱脱与三宝奴发生激烈争辩。康里脱脱认为爱育黎拔力八达铲除卜鲁罕、阿难答等人，立有大功，又与武宗约定帝位兄终弟及，天下皆知，此时更立太子，国政必得紊乱。三宝奴理屈，不再提改储之事。 　　至大四年，武宗崩，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是为仁宗。康里脱脱被任命为江浙行省左丞相，后又迁江西行省左丞相。 　　康里脱脱死于泰定四年（1326），年五十六。至正初（1341），追封和宁王。 　　 　　第二十章 　　 　　燕铁木儿是怎样获得高位的燕铁木儿，钦察人，床兀儿之子，土土哈之孙。皇子海山镇守北边，燕铁木儿担任宿卫达十余年之久。海山即位为武宗，任命他为同知宣徽院事；仁宗皇庆元年（1312），任左卫亲军都指挥使；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官至佥书枢密院事。 　　作为武宗旧臣，在仁宗、泰定帝两朝，燕铁木儿很不得意，因此他一直伺机拥立武宗后人，以便在朝廷中获得高位。 　　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留守大都的燕铁木儿凭借手中的兵权迅速控制了大都的局势，同时派人分赴察合台汗国和江陵迎请武宗长子和世球和次子图帖睦尔。图帖睦尔八月底至大都，九月十三日即位，是为文宗。此时，控制着上都的泰定帝旧臣倒剌沙等人积极行动，拥立泰定帝太子，组织军队南攻大都。所谓的“两都之战”爆发了。 　　九月初，上都集团以优势兵力分四路围攻大都。燕铁木儿以少量兵力扼守长城一线各关口，把精锐部队集中在自己手中，四处驰援。到十月中旬，各路出击的上都军都被燕铁木儿击溃。不久，大都军包围上都，倒剌沙等投降。燕铁木儿取得了“两都之战”的胜利。 　　明宗暴卒后，燕铁木儿立即护卫文宗急还上都，并在上都再次即位。随后，文宗论功行赏，任命燕铁木儿为中书右丞相，并且不置左丞相，以示独尊，总理天下事，可谓是权倾朝野。 　　脱脱在修史方面有什么贡献脱脱，蒙古蔑儿乞部人。其伯父伯颜在致和元年与燕铁木儿一同拥立文宗；元统元年（1333），又拥立元顺帝，任中书省右丞相，垄断朝政。脱脱因其伯父的关系很早便进入朝廷，至元元年（1335）已官至御史中丞、虎符亲军都指挥使。至元六年，脱脱见其伯父伯颜多行虐政，遂自请于顺帝，设计驱逐了伯颜。同年十一月，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脱脱入相后，施行了一系列新政，其中就包括修撰“三史”。 　　至正三年（1343），元廷下令修撰辽、金、宋三史，由脱脱担任三史都总裁官。脱脱虽未亲自参加“三史”的写作，但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三史”的写作班子是由脱脱组织的。脱脱除了起用一批汉族儒臣，还召集了许多少数民族的学者参加修史。其次，解决了修史的经费问题。经费一直是个难题，脱脱以江南三省原南宋学田所得钱粮为修史经费，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最后，解决了谁为“正统”的问题。关于辽、金、宋三朝谁为“正统”的问题，当时的学者们争论不休，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修史的工作便无法展开。脱脱最终决定三朝各为正统，一律平等对待。 　　察罕帖木儿在维护元朝统治方面有什么贡献察罕帖木儿，祖籍北庭（今属新疆），曾祖阔阔台元初随大军攻取河南，祖、父俱居河南，为颍州沈丘（今安徽临泉）人。 　　至正十一年，红巾起义爆发，红巾军攻破了河南的许多州郡。元廷派兵征剿，屡屡失利。察罕帖木儿召集沈丘子弟数百名，与罗山（今属河南）人李思齐合兵，设奇计攻破已为红巾军所据的罗山。元廷得知后任命察罕帖木儿为汝宁府达鲁花赤，以资奖励。很快，察罕帖木儿的军队发展至万余人，屯驻在沈丘，屡与红巾军接战，连连获胜。 　　至正十五年，以刘福通、韩林儿为首的红巾军在毫州建立宋政权，势力很盛，相继攻占了汴梁以南的邓、许、嵩、洛诸州。察罕帖木儿率军北上，戍守虎牢（今河南荥阳一带），阻遏了红巾军南下的势头。红巾军又由孟津北渡黄河，攻陷了怀庆（今河南沁阳），河北地区情况危急。察罕帖木儿遂率军北进，大败红巾军，挽救了河北地区。元廷因其战功，任命他为中书省刑部侍郎。这时，驻守荥阳的苗军反叛，察罕帖木儿率军夜袭，大破其军，然后结连营于中牟。不久，淮西红巾军三十万来攻中牟连营。察罕帖木儿率军死战，大败红巾军，追杀十余里，斩获无数。 　　十六年，察罕帖木儿升任中书省兵部尚书。此时，红巾军已西进攻克陕州（今河南三门峡一带），威胁到了陕西和山西。察罕帖木儿与李思齐奉命率军进击。红巾军渡河北上攻掠山西一带，察罕帖木儿穷追不舍，两军对峙数月，红巾军不支退走。察罕帖木儿以功任佥河北行枢密院事。 　　十七年，红巾军由襄樊北上出击，陷商州（今陕西商县），人武关，直扑长安，其先锋已至灞上，同时又分兵四出攻掠陕西各地。察罕帖木儿率军由潼关进入陕西，一路长驱，红巾军屡败，只得越过南山，攻兴元（今陕西汉中）。察罕帖木儿以功任陕西行省左丞。不久，红巾军复由四川北上进入陕西、甘肃，察罕帖木儿设计大败红巾军于凤翔城下，彻底稳定了关中。 　　十八年，山东红巾军进击大都，元廷征兵入卫。察罕帖木儿以少数兵力扼守陕西各要塞，自率精兵应召入卫。当时，红巾军一部北越太行，攻破山西各地后又欲南下合围大都，察罕帖木儿在太行山南山关隘设伏，大败红巾军。察罕帖木儿又命部将分兵据守太行各关隘，使红巾军不得越太行南下，这支红巾军只好转而继续北上，进攻上都。察罕帖木儿以功进陕西行省右丞、陕西行台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枢密院事，顺帝又特别下诏命他防守关陕、晋、冀，镇抚汉、沔、荆、襄。 　　同年，刘福通、韩林儿等破汴梁，并以此为宋政权的都城。这时，四川、湖广、江淮、山东、辽阳，甚至甘肃都有红巾军活动，其形势大好。察罕帖木儿无法与之相争，只好北塞太行，南守巩、洛，自率主力部队驻于沔池。红巾军来攻洛阳，被察罕帖木儿击退。 　　十九年，红巾军攻势转弱，察罕帖木儿谋复汴梁。察罕帖木儿大军屯驻虎牢，派兵一从汴东一从汴南攻击前进，又发陕西兵出函关、山西兵出太行，各路大军会于汴梁城下。至八月，破汴梁，刘福通、韩林儿率数百骑溃围而逃。察罕帖木儿以功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知河南行枢密院事。 　　二十一年，山东红巾军发生内讧，察罕帖木儿乘机谋攻山东。六月，他在洛阳大会诸将，随后，兵分数路，大举攻入山东。元朝叛将田丰复降察罕帖木儿，助其攻取东平、济宁等地。红巾军诸将会于济南，出兵抵抗，察罕帖木儿败之，遂进至济南，攻城三月，克之。察罕帖木儿以功拜中书省平章政事，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 　　二十二年，红巾军在山东仅余益都一座孤城。察罕帖木儿率军全力围攻，益都数月不下。时田丰亦在围攻益都的军队中，他与同为降将的王士诚图谋复叛。六月，田丰请察罕帖木儿往观营垒，察罕帖木儿仅率十余骑往田丰营，遂被王士诚刺杀。 　　察罕帖木儿是汉化的色目地主，为了维护本阶级和自身的利益而起兵攻打红巾军，由于他治军有方，作战勇敢，中原的红巾军几乎全被他消灭。 　　答失八都鲁是什么人答失八都鲁，珊竹带人。曾祖纽磷，祖父也速答儿均为元军著名将领。答失八都鲁世袭万户之职，镇守罗罗宣慰司。因镇压土著叛乱有功，任船桥万户。出征云南，任大理宣慰司都元帅。 　　至正十一年（1351），破格升任四川行省参知政事，率本部军三千余人随行省平章政事往荆、襄地区攻打红巾军。答失八都鲁请自率本部军攻打襄阳。当时，据守襄阳的红巾军有十万人，而答失八都鲁只有三千人，他便在襄阳一带招募士兵，得二万人。经过几次激战，红巾军不支，退入襄阳，闭城自守。答失八都鲁率军合围，断绝其外援。久之，城中大困，有城中民自愿为内应，引导元军进城。五月，襄阳城破，红巾军将领王权被俘。答失八都鲁以功加资善大夫。 　　十三年，答失八都鲁率军转战湖北、河南一带，破红巾军营寨数十座，因功升任四川行省右丞。 　　十四年，克复峡州。升任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兼知行枢密院事，总领荆、襄诸军。五月，元廷诏命答失八都鲁率军赴汝宁。十月，奉诏与太不花合兵攻安丰。不久，克复郑、钧、许三州。十二月，复河阴、巩县。 　　十五年，答失八都鲁受命节制太不花以下所有诸王、藩将兵马。六月，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率军进屯许州长葛（今河南长葛），与刘福通部红巾军激战，被击败，士卒溃散。九月，答失八都鲁至中牟，招集溃散将士，安营屯驻。红巾军又来进攻，掠获元军大批辎重。这时刘哈剌不花率援军赶到，大败红巾军。十二月，答失八都鲁率军大败红巾军于太康（今河南太康），进围毫州，红巾军宋政权小明王韩林儿从毫州逃走。 　　十六年三月至十一月，与刘福通部红巾军激战；十二月，攻占太康。元廷诏命守御汴梁。 　　十七年，诏赴大都，升任四川行省左丞相。九月，克复沟城、东明、长垣三城。十月，达理麻失理来援，分头率军进攻雷泽、濮州。达理麻失理与刘福通战，大败被杀，所部军溃散。答失八都鲁也不支撤退。元廷对答失八都鲁产生了怀疑，认为他故意不攻红巾军，以养敌自重，屡派使者催战。红巾军伪造了一封与答失八都鲁讲和的书信，丢在元廷使者必经之路上，使者捡到后上交给朝廷。答失八都鲁得知此事后，一夜之间，忧愤而死。死后，所部军队由其子孛罗帖木儿率领，继续与红巾军作战。 　　彻里帖木儿在政治方面有什么作为彻里帖木儿，阿鲁温氏人，出身于贵族世家。早年即入朝担任宿卫，升任中书直省舍人，拜监察御史。当时，右丞相贴木迭儿专权，生杀予夺全随己意。彻里帖木儿直言不讳，历数其所行奸恶之事。贴木迭儿怀恨在心，久欲加害于他。正巧山东发大水，盐课大量减少，便任命彻里帖木儿为山东转运司副使，责令其补追所损之盐课，没想到彻里帖木儿很快就补足了亏损。调任刑部尚书，大都中的豪门贵戚都很怕他，不敢犯法；而那些无罪于刑法的人，大都得到了释放。 　　天历二年（1329），任中书右丞，不久，升任中书平章政事，放外任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当时黄河水忽然变清，属下官员以为祥瑞，请求上报朝廷，彻里帖木儿说：“我只知道大臣们忠心，儿子们孝顺，天下治平，百姓安居乐业为祥瑞，其余的对治理国家有什么好处呢？”这一年发生了大饥荒，彻里帖木儿召属吏商议开仓放粮古代风景画鉴赏之事。属吏们认为应该逐级上报，等朝廷的批示下来再做决定，彻里帖木儿愤慨地说：“百姓已经饿死很多了，你们却要按常规程序来办事。朝廷的批示下来得好几个月，百姓到那时剩不下几个了。”遂开仓放粮，赈济灾民。 　　至顺元年（1330），伯忽据云南叛乱，彻里帖木儿以知行枢密院事率兵往征。其军纪律严明，所过秋毫无犯。平定叛乱后，所得厚赏，全部分赐给部下将士。又任上都留守。当时，上都地方官员以低价购买商旅货物，致使许多商人无钱回家，有的甚至饥寒而死。彻里帖木儿为他们向朝廷请命，朝廷拨发钞四百万贯偿还商旅。又调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治事认真严厉，省台肃然。 　　至元元年（1335），出任中书省平章政事。所议第一事便是废除科举，又要把一年四次的祭太庙活动改为一年一次。中书省参知政事许有壬与之力争，终不能阻止科举之废。彻里帖木儿之废科举，其心源于他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时，见其地行科举十分铺张，心中不快，遂决心罢除科举。 　　不久，彻里帖木儿以事被弹劾，朝廷下令将他贬于南安。过了很长时间，彻里帖木儿死于贬所。 　　耶律楚材对蒙古帝国的创建有过什么贡献耶律楚材，契丹皇族后裔，其父仕于金世宗朝，官至尚书右丞。耶律楚材以父勋仕于金章宗朝，任职开州（今河南濮阳）。 　　金宣宗祐二年（1214），金朝迁都汴梁，耶律楚材留守燕京，任左右司员外郎。成吉思汗破燕京后，听说耶律楚材的名声，召见了他，见他身长八尺，美髯洪声，十分喜爱，就留他在自己身边。1218年成吉思汗西征，耶律楚材随行。虽然耶律楚材甚得成吉思汗的信任，但他那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治国方案始终也得不到施行。 　　1229年，窝阔台成为蒙古国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即位时，由于太祖的长年征战，国库已十分匮乏，敛财成了窝阔台的当务之急。关于如何敛财，当时在大臣们中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些人认为应把中原汉地的汉人全部驱逐，把空出的土地全部变为牧场。耶律楚材则针锋相对，说：“大军伐南宋，需要很多给养。而中原地区的各种税收，每年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万石，足够供给军队了。谁说留着汉人没有用？”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建议，命他全面负责中原汉地的税收工作。耶律楚材乃奏立十路征收课税使，大批起用汉地士人，让他们担任正副使，负责各路的税课。次年秋，窝阔台至云中（今山西大同），耶律楚材进所收税赋簿册，并将所收金、帛陈列于庭。窝阔台见之大喜，即日便任命耶律楚材为中书令，负责中原汉地一切事务。 　　1235年，窝阔台命中州断事官失吉忽秃忽括户中原。失吉忽秃忽等提议按蒙古和西域成法，以丁为户。耶律楚材反对说：“这样不行。如果丁逃跑了，赋税也就没了出处，应该以户定户。”（以户定户，然后按户定赋，这是中原汉地传统的赋税制度。）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 　　1236年秋，括户工作完成，窝阔台决定裂土分民以赐亲王功臣。耶律楚材说：“这样做容易引起矛盾，不如多赐予他们些金帛。”窝阔台说：“没办法，我已经答应他们了。”耶律楚材说：“如果朝廷在封地上置吏，收取贡赋，岁末再发给他们，他们就不会擅自加重赋税了。”窝阔台以为然，然后由耶律楚材统一制定了全国的赋税额。 　　1241年，窝阔台去世，皇后脱列哥那摄政，朝中旧贵族势力大盛，耶律楚材倾全力与之斗争。但由于皇后的支持，守旧派始终占据上风。1244年，耶律楚材忧愤而死，年五十五。 　　张柔建立过什么军功张柔，字德刚，易州定兴（今河北徐水一带）人。 　　金宣宗南迁后，河朔在战乱中盗寇蜂起，张柔聚兵结寨自保，后来逐渐发展成了一支远近闻名的地方武装。不久，金朝收编了这支武装，任命张柔为中都留守，兼大兴府尹、本路经略使，行元帅事。1218年，蒙古军攻金，张柔率军迎击，战败被俘，遂投降蒙古，太祖命他仍守旧职。降蒙后，张柔为蒙古攻下河北许多州县。 　　同年冬，张柔移治满城。随即，金将武仙率军来攻，张柔以数百人出奇制胜，大败武仙军。从此至第二年八月，张柔与武仙大小数十战，张柔屡胜，辟地千里，控制了深、冀以北，真定以东三十余城。同年，张柔升任河北东、西等路都元帅。 　　1220年，木华黎经略河北，张柔率军至其麾下效力，迫使金将武仙投降。1225年，武仙杀其帅史天倪复叛，天倪弟天泽向张柔求援，张柔出兵击败武仙。又派兵攻取彰德（今河南安阳）等地，拜行军千户、保州（今河北保定）等处都元帅。1226年，从木华黎之子孛鲁攻益都，守将李全投降。1227年，张柔移镇保州。 　　1232年，参加伐金。先后参加了围攻汴京和蔡州的战斗。金亡后，以功授金虎符。1235年，从皇子阔出攻宋，下枣阳；又随大帅太赤攻徐州和邳州（今江苏邳县一带），立有战功。随后他又参加了攻取光州（今河南潢川）、黄州（今湖北黄冈）等处的战斗。1239年，以本官节制河南诸翼兵马征行事，管辖河南三十余城。 　　1240年，受命伐宋，破寿州（今安徽凤台）。次年，略宋淮东地，师还，总诸军屯驻于杞县（今河南杞县），阻遏宋军攻势。 　　1259年，从忽必烈南渡攻鄂州。忽必烈北返时命他总领蒙、汉诸军，筑白鹿矶，为久驻之计。中统元年（1260），世祖即位，方召他回师。阿里不哥与世祖争位，世祖以张柔兵三千五百人守卫大都，以张柔子弘庆为质。 　　中统二年，请致仕，封安肃公，以子弘略袭其职。 　　张柔积极为蒙古国效力，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他也获得了自己的领地和种种特权，成为河北一带著名的世侯。 　　史天倪在元初的军事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史天倪，字和甫，燕京永清人。从其曾祖史伦开始，世代为地方上之豪强。1213年，木华黎进兵中原至河北，天倪父秉直率乡党数千人往降。木华黎遂任天倪为万户以领诸降卒，跟随他攻略三关以南地区，东到大海，所到之处，城邑皆下。天倪向木华黎献计说：“金国放弃幽燕，迁都到汴京，是失策。辽水东西诸州郡，实在是金国的腹心之地，如果我们占据大宁扼住其咽喉，金国虽有辽阳也保不住了。”木华黎认为他说得很对。 　　天倪选河朔诸郡清乐社壮勇者组成义兵，号曰清乐军，分三路攻掠三河、蓟州。甲戌年，赴燕京朝见太祖，上陈妙计多条，太祖喜，任命他为马步军都统，管领二十四万户。随木华黎攻取高州和北京（今辽宁宁城西北）。 　　1215年，授天倪右副都元帅，赐金虎符。受命南征，围平州，金守将以城降。复攻真定，守将武仙坚守不下。移军攻大名，天倪冒矢石先登，城遂破。1216年，击败清州、平州叛将王守约、合达，斩首万级。 　　1217年，攻略山东各地，下赵州（河北赵县）、邢州、威州、磁州、沼州。1219年，随木华黎攻绛州，天倪设计破之，受赏。庚辰年（1220），天倪还军攻真定，真定帅武仙降。授天倪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府事，武仙副之。天倪以禁止士兵抄掠劝木华黎，木华黎遂下令，有剽虏者，军法从事。 　　1223年，与严实合兵攻河卫，严实战败被俘，当夜，天倪伏兵道路，袭击押解严实的金兵，救出了严实。不久，天倪奉命回驻真定。 　　1224年夏，大名总管彭义斌叛，引宋兵攻河朔，天倪与之战于恩州，大败之，彭义斌退保大名。1225年，武仙部将据西山腰水、铁壁二寨叛，天倪攻之，尽杀其众。武仙大怒，密谋叛乱，设宴邀天倪，天倪往，终为武仙所杀。 　　史天倪军是当时河北最大的一支地方武装，他投降蒙古，不仅为蒙占军攻占了河北许多地方，而且帮助蒙古贵族确立了在当地的统治。后来其弟史天泽成为元朝著名的汉人世侯。 　　董俊是汉人为什么却能被封寿国公董俊，字用章，金真定藁城人。少时务农，长大后涉猎书、史，擅长骑射。金世宗贞韦占年间，战乱聚起，藁城令募兵，立一箭靶，能射中者超拔为将。大家都射不中，董俊却一箭中靶，便受命率领所募得的士兵迎敌。1215年，木华黎率兵南下，董俊投降。 　　1219年，以功升任知中山府（今河北定县）事。金将武仙据守真定，定武诸城皆依附武仙。董俊率军夜袭真定，武仙弃城而逃，定武诸城复又依附董俊。1220年春，金发重兵援武仙，李全又以中山叛，呼应武仙。董俊屯军曲阳，武仙来攻，两军激战，武仙大败，遁走。八月，走投无路的武仙投降蒙古。董俊曾对木华黎说：“武仙行事奸猾不可预测，不会死心塌地为我们效力，要防备他叛乱。”木华黎深以为然。木华黎升藁城为永安州，号董俊军日“匡国军”，该地一切事宜均委之于董俊。1225年，武仙果然杀了都元帅史天倪叛乱，周边郡县纷纷投向武仙一边，董俊以不足千人之军孤处其间。后助史天泽攻真定，击败武仙。1232年，参加对汴京的围攻。次年，金帝逃往归德（今河南商丘），董俊追击，战死，年四十八。死后被迫封为寿国公。 　　董文用在元世祖时期为什么受刭重用董文用，字彦材，董俊第三子。父早亡，由兄文炳教养。成年后入忽必烈藩府，主管文书，受到忽必烈推许。 　　1253年，随忽必烈南征大理，督办粮草兵械，参赞军务。1257年，教忽必烈的儿子读书，又受命往四方征召遗老窦默、姚枢等人。1259年，从忽必烈攻宋，渡江之战中，董文用固请与其兄文炳赴敌。忽必烈亲自为他整理甲胄，选大船让他乘坐，大败宋军。 　　1260年，忽必烈即位，文用持诏宣谕各边郡，并负责从诸军中挑选侍卫军，七月还朝，任左右司郎中。中统二年（1261），以兵部郎中参议都元帅府事。阿术伐宋，召文用人幕府，文用以兄文炳已任军职为由拒绝。 　　至元元年（1264），任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开渠引水，使附近州郡都得到了灌溉之利。诸王只必铁木儿的部下欺压百姓，文用与之坚决斗争，从而树立了地方官府的威信，也安定了民心。 　　至元八年，元廷设立司农司，文用担任山东东、西道巡行劝农使，巡行劝农于山东五年，在全国的劝农使中成绩最优。 　　至元十三年，任卫辉路总管。其地处于交通要道，往来运输，日夜不断，当地百姓不堪重负，文用设法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使百姓得以正常地生产、生活。十六年，居家赋闲。 　　至元十九年，朝廷选用旧臣，召文用为兵部尚书。二十年，有重臣建议以行御史台隶属于行省，文用反对，指出御史台是监察官吏的机构，一旦隶属于行省，腐败之风将会大炽。朝廷从文用之议。后转任礼部尚书，迁翰林、集贤二院学士，知秘书监。当时聚敛之臣卢世荣正当权，贪婪刻薄，众人都怒而不敢言，唯文用毫无畏惧，当面折辱之。 　　至元二十二年，任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以役民非时而推迟佛塔的修建，又谏止用兵日本。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自以进贤为首务，举贤者十余人为按察使。当时，另一个聚敛之臣桑哥专权，文用不与之结交，上奏世祖具陈其罪状。后迁大司农，又迁翰林学士承旨。二十七年，为皇孙讲经。三十一年，世祖崩，文用从成宗赴上都即位，成宗对他亲礼有加。大德元年，告老还乡，同年卒，年七十四。 　　邸顺是怎样成为元朝大将的邸顺，保定行唐人，落籍于曲阳县。金末，战乱四起，邸顺与其弟邸常率族党乡里数百人，筑寨于石城、玄保，分别据守。1214年，率众归降蒙古，成吉思汗任命他为行唐县令。1216年，真定发生饥荒，有伙强盗占据了城池。城中百姓挖地洞以躲藏，强盗们挖开地洞捉出人来吃掉，邸顺擒杀了数百名强盗。朝廷升曲阳县为恒州，以邸顺为安抚使。 　　金将武仙来攻，大败之，升任恒州等处都元帅。1220年，邸顺又败武仙。当时，西京人郝道章秘密联合武仙，发兵抄掠各州县，邸顺擒杀郝道章，武仙退守真定。邸顺随木华黎攻武仙，大败于王柳口，武仙弃真定南逃。邸顺以功赐名察纳合儿，充山前都元帅。 　　1231年春，从窝阔台攻金，得河南诸郡降民十余万，以邸顺掌管中山府。1239年，为行军万户，领诸路元差军五千人。随大军攻克归德府，邸顺任留守。1247年，攻宋，驻军五河口，宋兵夜袭，邸顺掩杀甚众，生俘宋兵十五人。1253年，进攻涟水。1254年，以部下肖撤八、耨瞵之功上奏，朝廷赐二人金银符，仍为邸顺部下。1256年春，邸顺卒，年七十四。 　　王善父子是如何成为元朝高官的王善，字子善，真定藁城人。他身姿雄伟，声若洪钟，多谋略，尤其擅长射箭。金末，群盗蜂起，众人推王善为长，率众自御。王善约束有法，防御有方，盗贼不能侵犯，升为县主簿。 　　1218年，代理中山府（今河北定县）治中。金将武仙据真定，忌王善威名，密令知府李济等人设计除掉他。王善察觉，诛杀了李济等人，率部降蒙古，授同知中山府事。同年冬，以兵三百攻武仙。武仙派将率两千人迎战，王善擒杀其将。武仙逃奔获鹿，派其副将段琛守城，王善攻拔之，入据其城，军势大振，自中山以南，有四十二个州郡归降。 　　1220年，转任中山、真定等路招讨使。不久，加右副元帅，骠骑大将军，屯驻藁城。1222年，升藁城为匡国军，王善行帅府事。1223年，进金吾卫大将军、左副元帅。当时武仙请降，朝廷命他回镇真定。王善上奏说：“武仙狼子野心，日后必反，应修筑城墙以为防备。”不久，武仙果然又反，率军来攻，王善将其击退，武仙从此不再敢入真定。 　　1232年，从大军征河南，至郑州。郑州守将马伯坚素闻王善威名，登上城墙大呼：“王善在军中吗？我愿向他投降。”王善从军中出来与马伯坚交谈，伯坚遂以城降。1236年，王善兼河北西路兵马副都总管。1241年，被任命为中山府总管，爱民，有德政。1243年卒，年六十一。追封冀国公。 　　其子王庆端，字正甫，任郡中水军提领。曾在老僧口击败李璮军，以功为千户。监督修筑大都城墙。驻守清口，宋兵来攻，城将陷，庆端挥刀率众力战，击退了宋兵。升任武节将军、管军总管，领左右中卫兵。从世祖北征，回来后任侍卫军都指挥使。为卫兵筹建威武营，经营谋划其田庐宅地，使众人各安其业。又立神锋军，亲自教习士兵蹶张弩之技。 　　至元十九年（1283），任詹事丞，出威武营存粮数万石救济饥民。从世祖征乃颜，时年六十余，与士卒同甘共苦。 　　成宗即位，拜金吾卫上将军、中书右丞等职。大德二年（1298），加平章政事、佥书枢密院事等职。以病卒。 　　洪福源家族本为高意高富为什么会入仕于元朝洪福源，其先人为中国人。唐朝时，政府派才子八人往高丽助行教化，洪福源之祖先就在其中，其子孙在高丽世为贵族，所居之处被称为唐城。洪福源的父亲名大宣，以都领镇守麟州。1216年，契丹军攻入高丽，次年，攻占了江东城池，盘踞在那里。1218年，成吉思汗派兵进入高丽讨伐契丹军，大宣迎降，与蒙古军合攻契丹军，降其元帅赵冲。 　　1231年，窝阔台派兵征讨高丽，洪福源率已附之军助蒙古，进至王京（今开城），高丽王王蜟请降。第二年，高丽复叛，举国避人海岛，洪福源集合北部边界四十余城之民，等待蒙古军到来。八月，蒙古军至，洪福源率所部与之会合，进至王京，蒙古军主将撒礼塔中流矢身亡，蒙古军还，福源留守。 　　1233年，高丽军攻西京（今平壤），洪福源战败，其父大宣被擒，洪福源遂率部退出高丽，屯驻于辽阳、沈阳之间。甲午年（1234），福源被任命为管领归附高丽军民长官，并受命招讨本国未附人民。 　　1235年，洪福源与蒙古大将唐古拔都儿共击高丽，拔十余州。1245年，从阿母罕拔威州平虏城。1251年，宪宗即位，仍授前后归附高丽军民长官。 　　1258年，高丽王子王綧人质蒙古，欲并统本国归顺军民，遂向皇帝诬告洪福源，福源被杀，年五十三。后追封沈阳侯。 　　洪俊奇，小字茶丘，洪福源第二子。中统二年（1261），上表白其父之冤，世祖遂以他袭父职，管领归附高丽军民总管。至元六年（1270），高丽权臣林衍叛，洪俊奇与蒙古军往讨。十二月，世祖命洪俊奇屯驻凤州等处，立屯田总管府。十年，破林衍余党于耽罗。 　　十一年，洪俊奇参与谋划东征日本事宜。八月，授东征右副元帅，东征日本，拔对马、一岐诸岛。十四年，授镇国上将军，东征都元帅，镇守高丽。十七年，授龙虎卫上将军、征东行省右丞。十八年，东征日本，遇飓风船坏，撤回。二十四年，从世祖亲征乃颜，有功，授辽阳等处行尚书省右丞。二十七年，告病辞官。二十八年，以病卒，年四十八。 　　洪君祥，小字双叔，福源第五子。十四岁，随兄洪俊奇朝见世祖，世祖甚喜，命选儒师教他读书。双叔主要参加的是对南宋的战争。至元十一年，伯颜伐宋，双叔随秃满歹攻宋淮安，以牵制宋军回援。又奉使伯颜军中，为伯颜所喜爱，遂从南伐。宋平，以功授武略将军、中卫亲军千户。二十三年，任昭武大将军、同佥枢密院事。二十八年，授辽阳行省右丞。成宗即位后，先后担任过中书右丞、江浙行省右丞、辽阳行省右丞等职。武宗即位后，曾任中书省平章政事，辽阳行省平章政事等职。至大二年（1309）卒。 　　洪万，小字重喜，洪俊奇之子。至元十八年，袭父职，任高丽军民总管。数次参加平定北方诸王叛乱的战争，立有战功。至元二十八年，以功授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右丞。至大三年，卒，其子洪滋袭爵。 　　汪世显父子建立过哪些功勋汪世显，字仲明，其世系出自旺古部，巩昌州盐川（今甘肃陇西）人。 　　开始时奉仕于金，因屡立战功，官至镇远军节度使、巩昌便宜总帅。金亡后，固守所辖地区。1235年，蒙古太子阔端带兵临城下，汪世显认为蒙古太子“仁武不杀”，必能保全全城军民，于是就率部归降。阔端很欣赏汪世显的军事才能，让他随自己出征南宋，于是开始了汪世显父子为元建立功勋的生涯。 　　1236年，阔端攻蜀，汪世显为前锋，兵锋甚锐，所向无敌。在阳平关与南宋守军主力曹友闻军的激战中，他单骑突进，杀数十人，后与友军会合，杀其主将，大败宋军，冲破了进入四川的门户。 　　1238年，汪世显随都元帅塔海绀（gàn）卜再入四川，驻军于葭萌，宋守将依山为寨，汪世显带精兵数十骑前往夺之，乘胜攻占资州（今四川资中），攻略嘉定、峨眉。 　　1239年秋，汪世显又随塔海入川，驻军开州。其时正值天阴多雨，路途泥泞难行，汪世显率军由小路攀缘而进。宋守军驻于万州长江南岸，汪世显于长江北岸造船以迷惑宋军，夜率伏兵由上游乘革舟（一种皮制的渡水用具）顺流而下，袭破宋水军，一直追杀至夔州（今四川奉节），过了巫山。第二年，回师攻重庆，因天气暑热而罢。这年的秋天，汪世显以军功卓著受到元太宗嘉奖，赐金符。 　　1240年，汪世显随蒙古军再度入蜀。当时守成都的是宋四川制置使陈隆之。成都城池坚固，蒙古军多日没有攻下。陈隆之部将田显与元军约降被发觉，汪世显知道之后说：“事情很紧急！”马上指挥架梯攻城救田显，田显打开城门做内应，蒙古军就这样攻陷成都。之后，汪世显当即率精锐五百作大军前锋驰攻汉州（今四川广汉），斩敌三千于汉州城外，三天之后元大军到达汉州，又过三天，攻占汉州。 　　1241年春，阔端召汪世显入见，因为军功卓著，拜汪世显为便宜总帅，赐虎符、锦衣、玉带，统辖秦（今甘肃天水）、巩等二十余州，军民财赋都听他裁决。不久，汪世显病死。 　　汪世显有子七人，多有功战，最显著的是次子汪德臣和四子汪良臣。 　　汪德臣，字舜辅，赐名田哥。父亲病死后，袭爵巩昌等二十四路便宜都总帅，随阔端入蜀。继续攻占四川。在攻占四川的过程中，他善用兵，作战猛，智勇并用，屡建功勋，深得元宪宗的赏识与信任。益昌是通向蜀中的咽喉要地，宪宗非常重视，视为攻蜀大计，为了顺利建成，宪宗令四川北部蒙古占领区的各处屯戍都听汪德臣节制。蒙古在此建城，引起南宋官兵的恐惧，经常出兵阻扰；刚开始建城时，一方面要建城，一方面又要防守，后援又少，十分困难。为了完成任务，汪德臣奏准以兄忠臣代摄总帅府，自己全心投入建城事宜。1254年春，四川大旱，嘉陵江水位低，漕运困难，粮食运不到，军心不稳，有人建议弃城，汪德臣说：“国家把蜀中事全托于我，我就是死了，也不能弃城啊！”把所乘骑马斩杀以飨士卒，又派兵袭击宋军守地抢粮，不久水运陆运的粮食到了，士兵才安心了。为了尽快把城建好，除了加快建城之外，他还以攻为守，设法招降宋将，以宋将游说宋将；同时时有出击。就这样，经过五年的努力，不仅建成了益昌城，还使这个地方的经济有了发展。宪宗攻蜀到益昌视察，赞他“汝身甚小而胆甚大”，赐金带并刻石为他记功。 　　汪良臣，十六七岁就随兄德臣征蜀。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即位，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在漠北和林称汗，阿蓝台儿、浑都海都拥护阿里不哥，他们企图攻占关陇地区，以威胁元世祖的统治地位。叛军与汪良臣军在耀碑谷对阵。战前，汪良臣对手下诸将慷慨发誓说：“今天的战事，决定着国家的安危，胜利可保住富贵，失败身死家亡，如果大家听我命令，即使死在战场上，也不失忠孝之名！”众将受到很大鼓舞，士气激昂。在战场上诸将唯恐落后，争先杀敌，一战而全歼叛军，活捉阿蓝台儿、浑都海。元世祖听到捷报，赐汪良臣金虎符，授便宜都总帅。 　　此后在攻占四川及对四川的治理中，汪良臣都立有功勋，多次得元世祖的褒奖。 　　史天泽为什么能在元朝始终贵宠如一史天泽，字润甫，燕京永清（今属河北）人。史天泽“出将入相五十年”，是元朝唯一的做官做到右丞相地位的汉族显贵。元帝对他始终贵宠如一，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史天泽在为蒙古灭金、灭宋的过程中立了大功。史天泽兄弟在灭金过程中招降了不少金的将领，占领了不少金的土地，消灭了不少金军的有生力量，安抚了所占领地的百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史天泽配合蒙古军逐灭金帝。1232年，史天泽奉命略地汴京以东地区，招降太康（今河南太康）、睢州（今河南睢县）等地，追斩金将完颜庆山奴，迫使金主从汴京突围出逃，史天泽率军穷追不舍。金主逃至归德（今河南商丘），史天泽追到归德，金主逃到蔡州（今河南汝南），史天泽追到蔡州，与元大军合围蔡州。史天泽负责北面战事，在战斗中，他结筏暗渡汝水，与金军血战几天，蔡州城破，金帝上吊而死。在灭金之后的伐宋过程中，史天泽也为蒙古立下了大功，在这些战役中，他配合蒙古军打了许多胜仗。此外，在平定元阿里不哥和李璮的叛乱中，史天泽也出力甚多，如平李埴叛乱时采取的围而不打、待敌食尽自乱的策略就出自史天泽。 　　其次，史天泽对古今兴亡有较深入的研究，除了精通军事之外，他还懂治国安民之道。他知人善任，长于兴利古代集市图除弊。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帝位，首召史天泽，问以治国安民之道，史天泽给忽必烈上的奏折建议：朝廷应当建立监督机构，安抚百姓，举任贤能等安定天下的措施。深得忽必烈嘉许。中统二年五月，史天泽被拜为中书右丞相后，凡是他先前所提出的治国安民的措施，全部先后实行。可见，他给忽必烈的奏折不是泛泛之论，而是针对当时的现实提出来的；而他的中书省的十条省规，也使朝廷政务运作井然。 　　此外，史天泽的人品也是一个因素。史天泽文能安都，武能定国。但他从不傲慢，但到重大关键时，“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当了丞相，门庭悄然，不事张扬。他好贤乐善，金亡后归依的名士颇多，他都能以礼相待，设法举荐任职，一生出将入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不怨，人以比于郭子仪、曹彬云。（郭子仪和曹彬是唐宋时贤臣，有安邦定国之才却从不自高，也从不擅杀一人，上上下下一片和合，从无说坏话的人。） 　　为什么说董文炳是元朝的重要大臣董文炳，字彦明，是董俊的长子，汉人。董文炳为忽必烈立下大功，特别是在忽必烈进兵西南和灭宋的战争中拼死效力，受到忽必烈的嘉奖。从而成为元朝的大臣。 　　1253年秋，忽必烈受命征南诏（我国西南地区），董文炳率四十六骑赶赴大理从征，一路上随从人马死了许多，到了吐蕃时，只剩两人。董文炳在两人搀扶下继续前行，饿了就吃死马肉，每天走不到三十里，但他毫不动摇。就这样到达大理，忽必烈非常感动。忽必烈组建亲军，他被任命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璮之乱后，忽必烈认为世侯权力过大，剥夺世侯权力，唯有董文炳的权力没有触动。至元九年（1272），董文炳被任命为枢密院判官，次年，拜为参知政事。 　　至元十年，元大举伐宋，董文炳在正阳（今安徽霍丘东北）与宋将夏贵有一场恶战。他中箭仍不下战场，宋军攻势很猛，他自己包扎伤口，握剑督战，终于挡住了夏贵的猛攻。至元十二年，在决定南宋命运的镇江战役中，董文炳建大将旗鼓，亲自乘战船指挥元军作战，他的儿子和侄子做他的两翼，与宋军进行了殊死的拼杀，声震天地，尸体、武器使江水为之不流。此役董文炳获全胜，宋军主力被消灭。灭宋后，伯颜奏称，平定南宋之后，安抚百姓招徕流亡之功，董文炳居多。至元十四年，忽必烈在上都召见董文炳，让他到大都视事：“中书省、枢密院大大小小的事情，由你定夺。”有一次，忽必烈当着宗室大臣，称赞他：“董文炳是功臣啊，理应坐在上坐。”这可以看作忽必烈对董文炳的评价。 　　张弘范在灭宋战争中有什么作为张弘范，字仲畴，元初汉人世侯张柔的第九个儿子，少承家训，精通兵法，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在灭宋战争中，他既能分析与南宋作战的经验与教训，又能根据战争实际情况正确取舍定夺，加上他善于带兵，作战猛而狠，在灭南宋的战争中立了不小功劳。在襄樊（今湖北襄阳和樊城）大战中，提出彻底断绝襄阳与外界联系的建议；在攻打樊城时，他又提出断绝襄阳从水上增兵樊城的通道，实行“水陆夹攻”。这些正确的主张都被主帅采纳，对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至元十二年（1275）四月，南宋被灭在即，元世祖告诫前方将领不要贪功轻敌，张弘范向主帅进言，认为元世祖不了解实际情况，现在敌人士气低落，正是元军乘破竹之势，消灭南宋的大好时机。建议得到了伯颜的欣赏，促使元世祖批准元军继续进兵。在决定南宋命运的镇江焦山大战中，正当战斗激烈之时，张弘范看中时机，率一军从旁横冲宋军船队，促成了宋军的溃败。此役他被蒙古授拔都（勇士）称号。 　　张弘范在灭宋中最突出的作为是力战崖山（今广东新会县南），迫使陆秀夫背着宋帝赵昺（bǐng）蹈海而死。 　　崖山是宋末帝赵昺的藏身之处，宋军依仗天险，防守很严。正式交战之前，张弘范派奇兵烧了宋帝建在岛上的宫室，并切断宋军淡水的供应，使宋军只能吃干粮，饮海水，困苦不堪。发起总攻后，张弘范分兵四路攻击宋军，而他自将一军居西南，负责最难攻击的一面。元军在每只战船上都有战楼，用布覆盖，让战士藏在里面，约定鸣金而动。张弘范命令各船都以他船上的乐声和锣声为号。他船上的乐声响起来之后，就在宋军以为元军正在举行宴会而渐渐放松了警惕时，张弘范的船径直向宋军冲去，其他战船紧随其后赶上，在与宋军战船很近时，张弘范突然鸣金进军，元伏军撤下布障，“弓弩火石交作”。“顷刻破七舟，宋师大溃”。陆秀夫知大势已去，负赵爵蹈海而死。 　　 　　第二十一章 　　 　　黄金家族的兴起蒙古黄金家族①自其传说中的始祖起，至公元12世纪末成吉思汗（1162—1227）统一蒙古部、崛起于漠北，经过了大约四五百年的时间。 　　这个家族出自蒙古部，是唐代室韦的一支。《旧唐书·北狄传》称做蒙兀室韦，居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下游东岸的山林地带，后西迁至斡难（今鄂嫩河）、怯绿连（今克鲁伦河）、土兀剌（今土拉河）三河河源的不儿罕山（今肯特山）一带。蒙古部最初只是一个包括乞颜和捏古思两个氏族的小部落，经过蒙古部族若干年的繁衍生息，逐渐强盛，原氏族发展出了很多分支。但是，直至11世纪中叶以前，它依然是一个包括大小十几个氏族的比较弱小、分散的部落。《元朝秘史》②、《圣武亲征录》③和（波斯）拉施特《史集》④等记载了黄金家族祖先的传说及其兴盛发展的历史。 　　黄金家族传说中的始祖孛儿帖赤那和妻豁埃马阑勒⑤从额尔古捏一昆（今额尔古纳河东山林地带）同渡腾汲思水，西迁至不儿罕山（今蒙古大肯特山）一带居住，生子名巴塔赤罕。下传11世，至成吉思汗的11世祖朵奔蔑儿干（又做脱奔咩哩犍）。朵奔蔑儿干有兄名都哇锁豁儿，为蒙古部朵儿边氏始祖。传说他额中生一只独眼，能望见三程远处的势物。一日，兄弟二人同登不儿罕山眺望，都哇锁豁儿见一群百姓顺统格黎小河徙来，一辆黑车子前坐着一个美妙的女子。便对其弟说：“那女子若尚未嫁人，索与弟为妻。”遂遣弟前去探察。朵奔蔑儿干见女子果然生得俊俏，且未嫁人。于是就娶她做了妻子。此女名阿兰豁阿（又作阿阑果火⑥），是豁里秃马惕首领豁里剌儿台蔑儿干（又作郭哩岱）之女。 　　阿阑豁阿先生二子，一名不古纳台，一名别勒古纳台。从此二子繁衍出两个蒙古部落。既而夫亡，阿阑豁阿寡居，又生三子。长名不忽合答吉，次名不合秃撒勒只，幼名孛端察儿。孛端察儿即是蒙古孛儿只斤氏⑦的始祖。 　　孛端察儿稍长，“状貌奇异，沉默寡言，家人谓之痴。其母阿阑豁阿语人曰：“此儿非痴，后世子孙必有大贵者。”母死后，五兄弟分家产，诸兄以其愚弱，不分与他。孛端察儿见兄长们不以兄弟相待．便说：“贫贱富贵，命也。资财何足道。”⑧遂独乘一匹生断梁疮的秃尾青白马，愤然离去，顺斡难河至巴勒谆阿刺（又作八里屯阿懒）之地，结草庵而居。饮食无所得，遇有苍鹰猎兽，遂用马尾作套，捕鹰而养之。鹰即驯，则以鹰捕猎飞禽、野兔为食。居数月，有兀良哈部众数十家自统格黎小河之野逐水草迁至此地。 　　孛端察儿每日到这群百姓处讨马奶喝，夜则归宿草庵。后其兄不忽合勒吉来寻，邀与俱归。途中兄弟相谋以兵征服这些兀良哈人。既而，以孛端察儿为先锋，率壮士往征，果胜。孛端察儿掳一孕妇为妻，生一子，取名札只刺歹。他就是蒙古札答阑氏的始祖。后来曾与铁木真结为安答⑨的札木合即出自该部。 　　孛端察几正妻所生之子，名八林昔黑刺秃台必畜（又作把林失亦赖秃合必赤、合必赤把阿秃儿、不合）。至此，家遭稍盛，有了马群、隶民和奴婢。 　　成吉思汗八世祖名咩然笃敦（作蔑年土敦、土郭一蔑年，父即八林昔黑刺秃合必富。土敦当是突厥、回鹘的部族官吐屯，此人当是有吐屯官职的人）。他的妻子名莫孥气伦一塔儿浑。“塔儿浑”是蒙古语“肥胖”之意。她生有七子⑩，而后寡厣。她拥有巨额的收入和财富，马和牲畜，多到无法计算。她常常吩咐人把牲畜赶到一起，每当她坐在山头上，看到从山顶直到山麓大河边满是牲畜和遍地蹄印时，便喊道：“牲畜全聚拢来”！莫孥伦秉性刚急，时有名为押刺伊而（又作札刺亦儿、札刺儿、阻卜札刺部）的蒙古人，遭邻族契丹人的屠掠，身材如鞭子一般高的儿童全被杀光；家具什物和牲畜也被洗劫一空。一部分离契丹稍远的人得以幸免，他们逃了出来，向斡难河、怯绿连河一带迁徙，到了莫孥伦的营地境内。他们掘草根为食，在牧场上掘出了许多坑，破坏了莫孥伦儿子们驯马的地方。莫孥伦勃然大怒，驱车径出，辗伤了掘草的儿童，甚至有的被辗死。押刺伊而人怨愤，他们尽驱莫孥伦的马群以去。莫孥伦诸子不及被甲，便前往追击，为押刺伊而人所败，6子皆死，押刺伊而人乘胜杀奠孥伦，灭其家。唯长孙海都尚幼，被乳母藏于积木中得免。 　　此前，莫孥伦第七子纳真（又作纳臣把阿秃）按蒙古人的习俗在八剌忽部民家为赘婿，也幸免于难。事后，纳真将海都接往八剌忽之地。海都稍长，纳真与八剌忽怯谷诸民，共立为君。后海都与纳真联合八剌忽部，起兵攻灭押剌伊而，虏其民为奴隶，由此势力渐强。近旁部落归之者渐众。此后，纳真一支将营地移至斡难河下游。海都先在八剌忽真之地，后又迁回不儿罕山故地。 　　海都死后，其次子察刺孩领忽（又作察剌合领昆）嗣为首领，他是蒙古泰赤鸟氏（又作泰亦赤兀惕）之始祖。泰赤乌部人数众多，拥有无数军队。察刺孩领忽与长子想昆必勒格二人都有辽朝的部族官号。此时，蒙古部在漠北地区已是一支比较强大的势力。察刺孩父子的时代，当是蒙古部强盛的起点。 　　海都长子伯升豁儿多申（又作伯升豁儿多黑申、拜姓忽儿）生一子名屯必乃薛禅，他是成吉思汗四世祖。伯升豁儿早亡，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察刺孩领忽娶嫂为妻，又生二子。一名坚都一赤那（又作建都一赤那，意为公狼），一名兀鲁克臣一赤那（又作玉烈贞一赤那，意为母狼）。这两个儿子的后代形成了两个部落，他们被称为赤那思部落（赤那思为赤那一词的复数）。屯必乃的后裔形成了另一支强大的势力集团，并一直与泰赤乌部联合。 　　屯必乃薛禅生二子，长子合不勒罕（又作合不勒合罕、葛不律寒），次子（挦）薛赤列。屯必乃卒，合不勒被推举为首领，“管辖了全蒙古百姓”。他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列祖中第一个称汗的首领。从他繁衍出许多氏族和分支，他的子孙被称为“乞牙惕氏”。在蒙古诸部中，他声名昭著，很受尊敬。合不勒及其儿子们都非常勇敢和能干。辽末金初，蒙古部建立起了强盛的兀鲁思。 　　公元1125年（金天会三年），金灭辽后，北境达到龙驹河（今克鲁伦河）以北。金朝皇帝闻合不勒汗强盛，欲与通好，遣使邀其来朝。合不勒汗至，金帝待之甚厚。在一次有各种美味食品和饮料的宴会上，合不勒汗大出风头。他一向认为金朝君臣生性狡猾，不讲信义。下毒害人是出了名的。因此格外小心。他水性很好，据说能在水中呆上吃掉一只羊的时间。席间，他不时到外面去，沉没到水里，仿佛是为了解暑。实则潜入水中，将吃下的东西全部吐掉，以防中毒。然后，回到席间继续照常吃喝。金朝君臣颇为惊异：“他怎么老是吃不饱、喝不醉，老不呕吐？”在这次宴席上，合不勒汗很兴奋，他拍手而舞，走到金朝皇帝面前，抓住他的胡须。廷臣和护卫见他举止粗野无礼，便向他扑过去。但金帝非但没有怪罪他，反倒把这当成友好的玩笑和戏闹，宽恕了他，并送他很多金子、宝石和衣服。彬彬有礼地把他送了回去，以免引起双方敌对。但廷臣们认为不应该忽视他的无礼，将他纵还，于是又遣使追他还朝。合不勒汗害怕被金朝扣留，杀死了使臣，逃回了自己的部落。从此，合不勒汗与金朝关系破裂。 　　古代山水画鉴赏合不勒汗的妻子名豁阿一古鲁古。“豁阿”是容貌洁净、美丽的意思。古鲁古是她的名字。她是翁吉剌部人。有一次，她的一个名叫赛音一的斤的弟弟病了，从塔塔儿部请了一个萨满作巫法医治无效，赛音一的斤死了。他的亲属为此杀死了那个萨满。由于合不勒汗与赛音一的斤有亲戚关系，于是他便派兵去攻打塔塔儿部。塔塔儿是金朝的属部，金朝也经常驱使他们攻打合不勒。因此，两部互相敌对，彼此争战不休。 　　合不勒汗有七子，长名斡勤一巴儿合黑（又作窠斤“斡勤”，蒙古语“姑娘”之意）。他得到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的面容美净，他有一张阔大、下颏丰满的圆脸。他年轻时，就被塔塔儿人抓去送到金朝，被钉在“木驴”上处死。他是长支乞颜主儿气（又作禹儿乞、禹儿勤、主儿勤）氏的始祖。他的后裔也形成了许多部落。 　　合不勒汗死后，泰赤乌部首领想昆必勒格的儿子俺巴孩作了蒙古部的汗。后来，俺巴孩汗到塔塔儿部选姑娘为妻，使塔塔儿人感到受了侮辱，将他抓起来送给了金朝。金朝依然将他用“木驴”处死。 　　俺巴孩汗死后，蒙古部推举合不勒汗第四子忽图剌为汗。忽图剌骁勇无比。蒙古诗人为他创作了许多颂扬的诗篇。据说，他声音宏亮，以致隔开七座山都能听到他喊叫的声音。他的手犹如熊掌，双手抓起一个无比强壮的人，能毫不费力地像折断木杆一样将他折成两段。他攻击之猛烈，可使三河之水翻腾起来。他每餐要吃整整一只三岁羊，喝一大碗酸马奶。忽图剌为了给俺巴孩报仇，统率全部蒙古军队进攻金朝。击溃了金军，缴获了无数战利品。回军途中，忽图剌轻装前进，携鹰打猎，遭到朵儿边部的袭击，军队溃散，他只身逃脱。当他走到一片沼泽时，马陷进了泥潭。他将一只脚踏在马鞍上，纵身一跳，跳到了水洼的边缘。这时，追击的人站在水洼另一边，向他喊道：“一个蒙古人丢掉马，还能有什么作为，不如回来吧！”他向敌人射了几箭，将他们赶跑。敌人退走后，他将马从泥潭里拉出来，他不愿空着手回家，于是又折回去，从朵儿边人的马群中抓了一匹驯良的公马，将母马驱赶在前边。时值春天，他又在草原上拾了一些野鸭蛋，装在靴子里，挂在马鞍上，光着脚骑在公马上悠闲地赶路。亲人们见败兵逃回而不见他的踪影，以为他已经战死，正在哀悼他。他的突然到来，使人们喜出望外。顿时，哀悼变成了欢庆。忽图剌死后，合不勒的次子把儿坛把阿秃儿（又作八哩丹、八里丹）的第三子、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又做叶速该、伊苏凯）把阿秃儿被推举为蒙古部首领。也速该英勇过人，威名远扬，曾多次与其他蒙古部落和金朝作战。而其中的多数战争是与当时的强部塔塔儿人进行的。 　　1162年（金世宗大定二年，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也速该在一次与塔塔儿人的战争中取胜，俘获了他们的部长帖木真一兀格（又作铁木真一斡怯、帖木真一斡怯）和豁里一不花（又作忽鲁一不花）。并洗劫了他们的马群和财产。当也速该凯旋时，适逢其妻诃额伦一兀真在斡难河边迭里温孛勒答黑（亦作跌里温一盘陀山，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达达勒县境内）地方生下一子。他降生时，右手握着一块如赤石般的凝血，也速该颇感奇异。由于他战胜了敌人，当然认为这奇异现象是吉祥的征兆，遂以俘获的塔塔儿部长的名字为长子命了名，这就是后来令世界为之震惊的成吉思汗铁木真（又作帖木真、忒没真、特穆津）。 　　诃额伦是也速该的长妻，生有四子，次子名拙赤·合撒儿（又作搠只·合撒儿）。“拙赤”是名字，“合撒儿”意为“猛兽”。由于他十分勇猛，故得到了这一称号。据说他的肩与胸很宽，而腰很细，他侧卧时，能容一条狗从肋下穿过。他力气过人，能用双手抓起一个人，像折一支箭一样将他折成两段。三子合赤温（又作哈赤温），他死得早，他的儿子额勒只带（又作按只吉歹、按只带）威望很高。四子铁木哥一斡惕赤斤，他在蒙古人中间，以长于建筑、好修建“宫院”著名。铁木真诸弟，后来都是黄金家族中威名赫赫的人物。 　　铁木真九岁时，也速该带他到舅族斡勒忽讷兀惕百姓处选妻，行至扯克彻儿、赤忽儿古两山之间，遇见翁吉剃部首领特兴薛禅。特薛禅见铁木真眼睛明亮，面上发光，相貌非凡，便说：“也速该亲家，我昨夜得一梦，梦见一白海青两爪攫取日月飞落到我手上。这是奇异的。你今日领着儿子前来，正是应了我的梦。你们乞颜人的吉兆来了。”接着又说：“我有一美貌的小女，请亲家去看看。”遂领也速该父子至其家。及见其女，果然容貌俊美，面士发光，眼睛明亮，很是中意。女名孛儿帖，长铁木真一岁。翌日，也速该代儿子向特薛禅求婚。特薛禅说：多次求婚才答应，则主贵；少次求婚就答应，则卑贱。虽然这样说，大凡女孩生下来，没有老留在家里的道理，我将女儿许配你的儿子，把他留在我家做女婿。于是，也速该用从马作了聘礼，将铁木真留在了特薛禅家。在回家途中，行至扯克扯儿地面，也速该饥渴，适逢塔塔儿人在举行宴会。便在宴席前下了马。不意被塔塔儿人认出，他们为报往日之仇，邀他参加宴会，暗地里在食物中下了毒。也速该在回家的路上感到不适，意识到自己是中了毒。勉强回到家中，便死去了。之后，按照他的遗言，人们将铁木真从翁吉剌部接回。 　　也速该死后，他的儿子年幼，家道开始衰落。同族的泰赤乌部势力强大，他们遗弃了铁木真母子，迁到了别处。铁木真家的属民也相继离开他们投靠了泰赤乌部。近侍脱端一火儿真也准备离开，铁木真亲自挽留。他却说：“深池已干，坚石已碎，留复何为？”诃额伦见此情景，遂亲自上马，麾旗将兵，追赶叛离的部众，驱其大半回归。部将察剌合（又作察剌海）在厮杀中受伤，铁木真亲自慰劳。此后，仍不断有部众离他们而去。 　　被族人遗弃的铁木真母子流落在斡难河畔，过着贫困的生活，家里只剩下一个仆人、九匹马。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强的诃额伦带着幼子们与命运抗争。她束紧固姑冠，严整衣裙，奔波在斡难河边。他们采拾杜梨野果，掘取野葱、野韭和草根为食，铁木真兄弟还在河中捕鱼。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 　　铁木真一次，铁木真因捕获的一尾金色鱼被其异母弟抢走，与之发生争执。母亲教育他们：你们是同父之子，一定要和睦相处。要知道，现在你们是“影子以外无伴当，尾巴以外无鞭子”，如果兄弟间再不和，就无法向泰赤乌人报仇。铁木真不听劝告，竟杀死了异母弟别克帖儿。为此，他遭到母亲的严厉斥责。她训斥说：“败子们，你如吃胞衣的狗，如冲山崖的猛兽，如难抑其怒的狮子。如吞食活物的蟒蛇，如自冲其影的海青，如噤声吞食的大鱼，如咬其羔儿后腿的风雄驼，如在风雪里奔冲的狼，如赶不动雏儿而食之的猛禽，如护窠的豺狼，如搏食的猛虎，如疯狂的禽兽。你们除影子外无伴当，尾巴外无鞭子。现在正受着泰赤乌人欺凌，谁去报此仇，你们怎么做出如此手足相残之事。” 　　铁木真稍长，泰赤乌人惧其羽翼丰满而成后患，便前来袭击。诃额伦母子逃入密林，泰赤乌人无法进入，遂将林子包围起来。铁木真躲了几天后，牵着马出来寻找食物，被泰赤乌人抓获。泰赤乌部首领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令他徇行各处，每营（户）住宿一夜，各户轮流看守。一天，泰赤乌人举行宴会，铁木真用枷将看守他的小孩打昏在地，逃了出来。在泰赤乌人出来搜索时，他仰卧在水沟里，将身体藏入水中。面部露出水面。速勒都思（又作速勒都孙）人锁儿罕失剌发现了他，但没有告发。前几天，铁木真曾被派到锁儿罕失剌家看管，他的两个儿子沉白和赤老温怜悯他，夜间曾给他卸掉枷锁。他认为这家人也许会救他，于是在追捕结束后，铁木真又回到了锁儿罕失剌家。沉白和赤老温说：“雀儿逃避大鹰，逃入草丛里，草丛尚能救他性命，如今有人逃到我们家里，若不能救他，反不如丛草。”遂将铁木真的枷打碎烧掉，让他藏到装羊毛的大车里。几天后，锁儿罕失剌备了一匹甘草黄白口的骒马，煮了一只吃两只羊奶的肥羔羊，装了一皮桶马奶子，给了他一张弓，两支箭，送他上路。铁木真得以同母亲、弟弟会合。不久，全家迁到桑沽儿小河（今克鲁伦河支流臣赫尔河）附近合剌只鲁格的阔阔海子地方住下，以打捕土拨鼠、野鼠为食。一天，铁木真家门前的八匹骟马被人盗走，仅存的一匹黄马又被其弟别勒古台骑着猎土拨鼠去了。他们只好等傍晚别勒古台回来再去追赶盗贼。路上，铁木真幸遇纳忽伯颜（伯颜，意为富人）的儿子孛斡儿出（又作博尔术、孛斡尔出、博郭尔济），在他的帮助下，追回了被盗的八匹骟马。 　　铁木真自父死回家后，一直没有再见到妻子孛儿帖。生活稍事安定后，他便与别勒古台沿着怯绿连河去寻觅孛儿帖。在扯克彻儿、赤忽儿古两山之间找到了特薛禅家，在特薛禅的主持下与孛儿帖完婚。并由其岳母将他们一直送回家。 　　铁木真想让孛斡儿出做他的那可儿，遣别勒古台去接他。孛斡儿出没有禀告父亲便随着别勒古台来了，铁木真非常高兴。不久，他们全家迁到了客鲁涟河源头不儿吉之地（今克鲁伦河上游布尔肯小河旁）。 　　艰难坎坷的历程，使铁木真深感身单势孤，难以成就大业。为应付复杂的环境，反抗泰赤乌贵族的欺压，他需要强大势力的支持、帮助。于是，他与合撒儿、别勒古台来到土兀拉兴河黑林（今蒙古乌兰巴托南）克烈部首领、他父亲的安答王罕处，将孛儿帖见公婆时的礼物黑貂鼠皮袄送给了王罕，尊称王罕为父，以求得他的支持和庇护。王罕答应帮助他将离散的部众招集回来。通过王罕，铁木真又取得了他儿时的安答札答兰部首领札木合的支持与配合，开始聚集力量。 　　继孛斡儿出之后，居于不儿罕山附近的兀良哈部人札儿赤兀歹老翁携子者勒麦（又作折里麦）来投铁木真，表示供他驱使，为他“备鞍子，看门户”，即做门户奴隶。 　　当铁木真家族势力开始慢慢恢复却羽翼未丰之际，又遭到了三姓蔑儿乞人的袭击。他们洗劫了铁木真的营地，虏走了家人豁阿黑臣和别勒古台的母亲，孛儿帖由于没有马骑，坐在一辆牛驾的黑车子里，也被蔑儿乞人抢走，并给赤列都的弟弟赤勒格作了妻子。蔑儿乞人来袭时，诃额伦怀抱幼女帖木仑，与铁木真五兄弟、孛斡儿出、者勒蔑等骑马逃入不儿罕山，蔑儿乞三百军马围追，终不能及。于是他们虏走孛儿帖，报了当年也速该夺妻之仇。 　　不久，铁木真、合撒儿、别勒古台再次前往土兀拉河黑林拜见王罕，将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并请求援助。王罕答应起兵2万助击蔑儿乞，救还孛儿帖。同时，要他们再与札木合联系，要求他再出兵2万相助。于是铁木真遣合撒儿去见他的安答札木合。札木合也答应出兵，将作战计划通报铁木真和王罕。至期，王罕与其弟札合敢不各率一万兵马，札木合起兵一万，并统领铁木真的一万兵马。他们在孛脱罕孛斡儿只地方会师后，突袭蔑儿乞人的营盘不兀剌川（今恰克图南布拉河）。蔑儿乞首领脱黑脱阿无备，部众溃散，与兀洼思氏蔑儿乞的答童亦儿兀孙只带着少数随从沿着薛凉格河（今色楞格河）逃往巴族儿忽真地面（今贝加尔湖以东一带）。铁木真在溃逃的人群中兴找到了孛儿帖。合阿惕氏蔑儿乞的合阿台答儿马剌被俘，送往不儿罕山。为报母亲被虏之仇，别勒古台将300蔑儿乞人全部杀死。毁坏了房屋，将美貌女子虏为妻子或奴婢。公元1185年，铁木真在王罕、札木合的帮助下，征服了蔑儿乞部。 　　这次战争后，铁木真在蒙古诸部中声威大振，致使泰赤乌人闻风逃窜。铁木真的力量逐渐壮大起来，他又迁回了桑沽儿小河驻营。蒙古部众纷纷来附。其中有兀良哈人速不台（又作速不额台）、者勒蔑的弟弟察兀儿罕，巴鲁剌族人忽必来，忙忽族人哲台、多豁勒忽兄弟，阿鲁刺族人孛斡儿出的弟弟斡哥连，巴阿邻族人豁儿赤兀孙老人等大小20余部的首领和部众。这些人多出自弱小的氏族，有不少地位低微的奴隶和属民，他们总是依附于强大的贵族势力。现在，他们投靠了铁木真，拥立他为首领。愿为他“砍断逞气力者的项颈，劈开逞雄勇者的胸膛”，“如老鼠般地把收集的财产储存起来，像黑老鸦般地把所有的东西收拾起来。似盖毡般地作为屏障，把宫屋保护得风雨不透”。他们希望铁木真事业成功，自己的地位也可随之上升；铁木真则想依靠他们壮大自己，于是他用高官、美女对他们加以笼络。这从豁儿赤与铁木真的一次对话中就可以得到反映。豁儿赤对铁木真说：“你若作国的主人呵，怎生教我快活？”铁木真回答：“我真个做呵，教你作万户。”豁儿赤则说：“我告与你许多道理。只与我个万户呵，有什么快活？与了我个万户，再国土里美好的女子，由我捡选三十个为妻。” 　　这时，一些原来有名望的乞颜氏贵族也重新向铁木真靠拢，他们中有合不勒汗的长支主儿乞氏的莎儿合秃主儿乞及其子撒察别乞、泰出，忽图剌汗之子拙赤汗和阿勒坛，也速该之弟答里台斡赤斤，捏坤太子之子忽察儿别乞等。投靠泰赤乌的原也速该的部属、札木合的族人及其麾下部众也有来归者。那些部落贵族本来是享有被拥立为汗的权力的，但现在，铁木真的势力发展了，他古代风景画鉴赏们已经无力与之对抗，反而希望借助于铁木真掠夺更多的财富和奴隶，于是他们共同拥立铁木真为汗。 　　1189年（金大定二十九年，宋淳熙十六年），贵族们在古连勒古（又作古列勒古）地面桑沽儿小河地方召开大会，作出保证说：“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敌行俺作前哨，但虏的美女、妇人并好马，都将来与你；野兽行打围呵，俺首先出去，围将野兽来与你；如厮杀时违了你号令，并无事时坏了你事呵，将我离了妻子家产，废撇在无人烟地面里者。”于是，铁木真被蒙古各部贵族推举为汗，号成吉思。 　　铁木真即为蒙古部的首领，便开始建立巩固统治地位的制度，分设带弓箭的、带刀的、管饮膳的、掌管放牧羊只的、管修造车辆的、管家内人口的、掌驭马的、管牧养马群的、负责远哨近哨的和守卫宫帐的等10种职务。又任命最早追随他的亲信那可儿孛斡儿出和者勒蔑为那可儿之长。担任上述职务的，除其弟别勒古台、合撒儿外，几乎全是他的那可儿。他们不像蒙古旧贵族那样拥有显贵族望和属民，而是靠铁木真“用人肉养着，用铁索拴着”，随时可以放出去博取猎物的新贵。铁木真通过这套制度，组成了一支以那可儿为核心的精悍队伍，作为自己力量的基础。经过20年的抗争，以成吉思汗为首的黄金家族终于在漠北草原崛起了，此后，成吉思汗便开始了他统一草原各部、创建大蒙古国的历程。 　　黄金家族的崛起乃是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的大事，当成吉思汗所向无敌地扩张势力之后，他和他的家族的后裔，不但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建立了大蒙古国和元朝，并曾在今新疆，中、西亚和东欧地区建立过察合台、窝阔台、钦察和伊利四大汗国。元朝灭亡后，成吉思汗和黄金家族的后裔，作为蒙古贵族、地方统治者，在大部分蒙古地区统治了数百年，直至20世纪初中叶。 　　注释①“黄金家族”一称，见于《蒙古黄金史纲》等文献、参见朱风、贾敬颜等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蒙古黄金史纲》一作《阿勒坦·脱卜赤》，俗称《小黄金史》，蒙古编年史。作者佚名，成书于明末。有蒙古文、俄文、日文、英文、汉文等刊行本，有《蒙古编年史——黄金史》、《成吉思汗传》、《圣成吉思汗传》、《黄金史——蒙古年代记》、《蒙古黄金史》、《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等不同译名。此外，尚有以《喀喇沁本蒙古源流》为名的抄本、译本流传于世。 　　②蒙古语名《忙豁勒·组察·脱卜察安》（蒙古秘史），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史文献。原文为畏兀儿体蒙古文，早已散失。作者佚名。书后有写于鼠儿年的记载，故学界有成书于1228年戊子、1240年庚子、1252年壬子和1264年甲子等几种意见。现存的文本是明朝四夷馆的汉文音译本。明初，翰林译员出于教学蒙古语的需要，用汉字音写蒙古语原文，逐词旁注汉译，并分段节译，题名《元朝秘史》。明初刻本分正集10卷和续集2卷。《永乐大典》收录本为15卷。全书按明四夷馆的分段节译共有282节，学界一般习惯于按节编序引用。《元朝秘史》自19世纪就已流传到国外。至今，此书已被全部或部分地译成日、德、俄、匈牙利、英、法等文字。在某些国家还出版过拉丁音写原文本。《元朝秘史》从成吉思汗22代祖先写起，记载了许多蒙古氏族和部落的起源。成吉思汗先人谱系，他的生平业绩和窝阔台汗统治时期的历史，突出描述了成吉思汗早年的坎坷经历和他在战乱中成长壮大以及建立大蒙古国的过程。书中个别内容涉及窝阔台汗以后的史实，可知此书是经过续修的。 　　在现行的版本中，以1936年出版的《四部丛刊》三编本为最好。本文和以后各篇所引用的《元朝秘史》皆为该版本。 　　③又名《圣武亲征记），著于元世祖至元年间。作者佚名。某些学者认为可能是翰林学士王鹗等人所撰。 　　它是一部记录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时期蒙古历史的重要史籍，现存版本中，以《说郛》本为最早。近人王国维校注本质量较好。近年，又有贾敬颜教授《圣武亲征录校本》油印本问世。本文及以后各篇所引用的即是贾敬颜师《校本》，以下简称《亲征录》。 　　④一译《蒙古全史》。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阿丁·法兹勒．阿拉赫（1247-1318年，波斯哈马丹人）奉伊利汗合赞和合儿班答之命主持编纂，以波斯文撰写，历时10年完成。全书原分为三部：第一部为《蒙古史》，第二部为《世界史》，第三部为《世界地志》。但流传至今的只有前两部和一个残缺不全的附编《阿拉伯、犹太、蒙古、拂郎、中华五民族世系谱》。《蒙古史》包括第一至第三卷，分别记述了乌古思及起源于乌古思亲属、后裔的各部落、民族，即札刺亦儿、塔塔儿等19个部落；克烈、乃蛮、汪古、唐兀、畏兀儿、吉利吉思等9个大部族；自古以来就称为蒙古的诸部落；成吉思汗列祖纪和成吉思汗编年大事记、成吉思汗训言、军队编制、波斯伊利汗以外的成吉思汗后裔史以及旭烈兀至合赞汗的诸伊利汗史以及同时代的亚洲、非洲各国君主传。是研究14世纪以前的蒙古史的最重要的史籍之一。 　　《世界史》包括第四至第七卷，分别记述了波斯古代诸帝王史，迄萨珊王朝之衰亡以及穆罕默德传；阿布。伯克尔以至穆斯塔辛诸哈里发史，波斯后期伊斯兰教诸王朝史，突厥、中华、犹太、拂郎、印度等民族的历史。本书流传至今的波斯文抄本有10余种。其中最古老、最佳的为伊斯坦布尔1317年抄本。百余年来世界各国学者对本书进行了校勘、翻译、注释和研究。本文引用《史集》第一、二卷，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3年出版；第三卷，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6年出版。以下简称《史集》。 　　⑤旧译“孛儿帖赤那”作“苍色的狼”，“豁埃马阑勒”作“惨白色的鹿”。关于蒙古人祖先的传说，《元朝秘史》载。“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过腾吉思名字的水，来到于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名字的山前住着。产了一个人名字唤和‘巴塔赤罕’”；《史集》记载说：“大约距今二千年前，古昔即被称为蒙古的部落，与其他突厥部落发生了内讧，终于引起战争。其他部落战胜了蒙古人，并对他们进行大屠杀，使他们只剩下两男两女。这两家人害怕敌人，逃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这个地方叫额儿吉捏一昆。‘昆，的意思是‘山坡’，而‘额儿古捏’意为‘险峻’；这个地方意即‘峻岭’。那两人的名字是：捏古思和乞颜。又说：“所有蒙古部落都起源于逃进额儿古捏一昆的那两个人的氏族。而孛儿帖赤那则是那两个人后裔中一些部落的首领。……他有许多妻子和孩子，名叫豁埃马阑勒的长妻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巴塔赤合军。” 　　关于蒙古人的狼鹿祖先传说。反映了他们先民时代的图腾观念。祖传说在北方游牧民族中早已有之。参见韩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载《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也有人主张“孛儿帖赤那”和“豁埃马阑勒”。乃是蒙古人男女祖先的名字。它与蒙古人出自苍狼、白鹿无关。 　　⑥《元史·太祖纪》。中华书局点校本，以下简称《太祖纪》。 　　《史集》称阿阑豁阿为豁罗剌思都人。“豁罗剌思”，多桑《蒙古史》作“火鲁刺思”。 　　⑦“孛几只斤”又作“博尔济斤”、“博尔济锦”、“布尔济斤”，意为“蓝眼睛”。据说，阿阑豁阿在丈夫死后过了一段时期，有一天，在家里睡觉。一线亮光从帐庐（毡帐）的烟孔上射进来，射入她的腰里。这个情况使她感到惊奇，她惊吓得不得了，没有对任何人讲起这件事。过了一些日子，她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当分娩临近时，她的兄弟们和丈夫的族人们聚在一起说道：“一个没有了丈夫的妇人私下勾引男子怀了孕，这怎么行呢？”阿阑豁阿回答道：“我没有了丈夫却有了孩子，不管实际情况怎样，你们猜测得对，你们的怀疑表面上看来也对。但是毫无疑问，有些怀疑真是罪过，我怎么能做出应受责备的可耻的事呢？的确我每夜都梦见一个红发蓝眼的人慢慢地向我走近来，然后又悄悄地转了回去。我看得很真！你们对我的任何怀疑都是不对的，我所生的这些儿子，都属于特殊种类。他们长大了要成为万民的君主和汗，到那时，你们和其他合剌出（即不属于成吉思汗氏族的部落或人、部落成员）部落才会明了我这是怎么回事。”自其子孛端察儿时，始称“孛儿只斤氏”。其后裔繁衍形成了许多部落，除了成吉思汗祖辈一支外，皆另有姓氏。至成吉思汗曾祖合不勒罕时，复冠以“乞颜”之称。乞颜，《秘史》做“乞牙惕”。为“乞颜”的复数形式。《太祖纪》做“奇渥温”，意为“狂暴湍急的洪流”。传说乞颜为蒙古部始祖之一，其后裔遂以为氏。至成吉思汗11世祖朵奔伯颜以后，族支繁衍，各有姓氏，其称号遂湮没无闻。合不勒汗时，复其称。一说“孛儿只斤”一称，始于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时。由于至也速该把阿秃儿时出现了这个特殊的征象。据蒙古人说，这是阿阑豁阿所说的她的子孙的王权征候，这种红发蓝眼睛相貌便证实了她所说的话的正确以及她所遇到的情况的确凿可靠，无可置疑。据说，“直到现在（13世纪初，拉施特撰写《史集》时——引者注），出自也速该把阿秃儿及其诸子与兀鲁黑的后裔，大部分都是蓝眼红发的。”“兀鲁黑”，蒙古语，意为后裔，本氏族的子孙，或与札惕，即外人、外氏族的人相对，作同族人讲。被称做兀鲁黑的不仅限于本氏族成员，凡是有共同祖先的一切有血缘关系的民族成员都被认作兀鲁黑。汗的氏族被称为阿勒坦一兀鲁黑，即“黄金氏族”。参见《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 　　⑧《太祖纪》。 　　⑨安答，也作谙达、安达、按答。蒙古语音译。意为朋友、义兄弟。 　　此据《太祖纪》，《史集》则说她有九个儿子。 　　八剌忽怯谷又作八儿忽真之隘、巴儿忽真一脱窟木，其地有八儿忽真河。约当今贝加尔湖东巴尔古津河流域一带。 　　“领忽”或“领昆”即令稳，为辽朝小部族官；“想昆”即“详稳”，是辽朝授与大部族首领的官号。 　　屯必乃，又作敦必乃、统必乃。“薛禅”，蒙古语，意为贤者。 　　此据《元朝秘史》。《元史·宗室表》称他有六子。《史集》则说“他有九个聪明、能干、勇敢的儿子，其中每一个都是现今有声望的分支和部落的始祖。在这九个儿子中，五个大儿子是一母所生，另外四个是另二个母亲所生。他们全都是把阿秃儿和受尊敬的人”。“把阿秃儿”亦作拔都、拔都鲁、霸都鲁、巴图尔，蒙古语音译，义为“勇士”。 　　《史集·成吉思汗列祖纪》中，海都、屯必乃都带有汗（或作“罕”、“合罕”）称号；《太祖纪》亦有海都在八剌忽时曾被“共立为君”的记载；《元史·速不台传》则称屯必乃为“皇帝”。但这大概是成吉思汗后人夸耀祖先的说法。根据《秘史》，真正统一全蒙古部众并开始称汗的当是合不勒。 　　“兀鲁思”，又作兀鲁昔，蒙古语音译，原意为“百姓”，后引申为“领民”、“领地”和“国家”。 　　《史集》称俺巴孩为察剌合领昆的儿子速儿合黑都忽一赤那之子。速儿合黑都忽一赤那《秘史》缺载。 　　诃额伦一兀真，也做诃额伦一额客、月伦一旭真、月伦一额客或月伦太后。“兀真”、“旭真”、“额客”，蒙古语，意为“妻”。 　　关于成吉思汗的生年，当代国内学者多主1162年（壬午）说。主要依据《元史·太祖纪》、《南村辍耕录》、《圣武亲征录》、《蒙古源淞》、《蒙古黄金史》等汉、蒙文史籍。清代学者主此说者有邵远平（《元史类编》）、魏源（《元史新编》）和曾廉（《元书》）等。此外，尚有生于1154年（甲戌）、1155年（乙亥）、1167年（丁亥）等意见。 　　铁木哥一斡惕赤斤又作“帖木格一斡惕赤斤”，“铁木哥一斡赤斤”。“斡惕赤斤”或“斡赤斤”，意为“灶火”和“禹儿惕之主”，幼子也称“斡惕赤斤”。后来斡惕赤斤竟成了铁木哥的名字。“禹儿惕”，突厥语。蒙古语音译为“嫩秃黑”，又作“纳秃克”、“农土”。《秘史》释作“营盘”、“屯营”或“住所”。《元史》解作“经界”。蒙古牧民游牧驻营的地区。蒙古各部统一后，分赐诸王勋戚的分地也称“嫩秃黑”。参见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竣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78年。 　　古代画扇翁吉剌部又作王纪剌、弘吉剌、广吉剌、光吉剌、翁吉剌、雍吉剌、弘吉烈、弘吉列、雍吉烈、翁吉里等。而《南村辍耕录》和《秘史》所载的翁吉剌歹、翁吉剌惕等为其复数形式。 　　特薛禅，又做德薛禅、德那颜。本名为“德”或“特”，“那颜”蒙古语意为“官人”。“薛禅”为号或赐名，意为贤者。德从成吉思汗起兵有功。故赐号“薛禅”。 　　海青即海东青，一种能猎捕天鹅的猛禽。白海青即纯白色的海东青，尤为名贵。 　　固姑，又作姑姑、顾姑、故故、故姑，元明时期蒙古族已婚妇女所戴的一种头冠。《黑鞑事略》记载：“妇人顶故姑。故姑之制，用画木为骨。包以红绢金帛，顶之上用四直尺长柳枝或铁打成枝，包以青毡。其向上人，则以我朝（指南宋——引者注）翠花及五色帛饰之，令其飞动；以下人，则用野鸡毛。”《草木子》载：“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带姑姑，衣大袍。其次即带皮帽。姑始高圆二尺许，用红色罗盖。唐金步摇冠之遗制也。” 　　 　　《元朝秘史》第78节。 　　 　　《蒙古源流》载铁木真与孛儿帖完婚时间是1178年。 　　那可儿，又作那阔儿，《秘史》释为“伴当”。古代蒙古各部首领与那颜贵族的亲兵和扈从。多出身于自由民或贵族氏族成员，以“誓约”形式与贵族首领结合，接受领主的赡养和保护。平日侍从那颜，战时随主出征。后发展演变为怯薛，即护卫军。 　　古代风景画鉴赏初，也速该在斡难河放鹰，适逢蔑儿乞人也客赤列都从斡勒忽纳兀惕族娶妻归来。他见那女人生得漂亮，即与其兄捏坤太子和弟答里台斡惕赤斤二人前去追赶赤列都，将新娘诃额伦抢来与也速该成了亲。参见《元朝秘史》第54-56节。 　　铁木真曾两次与札木合结安答。第一次是铁木真9岁时。札木合送给铁木真一个狍子髀石（髀石，本为击兔用，也是儿童玩具，可在冰上抛掷，视其远近定胜负）；铁木真送给札木合一个铜灌的髀石，两人在斡难河的冰上打髀石游戏，遂结为安答。第二次是在一个春天，两人用小木弓射箭时，札木合将自己的一个用两个小牛角钻眼粘成的髅头（即箭头，响髅头亦即响箭或鸣镝）送给了铁木真；铁木真则将自己的柏木髅头送给了札木合。两人再次结安答。 　　参见《元朝秘史》。《亲征录》、《史集》、《元史》都没有记载铁木真、王罕、札木合联兵攻打三姓蔑儿乞人的战争。据《史集》载，其时蔑儿乞人与王罕关系尚好，他们抢到孛儿帖后，将她送到了王罕处，壬罕待以儿媳之礼。铁木真遣札剌亦儿人撒巴去接，回家的路上孛儿帖生下了术赤。由于路途危险。又没有襁褓，撒巴用面粉（一说用软泥）作了个面团，将婴儿裹在里面。并将他置于自己怀中，因为他是猝然降生的，所以起名术赤。 　　1186年4月，铁木真与札木合间发生矛盾，铁木真离开札木合。一天夜里，铁木真率部众行经泰赤乌人营地，这些泰赤乌人闻讯惊起，连夜逃奔札木合处。他们慌忙逃走时，将一名叫阔阔出的小孩丢弃在营盘，被铁木真部众送给了诃额伦抚养。 　　 　　《元朝秘史》第124节。 　　 　　此据《蒙古源流》记载。参见《元朝秘史》第120-126节。当今学术界多认为1206年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时，始称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铁木真登上汗位之初，其家族的兀鲁思只控制着怯绿连河上游不大的地域，属众也不多。而蒙古诸部中的泰赤乌、札答兰等部的实力都在他之上。要巩固自己的地位，使蒙古诸强部都承认其权力，他仍然需要强大的克烈部首领王罕的支持。因此，即位后，他立即派遣答孩、速格该二人向王罕报告，并得到了王罕的认可。他的崛起，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泰赤乌部贵族和札答兰部首领札木合的不安、不满与仇视，因为他们既不愿看到、也不能容忍出现一个新的、强大的、足以与他们抗衡的势力。因而，蒙古各部贵族间的一场战争也就在所难免。于是，以札木合之弟绐察儿①抢劫铁木真马匹被射杀的事件为导火线，引发了铁木真与札木合、泰赤乌部贵族间的一场战争——十三翼之战。 　　时给察儿居玉律哥泉②。一日，率众至萨里川，将成吉思汗的马群劫走。成吉思汗的伴当拙赤答儿马剌连夜追赶，至马群，暗伏马上，箭射给察儿致死。以此之故，札木合联合泰赤乌部贵族，起兵3万，分十三翼进攻成吉思汗。时成吉思汗驻营于古连勒古地方，得到札木合部下亦乞列思族人木勒客脱塔黑、孛罗勒歹二人的报告③，立即组织起自己的军队总共3万人编成十三翼，阵于答兰版朱思之野（又作答兰巴勒主惕、答兰巴勒渚思），准备迎击。十三翼即十三个古列延④，其中第一翼为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伦率领的亲族、部属、侍臣、仆役和属于她个人所有的人们；第二翼成吉思汗自己统领的诸子、那可儿和护卫队；第三翼至第十一翼是乞颜氏各贵族率领的族人和属民；十二、十三两翼由来附的旁支尼鲁温氏族成员组成⑤。这就是成吉思汗的全部武装力量。 　　经过激战，成吉思汗溃败，退至斡难河的哲列捏狭地⑥。札木合获胜回军，对赤那思族（也称捏古思族，为坚都赤那和兀鲁克臣赤那的后裔）即成吉思汗的第十三翼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将其部众煮了70大锅，又砍下察合安的头，系在马尾上拖着。由于札木合性情残暴，军纪不严，虽然取得了胜利，而各部首领却纷纷离他而去，归附了成吉思汗。当时，诸部之中“唯泰赤乌地广民众，号为最强”。但其“内无统纪”，各强支之间互争雄长，不能统一；贵族、首领对部众又十分凶残，常攘其车马，夺其饮食，无人君之度。 　　成吉思汗像与他们的残忍骄横态度相反，成吉思汗则采取了笼络人心的作法。有泰赤乌属部照烈部（又作沼兀列惕）与成吉思汗所居营盘邻近。一日，成吉思汗出猎，偶与照烈部猎骑相属，由于他们没带锅和粮食，成吉思汗遂邀他们同宿，凡留者，悉与饮食。翌日再围猎，他又令左右将野兽驱人照烈部的猎场，使其满载而归，部众不胜感激。照烈之长玉律为泰赤乌贵族欺凌，不堪忍受，遂与塔海答鲁率所部来归。他们对成吉思汗说：“我们如同无夫之妇，无主之马群，无牧人之畜群。长母之诸子（指泰赤乌部贵族）正在毁灭我们，为了你的友谊，让我们一起用剑去作战，去歼灭你的敌人！”⑦成吉思汗听后大受启发，因说道：“如我熟寐，摔发而悟之；兀坐，掀髯而起之。汝之言，我素心也，汝兵车所至，余悉力而助也。”遂与之结盟。后玉律和塔海答鲁二人食言叛去。其族人忽敦忽儿章⑧怨其反侧，遂杀之。此后，成吉思汗对部属愈加宽仁、关怀和加意笼络。时札木合和泰赤乌贵族的部属多苦其主非法，见成吉思汗仁义，有人君之度，“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马”，以为“安民定国，必此人”。于是兀鲁兀惕、忙忽惕（忙兀）、晃豁坛、速勒都思等族以及主儿扯歹（术赤台）、忽余勒答儿（畏答儿）、蒙力克诸人，纷纷来附。十三翼之战，成吉思汗虽败犹胜，实力反而因此壮大。接踵而至的又一次机遇，使成吉思汗的威望空前提高。这就是他与王罕联兵配合金朝夹攻塔塔儿部的斡里札河之战⑨。 　　自金初以来，金朝一直利用塔塔儿部为他们防卫东北路边墙，使之与其他各部互相牵制，在金朝与蒙古各部之间起一种缓冲作用。塔塔儿部是一个人数众多、强大、富有的部落，它长期为金朝属部，在金朝的支持、挑动下，经常攻击蒙古、克烈等部。合不勒汗长子斡勤巴儿合黑和俺巴孩等曾被他们执送金朝，处以“木驴”之刑，也速该又被他们毒死，两部遂成世仇。金章宗明昌六年（¨95），蒙古部落山只昆（散只兀）、合答斤（合底斤）联合翁吉剌等部，侵扰金朝边境，金遣夹谷清臣率师北伐，以轻骑8千，令宣徽使移剌敏为都统，左卫将军完颜充、招讨使完颜安国为左、右翼，分领前队，清臣自选精兵1万以当后队。并征召诸牂部族军从征。金军进至合勒河（今哈拉哈河），前队移剌敏等于栲栳泊（今呼伦湖）攻下14营寨，回迎清臣大军。塔塔儿部（北阻鞍）乘金军回师之机，拦夺其所获羊马以归。清臣则遣人责其赕罚，塔塔儿首领蔑古真薛古勒图（又作蔑儿真速勒图）因此反叛。金章宗责清臣贪小利而失大局，命右丞相完颜襄代之。承安元年（1196），完颜襄（《元朝秘史》作王京）兵分两路北征，东路军进至龙驹河（今克鲁伦河），为塔塔儿所围，三日不得出。完颜襄率兵往援，鸣鼓夜发，清晨突袭，塔塔儿溃败，部众向斡里札河退却。完颜襄遣安国追击⑩。 　　成吉思汗得讯，立即报告王罕，邀他出兵共同配合金朝夹击塔塔儿。并以“为父祖复仇”的名义，征集长支主儿乞部撒察别乞、泰出等族人助战。主儿乞氏没有出兵，成吉思汗遂率领自己的一个古列延人马与王罕军会合，引军自斡难河上游东进，至斡里札河的忽速秃失秃延、纳剌秃失秃延之野，协助金军击溃塔塔儿，攻破两寨，捕杀其首领蔑古真薛兀勒图（又作灭兀真笑里徒、蔑兀真速勒图），“尽虏其车马粮饷”，“又获大珠裘、银绷车各一”。在这次掠夺中，他们还虏获了“银摇车和饰有珠宝的被子”。由于当时这种奢侈品在蒙古人中间很少，因此，这件事被认为是很了不起的大事。在抢劫塔塔儿人寨子时，还拾到一个带着金圈环子、穿着金纻丝貂皮里兜肚的小孩。给诃额伦做了养子。他就是后来著名的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又作忽都忽、忽都虎、失乞刊忽都忽）。 　　斡里札河之战的胜利，不仅使成吉思汗有力地打击了劲敌，使世仇塔塔儿部从此一蹶不振，而且在蒙古部中赢得了能“为父祖报仇”的崇高声望。同时，他和王罕也得到了金朝的封赏，金授成吉思汗“札兀惕忽里”（牂军首领）之职。王罕则得到“王”的封号。王罕本名脱斡邻勒（又作脱里）。自被金朝封为“王”，始在“罕”（汗）号之上加“王”，而有“王罕”之称。 　　金朝的封赏大大提高了成吉思汗的权力，从此他可以用朝廷命官的身份号令蒙古部众和统辖其他贵族。同时，也缓和了蒙古部和金朝的矛盾，为他统一蒙古各部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十二章 　　 　　斡里札河之战前蒙古部贵族内部就已经出现裂痕。合不勒汗长子一支，即乞颜一主儿乞氏依恃长支族望和所继承的精悍部众，小视把儿坛把阿秃儿的子孙。撒察别乞、泰出等长支贵族虽然推举铁木真为汗但并不情愿服从他的管辖，而且一直怀有争夺权位的野心。一次在斡难河边树林中举行的亲族宴会上，撒察别乞的母亲责打了成吉思汗的司厨失乞兀儿（又作失丘儿、失邱儿）；主儿乞氏掌管马匹的不里孛阔砍伤了为成吉思汗管理马匹的别勒古台。两家因此而发生了一场争斗。这两件小事暴露了成吉思汗与长支贵族的矛盾，同时，也使他意识到主儿乞氏是他的危险对手。攻打塔塔儿时，主儿乞氏非但不肯出兵，反而乘成吉思汗率兵出征之机，劫掠了他的奥鲁，违背了当初推举可汗的盟约。于是，成吉思汗以此为理由，于1197年从斡里札河回军后，乘胜征讨主儿乞氏。主儿乞氏人的营盘在客鲁连河上游的朵罗安孛勒答兀之地（又作朵栾一盘陀山、朵兰孛一孛勒答黑，今蒙古境内克鲁伦河与臣赫尔河合流点之西的巴颜乌兰山南麓）。成吉思汗军至，主儿乞即溃，撒察别乞、泰出等料不能敌，带少数人逃跑，至帖列秃地方，被成吉思汗捉获处死。以前合不勒汗挑选出来授与长子的“有胆有勇的百姓”，全部被成吉思汗兼并，成为他的“梯己百姓”。札剌亦儿族的古温兀阿（又作孔温窟哇），赤剌温孩亦赤兄弟分别带领二子模合里（木华黎）、不合和统格、合失来投成吉思汗，为其“永远做奴婢”、“看守金门”。赤列温又将第三子者卜客送与成吉思汗弟合撒儿。者卜客于主儿乞的营盘内拾得一个许兀慎族的小孩，名叫孛罗兀勒（又作博尔忽、博尔浑、博罗欢），也被诃额伦收为养子，成为后来的“四杰”之一。攻灭亲族中最有势力的长支贵族，大大提高和巩固了成吉思汗的权力，这是他迈向成功之路的重要一步。此后，他不断地削弱蒙古部中其他贵族的权力、地位，迫使他们逐渐降为从属于他的一般那可儿。 　　驻牧于阔连海子（今呼伦湖）之东的翁吉剌、合答斤、山只昆等部落，屡扰金朝边塞。承安三年（1198），金朝在击溃塔塔儿人的反叛之后，“乘其春暮马弱”，遣宗浩、襄等率兵进剿三部。先破翁吉剌，后合答斤部长白古带，山只昆部长胡必剌等亦降。这些“桀傲不驯”的部落受到重创，力量大大削弱。金朝的统治此时也已由盛转衰，无力继续控制蒙古草原。这一形势为以后成吉思汗东进夺取东部地区（今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一带）显然是有利的。 　　主儿乞氏被吞并之后，泰赤乌氏贵族即成为与成吉思汗争夺蒙古汗权和部众的主要对手。1200年春，成吉思汗与王罕会于萨里川，共同起兵攻打泰赤乌部。泰赤乌贵族沆忽阿忽出、忽怜、忽都答儿、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塔儿忽台”为名，“乞邻勒秃黑”意为：“嫉妒者”）等则与蔑儿乞贵族联合。此前逃往巴儿忽真隘的蔑儿乞部长脱黑脱阿（又作脱脱、脱黑台别乞）遣其子忽都等统兵助泰赤乌，双方会战于斡难河。泰赤乌部战败，退至月良兀秃剌思（又作月良古惕秃剌思）之野（今俄罗斯赤塔南之鄂良古依河地），整军再战。经过激战，泰赤乌终于被击溃，塔儿忽台、忽都答儿等被擒杀，沆忽阿忽出与忽都等逃人巴儿忽真隘，忽怜投奔乃蛮部。 　　主儿乞氏和泰赤乌氏是蒙古贵族中两支强大势力，他们的相继灭亡和溃散，使成吉思汗地位得以巩固，实力进一步壮大。 　　泰赤乌部被消灭后，成吉思汗的进取目标转向东都。合答斤、山只昆两族，根据蒙古祖先传说，是朵奔蔑儿干死后，阿阑豁阿感天光而生的二子不忽合塔吉和不合秃撒勒只的后裔，与成吉思汗具有同样尊贵的血统。他们本来也是强大的蒙古部落。1198年被金朝击溃，严重受挫，实力已大不如前。先是，成吉思汗曾遣使通好二部，欲与之联合，他们没有接受，对来使也缺乏应有的尊敬，他们从锅里将连同羊血煮在一起的……那样的羊的脏腑取出，泼在他的脸上，辱骂了他，使他受辱而归，由此双方结下了仇怨。其后，他们又依附泰赤乌，参与反对成吉思汗。泰赤乌失败后，他们的首领又与塔塔儿，朵儿边和翁吉剌等部会于阿雷泉（今海拉尔河下游北），斩白马为誓，谋袭成吉思汗与王罕。 　　成吉思汗得到其岳父特薛禅的密报，即与王罕率军自斡难河附近的虎图泽出发，与合答斤诸部军战于歪亦剌川（今页尔湖），大败敌军。成吉思汗、王罕大掠其牲畜、部众而去。成吉思汗驻军于金边墙附近的彻彻儿山，继续攻伐这一带的塔塔儿部。 　　1201年，札木合纠集一批败散的贵族，包括塔塔儿、翁吉剌、合答斤、山只昆、泰赤乌、朵儿边、豁罗剌思、亦乞列思、蔑儿乞、斡亦剌、乃蛮等11部，会于犍河，共立札木合为古儿汗。各部首领为维护各自的贵族地位而结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他们在秃律别儿河（今得尔布干河）岸发誓：“凡我同盟，有浅此谋者，如岸之摧，如林之伐。”誓毕，共举足踏岸，挥刀砍林，驱众驰马往攻成吉思汗。时札木合军中有名为塔海哈者，悉知其谋，他与成吉思汗的部属召烈氏抄兀儿相亲，值抄兀儿前往探视，二人骑马并行，塔海哈以马鞭掇其肋，抄兀儿回顾，塔海哈示之以目，抄兀儿会其意，下马佯为小便，塔海哈遂告以札木合等之谋。抄兀儿当即驰还。途经豁罗剌思（又作火鲁剌思、火鲁剌、火罗剌思、豁里剌儿等）部，首领也速该命其家人火力台与抄兀儿同往报告，成吉思汗闻讯，即刻起兵迎战。在海剌儿河（今海拉尔河）支流帖尼火罗罕（火罗罕意为“小河”）之地，击溃札木合联军。札木合逃走，翁吉剌部来附，其余诸部首领则作鸟兽散。打败札木合后，成吉思汗又于1202年（金泰和二年，宋嘉泰二年）出兵征讨答阑捏木儿格思（今蒙古东方省贝尔湖南讷墨尔根地）的按赤塔塔儿、察罕塔塔儿、都塔兀惕塔塔儿、阿鲁孩塔塔儿等部，追击至兀鲁回·失连真河（又作兀勒灰失鲁格勒只惕，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乌兰盖郭勒、色也勒钦郭勒）一带，将塔塔儿部尽数消灭，控制了东部地区。 　　当成吉思汗征讨塔塔儿诸部时，王罕率众追剿蔑儿乞部，至八儿忽真脱窟木之地，将脱黑脱阿长子脱古思别乞杀死，又虏其二女忽秃黑台、察阿仑和二子忽图、赤剌温及其妻子，洗劫了财物、部众。 　　初，乃蛮太阳罕弟歪禄罕（又作不亦鲁黑罕、不欲鲁罕、卜欲鲁罕）在黑辛八石（今新疆乌伦古湖或布伦托海）一带被成吉思汗和王罕击败，逃往谦谦州地区（在唐麓岭以北，谦河上游流域，叶尼塞河上游一带）。1202年秋，他与蔑儿乞部的脱黑脱阿和斡亦剌部的忽都合别乞等合兵东进，攻打成吉思汗和王罕。这时，札木合与泰赤乌、朵儿边、合答斤、山只昆、塔塔儿等部残余势力，也与歪禄罕联合起来，一时声势夺人。成吉思汗、王罕军避其锋芒，自兀鲁回·失连真河地区退入兀惕古城墙（金边墙），王罕子亦剌合居侧翼，据高山结营，乃蛮军冲击不能下，遂还。亦剌合也人塞。 　　战前，成吉思汗移辎重于他处，与王罕依阿兰塞为壁。待歪禄罕联军进至阙亦坛之野，两军会战。成吉思汗和王罕凭据有利地势。而歪禄罕联军由于寒气凛冽，又值大风雪，许多部属手足冻裂，人畜从高处滚下，填沟坠堑，死伤甚多，军乱不能战，被迫引兵退回。札木合等各部起兵来援乃蛮，见势不利，未战即星散离去。王罕追击至额湎古涅河，札木合无力抵抗，举兵投降。泰赤乌部首领阿兀出把阿秃儿等率众渡过斡难河，成吉思汗追至，双方连战数次，胜负未决。在战斗中，成吉思汗颈部中流矢，蒙古军被迫休战，泰赤乌军也连夜离开。成吉思汗被伤，流血不止。那可儿者勒蔑用口为其吮吸淤血。夜半，成吉思汗醒来后口渴，者勒蔑裸身独祷祷潜入敌营，寻找马奶子不得，拿回一桶酪（酸奶子）。又弄来一些水，与酪调后给他喝。成吉思汗问者勒蔑何以裸身前去，者勒蔑说：“我若被擒，就说我本是来投降你们的，但被他们发觉，将我的衣服脱去，欲杀间，遂挣脱逃出来。”成吉思汗伤愈后，立即率军追击泰赤乌。阿兀出把阿秃儿、豁团斡儿昌、忽都兀答儿及其家属皆被执处死。部众全部降服。 　　原泰赤乌属部别速惕部人者别（又作哲别、哲伯）、巴阿邻部人纳牙阿以及速勒都思部人锁儿罕失剌等相继来归。 　　者别，本名只儿豁阿歹。来附后，成吉思汗问他，阔亦田作战时，自岭上将我白口黄马项骨射断的是谁？者别说：“是我射的。如今可汗教死，只不过溅污手掌般一块地。若教不死，我愿出气力，将深水横断，坚石冲碎。”成吉思汗说：“但凡敌人害了人的事，必隐讳不说。如今你却不隐讳，可以作伴当。”遂“赐名者别，如战马般用着他。者别，军器之名也”歼灭泰赤乌部后，成吉思汗回师忽巴合牙之地。泰赤乌部的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逃避在树林中，被其家人失儿古额秃老翁及其二子阿剌黑、纳牙阿捉住欲献给成吉思汗。其人体肥不能骑马，遂载于车中。途中，纳牙阿说：我们若把他送至铁木真处，必说我们卖主求荣，不信任我们，甚至将我们杀了。不如将他放了，然后去见成吉思汗。就说我们将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捉拿来，因他是主人，心内不忍，路上把他放回去了。成吉思汗必然宽容我们。于是就在忽都忽勒讷兀地方把塔儿忽台放了。纳牙阿到成吉思汗处，备言其事，成吉思汗果然因为他们保护了自己的主人，而赞赏了纳牙阿。 　　阙亦坛之战后，成吉思汗实力大增，地位更加巩固。随之，强大的克烈部便成了他下一个所要攻取的目标。 　　铁木真自幼依靠义父王罕的帮助，渡过重重难关，终使黄金家族崛起。自1189年被推举为乞颜氏首领以来，又一直与王罕联盟，东征西讨，凭借王罕的强大势力不断壮大自己。为得到王罕的支持，他恪守君臣之礼，凡有虏获，必先献与“汗父”，“如海东鸷禽之于鹅雁，见无不获，获则必致于君”。也速该和成吉思汗也曾几次救王罕出危难。但是，为了争霸蒙古草原，他们的联盟终于破裂了。当时，克烈部虽是漠北最强大的部落，但王罕杀戮亲族，残害百姓，克烈部内贵族间的矛盾也一直十分尖锐，部众不断投附成吉思汗。王罕之所以支持成吉思汗，也是想把他当作可供驱使、利用的附庸。 　　1199年，王罕与札木合、成吉思汗等进攻乃蛮部歪禄罕，至乞则里八思海（即黑辛八石，今新疆乌伦古湖）后回军至土兀剌河，王罕子亦剌合、弟札阿绀孛来会，为乃蛮骁将曲薛吾撒八剌侦知，乘其不备，袭虏其部众于途中。亦剌合、阿札绀孛仅以身免，奔告王罕。王罕遣使向成吉思汗求援，成吉思汗遂派博尔术（孛斡儿出）、木华黎（木合黎）、博罗浑（博罗忽勒）、赤老温（赤剌温）“四杰”率师往援，大败乃蛮，帮助亦剌合夺回被虏的妻子、部众和牲畜。 　　在乞则里八思海之战交战前夕，王罕于夜闻虚燃篝火于营中，潜移部众于他处。由此，成吉思汗颇疑其有异志，也退师萨里川。是夜，札木合与王罕一起行动，向王罕进谗言离间其与成吉思汗的关系，加深了两人间的裂痕。此时，王罕见成吉思汗力量日益强大，而自己年事已高，诸子又平庸无能，深恐日后汗位与部众落入成吉思汗之手，因此与之渐生敌意，并密谋加害。 　　1200年春，王罕与成吉思汗在萨里川（今克鲁伦河上源之西）聚会，准备征讨泰赤乌时，王罕就曾打算把成吉思汗抓起来。据说，在宴饮时，八邻部人阿速那颜有所觉察，便将刀子插在靴筒内，坐在王罕与成吉思汗中间，吃着肉，边谈边回头看。王罕意识到他的阴谋被发觉，才没敢动手。 　　1202年阙亦坛之战后，成吉思汗移军出塞，驻营于阿不只合阙忒哥儿山，与王罕营地相近。成吉思汗为长子术赤向亦剌合之女抄儿别吉（又作察儿别乞、抄儿一伯姬，《史集》说她是亦剌合之妹）求婚，遭到无礼拒绝。王罕之孙（亦剌合之子）秃思一不花亦欲娶成吉思汗女火臣别吉，也未成功。因此，双方裂痕进一步加大。骄横自大的王罕父子小视成吉思汗，而此时的成吉思汗却已羽翼丰满。他已把富足的东部地区和众多百姓牢固地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并无时不准备进一步扩展势力。 　　这时，蒙古草原上形成了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部、以王罕为首的克烈部和以太阳罕为首的乃蛮部三足鼎立的局面。而投奔王罕的札木合与因违令受责罚的阿勒坛、忽察儿等人都极力煽动王罕进攻成吉思汗。以图借王罕之手消灭成吉思汗。亦剌合亦再三对其父说：“你如今见存，他俺行不当数。若父亲老了呵，将俺祖父辛苦着收集的百姓，如何肯教我管。”于是，1203年春，王罕父子伪许婚约，邀请成吉思汗前来吃“不兀勒札儿”，企图乘机杀之。成吉思汗信以为真，率10骑赴请，但中途受到晃豁坛部人蒙力克老人的劝阻，只遣不合台，乞剌合二人去赴宴，自己则返回。王罕父子发觉事已败露，决定次日晨发兵，以图先发制人。王罕麾下、阿勒坛之弟也客扯连（又作也客察兰、也客察合兰）回家对妻子阿剌黑亦惕言及此事，并说：“如果有人去把发生的事告诉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一定给他许多恩典和好处。”此话被他的牧马人乞失里黑（又作乞力失、启昔里）听见，遂与同伴巴歹（又作巴带）连夜驰奔报告。成吉思汗得报，仓猝整兵迎敌，与王罕大战于合兰真沙陀（又作忽剌安不鲁合惕、忽剌安不剌合惕、哈剌真沙陀、哈阑真沙陀、合兰只之野，在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北境）之地。 　　与当时“形势盛强”的王罕相比，成吉思汗依然处于劣势，经过一天苦战。虽稍却王罕军，仍因众寡不敌，队伍溃散。成吉思汗只带少数人从兀鲁回一失连真河退至答兰捏木儿格思，溯河而上，至合勒合河旁的建忒该山（今哈拉哈河中游北），溃军渐集，点视军马，仅4600骑（一说为2600骑），遂分军两岸，沿河而下，驻营于董哥泽（地当今贝尔湖东）。 　　合兰真沙陀之战是成吉思汗第一次单独与当时蒙古草原上最大的贵族势力进行较量，虽然暂时失败，蒙受了重大损失，但他并未动摇与王罕再战的决心。他一面遣使历数王罕背盟弃约诸事，表示重新和好的愿望，一面收集部众，休养士马。 　　古代风景画鉴赏1203年夏，成吉思汗移营至班朱尼河（又作巴勒渚纳海子，地当今克鲁伦河下游附近），处境艰难，以射野马乃至煮野兽的尸体和察鲁乞（一种软底皮鞋）为食，从污泥中汲浑水以饮。成吉思汗与他的伴当仰天盟誓：“使我克定大业，当与诸人共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据说，参加此次盟誓的共有札八儿火者、镇海等19人。后来，“同饮班朱尼河水”作为成吉思汗艰苦创业的佳话载入了史册，在蒙古人中广为流传。同年秋，成吉思汗的军事力量既已恢复，遂迁至接近克烈部的斡难河上游驻营，准备与王罕再战。 　　合兰真沙陀之战后，王罕与投靠他的蒙古贵族发生了分裂。札木合、答里台斡赤斤、阿勒坛、忽察儿等暗地相约叛离并杀害王罕：“我们去突袭王罕，自己当君主；既不与王罕合在一起，也不与成吉思汗合在一起。”不料王罕获悉其谋，起兵相攻。答里台和蒙古巴阿邻（又作八邻）、嫩真二部，克烈部的撒合亦惕（又作撒合夷）部归附成吉思汗，札木合、阿勒坛、忽察儿和塔塔儿人忽秃帖木儿等逃奔乃蛮部。至此，王罕势力渐衰。成吉思汗见此形势，与其弟合撒儿商议，决定以他的名义派遣其部下沼列惕人合里兀答儿（又作哈柳答儿）、兀良合人察兀儿罕（又作抄儿寒）去对王罕佯称：“我兄太子今既不知所在，我之妻孥又在王所，纵我欲往，将安所之耶？王傥弃我前愆，念我旧好，即束手来归矣。”王罕信之不疑，遣亦秃儿坚与合里兀答儿等同行，“他在泡胶水用的角上滴了几滴血，让他们送给合撒儿作为誓盟，因为蒙古人有互相沥血立誓盟的习惯”。中途亦秃儿坚见势生疑，欲逃被执，为合撒儿所杀。使臣回报，成吉思汗获悉王罕毫无戒备，正搭起金帐，欢聚宴饮。遂起兵日夜兼程，以偷袭战术，包围了王罕驻营地者折额儿温都儿山（地当今克鲁伦河上游之南），突然发起攻击，激战三昼夜，克烈部主力被击溃。王罕狼狈西逃，在乃蛮边界为其守将所杀。王罕的头被送到乃蛮王太阳汗处，太阳汗不赞成这样做，他说：“为什么将这样伟大的君主杀死呢？应当将他活着带来！”为了显示王罕的伟大、应受尊敬，他命令将王罕的头镶上银子，摆在自己的宝座上。王罕之子亦剌合逃奔西夏，被逐，又辗转逃至曲先城（今新疆库车）彻儿哥思蛮之地，被执杀。 　　克烈部既灭，蒙古草原出现了蒙古与乃蛮两大部相接和对峙的局面。王罕的覆灭使乃蛮部太阳汗感到十分震惊，一向被他们视为落后的“歹气息，衣服黑暗”的蒙古人，居然把强大的克烈部消灭了。此时，太阳汗已意识到成吉思汗下一步要与他争霸了，“天上只有一个日月，地上如何有两个主人？”于是，自恃强大的太阳汗决定出兵攻打蒙古。 　　这时蔑儿乞部的脱黑脱阿，克烈部的阿邻太师，斡亦剌部的忽秃合别乞，札答兰部的札木合，以及塔塔儿、朵儿边、合答斤、山只昆等残部。都会聚在太阳汗处，一时兵势颇盛。号称“国土广大，百姓众多”的乃蛮部太阳汗，自恃其强，十分骄横，夸言要以兵征服蒙古，将“生得好的妇女掳来，他每（们）的弓箭夺来”。遂于1204年春率兵东进，至杭海岭（今杭爱山）北的合池儿水（今哈瑞河）驻营，会合诸部残余势力，共同攻打成吉思汗。 　　太阳汗起兵之前，遣脱儿必塔失与居于漠南阴山地区的汪古部联络，约其“益我右翼”，即以其为右翼，夹攻成吉思汗。汪古部首领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阿剌兀思惕吉忽里）审时度势，拒绝了太阳汗的盟约，决定归附成吉思汗。遂遣月忽难报告敌情，并将来使缚送给他。 　　时成吉思汗正在帖蔑延客额儿（又作帖麦该川，今贝尔湖和克鲁伦河河口处）之地围猎。当他得报后，立即召集“忽里勒台”与众将商讨对策，群臣中多有以方春马瘦，宜待秋高马肥为由，不同意出兵，唯其两弟主张即早发兵攻打乃蛮。斡赤斤言：“事所当为，断之在早，何可以马瘦为辞。”别里古台亦言：“乃蛮欲夺我弧矢，是小我也，我辈义当同死。彼恃其国大而言夸，苟乘其不备而攻之，功当可成也。”成吉思汗悦，决定起兵迎战。出征前，他把军马集予合勒合河旁的建忒该山，下令进行整顿。其一，将全部兵马按千户、百户、十户的军制统一编组，委派了千夫长，百夫长和什夫长等各级那颜；其二，设立扯儿必官，任命其亲信那可儿6人为扯儿必；其三，成立护卫军，设八十宿卫，七十散班；从千户、百户那颜和自身人的子弟内拣选有技能身材好者做护卫；又命阿儿孩合撒儿选拔一千名勇士，组成先锋队，并由其统领，“如厮杀则教在前，平时则做护卫”。军队的重新编组和护卫军的建立，使成吉思汗的军队成为一支纪律严格、战斗力强和高度集中的武装力量，这不仅加强了汗权，而且使追随他的那可儿们得到了大小官职。从而激励他们更勇猛地去战斗。 　　军马整顿完毕，1204年4月16日，成吉思汗祭旗纛，以哲别、忽必来为先锋，麾师逆怯禄连河西进，至萨里川与乃蛮军相遇。成吉思汗依朵歹扯儿必计，夜令人各烧火五处为疑兵。太阳汗原以为成吉思汗兵少马瘦，可以轻取，及得到前哨报告蒙古兵“如星般多”，“军马已塞满撒阿里客额儿（萨里川）地面”时，“孕妇更衣处，牛犊吃草处”都不曾到过的太阳汗，又惊疑畏惧，虽勉强自合池儿水起兵，顺塔米儿河渡过斡耳寒河（又作斡儿豁河，今鄂尔浑河），然而军心已乱，失去斗志。札木合等见成吉思汗军马整肃，又率部不战而走。这时成吉思汗军马已逼近，两军激战于纳忽山（在今鄂尔浑河东，土拉河西），成吉思汗的“四狗”哲别、忽必来、者勒篾、速不台如狼入羊群般冲杀。乃蛮军大败，太阳汗负伤被俘，旋即死去。其子届出律（又作古出鲁克）与脱黑脱阿等率残部逃奔盃禄汗。太阳汗所属的乃蛮部众遂为成吉尽汗所征服。是役太阳汗母古儿别速被执，成吉思汗对她说：“你说达达（蒙古）歹气息，你却如何来？”遂纳了。乃蛮部掌印官塔塔统阿亦被俘，后效力于成吉思汗，创制了回鹘式蒙古文。 　　在克烈、乃蛮等部相继败亡之后，札木合辗转逃入倘鲁山（又作唐麓岭，今唐努山）中，被跟随他的五名那可儿执送成吉思汗，按惩处本部贵族的习惯，赐其不流血死。至此，成吉思汗完成了统一蒙古各部的大业。 　　1206年（宋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各部贵族在斡难河畔举行“忽里勒台”，成吉思汗被推举为全蒙古的大汗，建立了“也客一忙豁勒·兀鲁思”，即大蒙古国。 　　成吉思汗建国后，即发兵攻按台山（今阿尔泰山）北的乃蛮歪禄汗，战于莎合水（今科布多河上游索果克河），将其消灭。依附于歪禄汗的屈出律、脱黑脱阿等逃往也儿的石河及其支流不黑都儿麻河（今额尔齐斯河支流布赫塔尔河）一带。不久，斡亦剌部首领忽都合别乞向成吉思汗投降。于是，大蒙古国的疆域，东起今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抵阴山，北这贝加尔湖。 　　成吉思汗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旋：实行领户分封制，将全蒙古部众分为95个千户，上置万户，下分百户、十户；扩建护卫军：制订成文法“大札撒”，设置“札鲁忽赤”（断事官）；确立行政制度以及创制蒙古文字等。 　　蒙古各部的统一和大蒙古国的建立，为蒙古民族的形成和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注释①此据《元朝秘史》。《亲征录》、《太祖纪》同作“札木合部人秃台察儿”，《史集》作“札木合亲属迭兀一答察儿。按《秘史》记为“札木合因迭兀绐察儿”，“因”，蒙古语意为“的”；“迭兀”意为“弟”，则“札木合因迭”意即“札木合之弟”，“绐察儿”是其名。“秃”即“迭兀，“秃绐察儿”即“迭兀绐察儿，的不同音译。答察儿即绐察儿。《亲征录》、《史集》、《太祖纪》将“秃”和“秃迭”当作人名组成部分，显系译误；《史集》称答察儿为札木合亲属。不确；《太祖纪》等称其为部人，误。 　　②《元朝秘史》作“札剌麻山前斡列该一不剌合地面”。《华夷译语》：不剌黑（不刺合）——泉。则斡列该一不剌合即玉律哥泉。 　　③此据《元朝秘史》。《史集》以木勒客一脱塔黑为二人，属八鲁剌思部。《亲征录》作慕哥、卜栾台。《元史·孛秃传》作磨里奥秃秃、波栾歹。 　　④“古列延”，一作“库伦”。蒙古语音译，意为“圈子”或“营”，也译作“翼”。《史集》称：“所谓古列延是圈子的意思。在古时候，当某部落屯驻在某地时，就围成一个圈子，部落首领处于像中心点那样的圈子的中央，这就称作古列延。在现代。当敌军临近时，他们（蒙古人）也按这种形式布阵，使敌人与异己无法冲进来。” 　　⑤“尼鲁温”，又作“尼伦”，蒙古语音译，意为“出身纯漕”，也称“尼鲁温蒙古”。《史集》记载，这一支蒙古人，系指阿兰豁阿三子不忽合塔吉、不合秃撒勒只、孛端察儿后裔形成的合答斤氏、撒勒只兀惕氏、孛儿只斤氏以及后来族支繁衍形成的各部。 　　第十二翼，《史集》记为“尼伦轻吉牙惕部的答吉把阿秃儿及尼伦雪干部；《亲征录》记为兴吉牙部塔降吉拔都（“降”当为一衍字）统雪干、札剌吾思为一翼。答吉、塔吉，《秘史》作速勒都思部人塔乞。 　　第十三翼，《史集》记为察剌合（又作察剌孩）领昆的儿子坚都赤那和兀鲁克臣赤那。《亲征录》作建都赤纳、玉列真赤刺二部为一翼。 　　⑥此据《元朝秘史》。关于十三翼之战的结局，《史集》说：“成吉思汗用这十三个吉列延歼灭了（敌人）三万骑兵。人数众多，实力雄厚、强大可怕的泰亦赤兀惕诸部在这次战争中溃败了。”《亲征录》也称“札木合败走”。 　　参见韩儒林《成吉思汗十三翼考》，《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⑦《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亲征录》记载：“我属将有（如）无夫之妇，无牧之马而来，以泰赤乌长母之子讨杀故也。我誓当弃亲从义而招之。” 　　⑧见《亲征录》。《史集》作忽敦斡儿长，为蔑儿乞人；《秘史》作豁团斡儿昌，为泰赤乌部人。 　　⑨斡里札河，见《金史·内族寰传》。《秘史》作浯勒札河，《宋会要辑稿，蕃夷，契丹》称“骨力札国（河）”。今蒙古境内乌尔札河，该河流入俄蒙边界的托列伊湖。 　　⑩《金史·夹谷清臣传》、《内族襄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亲征录》作忽速秃失图、纳剌秃失图。“失秃延”意为“寨”，“忽速秃一失秃延”即“枫树寨”；“纳剌秃一失秃延”即“松树寨”，这两个寨子可能是金朝早期所筑边墙的两座边堡，地当今蒙古鸟勒札河上游，此处今尚存边墙遗址。 　　参见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 　　 　　参见《亲征录》、《元朝秘史》、《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 　　 　　奥鲁，一作“阿兀鲁黑”，蒙古语音译，意为“家小”、“老营”、“老小营”，即蒙古军出征时，留守后方的家眷、辎重。元代，大翼万户下设奥鲁总管府，小翼万户及各千户下设奥鲁官，专掌辎重、后勤诸事。参见《秘史》、《经世大典序录·军制》等。 　　见《亲征录》。《史集》作安忽一合忽出、忽里勒、忽都答儿；《秘史》作阿兀出把阿秃儿、豁团斡儿昌、忽都兀答儿；沆忽阿忽出，《太祖纪》作沆忽。另二人失载。 　　《史集》载，他们没有同意。“却从锅中舀出蒙古人用肠子和血熬成的一种沸羹，泼到使者的脸上”，此物是“蒙古人用动物内脏和血熬成的”，这里大概是指恩·姆·普尔热瓦尔斯基所描述的一种蒙古食物：挤出羊肠里的东西后，灌上血煮成的一种灌肠。 　　参见《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普尔热瓦尔斯基《蒙古地区和唐古特人地区》，莫斯科，1946年。 　　据近人王国维考证，彻彻儿山即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北230里的苏克苏尔山。参见《观堂集林．金界壕考》。 　　犍河，见《太祖纪》、《亲征录》。《元史·沼烈台抄兀儿传》作坚河；《秘史》作刊沐涟，即刊河，今额尔古纳河右岸支流根河。 　　古儿罕。又作局儿罕、菊儿罕、葛尔罕、阔儿罕、古儿合等。蒙古初兴时，各部以此称共同的盟主。即“诸汗之汗”或“大汗”之意。《秘史》释为“普皇帝”，《史集》释为“算端和诸国王们的主君”。 　　关于此次盟誓和推举札木合为“古儿罕”的地点，《太祖纪》、《亲征录》均称在秃律别儿河岸，《元朝秘史》说“至于刊沐涟河洲的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行。将札木合立作皇帝。”《元史！召烈台抄兀儿传》称在“坚河之滨忽兰也儿吉之地，谋奉札木合为帝”。贾敬颜师在《亲征录》校勘中指出“忽兰应与此秃律别有关连，然何以彼此歧异，不得其故”。 　　也儿吉，又作额儿吉，《元朝秘史》释为“岸”。忽兰（又作乌兰）也儿吉即“红岸”之意。笔者认为忽兰也儿吉当在秃律别儿河（今得木布干河）南岸、坚河（刊河，今根河）北岸，且在两河流入额尔古纳河入口处附近的一处地方。《亲征录》、《元朝秘史》分别只记录了此“红岸”北、南的一条河流，故而产生了记载的歧异。如此解释，与其地望相合，且可使两书记载看来“彼此歧异”之处得以一致。 　　关于通报消息之人，《元朝秘史》记为豁罗刺思人豁里歹，《史集》称“有一个名叫火力台的人。听到了他们商议的事和这些话，……他到成吉思汗处报告了那些话后，成吉思汗马上带着他出征”。《太祖纪》则说：“塔海哈时在众中，与帝麾下抄兀儿联姻，抄兀儿偶往视之，具知其谋。即还至帝所，悉以其谋告之。”《元史·召烈台抄兀儿传》记“抄兀儿知其谋，驰以告太祖”。 　　据《亲征录》的记载，笔者认为至成吉思汗处通报札木合之谋者。实则抄兀儿与火力台二人。 　　亦剌合，又作桑昆、鲜昆、亦剌合鲜昆、你勒合桑昆。亦剌合、你勒合为名；桑昆、鲜昆即详稳，为官职。1196年，他随父王罕配合金朝击败塔塔儿部，被任为本部详稳。 　　阿兰塞，《史集》作“阿剌勒（意即岛）的边缘”。王国维认为此塞乃釜源界壕鹤五河堡子的一段。见《观堂集林·金界壕考》。又作阙奕坛、阔亦田，蒙古语音译，意为“寒冷”。洪钧认为阔亦苗位于今内蒙古苏尼特左旗东北40公里的寒山；王国维以今内蒙古札鲁特旗以南的灰腾岭或灰腾山当之。其地当在今哈拉哈河上源处。 　　者别，意为箭镞或枪剌。这里成吉思汗掩饰了自己颈部被射伤，而说是自己的马被射伤。 　　克烈，又作怯烈、客列亦惕、克哩叶特，是当时漠北最大最强的一部。其分布地域大抵东至怯绿连河上游之南，西至杭海岭（今杭爱山），北至土兀剌河和斡耳塞河（今鄂尔浑河）下游一带，南临大漠。 　　见《亲征录》。曲薛吾撒八剌，《太祖纪》作曲薛吾、撒八剌二人；《元朝秘史》作可克薛古一撒卜剌黑；《史集》作可克薛兀一撒卜剌黑。 　　（元朝秘史》作阿不只阿一阔迭格儿、阿卜只合一阔帖格儿；《亲征录》作阿不札阙忒哥儿。其地当在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西北或蒙古苏赫巴托尔省南部。 　　1202年春，成吉思汗在出兵征伐塔塔儿前，颁布了一道命令（札撒）：“若战胜时，不许贪财，既定之后均分。若军马退动至原排阵处，再要翻回力战，若至原排阵处不战回者，斩。”但忽图剌罕的儿子阿勒坛、捏坤太师的儿子忽察儿别乞、成吉思汗的叔父答里台斡惕赤斤等蒙古贵族居然不遵从法令，战时仍按旧习惯随意抢夺，违反了军令。成吉思汗遂命其那可儿忽必来、者别二人将他们抢来的牲畜、财物全部没收，分配给众军。 　　不兀勒札儿，《元朝秘史》译作“许婚筵席”。《太祖纪》称“布浑察儿，华言许亲酒也”。“不兀勒札儿”一语，意为吃羊颈喉肉。蒙古青年男女从结婚之日起，连吃三天羊颈喉肉的风俗，直到现在，蒙古地方还存在。羊颈喉的骨头很坚韧，用它祝贺夫妻百年好合。故“吃羊颈喉肉”，意为男女成婚喜宴。参见策·达木丁苏隆编译，谢再善译《蒙古秘史》，中华书局，上海，1956年。 　　 　　参见《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秘史》、《亲征录。（中）。 　　 　　《元史·札八儿火者传》。 　　乃蛮，又作乃满、乃马、奈蛮，即《辽史》中的粘八葛，《金史》中的粘拔恩。其居地以按坦山（今阿尔泰山）为中心，西至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北抵阿雷和撒剌思河（今鄂毕河上游支流），与吉利吉思接界；东与原克烈部为邻；南隔沙漠与畏兀儿为邻。当时，在漠北各部中，乃蛮人比其他部落先进。他们吸收日鹘文化，较早就建立了国家机构。亦难赤·必勒格·不古汗死，其长子台不花（一作拜不花）与其次子号歪禄汗的古出古惕（或作古出古敦）发生了争夺汗位的斗争，使乃蛮分裂为南、北两部。台不花占据了南部草原地区，为汗位继承人，号“太阳汗”。因其受金封为“大王”，蒙古语讹为“太阳”（又作“塔阳”、“泰阳”），后遂以“太阳汗”著称于世；歪禄汗则占据了北部山林地区。 　　又作“忽邻勒塔”、“忽烈尔台”等，蒙古语音译，意为“聚会”或“宗亲大会”，原为氏族部落内部的族众会议，后逐渐演变成诸王、百官等参加的推戴大汗和决定军国大事的贵族会议。 　　又作彻儿必、扯儿宾、阑闶里必等，蒙古语音译，意为“侍从官”、“常侍”。当时共设六种扯儿必官，随行左右，分掌各种事务。千户编组与怯薛之制克烈部灭亡后，蒙古草原地区唯一存在的敌对势力是太阳汗统治的乃蛮部。1204年，乃蛮部太阳汗联合蔑儿乞部首领脱黑脱阿，斡亦剌部首领忽柳合别乞和札木合所率的朵儿边、合答斤、山只昆、泰赤乌等部残众，决定出兵攻打蒙古。为了迎击太阳汗的联军，消灭草原地区的最后一个敌对势力，统一草原游牧部族，铁木真决定对乃蛮用兵。进攻乃蛮部前，铁木真将兵马集中在合古代山水画鉴赏勒合河旁，依草原民族的传统，以十进制的编制，对所统兵马进行了整编，进一步统一了号令和指挥。 　　他将所有的军队按十户、百户、千户统一编组，任命了十户、百户、千户那颜。这是铁木真打破以往军队“按古列延召集和区分”，一由各贵族率领所属军队与他联合作战的方式，而将军队“转变为常备军的新组织”，纳入他个人统一指挥的办法和措施，从而使他得以掌握和调动所属的全部蒙古军队，这无疑将加强军队的战斗力。 　　他以统一编组后的军队投入对乃蛮的征服战争，大获全胜，最后完成了对草原游牧部落的统一，为大蒙古国的建立、蒙古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是蒙古国千户制的前身和雏形。 　　1206年铁木真做了全蒙古的大汗，又在原有千户的基础上，“把全部蒙古人彻底区分为千户，并任命了那颜——千户长”①。完成了蒙古社会的千户组建过程。千户上设万户，下辖百户。各级那颜都是在统一蒙古诸部的战争和其他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和立有功劳的那可儿和草原贵族。他们各自享有大汗分给的一定数目的属民和游牧地（嫩秃黑），成为本封地的主人，这种权利是被登记入册并从而获得承认和保护的。千户组织既是蒙古国的基层行政单位，也是蒙古军队的一级编制。自百户长至万户长，职务都可世袭。按照大汗的命令，各万户、千户分别被纳入大汗或诸王的兀鲁思封国。如，成吉思汗让大功臣孛斡儿出做了大汗直属的右手万户，木华黎做了左手万户、，纳牙阿（纳牙）做了中军万户。同时将忽难赐与术赤，他说：“这忽难，夜间做雄狼，白日里做黑老鸦。依着我行，不肯随歹人。……我子拙赤最长，教忽难领着格你格思，就于拙赤下做万户者。”②又说：“察阿歹性刚子细，教阔阔搠思早晚根前说话者”③。“蒙古汗及诸王对那颜个人可以完全支配即剥夺他们的分地或恩赐新的分地”，那颜们“无权任意离职，抛弃颁赐给他的分地或改事另外的宗主君”。某些万户长，有权自选千户长，但需报请成吉思汗同意。如中军万户纳牙阿，“他的军队全部是八邻部人。由于他是大异密④，忠心地服从（成吉思汗），建有功勋，故成吉思汗让他统辖八邻部军队。他自行任命千夫长后，（向成吉思汗）报告”⑤。 　　千户的组成，有多种方式。“一部分千户是由同族结合而成的。如成吉思汗的姻亲弘吉剌部的按陈驸马，亦乞列思部的孛秃驸马，汪古部的阿剌兀思惕吉忽里，都仍旧‘统其国族’，按照统一制度分组为若干千户，自任其亲族为千户那颜，但必须向成吉思汗申报批准。后来归附的斡亦剌部忽都合别亦统本部四千户，千户那颜自置。还有一些率部投归成吉思汗的氏族首领，如兀鲁部的术赤台、忙兀部的畏答儿、巴阿邻部的豁儿赤、格尼格思部的忽难等”⑥。他们或因有较强的实力，在成吉思汗的统一事业中一直支持他，建有功勋，因而与黄金家族结成姻亲关系；或因归附后忠心耿耿地为大汗效力，得到成吉思汗的特别恩惠，准予其继续管辖本部百姓，或收集本族散亡者重组并管理千户。与此情况类似的还有左手万户木华黎，“由于他是有威望的异密，建有功勋，成吉思汗将所有的札剌亦儿部军队交给了他。他将札剌亦儿部按千户划分后，报告了成吉思汗，札剌亦儿人总共三千”⑦。 　　多数千户则是以不同部族的人民混合而成的。“在群雄争战之中，蒙古各部残存的氏族组织进一步瓦解了。原来人数众多的大部，如泰赤乌、蔑儿乞、塔塔儿、克烈、乃蛮等，在被成吉思汗征服后，其所属人民都被‘分与了众伴当’。成吉思汗的将领们战争中也各自‘收集’了不少百姓。编组千户以分管百姓时，成吉思汗准许他们即以所得百姓组成千户管辖。还有一些忠勤效力，但不曾在前敌捕掳得百姓的亲信那可儿，也许其收集‘无户籍’的百姓组成千户；或命令从各那颜所属百姓中征调一部分合组为千户，授与他们管辖”⑧。如成吉思汗让脱仑与其父、者别、速不台等以“自收集的百姓”为千户；同意厨子汪古儿、战死于班术尼之战的察罕豁阿之子纳邻脱斡邻等的要求，将散在各部落里的巴牙兀惕百姓和捏古思部人收集起来组成自己的千户管理，由其子孙世袭；木匠古出儿所管百姓数目较少，成吉思汗则命令“於各官下百姓内抽分着，教他与札答剌种的木勒合勒忽一同做千户管着”⑨。这样，蒙古草原的全体游牧民就都被编入了千户组织，被纳入成吉思汗任命的千户那颜管辖之下，作为蒙古国家基本军事单位和地方行政单位的千户，便最终取代了部落、氏族的组织形式。 　　各万户和千户那颜又直接隶属于大汗或诸王，无论他们地位多高，功劳多大，却无一例外的都是“黄金家族”的臣仆：他们必须效忠于大汗及其子孙。他们所统的千户组织都有被指定的居住和游牧范围，在各自的千户内，他们又是高踞于牧民之上的封建领主，享有世袭权，掌握着本部分配牧场、征收赋税、差派徭役和统领军队的权力。地位高的那颜还可以参与选举大汗、商议国策和掌管国政，通过赏赐和战争掠夺，拥有大量的牲畜、财富和奴隶。所辖百姓不经允许，不得任意变动。成吉思汗的札撒规定：“任何人不得离开其所属的千户、百户或十户而另投别一单位，亦不得避匿他处。如违此令，擅离者于队前处以极刑，接受其人者，亦严厉惩处之。”⑩国家按千户征收赋役和征调军队。隶属于各百户、千户的游牧民，则有义务向领主缴纳贡赋和提供军役。十五至七十岁的男子都需承担兵役，随时根据命令，自备马匹、兵仗、给养，由本部那颜率领出征。 　　在任命千户的同时，成吉思汗还特别封赠了一批对其家庭成员有过救命之恩的人为“答剌罕”。“答剌罕”意为自由自在之意。他们享受有种种特权，可以不受游牧范围限制，“自在下营”；可以免纳贡赋，“出征处得的财物，围猎时得的野兽，都自要者”；缺少什么，可以直接向大汗索要；九次犯罪不罚；宴享时享受宗王待遇；封号和特权可以世袭。以巴阿邻长支的后裔儿孙老人为最重的官“别乞”，可以骑白马，着白衣，座位在众人之上，“教敬重者”。 　　当第一次组建千户时，成吉思汗就成立了自己的护卫亲军。初期的亲军由八十宿卫、七十散班和一千人的护卫军组成。建国后，为了保卫至高无上的汗权，成吉思汗在分封宗王、千户的同时，也扩充了大汗直接控制的护卫军。 　　大汗的护卫军由一万人组成，其中包括宿卫一千人、箭筒士一千人、散班八千人。散班由万户、千户、百户、十户和自身人子弟中身体好、有技能的人充当。各部那颜都必须将其子弟送到大汗身边为他效力，不许逃避或以他人代充。千户那颜的儿子许带弟一人，伴当十人；百户那颜的儿子许带弟一人，伴当五人；十户那颜的儿子许带弟一人，伴当三人。所需马匹、物品诸项，除取自本人外，允许按规定在所管户内征敛供给。这是各级那颜和自身人向大汗提供的一各特殊兵役，而他们的子孙被征人护卫军，也就具有了“质子”的性质，这无疑有助于大汗“更牢固地联系和控制分布各地的那颜，使他们效忠于自己”。大汗也给予他们种种优待，充当护卫可以免除其他差发和杂役，他们的身份地位居在外的千户之上，他们的家人也居于在外的百户、十户那颜之上。如果他们与在外的千户那颜发生争执，罪在千户那颜。 　　护卫军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大汗的金帐和分管汗廷的各项事务。同时也是大汗亲自统领的作战部队，所以成吉思汗也称他们为“大中军”。护卫军也称“怯薛”，即番值护卫之意。其中宿卫值夜，箭筒士与散班值日，各分为四队，总称四“怯薛”。四怯薛分别由大汗最亲信的那可儿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四家世袭统领。怯薛长是大汗的亲信内臣，元朝称其为“大根脚”出身，放外任就是一品官。护卫士称“怯薛歹”（复数为“怯薛丹”）。 　　怯薛职分有火儿赤（又做豁儿臣，佩弓箭环卫者）、云都赤（带刀环卫者）、昔宝赤（掌鹰隼者）、札里赤（书写圣旨者）、必阁赤（书记，主文史者）、博尔赤（又做宝儿赤，亲烹饪而奉上饮食者）、阔端赤（掌从马者）、八剌哈赤（守城门者）、答剌赤（掌酒者）、兀剌赤（典车马者）、速古儿赤（掌内府尚供衣服者）、怯里马赤（传驿者）、帖麦赤（又作铁蔑臣，牧骆驼者）、火你赤（又作豁你臣，牧羊者）、忽剌罕赤（捕盗者）、虎儿赤（奏乐者）等，他们各司其职，共同保卫和侍奉大汗。 　　成吉思汗也制定了严格、完善的侍卫制度。四怯薛轮番人值，每番三昼夜。日落前，值日的散班和箭简士将所司职责交与当值宿卫，出外住宿，次日早饭后入值。入夜后，不许任何人在宫帐周围活动，有违此制者，宿卫应将其收捕，次日审问。未经允许闯入者，宿卫有权将其杀死。有急事需入奏者，必须先经宿卫通报，得旨允准方可同宿卫一起入帐奏事。非宿卫人员，不论职位多高，均不得杂人宿卫队伍。宿卫人员不得泄露值班时间，外人也无权过问。宿值者必须按时入值，旷值者，依次处以数量不等的笞刑，旷三次者，流放远方。宿卫人员有罪，需请求大汗给以惩罚，怯薛官无权自行处理。 　　“怯薛歹作为大汗的侍从近臣，在蒙古国的政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怯薛‘百执事’之官就担任着中央政府的职能。大汗还常常派怯薛歹为使者，出去传达旨意，或处理重大事务。怯薛歹调任外臣，多担任重要职务。因此在元代，充当怯薛歹成为那颜阶级作官的最便捷途径”。 　　在分封诸王、千户的同时，成吉思汗任命失吉忽秃忽为大断事官，吩咐说：“今初定了百姓，你与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语，任谁不许违了。如有盗贼诈伪的事，你惩戒着，可杀的杀，可罚的罚。百姓们分家产的事，你科断着。凡断了的事，写在青册上，以后不许诸人更改。”“大断事官的职责主要有两项：一是掌管民户的分配；一是审断刑狱、词讼，掌握司法大权。大断事官是蒙古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汉族官制的丞相”。直到至元二年（1265）设大宗正府，大断事官专大宗正府，治蒙古公事并兼理刑名，才不再是全国的行政长官了。 　　建国之际，成吉思汗还命所俘的乃蛮太阳汗掌印官、畏吾儿人塔塔统阿参照畏吾儿字创制了蒙古文字，结束了蒙古人“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的历史。 　　大蒙古国建立前，蒙古人中存在着被称为“约孙”的习惯法和行为准则。元代通常译为“体例”，有“道理”、“规距”、“缘故”等含义。在统一草原游牧部落的过程中，成吉思汗也不断发布一些命令，称“札撒”。1203年，战胜克烈部王罕后，成吉思汗召集大会，“定立完善和严峻的法令”，可能是比较系统地宣布了一系列号令。文字创制后，成吉思汗命令将这些号令、诏敕、训言写成册文。于是，蒙古国开始有了自己的成文法。成吉思汗十四年（1219），在西征前召开的一次忽里勒台上，他“对（自己的）领导规则、律令和古代习惯重新作了规定”。二十年（1225）结束西征返回后，又“颁发了若干英明的诏敕”，成吉思汗的“大札撒”最后编成并予以颁布。“大札撒”是在古代“约孙”的基础上，集成吉思汗的命令、诏旨、训言等编集而成的，它是蒙古国初期官员们必须遵奉的法律。编成后，宗王们各领一部藏于金匮宝库中。 　　至此，大蒙古国的统治体制、制度、法令得以逐渐形成并日益完善。随着国家统治范围的扩大，成吉思汗制定的札撒虽已不能适应统治的需要。但新汗登基、诸王聚会颂读祖训，已经成为必须奉行的一整套仪式和程序。 　　注释①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竣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1978年。 　　②《元朝秘史》卷九。③《元明秘史》卷一○。 　　④异密，波斯语，相当于蒙古语的那颜，即官人。 　　⑤《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三部分：《万夫长、千夫长与成吉思汗的军队简述》。 　　⑥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⑦《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三部分：《万夫长、千夫长与成吉思汗的军队简述》。 　　⑧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⑨《元朝秘史》卷九。 　　 　　⑩《世界征服者史》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元朝史》引《元史·兵志》：“或取诸侯将校之子弟充军，日质子军，又日秃鲁花军。”伯希和《圣武亲征录译注》认为：秃鲁花军即护卫军中由各级那颜和白身人之子组成的“散班”——土儿合兀惕。“土儿兀合惕”为借用的突厥语词汇。意为“哨兵”、“守卫”。“《元史》称为‘质子军’，或者是当时征取各那颜之子充护卫，本含有以其子为质的意思。后来降蒙的汉地诸侯亦各遣子入质，为宿卫之士。 　　博尔忽等四人被称为“四杰”，蒙古语称“朵儿边曲律”。 　　 　　《元朝史》第一章第四节。 　　 　　《元朝秘史》卷八。 　　 　　《元朝史》第一章第四节。 　　 　　彭大雅、徐霆《蒙鞑备录》，海宁王静安遗书本。 　　《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诸王分封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儿子们可以从他们父母的遗产中分到各自的份额，蒙古语称为“忽必”。成吉思汗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元典章》记载：“太祖皇帝初起北方时节，哥哥、弟弟们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蝴蝶图根据这一约定和蒙古人的传统习惯，从1207至1214年，成吉思汗把三十余个千户及蒙古国东、西两翼之地分授给诸子诸弟，形成了东、西道诸王兀鲁思①。 　　享受分封的有成吉思汗的母亲、诸子、公主、诸弟，他们是封地和属民的主人。常被称为“投下”（亦作“头下”）、“头项”、“位下”，蒙古语则称为“爱马”。 　　受封诸王对封地、属民拥有相当大的支配权，酷似较独立的封国，同时也是草原分封军民集团，这种投下或部，是大蒙古国属下的一层统治机构。 　　兔儿年（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年，1207），成吉思汗命长子术赤领兵征伐了林木中百姓，征服了斡亦剌、乞儿吉思等部。术赤得胜归来，成吉思汗很高兴，他说：“我儿子中你最长，今日初出征去，不曾教人马生受，将他林木中百姓都归附了。我赏与你百姓。”②同时，孛罗忽勒、朵儿伯朵黑申又征服了豁里秃马惕。蒙古国将有毡帐的百姓和林木中百姓都纳入了自己的统治范围。 　　于是，成吉思汗按照当初的约定，在大汗家族内部进行分封。他说：“共立国的是母亲，儿子中最长的是拙赤（术赤），诸弟中最小的是斡惕赤斤。”按照蒙古人的习惯，最小的儿子（蒙古语称“斡惕赤斤”）③是父母财产的主要守护者和继承者。于是成吉思汗分给母亲和幼弟一万百姓，术赤处分得九千，二子察合台分得八千，三子窝阔台和幼子拖雷各分得五千。二弟合撒儿分得四千，三弟合赤温早死，其子按赤台（又作按只台、阿勒赤歹、阿勒吉歹）代表其父分得二千，异母弟别勒古台则分得一千五百。 　　这次分封，虽是以家族中血缘关系亲疏为标准进行的，同时也有论功行赏的成分。成吉思汗的叔父阿答儿台曾跟从王罕阻挠过蒙古大汗的统一事业，当给亲族分配“忽必”时，成吉思汗本欲处死他，因功臣孛尔术（孛斡尔出）的解劝，看在已故父亲的份上，原谅了他，但不曾依家族成员之例分给他应得的“忽必”。 　　随着人口的分配，也大体确定了投下的疆界。术赤的封地（也称禹儿惕、嫩秃黑或兀鲁思）从阿勒台山（阿尔泰山）至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地区，同时令其向钦察草原用兵，征服该地区的国家并将其纳入自己的领地，于是术赤及其后人在最初封地的基础上，建立了庞大的钦察汗国。察合台的封地自阿勒台山至质浑河（阿姆河）。窝阔台的封地在阿尔泰山西南叶密立（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诺）、霍博一带。拖雷的封地在阿勒台东、谦谦州（叶尼塞河上游）和乞儿吉思（叶尼塞河中游）一带。大体上术赤拥有也儿的石河至咸海、里海以北的地区，察合台领有畏兀儿至河中原属西辽的地区，窝阔台分得叶密立以北，额尔齐斯河上游、阿尔泰山一带原属乃蛮的地区。拖雷则据有大斡耳朵西北部的叶尼塞河上游地区。上述诸王是成吉思汗的儿子们，他们的封地在成吉思汗大兀鲁思（或称大斡耳朵）的西部，故常被称为西道或右手（右翼）诸王，这些封地分别由成吉思汗诸子及其后裔掌管。 　　合撒儿的封地在额尔古涅河（又作也里古纳河，今额尔古纳河）、阔连海子（今呼伦湖）和海剌儿河（海拉尔河）地区，与帖木格·斡惕赤斤的封地相接。合赤温之子按只台的封地在捕鱼儿海子（今古贝尔湖）南、哈剌温山（今大兴安岭）南端西麓一带，南至胡卢忽儿河与弘吉剌部为邻。帖木格·斡惕赤斤同其母亲的封地在蒙古东北最远处，哈剌温山以西哈拉哈河一带。别勒古台的封地在斡难河（今鄂嫩河）和怯渌连河（今克鲁伦河）中游一带。南接按赤台，西邻成吉思汗大斡耳朵。这些封地都在大汗斡耳朵的东部，所以他们的领主被称为东道诸王，也称左手（左翼）诸王。拥有和管理这些封地和游牧民的是成吉思汗诸弟及其后裔。 　　在各自封地内，诸领主有权将其所分得的土地人民向各自的子孙进行再分配，从而形成封国内的又一层封地与封君，即所谓“国中之国”。 　　成吉思汗本人及其后妃，直接控制了怯渌连河、斡难河上游和土兀拉河（土拉河）、斡尔寒河（鄂尔浑河）流域的蒙古国中心地区。 　　与此同时，成吉思汗也给诸王任命了辅弼千户那颜（蒙古语，意为官人）。母亲与幼弟斡惕赤斤处委付了蔑儿乞部的古出千户等四人，术赤处委付了轻吉惕部的忽难等三人；察合台处委付了哈剌察儿等三人。窝阔台处委付了亦鲁等二人，拖雷处委付了哲别等二人，合撒儿和按赤台处也各委派了一人。 　　这是蒙古国建立之初的首次大规模分封。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分封又在更大的范围内，以不同的方式继续进行着。同时，由于各投下主人对大汗效忠程度的不同，甚至有的领主与大汗之间发生了武装对抗，各封地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总的发展趋势是西道诸王逐渐脱离元朝中央的控制，发展成与元廷保持松散隶属关系的独立政权。与此相反的则是元朝中央加强了对东道诸王的控制和限制。就个别宗室成员而言，则是与大汗亲缘关系密切和效忠于大汗者，得到了较多的实际利益；发动武装叛乱者，被平定后，其权力也相应被剥夺。 　　太宗时期，窝阔台入主中央兀鲁思，在和林（蒙古人民共和国前杭爱省哈尔和林）建都，使之成为大蒙古国的统治中心，而将自己的封地交给了长子贵由。同时，利用大汗的权力，从拖雷所辖的属民中拨出逊都思、雪你惕等三千户给次子阔端，令其驻牧西凉，全权负责对川、陕、甘、宁、青、藏的攻略征伐，由此，又形成了以西凉府（今甘肃武威）为中心的阔端的兀鲁思。 　　宪宗蒙哥时期，诸王封地再一次发生变化，首先是术赤兀鲁思的扩张。由于地处西陲，又握有自基本领地出发向外扩张的权力，所以术赤兀鲁思最先出现了离心倾向。随着军事征伐的胜利，术赤及其继承人次子拔都逐渐控制了以钦察草原为中心的大片领土。宪宗蒙哥的入继大统多得力于拔都的支持，因此拔都又经大汗特许在兀鲁思内享有更大的权力。于是，术赤兀鲁思首先成为大蒙古国内扩张最快，领土最大，享有独立权力最多的宗藩之国。 　　蒙哥即位，遭到窝阔台子孙的抵制最大。蒙哥在处罚武装夺权的窝阔台子孙后，对窝阔台兀鲁思也进行了调整。他将窝阔台第六子合丹安排在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七子蔑里安置于也儿的石河，孙海都（第五子合失之子）居海押立，脱脱（第四子哈刺察儿之子）居叶密立，阔端子蒙哥都的领地也奉命西移。上述窝阔台后王各自分到原兀鲁思的数量不等的军队和属民，原兀鲁思的其余各千户和贵由继承的窝阔台兀鲁思则被剥夺或分割了。只有阔端因与蒙哥、忽必烈关系较好，得以保留其西凉府一带的领地，但随着忽必烈在京兆一带封地的扩大，阔端领地的范围也逐渐缩小了。 　　世祖忽必烈时期，诸王兀鲁思变化更大。西道诸王相继脱离蒙古国和元朝中央，成为独立的汗国。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因争夺大汗继承权爆发战争，给西道诸王提供了摆脱蒙古大汗控制的机会。世祖至元六年（1269），察合台后王八剌正式脱离元廷，成为又一个较独立的宗藩之国。 　　 　　第二十三章 　　 　　蒙哥弟旭烈兀在宪宗朝曾奉命率军征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并实际上控制了上述地区，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夺中，他最终支持了前者，从而取得了对阿姆河至密昔尔（埃及）这一广大地区的统治权，成为又一个较独立的藩国。 　　拖雷与此相反的是东道诸王势力的削弱。以帖木格·斡惕赤斤为首的东道诸王，曾经是蒙古汗国东部地区的支配力量，成吉思汗西征期间，他曾为监国。窝阔台死后，他虽因图谋汗位被杀，但其兀鲁思并没因此而被削弱，至其孙塔察儿时，其势力已达到哈剌温山以东的广大地区。由于拥戴忽必烈有功，世祖时期，塔察儿长期受到特别的尊宠与优待。但是，他们效仿西道诸王向东部的辽阳，高丽一带发展势力却受到了元廷的限制。世祖后期，由藩王与中央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东道诸王的叛乱。叛乱平定后，忽必烈剥夺了部分叛王的军队和部众，并设东路蒙古军万户府长期镇守这一地区。他们受封后扩张所得的土地被朝廷收回，虽能退保原封地，但地位和实力却被大大地削弱了。 　　除列土分民的“忽必”以外，蒙古大汗对亲族和功臣还有一种称为“莎余儿合勒”的赏赐。随着蒙古国统治范围的扩大，成吉思汗时期在蒙古草原地区的分封和赏赐也扩展到了新占领地区。而由于新领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忽必”和“莎余儿合勒”的形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太宗六年（1234），金亡，河北、河东和河南的部分地区纳入蒙古统治范围。但长期的战争，居民多逃入诸汉人地主武装控制的地区。同时，诸将领也将所俘人口作为私属，寄居州县，国家直接控制的人口非常有限。为了将无籍和私属人口纳入大汗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窝阔台命失吉忽秃忽为中州大断事官，全面编籍中原户口。 　　次年，失吉忽秃忽以所籍中原户口上报大汗，共得户一百一十多万。按照蒙古人的观念，所得中原汉地有城子的百姓，也是“黄金家族”的共同财产。也应在亲族中进行“忽必”的分配和向功臣提供名为“莎余儿合勒”的赏赐。于是，太宗八年（1236）下令将中原民户分与宗室和功臣。这次分配范围较广，自太祖叔、太宗叔祖答里台以下，至太祖诸弟、太宗诸兄弟、姐妹、子女或其后裔以及诸功臣、将领等，都分得了数目不等的汉地民户。 　　但是汉地的分封进行得并不顺利。首先，在与蒙古将领共同攻打金朝时形成的汉人地主武装，已经成为中原地区有一定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他们控制了河北、河东部分地区的大量民户，分封直接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不可避免地遭到他们的抵制。同时，中原地区是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农业区，那里早已采用租佃制经营方式，那里的人民是封建国家直接管理的编户齐民，他们对地主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享有相对的人身自由。分封就意味着他们将被领主所控制，成为领主的私属，身份地位将下降。这是历史的倒退，必然激起中原人民的抵制。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契丹人耶律楚材制定了一个折衷方案。规定：各地只设达鲁花赤④，朝廷置官吏收其租税，非奉诏不得征兵赋。按照这一原则制定的具体办法是：封地由地方州县和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管理，在赋税中，按封户每五户出丝一斤的份额，每年向领主颁赐一定数目的丝料。这就剥夺了诸领主对封地的治理权，领主只能得到封地的部分租赋收入，这就是“五户丝制”。它与唐中期诸皇子弟的食邑制颇为相近。 　　但是，蒙古贵族不肯轻易放弃他们在草原地区享有的权力，他们习惯于像治理草原封地一样治理中原食邑，因而，耶律楚材制定的“五户丝制”自其执行之日起，就被诸封君所破坏。而中原地区的社会背景、汉人官僚的抵制以及中央集权与分封的矛盾，也使这种食邑制不断朝着中央集权化的方向发展变化。 　　按照规定，五户丝食邑允许设置由各投下主委任的监临官达鲁花赤，其余事务则由朝廷所任命的地方官负责。实际上，自中原分封之始，各投下就违制私自向封地派遣官员，致使食邑内，除合法的达鲁花赤之外，又不断增设札鲁忽赤⑤，课税官和其他军民长官。“这种状况使中原食邑基本上被正规或非正规的投下官府所支配，最终造成封君权力的扩大和五户丝食邑制的名存实亡”⑥这种状况，无疑侵害了大汗和国家的利益，违背了五户丝制的根本原则。因此，在诸王的中原食邑中一直存在着朝廷与封君争夺治理权的斗争。 　　同草原爱马的分封一样，中原五户丝食邑的分封也进行了多次。太宗以后，宪宗、世祖、仁宗朝都曾对五户丝食邑进行过分配与整顿。 　　宪宗即位后，曾两次为其诸兄弟分拨汉地民户。宪宗二年（1252），其母唆鲁禾帖尼死，幼子阿里不哥继承了拖雷家族的真定食邑。蒙哥则以大汗的权力，也为其余诸兄弟分配了汉地食邑。五年后的宪宗七年（1257），又进行了第二次分拨。其中分得属民最多的是其同母弟忽必烈，他先后分得京兆三万户和怀孟一万一千多户。另一同母弟旭烈兀分得了彰德二万五千余户。其余各庶出兄弟岁哥都、拨绰、末哥等也各分得三千至五千不等的食邑封户。太宗诸子合丹、灭里、合失、阔出等则分得了汴梁路（原金南京直辖州县）民户。 　　世祖即位后，再次调整和改封中原五户丝食邑。至元二年（1265），将汴梁路封户在窝阔台四子中重新分配，以郑州隶合丹，钧州隶灭里，睢州隶阔出之子孛罗赤，蔡州隶合失之子海都，以广建诸侯的方式削弱太宗系后王在中原的实力。三年，将原属汉人世侯史天泽的卫州五城改赐蒙哥之子玉龙答失，使蒙哥后王在申原也有了食邑封户。 　　及至灭宋，这种食邑制又被以改变了的方式推行到江南。元人称其为“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1281），将江南民户封与宗室诸王。受封的宗室包括太祖子弟、太宗诸子、拖雷诸子及其后裔，世祖诸子中则只封嫡不封庶。各封君所得户数比中原分封时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其中拖雷诸子所得户数较中原封户增加近三分之一。户钞即按所封户数，每户五百文的标准从税粮中折纳交钞，再由官府向封君颁赐。同时，也将中原地区的五户丝数额由原来的每五户出丝一斤增加到每五户出丝二斤。到成宗时，户钞数额又由原来的五百文增至二贯。 　　成宗大德七年（1307），为世祖次子西平王奥鲁赤分拨了江南封户一万三千六百户；八年，为侄海山（元武宗，裕宗真金孙）分拨江南封户六万五千户，此属特殊情况，不属封地调整、分封之限。仁宗朝五户丝食邑有了较大变动。首先是皇庆元年（1312），对世祖的子孙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江南食邑分封。其中世祖子爱牙赤、脱欢、忽哥赤、忽都帖木儿仿成宗朝封西平王奥鲁赤例，一律分与一万三千余户。裕宗真金（忽必烈子，成宗父）之孙也孙铁木儿（元泰定帝，真金长子甘麻剌之子）、湘宁王迭里哥儿不花（甘麻剌第三子）、魏王阿木哥（真金第二子答剌麻八剌长子，武宗、仁宗之兄）、武宗子和世竦等仿成宗封海山例，一律封以六万五千户。延祐占六年（1319），重新核查了五卢丝户的实际数目，并以这次核查的户数为准，重新造册，作为颁赐五户丝的依据，改变了一些封君封户数目大量减少却依然按原有户数享受五户丝颁赐的状况。 　　从草原到中原再至江南，诸王分封性质虽无大改变。 　　而方式却各不相同。主要表现在诸封君对封地的控制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同草原封地领主可直接治理相比，中原封地按规定应由国家设置的地方政权机构管理，而由诸封君委任的达鲁花赤监临，达鲁花赤作为领主的代表和食邑的最高长官，从财赋、行政、司法等方面，对封地事务实行监临。这一规定在执行中虽受到传统观念和传统制度的干扰，但国家也在不断排除各种干扰，力图行使对各封地的治理权。初，诸封君在封地内除按制度规定派任达鲁花赤外，又多违制私设札鲁忽赤、课税官和其他军民长官。世祖时期，罢去了诸王私设的达鲁花赤以外的其他投下官；明确了达鲁花赤的委任办法与程序，即“凡诸王分地与所受汤沐邑，得自举其人，以名闻朝廷，而后授其职”⑦，将投下达鲁花赤纳入朝廷地方官行列。至于江南户钞，则由朝廷由税粮折钞后颁赐，领主封君的干预成分更微乎其微了。 　　注释①兀鲁思，见本卷“黄金家族的兴起”注释⑩。 　　②《元朝秘史》卷一○。 　　③斡惕赤斤，蒙古语，义为“火王”、“灶君”、“幼子”突厥语“特勤”，义为“王子”。 　　④达鲁花赤，蒙古语，义为“监临官”。 　　⑤札鲁忽赤，蒙古语，义为“断事官”。 　　⑥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牟。 　　⑦《元史·选举二》。 　　成吉思汗西征当成吉思汗崛起于蒙古草原时，中亚地区花剌子模的势力也臻于极盛。花剌子模是中亚古国之一，早在南北朝时期，就与北魏建立了联系，《魏书》称其为“呼似密国”（忽思密）；《新唐书》作火寻、货利习弥、过利或火辞弥。天宝十年，曾遣使献黑盐。蒙古人称其为“撒儿塔兀勒，意即“商队”，他们以此称呼穆斯林；汉译为“回回国”。花剌子模位于阿姆河下游，都城玉龙杰赤（今土库曼共和国库尼亚·乌尔根齐），其王号花剌子模沙（波斯语，“沙”意为王）。 　　八世纪以来，花剌子模相继受阿拉伯帝国、萨曼王朝（874—999，波斯人建，首都撒马尔罕）和哥疾宁王朝（962—1189，突厥人建，首都哥疾宁，又作加兹尼）的统治。十一世纪中期，又被塞尔柱王朝（1037—1300，突厥人建，首都巴格达）征服。1141年，西辽进军河中，花剌子模沙向西辽纳贡称臣。在西辽的帮助下，其王帖怯失（又作帖乞失、特克什）及其子摩诃末（又作马合谋）不断向西、南扩张势力，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先后占领了呼罗珊（阿姆河以南地）的首都内沙不尔（又译作你沙不尔、乃沙不尔，在今伊朗东北部）及其东部的巴里黑（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之西）、也里（今阿富汗西北部的赫拉特）等许多重要城镇，成为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统治者。摩诃末杀死西辽使者，宣布脱离西辽统治，乘喀喇汗王朝内部发生人民起义之机，将军队开进河中，先后占领了河中重镇蒲华（又译作不花剌，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布哈拉）、撒马耳干（今乌兹别克境内撤马尔罕）。 　　1210年，马合木在塔剌思河（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塔剌思河）打败西辽军队，进一步提高了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声望，于是他又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上了苏丹桑贾尔的称号，以伊斯兰世界的真正统治者自居①，并于1212年灭亡了西部喀喇汗国。作为西辽附庸的东部喀喇汗国属部的高昌，其王亦都护巴尔术阿尔忒的斤已于1209年归附了成吉思汗。1211年西辽的又一附庸葛罗禄（亦作哈剌鲁）首领阿尔思兰汗也归附了蒙古。同年，乃蛮太阳汗之子屈出律篡夺了西辽末帝直鲁古的汗位。 　　当成吉思汗于1215年进占金中都后，摩诃末曾派一个使团到达中都。成吉思汗在驻营地接待了这个使团，并表示与花剌子模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作出了允许商人自由往来的决定。这期间，一支来自中亚的商队也到达成吉思汗营地，向蒙古人出售他们的织物。其中一个商人“对他最多用十个或二十个的那购进的织品，竟索三个金巴里失”②，激怒了成吉思汗，他下令将这个商人的商品全部没收，并让他们参观了自己金库中的贵重织物。于是另两个商人再也不肯出售他们的货物，却说“我们把这些织品献给汗”。于是成吉思汗按每匹金锦一个金巴里失，二匹布一个银巴里失的价格买下了三个商人的全部货物，并在纯白色的毡帐里接待了他们③。当商队返回时，成吉思汗也组成了一个回访使团，以花剌子模人马哈木、不花剌人阿里·火者和讹答剌人玉素甫·坎哈为使团首领；同时命令后妃、宗王和官员们每人挑选一二名亲信，组成了一个四百多人的商队，带上金、银，用五百头骆驼驮载着大量中国内地的丝绸和蒙古皮毛等，与使团同时前往花剌子模，换取当地的珍品。成吉思汗通过使团传达他愿与花剌子模建立友好关系和加强联系的愿望，并表示愿与花剌子模共同维持商路的畅通和保护商旅的安全。他让他们告诉花剌子模王：“贵国商人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又将他们遣送回来了。此外，我们还派了一些商人跟着他们到贵国来，想将贵国的珍品和当地出产的珍贵织物运到我国来。 　　您的家族的伟大和姓氏的高贵是尽人皆知的！大多数地区的平民、贵族全都知道您的国土的辽阔和您的命令的威力。您是我的爱子和最好的穆斯林。现在，当您消除了敌人，将同我们邻接的地区全部占领和征服后，我们两国就成了邻国，为了在两国沟通协作一致的道路，要求我们拿出高尚明达的态度来，担负起患难相助的义务，将两国之间的道路安全地维护好，避免发生险情，以使因频繁的贸易往来而关系到世界福利的商人们得以安全通过。当我们之间建立起亲睦关系以后，就没有人动坏念头了，也就没有人支持纷争和叛乱了。”④古代风景画鉴赏商队大约在1218年春到达花剌子模边城讹答剌（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奇姆肯特西北齐穆耳）和讹迹邗（今哈萨克斯坦境内乌支根）等城。花剌子模讹答剌长官亦难赤（又作亦纳勒术、亦难勒出黑）贪图商人们的货物，他一面扣留了商队，一面向花剌子模王摩诃末报告了商队和商人的情况。出于与亦难赤同样的贪欲和对成吉思汗称其为“爱子”的不满，摩诃末下令杀死商人，没收他们的全部货物。商队的成员除一名骆驼夫及时逃脱外，全部被杀。成吉思汗听到这一消息后，极其愤怒，“他独自登上一个山头，脱去帽子，以脸朝地，祈祷了三天三夜，说：‘我非这场灾祸的挑起者；赐我力量去复仇吧。’于是他下山来，策划行动，准备战争”⑤。他派出三名使臣，指责花剌子模王的无理和背信弃义，要求交出凶手亦难赤；并警告他加强武装，准备迎击大军的讨伐。摩诃末不但拒绝了成吉思汗的要求，而且又下令杀死了为首的使臣，剃去了另两个使臣的胡须，将他们驱逐出境。实力蒸蒸日上的成吉思汗当然不能容忍摩诃末的蛮横无理，又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居间调停，于是，东西两强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此前，乃蛮部王子屈出律逃亡并篡夺西辽，就点燃了蒙古出兵中亚的火种，摩诃末对商队的暴行则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当然，通过回回商队提供的信息，成吉思汗对花剌子模的实力也有所了解。因此，他对出兵中亚作了充分的准备。在遣使的同时，派遣大将哲别率军攻打西辽，消灭盘踞那里的屈出律；派遣速不台追袭蔑儿乞部的残余势力，试探花剌子模的虚实，扫除进兵花剌子模的障碍。为大军的征伐作了必要的准备。 　　屈出律篡夺西辽政权后，将军队派往伊斯兰地区，对穆斯林臣民横征暴敛，残酷镇压。为了维持其残暴的统治，又令士兵强行住进百姓家，进行严密的控制、监视，激起境内人民的普遍不满。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他强迫穆斯林改信基督教或佛教，杀害伊斯兰学者。 　　哲别利用穆斯林的不满情绪，宣布“人人均可信仰自己的宗教，遵守自己的教规”⑥。蒙古军队在穆斯林地区除了屈出律之外，什么东西都不要，因而穆斯林将他们视为解放者，他们纷纷杀死住进居民家中的西辽士兵，配合哲别的军队。屈出律在可失哈耳（又作喀什喀尔，今新疆喀什）听到蒙古军到来的消息，不待交锋便匆匆逃走。蒙古军跟踪追至巴达哈伤山中，在当地猎人的帮助、配合下，俘获并处死了他。 　　与此同时，速不台的军队尾追蔑儿乞残众至钦察草原，在咸海北消灭了他们。摩诃末得知蒙古军队进入钦察草原的消息后，也发兵自毡的（今哈萨克斯坦克齐尔·奥尔达东南，锡尔河北岸）北进，与蒙古军相遇，蒙古军避而不战。他们说：“成吉思汗没有让我们同算端花剌子模王交战，我们是为了别的事来的。”⑦但花剌子模军队并没有因此停止进攻，于是蒙古军被迫应战，并打败了花剌子模军，摩诃末在其子札兰丁的援救下才脱离了险境。东西两强业已交兵，且中间已经没有了任何缓冲地带。当速不台报告了与花剌子模军队交战的情况后，成吉思汗便开始部署西征。 　　他以幼弟斡惕赤斤留守蒙古地区，将与金朝作战的任务交给了左手万户木华黎。举领诸子、诸那颜，调动了大部分蒙古军队和西夏的河西军、新近自金归降的汉军、契丹军等，大约二十万兵力，于1219年开始了对花剌子模的“讨伐”，这就是成吉思汗的西征。也是蒙古军队的首次西征。 　　太祖十四年（1219）夏，成吉思汗驻扎于也儿的石河。六月，大军祭旗出师，途经海押立时，哈剌鲁阿尔恩兰汗和畏兀儿高昌王亦都护也率师加入，前往助战。大军的第一个进攻目标就是讹答剌。当蒙古西征军将讹答剌城团团包围后，成吉思汗开始调兵遣将：他派长子术赤率数万兵将沿忽章河（锡尔河）进兵毡的；留察合台、窝阔台攻取讹答剌；命阿剌黑那颜率军南下攻取别纳客忒（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南，锡尔河北岸）、忽毡（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列宁纳巴德）；自己与幼子拖雷率主力渡锡尔河，穿越沙漠，直趋不花剌。 　　讹答剌城守将亦难赤作了充分的迎战准备，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蒙古军猛烈进攻下，坚守了五个月，外城终被攻破。亦难赤知道自己不会被宽宥，不肯投降。又率残众退守内城，一个月后，终因众寡不敌，守军全部战死。因为成吉思汗命令必须生擒亦难赤，故使他得以战斗到最后被俘。由于城中军民的顽强抵抗，蒙古军也有很大伤亡，城破后，蒙古军大肆杀掠，将城夷为平地。而将刀下余生的庶民和工匠收入军中服役。亦难赤被送到成吉思汗军前，处以死刑。 　　术赤军在向毡的进军时，首先占领了昔格纳黑（又译作速格纳黑、速黑纳黑，今哈萨克斯坦契伊利东南，锡尔河北岸）。进攻昔格纳黑前，蒙古军先派出了一名前此来归的穆斯林哈散哈只（忽辛·哈只）为使者，要求居民归降。然而居民不肯投降，并杀死了劝降使者。于是蒙古军从早至晚轮番作战，经七昼夜的猛攻，占领了该城。为给哈散哈只复仇，蒙古军对昔格纳黑也进行了屠杀和掠夺，并命哈散哈只的儿子管理该城。 　　蒙古军自昔格纳黑出发，向讹迹邗和巴耳赤邗（又作八儿真，在昔格纳黑西北）进军，由于当地居民没有组织抵抗，因而也没有遭到屠城的厄运。然后，他们继续向毡的方向进军，攻占了毡的南部城镇额失纳思（也译作阿失纳思，在锡尔河左岸）。锡尔河沿岸城镇相继失守的消息传到毡的，当地守军及其将领弃城逃往花剌子模，居民虽曾自动组织抵抗，但因缺乏作战经验，该城很快又破陷。蒙古军将居民驱赶到城外，掠夺了城中财物，处死了组织抵抗的人，任命早年归附的穆斯林阿里火者治理该城。接着，他们又遣将西进，攻取养吉干（今哈萨克斯坦诺沃卡札林斯克南，锡尔河左岸，咸海东）。至此，锡尔河下游诸城尽被蒙古军占领。术赤驻营锡尔河以北的哈剌忽木。 　　阿剃黑那颜率军围攻别纳克忒三昼夜，守军乞降。劫后余生的居民除工匠外，都被编入军籍。之后，蒙古军向忽毡进发，忽毡守将帖木尔灭里在河中岛上修筑坚固的城堡，率领精锐固守在岛上，不断袭击蒙古军。成吉思汗不断从讹答剌、不花剌、撒麻尔干（撒马尔罕）等地派兵增援，在蒙古军队的强大攻势威逼下，帖木尔灭里乘船向锡尔河下游撤退。得知蒙古军已经组织兵力阻截后，他舍舟登陆，边战边退，部众损失殆尽，他只身逃往玉龙杰赤，会见算端。蒙古军攻下忽毡，进而占领费尔干那地区。 　　成吉思汗和拖雷率领蒙古军主力渡过锡尔河进军河中。他们派遣穆斯林使者先进入沿途城镇、堡寨劝降，对主动归降的城镇，或将其青壮年编入军队从征，或令其依原来的标准向蒙古军缴纳贡赋，而城中居民们的财富，则照例被蒙古军队抄掠一空。1220年3月，成吉思汗抵达不花剌。守将率领部分军队逃走，被蒙古军尾追击败。城中教长、绅士献城投降。成吉思汗入城，在清真寺举行了庆功宴会，蒙古军打开仓库，用谷物喂马，将古兰经从箱子里倒出，用装经书的箱子作马槽，伊斯兰教的首领、学者博士、贵族在蒙古的监督下为蒙古军将看管马匹。宴会后出城，令百姓聚集在城外，成吉思汗向他们宣布了算端的罪行，称自己是“上帝之鞭”，是上帝以此降罪于该国之人。他们要求城中的富人交出他们埋藏于地下的财富，而地上的财富则可由军队自取。由于内城仍有军民坚守，蒙古军在掠夺、勒索后，纵火焚烧了人民的房屋，以孤立内城守军，然后又驱赶不花剌人攻打内堡。经过几天激烈的战斗，内城守军再也无力抵抗了，内城被攻破。居民中的丁壮被强征从军，往攻撒马尔罕，老弱妇孺逃往乡下，不花剌这座昔日繁荣的城市遂变为“平坦的原野”。 　　占领不花剌后，成吉思汗又率军前往河中府撒马尔罕，蒙古军驱赶着从不花剌征集的大军，沿途村落，一经投降，便一无所伤；凡进行抵抗者；则留兵围攻。当蒙古军攻打讹答剌时，花剌子模王摩诃末曾预征三年的赋税拟筑长围保卫河中府。但成吉思汗率军到来的消息传出后，摩诃末留下数万人守城，自己却从该城退走⑧。成吉思汗到达后，遣大将哲别、速不台率军追击摩诃末，自己则用两天的时间“巡视城池，观察墙垣、外垒和城门”⑨。察合台、窝阔台也从讹答剌领兵来会。第三天，成吉思汗下令围城，蒙古军和在当地征集的签军将撒马尔罕团团包围，水泄不通。守军组织突围，被蒙古军击溃。他们又用战象冲击蒙古军阵，双方都有很大伤亡。但蒙古军击退象阵，逃回的大象反而践踏了守城的步兵，城内军民陷于混乱。第五天，守军和城民终于决定投降。扩蒙古军入城后，拆除了城墙和外垒等防御设施，将居民赶到城外，只有献城的居民代表、法官和宗教首领的家属约五万人受到了保护。藏匿不出者，一旦被发现便遭杀害。这时，内堡的守军也陷入混乱，他们“吓得心胆俱裂，既不敢挺身抵抗，又不能转身逃跑”⑩。有一支千人敢死队拼命冲出内堡，去与算端会合，其余的人只好龟缩在内堡之中。第二天，内堡被攻陷，守军退入大清真寺，用火油筒和方镞箭进行抵抗，蒙古军也用火油筒回击，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内堡中的人也全部被赶到城外。蒙古军将突厥人的头发剃成蒙古式样，对他们进行了收编，而将约三万名康里将卒全部杀死。居民中有技艺者三万人被分给了成吉思汗诸子和族人，又将同样数目的丁壮收编为签军，令其随军参与征战。其余的人在缴纳一定数目的赎金后，被允许回城。同时任命契丹人耶律阿海为达鲁花赤，镇守该城。 　　完成对河中地区的征服后，成吉思汗开始作下一阶段的部署，西征战事进入第二阶段。他派察合台、窝阔台率军征讨花剌子模，令术赤自毡的前往与二弟会师，自己则作进军呼罗珊的准备。 　　成吉思汗命哲别、速不台追袭摩诃末时，指示说：“朕命你们去追赶花剌子模沙算端，直到将他们追上为止，如果他带领军队来攻打你们，你们无力抵抗，可马上（向我）报告，如果他力量不大，可（与他）对敌！因为我们不断接到消息说，他怯弱、害怕、心惊胆战，他一定敌不过（你们）。……如果他被你们打垮后，带着几个人躲到陡山、狭洞里，或者像‘必里’（伊朗神话中犯罪的天使）般躲过了人眼，你们要像强风似地吹进他的国土上去；归顺者可予奖励，发给（保护）文书，（为他们指派）长官；流露出不屈服和反抗情绪者一律消灭掉。” 　　当蒙古军围攻撒马尔罕时，花剌子模王摩诃末便放弃了首都玉龙杰赤，逃往阿姆河南的卡利甫一带，准备防守阿姆河一线。但花剌子模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成吉思汗又采纳讹答剌城降人的建议，施用离间之计，加剧了他们之间的互相猜忌。哲别、速不台按照成吉思汗的指示紧跟摩诃末之后，穷追不舍。沿途所经之地，凡迎降者，为其指定长官后，立即率军离开；个别地区虽不曾迎降，也因行军匆忙，不曾停留；个别村镇，居民们的无礼行为触怒了他们，才遭到攻城和屠杀的厄运。 　　不花剌、撒马尔罕相继陷落后，摩诃末匆忙逃到你沙不尔（今伊朗霍腊散省内沙布尔），路上还险些被属下的突厥将士杀死。哲别、速不台跟踪渡河追至巴里黑（今阿富汗境内阿姆河南马扎里沙里夫西，卡利甫西南）。消息传入你沙不尔，摩诃末又仓惶逃往可疾云（今伊朗德黑兰省加兹温）。1220年6月，蒙古军又跟踪追到了你沙不尔，并向当地权贵们派出了招降使者，向表示归附的人们发放了成吉思汗诏敕的副本。哲别、速不台分兵追袭。速不台军经徒思（今伊朗霍腊散省马什哈德北）、哈布商（今霍腊散省古昌）、担寒（今伊朗马赞德兰省达姆甘）、西模娘（今伊朗德黑兰省塞姆南），至刺夷（今伊朗德黑兰之南）；哲别经志费因（今伊朗霍腊散省札哈台），进入杩拶答尔（今伊朗马赞德兰），经剌夷尾追摩诃末至哈马丹（今伊朗西部哈马丹）。摩诃末在哲别率到来之前，离开哈马丹又转匿于可疾云附近诸堡。蒙古军的步步紧追，使他无法在任何一个地方安身。这期间，蒙古军曾与摩诃末军遭遇，由于他们不知道那是摩诃末的队伍，虽射伤了驮载重物的马，却使摩诃末本人得以逃脱。最后，他逃到了宽甸吉思海（里海）中的一个岛上。他在群岛中转来转去，蒙古军没有找到他，却袭击了他的后妃和金库所在的堡寨，夺得了他的金库，俘虏了他的后妃，杀死了他的儿子。1220年底，摩诃末在悲痛与惶恐中死于海岛。死前，传位于其子札兰丁。 　　当摩诃末撤离阿姆河防线时，其母秃儿罕哈敦也撤离首都玉龙杰赤逃往杩拶答尔。后来，追击摩诃末的蒙古军围困了她栖身的堡寨，守兵坚持四个月后，因寨中无水出降，秃儿罕哈敦也作了蒙古军的俘虏。 　　当秃儿罕哈敦离开玉龙杰赤时，城内尚有守兵九万人。1220年夏，忽毡守将帖木儿蔑力兵败后退入这里。他整顿了城防，并以此为根据地反攻术赤军，一度夺回养吉干。摩诃末死后，新算端札兰丁曾自里海返回故都，但城内的康里军素与札兰丁不和，他们策划发动政变杀死他。于是他又撤离这里开赴呼罗珊，帖木儿灭里率三百骑与他同行。玉龙杰赤群龙无首，秃儿罕哈敦的族人康里将领忽马儿（又作乌马儿）的斤被拥为算端。1220年秋，西征战事进入第二阶段。成吉思汗派三子术赤、察合台、宽阔台进击玉龙杰赤。术赤率本部军自毡的出发，察合台、窝阔台自不花剌进入花剌子模境。蒙古先锋军在城外一程之地设下埋伏，派少数将士进至城下，当守军出城袭击时，他们迅速撤离，将花剌子模军引入伏击圈，杀死守军一千余人后退回宿营地。 　　玉龙杰赤城横垮阿姆河两岸。蒙古主力到达后，在城周围结下环形营垒，一方面准备攻城的武器和代替石头的木料，一方面照例遣人谕降。准备就绪后，他们用火油筒攻城，城内守军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后来，他们又以三千人夺取连接两城的桥梁，结果三千人全部被守军杀死。此后，守军斗志高昂；而蒙古军却因术赤与察合台的严重不和，导致指挥混乱，号令不一。围攻玉龙杰赤的战斗进行了数月，军事上却毫无进展。消息报告到成吉思汗处，他命令由窝阔台担任全军统帅，指挥攻城。窝阔台调解了两位兄长的矛盾，坚古代风景画鉴赏定地执行成吉思汗的命令，使蒙古军齐心协力投入战斗，终于攻占了这座城市。他们照例将居民驱往城外，将其中的十万名工匠送到了蒙古本部，妇女和儿童全部成了俘虏，其余的人则全部遭到杀害。他们在掠夺和洗劫了这座城市后，又决阿姆河水灌城，使花剌子模的都城变成了一片汪洋。 　　成吉思汗在撒马尔罕住了一段时间后，就移军那沙黑不（今乌兹别克斯坦哈尔希）附近草原，休养士马，一俟秋高马肥，他与幼子拖雷便开始了向阿姆河南呼罗珊地区进军的行动。大军自那沙黑不经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尔夏勃兹南九十公里拜松山中的布兹加勒山口）南下，抵达阿姆河北岸的忒耳迷（今乌兹别克斯坦克尔梅兹）。忒耳迷军民依靠坚固的城防，充足的装备，坚持抵抗了十一天。经过激烈的战斗，成吉思汗的军队终于攻下了这座城市。居民们因进行了抵抗而悉数被杀。然后，他分兵攻略附近城寨，派拖雷进军呼罗珊，还派出一支军队进入巴达哈伤（喷赤河与兴都库什山之间）地区。 　　这一年，成吉思汗在阿姆河北驻冬。1221年春，他领兵渡过阿姆河，抵达河南重镇巴里黑（今阿富汗北部马扎里沙里夫西）城下，城中首领送上礼物归降。接着他领兵东向围攻塔里寒寨（在今阿富汗木尔加布河上游之北）。塔里寒军民据险固守，蒙古军与守军激战七个月仍未能将其攻下，直至拖雷奉命前来会师，才将堡寨攻克。守堡军民被杀，城堡、房屋被毁。成吉思汗驻军塔里寒。 　　拖雷奉命出师呼罗珊时，成吉思汗下令从诸军中各抽调十分之一的勇武之士，由他指挥。呼罗珊地区分为四个城区：巴里黑、马鲁（今土库曼斯坦马里）、也里（今阿富汗西北赫拉特）、你沙不尔。拖雷将其军队分为三部分，他自统中军，与左、右两翼向除由成吉思汗征服的巴里黑以外的其余地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两三个月内，拖雷征服了许多城镇，其人烟如此稠密，以至每个镇区本身就是一座城池，而且人群汹涌，其每座城镇都是海洋；整个地区变得像掌心，造反的豪杰就被粉碎在毁灭之掌中”。上述地区在哲别、速不台追袭摩诃末时，几乎都曾经历过兵燹，但当时，两将的主要任务是追袭摩诃末，凡不曾抵抗的城池，一律在接受了蒙古军委派的达鲁花赤后，发给了优待文书、诏敕。但是，其中的一些城镇，在蒙古军远离后，相继起兵反抗。拖雷军到达后，凡曾经反叛的城镇，都遭到了又一次洗劫。其中以马鲁、你沙不尔为甚。 　　当哲别的军队到达时，马鲁城曾接受了蒙古军委派的长官和成吉思汗的木牌子。而后。他们背叛并袭击了一支蒙古军。拖雷军再至，洗劫了这座城市，将居民中的四百工匠和部分童男女掠走，其余的则全部被杀，城市也被夷为平地。蒙古军退去后，一些隐藏在洞穴中或逃亡返回的人又重新聚集，不幸又再次惨遭杀戮。你沙不尔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花剌子模，呼罗珊相继征服后，成吉思汗召诸子大会于塔里寒寨。下一个军事目标就是消灭新算端札兰丁。 　　札兰丁无论智慧还是勇武，都远在乃父之上。他自玉龙杰赤出走时，参与保卫玉龙杰赤的忽毡长官帖木儿灭里跟随了他，他们途经奈撒（今土库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东）时，击溃了一支驻守该地的蒙古军，取得抗击蒙古入侵的首次胜利。这一胜利鼓舞了一些地方的首领，于是在他前往自己的封地哥疾宁时，马里都督阿明灭里（灭里可汗）率五万军队，另一大臣赛甫丁也率四万人相继来投。为了镇守哥疾宁、可不里（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带的道路，1222年，成吉思汗派失吉忽秃忽、帖克扯克等前往这一地区进行征伐和警戒。札兰丁击败了帖克扯克率领的蒙古军先头部队一千多人。4月，又在八鲁湾（今阿富汗查里卡东北）大败失吉忽秃忽。八鲁湾之战是蒙古西征中损失最重的一次，也是自抵抗以来花剌子模一方取得的最大胜利。消息传开，被占城镇纷纷起义反抗，杀死蒙古戍将，蒙古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于是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日夜兼程，追赶札兰丁。而得胜后的札兰丁部下，却因分配战利品发生了争执甚至分裂。札兰丁听到成吉思汗前来追袭的消息，放弃了自己的根据地，向辛河（亦作申河，今印度河）方向撤退，准备渡河避难。 　　蒙古大军抵达哥疾宁时，札兰丁已离开半月之久。成吉思汗视察了八鲁湾战场，指出了战略指挥上的错误；任命牙剌瓦赤为哥疾宁长官，然后火速向辛河方向追击。在辛河岸边，他们追上了札兰丁，为了防止札兰丁渡河逃走，并打算生擒他，成吉思汗命令连夜组织进攻。他下令：“不得用箭射伤算端，要设法（将他活）捉到手！”⑩蒙古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阿明灭里总右翼军，战败后向白沙瓦方向逃跑，被蒙古军追及后杀死，左翼军也发生了动摇。只有札兰丁自统的中军左右拼杀，坚持战斗。由于没有发出改变生擒的命令，军士们不能向他射箭，只是把他紧紧地包围起来。当他意识到突围无望后，便换乘生马向蒙古军猛冲过去，迫使他们后退，“接着他疾驰向后，扯紧缰绳，背上披着盾牌，拿住屏伞与徽牌，用鞭子抽打了一下马，像闪电般地过河去了”⑥。蒙古军准备过河追击，被成吉思汗阻止了。札兰丁知道自己无法取胜时，已先将妃嫔、子女和金银珠宝投入河中。及至他逃到对岸，蒙古军将他的士兵全部消灭然后动手打捞被他遗弃的珍宝。 　　成吉思汗驻军白沙瓦，命八剌和朵儿拜（朵儿伯）那颜率领二万蒙古军渡河继续追击札兰丁，同时分兵遣将镇压各地的起义。八剌等进入印度境内，攻占了一些城镇，但始终没有找到札兰丁的下落。天时向暑，蒙古人不耐暑热，遂班师与成吉思汗会合。这一年，成吉思汗在八鲁湾驻夏，并在这里接见了长春真人邱处机，9月，回师撒马尔罕。算端札兰丁则因不为德里算端所容，离开那里回到了波斯。 　　奉命追击摩诃末的哲别、速不台在1220年秋进入阿哲尔拜占（首府桃里寺，即今伊朗东阿塞拜疆省大不里士），当地统治者纳金钱、牲畜请降。1221年，他们又进入谷儿只（今格鲁吉亚共和国），败其守军。因那里林密路险，他们又自桃里寺往攻蔑剌合（今伊朗东阿塞拜疆省马腊格），并镇压了那里人民的反抗斗争。1222年春，他们再入谷儿只，转战沙马哈（今阿塞拜疆舍马合）、打耳班（今达格斯坦自治共和国捷尔本特），逾太和岭（高加索山）入阿速人（也作阿兰，在太和岭北麓）、钦察人（里海、黑海以北，东起乌拉尔河西至顿河的辽阔草原）地区。 　　他们离间和破坏了钦察与阿速人的联盟，以各个击破的方式打败了阿速、钦察，进入钦察草原。钦察部落首领向斡罗斯诸侯求援，由于指挥不一，诸侯各自为战，损失惨重，蒙古军长驱直入，自斡罗斯南部沿黑海北岸进入克里米亚半岛。1223年底东返，经亦的勒河（伏尔加河），攻下不里阿耳。然后沿黑海、里海北岸回师与成吉思汗会合。 　　这次西征，南至印度，西至伊拉克、阿塞拜疆、黑海北岸，北达斡罗斯的基辅，历时六年。 　　注释①苏丹，亦译作算端。苏丹桑贾尔是塞尔柱王朝统治时间最长的苏丹，摩诃末袭用他的称号，以示自己的强大。 　　②的那、巴里失，花剌子模货币单位，七十五的那相当于一个巴里失。 　　③蒙古人尚白，在纯白色毡帐接待商人是对他们友好和尊重的表示。 　　④参见《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二编（乞台与摩至那诸合罕、哈剌契丹、突厥斯坦与河中的君主，伊朗、苫国、密昔儿、鲁木、马格里布卜等国哈里发、算端、蔑力、阿答毕传》。 　　 　　⑤⑥《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Ⅵ《征讨算端诸地的原因》。 　　 　　⑦《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二编《乞台与摩至那诸合罕、哈剌契丹、突厥斯坦及河中的君主，伊朗、苫国、密昔儿、鲁木、马格里布卜等国哈里发、算端、蔑力、阿答毕传》。 　　⑧关于守城兵力，有四万、六万、十一万等不同说法。 　　 　　⑨⑩《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撒麻尔干的征服》。 　　 　　康里，游牧于乌拉尔河以东至成海东北的突厥部落。 　　《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二编《叙述成吉思汗派遣哲别那颜、速不台那颜去追击花剌子模王、马合谋算端，并叙述伊朗地区上诸国的征服》。 　　哈敦，突厥语，夫人、皇后。 　　娥民归降后的命运，诸史家说法不一，有的记载说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一直在这一带活动，成吉思汗对居民的纳款表示怀疑，城民全部被杀；有的记载说城民获得了宽宥。参见《元朝史》。 　　 　　《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xxvl《拖雷征服呼罗珊简述》。 　　 　　《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二编：《成吉思汗纪·叙述成吉思汗追击札兰丁算端，算端在辛河上战败后渡过了辛河》。真人西游金朝初年，一部分不愿与女真贵族合作而又不能进行武装抵抗的下层读书人，采取了逃避现实、处身方外的态度，他们将儒家思想、道教教义结合起来，创立了一些道教新学派，全真教就是其中之一。全真教创于金海陵王正隆丘处机像年间（1156-1161），主要传播于山东、河北、陕西、河南等地。它杂糅儒释，主张三教合一。提倡修真养性，除情去欲，克己忍辱，清静无为，并创立出家制度。创始人王喆有著名弟子七人，号七真。金世宗大定（1161-1189）后期，得到统治者的承认。大定二十七年、二十九年，七真之一玉阳真人王处一先后两次被召见，向金帝进说“惜精全神”，“端拱无为”的修身、治国之道，并为其主持斋醮。金章宗承安三年，长生真人刘处玄又被召见，也向后者讲说了“寡嗜欲则身安，薄赋敛则国泰”的道理。金、元之际，邱处机在河南、河北则享有盛名。 　　邱处机，字通密，山东登州栖霞人。幼丧父母，十九岁入山学道，次年以全真祖师王喆为师。大定九年（1169），随王喆入关。先后隐居修行于磻溪（今陕西宝鸡芳南）、陇州（今陕西陇县）龙门山。交结士人，声名渐著。二十八年（1188），应世宗召至中都（今北京），颇受优遇，后复还祖庵。明昌二年（1191）后，隐居栖霞。宋、金分别遣使来召，均不赴。 　　元太祖十四年，（金宣宗兴定三年，1219）五月，成吉思汗在西征前，遣侍臣刘仲禄佩带文为“如朕亲行，便宜行事”的虎头金牌，传旨敦请①。仲禄五月自乃蛮国斡耳朵（兀里朵）②出发，六月到威宁（今内蒙古兴和北），七月至德兴（今河北涿鹿县），八月抵燕（今北京）。经中山（今河北定县）、真定（今河北正定）到益都（今山东青州市），十二月，到东莱（今山东掖县），见邱处机，决定第二年正月十八日启程。 　　于是，邱处机选弟子十八人，如期出发，经潍阳（山东潍坊）、青社（益都）、长山（今山东淄博市西北）、邹平（长山西），二月初至济阳（今山东济南市东北）。中旬渡滹沱河，二十二日过卢沟河至燕。 　　得知成吉思汗西征已出师，邱处机因年老，不欲冒风霜西行，恰遇成吉思汗命人选处女同往，遂以不愿与处女同行为辞，欲留居燕地，以待成吉思汗之归。并通过刘仲禄所遣请旨使臣，附书陈情③，盘桓燕地待命，同时从事宗教活动和与士大夫诗文唱和。 　　四月中旬，自燕京启行，过居庸，五月至德兴，于此渡夏，住龙阳观。八月，至宣德府（今河北宣化），住朝元观。十月，斡辰大王（成吉思汗幼弟斡惕赤斤，此时为蒙古地区留守）使者阿里鲜、刘仲禄派往西域的使臣曷剌先后到达斡惕赤斤要求邱处机取道他所在的行帐；成吉思汗则坚持要邱处机到西域来见，并命令刘仲禄“毋使真人饥且劳，司扶持缓缓来，④。邱处机与刘仲禄决定，天气寒冷，行人所需御寒衣物未备，暂回德兴，待来春启行。依旧主持斋醮和与燕京、宣德、德兴诸道友唱和。 　　十六年（1221）二月八日，自德兴启程，经翠屏口、野狐岭（均在今河北张家口西），过抚州（今河北张北），十五日抵盖里泊（今内蒙古太仆寺旗南）。出金界壕，入沙漠。三月初，至鱼儿泊（今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 　　三月初五日，自达里诺尔向东北方向行进，所见皆“黑车白帐，随水草放牧”之人。 　　四月初一，至斡惕赤斤驻地。斡惕赤斤问道，约以望日（十五日）授受，至期大雪，斡惕赤斤不敢占乃兄之先，遂约定自西域回时仍途经此地，再向真人问道。十七日，斡惕赤斤以牛马百数，车十乘送行。自此西北行，二十二日至胪朐河（亦作陆局河、驴驹河，今蒙古克鲁伦河）。 　　循河南岸西行，五月初一，日蚀，又行十六日。胪朐河转向西北流。西南有驿路。蒙古人早已得知消息，并以黍米相赠。邱处机酬以红枣，蒙古人甚喜，说“未尝见此物”。又十日，渐入山，当地人亦牧亦猎，男人结发垂两耳，妇女着“故故冠”⑤，“遇食同享，难则争赴。有命则不辞，有言则不易，有上古之遗风焉”⑥。邱处机有诗记其实：“极目山川无尽头，风烟不断水长流。如何造物开天地，到此令人放马牛。饮血茹毛同上古，峨冠结发异中州。圣贤不得垂文化，历代纵横只自由。”又行四日渡河，河西北山川秀丽，水草丰美，有契丹城址。 　　六月中下旬，至成吉思汗大窝耳朵（即斡耳朵）。其地米面极贵，日以乳及乳制品供应一行人等，金岐国公主、西夏公主也常以寒具（油炸食品如馓子等）相送。 　　七月九日，离斡耳朵西南行，抵镇海屯田处。有汉民工匠、金章宗妃嫔和歧国公主的母亲袁氏来迎。镇海来见，邱处机见此地“秋稼已成”，欲于此过冬。刘仲禄请镇海决定，镇海称：“近有敕，诸处官员如遇真人经过，无得稽其程，盖欲速见也。父师若寓于此，则罪在镇海矣。愿亲从行，凡师之所用，敢不备。”邱处机答以：“因缘若此，当卜日行。”于是采纳镇海的意见，以“大山高峻，广泽沮陷”，乃“减车从，轻骑以进”，留宋道安等九人，选地筑观。于是当地之人不召而至。“壮者效其力，匠者效其技，富者施其财”，不到一个月，观成，“榜日栖霞观”。 　　八月初八日，以弟子赵九古等十人、车二乘、蒙古驿骑二十余随，镇海、刘仲禄又以百骑同行。 　　镇海及其从人李家奴皆称前面大山有山精，李家奴曾被山精剪去脑后发，乃蛮国王曾被山精所惑，“食以佳馔”。 　　秋，抵金山（今阿尔泰山）。少驻后复南行。“其山高大，深谷长坂，车不可行”。于是上山时用绳拴住车轮，令士兵将车拉上山顶；下山时，再一点点放下去。过山后，临河宿营，休养铺牛驿马，并有三绝句记金山秋色⑦。 　　渡河后将过白骨甸。白骨甸为古战场，地皆黑砂石，约行二百余里方有水草；现前行又有大沙漠百余里，至回纥城（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才有水草。“遇天晴昼行，人马往往困毙”。镇海与邱处机商量，过白骨甸为两天行程。傍晚起程，一夜可走一半，上午可到有水草处；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起程，第三天上午十点左右可至回纥城。但夜间赶路，有魑魅魍魉作祟。蒙古人要将血涂在马头上以制服鬼怪。邱处机说：“邪精妖鬼，逢正人远避。书传所载，其谁不知。道人家何忧此事！”于是，一行乘夜过白骨甸，不胜负载的牛，便被遗弃。故过白骨甸后，不复用牛。 　　八月二十八日，抵阴山（天山支脉博格达山），回纥（以巴尔术阿而忒的斤为首领的高昌回鹘）首领效迎，先至一小城。赠送以波斯布制成的哈达，并以葡萄等果品、大饼、浑葱（洋葱、圆葱、葱头）等招待。又西行过二小城，至鳖思马大城（即回纥城，也作别失八里，唐代的北庭都护府所在地）。有王官、士庶僧、道数百人远迎。回鹘王部族献葡萄酒、异花、杂果、名香，设歌舞、百戏招待，中原人很多。九月二日起行，四日至轮台，有景教（基督教聂思脱里派）长老来迎，以诗赠河南安阳书生李伯祥。重九日至昌八剌城（又作昌八里、彰八里，今新疆昌吉）。畏午儿（维吾尔）王率部族、僧、道远迎。与其夫人以西瓜、葡萄招待。翌日起程，循山西行约十程，再渡沙漠。七日，抵天池（赛里木湖）。雪峰环绕，山峦峭拔。西征时，察合台劈山开路，架设四十八座桥，道路始通。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又作阿里麻里，阿力麻里，维吾尔语意为苹果，因盛产苹果得名。在今新疆霍城西北）。有穆斯林首领和蒙古达鲁花赤来迎。其地盛产苹果、棉花（当地人称“秃鹿麻”），“农者亦决渠灌田”。 　　十月初七，刘仲禄先行驰报，独镇海陪同前行。中旬，逢东夏（蒲鲜万奴国号）使者，知成吉思汗于今夏已率军追算端札兰丁至印度。十月底十一月初至大石林牙城（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这里“平地颇多，以农桑为务，酿葡萄为酒，果实与中国同。惟经夏秋无雨，皆疏河灌溉。百谷用成”。 　　十一月初，经塔剌思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江布尔）至赛蓝（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东）。初五，随行弟子赵道坚（九古）死，葬于城东。 　　西南行六日，渡霍阐没辇（忽章河，今锡尔河）。十八日至邪米思干（撒马尔罕），耶律阿海和蒙古、回鹘将帅载酒迎。刘仲禄以前途桥梁被毁。土人叛乱，建议明春朝。 　　见遂于此驻冬。邪米思干为河中重镇，花剌子模统治时期，有城民十余万户。现存者仅有四分之一，城中有田园蔬果，皆引水灌溉。居民中有回鹘、契丹、西夏和汉人，田园多赖汉人、契丹和西夏人耕种，汉人工匠杂处城中，长官则由诸色（各民族、部族）人担任。食品有米面盐油、蔬菜、葡萄酒，异物有大象、孔雀。邱处机一行于此观览风景，谈玄论道，与耶律楚材等中原士人唱和。刘仲禄、镇海遣曷剌领兵前往探路。 　　年底，侦骑回，桥梁、道路均已修好，反叛也已平息。二太子察合台请邱处机先至自己营中，邱处机以不能适应那里的生活环境为理由推辞。 　　十七年（1222）三月，宣差阿里鲜回。传达了成吉思汗对邱处机的慰劳和对诸奉使的褒奖，同时命万户播鲁只（博尔术）以甲士千人护送邱处机过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夏卜兹南九十公里拜松山中的布兹加勒山口）前往行在。 　　邱处机留弟子尹志平等三人于撒马尔罕。于三月十五日率余人与宣差出发。四日，过碣石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夏卜兹）。博尔术以回鹘军一千人护送，过山时依然由军士挽车，两天通过铁门关，然后顺着一条小河南行。第七天，渡阿姆河。四月初到达成吉思汗的行营塔里寒。五日，入见。席间，成吉思汗问长生之药，邱处机答称“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并介绍了与马钰（丹阳真人）、刘处玄（长生真人）、谭处端（长真真人）等三人师从重阳真人王喆的情况。成吉思汗命护卫人员称其为“神仙”，约以四月十四日问道。因天气渐热，遂与成吉思汗一同前往雪山避暑。 　　四月中旬，因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的军队在八鲁湾大败失吉忽秃忽，被征服的地区也相继起兵反抗，成吉思汗又率军追击札兰丁，将问道时间推迟到十月，邱处机请求先回撒马尔罕，得旨允准。 　　回程途经石峡，雄险更在铁门之上，邱处机有诗称：“水北铁门犹自可，水南石峡太堪惊。”重五日，回抵撒马尔罕。 　　八月八日，离撒马尔罕，前往成吉思汗雪山行宫。自碣石取别径过山，十五日抵达阿姆河北岸，渡河至巴里黑。二十二日，抵巴鲁湾行宫，即刻入见。二十七日，成吉思汗北归。 　　九月十五日，设坛传道，唯耶律阿海、田镇海，宣差刘仲禄、阿里鲜与闻，阿海为蒙古语翻译。此后，十九日、二十三日和十月六日，又多次讲论修身治国之道。成吉思汗“温颜以听”，并“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 　　所讲内容大致为，“道生天育地，日月星辰鬼神人物皆从道生”；声、色、情、昧皆可散气，“气实则健，气散则否”；“学道之人知修炼之术，去奢屏欲固精守神”。 　　古代风景画鉴赏修炼之道又有“常人之道”和“天子之说”，天子应除残去暴，减声色，省嗜欲，行善讲道，外修阴德，内固精神，恤众保民，使天下怀安；“修身之道，贵乎中和，太怒则伤乎身，太喜则伤乎神，太思虑则伤乎气。此三者于道甚损，宜戒之也”，能修德保身，可致长寿。 　　“中原天垂经教，治国治身之术为之大备，屡有奇人成道升天耳。山东、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禾、美蔬、鱼、盐、丝、蚕，以给四方之用，自古得之者为大国”。而今“兵火相继，流散未集，宜差知彼中子细事务者、能干官，规措勾当。与免三年税赋，使军国足丝帛之用，黔黎获苏息之安，一举而两行之，兹亦安民祈福之一端耳”。 　　同时，他又指出成吉思汗遣刘仲禄在燕京选室女充后宫不合于道；又反复说明应遣“清干官”安辑山东、河北，“苟授以非才，不徒无益，反而有害”，必不得已，可借鉴金朝立刘豫的方式，待熟悉中原情况后便可废去⑧。 　　十月初一，至撒马尔罕。二十六日启程东行，十二月二十三日过锡尔河。蒙古人惧雷震，成吉思汗向邱处机问雷震事，他答称：“山野（邱处机自称）闻国人（指蒙古人）夏不浴于河，不浣衣，不造毡。野有菌，则禁其采，畏天威也，此非奉天之道也。尝闻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闻国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众。”成吉思汗欣然采纳，并命以回鹘字记录下来。邱处机又请“遍谕国人”，也为成吉思汗所接受。并召诸子、诸王、大臣，盛赞邱处机，要求他们将他所说的“各铭诸心”。 　　十八年（1223）正月十一日，东行。十九日众官为邱处机祝寿（七十五岁）。 　　二月七日，奏请回归。八日，因成吉思汗狩猎坠马，邱处机又劝其年事已高，宜少出猎。答称：“我蒙古人骑射，少所习，未能遽已。虽然，神仙之教在衷焉。”并对扈从的吉息利（启昔礼）说：“但神仙劝我语，以后都依也”。二十四日，再请辞，成吉思汗以考虑应送何物为礼拖延。三月七日，又辞。赐以牛马等物，皆不受。给圣旨一道，免邱处机门人一切差发。遣阿里鲜、蒙古带、喝剌八海护从东归。 　　先至赛蓝，奠祭赵道坚。然后东行过楚河、阿里马城，经天山、天池，过四十八桥，越阿尔泰山，至阿不罕山（阿鲁欢，镇海屯田处），前所留弟子宋道安等来迎。 　　五月七日，令宋道安等六人先行；十四日，与尹志平等六人继之；命张志素等五人于十八日启行随后。七月九日至云中（今山西大同），十三日，遣弟子尹志平与阿里鲜一起持信谕山东。在宣德、德兴、蔚州从事斋醮，住德兴龙阳观。1224年二月，回到燕京，住天长观，会众道徒、道友，讲论道义，作斋醮。 　　1227年，奉成吉思汗圣旨，改天长观为长春宫，命邱处机掌管全国道教事务。七月七日，邱处机病痢死于长春宫。 　　注释①圣旨称：“……“访闻邱师先生体真履规，博物洽闻，探赜穷理，道冲德著，怀古君子之肃风，抱真上人之雅操……朕心仰怀不已。……选差近侍官刘仲禄备轻骑素车，不远千里，谨邀先生暂屈仙步，不以沙漠悠远为念。或以忧民当世之务，或以恤朕保身之术，朕亲侍仙座，钦惟先生将咳唾之余，但授一言斯可矣。……” 　　古代风景画鉴赏②当在额尔齐斯河或阿尔泰山东西两麓，乃蛮旧境中某处。为成吉思汗西征前的行营所在。 　　③表称：“处机自念，谋生太拙，学道无成；辛苦万端，老而不死。名虽播于诸国，道不加于众人，内顾自伤，衷情谁恻！前者南京（指金朝）友宋国，屡召不从；今者龙庭一呼即至，何也？伏闻皇帝天赐勇智，今古绝伦，道协威灵，华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窜海，不忍相违；且当冒雪冲霜，图其一见。……及到燕京，听得车驾遥远，不知几千里。风尘鸿洞，天气苍黄，老弱不堪，窃恐中途不能到得。加之，皇帝所重，军国之事，非己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殊为难事。遂与宣差刘仲禄商议，不若且在燕京、德兴府等处盘桓住坐，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刘仲禄不从。故不免自纳奏帖。念处机肯来归命，远冒风霜，伏望皇帝早下宽大之诏。许其可否。兼同时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处机虚得其名，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伏望圣裁。” 　　④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参见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注》。《王静安先生遗书》本；侯仁之、于希贤审校，纪流注译《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中国旅游出版社，1988年。 　　⑤故故冠，见本卷“黄金家族的兴起”注释。 　　⑥《长春真人西游记》。 　　⑦其一：八月凉风爽气清，那堪日暮碧天晴。欲吟胜概无才思。空对金山皓月明。 　　其二：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盘桓赏素秋。秋水暮天山月上，清吟独啸夜光球。 　　其三：金山虽大不孤高，四面长拖拽脚牢。横截山中心腹树，干云蔽日竞呼号。 　　⑧传道内容皆见耶律楚材《玄风庆会录》，《道藏·洞真部篆类》，正统本。 　　 　　第二十四章 　　 　　六征西夏西夏，蒙古人称之为“唐兀惕”、“河西”，又讹为“合申”。它北与蒙古克烈、乃蛮部接界，东、南与金朝为邻。铁木真灭掉克烈、乃蛮二部后，西夏便成了蒙古的南邻。西夏桓宗李纯祐占天庆十二年（1205），蒙古军首次进攻西夏，攻占并摧毁了边境堡寨力吉里寨，进至经落思城，掠夺了周围地区，俘虏了大量人口、牧畜和战利品①。这是一次掠夺性和试探性的军事行动。 　　夏襄宗李安全应天元年（1206），铁木真为蒙古各部首领推举为大汗，确立了南下攻掠金朝的战略目标。西夏恰居蒙古之南，金朝之西，世为金朝附庸，又与克烈、乃蛮等部素有往来，它的战略地位和军事动向对成吉思汗的事业至关重要，为了集中军力攻打金朝，防止西夏对蒙古地区的骚扰，保障后方安全，成吉思汗需要将西夏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为了防范西夏与金朝联合，消除来自蒙古军侧翼的威胁，他也必需隔断金、夏联系，把西夏争取到蒙古一方。有鉴于此，成吉思汗决定再征西夏。 　　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年，夏襄宗应天二年（1207），蒙古以西夏不肯称臣纳贡为由，二次出兵西夏。他们攻破西夏边防重镇斡罗孩城（又作兀剌海城，今内蒙舌乌拉特中、后旗境内狼山中一处关口）。见西夏兵势尚盛，驻兵数月后，于次年春退回②。 　　元太祖四年，夏襄宗应天四年（1209），为迫使西夏臣服，成吉思汗又率大军，三征西夏。他们出兵黑水城，自斡罗孩西关口进入夏境。夏襄宗遣世子承祯为主将，以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元帅，率兵五万前往抵御。夏军大败，高逸被俘，不屈而死。四月，攻克斡罗孩城，西夏太傅西壁讹答领兵巷战，兵败被俘，蒙古军乘胜南下。七月，抵达中兴府外围要冲克夷门（贺兰山中一处关口）。克夷门山势险峻，夏军统帅嵬名令公率五万人拒守，蒙古军初战失利。两军相持两月之久，夏军守备渐弛。蒙古军设伏以待，以游兵诱夏军入伏，擒获嵬名令公，攻下克夷门，进围中兴府（西夏都城兴庆府，1205年改名中兴，今宁夏银川市）。城中军民固守，蒙古军攻之不下。适逢天降大雨，河水暴涨，蒙古军引水灌城，淹毙居民无数。夏襄宗遣使求援于金，为金所拒，都城危在旦夕。不久河决外堤，反淹蒙古军营。成吉思汗一面派遣西壁讹答入城招谕使降，一面自行撤围③。夏襄宗被迫纳女请和，称臣纳贡，订立了城下之盟，蒙古军放还嵬名令公。至此，成吉思汗初步达到了拆散金夏联盟，巩固侧翼的目的，并使西夏成为蒙古用兵金朝的同盟。此后，蒙古不时向西夏征兵，令其配合攻战并常取道西夏，出击金朝。 　　为报复金朝，西夏也甘愿效力蒙古，袭击金朝边境州县。致使金、夏关系进一步恶化，西夏国势日衰，财用渐匮。耕织无时，田野荒废。元太祖十一年，夏神宗光定六年（1216），蒙古军取道西夏，进军关陕。西夏出兵配合，攻克潼关。而后随从蒙古军侵掠金朝，岁无宁日，军民困弊，穷于应付。又屡为金人所败，夏军损失惨重。朝野对蒙古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蒙夏关系渐致疏离。 　　成吉思汗西征前，又遣使命西夏军从征，为金所拒，于是又导致蒙古军的第四次征伐。元太祖十三年，西夏神宗光定七年（1217）冬，蒙古军渡河攻夏。西夏毫无戒备，列城不能御。蒙古军长驱直入，围困兴中府。夏神宗出奔，并遣使请降。因西征在即，蒙古军不能久留，遂撤围回师。 　　西征期间，成吉思汗将经略中原的重任委派给左手万户、太师、国王木华黎。木华黎与金军作战时，仍不断征调西夏军队参战。元太祖十八年，夏献宗李德旺乾定元年（1223），木华黎兵围凤翔（今属陕西），西夏遣兵十万助战。官兵厌战。城不克而擅自撤回。木华黎遣使问罪，夏神宗传位与次子德旺，自为太上皇。 　　夏献宗李德旺与金朝约和，并遣使联络蒙古漠北诸部，组建抗蒙联盟，欲趁大军西征未回之际，叛蒙自立。其年，木华黎病逝，其子孛鲁承袭为国王，继承其父总领华北诸军，继续经略中原。他到西征军中朝见成吉思汗，并上奏西夏动向，得旨侍机进讨。元太祖十九年，夏献宗乾定二年（1224）七月，自西域回师的一支蒙古军攻沙州（今甘肃敦煌），为西夏守将籍辣思义所败。九月，为配合沙州攻城蒙古军，防止西夏派兵增援，孛鲁率军攻银州（今陕西米脂县西北），歼灭夏军数万，生擒守将塔海，虏掠牛、马、驼、羊数十万，留都元帅蒙古不花镇守要害。十一月，夏遣使请降，许送质子为信。此为蒙古对西夏的第五次征伐。元太祖二十年，夏献宗乾定三年（1225），成吉思汗回军漠北，西夏质子不至。遂遣使西夏，责其不派军从征，不遣质子，收纳蒙古之敌亦腊喝·翔昆，且出言不逊。西夏因已与金朝修好，专意抗蒙，不践前约，使者无功而还。 　　次年，成吉思汗决定六征西夏，意在必灭。三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攻取西夏西北重镇黑水城（亦集乃城，在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虏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北境。同时派遣忽都铁木儿与党项（蒙古人称为唐兀）人昔里钤部招谕沙州。沙州守将佯许献城，并设牛酒犒师，暗中却设伏以待，蒙古军险遭暗算。蒙古军组织攻城，夏军溃败，沙州沦入蒙古。 　　五月，蒙古军进至肃州城下，遭到西夏守军的顽强抵抗，州城久攻不下。但其周围地区已为蒙古军蹂躏，民间窖藏尽失，守军孤立无援，终为蒙古军攻陷。城下之日，成吉思汗下令屠城，唯昔里钤部曾预先请于成吉思汗，获准于俘虏中求其亲属，得免者仅昔里氏亲族百余户。 　　肃州既下，大军又进围甘州（今甘肃张掖）。早年投靠蒙古的党项人察罕随军。察罕之父曲也怯律为西夏甘州守将。围城之际，“察罕射书招之，且求见其弟。时弟年十三，命登城于高处见之。且遣使谕城中，使早降。其副将阿绰等三十六人合谋，杀曲也怯律父子，并杀使者，并力拒守。城破，帝欲尽坑之，察罕言百姓无辜，止罪三十六人”④。 　　古代山水画鉴赏七月，兵至西凉府（今甘肃武威），蒙古宿卫官粘合重山执大旗指挥六军，猛烈进攻。西夏守臣斡扎力屈，开门迎降。大军乘势连克搠罗、河罗诸县。 　　夏献宗面对军事上的失利，忧惧而死。群臣拥立其侄李琼继位。蒙古军继续深入，越过沙陀，进至黄河九渡，攻占应里（今宁夏中卫）等县。十一月，进围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灵州为西夏南面重镇，夏人势在必争。李琼遣老将嵬名令公率十万众赴援，双方隔河对阵。蒙古军发起猛烈攻击，阻止夏军从结冰的河面上过河东进。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成吉思汗站在冰上，下令发箭射（敌人的）脚，不让他们从冰上过来，敌人们应弦而倒”⑤，死伤数倍于蒙古军。灵州失守。成吉思汗至盐川州驻冬。蒙古军四出搜虏遗民，百姓至穿凿土石为洞穴以避兵，得免于难者百无一二。 　　元太祖二十二年，夏李琼宝义二年（1227），蒙古军进围西夏都城中兴府。经灵州之战的沉重打击，西夏已不能组织有力的抵抗。成吉思汗留阿术鲁率部分军士围城，自己则率军渡河攻打积石州。连破临洮府（今属甘肃）、洮（今甘肃临潭）、河（今甘肃临夏）、西宁（今属青海）等州。五月，成吉思汗避暑于六盘山（在今宁夏固原境内）。至此，中兴府被围已届半年，粮尽援绝，军民困病，再无力抵抗和突围。成吉思汗又遣察罕入城谕降。 　　不久，夏主李观请降，同时乞请展限一月，以备贡物和迁民出城，得到允准。六月，成吉思汗继续南下，至秦州清水县患病，七月病逝于军中。遗命秘不发丧，以防敌方得知实情，形势有变。并告诫待李琼出降，立即处死。既而李琼出城至蒙古军营，当即被杀。同时决定尽杀中兴城军民，经察罕力谏乃止。察罕领兵入城。安集遗民。 　　蒙古军前后六次用兵，历时二十二年，终于灭掉了立国近两个世纪的西夏。 　　注释①②《亲征录》。 　　③《太祖纪》。 　　④《元史·察罕传》。 　　 　　⑤《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 　　 　　太宗之立元太宗窝阔台，成吉思汗第三子，蒙古国第二代大汗。他在位时，元朝国号尚未确立，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年（1265）制先世尊谥庙号时，定为太宗英文皇帝。 　　成吉思汗与其正后孛儿帖兀真（兀真又作“旭真”，即妻子、夫人）所生四子，各有所长，都是当时极有威望和倍受尊敬的人，因而被称为“四曲律”。“曲律”用来指马就是骏马、快马，用来比人则是豪杰、勇士之义。 　　长子术赤生于成吉思汗创业之初，在蔑尔乞部的一次突然袭击中，孛儿帖被掠，并给了赤列都的弟弟赤勒格作了妻子。以报复当初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抢夺蔑儿乞人新娘月伦的宿怨①。后来，蔑儿乞人在不兀剌川被王罕、札木合和铁木真联军击败，孛儿帖又被夺回，不久术赤降生。因而，术赤的出身就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汗位继承上，它不可避免地被当做一条理由提了出来。 　　次子察合台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他精通札撒②，熟悉必里克③，但却与长兄术赤一贯不和。 　　三子窝阔台“以庄严、聪明、能干、善断、谨慎、坚定、老成持重、宽宏大量和公正著称，但爱好娱乐和饮酒”④。 　　四子拖雷“常在父亲身边。成吉思汗总是就所有的事、各种重大事件和他商议，称他为“那可儿”⑤。成吉思汗的禹儿惕⑥、大帐、财产、家室、异密⑦、那可儿、近卫军和直属军队都在他的统辖之下，因为自古以来，蒙古人和突厥人都有这样一种习俗：还在活着之时，就把自己的年长的儿子们分出去，给予他们财产、牲畜和羊群，其余的东西则归幼子所有，并且他被称为斡惕赤斤，即与火和灶有关系的一个儿子，以表示他是家室的根本⑧。在汗位继承上，他也占有独具的优越地位。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无疑将在此四人中选择。 　　最先提出继承人问题的是成吉思汗的来自塔塔儿部的皇后也遂（又作也速伦）。西征前，她向成吉思汗说：“倘有不讳，四子内命谁为主，可令众人先知。”⑨成吉思汗对这一建议非常欣赏，当即召集诸子和有关人员商讨。他让四个儿子分别发表意见。术赤还没有开口，察合台就抢先发言。他说术赤是蔑儿乞种，表示不愿服从他的管辖。兄弟俩在父亲面前争执起来。术赤提出以比赛一次射箭和摔跤一决雌雄，被众人劝止。察合台则提出他与术赤都不做继承人，愿为父亲效力。“斡歌歹（窝阔台）敦厚，可奉教训”⑩。术赤也只好同意。窝阔台则表示“尽力谨慎行将去，只恐后世子孙不才，不能承继”⑩。拖雷也表示愿意尽心辅助兄长，“忘了的提说，睡着时唤醒，差去征战时，即行”。初次讨论总算取得了一致。 　　此后，在频繁的征战中，成吉思汗也随时注意对四个儿子进行考察，攻打花剌子模都城玉龙杰赤（今乌兹别克境内库尼亚·乌尔根奇）时，术赤和察合台各执己见，不能协调一致，战事进行得很不顺利，军队管理混乱，死伤甚多。成吉思汗很生气，他派窝阔台前去担任军队统帅，协调两位兄长的关系，指挥攻城。窝阔台坚定地执行了成吉思汗的命令，把军中诸事安排得很有条理，并使两位兄长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维持了表面上的和睦，于是蒙古军齐心协力投入战斗，很快就攻下了玉龙杰赤。对于窝阔台的任情享乐和纵饮贪杯，成吉思汗也曾多次告诫和给以处分。而做为征服花剌子模的主帅，攻陷玉龙杰赤后，兄弟三人私自分配了俘虏和百姓，没有请示成吉思汗，也没有留下父亲和幼弟的份额，使成吉思汗非常不满。当窝阔台等回军时，成吉思汗曾让他们等了三天而不肯召见。拖雷一直在成吉思汗身边，战功卓著，少有过失，加上蒙古人素有的幼子守产的习惯与规矩，所以在继承人的选择上成吉思汗也曾一度陷入矛盾中，在窝阔台与拖雷二人之间举棋不定。但经过反复考虑，他还是选择了窝阔台，而将自己的禹儿惕、家室、财产、库藏和军队，全部交与拖雷掌管。因此，当他在灭亡西夏的战争中突然患病又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便把窝阔台和拖雷招到身边（时术赤已死，察合台留守后方），亲自向他们强调了关于继承人的安排，并叮嘱他们不要违背他的话，在国内引起纷争。 　　按照蒙古社会的传统习惯，汗位的继承必须有宗亲、贵族的推举，才算合法。因此，窝阔台的即位典礼，须在忽里勒台（大聚会）之后，取得合法资格，才能举行。在大会召开之前，按传统则由幼子拖雷代行大汗职权，即所谓“监国”。 　　为了权力的顺利移交，维持国家的稳定，忽里勒台应尽快召开，以便早日推举出合法的大汗。但是，成吉思汗1227年病逝和举哀发丧后，忽里勒台却没有立刻举行，汗位虚悬达两年之久。这是因为蒙古大汗的权力，他所控制的军队，拥有的土地、人民、财富都是颇具吸引力的，是令人垂涎和觊觎的；传统的习惯在社会上仍有根深蒂固的影响；拖雷继承了乃父的大量军队、人民和财产，实力大大超过了其他的兄长及其后裔。在窝阔台和拖雷之间做何选择是一个非常敏感、棘手而又至关重要的问题。人们不能不担心，“一旦发生大事，领袖和君主又未指定，国家的根基就将陷于衰弱和混乱。因此，最好尽快选立大汗。 　　到了1229年，各方面开始互派急使，着手准备忽里勒台，就汗位继承问题进行磋商。八月，诸王百官大会于怯绿连河（今蒙古克鲁伦河）曲雕阿兰之地。术赤的儿子斡尔答、拔都、昔班、别儿歌、别儿歌撒儿、不花帖木儿从钦察赶来；察合台和他的子孙从海押立（遗址在今哈萨克斯坦克塔勒迪一库尔干西南）赶来；窝阔台及其子孙从叶密立（又作也迷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敏）赶来；成吉思汗的弟弟斡惕赤斤、别勒古台及其子孙，拙赤合撒儿（成吉思汗二弟）的儿子也苦、移相哥（又作也孙格、也松格），合赤温（成吉思汗三弟）的儿子按只吉歹等从他们各自在东部的封地赶来；拖雷则早已在成吉思汗的斡耳朵（宫帐）所在的曲雕阿兰之地等候了。人们到齐后，首先高高兴兴地宴饮了三天三夜。接着，开始就朝政和大汗人选进行磋商。他们充分尊重成吉总汗的遗命，决定推举窝阔台。窝阔台则再三谦让，他说：“成吉思汗的旨意虽则若此，但尚有我的兄长和叔伯，他们比我更能胜任此职；再者，据蒙古的风俗，长室中的幼子应成为其父的继承人，而兀鲁黑那颜是长斡耳朵的幼子，他一直日夜晨昏地侍候成吉思汗，目睹、耳闻和领会他的所有札撒、法令。既古代人物画像然这些人仍都健在，就在眼前，我怎能继承汗位呢？宗亲和贵族们就此讨论了四十天，终于作出了最后决定，把大汗的权柄交给了窝阔台，并决定八月二十二日举行即位典礼。这个决定的作出，除窝阔台本人的条件外，成吉思汗的遗命和察合台的支持也起了重要作用。 　　但拖雷对此尚有保留，对汗位的继承仍存幻想，他寄希望于推迟举行典礼，推翻所作的决定进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向参与筹备、组织典礼活动的契丹人耶律楚材寻求支持。耶律楚材认为“大计若不早定，恐生它变”，劝谏他拥戴窝阔台，并以二十四日为吉日，过此近期再无吉日为理由，促使他早下决心。为了维护大汗的尊严，提高窝阔台在宗亲、贵族中的地位和威望，耶律楚材又借鉴中原王朝的礼仪，为大蒙古国制定了朝仪，其中包括宗族中的长者对大汗行拜礼。他充分利用察合台与窝阔台的亲密关系，说服察合台带领叔父和兄弟们向大汗跪拜。 　　元太宗窝阔台的即位典礼如期在八月二十四日举行。首先，按照蒙古人举行重要活动和祈祷的仪式，大家摘掉帽子，把腰带搭在肩上。然后，察合台拉着窝阔台的右手，拖雷拉着他的左手，叔父斡惕赤斤抱着他的腰，把他扶上大汗的宝座。“既有老成持重的赞助，又有鼎盛青春的扶持”。拖雷举起酒杯，御帐内外的人们依次向大汗行九次跪拜之礼，祝贺他登了大位，又在斡耳朵外向太阳叩拜三次。窝阔台则命令呈上金库的财物，慷慨地赏赐了所有的人。大典和宴饮结束后，窝阔台又命令按照蒙古习俗，为成吉思汗举行了隆重的祭祀活动。 　　窝阔台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颁布大札撒，接着开始制定各种制度，行使对国家的治理权，他派绰儿马浑（又作绰儿马罕）至伊朗，继续征服花剌子模；派术赤的儿子斡尔答、拔都、昔班等，察合台的儿子拜答森尔、孙子不里，他自己的儿子贵由、合丹，拖雷的儿子蒙哥、发绰以及大将速不台等往征钦察、斡罗斯等地，这是蒙古军队继成吉思汗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征伐，被称为“长子出征”；他修建了宫殿和哈喇和林城（今蒙古额尔德尼召）；他设置了仓廪，完善了驿站制度；制定了蒙古地区、中原和西域的赋税制度，派西域人牙剌瓦赤主持汉地事务；在牧区缺水处凿井，解决人畜用水的困难。最大的成就则是灭亡了金朝，将统治范围扩大到淮河以北，将统一中国的事业向前推进了一步。然而由于他沉湎酒色和纵情享乐，筑长围为猎场，征民女为妃嫔，也曾招致不少怨言；晚年任用西域商人奥都刺合蛮“扑买”中原课税，加重了人民负担，也破坏了由他早年制定的赋税制度。但瑕不掩瑜，时人仍称他“仁厚有余，言辞极寡。服御俭素，不尚华饰。委任大臣，略无疑二。性颇乐饮，及御下听政，不易常度。当时政归台阁，朝野欢娱，前后十年，号称无事”。《元史·太宗纪》也说：“帝有宽宏之量，忠恕之心，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羊马成群，旅不赍粮，时称治平。”此虽不免过誉，也足证太宗行事确有可称者。 　　窝阔台在位十三年，于1241年11月因饮酒过度，病逝。 　　注释①月伦。《元朝秘史》作“诃额仑”。斡勒忽讷惕部人，曾许与蔑尔乞部人也客赤列都为妻，迎娶的路上，被也速该所劫，生成吉思汗等四子一女。参见本卷“黄金家族的兴起”注释。 　　②札撒，蒙古语，意为“法律”、“法令”、“命令”。 　　③必里克，蒙古语，意为“文书”。 　　④《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合罕纪》第一部分，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⑤那可儿，蒙古语，意为“伴当”。 　　⑥禹儿惕，突厥语，蒙语为“嫩秃黑”——游牧地段及某一社会经济单位从事游牧地区。 　　⑦异密，相当于蒙古语的“那颜”，即“官人”。 　　 　　⑧《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汗传》。 　　 　　⑨（元朝秘史》续一。 　　 　　《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纪》。 　　 　　兀鲁黑那颜即也可那颜，大官人。这里指拖雷。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一部分《世界的皇帝合罕登上汗位和世界帝国的威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耶律楚材早年跟从成吉思汗，掌管汉文文书。与成吉思汗诸子关系密切。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五《中书耶律文正王》引李微撰《墓志》。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一部分《世界的皇帝合罕登上汗位和世界帝国的威力》。 　　《元朝名臣事略》卷五《中书耶律文正王》引赵衍撰《行状》及王恽文集。蒙金战争成吉思汗曾受金朝官职，对其进贡方物，并在边城会见过卫绍王完颜永济。金对蒙古的掠夺、杀伐早已激起了蒙古诸部的强烈不满，蒙古立国前后，又不断有金朝边将来投。故成吉思汗对金朝和西夏的虚实有所了解。金降将俱言章宗杀戮宗室，荒淫日恣，且陈其可伐之状。于是成吉思汗在做了必要的准备之后，就将攻掠的目标指向了金朝。 　　元太祖三年（金章宗泰和八年，1208）金章宗死，完颜永济即位，遣使持诏书谕蒙古。成吉思汗大不以为然，说：“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儒亦为之也。”①由此更轻视金朝。但金朝毕竟是中原上邦，为蒙古诸部的宗主，立国已近百年，成吉思汗不敢轻举妄动。他首先出兵西夏，解除金夏合兵共抗蒙古的威胁，消除西夏自其西路牵制兵力的后顾之忧。四年（金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成吉思汗以武力迫使夏襄宗李安全纳女奉贡请和，拆散了金夏联盟，将西夏争取到蒙古一方，遂积极准备南下伐金。 　　六年（金大安三年。1211）秋，成吉思汗统率蒙古军首次南下袭击金朝。他率军自达里泊（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出发，进入金境。釜平章政事独吉思忠（即千家奴）失于备御，蒙古军先锋哲别攻陷边境堡寨乌沙堡，进取乌月营。思忠以战败解职，卫绍王命参知政事完颜承裕主持防御。承裕不敢迎战，自抚州（今河北张北）退屯宣平（今河北张家口西南）。当地土豪请以土兵为先锋，以行省兵为声援，共同抵御，承裕畏怯不敢用。于是蒙古兵长驱直入，占领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九连城）、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四郎城）利抚州。金在野狐岭（今河北万全县膳房堡）部署重兵阻截，号称四十万。蒙古将领木华黎率勇士策马横戈，大呼陷阵，拼死力战，猛冲金兵。诸军同时并力出击，金兵大败，“死者蔽野塞川”。金将石抹明安降，承裕率军南逃。九月，蒙古军跟踪追至会河川，金军再溃，精锐尽失。蒙古军首战告捷，先锋突入居庸关，进至中都城外，攻城不克，退回。 　　成吉思汗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率军自西南路突入边墙，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惕吉忽里献关，导蒙古军攻下净（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卜子古城）、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白塔镇）、云内（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古城）、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武（今山西五寨）、朔（今山西朔县）等州，抄掠后退去。金西京留守纥石烈执中（即胡沙虎）弃西京（今山西大同）逃回中都。 　　七年（金崇庆元年，1212），蒙古军乘胜攻陷宣德州（今河北宣化）、德兴府（今河北涿鹿）和山后（今太行山北段之西）州县，威宁防城千户刘伯林降。进而围攻西京，歼灭元帅左都监完颜襄率领的援军。成吉思汗亦中流矢，撤围回军。同年，哲别受命率军往攻东京（今辽宁辽阳市），见城守尚严，乃佯退五百里，待其守备松懈之机，连夜换马驰回，出其不意，攻陷东京，大掠而回。 　　八年（金至宁元年，1213），成吉思汗复会集诸军，再野狐岭，连下宣德、德兴，与金行省完颜纲、权元帅右都监术虎高琪所统幺、汉守军激战于怀来（今河北怀来东），习获全胜。蒙古军尾追金军至居庸北，杀得金军“如烂木般堆着，②。金以重兵守居庸，“布铁蒺藜百余里”③，蒙古军不得入。成吉思汗留部分兵力继续进攻，自率木华黎、哲别等间道西行趋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斩关而入，再溃金军。金涿州守将、副统军王械降。哲别等驰赴南口，猛攻金军，“金鼓之声若自天下，金人犹睡未知也。比惊起，已薯能支吾，锋镝所及，流血蔽野，④哲别与北口诸军两面夹击，攻下居庸天险，进逼中都。成吉思汗则率军连取涿（今河北涿州市）、易（今属河北）二州。于是除留兵围攻中都外，其余各军兵分三路，抄掠黄河以北。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为右军（西路），循太行山东麓南下，至黄河北岸卫（今河南汲县）、孟（今河南孟县）诸州，再循西麓北上，掠河东泽（今山西晋城），潞（今山西长治），至忻（今山西忻县）、代（今山西代县）、武等州后还；左军（东路）由成吉思汗弟拙赤合撒儿和斡惕赤斤等为统帅循海而东，取蓟（今天津市蓟县）、平（今河北卢龙）、滦（今河北滦县）及辽西诸郡而还；成吉思汗本人与其第四子拖雷领中军，掠雄（今河北雄县）、霸（今河北霸州市）、济南、益都（今山东青州市）等河北东路及大名，山东东、西路诸府州而还。别遣木华黎攻陷密州（今山东诸城），屠其城。金朝黄河以北，太行山东、西诸州县皆遭杀掠。永清地主史秉直、史天倪父子降。 　　同年八月，金帝完颜永济被权右副元帅、中都城北守将纥石烈执中所杀，宣宗完颜殉即位，改元贞贞占。 　　九年（金贞祐占二年，1214）春，诸军会于中都附近，成吉思汗驻北郊，遣使向金索要贡献。金宣宗以卫绍王女歧国公主及金帛和童男女五百百、马三千奉献，蒙古退军。夏，成吉思汗避暑鱼儿泊（即达里泊）。五月，金宣宗南迁汴京，留太子完颜守忠与丞相完颜承晖（福兴）、尚书左丞抹撩尽忠等守中都。六月，镇守中部南面的牂军哗变，投降蒙古。成吉思汗遣三木合拔都、契丹人石抹明安、汉人王械等南下，会合牂军围攻中都。金皇太子出城赴汴。 　　十年（金贞祐占三年，1215）正月，通州守将、金右副元帅蒲察七斤以州降，完颜承晖向金宣宗告急。金宣宗遣元峒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率军一万余人，御史中丞李英督粮救援中都。三月，李英被酒蒙军击溃霸州，粮运尽失。庆寿军闻知，溃归，中都援绝。抹燃尽忠弃城走汴，承晖自杀。五月，中都被蒙古军攻占。成吉思汗遣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等清点中都府库，悉数北运，以札八儿火者、石抹明安镇守中都。 　　成吉思汗自中都撤军后，遂派木华黎统军征辽东。木华黎派早年来归的契丹人石抹也先袭取东京。时值金为镥京留守易人，也先于中途截杀赴任新留守，持其所受诰镧至东京，以新留守身份发号施令，兵不血刃，即下辽东地通又配合木华黎取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嘲镇）、北京路（治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名城）诸州县。木华黎攻取北京，大败金军于花道（今内蒙古赤峰市东南），城中金军杀其守将，推寅答虎为帅，举城降。北京嘲下，木华黎遣人招降兴中府（今辽宁朝阳），兴中土豪石天应，义州（今辽宁义县）契丹土豪王殉等相继迎降。十一年（金贞祐占四年，1216）他们协助木华黎平定据锦州（今属辽宁省）先降而复叛的张鲸、张致兄弟。取平、滦、懿（今辽宁阜新市东北绕阳河南岸满汉营子一带）、广宁（今辽宁北嘲县）等府州。 　　占领中都后，成吉思汗遣使金朝，要求其献河北、山东未下诸州县，金不从。于是又遣脱栾扯儿必、史天倪等蒙古军和投降的契丹、汉军南征，降真定（今河北正定）、大名（今河北大名东北）。至东平（今属山东省），阻水不克，大掠后还军，金人复取之。同时遣三木合拔都由西夏趋关中，出潼关，掠河南而还。此为蒙金战争的第一阶段。 　　占领中都前，蒙古的军事活动以俘虏人口、财富为其主要目的；占领中都后，逐渐转向攻城略地，进占中原了十二年（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秋，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赐誓券、黄金印，使之统帅弘吉剌、亦乞烈思，忙兀、兀鲁等十军和契丹、汉军，专事中原的经略。他说：“太行以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⑤又赐大驾所建九旃大旗，谕诸将曰：一小华黎建此旗以出号令，如朕亲临也。”⑥不久，成吉思汗率领四子和蒙古军主力，开始西征。蒙金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自中都失陷后，河北、河东、山东等路州县不断遭到蒙古军的攻击、抄掠，金朝已无力控制。各地土豪纷纷结寨自保，招募武装力量。他们或接受金朝官职，为之守土抗蒙；或投附蒙古，帮助木华黎攻城略地。木华黎建行省于燕云，率刘伯林、石抹也先、耶律秃花、史天倪等攻取河北、山东诸州县，下蠡州（今河北蠡县），破大名府，东定益都、淄（今山东淄博市南）、登（今山东蓬莱）、莱（今山东掖县）、潍（今山东潍坊市）、密诸州。易州武装地主张柔抗蒙兵败后归降，木华黎使其仍居金所授经略使职。张柔率所部连下雄、易、安（河北安新县）、保（今河北保定）诸州，与效忠于金朝的武装地主武仙在河北对抗。木华黎统军自西京由太和岭（太行山）入河东，连下太原、忻、代、泽、潞等州。十三年（金兴定二年，1218），再下石（今山西离石）、隰（今山西隰县）、岢岚（今属山西）、绛（今山西新绛）等军州。不久，依附于金朝的武装地主郭古代风景画鉴赏文振、张开、胡天作等又相继收复太原、平阳（今山西临汾）；在河北，藁城武装地主董俊与张柔合力击败武仙，进据真定。 　　十五年（金兴定四年，1220），金封王福、武仙、郭文振、胡天作等九人为公，兼经略使，使之分疆守土，在河北、河东与蒙古军和附蒙的汉人武装势力对抗。武仙为恒山公，知真定府事，在金末九公中实力最强。这一年，木华黎回军河北，自燕南下，至满城（今属河北省），在董俊、史天倪所统汉军的配合下，击败武仙。仙穷蹙降蒙，与史天倪同守真定，为河北西路兵马副元帅。 　　蒙古军入山东，前同红袄军一起降宋的武装地主严实以所据彰德、大名、磁、沼、恩、博、滑等州三十万户迎降，并助木华黎攻取曹、濮、单等州，大大加强了蒙古对河北、山东地区的控制力量。 　　十六年（金兴定五年，1221），木华黎再人山、陕，石天应、史天祥和西夏兵五万从，他们入葭州（今陕西佳县），嘲绥德（今属陕西省），进逼延安，设伏大败金知延安府事完颜合达，徇洛州，克鄜州（今陕西富县）、坊州（今陕西蚓陵），又东渡黄河，再取隰州。 　　十七年（金元光元年，1222），再下太原、平阳，取河中（今山西永济）。皆设寓置守。木华黎再次渡河而西，取同州（今陕西大荔）。下蒲城，径趋延安。金京兆行省完颜合达拥兵二十万固守；攻之不下，遂分麾下兵屯守。另遣兵断潼关，击风翔，又不下，乃驻兵渭水南，徇凤州（今陕西凤县，）后渡河东还。十八年（金元光二年1223）三月，木华黎死于河东闻喜（今属山西），其子孛鲁袭职。十二月，金宣宗死，哀宗完颜守绪即位。 　　孛鲁于元太祖十九年（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攻克银州（今陕西米脂西北），命蒙古将领驻守要害。当蒙古军主力进攻山、陕之际。河北东西、两路的局势又发生了变化。二十年（金正大二年，1225）武仙杀都元帅史天倪，叛蒙归金；降宋的红袄军首领彭义斌，受宋官任大名路总管，占据了严实控制的大部分地区。四月，围严实于东平。城中食尽，严实被迫与之约和。彭义斌又西向与武仙联兵取真定。史天倪之弟史天泽袭都元帅职，与蒙古军将领肖乃台合兵反攻真定。严实也暗结蒙古孛里海军合击彭义斌。彭义斌被俘，武仙败走，真定复为蒙古势力所据，严实所失州县尽复。至此，金山东、西路，河北东、西路，河东南、北路基本上为蒙古军和降蒙的汉人武装地主所控制，山东东路则为降宋的红袄军首领李全的势力。 　　二十一年（金正大三年，1226），木华黎弟带孙统蒙古军与严实的汉军围李全于益都，孛鲁也领兵入齐，遣人招降李全。第二年夏，李全城中食尽，出降，山东东路尽入蒙古。 　　这一时期，木华黎、孛鲁所统蒙古军约二万人，在河北、山东陕三线作战，兵力显然不敷分派。河北东、西路和山东西路主要依靠武装地主史天倪兄弟、严实父子和董俊父子的兵力。金朝也只在陕西由行省完颜合达的兵力支撑局面，河东、河北诸路则不得不依靠武装地主武仙等九公与蒙古势力抗衡。故这一阶段蒙金战争特点是投靠金蒙双方的汉人武装地主间的对抗。其间，太原，真定，平阳、东平等重镇虽几经易手，而因蒙古军能往来策应，数其势力始终居于上风。金朝则兵源不足，粮饷匮乏，唯以官爵酬九公而已。宋又授反金起事的红袄军首领以官职，利用他们乘蒙金对抗之机，冀收渔人之利。 　　成吉思汗于1225年结束西征回到漠北后，便集中兵力大举攻伐西夏。二十二年（金正大四年，1227）秋，成吉思汗病逝，西夏灭亡。这期间，蒙古军下临洮府（今属甘肃）自凤翔徇京兆。金朝也加强了陕西的防御部署。戊子（蒙古拖雷监国，金正大五年，1228），蒙古军八千入大昌原（今甘肃宁县西），金将完颜陈和尚以四百骑取胜，为蒙金交战以来金军的首次大捷，三军士气为之一振。但不久，元太宗窝阔台即位，再议伐金，蒙金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太宗二年（金正大七年，1230）蒙古军攻京兆。秋，窝阔台自将南伐，皇弟拖雷、皇侄蒙哥率师从。下天成等堡，入山西，自平阳南下，渡黄河与陕西兵会。三年（金正大八年，1231）春，围攻凤翔。金遣完颜合达、移刺蒲阿行省乡（今河南灵宝），使出关援救。合达、蒲阿见蒙古军势盛，不敢战，托言伺机方可动，不肯出关。金哀宗多次遣使催促，不得已出关，至华阴，与渭北军一交，便勿忙收军入关，放弃京兆。风翔被蒙古军攻占，潼关以西不复为金有。 　　夏，窝阔台避暑于九十九泉（今内蒙古卓资北），大会诸侯王，商讨伐金方略。时金以重兵守潼关、黄河一线。成吉思汗临死前，曾部署灭金方略，他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敝，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⑦及拖雷下凤翔，亦曾有人以此策来献。至是，遂定议兵分三路：中路窝阔台自将，由洛阳进；左路斡陈那颜率领，由济南进；右路拖雷率领，自陕西进，借道于宋，沿汉江下唐、邓，迂回包抄汴京。期以明年正月会师于汴。 　　秋，窝阔台至云中，率众下河东州县，取河中府，自白波（今河南孟县西）渡河，驻郑州。金卫州节度使完颜斜捻阿不弃城走汴，黄河防线瓦解。拖雷自凤翔趋宝鸡，过大散关，至兴元（今陕西汉中），东下金州（今陕西安康），直趋房（今湖北房县）、均（今湖北均县西），渡汉水北上，进入邓州（今河南邓县）。金遣合达、蒲阿守邓州。合达等据险设伏于邓州西禹山，金军小胜。拖雷避开金军主力，散漫北上，径趋汴京。合达等尾追，双方且战且行，各有伤亡。蒙古军但事骚扰，不与交锋。 　　四年（金开兴元年，1232）正月，蒙古游骑至汴。拖雷军与金军遇于钧州（今河南禹县）南三峰山。拖雷集结精兵与金军对阵，“时雪已三日，战地多麻田，往往耕四五遍，人马践泥淖没胫。军士披甲胄僵立雪中，枪槊结冻如椽，军士有不食至三日者”⑧。拖雷军与中路军会合，“四面围之，炽薪燔牛羊肉，更递休息，乘金困惫，乃开钧州路纵之走，而以生军夹击之，金军遂溃”⑨。合达战死，蒲阿为蒙古军俘虏，被杀。同时，金潼关守将献关，许州（今河南许昌）兵变，皆降蒙古，金朝大势已去。蒙古军连续攻下卢氏、睢州（今属河南）、中京（今河南洛阳），遣使入汴招谕，索取翰林学士赵秉文、衍圣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和降蒙诸人家属。金遣曹王讹可出城为人质与蒙古军议和。三月，窝阔台、拖雷北还，留速不台等率蒙古军围攻汴京。汴京周围州县皆遭蒙古军杀掠，居民争相入城避难，汴京城人口激增。入夏后，瘟疫流行，五十日内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贫不克葬者尚不在其数。七月，蒙古使者唐庆为金军士所杀，和议绝。京城粮尽，括粟于民，骚扰捶楚备至。入冬则人相食。十二月，哀宗出逃，以右丞相、枢密使兼左副元帅完颜奴申，枢密副使兼知开封府、权参知政事完颜斜捻阿不，里城四面都总领、户部尚书完颜珠颗，外城东面元帅把撒合，南面元帅术甲咬住，西面元帅崔立，北面元帅孛术鲁买奴等留守。 　　五年（金开兴元年，1233）正月，金京城留守官、西面元帅崔立杀参知政事奴申、枢密副使斜捻阿不，以卫绍王子从恪监国，献城降。蒙古军入汴。 　　金哀宗出城过陈留、杞县，驻黄陵岗。渡黄河攻卫州，不克。又渡河南至归德（今河南商丘）。六月，离归德奔蔡州（今河南汝南）。武仙等谋奉哀宗入蜀。 　　自汴京被围，蒙古数遣使至宋，约以联兵灭金。八月，和议成。商定灭金后，以河南地归宋。于是，蒙宋联合攻唐州，败武仙，断金帝西逃入蜀之途。蒙古将领塔察儿（博尔忽从孙）兵围蔡州。十一月，蒙古兵决蔡州城西练江；宋兵引城南柴潭入汝水，填薪苇铺路，进逼蔡州城。六年（金天兴二年，1234）正月，宋兵攻破南门，引蒙古军自西门入。金哀宗传位于宗室、蔡州东面元帅完颜承麟，自缢死。蒙宋联军攻陷蔡州，承麟死于乱军之中，金亡。 　　同河北、河东诸路占领与失陷数次反复一样，蒙古对上京、咸平、辽东诸路的征服也颇费时日。早在成吉思汗首次伐金之际，金朝北边千户、契丹人耶律留哥即在隆安（今吉林农安）、韩州（今吉林梨树县八面城）一带反金自立。太祖七年归附蒙古，与蒙古将领按陈结盟，驻守原地。翌年，金朝遣将北伐留哥，被蒙古与留哥的联军击败。此后，留哥自立，建国称王，国号辽，年号元统。进而击败金宣宗所遣的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攻占咸平（今辽宁开原），建为中京。蒲鲜万奴收散兵奔东京。八年，留哥攻破东京，驱逐万奴，朝成吉思汗于行在（当时成吉思汗驻跸桓州）。留哥部属耶厮不等不愿降蒙，趁留哥入朝之际，举众叛去。九年初，自立于澄州（今辽宁海城）。不久，为部下所杀，残部九万余人退入高丽。留哥暂居临潢。辽东为万奴所据。 　　万奴讨留哥败绩，受到金廷谴责，遂趁金无暇东顾之机，于元太祖十年反金自立，割据东京、成平，建国大真（史称东夏）。次年，木华黎再入辽东，万奴降蒙，不久叛去，东徙曷懒路（吉林东部和朝鲜北部一带），又攻占上京路诸多州县。金上京行省官太平执元帅承充，夺其军，附万奴。万奴乃成为辽东一大势力。木华黎此时正致力于中原征战，无暇顾及辽东，所下州县放弃后又为金有，对万奴所为也暂取容忍态度，以利用他牵制金军。这年，蒙古将领哈真、扎剌与耶律留哥率军会同万奴入高丽境，追剿逃亡的契丹军残众，由耶律留哥带回临潢。万奴占据辽东东部和上京、速频等路地方达十二年之久。辽东南部则由金行省控制。 　　元太宗元年，窝阔台遣撒里塔、吾也而、王荣祖等率军征辽东，下盖州（今辽宁盖县）、宣平（今辽宁岫岩）、石城等，占据辽东南部。五年，由皇子贵由、木华黎孙塔思等东征，万奴平。东京、上京诸路悉入蒙古。 　　注释①《元史·太祖纪》。 　　②《元朝秘史》续一。 　　③④《元史·札八儿火者传》。 　　⑤⑥《元史·木华黎传》。 　　⑦《元史·太祖纪》。 　　⑧⑨《金史·移剌蒲阿传》。 　　 　　第二十五章 　　 　　定宗之立八宗窝阔台生前，曾指定三子阔出（又作曲出）为继承人。但1236年，阔出死于征宋军中。阔出长子失烈门年幼聪慧，为窝阔台所钟爱，加之对其父的感情与怀念，窝阔台将失烈门养于宫中，准备让他做大汗的继承人。 　　1241年十一月，窝阔台死于“欢饮极夜”之际，长子贵由尚在西征返回的途中，皇孙失烈门尚幼，皇后之一的乃马真氏脱列哥那按照蒙古人素有的传统主持了朝政。窝阔台长后无子，且在窝阔台死后不久便离开人世。脱列哥那是他五个年长儿子的生母，又是个权欲极强、惯耍权术的人。一旦大权在握，她就开始改变窝阔台生前的安排，废黜失烈门，另立新汗。在诸子中，她属意于长子贵由。因此，她一面向各宗王派遣使者，报告窝阔台的死讯，一面筹备新的忽里勒台，为贵由即位做必要的准备。而在忽里勒台召开之前，她在察合台和一些王公的支持下取得了摄行政事的全权。 　　窝阔台死后，推举新汗的忽里勒台没有及时召开。原因之一是贵由西征未回，脱列哥那大权在握；其二是西征期间，拔都与贵由间曾发生纠纷，感情不合①。当脱列哥那遣使商议召开忽里勒台时，拔都已得知宗亲贵族的选汗倾向。他不愿拥戴贵由，故借口有病，拒绝出席大会。作为宗族近属中的长者，拔都的态度是有一定影响的，他的缺席使忽里勒台迟迟无法召开，汗位虚悬达四年之久。这期间，国事皆决于脱列哥那。脱列哥那宠信来自呼罗珊（今伊朗霍腊散省）的女厚虏法迪玛（又作法提玛）和商人奥都糊合蛮，在他们的排斥、打击下，窝阔台时期的老臣镇海、牙剌瓦赤被迫逃到窝阔台次子阔端处，受到后者的保护；契丹人耶律楚材则因国事日非，已志不得行，“愤悒而死”；河中地区的长官马思忽惕伯则投靠了拔都；宗王们也各行其是，趁机向各方签发旨令和牌符，发号施令。 　　古代铜器汗位的空缺，局势的混乱，使有势力的宗王再次萌生觊觎之心。成吉思汗的幼弟斡惕赤斤想趁此时机以武力夺取汗位。1243年，斡惕赤斤率军西向，引起了脱列哥那的恐慌，她一面派出急使与斡惕赤斤交涉，一面选将备兵，甚至想西迁以避兵锋。斡惕赤斤听到贵由已回到叶密立（又作也迷里，今新疆额敏）的消息，对自己的行动也很懊悔，遂返回了自己的营地。 　　斡惕赤斤称兵和林一事，加重了汗位虚悬引起的危机，贵由抵达汗庭后，脱列哥那不待宗王集会，便同她身边的大臣们做出了推举贵由为汗的决定。1246年春，他们向各方派出急使，请诸王和大臣们前来参加忽里勒台。东道和西道诸王以及大臣们相继起程前来。最先到达的是拖雷的长妻唆鲁禾帖尼（又作唆儿忽黑塔尼、唆鲁和帖尼，即庄圣皇后）及其诸子。拔都因对贵由不满，借口身体不好和脚病，没有赴会。代表术赤系参加大会的是斡儿答、昔班、别儿哥、别儿哥彻儿、唐兀惕和秃花帖木儿；察合台的儿子也速蒙哥、拜答儿，孙子不里、哈刺旭烈兀、也孙脱花（又作也孙都哇、也孙不花）等也从各自的封地前来。窝阔台的儿子阔端及其诸子、斡惕赤斤及其诸子、按只吉带及其他东道诸王也相继到来。同时还有各地区的长官和贵族。甚至还有来自欧洲的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的使者普兰·加尔宾及其使团，他们虽不是与会的成员，却有幸目睹了贵由即位典礼的盛况，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得自旁观者的记录。 　　虽然脱列哥那运用她的权力和手段，广施馈赠和小恩小惠，拉拢和争取到了一些支持者，但忽里勒台推举大汗的程序还是不能废弃的。经过讨论，宗王们一致同意由窝阔台的一个儿子来接管治理国家的权力。窝阔台次子阔端表示了继承的愿望，理由是他的祖父一度曾提到过他；另有一些人则支持失烈门，认为他成年后会是一个治理国家的适当人选。讨论中，人们认为阔端身体不好，失烈门尚未成年，而贵由是长子，有处理祸福危难的经验，又素以英武、严峻、刚毅和善驭下属知名，是个合适的人选，其母脱列哥那也属意于他，唆鲁禾帖尼及多数大臣也同意这一选择。贵由本人则照例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推脱一番，然后就正式做出决定。 　　贵由的即位典礼于1246年8月24日在月儿怯灭土（哈喇和林西）举行。这次大会盛况空前，参加典礼的长官和呈送贡品的使臣就有四千多人。为他们准备的帐幕有二千多座，大帐周围已无可停驻之地，广阔的原野也变得狭窄了，人的食物和饮料供应都很紧张，马匹的饮料更为缺乏。但典礼仍进行得有条不紊。人们照例摘掉帽子，放松腰带，举行萨满教仪式，然后由斡儿答和也速蒙哥分别拉着贵由的手，把他扶上汗位。接着是敬酒，跪拜大汗和出门拜日。最后就是连续数日的宴饮和庆祝，并把各方呈来的贡品和礼物、府库的金银珠宝等赏赐给诸王和大臣。主持赏赐的是唆鲁禾帖尼，她以自己的才智、持重和无可责难的言行在这次忽里勒台上享有最大的威望。 　　庆祝活动结束后，开始处理政务。首先是审理斡惕赤斤兵进和林之事。因为它事关重大，不能由异姓审理，贵由把这一案件交给了斡儿答和蒙哥。他们查清问题后，按照札撒处死了斡惕赤斤。 　　不久，察合台去世。按照成吉思汗的意图和察合台的安排应由察合台的长子木秃坚（又作抹土干、蔑惕干、木阿秃干）的儿子哈刺旭烈兀接管封地治理权，也速蒙哥也无异议。但作为蒙古大汗，贵由对此进行了干预。因为他与察合台之子也速蒙哥关系友好亲密，于是便以“有子怎能让孙子当继承人，为理由，剥夺了哈剌旭烈兀的继承权，让也速蒙哥做了察合台封地的最高领主。 　　窝阔台死后，脱列哥那执政期间，“诸王各自为政，贵人们分别依附他们当中的一个；因此他们在国土上宣写敕令，散发牌子”②。贵由下令对这一违反札撒的行为进行整顿，收回了他们所发出的牌子和旨令，放在他们面前。只有唆鲁禾帖尼和她的儿子们可以感到满意和自豪，因为他们任何人都没有做过任何一件违反札撒的事。大汗贵由表扬了他们，把他们当做应该学习的榜样。同时他又确认：“一如合罕（指窝阔台）即位时维护其父之札撒，不许丝毫改动其律文，因此同样地，己父之札撒和律文也不应任意损益增删。”③并降旨说：“凡盖有合罕玺印的诏书，不必向他奏告就可签署通过。”④脱列哥那的宠臣法迪玛依仗摄政皇后的威势，姿意妄为，陷害大臣，激起了宗王、贵族、大臣的普遍不满。贵由即位后，重新起用老臣镇海、牙刺瓦赤等，处死了脱列哥那派往汉地的奥都剌合蛮。同时，由于有人告发法迪玛盅害阔端，致使他病势愈发沉重；阔端也遣使汗庭，要求一旦他遭到不测，请大汗为他报仇。不久，传来了阔端的死讯。在镇海的协助下，贵由决定处死法迪玛。脱列哥那极力保护，贵由的态度也十分坚决。最后，法迪玛被以严酷的刑罚处死。 　　朝中的事务安排就绪后，他分别向汉地、伊朗、河中（中亚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阿姆河、锡尔河中间的地区）等处派出将领和军队，也派出治理汉地的长官。第二年（1247），贵由借口叶密立气候对他的健康有利，从漠北起程，带领人马浩浩荡荡地西进。人们猜测，这是因为拔都拒绝拥戴他，他心怀不满，西进的目的是讨伐拔都。唆鲁禾帖尼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向拔都处派出急使，提醒他早做准备。于是拔都也整军，东进相迎。1248年春，贵由行至距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一周之程的横相乙儿之地，病逝。 　　史载贵由凶悍、残暴，拒听臣下建议；崇奉基督教，压抑穆斯林；而在挥霍和滥赏方面又超过了他的父亲。他虽然处死了脱列哥那的宠臣和妄图夺取汗位的逆臣，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脱列哥那执政时期造成的混乱局面。加之他的即位引起了阔端、失烈门的不满；擅自改变察合台关于继承人的安排，导致了哈喇旭烈兀与也速蒙哥的矛盾；甚至其他左翼诸王也心生疑忌；西征拔都，使术赤、窝阔台两系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一切都加剧了黄金家族内部的矛盾与分裂，也预示着蒙古国汗位继承将呈现更加复杂的局面，出现更加尖锐激烈的斗争。 　　注释①拔都是长子，西征军的统帅。在西征期间的一次诸王宴会上，他在宴会正式开始之前先饮了几杯酒，引起了贵由和察合台之孙不里的不满。他们在说了拔都很多坏话后离席而去。事后，拔都遣使将此事告至窝阔台处，窝阔台斥责了贵由，由此二人有隙。 　　②③《世界征服者史》上册《贵由登上汗位》。 　　③《史集》第二卷《窝阔台合罕的儿子贵由汗纪》第二部分《记贵由登临汗位》。庄圣教子成吉思汗幼子拖雷虽不曾为大汗，但他的两个儿子蒙哥和忽必烈却得以先后继承汗位，成为大蒙古国的第四、第五任大汗，忽必烈更在前人的基础上，建立元朝，最后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世祖至元三年（1266），追尊其父为景襄皇帝，母为庄圣皇后。 　　庄圣皇后怯烈（克烈）氏，名唆鲁和帖尼，是克烈部首领王罕的侄女，其父为王罕之弟札阿绀孛。她是一位聪明能干、明礼守法、倍受尊敬的蒙古贵族女性。1232年，拖雷死时，长子蒙哥二十四岁，次子忽必烈十七岁，唆鲁和帖尼接管了拖雷封地事务，她并未因拖雷之死表示出任何对大汗窝阔台的不满①，也没有向窝阔台提出过任何非分的要求。相反，她谨守家业，以成吉思汗的札撒和必里克教育诸子，要求他们“懂得德行和礼貌”，不得作出任何违背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的事情。要他们的妻子和睦相处，不允许他们之间为任何事发生争吵。她努力维持同各方面的友好关系，她虽然是基督教徒，却十分关心伊斯兰事务，给伊斯兰教上层以大量的施舍和慷慨捐赠。捐钱修建伊斯兰学校，并向他们提供经费，资助教师和学生。还不时发放一些物品，以救助贫困的穆斯林。她的聪明才智、广施恩惠使她受到了广泛的尊敬和赞誉，窝阔台对她也十分尊重和格外垂爱。因此，她也才得以像当年的诃额伦一样，保护了拖雷的子孙和他遗留下来并继续由她统领的官员和军队，维护了拖雷家族与孛尔只斤家族各成员的良好关系，为蒙哥的即位作了必要的准备。 　　拖雷死后，窝阔台曾下诏，遣使令唆鲁和帖尼嫁给他的长子贵由，唆鲁和帖尼客气地拒绝了。她虽认为诏命是不能违背的，但同时也申述了自己的理由，她说：“我有一个愿望：要抚养这些孩子，把他们带到成年和自立之时，竭力使他们受到良好的教养，彼此不分开，相互不离弃，从他们的同心同德中得到好处。”②由于她表示了这样的意愿，贵由也没有坚持，于是她得以继续掌握拖雷封地及其属民，与他的儿孙们一起，直至把他的长子蒙哥送上皇帝的宝座。 　　耶律楚材在汗位继承上，拖雷系与窝阔台系成员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③。作为拖雷兀鲁思的主人，如何处理好与大汗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拖雷死后不久，窝阔台便将原属拖雷的速勒都思部落两个千户拨给了自己的儿子阔端，此事引起了拖雷兀鲁思诸万户、千户的不满，他们为此要同大汗理论一番。为了不激化矛盾，唆鲁和帖尼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她阻止了手下万户、千户的对抗行为。她说：“你们的话是公正的。但是，我们所继承的和自己取得的财产之中并无不足，什么也不缺；军队和我们，同样全都是合罕的，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们要服从他的命令。”④这样，不但避免了与窝阔台的直接冲突，以小的牺牲换取了拖雷兀鲁思及其子孙的安全，而且使拖雷系成员与窝阔台系的阔端家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减少了日后蒙哥即位的阻力。 　　在窝阔台和贵由在位期间，唆鲁和帖尼约束属下长官和自己的儿孙们严守法度，使他们的行为达到无可指责的地步。贵由即位后，整顿汗位虚悬期间造成的混乱秩序，惩罚了一些乘机违反法度的宗王、贵族。很多人因擅自发放牌符和令旨受到责难，而拖雷家族成员中却绝无这类事件发生，他们为诸王、贵族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成为执行札撒的模范，受到大汗贵由的赞扬。同样，由于在成吉思汗继承人的人选上，术赤与察合台严重对立，而察合台力主选择窝阔台，形成了察合台系与窝阔台系的亲密关系，造成了术赤系与窝阔台系间的隔阂。贵由与拔都的矛盾又加深了这一裂痕。因此，术赤后王与窝阔台后王严重不和，而同拖雷系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使之成为黄金家族权力斗争的同盟者。也由于他们是严格遵守成吉思汗以来的法度、命令和规矩的典范。因此，尽管拖雷已死，诸子尚无卓著的功绩，但拖雷家族在宗族中仍享有崇高的威望和不容忽视的影响。 　　古代山水画鉴赏贵由即位后，不但没有设法缓和与拔都的矛盾，反而凭借大汗的权势，想以武力征服拔都。元定宗二年（1247），贵由以健康原因为借口，突然西巡。唆鲁和帖尼认为贵由的西巡，“并非别无用意”。⑤她便暗中派遣急使，向拔都通报了贵由的行动，提醒拔都作好准备。这一举动，无疑将进一步加强术赤与拖雷两系的亲密关系，而且加剧了术赤与窝阔台两系的仇恨。 　　于是，贵由死后，拔都一改当初议立贵由时的态度（当时他以身体不好和脚病为借口，不参加忽里勒台），以宗亲长者的身份，“接二连三地向各方派出急使，邀请同族和宗亲们，要全体宗王们前来举行忽里勒台‘拥立一个能干的、我们认为合适的人登临大位’”⑥。 　　以往的隔阂与矛盾使察合台、窝阔台的后裔们对拔都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他们只派出代表前往拔都处。但代表们对拔都作出了不违背他的决定的保证，这就使拔都不但因为年长，同时也因为有宗亲诸王的认可，取得了在大汗位推举问题上超出诸王的权限。唆鲁和帖尼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命令她的长子蒙哥前往拔都处，从而不但维护了拔都的权威，取得了他的好感，而且使他亲眼看到了蒙哥的品德和才干，促使他做出推举蒙哥的决定。从决定做出，到蒙哥即位庆典的召开，拖延达两年之久，这期间向宗王发出邀请，分送礼物，表达亲近友好等一切活动，都有唆鲁和帖尼参与和策划。在拔都和唆鲁和帖尼、蒙哥的共同努力下，1251年，蒙哥终于作了蒙古国的大汗。拖雷所不曾实现的愿望由唆鲁和帖尼辅佐他们的儿子实现了。 　　注释①《元朝秘史》载，窝阔台驻军龙虎台，忽然得病，昏愤失音。萨满占卜说是“金国山川之神，为军马掳掠人民，毁坏城郭，以此为祟。许以人民财宝等物禳之。卜之不从。其病愈重，惟以亲人代之则可”。窝阔台问：“如今我跟前有谁？”当时只有拖雷在场，拖雷说：“洪福的父亲将咱兄弟内选著，教你做了皇帝，令我在哥哥跟前行，忘了的提说，睡着时唤省。如今若失了皇帝哥哥呵，我谁行提说著，唤省着？多达达百姓教谁管著？且快金人之意。如今我代哥哥，有的罪业，都是我造来，我又生得好，可以事神。”于是，萨满用念过咒语的水给窝阔台洗了病，让拖雷喝了。窝阔台病愈，拖雷死了。《史集》、《元史》也有类似的记载。 　　 　　②《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汗传》。 　　 　　③按照蒙古入幼子守产的旧俗和拖雷的功绩，他是有资格继承汗位的。但根据成吉思汗生前的安排和当时诸宗王、贵族、大臣忽里勒台的决定，他放弃了争夺汗位的打算。窝阔台即位虽然没有像贵由、蒙哥即位时那样发生激烈的冲突与对立，但两系间的矛盾却已经形成。关于拖雷之死，文献记载虽称是出自拖雷的意愿，但史家并不排除这是窝阔台清除自己的政敌和对手的行动，是黄金家族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 　　 　　④⑤《史集》第二卷《窝阔台合罕的儿子贵由汗纪》。 　　⑥《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汗之子蒙哥合》。 　　 　　宪宗之立1248年春，贵由死于西征途中，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回到贵由的封地叶密立，向各方派出使臣通报贵由的死讯。拔都遂停止东进，驻兵于东距海押立（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一周之程的阿剌豁马黑（《元史·宪宗纪》作阿刺脱忽刺）之地。他向斡兀立海迷失派遣使者，一方面安慰她，一方面要求她遵从惯例。与其大臣们共同接管朝政，处理国家庶务。唆鲁和帖尼也派出了劝慰和哀悼的信使，并按习惯做法给她一些衣服和一顶顾姑①。接着，拔都以宗室近支长者的身份向诸王派出急使，请他们到自己的驻地聚会，商讨大汗继承事宜。 　　围绕着大汗继承权的争夺，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中早已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和深深的裂痕。而嫡长子继承的制度没有确立，幼子守产的旧俗正在被冲破。选贤任能的原则难以持续长地推行，先汗的遗命也未被严格遵守。总之，此时的大蒙古尚没有一项确定无疑的，为宗室贵族、群臣一致认可的统一选汗标准和原则。这只能意味着围绕汗位继承的斗争将愈演烈。 　　术赤的后裔已驻牧于钦察草原和斡罗斯等地，拔都已顺利地接管了术赤的权力，对其封地实行了有效的控制；他们的封地距蒙古国统治中心较远，分离倾向较强；加上早已存在的与察合台、窝阔台系的隔阂与怨恨，使他们意识到大汗的宝座同他们的距离已越来越远，因此已无意于争夺汗位。但他们享有推举大汗的权力，他们就不能不利用这一权力在汗位继承上贯彻自己的意图，施加自己的影响。长期以来，拖雷家族与拔都就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唆鲁和帖尼又不断表现出对拔都的关切，术赤家族倾向于拖雷家族就是很自然的了。窝阔台次子阔端同拖雷家族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相反，阔端与贵由争夺汗位未能如愿，在他们的后裔中便不能不心生芥蒂，窝阔台家族内部也由此出现了裂痕。 　　贵由即位后，偏袒察合台之子也速蒙哥，夺去了哈剌旭烈兀对察合台封地的统治权，也造成了察合台家族的分裂。 　　拖雷的遗孀唆鲁和帖尼却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教子有方，维系了本家族的团结，赢得了各宗王的好感，争取到了属下将领、官员和属民的支持与爱戴。拖雷死后，唆鲁和帖尼掌管拖雷封地的事务和军队，她建立了严格的制度和核算措施，不允许属下有任何违反札撒和传统的行为；她不允许属下官员对属民非法征敛，从不趁汗位虚悬之机发放牌符和旨令，却能依靠继承的封地、财产、军队广旋恩惠，收买人心；她信奉基督教，却能优礼和照拂伊斯兰教徒，因而她和她的儿子们能得到比较广泛的支持和同情。当面临又一次汗位争夺时，她的家族就具有了一定的优势。 　　拔都发出邀请后，唆鲁和帖尼遣长子蒙哥率诸弟阿里不哥、岁哥都（唆亦哥秃）、木哥（末哥、穆哥）等前往。失烈门和窝阔台的后妃们也从哈剌和林派出了自己的代表。贵由儿子们因驻地距拔都营地较近，便抢在诸王之前去会见拔都，但他们只停留一两天，就借口萨满预言不宜久留，不等人员齐集、大会召开，只留下帖木儿那颜为代表，便返回了自己的封地。1249年4月，蒙哥兄弟和东道诸王塔察儿（斡惕赤斤孙）、术赤系诸王和察合台的孙子哈剌旭烈兀等，大将兀良哈台、速你带、也速不花等相继到达，于是开始就汗位继承问题进行协商。 　　会上，宗王及宗王代表间就汗位谁属问题争论激烈。拔都等术赤系诸王和拖雷系诸王属意蒙哥；斡兀立海迷失、失烈门和察忽、脑忽的代表们主张从窝阔台的子孙中选择，却不能举出一个一致同意的人选，于是经过几天争吵，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因为拔都是全体宗王们的长者，他的命令是大家务必遵行的，他所赞同的，宗王们无论如何也不违反②。这样就把大汗继承人的提名权交给了拔都。 　　由于拔都与拖雷家族一直存在着良好的、亲密的关系，也由于蒙哥本人参加过数次征战，并曾在长子西征中取得过活捉钦察部一个首领八赤蛮的辉煌战绩，特别是这次参加忽里勒台，拔都第二次目睹了他的成熟和才干，于是在继续举行的讨论中，拔都首建推举蒙哥之议。这一提议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术赤、拖雷两系宗王的支持，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窝阔台系诸王、后妃代表的反对。额勒只带（又作宴只吉歹、按只，他可能是失烈门和窝阔台的其他后妃自哈剌和林派去的代表）举出当年与窝阔台立下的誓言来反对拔都，他说：“你们曾全体一致决议并说道：直到那时，只要是从窝阔台汗诸子出来的，哪怕是一块臭肉，如果将它包上草，牛不会去吃那草，如果将它涂上油脂，狗不会瞧一眼那油脂，我们仍然要接受他为汗，任何其他人都不得登上宝座。为什么你们另搞一套呢？”③定宗皇后海迷失的使者也说：“昔日太宗命以皇孙失烈门为嗣，诸王百官皆与闻之。今失烈门故在，而意欲他属，将置之何地也？”④蒙哥之弟木哥和他的随从札剌亦儿部人忙哥撒儿以脱列哥那破坏太宗遗命予以驳斥，木哥说：“太宗有命，谁敢违之。然前议立定宗，由皇后脱列忽乃（即脱列哥那）与汝辈为之，是则违太宗之命者汝等也，今尚谁咎也？”⑤忙哥撒儿则指责八剌说：“汝言诚是，然先皇后立定宗时，汝何不言也？八都罕（即拔都）固亦遵先帝遗言也。有异议者，吾请斩之。”⑥兀良哈台也说：“蒙哥聪明睿知，人咸知之，拔都之议良是。”⑦于是大家宣誓效忠，共立蒙哥为汗，决定明年（1250）举行即位典礼。 　　唆鲁和帖尼开始向诸王派遣使者，分送礼物，邀请他们参加忽里勒台。窝阔台和贵由家族的一部分宗王、察合台的儿子也速蒙哥和孙子不里拒绝参加典礼，不接受大会决议，他们多次遣使至拔都处，要求在窝阔台的后裔中推一举大汗继承人。拔都认为决议是在宗王们同意的情况下通过的，如果擅自更改，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况且主持一个如此广大的国家，不是孩子们的能力所及的事；而立蒙哥为汗，也是充分考虑了窝阔台子孙的利益的。因此，坚持已经做出的决议。在这样的交涉和争吵中，一年过去了。到了年底，蒙哥等再次向各方派出使者，邀请他们到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地区。他们派失烈门必阔赤至斡兀翊每迷失和忽察、脑忽处、派阿兰答儿必阁赤至也速蒙哥处，要求他们同心协力，团结一致，与大家一起共同安排国事。脑忽、也速蒙哥等不得已，只好起程赴会，但他们有意拖延，以推迟和破坏由拔都、蒙哥主持的这次忽里勒台。 　　古代风景画鉴赏1251年6月，术赤后裔别儿哥、不花帖木儿（《元史·宪宗纪》作脱哈帖木儿），东道诸王拙赤合撒儿的儿子也苦、脱忽、也松格，合赤温的儿子按只吉歹（《元史·宪宗纪》作按只带），斡惕赤斤的孙子塔察儿，成吉思汗的异母弟别勒古台及其诸子，察合台的孙子哈剌旭烈兀等相继到达，察合台的儿子也速蒙哥和窝阔台的后裔却迟迟不到。别儿哥请求拔都，拔都派人回答说：“你拥立他登上宝位吧，那些背弃札撒的人都得掉脑袋。”⑧于是，由别儿哥主持，上述诸王、将领和拖雷系诸王一起举行了蒙哥的即典礼，使他正式取得了大蒙古国第四任大汗的合法身份。仪式之后，是照例的宴饮庆贺。这时，窝阔台的儿子合丹、灭里，孙子蒙哥都（阔端子）相继赶到，并向蒙哥“行贺礼，执臣节”⑨。由于他们的到来，大会决定继续等候迟到诸王，延期结束。但窝阔台的子孙们却正在策划大蒙古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武装夺权活动。 　　失烈门（阔出子）、脑忽（贵由子），忽秃黑（窝阔台第四子哈剌察儿之子）结盟，以参加庆典为名，赶着无数载满武器的大车，用宴饮的食物做伪装，浩浩荡荡向蒙哥的大帐进发。这时，蒙哥的鹰夫康里人克薛杰丢失了一头骆驼，在寻找骆驼的途中，他遇到了失烈门和脑忽的马群，应一个看车儿童的请求，他帮助修理一辆损坏了的大车，无意中发现了车中装载的武器。他设法了解了实情，并乘人不备，驰向蒙哥大帐，报告了所知的一切。于是蒙哥派遣其弟旭烈兀和老将忙哥撒儿领兵相迎，调查事情的真象，并采取行动制止他们的阴谋。失烈门等否认有谋逆行为，他们被送到了蒙哥处。蒙哥又派遣不怜吉歹领十万兵驻守哈剌和林至别失八里一线的科布多、杭爱山一带，以防察合台儿子也速蒙哥（《元史·宪宗纪》作也速忙哥）、孙子不里和贵由的儿子忽察。 　　庆典结束后，蒙哥亲自审问谋逆的宗王，命忙哥撤儿审讯策划和参与这次谋逆活动的大臣。宗王失烈门、也速蒙哥、不里（又作孛里）、忽察（又作火者、和只）、脑忽（又作纳忽）、也孙都哇（又作也孙脱、也孙脱阿）等分别被禁锢和贬谪；贵由后斡兀立海迷失和失烈门母合答失赤被处死，大臣合答曲怜、按只吉歹等七十七人被杀。 　　当由蒙哥即位引起的黄金家族间的斗争平息后，蒙哥开始处理国事。他派皇弟忽必烈南征大理，委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政事宜；以牙剌瓦赤、布智儿、赛典赤赡思丁等任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委另一弟旭烈兀征西域素丹（又作算端、唆里坛，即苏丹）诸国，这是蒙古的第三次大规模西征。以纳怀、塔刺海、麻速忽等任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以阿儿浑任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事；下令籍汉地、斡罗斯、西藏等地户口；追收贵由死后诸王滥发的牌符、令旨；限制诸王乘驿所用马匹数量和索取超过规定的供应物品；规定了各地税额，并禁止官员、吏员循私偏袒和收受贿赂。宪宗七年（1257），蒙哥以幼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亲率大军征伐南宋。宪宗九年（1259）七月，蒙哥死于合州（今四川合川）钓鱼山军中，在位九年。 　　注释①顾姑，蒙古已婚妇女的一种头饰（帽子）。参见本卷“黄金家族的兴起”注释。 　　 　　②《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汗之子蒙哥合罕纪》。 　　③《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二编《札剌亦儿部落》。 　　 　　④⑤《元史·宪宗纪》。 　　⑥《元史·忙哥撒儿传》。 　　⑦《元史·宪宗纪》。 　　 　　⑧《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汗之子蒙哥合罕纪》。 　　 　　⑨《世界征服者史》下册，第三部分《七大州君主、贤明的皇帝蒙哥可汗登上汗国的宝座，他打开奴失儿汪的地毯，兴复帝室的功业，制定君王的法规》。 　　 　　第二十六章 　　 　　忽必烈开府金莲川忽必烈是拖雷正妻唆鲁和帖尼的次子，元宪宗蒙哥的同母弟。元太祖成吉思汗十一年（1216）生。他同其他蒙古儿童一样，自幼生长于鞍马间。1224年，成吉思汗回军途中，他与弟旭烈兀首次出猎，并分别射死一只兔子和一只山羊，成吉思汗非常高兴，他按照蒙古人的习惯，亲自为他们拭指①。1232年，其父拖雷死，他与诸兄弟在母亲的培养下长大。拖雷是成吉思汗长后所生的幼子，并且死得蹊跷，而唆鲁和帖尼又能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模范地遵守着成吉思汗的札撒，因而他的家族在宗亲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和赢得了较多的同情。 　　太宗窝阔台分封汉地时，拖雷家族得到了真定府，于是这个家族同真定府便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242年（元太宗皇后乃马真氏执政元年），燕京著名的禅学大师海云和尚被召至拖雷兀鲁思，携僧子聪（世祖朝的太保刘秉忠）同行。海云与子聪虽号僧人，实则皆精通儒学。子聪“於书无所不读，尤邃於《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②。忽必烈向海云问佛法大要，后者对以“宜稽古审得失，举贤措枉，以尊主庇民为务。佛法之要，孰大于此”？这分明是借谈佛法之机，向蒙古贵族宣传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理论。忽必烈对此也很感兴趣，于是他进一步询问：“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海云则乘机建议他“求天下大贤碛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③。在与刘秉忠接触后，忽必烈受到了更多儒家思想的熏陶，对此兴趣更浓，所以当海云南归时，刘秉忠被留在拖雷兀鲁思数年。这期间，他的主张对忽必烈的影响逐渐深化，所以当他奔父丧南归时，王府赐金百两为葬具，遣使送往邢州，一俟服除，立即被再次召至和林。于是刘秉忠开始具体地系统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从典章、礼乐、法度，纲常等方面，全面地阐述了儒家的治国思想，并指出了当时存在的种种弊端和解决办法。 　　忽必烈此时，云中怀仁人赵璧也因通晓蒙古语被召至蕃邸，以儒书教授蒙古学生，他“以国语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诸书而教授焉。然后贵近之从公学者，始知圣贤修己治人之方”。他又泽《大学衍义》，时时于马上为忽必烈讲说④。 　　通过刘秉忠，赵璧的讲解，忽必烈对中原历代统治者的统治方法有了初步了解，他“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⑤。自甲辰（1244，太宗后乃马真氏三年）始，他开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⑥。 　　通过刘秉忠、赵璧等的介绍、推荐，他开始留心中原事务和搜罗、召见中原人物。甲辰，金末状元王鹗被召，并倍受尊重，“朝夕接见，问对非一”。王鹗“进讲《孝经》、《书》、《易》，及齐家治国之道，古今事物之变”。忽必烈开始萌生了以汉法治理国家的意图，他对王鹗说：“我虽未能尽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⑦元定宗贵由二年（1247）；冀宁交城人张德辉、顺德沙河人张文谦、通州潞县人李德辉又分别被召。这时，忽必烈的问题就提得更为具体、更为深入和更有针对性了，重点集中在“延访圣贤道德之奥，修身治国之方，古今治乱之由”。他问张德辉：孔子没已久，今其性安在？”“或云辽以释亡，金以儒亡，有诸？”“祖宗法度具在，而未设施者甚多，将若之何？”“农家劳作，何衣食之不赡？”“孔子庙食之礼何居？”“今之典兵与宰民者为害孰甚？”并询问解决办法。张德辉对答则“详明切直，多所开悟”⑧。于是奉旨兴学，会生徒，行祀礼，重振文风。行前’又陈敦孝友、择人才、察下情、贵兼听、亲君子、信赏罚、节财用等先务七事。 　　张文谦以“占对称旨，擢置侍从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笺奏，日见信任”⑨。李德辉也被留在王府教授诸王子。上述诸人除为忽必烈讲解儒家治国思想外，还向他推荐了大批中原耆儒硕德。刘秉忠推荐张耕、刘肃、王恂等，张德辉也推荐了魏瑶、元好问、李冶、白文举、郑显之、赵元德、李进之、高鸣、李磐、李涛等二十余人，李德辉推荐了既懂铜人针法又习伊洛之学的窦默。于是“弓旌之招，蒲轮所迓，耆儒硕德，奇才异能之士，茅拔茹连，致无虚月”⑩己酉（元定宗皇后海迷失执政元年，1249），召窦默，默既至，首以三纲五常为言，并强调伟王之学，贵正心诚意。当被问及“今之明治道者为谁时”，则以姚枢对。于是，第二年（海迷失二年，庚戌，1250），遣赵璧召姚枢。姚枢为营州柳城人，后迁居洛阳。太宗四年来归，曾为燕京行台郎中。因不满于行台长官牙剌瓦赤“惟事货赂”和诸侯“竞相掊克入媚”，辞官隐居辉州，潜心研究程朱理学。姚枢以忽必烈能“虚己受言，可大有为，乃尽其平生所学，为书数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之叙，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次及救时之弊，为条三十”。大致为立省部、辟才行、举隐遗、慎铨选、汰职员、班俸禄、定法律、审刑狱、设监司、明黜陟、阁征敛、简驿传、修学校、崇经术、旌节孝、重农桑宽赋税、省徭役、禁游惰、肃军政、周匮乏、恤鳏寡、布屯田、通漕运、倚债负、广储蓄、复常平、立平准、却利便、杜告讦等。每项下又细陈实施办法，“本末兼该，细大不遗”。忽必烈十分赞赏，遇事多征询其意见，并令其教授世子真金经学。 　　同年，召邢州人马亨、弘州顺圣人魏瑶。瑶条陈便宜三十余事，举名士六十余人。这样，在宪宗蒙哥即位前，拖雷兀鲁思已经搜罗了一大批才俊之士，在他们的介绍和影响下，忽必烈对汉地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依靠汉地人才、以汉法治理中原的想法也逐渐形成，对以儒治国寄予了很大希望。因此，蒙哥即位后，在考虑国事安排时，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交与他去处理，忽必烈遂离开漠北进驻漠南爪忽都（扎忽都，即金北边部族居住地区）之地，开府于金莲川（又名曷里浒川，地当今内蒙古正蓝旗闪电河一滦河上游，以盛产金莲花得名），作为大汗在漠南的最高军政代表，开始其以汉法治理汉地的政治生涯，将其从儒臣那里学到和积累了数年的汉法逐渐付诸实践。儒臣们则把个人的政治前途和致主泽民的理想寄托在忽必烈身上，以他们继承和积累的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经验，尽心竭力地帮助、辅佐他，使他得以立足于蒙古统治者和汉地官民之间，避开了数次失位、丧权的危机，不以扩展实力和扩大影响。 　　“恩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开府漠南后，有了更多宴施政治抱负的机会，他更积极地向四方遣使，征聘名士，一时“宿儒俊造，宾接柄用”。辛亥（元宪宗元年，1251），征戊选女真进士赵良弼于赵州。 　　千子（宪宗二年，1252），张德辉与元好问北觐，建议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欣然接受，并采纳他们的意见，蠲免儒户兵赋。杨奂、郝经、徐世隆也于同年觐见。癸丑（宪宗三年，1253）召曹州济阴人商挺，甲寅（宪宗四年，1254）召许衡于卫州。李俊民、李冶、王恂、程思廉、渤海人张础、惠州人赵炳、成都人张惠等相继被召。而早年降附蒙古的史氏、董氏诸子侄和杨惟忠、贾居贞、畏吾儿人廉希宪等与忽必烈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和抱负，忽必烈已经储备了大批人才。 　　忽必烈受命“总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大宴属下之际，姚枢向他建议：‘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赋之阜，有加汉地者乎？军民吾尽有之，天子何为？异时廷臣间之，必悔而见夺，不若惟持兵权，供亿之需取之有司，则势顺理安。”忽必烈欣然采纳，请于蒙哥，获准。 　　灭金后，自太宗晚年至乃马真氏、定宗贵由执政时期，汉地管理十分混乱，官吏贪暴，差役繁重，百姓流亡。 　　太宗时，分邢州万余户为勋臣八答、启昔礼食邑，而监领者不能安抚治理，“征求百出，民弗堪命”，百姓逃亡殆尽。辛亥（元宪宗蒙哥元年，1251），两笞剌罕向王府申诉，刘秉忠、张文谦建议以刘肃、李简同近侍脱脱前往，三人至郡，洗涤蠹弊，革去贪暴，流民复业，户口大增。忽必烈亲眼看到了儒臣的治绩，从而“益重儒士，任之以政”。 　　牙剌瓦赤为燕京行省断事冒，与不只儿等管理汉地财赋。他们不知安抚，草菅人命，民无以措手足。忽必烈“极知汉地不治”，却不能进行干预和厘正。河南与宋境接，而“民无依持，差役急迫，流离者多，军无纪律，暴掠平民”，加之边无备御，南宋不时扰边，“内地之民，多被杀虏”。壬子（宪宗二年，1252）忽必烈采纳史天泽、姚枢的意见，请分河夕卜昕属试治之，不令牙剌瓦赤有所钤制，得到蒙哥允准。于是设屯田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陈纪、杨果为参议。在西起邓州，东到陈、毫之间，列障戍守。“察奸弊，均赋税，以苏疲困；更钞法以通有无；设行仓以给军饷”。严惩贪官，整肃吏治。设屯田万户于邓州，置屯田于唐、邓，授以兵士、耕牛，敌至则御，敌去则耕。在卫州设都运司，转粟于河，令民人粟，储于沿河所设五仓，以解决军粮供给。二三年内，河南大治。 　　其年夏，忽必烈受命征云南，刘秉忠、姚枢从行，枢以宋太祖时大将曹彬取南唐不妄杀人为谏。第二天，忽必烈对他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第二年，师至大理城，姚枢裂帛为旗，书止杀之令，未曾妄杀一人，由此民得相完保。刘、姚劝谏之功不可没。大理既下，留大将兀良哈台戍守。以刘时中为宣抚使，与白蛮大姓段共同安辑。 　　癸丑（宪宗三年，2253），蒙哥大封局姓，允许忽必烈在河南汴京与陕西北京间自择其一。他接受姚枢的建议，选择关中。针对诸将在北京大治府第，以豪华相尚的现象，忽必烈分遣诸将戍守兴元诸州。同时奏割河东解州盐池以供军食，立从宜府于京兆，屯田凤翔，募民受盐入粟，转漕嘉陵。又立京兆宣抚司，先后以孛兰、杨惟中、廉希宪为使，“京兆诸郡臂指陇蜀，诸王贵藩环拥周布，户杂羌戎，尤号难治”。他们“摧摘奸强，扶植贫弱”。严惩残暴扰民者，关陇大治。立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军用。又以姚枢为劝农使，督劝农桑，许衡为提学使，兴办教育。 　　丙辰（宪宗六年，1256），忽必烈将改变在桓、抚间设帐而居的状况，命刘秉忠相地筑城。秉忠选择桓州东、滦水北的龙岗，与贾居贞等共同经营，三年告成，定名开平。开平介于游牧草地与汉地农业区之间，既便于同蒙古大汗所居的和林联系，也便于控制中原，是沟通、联系南北的理想之地。 　　开平的兴建，是忽必烈用儒臣治理汉地初见成效和信心增强的结果。儒臣们牛刀小试，就使邢州、河南、陕西的面貌改观，这本是蒙古国加强对汉地统治和治理的大好时机。正当忽必烈准备起用儒臣大展宏图之际，却遭到了来自蒙古贵族内部保守势力的干扰和阻挠。 　　宪宗蒙哥虽有志于继承和发展父祖的事业，但在靠军事征伐取得东至高丽，西达西亚、东欧的广阔地区后，他没有准确地把握时机，适时地由军事征伐转向政治治理，却一味坚持“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他即位后所发布的命令都是些针对一般性问题采取的治标办法，没有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和深入了解各地区现状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而对蒙古贵族内部的矛盾斗争及由此引起的各兀鲁思的独立倾向认识不足，没有相应的对策，依然希望以大汗的身份坐镇漠北，控制四方。在用人行政上，他所奉行的依然是窝阔台时期的权宜措施。 　　忽必烈势力的发展，声望的提高，对蒙哥不无威胁。他依靠儒臣推行的汉法使习惯于任意勒索的蒙古、色目贵族受到了限制，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于是，忽必烈遭到了企图保持现状以维护既得利益的宗亲和掌握汉地财赋大权的官员的反对。他们向大汗告发忽必烈，罪状是“王府得中土心”，“王府诸臣多擅权为奸利事”。 　　古代风景画鉴赏丁巳（宪宗七年，1257），蒙哥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权。当蒙哥亲征南宋时，令塔察儿（斡惕赤斤之孙）领左翼军，而以有“脚病”为名，不令忽必烈领兵出征。同时，遣亲信阿兰答儿为行省丞相，刘太平为参知政事，率囊家台、脱因等到陕西、河南检核财赋。他们在关中设钩考局，用一百四十二项条款对河南经略司、陕西宣抚司大小官吏进行考校审查，声称除史天泽、刘黑马外，其余诸人皆可不向大汗报告，不经批准直接由钩考局定罪处治。他们“钩校考索，不遗余力，又取诸路酷吏分领其事，大开告讦，虐焰汹汹”，“恣为威酷，盛暑械人炽日中，顷刻即死”。仅陕西宣抚司死于威刑者就达二十余人。 　　此次狱讼是蒙古统治集团在治理汉地上两种不同政见矛盾冲突的结果。所谓“王府得中土心”正是以汉法治汉地的结果；而“诸臣为奸利事”则是汉地诸臣选择忽必烈为实现其政治抱负，甘心为其效劳的反映，他们在管理财赋中，为王府谋利侵犯大汗利益的现象是存在的，他们把本属大汗的钱物送入王府，以增强王府的经济实力。阿兰答儿等人广为罗织，目的则是打击忽必烈的政治势力，破坏他的改革计划。如何保存实力，渡过这场危机，是忽必烈面临的最大难题。作为藩王，忽必烈是无力与蒙哥对抗的，汉地儒臣一方面承受着大狱的压力，一方面设法缓和矛盾，结束危机。 　　面临残酷的迫害，史天泽、廉希宪、赵璧等挺身而出，身任其咎，以避免更多的牺牲；姚枢则建议忽必烈晋见蒙哥，以解除他的疑虑。他说：“帝，君也，兄也；大王为皇弟，臣也。事难与较，远将受祸。莫若尽王府妃主自归朝廷，为久居谋，疑将自释。”这是个大胆的有风险的办法。忽必烈采纳了。兄弟相见之际，疑团自释，蒙哥下令罢钩考局。此时，正值塔察儿东路军失利返回，于是忽必烈自请率军南征，得到准许。 　　戊午（宪宗八年，1258）十一月，忽必烈自开平起行，第二年二月，抵邢州。以杨惟忠为江淮荆襄湖南北等路宣抚使，郝经为副从行。五月，于军中征东平宋子贞、李昶，访问得失。子贞对以“本朝威武有余，仁德未洽。所以拒命者，特畏死尔，若投降者不杀，胁从者勿治，则宋之郡邑可传檄而定也”。昶上疏：“论治国，则以用贤、立法、赏罚、君道、务本、清源为对；论用兵，则以伐罪、救民、不嗜杀为对”。忽必烈都表示接受。当忽必烈进至鄂州时，已得到蒙哥死于四川合川的消息。郝经遂上《班师议》，指出：“宋人方惧大敌，自救之师虽则毕集，未暇谋我。第吾国内空虚，塔察国王与李行省（李班）肱髀相依，在于背胁；西域诸胡窥觇关陇，隔绝旭烈大王；病民诸奸各持两端，观望所立，莫不觊觎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启戎心，先人举事，腹背受敌，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行皇帝事矣。虽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独不见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决，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行赦江上，欲归得乎？”忽必烈采纳了他的意见，与南宋缔结密约，于己未（1259）年底返回。 　　注释①拭指为蒙古人的一种风俗，在小孩第一次出去打猎时，将肉或油脂抹在他们的大拇指上，预示成功。参见《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成吉思汗记》（六）。 　　②《元史·刘秉忠传》；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太保刘文正公》，中华书局影印元刊本。 　　③程钜夫《雪楼集》卷六《海云简和尚塔碑》。 　　④《元史·赵璧传》、《西岩集》卷一九《赵璧神道碑铭》。 　　⑤⑥《元史·王鹗传》，《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内翰王文康公》。 　　⑦《元史·世祖纪》。 　　⑧⑨《元朝名臣事略》卷二○《宣慰使张公》。 　　⑩《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太保刘文正公》。 　　《元史·姚枢传》，《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姚文献公》。 　　《元文类》卷一○《尚书刘文献公》。 　　元太宗时，用耶律楚材言，于中原以科举取士，戊戌年（1238），命刘中等以词赋、经义、论三科取士，得四千多人，称戊戌选。 　　《元史·姚枢传》，《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姚文献公》。 　　两答剌罕即八答（巴歹）和启昔礼（乞失力黑）。答剌罕为勋臣封号，授与对成吉思汗本人及其家人有恩者。享有九次犯罪不罚乞免除赋税、自由选择牧地、俘获与猎获物归己以及可随时入见大汗等特权。 　　《元史·史天泽传》，《元朝名臣事略》卷七《丞相史忠武公》。 　　姚枢认为：“南京河徙无常，土薄水浅，泻卤生之，不若关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陆海。”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 　　史天泽父史秉直、刘黑马父刘伯林皆在太祖时降蒙。天泽、黑马太宗时已为万户，分别参与灭金、西征，握有兵权。 　　关于钩考陕西、河南钱谷事，并参见《元朝名臣事略》所载《内翰窦文正公》、《平章廉文正公》、《丞相史忠武公》、《左丞姚文献公》、《枢密赵文正公》及《牧庵集》所载《谭澄神道碑》、《姚枢神道碑》等。 　　《元史·姚枢传》。 　　《元史·宋子贞传》。 　　《元史·李昶传》。 　　郝经《酸川集》卷三二《班师议》，《元史·郝经传》。钦察汗国的兴亡1207年，成吉思汗分封亲族时，把也儿的石河和阿勒台山一带的一切地区和兀鲁思以及四周的冬、夏游牧地都赐给了长子术赤，“并颁赐了一道务必遵命奉行的诏敕，命令术赤汗将钦察草原诸地区以及那边的各国征服并入他的领地”①。当时，术赤所能控制的虽然只有也儿的石河上游和阿尔泰山地区。但是他同时得到了向西发展势力的命令和权力，以钦察草原为中心的地区是成吉思汗为他确定的下一个战略攻取目标。但是，随后成吉思汗发动了对西夏、金和花剌子模的战争，动用了大量兵力。术赤没有向西发展势力的机会。 　　西征期间，成吉思汗遣哲别、速不台追袭花剌子模王摩诃末，哲别等一度进军至钦察，这是蒙古军对钦察草原首次用兵。 　　1220年秋，哲别、速不台自伊朗北部进入阿哲尔拜占（阿塞拜疆），逼近其首府桃里寺（今伊朗东阿塞拜疆省大不里士）。其首领月即别自知不能敌，遣人献纳金钱、牲畜请和，蒙古军离去，在里海西岸的木甘草原（也作木干，在今阿塞拜疆共和国阿拉斯河下游南）驻冬。 　　1221年初，蒙古军进兵谷儿只（格鲁吉亚）。败其守军，但因其境内林密路险，难于通行，旋即退兵，再至桃里寺。在镇压哈马丹城的反抗势力后，再入桃里寺。 　　1222年，自桃里寺北进，再入谷儿只，在边境上击败谷儿只守军。转战设里汪（又做失儿弯），攻破其首府沙马哈（今阿塞拜疆舍马合）；进取打耳班（今达格斯坦自治共和国捷尔本特），自此越过太和岭（高加索山），进入阿速。 　　人、钦察人地区②。阿速与钦察联兵抗击，双方相持不下。蒙古人设计拆散了阿兰人与钦察人的联盟，将他们各个击破。当时蒙古人通知钦察人道：“我们和你们是同一部落的人，出自同一氏族，而阿兰人是我们的异己。让我们缔结互不侵犯的协定吧，你们想要金子、衣服，我们给你们，你们（阿兰人）给我们留下吧。”他们将许多财物送给钦察人，钦察人便回去了。阿速人失去了同盟，被蒙古人击败。 　　钦察人相信了缔结的和约，回到了各自的地区，蒙古人却出其不意地突然向他们发起攻击，击溃了钦察人，夺回了送给他们的物品③，占领了钦察草原，钦察人被迫逃散。钦察一部落首领忽滩逃往斡罗斯并向他的丈人斡罗斯加里奇公、大胆的姆斯齐斯拉夫求救，由加里奇公出面，联合基辅等几个南罗斯公国，组成了斡罗斯、钦察联军，共同抵抗蒙古。 　　蒙古军得知罗斯王公们准备援助钦察后，不想与罗斯开战。他们向罗斯派出议和使者④，但斡罗斯王公们杀死了蒙古使者，向蒙古军展开了进攻。蒙古军队见罗斯联军兵力强大，主动退走，但罗斯联军却尾追不舍。这期间，蒙古人又派出了第二批使者，除谴责他们杀害使者外，仍然要求他们放弃追击，联军依然没有接受。初次交锋，罗斯军获小胜，加里奇公姆斯齐斯拉夫与沃伦公丹尼尔渡过第聂伯河，又在河东击退了蒙古军前锋。两次小胜使他们产生了轻敌情绪，他们脱离联军，贪功急进，1223年六月在阿里吉河与蒙古主力遭遇，双方展开激战。在“用厉害的武器装备起来、并具有铁的纪律的鞑靼人”（罗斯人对蒙古人的称呼）的强大进攻面前，罗斯联军缺乏统一指挥、统一意志的弱点暴露了。加里奇公与沃伦公迎击蒙古军失利，钦察人向后溃逃，扰乱了后面的罗斯步兵。在阿里吉河旁山上仓猝扎营的基辅公，坐视加里奇亲兵覆灭，不肯派兵应援，结果分别被蒙古军逐个击破并被迫投降。罗斯军全部被歼，投降的王公被绞死，只有加里奇公与其残部得以逃脱，这就是有名的阿里吉河之战，它导致了蒙古人对斡罗斯的征伐和奴役。 　　由于速不台、哲别此行的目的不是与罗斯争战，且对罗斯的情况缺乏了解，又急于回师，所以他们没有进一步深入罗斯内地，而是南下向克里木半岛进军，占领了半岛南岸的速答黑城，并打败了前来援助钦察人的斡罗斯、钦察人联军，然后经由里海、黑海北岸与成吉思汗会师，回到蒙古草原。 　　在哲别、速不台向谷儿只进军时，术赤也在攻陷玉龙杰赤后回到了自己的兀鲁思。1223年，成吉思汗起程东归时，曾召他来见，术赤推病不赴，成吉思汗大怒，命察合台、窝阔台带兵去抓他，自己也准备亲征，后传来术赤病死的消息，遂派幼弟斡惕赤斤处理术赤丧事，确定术赤次子拔都为兀鲁思继承人。 　　与罗斯的接触和交锋助长了蒙古贵族的贪欲和扩张野心，拔都接管兀鲁思后，为扩大其统治范围，力主对罗斯用兵。窝阔台即位后，蒙古再次派兵至伏尔加河，出征钦察、撒克辛（今伏尔加河下游），钦察人向不里阿尔人（居住在以喀山为中心的伏尔加河流域地区）求援，蒙古军打败了不里阿尔人，迫使他们退却。这次出征是一次试探性的军事行动，蒙古人搜集到了必要的情报，并主动撒军。 　　元太宗六年（1234），先派拔都出征钦察、阿速和斡罗斯等地。七年（1235），窝阔台又召集了一次忽里勒台，决定对上述地区进行大规模征讨，窝阔台甚至打算亲自领兵出征，经宗王讨论决定，这次远征由各兀鲁思抽调军队，并由各宗王长子统领，因此也被称为“长子出征”。 　　参加这次远征的宗王有：拖雷的长子蒙哥及其弟拨绰；窝阔台的长子贵由及其弟合丹，孙子海都；察合台的儿子拜答儿、孙子不里；术赤的儿子拔都、斡儿答、昔班、别儿哥和成吉思汗的庶子阔列坚等。远征军统帅由拔都担任大将速不台为统兵作战的主将，出征将士约十五万人。 　　在忽里勒台召开之前，拔都已奉窝阔台之命先期进军。根据大会决议，1236年春参加远征的诸王和大将速不台率师出发。秋，进到不里阿耳，与拔都会师。他们在会商后，按照决定分别率领本部兵向各自的目标推进。拔都顺利地征服了不剌儿人（波兰）和巴失乞儿惕人（匈牙利）；速不台则攻陷了不里阿耳城（在伏尔加河与卡玛河会流点南，今喀山南一百一十五公里，其废址在今伏尔加河上的保加尔——乌斯宾斯克耶村附近），迫使其首领降服，平息了他们发动的叛乱。 　　1236年冬，蒙哥进军亦的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部。居住在亦的勒河和阿牙黑河（今乌拉尔河）之间的钦察人部落有的遣使纳款，有的则据险抵抗，抵抗最力的是斡勒不儿里克部首领八赤蛮，他与阿速人首领合赤儿——兀古列联合，不时袭击蒙古军队，一些逃出的难民也去投靠他。他们凭借亦的勒河下游密林的掩护，经常转移，蒙古军难以发现他们的行踪。1237年，蒙哥下令造二百只船，每只船上都载一百名全副武装的蒙古士兵，在亦的勒河中游弋；他本人及其弟拨绰则率军在河两岸大森林中搜索，八赤蛮被迫转移到亦的勒河口附近的宽田吉思海（里海）中的岛上。蒙古军跟踪至海边，乘大风水浅可涉之际，进入该岛，尽歼钦察军，活捉八赤蛮。八赤蛮不肯降服，被杀。 　　在征服了亦的勒河中下游的钦察人、不里阿耳人地区和对东南欧进行了首次攻击后，1237年秋，拔都召集了一次出征诸王的忽里勒台，决定共同进攻斡罗斯。会后，他们向亦的勒河中游推进，迅速地占领了莫尔多瓦人的国家。冬天，大军逼近梁赞。拔都从南面进抵梁赞国，入境之前，就要求梁赞公缴十一税，“不论大公、平民，缴十分之一的白马、黑马、褐马、火红马和花马”，“还得缴十分之一的甲胄”⑤。双方的和谈失败，梁赞公又不敢在野外与蒙古军会战，于是他们固守城池。蒙古军扫荡了一些小城，使“它们从此永远毁灭，不再见诸历史”⑥，十二月中旬，大军包围了梁赞城（今斯帕斯克城附近的旧城）。守军坚守了六天，第七天，城市陷落。居民部分被杀，部分被烧死。“梁赞城与梁赞国变了样……”，“它的光荣付诸流水，一切荡然无存，只剩下烟、焦土与灰烬”。 　　1238年，蒙古军从梁赞向弗拉基米尔公国进发。途中他们在科洛姆纳击溃了弗拉基米尔公的军队，并攻克了莫斯科、苏兹达尔、罗斯托夫等十余城。二月到达弗拉基米尔城下。 　　弗拉基米尔大公出城召集军队和联络援军，城中由其子负责守卫。蒙古军猛攻五日，城破。大公的家属和城中显贵避入教堂，全部被烧死。三月，拔都遣一支军队进攻昔迪河畔的大公军营，弗拉基米尔大公战死。之后，蒙古军自此向诺夫哥罗德进发，但由于江河解冻，道路泥泞，他们被迫退军，转而南下。抄掠了斯摩棱斯克、契尔尼哥夫等地，在科集尔斯克城遭到了当地军民的顽强抵抗，蒙古军遭到很大损失，直到拔都派来援军，才攻破并血洗了该城，因此蒙古人称这座城为“歹城”。 　　古代风景画鉴赏此后远征军继续南下，攻取钦察草原西部地区，钦察部长忽滩战败，率部迁入马札儿（匈牙利）境。1239年，蒙哥、贵由统兵进入阿速国，攻下其都城蔑怯思，阿速国主杭忽思投降。1240年，蒙哥、贵由奉窝阔台命东归，仍以杭忽思守其国，而将其子阿塔赤并所部阿速军带回。这支军队从蒙古军攻四川，灭南宋，成为元朝很重要的一支色目军队。 　　当贵由、蒙哥率军南下时，拔都正统军攻略亦的勒河以东地区，并在钦察草原休养士马。蒙哥的军队首先到达基辅城下，他派出的劝降使者为基辅人杀死，基辅公则逃到了马札儿。1240年拔都的军队也到达基辅，诸路军云集，围攻基辅。蒙古军势极盛，“兵车辚辚，骆驼呜叫，以致人们说话彼此都听不见”⑦。拔都下令在城周架炮，昼夜不息地猛烈攻城，守将德米特尔率领军民顽强地固守，城陷后因负伤被捕，也因其忠勇而获得赦免。接着，蒙古军继续西进，攻下加里奇国，加里奇公也逃到了马札儿。1241年，蒙古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拜答儿、兀良哈台率领侵入孛烈儿（波兰），一路由拔都兄弟、速不台率领进军马札儿。当时的孛烈儿已分裂为若干小封国，国王博列思老无力令各封国，拜答儿等得以顺利渡过维思秃刺河，攻掠其都城可剌可夫，并乘筏渡过奥卡河，败昔烈西亚亨利二世集结的孛烈儿、日耳曼和条顿骑士团三万人，亨利战死。后在斡勒木志城下，为波希米亚将领雅罗思老挫败，遂转向马札儿与拔都军会合。 　　拔都将其主力分为三路侵入马札儿，利用马札儿内部分裂，诸侯不受国王约束和当地诸侯与逃人的钦察人之间的矛盾，攻下佩斯城，驻军秃纳河（多瑙河）东，一面休养士马，一面四出抄掠。先锋曾到达维也那。但是，长期征战的蒙古军此时也已是强弩之末，无力再进行征伐，不久，传来窝阔台死讯，拔都遂班师东还。此后，他把营帐设在亦的勒河下游，并在那里建立了萨莱城，作为本兀鲁思的都城。他不但统治了亦的勒河下游的钦察人地区，而且将罗斯诸公国也纳入了兀鲁思范围，作为蒙古国的宗王，代表蒙古国对那里行使权力，蒙古国在罗斯诸公国调查户口，罗斯被看作是“政治上自治的、具有自己政权、但依属于诸汗、须向他们纳贡（出巡费）的地区”⑧。 　　由于拔都同蒙古国第三任大汗贵由矛盾很深，拔都接管的术赤兀鲁思在贵由统治时期就对蒙古国表现出了强烈的独立倾向。又由于坚决拥立蒙哥为第四任大汗，得到了大汗对其在蒙古国西部权力的确认。忽必烈即位后，统治重心移向中原，都城迁往大都，拔都的封国实际上已经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这就是钦察汗国，也称金帐汗国。十五世纪中期以后，由于钦察汗国境内蒙古贵族的内讧和罗斯人民的反抗，汗国发生分裂并走向衰亡。 　　 　　注释①《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术赤汗传》。 　　 　　②阿速人：又做阿兰人，伊朗语族部落，居住在高加索山北，信仰基督教。 　　钦察人：俄罗斯著作一般称其为“波罗维赤”，伊斯兰著作称“钦察”，拜占庭史家称其为“库蛮”。突厥语族部落，分布在里海、黑海以北，东起乌拉尔河、西至顿河的广阔草原地区，部分信仰伊斯兰教，部分信仰基督教。 　　③《史集》第一卷第二编中记载：哲别和速不台来到伊拉克、阿塞拜疆和阿儿兰地区。对那些地区进行了屠杀、洗劫，然后他们取道钦察打耳班回到了蒙古。 　　④《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载，使者传达蒙古将领的旨意说：“我们听说你们听信了波罗维赤人的话要来同我们打仗。可是我们不想侵占你们的国土，既不侵占你们的城市，也不侵占你们的村庄，我们不是到你们这里来，而是奉上帝之命来征服那奴隶和马夫，可恶的波罗维赤人的；你们同我们讲和吧，他们若逃到你们处去时，就将他们杀死，财物都归你们所有；听说他们对你们作恶多端，我们就是为了这个来征讨他们的。”转引（苏联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⑤⑥《金帐汗国兴衰史》。 　　⑦黄巨兴译《蒙古统治时期的俄国史略》，科学出剧社，1958年。 　　⑧《金帐汗国兴衰史》。 　　旭烈兀西征成吉思汗征服花剌子模后，在河中地区采纳牙剌瓦赤、马思忽惕的建议，进行恢复治理。西辽人成帖木儿作为术赤的代表镇守河中。阿姆河以南则由成吉思汗诸子各留一部分军队驻守，并受成帖木儿节制。但蒙古军队人少不足以控制局面，呼罗珊地区的秩序一直没有得到恢复，蒙古军不时遭到当地抵抗势力的打击。逃亡印度的札兰丁自那里返回故国，一些故官、故将又聚集在他的麾下，花剌子模的势力很可能死灰复燃。窝阔台即位后，重新安排了被征服地区的统治力量。因为“伊朗地区，骚乱还未平静，算端札兰丁仍然桀骜不驯，（窝阔台）派遣绰儿马浑那颜带着一些异密和三万骑兵去讨伐他”。同时任命成帖木儿为副统帅，“命令诸地区的长官和八思哈亲自出征”①。 　　逃往印度的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收集起散在当地的残部，得一万人。得知其弟该牙思丁已自立为算端，而故国却依然有很多人支持他之后，便谋划回国以图兴复。1224年，他回到起儿漫，并先后得到了泄剌失（法儿思）、亦思法杭（今伊朗亦思法罕）、剌夷（今伊朗德黑兰南）地区，在一些故官、故将的支持、拥护下，征服了一些反对者。1225年，他进军阿兰和阿哲儿拜占，进入帖必力思（桃里寺），占领谷儿只，到达第比利斯。1228年，他镇压了其弟该牙思丁（嘉泰丁）和一些藩臣的叛乱，打败了谷儿只人、阿兰人、钦察人和阿布哈兹人等的联军，巩固了在波斯西部的统治，被蒙古人灭亡的花剌子模国出现了复兴的征兆，亦思法杭和帖必力思成为这个新帝国的都城。札兰丁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又向阿黑剌忒（今土耳其东部凡湖西北阿赫们特）、鲁木（小亚细亚，塞尔柱王朝封国，都城为科尼亚）用兵，残酷的屠杀和掠夺激起了被征服地区人民的普遍愤恨，札兰丁在鲁木、阿黑刺忒联军的打击下，败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额尔赞章。 　　当札兰丁兵败势衰之际，绰儿马浑的军队也渡过了阿姆河。绰儿马浑得旨出征后，首先到达呼罗珊，对反叛势力进行镇压，但是他没能平息这一地区的叛乱，遂将呼罗珊地区的事务交给术赤的家臣成帖木儿，自己则率军进至剌夷，前去追击札兰丁。 　　为了抵御蒙古军的征讨，札兰丁向昔日的对手鲁木、叙利亚的算端和哈里发以及各地长官派遣急使，要求联合对抗绰儿马浑，但没有得到后者的积极响应。1230年冬绰儿马浑抵阿哲儿拜占，札兰丁被迫逃窜，1231年在土耳其东部的山中被曲儿忒（库尔德）农夫杀死。 　　元成宗绰儿马浑驻营于木甘草原和阿兰一带，不时遣兵攻掠阿哲儿拜占、谷儿只、土耳其东部和伊拉克北部地区，1233年，降服了帖必力恩，1236年进至谷中，梯弗利思（第比利斯）也归附了他。1239年，蒙古军进军高加索南部山区，进入阿美尼亚和鲁木。1240年，阿美尼亚王入朝大汗，窝阔台命其仍治理故地。1241年绰儿马浑死，副统帅别速惕部人拜住那颜接替了他的职务。拜住继续向鲁木、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区用兵。 　　当绰儿马浑到达波斯时，成帖木儿按照大汗的要求，向他提供了军队，绰儿马浑命他平定呼罗珊地区的叛乱糊留镇该地。成帖木儿采取招抚和征伐的办法平定了呼珊地区，派遣一些降服者入朝大汗，受到窝阔台的褒奖，被任命为呼罗珊和杩椤答而地区的长官。他“对呼罗珊的百姓表示仁慈，赦免了活着的人”②，他任用文官治理地方，《世界征服者史》的作者志费尼的父亲就曾被任命为撒希伯底万（财政大臣）。 　　1235年，成帖木儿死，先后由克烈人诺撒耳和畏吾儿人阔里吉思接管该地事务。斡亦剌部阿尔浑为阔里吉思的八思哈和那可儿。阔里吉恩以徒思为驻地，整顿秩序，规定赋税，重建经济，阿姆河以西被纳入大汗的直接控制之下。窝阔台统治后期，阔里吉思遭到成帖木儿的儿子和拔都势力的排挤，被卷入一场案件受审，窝阔台死后，他的支持者镇海也被迫离开汗廷，阔里吉思被窝阔台皇后乃马真氏所杀。阿尔浑接替他掌管了自乌浒水（阿姆河）至法儿思、谷儿只、鲁木和毛夕里（今伊拉克摩苏尔）事务，整顿了由绰儿马浑、拜住的征伐、掠夺导致的混乱。蒙哥即位后，任阿尔浑为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长官，统治波斯、伊拉克、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地区。 　　这时，东部伊斯兰世界中尚有杩椤答而的亦思马因派和报答（巴格达）的哈里发两支宗教势力未被征服，蒙哥在处理完大汗家族内部的争权斗争后，决定对上述尚未征服的地区用兵，这是蒙古军的第三次西征。亦思马因派是伊斯兰教十叶派的一支。创始人是十叶派第一代伊玛目阿里的后裔、第六代教长的长子亦思马因，故称亦思马因派。十一世纪末期，他们从塞尔柱突厥人手中夺取了阿剌模忒堡③，并以此为中心，在里海以南的山隘中建立了上百个城堡④，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宗教国。其他宗教徒称他们为“木剌夷”，即阿拉伯语“迷途者”。 　　蒙哥即位后，守卫伊朗地区的拜住向他报告了亦思马因派和哈里发的暴行，伊斯兰教法官苫思丁·可疾云尼也向他反映了同样的情况，于是蒙哥决定派遣其有“帝王的气象”和“征服的实践”的弟弟旭烈兀担任了这次西征的统帅。 　　旭烈兀统率的军队除以前派往伊朗的绰马尔浑、拜住的军队和派往客失迷儿（克什米尔）、印度的军队外，蒙哥又决定从成吉思汗诸子、诸弟和诸侄的军队中，每十人抽出两人作为额外人员，随同他出征，各宗王都派遣了自己的代表⑤，还拨给他一支由炮手、弩手和火焰放射手组成的汉军千人队，由著名的攻城能手郭侃率领，由阿姆河行省准备军需，乃蛮人怯的不花（乞忒不花）率一万二千人为先锋。他们封锁了自和林至呼罗珊、鲁木和谷儿只间行军途中的所有草地和牧场，以保证军马通过时有较好的饲草；在河上架桥，以确保道路畅通，为大军出征做了周密的准备。 　　1252年八月，先锋怯的不花领兵出发，1253年三月，渡过阿姆河，着手征伐忽希思丹地区⑥。他们征服了该地区的一部分，在亦思马因派的重要据点之一吉儿迭苦黑堡下遭到顽强的抵抗，蒙古军用了两年的时间才攻下该堡。 　　1253年十月，旭烈兀离开自己的斡耳朵，踏上征途。他缓慢地进兵，1254年到达阿力麻里，1255年九月到达撤马耳干，驻营于迦尼——吉里草原，然后经碣石到阿姆河北岸，在那里接见了阿姆河行省和呼罗珊等地的官员，向伊朗各地的统治者发出诏敕，要求他们提供军队、武器和食品，各地算端、长官则从伊拉克、呼罗珊、阿塞拜疆、阿儿兰（今阿塞拜疆共和国北部）、设里汪（今里海西岸库拉河北部地区）和格鲁吉亚等地前来朝见旭烈兀。次年年初旭烈兀渡河，在河南的苏夫耳罕（今阿富汗北部席巴尔甘）驻冬。三月，他离开冬营地，经哈甫（属你沙不儿地区）和匝维（今伊朗霍腊散省托尔巴特海达里耶）向亦思马因派控制的秃温（今伊朗东部霍腊散省境内）进兵，平息了发生在那里的叛乱，攻下了该城并将它夷为平地。接着他到达徒思（马什哈德北）、哈不珊（哈不伤，今伊朗霍腊散库强），并着手修复蒙古人首次入侵时破坏了的城市。旭烈兀遣使要求亦思马因派教主鲁坤丁·忽儿沙毁堡投降。忽儿沙遣其弟请降，旭烈兀要求忽儿沙亲自前来，后者则有意拖延，要求缓期一年。谕降不成，1256年八月，旭烈兀决定全面出征。大军分三路进讨，左翼由怯的不花等率领自西模娘（今伊朗德黑兰省塞姆南）进；右翼由不花·帖木儿等率领自杩椤答而进，旭烈兀自将中军。出发前再次遣使招谕，忽儿沙坚持保留部分堡塞和允许他本人一年后出降，遭到旭烈兀的拒绝。大军相继攻占和捣毁了一些堡寨，十一月，包围了忽儿沙的宫府麦门底司堡，“一支多如蚂蚁的人马像蛇一样把它围了七个圈，并且设法在坚硬的岩石上驻扎。……在白天的时间里，麦门底司的人仅看见人马和旌旗，而在夜里，因为营火遍野，他们以为大地是布满星星的天空，（并且）是刀兵的世界，其中心和边际都看不分明”⑦。双方展开了激战，城内的射石机射出了一排排猛烈石头，城外的蒙古军则以射程为二千五百步的弩炮攻城。十一月十九日，在蒙古军的猛烈的攻击下，忽儿沙被迫出降。蒙古军屠杀了所有坚持抵抗的人；将府库中所余的财物作为犒赏分给了大臣和士兵，拆毁了这座坚固的堡寨。 　　投降的忽儿沙被安置在可疾云（今伊朗北部加兹温），旭烈兀还将一个蒙古姑娘赐与他为妻。蒙古军则以他的命令招谕尚在坚守的堡寨，对坚持抵抗的堡寨进行猛攻，拆毁并将它们全部夷为平地。后来，旭烈兀遣忽儿沙至蒙哥处效劳，忽儿沙至和林，蒙哥拒不接见，在返回波斯的途中，他被押送的士兵杀死。至此，亦思马因派宗教国灭亡。 　　解决了木剌夷的问题后，旭烈兀进驻可疾云。1257年三月，他又从那里向哈马丹进发作进攻报达的准备。他先遣前来朝见的拜住那颜回鲁木，拜住占领并在鲁木境内进行了杀掠。 　　报达的统治者是阿拔斯朝（黑衣大食，建立于750年）第三十六代哈里发木思塔昔木（穆斯塔希姆）。自十世纪以来，阿拔斯王朝逐渐衰落，当时它只保有报达周围两河流域的一部分土地，哈里发也仅保有伊斯兰教领袖和伊斯兰世界名义上的宗主地位。木思塔昔木“优柔寡断，不明事理，腐败无能，专事游乐”，掌权的将帅大臣为争权夺利而互相倾轧，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同时他的统治在当地居民中也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报达哈里发的威势已经到了末日。 　　1257年九月，旭烈兀向报达派遣使臣，以自己的胜利和军队战斗力强大相威胁，要求哈里发毁掉防御工事，投降并亲自去朝见他，遭到哈里发的拒绝。于是旭烈兀毅然决定出征报达。他命驻在鲁木的拜住率领其军队为右翼，自毛夕里（今伊拉克摩苏尔）向底格里斯河推进，在指定的时间到达报达的西面；术赤的孙子不勒合、秃塔儿、忽里等宗王和不花帖木儿等也从杩椤答而进军与拜住的右翼会合；怯的不花等由西模娘进军，为左翼；旭烈兀自统中军由哈马丹向报达进军。在进军途中，旭烈兀依然遣使谕降，而木思塔昔木以蒙古退兵为出降条件。蒙古军继续前进，在1258年初，三路军陆续到达指定地点。哈里发的军队出城迎战，蒙古右翼军决堤放水，淹没了哈里发军后方的草原，击败了他的军队，一万多人被杀，无数人落水和陷入淤泥之中，只有少数人逃归。蒙古军到达报达城下，驻于底格里斯河畔。同时，怯的不花的左翼和旭烈兀的中军也相继赶到。 　　一月二十九日，双方开始交锋，战斗激烈地进行了六昼夜，旭烈兀一方面指挥攻城，一方面将诏敕射入城内，表明饶恕伊斯兰教法官、学者、司教、阿里后裔、也里可温（基督教徒）和一切不进行抵抗的人。二月初，报达东面城墙被攻破。同时，蒙古军又在河上架桥。在船上安放石炮，狙击那些企图乘船逃跑的人。哈里发在无力抵抗的情况下，派遣他的儿子和一些官员出城请降，遭到拒绝。十日，哈里发本人率领他的三个儿子、三千圣裔（赛夷）、教长、伊斯兰教法官、达官贵人和大臣们出城请降，旭烈兀命向城里人发布命令，让他们放下武器出城，当人们放下武器走出来时，却全部被杀。 　　旭烈兀进城，在哈里发的宫殿举行庆祝大会，将哈里发府库中地面上的财宝赏赐给异密们和在场的人，并挖出了他埋藏在宫中水池下面的大量赤金。然后，下令对哈里发的后宫进行统计，应哈里发的请求，将七百名后妃中的一百名近属和亲人留给了他，没收了哈里发的全部财产，使阿拔斯王朝“六百年间聚集起来的一切东西，像群山般地堆集在汗帐的周围”⑧。哈里发木思塔昔木获准在完成法定的净洗后被处死，阿拔斯家族成员只有哈里发的幼子八剌沙得到赦免，被赐与完者哈敦（旭烈兀的后妃，斡亦剌部脱劣勒赤驸写与成吉思汗的女儿扯扯干所生），并娶一个蒙古女子为妻。其余凡被查出的一个也没有被宽恕。立国五百余年的阿拔斯王朝的历史结束了。旭烈兀指派额里该那颜和合剌不海率领三千蒙古兵进驻报达，恢复秩序和重建市场。 　　古代风景画鉴赏攻占报达后，蒙古军又继续攻取了其周围地区。旭烈兀则选择帖必力思为驻地，将从报达、亦思马因派诸堡、鲁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罗耳人和曲儿忒人处掠夺的珍、宝、财物送往阿塞拜疆，在帖必力思建造了一座坚固、壮丽的城堡，以储存这些珍宝，并将其中的一部分送给大汗蒙哥，同时向他报告了得胜的喜讯和下一步进攻叙利亚、密昔儿（埃及）的决定。 　　由于毛夕里算端巴忒剌丁·鲁鲁恭顺，他得以觐见旭烈兀并受到礼遇，按照后者的要求，他将自己的儿子篾力撒里黑送往旭烈兀处，同蒙古军一起去征服叙利亚，旭烈兀将算端札兰丁的一个女儿赐给他为妻。鲁木算端亦咱丁则因曾与拜住厮杀过而心怀忧虑，在觐见之前，“他吩咐缝制一双漂亮的王靴，在这双靴子上画了他的面貌。在呈献礼物时，他把这双靴子交给了君王（旭烈兀）。当君王的目光落到画像上时，算端叩头说：“我期望君主的无比幸福的脚抬举奴才的头。”⑨于是他得到了旭烈兀和脱忽思哈敦的怜悯和饶恕。同时，作为征服者，旭烈兀开始着手恢复被征服地区的秩序，还命火者纳昔剌丁建造了一座天文台。 　　在旭烈兀进军报达时，哈列卜（今叙利亚阿勒颇）算端就向他送去礼物，表示了归顺的意图，引起了叙利亚算端纳昔儿的猜疑，于是他逃到旭烈兀处。早已有意进军叙利亚的旭烈兀更加紧了部署。在安排好新近征服地区的政治、军事事务后，旭烈兀开始向叙利亚用兵。他以怯的不花为先锋，失克秃儿、拜住为右翼，孙札黑等为左翼，仍然自率中军，于1259年九月向叙利亚进发。 　　旭烈兀自帖必力思出发，经阿黑忒剌、迪亚别克儿（今土耳其迪亚巴克儿），一路西进，渡过幼发拉底河，围攻哈列卜，用七天的时间攻破城门，又与城内守军激战四十昼夜，终于占领了这座城市，俘虏了许多工匠，夺得了无数战利品。在任命了政治首脑和军事长官后，他离开了那里。此后，他以招降和军事进攻的方式占领了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并向大马士革进兵。算端纳昔儿弃大马士革逃往密昔儿（埃及）。为避免遭到杀戮，大马士革的“所有达官贵人们便带着各种礼物和城门钥匙去觐见至尊（旭烈兀）表示归顺，交出了城”。蒙古军未经围攻和作战便进了城。城民也得到了宽恕。算端纳昔儿发觉密昔儿算端并不是可靠的庇护者，于是又展转逃往巴勒哈，在遭到怯的不花围攻时，他出堡投降，旭烈兀答应在攻占密昔儿时，让他继续当叙利亚的长官。这时旭烈兀得到了蒙哥的死讯，他将叙利亚的事情交给怯的不花后，自己则踏上归途。 　　旭烈兀返回时，派遣了一个由数十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前往密昔儿，向他们传旨说：“伟大的上帝选择了成吉思汗及其家族，把地上各地区一下子赐给了我们。正如所有人都应知道的，凡是拒绝归顺的人就要连同其妻子、儿女、族人、奴隶和城市一块消灭，而关于我们的无边无际的大军的传闻……传遍四方。因此，如果你归顺我们的至尊，你就纳贡、觐见，请求（给你）派军事长官，否则就准备作战。” 　　纳昔儿算端忽都思召集群臣商讨对策，他手下的士兵多是从算端札兰丁的军队中溃逃出来的，他们从阿黑剌忒逃往叙利亚，当旭烈兀进军叙利亚时，他们又逃到了埃及。此时，他们照例不敢作战，而忽都思却决定抵抗，他同首要异密奔都黑答儿商量，杀死了蒙古使者，突袭了蒙古军的先头部队，将他们赶到了阿昔河岸边。怯的不花前往援助，中了密昔儿军队的埋伏，力战后为忽都思军队所俘，被杀。于是埃及王奔都黑答儿进行了反击，蒙古军退回到鲁木。叙利亚全境又为埃及所有。 　　这时，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内部矛盾激化，东部爆发了忽必烈与幼弟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而进行的战争，西部也爆发了拔都的继承人别儿哥与旭烈兀为争夺高加索地区进行的战争。 　　1265年八月，别儿哥以旭烈兀“毁灭了木速蛮（伊斯兰教徒）的所有城市，打倒了所有木速蛮君王家族，不分敌友，未经亲族商议就消灭了哈里发”为由，派遣那海率军三万作为先头部队向旭烈兀所在地进军，旭烈兀则以失烈门为先锋，同撒马合儿那颜、阿八台那颜等前往迎击，那海战败。1264年，忽必烈封旭烈兀为伊利汗，统治阿姆河以西诸地，伊利汗国正式形成。它的疆域东起阿姆河，西至地中海，北起高加索，南抵阿剌伯海、波斯湾和北非的部分地区。旭烈兀将都城设在帖必力思，将阿剌答黑和报达分别作为夏冬营地。他把伊拉克、呼罗珊、杩椤答而至阿姆河口的广大地区赐给了长子阿八哈，把阿儿兰、阿塞拜疆地区赐给了第三子玉疏木忒，将迪牙儿剌必至幼发拉底河地区交给了异密、速勒都思部人秃答温，把起儿漫交给了秃儿坚哈敦，任命苫思丁·马合谋·志费尼为全国撒希卜——底万（宰相兼财政大臣）的官职，赐与他权力，让他全权决定、主宰、安排和掌管国事。1265年，旭烈兀死，长子阿八哈继位。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大汗继承权时，各自都声称得到了旭烈兀的支持，忽必烈抢先一步向旭烈兀和阿鲁忽处（察合台之孙）遣使，宣布“从质浑河岸到密昔儿的大门，蒙古军队和大食人地区，应由你旭烈兀掌管，要好好防守，以博取我们祖先的美名。从阿勒台的彼方直到质浑河，可让阿鲁忽防守，并掌管兀鲁思和各部落”。这一决定换取了旭烈兀对忽必烈的支持，旭烈兀也因而得到了对伊朗、伊拉克地区的统治权。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后，将都城定在燕京，将中原汉地作为统治重点，明显削弱了对西道诸王兀鲁思的控制。因此，伊利汗国自建立之日起，就拥有实际上的独立地位。伊利汗国与元朝关系一直很密切，双方使节往来频繁，贡献、赏赐不断。它的君主由国内的宗王、大臣推举，并以得到元朝大汗的册封为合法。 　　第六任统治者合赞汗时，伊利汗国进入强盛时期。合赞汗死后，各地长官的叛乱和诸王的争权斗争，使汗国内战不息，陷入封建割据的混乱之中。术赤的后裔金帐汗国的月即别（1312～1342在位）不断与埃及算端纳昔儿结盟，共同进攻伊利汗国。河中的统治者帖木儿（跛帖木儿）也乘机进兵，1388年，占领波斯，伊利汗国灭亡。 　　注释①《史集》第二卷第二部分《窝阔台合罕纪》（一）。绰儿马浑，又译为绰儿马罕、绰儿马汗，雪你惕部人，曾为成吉思汗的豁儿赤（箭简士）。 　　八思哈，波斯一阿拉伯语称“舍黑捏”、“失黑捏”，为“具有警察职能的各城长官”，“对被征服地区的贡赋和居民进行登记的军事长官，汗的代表”。参见（史集》第二卷第二部分《呼罗珊蒙古诸异密传》注③、④。 　　②《世界征服者史》下册XXⅥ，《成帖木儿和他对呼罗珊及答而的治理》。 　　③阿剌模特意为鹰巢，亦思马因派教徒的主要城堡之一，位于伊朗北部可疾云（加兹温）北面的鲁忒巴儿，住着亦思马因（阿撒辛）教派的首领。参见《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89页注⑤。 　　④关于城堡数目，诸文献记载不一，有一百个、一百二十八个和三百六十个等不同记录，参见《元史·郭侃传》、《史集》、刘郁《西使记》。 　　⑤跟随旭烈兀出征的有其幼弟雪别台（孙台），宗王代表昔班（术赤子）的儿子八剌海，拔都的代表秃解儿斡兀立、忽里，察合台的代表台古解儿斡兀立，扯扯干别吉（成吉思汗之女）的代表不花帖木儿和一支斡亦剌部兵以及从四方的驸马、异密和大那颜那里调集的一队将官等。 　　⑥《史集》第三卷《旭烈兀传》第二部分。忽希思丹，山国，为从你沙不儿地方沿今阿富汗边界向南伸延的地区，其首镇是今伊朗霍腊散省比尔兼德。 　　⑦《世界征服者史》第三部Ⅶ，《世界国王旭烈兀进兵攻取异端的诸堡》。 　　 　　⑧⑨《史集》第三卷《旭烈兀传》第二部分。 　　 　　《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忽必烈合罕》第二部分。 　　 　　第二十七章 　　 　　太宗、宪宗时的蒙宋战争蒙古人对南宋的了解，初期来自金朝，他们称南宋为“南家思”。成吉思汗在北方崛起后，主要的攻击目标自然是宗主国金朝。当他向金用兵时，曾遣使与南宋通好①。成吉思汗十三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再遣葛葛不罕“与宋议和”，目的在于交结南宋，共图金国。初，南宋对蒙古的主动通好态度漠然，但金朝在遭到蒙古的军事压力被迫南迁后，却企图南伐宋朝补偿北方之失，宋金开战。于是有人献策“北通鞑靼”，十六年（宋嘉定十一年，1221），南宋以苟梦玉为使，到西域见成吉思汗，同时又以淮东制置使贾涉的名义，遣赵珙到河北蒙古军前，拜见太师木华黎。十八年（宋嘉定十六年，1223）苟梦玉二次使蒙，双方可能讨论了联军灭金的问题，宋朝联金灭辽故技重演，成吉思汗联宋灭金的策略获得初步成果。 　　二十二年（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成吉思汗遣一支蒙古军以取金、夏为名，突入南宋利州路，进行武装探察，以了解南宋的军事部署和陇蜀地区的地形险要。宋四川制置使郑损弃关外五州溃逃，蒙古军遍掠阶、凤、成、和、天水五州后退回，成吉思汗利用宋金世仇，借道南宋灭金的迂回包抄战略形成。 　　太宗三年（宋绍定四年，1231）正月，拖雷再遣搠不罕使宋，提出借道和需粮两项要求。宋四川安抚制置使桂如渊委曲求全，希望以满足对方条件换取边境安宁，作出弃五州，守三关的决定，令汉中以牛酒犒师，并遣人至凤翔蒙古大营回报。与此同时，东路也遣李邦瑞入宋，欲“假淮南以趣河南”。三月，拖雷经大散关入宋，攻陷凤州、洋州、兴元。五月，宋杀使者搠不罕。十月，蒙古军向宋发起攻势，连下三关。由于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是借道伐金，故在十二月于光化军北渡汉水后，蒙古军即离开宋境，这是灭宋战争爆发前蒙宋的第三次交锋。这三次军事冲突，是蒙宋战争的序幕。此后，蒙宋达成联合灭金协议。金朝灭亡后，蒙古军在“大河两岸，东起曹（今山东荷泽）、濮（今山东鄄城北），西抵秦（今甘肃天水）陇（今陕西陇县），列屯置戍，以备宋人”；大将速不台“增屯设伏于陕府、潼关”，备御尚存于秦、巩（今甘肃陇西）一带的金朝残余势力②。 　　掐丝珐琅缠枝莲纹兽耳三环瓶在联合灭金的协议中，双方“约以陈（今河南睢县）、蔡为界”，灭金后，以“陈、蔡西北地分属蒙古”；南宋在灭金战，役中占领的泗（今江苏盱眙）、毫（今安徽毫县）、宿（今属安徽）、蔡、息（今河南息县）、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诸郡归宋。在联合行动中，宋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惠。蒙古军在连年战争后需要休整和制定新的国策，没有对宋发动攻势。双方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 　　难得的胜利鼓舞了南宋君臣，在一部分主战派将领的鼓吹下，热衷于恢复的宋理宗悍然决定出师河南，收复三京，以达到据关阻河与蒙古划河而守的目标。 　　六年（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六月，宋军出师。七月五日人汴。蒙古军得知宋出师河南的情报后，一方面决河放水阻止宋军北上，一方面在三京广布哨马和增屯设伏，同时主动撤出西京洛阳，以空城诱敌。七月，粮饷不继的宋军在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兼淮东制置使赵葵的敦促下仓猝人洛。当宋军先头部队入洛后，预先部署在洛阳城南龙门的蒙古军任其入据空城，待其师老粮尽兵疲，令其不攻自破。而以精兵攻打其后续部队。宋军陷入重围，大多溺死洛水或为蒙古军所杀。蒙古军回师攻城，宋军被杀而死者十之八九。蒙古军占领洛阳，宋军不得不放弃汴京班师而归。宋军收复三京之举以彻底失败告终，其直接影响就是首先破坏了蒙宋协议，为将灭宋作为既定方针的蒙古对宋大规模开战提供了口实，“是宋蒙战争爆发的导火线和起始点”③。 　　秋，蒙古诸王大会讨论伐宋事，已经作了战略部署④。十二月，依惯例，窝阔台遣王械使宋，要求南宋以事金之礼事蒙古，遭到拒绝，于是便以大军继之。 　　太宗六年（宋端平元年，1234）至宪宗元年（宋理宗淳祜十年，1251）为蒙宋战争的第一阶段。战争同时在东、西两线三大战场上进行。 　　东路由大将阿术鲁负责，以张荣为先锋，出河洛，重点进攻徐（今属江苏）、邳（今江苏睢宽北）。 　　中路由窝阔台第三子阔出和诸王忽都秃、口温不花和塔思率领，出唐、邓，重点进攻襄、樊（今湖北襄樊市）。西路由大汗次子阔端率领，重点进攻秦巩、巴蜀。 　　七年（宋端平二年，1235），阔出率领的蒙古军取道金州（今陕西安康）、光化（今湖北光化西），沿汉水东下；口温不花率军将自唐、邓南下。九月，略地汉上，进入荆汉地区。宋邓州守将赵祥降，蒙古军再下枣阳，集中兵力进攻襄阳。宋军坚守，遂转攻随州（今湖北随县）、郢州（今湖北钟祥）。次年，宋襄阳守将李伯渊降，蒙古军攻下襄阳。江陵北面的均（今湖北均县西）、房（今属湖北）、随、德安（今湖北安陆）、郢等州郡皆为蒙古军攻占。 　　十一年（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宋军收复襄阳。蒙古军自川蜀增援，为宋将盂珙阻击。由于毒帅阔出于1236年去世，襄阳又为宋军收复，中路战场不能取得进展，蒙古军遂在襄、樊、随、信阳一带招集军民屯种。 　　1235年口温不花率领的蒙古军在阔出军的掩护下，进入淮西。1236年冬塔思自邓州南下，进攻蕲、黄。张柔屯兵曹武（今湖北京山县东），取九里关（今湖北孝感县东北）。以兵屯驻在曹武北长封岭上，四出经略，为大军进攻淮西扫清了道路，开辟了江淮战场。 　　1237年，口温不花占领光州（今河南潢川），别略黄州（今湖北黄冈），谋捣长江；史天泽下复州（今湖北天门）；塔思向东南推进；另一军进抵合肥。口温不花连下蕲州（今湖北蕲春）、舒州（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与宋军激战于长江，失利后转攻黄州，宋将孟珙坚守，军民殊死战，蒙古军久攻不下，撤军。这是自蒙宋开战以来宋军的首次大捷。接着宋军又在安丰大败口温不花和史天泽，蒙古军损失惨重，班师北归。 　　1235年8月，阔端军的一支在塔海的率领下自凤州进攻河池，连下关外阶、成、西成、沔等州。十月，金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率金残余兵将向阔端投降，阔端令其率兵随从入川。汪世显统郡县数十，胜兵数万，素称秦、巩之豪。他熟悉入蜀道路和四川边备，又结交回回、西夏十八族为内应，他的投降增强了蒙古军对四川进攻的实力。在攻拔了蜀边据点后，阔端于1236年八月以塔海为元帅，汪世显为先锋，率蒙古、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等军，号称五十万，大举攻蜀。入大散关，抵武休关，占领兴元。自金牛道进攻四川内郡⑤，与宋将曹友闻激战于阳平关。曹友闻设伏以待，击溃了南宋增援大安的军队后，汪世显提兵与进攻阳平关的塔海军会合，曹友闻战死，蒙古军打开了入蜀的大门，宋守军溃逃。阔端兵分两路，乘胜直捣成都。一路由拖雷子末哥（又作莫哥）率领，自阴平郡（今甘肃文县西北）绕出剑阁以西，直捣成都，一路由阔端本人率领，出利州、剑门，约日会师成都。 　　九月，阔端自汉中攻取大安。十月，其先锋吐蕃将领赵阿哥潘入朝天关（今四川广元市北60里），占领利州，分军下阆州、顺庆府（今四川南充市）、潼川，月中，各路军会于成都附近。成都承平日久，蒙古军入城之际，官吏晏然，居民纵观。及至发现来者为蒙古军，全城顿时陷入混乱。宋安抚制置副使丁黻拒绝出逃，集合将士，孤注一掷，终因寡不敌众，战死，蒙古军占领成都。末哥军在文州、摩天岭相继受阻，两个多月后，方与阔端会于汉州（今四川广汉县）。 　　占领成都后，阔端分兵四出，抄掠四川的眉山、青神、嘉定（今乐山）、邛（今邛崃）、蜀（今崇庆）、彭（今彭县）、汉、简池（今简阳县）、永康（今灌县）、潼（今三台县）、遂（今遂宁市）、果（今南充）、合（今合川县）、忠（今忠县）、万（今万县市）、云安（今云阳县）、梁山（今梁平县）、开（今开县）、达（今达县）等州郡，东到瞿塘，西到黎（今汉源县清溪）、雅（今雅安），经此蹂践后，全蜀残破。 　　1239年，塔海、汪世显等攻取东川，一度攻破夔州（今四川奉节），恩施（今湖北恩施），向东推进，南宋紧急调兵增援四川，蒙古军撤回。1240年，宋派盂珙为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四川防务略有转机。安抚制置使陈降之在成都、汉州修复城垣，布置防守。1241年，塔海等再至成都，陈降之被俘杀。副使彭大雅经营重庆，在合州钓鱼山筑城设寨，屏蔽重庆。1241年，窝阔台死，此后直至宪宗蒙哥即位，乃马真氏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和进取精神，对宋战争无大进展。 　　乃马真氏二年（宋淳祐占三年，1243）。宋以余玠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置元帅府于重庆，率领四川军民修建、扩建各类山城二十余座，因山为垒，屯兵聚粮，加强了四川的防御。 　　乃马真氏二年和定宗元年（宋淳柘六年，1246），蒙古军进攻嘉定和四路入蜀，均无功。余玠则开始向蒙古军反攻。定宗后海迷失二年（宋淳祐占十年，1250），余蚧北伐，誓取汉中。余玠取金牛道，向汉中进发，三战三捷。第二年，率各路军，号称十万，进攻汉中。蒙古卷元行省夹谷龙古带以不满五千的蒙、汉军坚守，宋军屡攻不能克，后蒙古援军到，余玠退兵。 　　1251年，宪宗蒙哥即位，在处理完黄金家族内部的夺权纠纷后，部署了对各地征伐。蒙宋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蒙哥在安排军事征伐时，命察罕、也柳干统两淮等处蒙古、汉军；带答儿统四川等处蒙古、汉军；和里解等统吐蕃等处蒙古、汉军，“皆仍前征进”⑥。而以皇弟忽必烈主持漠南蒙古汉地军国庶事。对南宋的征伐，忽必烈广泛听取汉地儒臣和将领的意见，帮助大汗制定了更具进取意义的政策，在部署军事任务的同时，更重视解决粮饷问题，并在沿边建立屯驻基地。在巴蜀战场，巩昌便宜总帅汪德臣重筑沔州城，设官置署，作为深入四川内境的基地；在白龙江一带发展屯田，寓兵于农，把截了宋人北进的大门，为向四川用兵奠定了基础。在荆襄战场，采纳姚枢的建议，“以春去秋来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则战，寇去则耕，积谷高廪。边备既实，俟时大举”⑦。在两淮战场，命张柔移驻毫州，修路筑桥，通商贾之利。同时，河南经略司杨惟忠也在唐、邓、申、裕、嵩、汝、蔡、息、毫、颍等州开展屯田，以解决军队粮饷。经此安排部署，蒙古军在东起陈、毫，中经襄阳，西至唐、邓的沿边一线和川蜀战场，皆置重兵，改以往以虏掠、骚扰为主的战略为屯驻重兵，亦耕亦守，屯田积谷，利则出战的军事进取与恢复经济并举的方针。 　　以往的对宋战争，巴蜀战场进展较大，两淮与荆襄因淮水与长江的阻隔，进展迟缓。蒙哥改变以往三条战线齐头并进的战略，依然采取当初灭金所用的战略。宪宗二年（宋淳祐十二年，1252），蒙哥命忽必烈远征大理，实行对南宋更大规模的包抄。 　　同旭烈兀西征一样，仍从东、西道诸王的大军中每十人抽二人，并派一名宗王随从忽必烈远征，以大将速不台之子兀良哈台总督军事。同时，还有汉人董文用、董文忠兄弟和郑鼎所率的汉军。在进军之前，也照例遣人入大理先行招抚。三年（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忽必烈师至临洮，吐蕃首领、同知临洮府事赵阿哥潘又令其子率军从征。由于赵阿哥潘兄弟的支持协助，大军顺利通过叠、宕等吐蕃、羌人地区。 　　师至忒剌（又做塔刺，今甘肃省迭部县与四川若尔盖县接壤的达剌沟）后，兵分三路，“大将兀良哈台率西道兵，由宴当路（今四川阿坝草原）；诸王抄合、也只烈帅东道兵，由白蛮；帝（忽必烈）由中道”⑧。 　　兀良哈台自忒剌经四川色达、甘孜、新龙、理塘、稻城、得荣一线水草丰美的大草原，进军顺利。秋季，由旦当岭（今云南中旬境）进入云南。 　　古代风景画鉴赏忽必烈经阿坝草原沿大渡河西岸南下，一路招降牧区部落，鱼通（今康定东路）、长河（今泸定县大渡河西）、宁远（今石棉县与九龙县境）等地先后归降。然后渡大渡河，进入宋黎、雅之境。青羌五姓土司之一的杨土司部将高保四率先迎降，并引导大军招降了东岸部落。九月，忽必烈进攻黎州。过飞越岭（今汉源县西北），抵满陀城（即宋盘陀寨，今汉源县西北飞越岭至石城间）。留辎重于陀城，督军迅速南下，与西路会。十月，中路军于富林渡口再过大渡河。取古清溪道，经安宁河谷，“经行山谷二千余里”，十一月抵金沙江，以革囊及筏渡江。自北胜府汴头（今云南永胜境）渡江，再由丽江石关南进。中路所经为大渡河河谷地带，“山径盘屈”，有时不得不“舍骑徒步”，忽必烈历经艰难险阻，多次不得不由汉将郑鼎背负而行⑨。 　　东路取川西北通往内郡的古隘道，自忒剌至松（今四川松潘）、茂（今四川茂汶）二州。出岷江故道，经成都，进攻与四川南境相邻的大理白蛮地界。时余玠已死，新任蜀帅无能，四川防务废弛，东路军顺利通过宋军防线，下黎、雅，渡大渡河。 　　大理国拒绝招抚，加强防备。兀良哈台在降附的摩些部落（在大理北四百余里）的支持帮助下，进入察罕章（今云南丽江），攻下了不受招抚的部落，打乱了大理国的防御部署。十二月十三日，诸军毕集，包围大理城。十五日，城破。大理国主段兴智出奔善阐（今云南昆明市），国相高祥逃至统矢罗（今云南姚安），被追杀。 　　四年（1254）春，忽必烈班师，留兀良哈台戍守大理，继续征服尚未归附的部落。秋，兀良哈台下善阐。五年（1255），进取赤秃哥（今贵州西部）、罗罗斯（今四川凉山地区）。大理各部均被征服。六年（1256），段兴智以大理地图来献。 　　“忽必烈通过远征大理之役，为蒙古军迂回包抄，从长江以南进攻宋朝开辟了新的战场”⑩。此后，留戍云南的兀良哈台分别向四川、贵州、广西用兵。 　　宪宗六年（1256），蒙古诸王大会于欲儿陌哥都（月一儿灭怯土），商讨大举伐宋。以灭宋为目标的战争全面展开。蒙古军仍然分为左右两路南下。左翼军由塔察儿统率，包括诸王也松格、察忽剌、忽林赤，驸马纳陈、帖里干，将领不只儿、忙哥忽剌察儿、察罕等，号称大军三十万。右翼由蒙哥亲自统领，包括诸王窝阔台系的合答黑（也可合丹）、秃塔黑，察合台系的忽失海和其宗王阿必失合、纳邻合丹、合答黑薛禅，拖雷系的末哥，蒙哥子阿速带以及火儿赤那颜等军队。此外，尚有诸部军和汉军。1256年秋，塔察儿率左翼军南下，他们过东平，到汉江，攻襄、樊。因军纪不严，却热衷于掠夺，竟未能攻下一城一地，遭到大汗的谴责。 　　1257年，塔察儿攻樊城，“霖雨连月，乃班师”。 　　1258年，蒙哥出师。四月，驻跸六盘山，调集大军四万号称十万，分三路入蜀。蒙哥率主力自陇州入大散关；诸王末哥由洋州人米仓关；万户孛里叉由渔关人沔州。 　　先令左翼塔察儿佯攻两淮，李迪攻宋东海一线，在江淮战场牵制宋军；留守成都的蒙古将领纽邻抢渡马湖，奔袭重庆，牵制四川境内的宋军。莫哥、孛里叉两路先行为大军继进扫除障碍。后因塔察儿统率左翼师出无功，屡屡受阻，被撤去统帅重任，改用遭谗家居的忽必烈为东道统帅，仍命张柔从忽必烈征鄂，趋杭州。命兀良哈台自云南北上，次年正月与东路军会于长沙。 　　七月，蒙哥以明安答儿留守京兆，大将浑都海留守六盘山辎重，自己则领兵自陇州出发，经大散关至汉中，取金牛道入蜀，至利州。取剑门关西苦竹隘（今朱家寨），拔长一宁山城（今剑阁县东南，苍溪县西北），降大获（在苍溪县蕉南四十里）、运山（又作云山、燕山隘，在蓬安县东南三十里）、青居（今南充市南三十里）、大良（在渠江流域南岸）诸城。年底，进攻重庆。自蒙古军入蜀，境内数十座山城或降或陷或被围困，真正能担负起屏蔽重庆，支撑抗战责任的只有重庆北七十公里的钓鱼城。 　　“钓鱼城位于嘉陵江、渠江、涪江交会之冲，正面控扼三江展开的扇形地区，背依华莹山脉，既可阻止南下的蒙古军的长驱直入，以蔽重庆，也可以联结渠江，组成一道封锁开达、夔峡之路的防线”，同时，“四周峭壁悬崖”，“山势险绝”，“是易守难攻之地”。钓鱼城守将是宋兴元都统兼，他采取“保民练武”的方针，兵精粮足城坚，具有可供城内军民长期坚守、独立作战的条件。 　　蒙哥决意攻取钓鱼城，他命人分兵四出切断钓鱼城与外界的联系，准备了各种攻城武器，包围和攻打钓鱼城。南宋曾派兵攻打成都，以解钓鱼城之围，未能奏效。蒙古军围攻不止，损失惨重，士气低落。虽打退了前来增援的宋将吕文德，攻城之役进行了五个多月，无任何进展，招降也遭拒绝。七月，久旱酷暑，军中大疫，蒙哥病死。随征军士，除留下汪氏和纽邻的军队外，其余都随蒙哥子阿速带北撤。 　　忽必烈受命南征后，1259年十一月自开平起程，翌年二月至邢州，五月至小濮州，六月至相州。他沿路招见汉臣、儒生和隐士，询问作战方略，进军得失。七月从所俘南宋人处得知蒙哥死于四川军中的消息，未之信，继续南下。九月渡淮，攻破大胜关（今河南罗山县南），进入淮西，至黄陂（今湖北黄陂北），决定由阳逻堡（今湖北新州阳逻镇）渡江，驻军江北。九月，从蒙哥征蜀的末哥送来蒙哥已死的消息，要求忽必烈北还继位。但忽必烈不愿无功而回，于是组织诸军渡江成功，并乘胜围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南宋调兵援鄂，忽必烈一面继续围攻，一面遣兵南下湖南，接应自广西入湘的兀良哈台。蒙哥死后，南宋四川方面军事压力减轻，吕文德回师援鄂，东路军压力顿时增加。但南宋权臣、右相、荆湖宣抚策应大使贾似道畏敌不敢战，密遣使至蒙古军前议和。十一月，忽必烈妻察必遣使至军前请其速回，忽必烈与贾似道议和后撤军北还。蒙宋战事暂停，边境局势缓和。 　　注释①《元朝秘史》载：“在后成吉思差使臣主卜罕等通好于宋，被金家阻挡了。以此成吉思狗儿年再征金国。”主不罕又译作搠不罕、绰不干、苏巴尔罕。 　　②陈世松等《宋元战争史》，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屠寄《蒙兀儿史记·塔察儿传》，《速不台传》。 　　③《宋元战争史》。 　　④《元史·木华黎附塔思传》记载：“甲午秋七月，……诸王大会，帝顾塔思曰：‘先皇帝肇开大业，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惟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塔思对曰：‘臣家累世受恩，图报万一，正在今日。臣虽驽钝，愿仗天威，扫清淮、浙，何劳大驾亲临不测之地哉！’”于是命塔思与王子曲出（阔出）总兵南征。 　　⑤金牛道，又名石牛道，为秦、蜀间重要通道。起自今陕西勉县西南，越七盘岭入四川，经广元趋剑阁。见《宋元战争史》。 　　⑥《元史·宪宗纪》。 　　⑦《元文类》卷六○《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 　　⑧《元史·世祖纪》。 　　⑨《元史·郑鼎传》，惟鼎传误将“世祖”记为“宪宗”。 　　⑩《宋元战争史》。 　　忽必烈与八思巴的会见八思巴（1235～1280），法名洛卓绛称伯让波（智幛吉祥贤）。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五世祖师，出身于昆氏（款氏）家族，父桑察·索南坚赞，伯父即萨迦四世祖师萨迦·班智达。八思巴“从幼年时起，在读写、学法、听经、修习等方面都是一看就懂，众人说：‘他一定是位圣人。’因此将他的名字称为八思巴（意为圣者）”①。元宪宗三年（1253）奉皇弟忽必烈之召，会见忽必烈，与后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忽必烈即位后，八思巴被尊为“国师”、“帝师”。 　　佛教自七世纪传入吐蕃，九世纪中叶，因遭到吐蕃王朝达玛赞普“禁佛”的打击，一度衰落。吐蕃王朝瓦解后，西藏社会陷入分裂状态，奴隶制也逐渐向封建农奴制转化，十世纪后半期，佛教又开始复兴。十一世纪中叶，随着封建农奴制的发展，各地农奴主的统治地位日益巩固，彼此间的争夺加剧，他们也各自同佛教势力建立了密切关系，藏传佛教也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当时，影响较大的有噶当（“噶”，藏语意为“佛语；“当”，意为“教授”或“教诫”；“噶当”意为一切佛语一经律论三藏都是对僧人修行全过程的指导，该派在藏北当雄西南建热振寺）、噶举（藏语意为“口授传承”，该派支系最多，噶玛噶举、蔡巴噶举、帕竹噶举是其较大的派系，其中噶玛噶举派首创活佛转世制度，有黑帽系和红帽系两个活佛转世系统）和萨迦（藏语意为白土，因其寺建在灰白色土地上得名）等派。 　　有确切记载的西藏僧俗代表人物与蒙古统治者联系的建立当始自窝阔台的儿子阔端。但中外藏学家中也有人提出这种联系的建立可能开始于成吉思汗时期②。无论如何，萨迦派与蒙古上层的联系确始于阔端而政治关系的确立则完成于忽必烈。 　　窝阔台即位后，将河西地区赐给了次子阔端。阔端驻于凉州，负有向藏族地区发展势力的任务。阔端招降了金朝巩州便宜总帅汪古人汪世显，承制以古代山水画鉴赏来降的临洮吐蕃人赵阿哥潘为叠州安抚使，控制了甘、青、川边界的藏区，为向西藏发展势力打下了基础。元太宗窝阔台十一年（1239），阔端派遣多尔答等率兵入藏，军至藏北彭城，四出抄掠，焚毁了热振寺和杰拉康寺，杀死了五百多僧人。征服了西藏地区，使“所有‘木门人家’都交纳贡款。东从贡波以上地方，西至尼泊尔，南至扪地区一带，所有王城都被元军征服，收归在元朝国法压制之下，遵从元帝之命，并派遣使臣朝觐元都”③。 　　继武力征服之后，他又遣使入藏，征聘当地有影响、有威望的人士，以便通过他们，更好地治理和控制西藏。使者入藏后，在广泛地了解情况后，向他作了汇报，他决定首先征聘精通佛教经典的大学者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阔端遣使带着皇帝的诏书前往迎请，萨班在与其周围重要人物商量后，决定前往④。 　　1243年，萨班与其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随使者上路，一路上讲经传法，1246年八月到达凉州。此时，正值大蒙古国选举大汗的忽里勒台召开之际，阔端不在凉州。第二年一月，萨班一行才得以谒见阔端，他为阔端讲经说法，治病禳灾，很受器重。阔端说：“汝携带如此幼小之八思巴兄弟及侍从一起前来，是眷顾于我。汝以头来归顺，他人以脚来归顺，汝系因我召请而来，他人则是因恐惧而来，此情吾岂能不知！八思巴兄弟先前已习吐蕃教法，可仍着八思巴学习之，着恰那多吉学习蒙古语言。若吾以世间法护持，汝以出世间法护持，释迦牟尼之教法岂有不遍弘于海内者欤！”实际上，阔端在学习佛法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向萨班劝降。萨班受到的礼遇，使他确信依靠蒙古贵族将有利于萨迦派的发展。因而在这里萨班已经代表西藏各派势力同蒙古贵族进行了谈判，并决定西藏归附蒙古。条件是蒙古国在西藏调查户口，编造清册。征收赋税，任命达鲁花赤；西藏各派僧俗人士，仍可继续任职，从而确定了蒙古贵族依靠萨迦派控制西藏的方针⑤。 　　1251年，蒙古诸王、大臣的忽里勒台选举蒙哥为蒙古国大汗。蒙哥任命其弟忽必烈总漠南军国事。萨班归降蒙古的决定并没有得到全体藏地上层人士的认可，甘、青和川西的一些部落还没有完全归附，西藏的一些教派上层也在进行抵制。蒙哥一方面遣和里祷统吐蕃等处蒙古、汉军，与两淮、四川等处蒙古、汉军，“皆前征进”。一方面利用萨迦派上层与阔端的关系继续对各派上层进行劝降活动。 　　十一月，萨班死，八思巴继为萨迦派教主。宪宗二年（1252），蒙哥下令在汉地、斡罗斯和吐蕃等地清查户口。八思巴以萨迦派教主的身份写信给西藏僧俗上层，一方面通报萨迦·班智达病逝的消息，一方面通报蒙哥即位和清查户口的有关情况，并遣格西多吉周和松布等与清查使者同往，以便向吐蕃上层解释详情，避免惊惧，保证括户顺利进行。 　　在清查西藏户口的基础上蒙哥依照在其他征服地区的先例对西藏地区也实行了分封，将止贡划归自己、察巴分给忽必烈、迦萨分给阔端、噶玛分给阿里不哥，旭烈兀则得到了帕竹派地区。 　　忽必烈受命征云南。夏，驻军六盘山，遣使凉州迎请。 　　萨迦·班智达，八思巴与阔端子蒙哥都至六盘山会见忽必烈。忽必烈留下八思巴，与之结成施主和福田关系。这是八思巴与忽必烈的第一次会见，它对八思巴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为萨迦派与元朝统治者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当时，忽必烈的军营中已经有一些本封地的察巴噶举派僧人。但是，他们知名度不高，影响不大。当时，南宋军队在边界上坚壁清野，对忽必烈自临洮进军四川不利，他决定取道甘、青、川藏区，对南宋实行战略包抄。为了顺利地通过藏区，他需要一位威望高、影响大的藏族上层人士的协助。于是他邀请在凉州的萨迦派教主八思巴和噶玛噶举派教主噶玛拔希到军营中会见。 　　八思巴大约在该年冬天至忽必烈军营，向忽必烈介绍了西藏的历史、宗教情况。在王妃察必的鼓励下，忽必烈开始接受佛教。 　　宪宗三年（1253）新年，忽必烈接受了萨迦派的密法灌顶，在察必的支持调停下，与八思巴结成了施主与上师的关系⑥，而噶玛拔希却迟迟未到。 　　在忽必烈南伐大理时，八恩巴在凉州主持了其伯父萨迦·班智达灵塔开光仪式。当忽必烈自云南北返时，他再一次到军营中会见其施主，并追随忽必烈到达汉地。忽必烈对年轻的萨迦派教主八思巴远道来投十分重视，“颁给八思巴一份称为‘藏文诏书’（扎撒博益玛）的文书，肯定八思巴作为他的宗教上师地位，重申自己皈依佛法，担任佛教的施主”⑦。 　　宪一宗四年（1254）夏，八思巴前往朵甘思（指今西藏那曲专区东部、昌都专区北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北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一带地区），可能为迎请传戒上师和宣谕藏文诏书。不久，又返回忽必烈营地，并见到了忽必烈自大理带回的佛牙舍利。 　　宪宗五年（1255）新年，八思巴向忽必烈敬献《新年吉祥祝辞》，称忽必烈为“尊胜人主”，祝愿他“胜于各方”⑧。至此，忽必烈与八思巴之间的特殊的宗教与政治关系正式确立。同年噶玛拔希也曾晋见忽必烈，但他拒绝了忽必烈请他长期留在身边的要求，并转而到漠北投靠蒙哥和阿里不哥。后来，在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汗位之际，他因涉嫌支持阿里不哥受到了忽必烈的惩罚，从而失去了依靠最高统治者发展本派势力的机会，八思巴便成为忽必烈身边唯一重要的西藏宗教和政治势力的代表⑨。 　　这一年夏天，八思巴到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接受比丘戒，完成了成为一名正式佛教僧侣的全部仪式。然后又返回忽必烈营帐。 　　宪宗七年（1257），忽必烈与蒙哥兄弟间矛盾公开化，忽必烈被解除了兵权，不能参加对宋战争；阿兰答儿、刘太平等开始检查陕西、河南钱谷出入，忽必烈处境困难。为了趋吉避凶，忽必烈需要宗教保佑，二月，八思巴为他举行了称为“烧施”的宗教活动，三月，写了《五天女赞》，为忽必烈禳灾祈福⑩。夏季，八思巴朝拜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五台山，以一个佛教徒的眼光，写诗赞颂五台，在西藏佛教界影响甚大。冬，忽必烈亲自朝见蒙哥，兄弟释嫌，重归于好，忽必烈处境改善，八思巴的地位也相应提高。 　　宪宗八年（1258）春夏之交，忽必烈受蒙哥之托，在开平主持释道两教关于《老子化胡经》真伪的辩论大会，除汉地儒生、道士、佛教僧人外，还有吐蕃、河西、大理等地僧人参加，八思巴也参加了这一“汇集了当时大半个中国的释、道、儒三家精英的学术大会”。他以自己广博的知识、雄辩的口才，向道士问难并使之辞穷，从而使佛教理论在这次辩论中战胜了道教，道士十七人依约被罚削发为僧。这场辩论对忽必烈尊崇佛教无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自1254年到1260年，八思巴多数时间在忽必烈军营或王府，从事佛教理论的研习修持，为忽必烈及其诸妃、诸子祈福禳灾。当忽必烈自湖北返回燕京时，他也自开平到达那里。显然，他也是忽必烈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支持者之一。 　　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统释教”。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献上所创新字（八思巴蒙古文），七年（1270），忽必烈再次请求八思巴向他传授灌顶时，改西夏王的玉印为帝师印，又封八思巴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梵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五明班智达帝师”。 　　帝师是皇帝和皇室成员的老师和精神支柱，也是全国佛教僧人的领袖，位在诸王之上。帝师嗣位，要赐封诏玉印，宣谕天下；新君即位，要对帝师降诏褒奖；颁发给帝师的诏书为专用的“珠诏”，帝师至京师，用皇帝出行仪仗之半为前导，百官效迎。 　　帝师代表佛教保佑皇帝，为皇室作各种名目的佛事，如为皇帝和皇室成员祝延圣寿、禳灾祛难、祈祷国泰民安等等。在思想文化方面，就忽必烈个人而言，他即利用汉儒在汉地实行汉法，也利用藏传佛教为巩固其统治服务。忽必烈非常重视八思巴所创的蒙古新文字，新字一经进呈，他立即下诏在全国推行。新字是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创制的一套拼写符号，采用竖行自左至右的书写方式，“它可以用来拼写蒙古、汉、畏兀、藏等语言，所以实际上是供元朝统治下的各民族共同使用的一套拼音字母。它的创制可以说是在元朝统一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扣算统一各民族文字字形的尝试，也是第一次用一套拼音字母来记写汉语的尝试。对元朝将众多的民族统一为一个大帝国和消除或减少民族间语言文字上的隔阂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忽必烈与八思巴的历史性会见和他们之间宗教、政治关系的确立对元朝的统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都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注释①《汉藏史集》，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②参见（意）杜齐著，李有义、邓锐龄译《西藏中世纪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室、民族学室，1980年（内部资料）；陈庆英《元朝在西藏地区设置的军政机构》，戡《西藏研究））1992年第三期。但二者所论仍有不同，社齐氏认为1206年，成吉思汗曾将西藏作为征伐目标，西藏各方共同协议遣使无条件向成吉思汗投降；陈庆英认为：“成吉思汗西征时，蒙古军到过拉达克一带，在藏族地区中，阿里地区可能最早归附蒙古，蒙古在该地设有都元帅。” 　　③多尔答进军西藏，藏文史籍《青史》、《西藏王臣记》、《汉藏史集》、《新红史》等都有记载。“木门人家”，即指藏族。 　　1253年，忽必烈奉命征大理。由于察巴是忽必烈的封地，在他的军营中，已有察巴派僧人，但他们都不太知名。 　　④《西藏王臣记》载，使者为大元长官垛达（多尔答）。他在《请示迎谁为宜的详禀》中说：“在边野的藏区，僧伽团体以甘丹派（噶当派——引者注）为大；善顾情面以达隆法王为智；荣誉德望以枳空·敬安大师为尊（枳空即止贡——引者注）；通晓佛法萨迦——班智达为精。”第五世达赖喇嘛著，郭和卿译，民族出版社，1983年。 　　《萨迦世系史》载邀请萨班的诏书称：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晓谕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贝桑布。朕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喇嘛，在选择之时选中汝萨班，故望汝不辞道路艰难前来。若是汝以年迈（而推辞），那么，往昔佛陀为众生而舍身无数，此又如何？汝是否欲以汝所通晓之教法之誓言相违？吾今已将各地大权在握，如果汝指挥大军（前来），伤害众生，汝岂不惧乎？故今汝体念佛教和众生，尽快前来！吾将令汝管理西方众僧。 　　赏赐之物有：白银五大升，镶缀有六千三百粒珍珠之珍珠袈裟，硫磺色锦缎长坎肩，靴子，整幅花绸二匹，整幅彩缎二匹，五色锦缎二十匹等。着多尔斯衮和本觉达尔玛二人赍迭。龙年八月三十日写就。” 　　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⑤《萨迦世系史》载萨班给众弟子的信中说：“（汗王）又曰：若能唯命是听，则汝等地方及各部之部众原有之官员俱可委任官职，对于由萨迦之金字使和银字使召来彼等，任命为我之达鲁花赤等官。为举荐官员，汝等可派遣干练使者前来，将该处官员姓名、百姓数目、贡品数量缮写三份。一份送来我处，一份存放萨迦，一份由各自长官收执。另需绘制一幅标明某处已归降及某处未归降之地图，若不区分清楚，恐已降者受未降者之牵累，遭到毁灭。萨迦金字使者应与各地官员商议行事，除利益众生之外，不可擅作成福。地方官员亦不得在不与萨迦金字使商议的情况下擅权作主。不经商议而擅自妄行是目无法度，若获罪谴，我在此亦难求情，惟望汝等众人同心协力。” 　　此外，尚有“对于金字使者好生迎送，殷勤服侍”、“此间对各地贵人及携贡物而来者俱善礼待之”等等。 　　⑥《萨迦世系史》载，八思巴要求忽必烈“受灌顶后，上师坐上座”。忽必烈不肯。察必调解说：“听法及人少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慈不能压服，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绝不下诏。其余大小事务因上师心慈，如误为他人求情，恐不能镇国，故上师不得讲论及求情。” 　　⑦陈庆英《忽必烈继位前的八思巴》，载《思想战线》1988年第五期。 　　⑧参见陈庆英《八思巴致忽必烈的新年吉祥祝辞探讨》，载《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四期。 　　⑨《萨迦世系史》载，噶玛拔希为忽必烈身边的诸妃、大臣显示神通，人们觉得“从眼前的神通法力来看，还是这位上师高一些”。王妃察必担心八思巴的地位发生动摇，为了巩固他的地位，察必要求八思巴也显示一下自己的法力。于是八思巴作法，使自己的头部和四肢显现五部佛的形象，压倒了噶玛拔希。 　　⑩烧施，也译为火祭或护摩，为佛教密宗以焚烧柏枝、酥油、粮食、花果等祭神祈求消灾得福的一种宗教活动。 　　五天女“即吉祥寿仙女、翠颜仙女、贞惠仙女、冠咏仙女、施仁仙女，其实是喜马拉雅山的五座高峰，……这五仙女分别为执掌人间福寿、预知、农田、财宝和畜牧之神。”参见陈庆英《忽必烈即位前的八思巴》。 　　参见《元史·释老传》、《萨迦世系史》、《元史·世祖纪》、《拔思发行状》、《行状》所载帝师封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惟诏西番者，以粉书诏文于青绘。而绣以白绒，网以真珠。至御宝处。则用珊瑚”。 　　《元史·世祖纪三》。 　　陈庆英《元代帝师制度及其历任帝师），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一期，该文载忽必烈推行蒙古新字的诏书称：“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兀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寝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争宪宗七年（1257）蒙哥亲征南宋时，留幼弟阿里不哥守和林，剥夺了忽必烈的兵权，并对他所管的河南、陕西民政、财政进行审查。在与忽必烈的矛盾暂告缓和后，迫于右翼统帅塔察儿军失利，才又命忽必烈统右翼军。九年（1259），蒙哥死于合州（今四川合川）钓鱼城下，蒙古国再一次出现了汗位空缺。此时，术赤、察合台兀鲁思同大蒙古国的离心倾向逐渐增强，窝阔台后裔的力量严重削弱，未来的一场汗位争夺战将在拖雷诸子间展开。 　　钓鱼图拖雷正妻唆鲁和帖尼在世的三个儿子以忽必烈为长，时正在征南宋东路军中；旭烈兀为次，在征叙利亚、伊拉克军中；幼子阿里不哥在都城和林。在蒙哥与忽必烈的矛盾冲突中，阿里不哥与蒙哥政见一致，因而蒙哥亲征前，让阿里不哥统率留下的军队和斡耳朵，把兀鲁思交给了他，并把自己的一个儿子玉龙答失留在他那里。于是，在拖雷家族中便形成了以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为首的两派政治势力，作为蒙哥在朝中的代表，在汗位的争夺上阿里不哥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此时的忽必烈已羽翼丰满，特别是他身边聚集了一批具有丰富统治汉地经验的儒臣，并得到了一部分握有兵权的以史天泽为代表的汉人世侯的支持，他们的支持也就意味着他还有以汉地财富为后盾的雄厚的经济实力。儒臣们既已选定忽必烈为其政治代表，就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支持他参与这次最高统治权的争夺，并给这次汗位之争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政治色彩。 　　蒙哥死讯传来，漠北的阿里不哥和驻军鄂州（今湖北武昌）的忽必烈都积极进行争夺汗位的活动。阿里不哥及其支持者们以居守和林的优越地位，以监国和忽里勒台召集者的身份，向四方遣使，发布敕令，要求诸王、那颜们到上斡难、怯绿连之地，为蒙哥举哀发丧并参加忽里勒台；命脱里赤为断事官，行省事于燕京，按图籍，号令诸道，并括漠南诸道兵；命阿兰答儿乘传调兵，浑都海出兵据关陇，刘太平、霍鲁海（霍鲁怀）办集粮饷，图谋秦蜀，以形成有利形势，钳制忽必烈。 　　九月，忽必烈自末哥（木哥、穆哥，拖雷第八子）所遣使者处得知蒙哥病逝的消息，坚持挥军渡江，进围鄂州；同时遣大将霸都鲁（拔都突儿，木华黎孙）趋岳州，接应自云南北上的兀良哈台。这时，宋将吕文德自重庆援鄂，宋军城守益坚。十一月，忽必烈妻察必遣使军中，密报阿里不哥所为，要求忽必烈速回。忽必烈立即召集诸将，商讨对策。郝经上《班师议》，建议“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先命劲兵把截江面，与宋议和，许割淮南、汉上、梓夔两路，定疆界岁币。置辎重，以轻骑归，渡淮乘驿，直造燕都，则从天而降，彼（指阿里不哥）之奸谋逆志，冰释瓦解。遣一军逆蒙哥罕灵舆，收皇帝玺。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末哥及诸王驸马，会丧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凉、东平、西京、北京，抚慰安辑，召真金太子镇燕都，示以形势。则大宝有归，而社稷安矣”①。忽必烈采纳了郝经的建议。恰值此时，南宋权臣贾似道因不敢与蒙古军交锋而遣幕客宋京前来约和，“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匹两各二十万”⑦。所提条件大大超出忽必烈的期望，于是忽必烈立即与贾似道约和。以霸都鲁、兀良哈台率部分军队留驻前线，自己与塔察儿、合丹、也松格等也军北归。 　　至南京（今河南开封），得到了阿里不哥谋取汗位的确切消息，他向阿里不哥派出了急使，要求他将所抽调的军队还给诸将，并准备好交通工具、粮食、武器，结束南征。同时，他又向驻在燕京的阿里不哥代表脱里赤和驻守鄂州的霸都鲁遣使，要求脱里赤遣使前来，向他们表示了同阿里不哥间的误会已经解除；令霸都鲁立即撤军，回到自己身边，以增加自己的军力。这年，忽必烈在燕京驻冬。 　　1260年夏，阿里不哥遣使要求各宗王前往参加忽里勒台推选大汗，忽必烈身边的宗王塔察儿、也松格（成吉思汗弟拙赤合撒儿的儿子）、纳邻合丹（小合丹，宗王）借故不赴。阿里不哥却在部分宗王的拥戴下即位和林。他们中有哈剌旭烈（察合台孙）的妻子兀鲁忽乃，蒙哥的儿子阿速带、玉龙答失。察合台的孙子阿鲁忽（察合台第六子拜答儿之子），塔察儿的志儿子乃蛮台、赤因帖木儿（只必帖木儿，窝阔台次子阔端的儿子）之弟也速（只必帖木儿之兄也速不花，或只必帖木儿堂兄弟、窝阔台第六子合丹之子也速儿），合丹（窝阔台第六子）的儿子忽鲁迷失和纳臣、斡儿答（术赤长子）的儿子合剌察儿和别勒古台的一个儿子，旭烈兀的儿子术木忽儿（主木忽儿、玉木忽儿）。那颜和将领中有蒙哥时期的大必阁赤孛鲁合、蒙哥与阿里不哥的亲信阿兰答儿、脱里赤。驻守六盘山的大将浑都海、驻守成都的部属密里火者（明里火者、密里霍者）和驻守东川的乞台不花等也支持阿里不哥。阿里不哥向各方派出急使，宣称自己已被推举为大汗。 　　但是，他的即位没有得到忽必烈支持者的认可，他们拦截了使者，并在开平召开了另一次忽里勒台，参加者有东道诸王塔察儿、也松格、忽刺忽儿（哈赤温孙）、爪都（别勒古台孙），西道诸王也可合丹（大合丹，窝阔台第六子）、阿只吉（察合台之孙不里的儿子）等，那颜、将领则有木华黎国王的孙子霸都鲁，速不台的儿子兀良哈台，弘吉刺部驸马按陈，亦乞列恩部驸马帖里该和右翼的全体那颜。忽必烈的支持者廉希宪利用塔察儿因兵败遭蒙哥谴责的不满情绪，游说塔察儿，利用塔察儿的影响和威望，提名推举，这次忽里勒台将大汗继承权赋与了忽必烈。五月，忽必烈建元中统③。 　　为了南下与其兄争夺天下，阿里不哥“分遣腹心，易置诸将”④，对汉地的军事、行政都重新进行了部署，命刘太平、霍鲁海行省事于关右，收关中诸处钱谷，控制关陇，接应川蜀。将军队指挥权交给亲信阿兰答儿，部署兵分两路进取燕京。令浑都海仍驻六盘并与两川诸将联系；遣阿兰答儿自和林趋凉州，与浑都海配合，意在收集蒙哥旧部，控制河西，占据关陇，东出山、陕，自西路进兵燕京；遣其子玉木忽儿和术赤子合剌察儿率领东路，出和林渡漠进犯开平、燕京。 　　针对阿里不哥的军事、行政部署，忽必烈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他派八春、廉希宪、商挺为陕西四川等路宣抚使，粘合南合、张启元为西京等处宣抚使，与阿里不哥的支持者浑都海、霍鲁海、刘太平争夺陕西、四川，并阻止两川支持阿里不哥的军队东进；派合丹、合必赤、汪良臣等增援八春；派也松格等为东路先锋出兵阻击玉木忽儿。同时，自燕京、西京（今山西大同）、北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运米至开平、抚州、净州（内蒙古四子王旗）、鱼儿泊（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以备军储。 　　廉希宪等晚于刘太平二日入京兆，他一方面“大集官吏，宣示诏旨”，安辑城内，一方面“遣人驰往六盘山，宣谕安抚”⑤。蒙哥死后，其子阿速带扶柩护玺返回漠北，大部分军队由大将哈剌不花率领退屯六盘山与驻守在那里的浑都海会合。留守四川的蒙古军统帅纽邻部下的奥鲁官和副将乞台不花与六盘浑都海联系密切，驻守成都的密里火者也是他的同党。希宪派往六盘的使者被杀，浑都海等已约日进兵。在面对强敌的严峻形势下，希宪遣万户刘黑马逮捕刘太平、霍鲁海，人川杀密里火者于成都，令总帅汪惟正杀乞台不花于青居。征秦巩平凉等处诸军，以所佩虎符银印授汪良臣，使统诸军备六盘，以六盘兵精，戒八春、汪良臣“毋与争锋，但张吾军声”，阻止浑都海兵东进，以待援军。同时宽宥被俘的西川奥鲁官，收其军为己用。 　　八月，阿兰答儿与浑都海军合，南军诸将首战失利。后合丹、合必赤与八春、汪良臣等合兵再战于平凉，大胜，俘斩阿兰答儿、浑都海。东路也松格也败北军先锋玉木忽儿。冬，忽必烈决定亲征和林，阿里不哥逃往谦谦州（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南），南军占领和林。 　　为了休养士马，阿里不哥向忽必烈请降，表示在秋高马肥后入觐，得到允准。中统二年（1261）秋，他提兵南下，声称前来投降，却突然袭击了边将也松哥，占领了和林，并派兵南向骚扰漠南，忽必烈再次亲征。他紧急调动军队，宗王塔察儿、合丹，驸马按陈、帖里该和汉将史天泽等同行。大军与阿里不哥遇于昔木土脑儿，塔察儿与合丹、合必赤等分兵奋击，先败阿里不哥所部的斡亦剌军，杀其将合丹，追北五十余里，阿里不哥败退。由于忽必烈没有穷追溃逃的阿里不哥，使他们误认为南军已经撤退，于是后军统帅蒙哥之子阿速带与阿里不哥商量后率军继进，与忽必烈中军相遇，忽必烈亲自督战，丞相线真将右军，史天泽将左军，合势进逼，左翼史天泽军大败北军右翼；右翼线真军与北军杀伤相当，不分胜负，激战后各自撤军。此后，忽必烈命塔察儿率军北上，而以蒙古、汉军分守居庸、古北诸关口。 　　在争夺漠南的同时，两兄弟也都力争控制察合台兀鲁思，忽必烈派察合台曾孙阿必合失（木秃坚孙，不里子）回封地主持兀鲁思事务，他与其兄弟同行，在漠北为阿里不哥逻卒擒获，被杀。阿里不哥另派察合台的孙子阿鲁忽（察合台第六子拜答儿的儿子）主持其祖父封地的事务，并要求他提供粮食和武器，守卫质浑河边界，阻止旭烈兀、别儿哥派军增援忽必烈。同时遣使至察合台兀鲁思境内征调军需，使者在短期内征调了大批牲畜、马匹和武器。 　　受阿里不哥支持夺得了察合台兀鲁思统治权的阿鲁忽，在控制了察合台封地全境后，不愿再听命于阿里不哥。他扣留了阿里不哥使者征调的牧畜、武器和钱物，宣布拥护忽必烈。旭烈兀也倾向忽必烈，并遣使责备阿里不哥。于是他们对各自控制区的统治权也得到了忽必烈的认可。 　　阿鲁忽的背叛令阿里不哥极为愤怒，于是他率兵攻打阿鲁忽。阿鲁忽在不剌城击败阿里不哥的先锋军并杀其先锋哈剌不花后，回到伊犁河，驻在自己的斡耳朵并遣散了军队。阿里不哥后军继至，夺取并洗劫了伊犁河和阿力麻里，阿鲁忽退至忽炭（今新疆和田）和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噶尔）。阿里不哥在伊犁河和阿力麻里地区驻冬，他无节制地宴饮和寻欢作乐，残酷地掠夺和杀害军民，激起了当地人民和属下将领的不满，一些追随者开始脱离他。旭烈兀的儿子玉木忽儿借口有病，首先离开，接着蒙哥之子玉龙答失、阿里不哥的一些千户长也陆续脱离他投降了忽必烈。 　　菊花图在阿里不哥众叛亲离、势力衰弱之际，阿鲁忽也出兵攻打他，使他无法在那里立足。忽必烈则乘机北上收复了和林，正当他准备前去追袭阿里不哥时，汉地发生了军阀李璮的叛乱，忽必烈匆忙撤军。此后，南军封锁了通往阿里不哥驻地的交通，由于那里的粮食、物品都依靠汉地供给，阿里不哥处供给发生了困难，物价飞涨，加之连年饥荒，物资极度匮乏，阿里不哥陷入了困境。中统五年（八月改至元，1264）七月，走投无路的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前往开平觐见。 　　按照惯例，“罪人的肩上要披上大帐的门帘接见，他也就这样地披盖着去觐见（君主）”。忽必烈问阿里不哥：“我亲爱的兄弟，在这场纷争中谁对了呢。是我们还是你们？阿里不哥回答：“当时是我们，现在是你们。”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都流下了眼泪。当时，有旭烈兀的使者在场，他把兄弟两相见的情况报告了旭烈兀，旭烈兀对忽必烈以这样的方式接见本家族的人表示不满，认为这“使宗亲蒙受了耻辱”，忽必烈也承认自己做得没有礼貌。此后，他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没有让阿里不哥去见他。 　　第二天，忽必烈命宗王和那颜们审讯阿里不哥的同党。开始，阿里不哥说：“他们无罪，我是这场广泛蔓延的罪行的根源。”但是，没有人理睬他的话。忽必烈问他：“谁唆使你起来作乱的？”他供认是孛鲁合、阿兰答儿和脱里赤。忽必烈打算宽宥孛鲁合，因为他曾听到过窝阔台合罕和蒙哥合罕的话；而就这场汗位争夺的有关情况，他还可以在旭烈兀和其他宗王面前作证。但是阿速带反对宽恕孛鲁合，他表示要同孛鲁合对质，并揭发说，孛鲁合曾讲过一个蒙古寓言，大意是说，他们做了事，就不能半途而废，必须勇往直前。情况被报告给忽必烈。孛鲁合被处死。跟随阿里不哥的那颜有十人被处死。窝阔台系诸王被遣送回到他们的封地。 　　对于阿里不哥和阿速带的审讯，则需等诸汗国君主旭烈兀、别儿哥和阿鲁忽的到来。只是他们迟迟不到，于是忽必烈与身边的塔察儿等宗王审讯了他们，并向全国各地颁发了圣旨。他向术赤、窝阔台、察合台汗国派出了急使，通知他们说：“由于路途遥远，事情繁多，你们未能出席，但若继续拖延（审讯），可能会使（政权）削弱，并使国家边疆事务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所以我们处死了他们的异密并审讯了他们二人。现在我们商议：我们，全体宗亲们，一致决定宽恕阿里不哥，赐他以自由，（并释放阿速带），你们对此以为如何？”这时，诸汗国君主都在忙于自己的事务，对大蒙古国本身问题的兴趣已经逐渐淡漠，钦察汗国君主别儿哥对使者说：“合罕、旭烈兀和全体宗亲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也一定在牛年（1265）出发，在虎年（1266）走完（全部）路程，在兔年（1267）和旭烈兀一同出席忽里勒台。”使者们报告了全部情况后，阿里不哥和阿速带获准觐见忽必烈。不久，阿里不哥病死，旭烈兀与别儿哥之间爆发了战争，也没能如约赴会。忽必烈最终取得了对蒙古国的统治权，建号改元，并灭掉南宋统一了全国。其代价则是元朝对钦察、察合台和伊利汗国控制的削弱，它们从此走上了相对独立的道路。 　　注释①都经《陵川集》卷三二《班师议》。 　　②《元史·赵璧传》。 　　③关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各自在忽里勒台召开时间《史集》与《元史》记载不同，前者称阿里不哥即位在前，后者反之。此处从《史集》。 　　③⑤《元朝名臣事略·平章廉文正王》。 　　 　　第二十八章 　　 　　世祖建元定制成吉思汗至蒙哥时期，是元朝的前身，它的国号是“也客·忙豁勒·兀鲁思”，即“大蒙古国”。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是“合罕”，或称“大汗”。“国家肇基朔方，辅相之臣与凡百执事惟上所命，其各官皆因其事而命之。方事征讨，重在军旅之事，故有万户、千户之目。而治政刑则有断事之官，可谓简要者矣”①。随着对外的征伐，大蒙古国的统治范围不断扩大，新征服地区的政治背景、经济、文化与蒙古草原不同，统治方式、机构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 　　蒙古国建立时，在草原地区实行分封制，自大汗至诸王、千户，各有本部的游牧范围。千户是政治、经济、军事三位一体的社会组织，是国家的基层行政单位。其长官千户长既是行政长官，也是本单位的军事首脑。他们平时组织本千户的生产，管理本千户的行政事务，战时，应大汗的征召率领本千户的军士出征。 　　大汗任命了左、右手和中军三个万户长，他们代表大汗管理东至哈剌温山（今大兴安岭），西至按台山（今阿尔泰山）的诸千户。 　　大汗、诸王之外，最重要的长官是大断事官（札鲁忽赤，或译作札鲁火赤、札鲁花赤），为国家最高行政司法长官。成吉思汗时期，以塔塔儿人失吉忽秃忽为大断事官，主持分封千户。有诉讼纠纷，由他处理，并写在青册上，一经大汗认可，便具有了法律效力，成为以后断案的依据。窝阔台时期，他以大断事官的身份，编籍中原户口，为诸王功臣划分封地，被汉人称为“丞相”。蒙哥时期，也可札鲁忽赤（大断事官）忙哥撒儿曾以酷刑鞫讯反对蒙哥的窝阔台系那颜、将领。 　　怯薛作为护卫士常常被大汗派遣出使，传达大汗旨意或处理重大事务，怯薛长官作为大汗的内臣可参与军政事务的管理。怯薛百执事实际上承担着大蒙古国初期中央机构的行政职能。西征期间，在被征服地区设置监临官，称达鲁花赤。达鲁花赤，蒙古语，意为镇守者。“征金战争中，成吉思汗曾任命西域人札八儿火者为黄河以北铁门关以南达鲁花赤。蒙哥西征，占领欧亚大片土地，在重要地区和城镇，都设置达鲁花赤”②。“金人来归者，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帅，则以行省、元帅授之”③。 　　窝阔台时期，中原的治理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在契丹人耶律楚材主持下，有了汉制中书省的建置，《元史·太宗纪》载：三年八月，“始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但当时的谓中书令，不过是协助大断事官按只解处理汉地事务的必阁赤。故陈邦赡说“丞相谓之大必阁赤”。在地方治理上，窝阔台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建立了十路征收苛税所，以汉人儒士为苛税使。尽管蒙古统治者和汉族儒士（包括耶律楚材在内）对中书令、苛税使的职责、地位理解、认识不同，但汉制却开始渗入大蒙古国的体制之中。 　　蒙哥时期，标榜“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国家统治体制没有大的变化。但忽必烈在漠北王府和受命管理漠南军国庶事期间，广泛接触汉地儒臣，以汉法治理汉地的构想已逐渐形成。故世祖时期，在汉族儒臣的协助下，将立纲陈纪，完善统治机构，确立统治制度，作为政权建设的大事，从而确立了有元一代之治规。 　　忽必烈即位后，首先依中原王朝的成宪，制定年号，定1260年为中统元年。在《建元诏书》中指出：“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改变了以往蒙古大汗不建年号，仅以十二生肖纪年的状况。至元八年（1271），又取《易经》“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诏称“绍百王而纪统”，表明忽必烈将大蒙古国看成是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继承，是尧舜禹汤和秦汉隋唐的继续。建号改元是国家的根本大事，忽必烈在依汉法治理天下的路线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即位之初，以开平为京师。而统治重心却在逐渐向燕京转移。早在忽必烈为藩王时，木华黎之孙霸突鲁就曾提出：“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④古代山水画鉴赏在建号改元的同时，忽必烈也开始利用汉族儒臣为其制定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统治制度。忽必烈时期统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经过长期酝酿准备的。早在为藩王时，在藩邸诸臣的影响下，忽必烈以儒术治国思想就已经形成。在其即位和建元诏书中提出的“祖述变通”，即“稽烈圣之治规，讲前代之定制”就是他设官定制的原则和纲领。所谓“祖述”、“稽烈圣之治规”，就是继承成吉思汗以来的祖制。“变通”、“讲前代之定制”就是改行中原王朝的汉制仪文。这也是儒臣们对政权建设在忽必烈面前反复陈述的政治见解。郝经在其《立政议》中指出：“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王法。”⑤许衡在其奏疏中提出：“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使国家而居朔漠，则无事论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陆行宜车，水行宜舟，反之则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汉食热，反之则必有变。国家之当行汉法无疑也。”⑥具体地讲，就是要求忽必烈依北魏、辽、金的模式，借鉴前代的经验，建立一套既符合蒙古的社会背景、经济状况和习俗法规，又吸收中原王朝二千年来积累的统治经验和封建统治制度，制定适合于汉地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统治制度。这是忽必烈时期改定官制的原则和指导思想。 　　中统元年，忽必烈即位开平后，“立中书省，以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左丞”⑦。中书省下吏、户、礼合为一部，称左三部；兵、刑、工合为一部，称右三部。这显然是参考金制和根据当时实际需要确定的。不久，燕京行中书省并入中书。此后定制，以皇太子行中书令，下设右、左丞相各一员，平章政事四员，右、左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二员。蒙古人尚右，故以右丞相、右丞居上。自中书令至参知政事皆称“宰执”。六部则各设尚书三员，侍郎二员。 　　管军的机构枢密院是在平定李璮之乱后设置的。鉴于“诸侯尽专兵民之权的弊害，忽必烈采取断然措施，罢世侯，置牧守，军民分职”，中统三年（1262），诏：“诸路官民管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⑧四年（1263）五月，“初立枢密院，以皇子燕王为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除四怯薛由皇帝或其亲信节制外，“凡宫禁宿卫，边庭军翼，征讨戍守，简阅差遣，举功转官，节制调度，无不由之”⑨。初置枢密使一员（由太子兼任），副使二员，佥书枢密院事一员。至元七年（1270），在副使之上置同知枢密院事一员，佥书之下置院判一员。二十八年（1291），又置知院一员，增院判一员，并以中书平章商量院事。四怯薛各出代表一员，参与院议。 　　至元五年（1268），立御史台，“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设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各二员。御史台直属机构有殿前司、察院，还有内八道肃政廉访司。“凡大朝会，百官班序”由殿前司掌握，“其失仪失列，则纠罚之”；“在京百官到任假告事故，出三日不报者，则纠举之；大臣入内奏事，则随以入，凡不可与闻之人，则纠避之”⑩。肃政廉访司初名提刑按察司，承自金朝的按察司，作为地方监察机构，元初被纳入御史台系统。其巡察地区分为跨地区甚至跨行省的诸道，分别隶属于中央御史台或行御史台。行台是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构，元代曾在陕西、云南、江浙等地设置。 　　元廷对宗室诸王赏赐无度，对外征伐频数，国家用度浩繁，而以理财助国为施政中心，至元七年至九年、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至大二年至三年（1270～1273、1287～1291、1309～1310）三次设立尚书省综理财用，六部、行省皆隶尚书。在尚书省存在期间，中书形同虚设。 　　此外，也有大司农司、翰林国史院、集贤院、宣徽院等承自前代的机梅。 　　在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分管政务、军旅和监察之外，在元朝中央，还有与之平行的掌管蒙古、回回和藏地事务的机构。其中包括蒙古翰林院及其所属蒙古国子监；掌管回回历法的回回司天监；掌管也里可温（基督教和基督教徒）的崇福寺；掌管藏地事务的宣政院等。国初的札鲁忽赤，随着国家统治机构的完备，则转变为专掌皇族政刑的官员，而以大宗正府为其办事机构。与历代大宗正府不同的是“主要治理诸王、驸马投下的蒙古、色目人刑名词讼等事，时而兼治汉人刑名”⑩。大汗后妃所居的斡耳朵官属，则相当于辽朝的宫官。怯薛又是与五卫亲军制并行的大汗禁卫军和直属部队。 　　地方行政机构是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元人认为：“国制，中书总庶政，是为都省。幅员际天，机务日繁。相天下重地，立行省而分治焉。若稽古制，魏晋有行台，齐隋所管置外州称行台尚书省，唐以诸道事繁，准齐分置，今行省，其遣制也。”其实，元朝的行中书省乃是承自金末的行尚书省。金朝后期，为抵御蒙古的军事需要，在河北、山东、陕西等地遍置行省，作为尚书省的派出机构，以宰执主持抗蒙事宜，以加重事权。它是一种临时建置。成吉思汗南下时，对降蒙的金朝故官、将领，常以原官授之。同时，也采用了金朝行省的官称。此后，凡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往往称行省或行台，初无定制，迭为废置。 　　中统元年，世祖立十路宣抚司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同时，也以中书省官行某处省事的官衔，派往地方行使中书省职权，设立了一些行省机构。大约在至元二十年左右，以宰执行某处省事系衔嫌于外重，于是乃改为某处行中书省平章或右丞、左丞、参知政事，而不再以都省官系衔。行省遂从都省的派出机构逐渐演变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因中央尚书省之设，行中书省又曾两度改为行尚书省。 　　至元二十七年（1290），元廷在全国范围调整行省建制，除中书省直辖的山东、山西、河北等地（腹里）外，在全国设立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十个行省。行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行省设丞相一员，平章二员，右、左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二员，于地方“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行省下分设路、府、州、县。 　　路置总管府，长官为达鲁花赤、总管，又有同知、治中、判官等。至元二十年定制，十万户以上或虽不及十万而地当冲要者为上路，以下者为下路。 　　府有直隶都省和隶行省或宣慰司的不同，也有统州县与不统的差异。府设达鲁花赤和知府或府尹。 　　州县也以户口多少为差等。至元二十年，定五万户以上者为上州，三万户以上者为中州，不及万者为下州。上州置从四品达鲁花赤、州尹，六品同知和七品判官；中州置正五品达鲁花赤、知州，从六品同知和从七品判官；下州置从五品达鲁花赤、知州，正七品同知和正八品判官。 　　三万户以上者为上县，一万户以上者为中县，一万户以下者为下县。上县秩从六品，有达鲁花赤、尹、丞、簿、尉各一员；中县秩正七品，不置丞；下县秩从七品。 　　此外，在远离行省中心的地区，又置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统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只为元帅府”。宣慰司置使、同知、副使、经历、都事等。“其在远服，又有招讨、安抚、宣抚等使，品秩员数，各有等差”。 　　蒙古统治者最重军事，元朝的军制却最为混乱。时人记载：“本朝最偏重者无若军政，最纷乱者无若军政，”“大无纲纪，细无纪目……分隶频碎，源委隔绝，棼丝沸羹，互相争夺。内立枢府兵部，无簿籍之可寻；外设行省、统军万户府，无一定之行伍。”至于军队的数目，元朝官员中了解者也为数极少。当时，“天下军马总数目，皇帝知道，院官（指枢密院官）里头为头的蒙古官人知道；外处行省里头军马数目，为头的蒙古省官每知道”。“更这边关机密，不合交多人每知道”。早期，大蒙古国的军队除大汗的怯薛外，有诸王、驸马、功臣、千户的属民所组成的军队。凡有征伐，依大汗的征调出兵。如拔都西征、旭烈兀西征、忽必烈征大理等役，都由东西道诸王派子弟和属下军士参战。而攻坚和镇戍各占领地区，又有探马赤。随着征服范围的扩大，各被占领地区的男丁也成为国家武装力量的来源，故有汉军、新附军（由南宋降军改编的军队）等名目。 　　按兵种分则有骑兵、步兵、水军、炮手军等类。 　　元朝的军事防卫可分为两大系统：保卫皇帝和京畿的宿卫系统和镇守全国各地的镇戍系统。 　　早期，大汗的宿卫由怯薛负责。世祖时，建立侍卫亲军，而怯薛之制不废。中统元年，“谕诸路管军万户，有旧从万户三哥（指史天泽）西征军人，悉遣至京师（开平）充防城军”和“征诸道兵六千五百赴京师宿卫”之事，可能是忽必烈创建侍卫军之始。二年（1261），任董文炳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三年（1262），命董文炳共领武卫军事。至元元年（1264），武卫军正式改为侍卫亲军，八年，亲军扩充为左、右、中三卫。到至元末，忽必烈共设置过侍卫亲军三十余卫。侍卫亲军设都指挥使，品秩与万户相当（正三品）。侍卫亲军由蒙古、汉军和新附军组成，迁入内地的色目人，如康里、阿速、钦察等后来也有被编入侍卫亲军者。 　　蒙古、探马赤军的防卫重点，主要是腹里地区，南至河南淮北，北至辽东以及西北、四川等地。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主要由汉军和新附军镇戍。 　　此外，忽必烈即位后，与西北诸王的军事对抗日益激烈，南方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此起彼伏，为控扼边徼禁喉之地，常遣皇子镇守边境。如北平王那木罕镇守阿力麻里、和林，宁远王阔阔出镇守漠北，安西王忙哥剌镇守京兆和察罕脑儿，西平王奥鲁赤镇守吐藩，云南王忽哥赤镇守云南等。 　　诸王、公主和功臣在汉地的分地，是封建制早期的领主制，建立在封建地主制经济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地区的分封制不能不受环境的影响而有所变通。耶律楚材在太宗朝提出的五户丝制的实质就是由地方政权机构州县行使治理权，而由国家将封地内的部分税收颁赐给领主。太宗朝由于种种干扰未能认真贯彻执行，至世祖定制后，封地分别被纳入州县，原则上由地方政权机构管理，领主得自选任达鲁花赤监临。诸王则可由皇帝批准置王府，王傅由朝廷指派漠北诸王封地则由诸王自治，而统以岭北行省。 　　注释①《元文类》卷四○《经世大典序录·官制》。 　　②《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 　　③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④《元史·木华黎附霸突鲁传》。 　　⑤《陵川集》。 　　⑥《元史·许衡传》。 　　⑦《元史·世祖纪》。 　　⑧参见《元史·世祖纪二》。 　　⑨⑩《元史·百官二》。 　　《元朝史》。 　　许有壬《圭塘小稿》卷八《河南省左右赞治堂记》。 　　《元史·百官七》。 　　胡祗《紫山集》卷二二《军政》。 　　《永乐大典》卷二六八《宪台通纪·照刷枢密院文件》。 　　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下。 　　《元史·世祖纪一》。李璮之乱李璮小字松寿，是金末红袄军首领李全和杨妙真之子（一说为其养子）。金末红袄军领袖杨安儿、刘二祖和郝定等先后牺牲，余部由杨安儿之妹（一说为其女）杨妙真统领。另一红袄军首领李全与妙真结为夫妇，队伍逐渐恢复壮大。成吉思汗十三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金宣宗兴定二年，1218），李全降宋，驻军楚州，受宋封为东京路总管。成吉思汗二十一年（宋理宗宝庆二年，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北上，攻占并进驻益都。李全在益都被蒙古军围困一年，兵败后投降，被任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他在蒙宋间朝秦暮楚，降蒙以换取立足之地，依宋以取得粮饷资助。“得专制山东，而岁献金帛”，“外恭顺于宋以就钱粮，往往贸货输大元”①。同时借蒙古军声威南下攻宋，扩展自己的势力。太宗二年（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占领楚州，南攻泰州，突袭扬州，不下。次年在围攻扬州时被宋军袭杀，杨妙真北归，余众降金。 　　李全死后，其子李璮袭为益都行省，仍专制山东。他完全继承乃父故技，假名攻宋，取得蒙古的粮饷和官爵，却坐镇山东，发展个人势力，“尽专兵民之权”②。1258年宪宗南征，向他征兵。他却以“益都南北要冲，兵不可撤”为由③，拒不出兵，同时攻取宋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东南）、涟水（今属江苏）。“大张克捷之功”④，以攫取军赏，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中统元年，忽必烈即位，李璮果然加封江淮大都督。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战争，给他带来了扩张实力的机会，他谎报军情，张大宋军之势以相要挟，乘机骗取粮饷，修缮城堑，自请“节制诸道所集兵马，且请给兵器”，扩大军权。“盖璃专制山东三十余年，其前后所奏凡数十事，皆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其谋亦深矣”⑤。 　　中统二年（1261），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战事进入紧张阶段，大兵集中在北征前线，内地兵力空虚，李璮加紧锣密鼓策划叛乱。忽必烈对李璮的阴谋虽有所觉察，因与阿里不哥的战争胜负未分，北方形势严峻，对他也只好暂时容忍，寄希望于叛乱能延缓发生。 　　梅花图李璋岳父王文统为忽必烈平章政事，能随时了解朝廷动向；一妻为东道宗王塔察儿之妹，与蒙古贵族联系交往亦深。惟一子彦简，为质子住京师质子营，使其不能不有所顾忌。自京师至益都有李璮所置私驿，中统三年（1262）正月，彦简乘私驿逃归，李璮更无后顾之忧。 　　二月，璮献涟、海等三城于宋，乘蒙古军无备，起兵叛元，尽杀蒙古戍军，攻占益都，发府库犒军，并迅速占领济南。此时，北方战事转而对忽必烈有利，阿里不哥与察合台汗阿鲁忽发生矛盾，并亲率大军前往讨伐阿鲁忽，正当南军准备追袭阿里不哥时，李璮叛乱的消息传至，忽必烈不得不急撤追袭阿里不哥之兵，发蒙古、汉军，部署平叛。 　　忽必烈请姚枢分析形势，枢称“使追乘吾北征之衅，留后兵寡，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令数扰边，使吾疲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⑥，并断定李璮将出下策。忽必烈在布署平叛时，重点也是防止李璮兵出山东至河北、燕地，阻止其采用上策。他命水军万户解成（解诚）、张荣实、大名万户王文干及万户严忠范会东平，济南万户张宏、归德万户邸浃、武卫军炮手元帅薛军胜等会滨棣。诏济南路军民万户张宏、滨棣路安抚使韩世安，各修城堑，尽发管内民为兵以备。召张柔及其子弘范率兵二千诣京师。阻止叛军自鲁西和海上进军河北。令诸王合必赤总督诸军，以不只爱不干及赵璧行中书省事于山东，宋子贞参议行中书省事。令真定、顺天、河间、平滦、大名、沼州、河南诸路兵皆会济南。待李璮出下策进入济南时，消灭叛军；以中书左丞阔阔、尚书怯烈门、宣抚游显行宣慰司于大名，统领沼、磁、怀孟、彰德、卫辉及河南东西两路军，阻止叛军势穷向河南逃窜，与宋连和。敕元帅阿海分兵戍平滦、海口及东京、广宁、懿州，备御任平州总管的李璮之子，阻止父子连兵或取海路逃入辽东，将他的势力围困在山东二地。同时，放弃息州（今河南息县），迁其民至蔡州，令戍守息州的蒙古将领拔都抹台率戍兵趋济南，加强平叛兵力。令东平万户严忠范留少量兵力戍守宿州（今安徽宿州市）、蕲县，以余兵自随加强东平防卫。及至得王文统参与策划叛乱的实证后，诛王文统及其子荛，以赵壁为平章政事。 　　不出姚枢所料，李璮果出下策。二月二十七日，李璮抵济南，初获小胜，后为阿术所统蒙古军和史枢所统汉军击败，被歼四千人，遂退保济南。蒙古军离城三十里开河筑城，凡三河三城，以十七路兵马将济南团团围定。自此，李璮军与外界联系断绝，叛军不得出，犹日夜拒守。李璮“取城中子女赏军士，以悦其心；且分军就食民家，发其盖藏以继，不足，则家赋之盐，令以人为食”⑦。六月，城中食尽，甚至截屋檐草拌盐饲马，即而屋檐草亦尽，将至人自相食。李璮情绪沮丧，终日昏昏沉沉，“军伍不备，将士作乱，以至绝粮，俱不能晓”⑧。七月十三日组织突围，军士已无力战斗，复被蒙古军杀人。于是，“人情溃散，……各什佰相结，缒城以出。”二十日，吩咐众人各自为计寻求生路，自乘小舟入大明湖投水，水浅不死，为官军所获，被丞相史天泽杀死。 　　李璮之乱的发生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和社会原因。在蒙金战争中，河北、河东的地主武装分成保金和投蒙两大部分。降蒙的武装地主在灭金战争中为蒙古统治者立下了不小的功勋，蒙古贵族一度依靠他们维持了在中原与金朝的相持局面，并取得了对金战争的优势。为了利用他们对抗金朝，蒙古贵族不惜以高官爵位笼络他们。凡对降蒙的金朝将领和地主武装，蒙古统治者一律“因其日而令官”⑨，授与行省、领省、大元帅等职位，允许他们世袭领有本势力范围内的军民之权，从而形成了专制一方的强大割剧势力。这些乘乱而起的地方割据势力并无明确的政治目标、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在社会动荡时期，他们以武装力量为支柱，不论是对金、对宋还是对蒙古的态度，都取决于是否有利于发展个人势力。他们投靠蒙古贵族，也正是基于后者的军事力量较强，能在必要的时候给他们以军事上的支持援助；并且能给他们更多的自主机会。他们同蒙古统治者间只存在互相利用的关系，他们的联合是建立在各自利益基础之上的，因此他们对蒙古统治者的离心倾向是十分明显的；而在对金、宋的战争中，他们又各自发展了自己的实力，这就为他们拥兵自重甚至发动武装叛乱提供了可能。同时，他们同蒙古贵族间也存在着争夺土地、人口的利害冲突，因此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就背叛，李璮不过是他们中的典型和代表。这一点从事件的处理上也得到了反映。 　　祝允明所记李璮赴水未死为人救出被俘后，与严忠范和史天泽的一番对话即反映了当时一些汉人世侯的态度和动向。忠范首先向李璮发问说：“此是何等做作？”李璮答称：“你每（们）与我相约，却又不来。”严就在李璮肋下刺了一刀。史天泽问：“何不投降？”李璮竟不予理睬。又问：“忽必烈有甚亏你处？”李璮却说：“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于是史天泽命人砍去李璮两臂、两足，挖其心而后斩首。史天泽不待奏报而急不可待的杀死李璮，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宜即诛之，以安人心”⑩，其真实目的极有可能是杀人灭口。这就说明当时一些汉人武装地主对蒙古国的统治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离心倾向，只是在行动上有的谨慎、有的急切而已。 　　正是由于汉人世侯的这种态度和动向，才使李璮敢于贸然举兵叛乱。他错误地认为只要山东兵起，各路汉人世侯都会群起效法，大事可成而自己因首为天下倡而功必在诸侯上。但是，他没有估计到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战会在短期内发生有利于南军的转折，他更没有估计到汉人世侯中响应者寥寥无几。 　　由于阿鲁忽扣留了阿里不哥使者征调的军需，导致阿里不哥的西征，忽必烈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顿时减轻，他可以调动大量兵力全力平叛，李璮受到了强大的军事压力；汉人地主武装只有太原总管李毅奴哥、达鲁花赤戴曲薛等响应，势孤力单，也被一举消灭。而史天泽、严忠范等则被派出讨叛，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当然不会做叛军的应援。李璮所统军队虽然也有一定的战斗力，但人数有限，且脱离人民，内部也存在矛盾，无法与忽必烈的蒙汉联军对抗。叛乱仅维持了五个月就被平定了。 　　李璮的叛乱虽然时间不长，但给忽必烈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对蒙古国和元朝统治的影响是巨大的。 　　首先，叛乱的筹划者之一王文统，充任中书平章的要职，深得忽必烈的信任，“总内外百司之政”，“委以更张庶务”，当忽必烈亲征阿里不哥时，“凡民间差发、宣苛盐铁等事，一委文统裁处”，是掌握中央行政大权的实权人物。地方武装地主则多与李璮有交往，被李璮列为叛乱的联合力量，形势确实十分严峻。忽必烈在依靠汉人治理汉地的方针中最担心的一点——大权旁落的危险确实存在。这就不能不引起他的高度警惕。以往汉人儒士们在向忽必烈讲授儒家治国思想时，曾力诋回回商人横征暴敛、贪赃枉法之非，回回商人的势力受到了排斥。而今，李璮的叛乱给了他们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于是他们纷纷伏阙上言：回回虽时盗国钱物，未若秀才敢为反逆。这一切，都使忽必烈对汉臣、汉将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虽然他没有改变以汉法治理汉地的基本方针，但在用人行政上，对汉官的信任却有了更多的保留，在不得不利用汉官为其办理具体事务时，却在每一机关都分派一名蒙古正员监临，并配置一名权位相同的古代风景画鉴赏回回官员为同知进行防范和牵制。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至元二年，忽必烈正式颁布了“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的决定。并在至元五年，果断地罢去了诸路女真、契丹、汉人为达鲁花赤者。而回回、畏兀、乃蛮、唐兀人仍旧。从此，回回人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增加，地位有所提高，中央的实权渐渐落入回回人阿合马手中，引起了后来元朝政局的一系列矛盾和倾轧。 　　李璮的叛乱增加了忽必烈对来自汉人世侯离心倾向的疑虑，鉴于北方黄金家族内部人心也十分不稳，忽必烈审慎地处理了与李璮事件相涉的人和事，“他总的原则是：在迫使这些地方军阀交出实权（特别是军队），消弭是以产生李璮一类叛乱的基础的前提下，既往不咎，而且根据情况与需要，继续任用以拉拢汉人官僚；同时，利用这一形势，因势利导，进行政治改革，加强中央集权”。 　　忽必烈加强中央集权的阻力除来自蒙古贵族的抵制外，也受到汉地割据势力的阻挠，李璮之乱的迅速彻底平定，为忽必烈解除汉人割据势力提供了契机。为了补救自己的失误，维护个人及其家庭的利益，表示对蒙古大汗的忠诚，汉人武装头目、丞相史天泽首先提出：“兵民之权，不可并居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即日，史氏子侄解兵符者十有七人。其余如史氏的姻亲、武卫亲军指挥使李伯佑以及东平严氏（严忠济兄弟）、满城张氏（张柔父子）、济南张氏（张荣父子）等也效法史氏所为，忽必烈则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对前事既往不咎，对他们依然当成汉人地主阶级的代表而予以优容，既解除了他们的兵权，消除了叛乱的隐患，又安定了汉人官僚，稳定了人心，维持了蒙汉统治阶级的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加快了改革的步伐。这次解决汉地地方势力的措施大致可归纳为六点：（一）消除私家的权力，除本人外，罢其兄弟子侄之为官者；除真定董氏（董文炳兄弟）外，一度解除了地方军阀的兵权。以后在灭南宋的战争中，史氏、张氏兄弟虽分别被任命将兵，但这时的军队已不再是他们的私人武装力量。 　　（二）严格执行地方的兵民分治制度。规定官民管理民事，掌兵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这一点在太宗时耶律楚材早已提出过，但未能贯彻执行。至此，则首先在山东以董文炳领兵，撒吉思治民。其年十二月，作为定制在全国推行。 　　（三）罢诸侯世袭，行迁转法，消除割据的基础。 　　（四）易置将帅，使将不能擅兵。 　　（五）置万户府监战，选宿卫士监汉军。在中央设枢密院，作为总领军事的机关。 　　（六）取消汉人官僚的封邑。如史天泽原封于卫，自动申请归还朝廷；张柔、严忠济的封户，也于至元二年明命改为民籍。同时，加强中书省的权力，把司法、行政权集中到中央。 　　李璮的叛乱，使忽必烈认识到削夺汉人世侯军权的迫切性，并为实行中央集权的改革提供了条件，从而加速了忽必烈实行中央集权的步伐。汉地分离倾向的解决使忽必烈取得了经验，并能组织统一领导的武装力量，平定东、西道蒙古诸王的叛乱，为元朝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经验教训。 　　注释①《元史·李全传》。 　　②虞集《元帅张献武王庙碑》，见《元文类》卷二一。 　　③《元史·宪宗纪》。 　　④⑤《元史·李璮传》。 　　⑥《元文类》卷八《左丞姚文献公》。 　　⑦《元史·李璮传》。 　　⑧祝允明《前闻记》，载《纪录汇编》；参见周良宵《李璮》之乱与元初政治》，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四期。 　　⑨《元典章》卷九《改正投下达鲁花赤》。 　　⑩《元史·李璮传》 　　《元史·世祖纪三》。 　　周良宵《李王童之乱与元初政治》。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丞相史忠武王》。 　　 　　第二十九章 　　 　　大元朝全面解读杨恭懿在历法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 　　杨恭懿，字元甫，奉元（今属陕西）人。他自幼好书，力学强记，虽身经战乱，未尝一日废学，成为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元世祖十分欣赏他的学识。 　　至元十六年（1279），受元世祖诏在太史院参与改革历法。他配合郭守敬制定新仪、新表（都是测量工具），通过在不同地方测量，测量出当年冬至晷影（日影）和日缠（太阳运行的度数），计算出不同地方的差距，观察大都北极的高低、昼与夜的长短，再参照古制，创立新法，推算成《辛巳历》。这个《辛巳历》虽有不完备的地方，但与前代的历法相比，却不逊色。这里显然有杨恭懿的功劳。 　　此外，他还配合郭守敬等人，对古代历法进行了研究与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依实进行推算，向元世祖献上了《合朔议》。 　　王恂在学术方面有什么贡献？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县（今河北唐县）人。其父王良，深通理学以及天文律历。这种出身对王恂有较大的影响。再加上王恂资性颖悟，过目成诵，又曾师从刘秉忠。所以，在年轻时（二十八岁）就被元世祖忽必烈擢为太子赞善。其在学术上的成就大致有两个方面：一在理学上，一在算学历法上。 　　在理学上，他的造诣很深。在做元裕宗的老师时，他经常给裕宗讲解“三纲五常”的精要以及历代兴亡的原因，尤其是对近代的辽、金得失，分析精到，论著其善恶。他对心学有独到之处。有一次，裕宗问他“心之所守”，他引用许衡的话说：“人心如印板，唯板本不差，则虽摹千万纸皆不差；本既差，则摹之于纸，无不差者。”一时被传为至理名言、守心之要。 　　王恂在学术上的另一个贡献，是他负责与郭守敬一起修撰著名的《授时历》。王恂很早的时候就以算术出名。对算术，他看得很高。有一次，裕宗问他有关算术的事，他说：“算术，六艺之一；定国家，安人民，乃大事也。”他对算术的造诣也很深。在制定《授时历》时，有关数学方面的推算，全由王恂负责进行。历法中的推算，要求细微周密，不可有任何差错。王恂出色地完成了这个重要任务。《授时历》之所以那样完善，这与王恂在数学上的精密计算是分不开的。 　　张立道的生平情况如何？ 　　张立道，字显卿，大名（今河北大名）人。起初，他做元世祖的宿卫。他一生主要的经历是治理云南和三使安南（今越南）。 　　龙纹金钗至元四年（1267），张立道奉命出使西夏，很好地表现了他的才能。皇子忽哥赤封为云南王，张立道为王府文学，有善政。后来又与他人出使安南。皇子忽哥赤被害，为之报仇，受到元世祖褒奖。至元八年，又出使安南，宣布建国号诏书。 　　至元十年，掌大司农事。因为他熟悉云南，朝廷命他在云南巡行劝农。在任期间，引水造良田万余顷，教当地人以先进的种桑、养蚕方法，使当地人渐渐富裕起来，也引来周围一些少数民族归降。后又在云南建孔庙，立学校，择师教授当地子弟，习礼行礼，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风俗。至元十七年，入朝力请云南王子也先帖木儿袭王位。张立道被授临安（今浙江杭州）广西道宣抚使，兼管军招讨史。在任期间，镇压了必思的反叛，二十二年，扩大两江等地税户二十五万户，增加了当地税收。又在建水路设孔庙，建学校。 　　至元二十七年，安南有变故，朝廷派张立道以礼部尚书身份第三次出使安南。到安南之后，他以安抚为主策，对安南世子陈日燇晓以利害，明以大义。感动得陈日燇流下眼泪，发誓死也不敢忘记大元天子的大恩大德。 　　至元二十八年到大德二年（1298）间，张立道分别在两浙、四川、陕西、云南等地任职。 　　张立道一生三次出使安南，在云南做官最久，当地百姓都十分敬仰他，为他立祠以示纪念。 　　陈祐、陈天祥兄弟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 　　陈祐、陈天祥，赵州宁晋（今河北宁晋）人。 　　陈祐，一名天祐，字庆甫。少年时发愤读书，精通经史。任官期间，以清廉、爱民、行德政闻名。至元二年（1265），在南京路治中任上，有的地方发生了蝗灾，上司急责灭蝗。陈祐已经召集起数万人的灭蝗队伍。时正值收获季节，陈祐考虑到数万人捕蝗，会伤害庄稼，严重影响收成，那样的话，百姓一年的汗水就白流了。不如收割庄稼，农民还会有所得。于是他果断下令，提前收割庄稼。有人向他建议说：“你这样违背上司意志，会犯专擅之罪的。”陈祐说：“为了救百姓的性命，犯专擅之罪我也心甘情愿。”百姓得到了实惠。陈祐先后在不同地方的任职期间，总是把维护百姓的利益放在重要地位。 　　至元六年，朝廷为中书省与尚书省是否合并争论不休。当时阿合马为尚书平章政事，掌有实权，他想让中书右丞相安童为太师，以此把中书省合并到尚书省。但是又害怕陈祐提反对意见，就私许陈祐如果他不提反对意见，就让他做尚书参知政事。等到决议的时候，陈祐坚决主张：“中书省是政治的根本，祖宗所立，不能废除。太师一职，没有必要虚设。”于是合并中书省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阿合马一怒之下，调换了他的官职。因为他为人耿正，一心为公，所以当时的不法官吏，连大权在握的阿合马也避他三分。至元十三年，陈祐刚上任南京总管兼开封府尹，当时的官吏因为怕他而人心惶惶。陈祐说：“何必如此呢？以前是污吏，今为廉吏，我就把他当做廉吏；以前是廉吏，现在成了污吏，我就把他当做污吏。”于是他的手下谨慎小心，自我束约，各自遵法守法，依法办事。 　　陈天祥，字吉甫。他和他的兄长陈祐一样，在做官期间能顺民情、遂人愿，疾恶如仇，明得失，有谋略。 　　至元十三年，兴国军因为向民间回收兵器不当而导致了地方变乱。行省命陈天祥全权处理此事。陈天祥了解了实情之后，对当地百姓讲：“保卫家乡，没有武器不行。但收兵器的人过分了，以至于引起了变乱。现在让你们根据实际情况以兵器自卫，怎么样？”百姓认为这样做好。于是他上陈行省，提出：根据当时不安定的局面，应当首先取信于民，与民同甘共苦，这才是长久之计，只有这样才能军民共同靖乱防奸。他的建议得到了行省的同意。在此期间，陈天祥的所作所为，都符合百姓的愿望，所以流离他乡的人，又回来务农了，邻郡的百姓也来陈天祥所辖区居住创业，陈天祥以十家为甲，十甲设长以自卫。这样，百姓也安定了，军队实力也增强了。当时州县官吏没有俸禄，陈天祥又根据实际情况，给这些官吏定了俸禄，按月发放，官吏也不再侵扰渔利百姓了，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在此期间，陈天祥的民望很高。 　　至元二十一年，陈天祥被拜为监察御史。当时卢世荣执政，权倾一时，甚至随意杀人，于是臣僚震慑，没有一个敢于说真话。陈天祥义愤地向元世祖上疏，力陈卢世荣肮脏的发迹史，以及任职之后不知改悔，反而愈加猖狂，肆意诛罚等事，指出他上任仅一百多天，就闹得民怨沸腾。元世祖令陈天祥与卢世荣当面对质。当天，元世祖就下令将卢世荣法办，朝野称快。总之，凡是有碍天下安定的人，陈天祥决不手软。 　　邓文原一生有哪些主要事迹？ 　　邓文原，字善之，又字匪石，钱塘（今浙江钱塘）人。他是元代著名学者。一生历任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天顺帝朝。 　　至元二十七年（1290），邓文原任杭州路学政，后来历任崇德州（今浙江桐乡西南）教授，翰林应奉、修撰。武宗时，邓文原参与修撰《成宗实录》。仁宗时，他先后任过国子司业、江南浙西道江东道肃政廉访史等职。在江南浙西江东道任上，邓文原颇能平反昭雪冤狱，决断疑案、难案。如吴兴一个老百姓夜晚在回家的途中，被官府巡逻抓住后又设法逃脱，巡逻追上之后，将他刺倒在地。第二天家人发现此人时已奄奄一息，临死时，这个人说：“一个戴白帽子，穿青色衣服的大个儿是杀害我的凶手。”告官后，官府抓了一个可疑的人，屈打成招，投在大牢里，三年之后，邓文原查得此案，认为，现在抓起来的人个子不高，习惯左手（死者伤在右肋）不应该是杀人犯。于是重新审理此案，最终抓住了真正的凶手，释放了被冤系三年的无辜者。因为他常常能准确地断案，当地百姓中流传着他种种神奇的故事，诸如冤狱得以平反，冤情得以昭雪，感动了上苍，使久旱不雨的徽州，喜降甘霖之类。此外，在此期间，他还努力减免百姓赋税，削除榷茶转运司的权力等事宜。 　　英宗时，邓文原被拜为集贤直学士。任上提出一些改革弊政的便民主张，诸如平反冤案，在灾区设仓救济百姓、罢除榷茶转运使等。 　　邓文原对自己很严格，对他人却能行之以恕道。他为人正直，虽然家贫，但任官廉洁。后来官越升越大，但正直廉洁的秉性却丝毫没有改变。 　　齐履谦在学术方面有哪些主要贡献？ 　　齐履谦，字伯恒，大名（今河北大名）人。他的父亲是当时的数学家，这种家庭出身，对他一生的学术成就影响很大。他自幼勤苦好学，博览群书，自经史、天文、地理至阴阳、医学、卜筮、医药等书均曾研习，且多有心得成果，成为当时有名的学者，他在学术方面的主要成就有如下两个方面：首先，齐履谦在经学上取得了成就。据载：他在十三岁时即师从名儒，专研圣贤之学。从此以格物穷理为终生事业，深研理学，著作颇丰，如《大学四传小注》、《中庸章句续解》、《论语言仁通旨》、《书传详说》、《易系辞旨略》、《易本说》、《春秋诸国统纪》等。此外，他还根据邵雍《经世书》写了《经世书人式》和《经世书外篇微旨》。 　　其次，齐履谦在历法学上也取得了成就。据载：他在十一岁时，他父亲就教给他推步星历，他对此也颇有兴趣，钻研得很透。后来朝廷立太史局，修订新历，他补为星历生，后来又做历官，使得他对天文历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著作有《二至晷景考》、《经串演撰八法》。前者是他根据自己长期观察对《授时历》所做的推考；后者是他对《授时历》的经、串法的详细解释，这些都是对《授时历》的补充。 　　崔斌有什么事迹见于记载？ 　　崔斌，字仲文，马邑（今山西朔州东北）人。他性格警谨敏感，多有智慧，喜好读书，深悉为官之道与古今兴亡之理，身躯伟岸，善于骑射，深得忽必烈赏识。他一生的主要活动在中统元年（1260）到至元十五年（1278）之间。 　　元世祖锐意图治，需得力的丞相。有一次元世祖临幸上都，召见崔斌，元世祖在与他散步时，问他当时最紧迫的事情是什么。崔斌说：“时下最紧迫的事是任命贤人做丞相。”元世祖又问：“谁可担此大任？”他回答：“安童与史天泽可担此大任。”元世祖默然良久，崔斌又说：“陛下是不是认为我见识浅陋，所举荐的人有失于公意而拿不定主意呢？如果是这样，正好现在您身边的人都在，问一下大家即可决定。”元世祖答应了他，让他问一下周围的人。崔斌于是大声说：“皇上有旨，问大家：安童做丞相，行不行？”话音未落，大家兴奋地高呼万岁。于是，元世祖就决定让安童和史天泽做丞相。元世祖十分亲近崔斌，常常向他咨询国事，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 　　在任地方官期间，他以勿滥杀、便民为首要方略。至元四年（1268），崔斌出守东平（今山东东平）。有一个士兵随意摔死百姓婴儿，崔斌知道后，处罚了主将，将这一士兵关在大牢里。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出现扰民、害民之事。在此期间，他还减免了百姓的赋税。 　　在襄樊（今湖北襄樊）、潭州（今湖南长沙）战役中，崔斌许多合理化的建议都被采纳。特别是在潭州之战中，在主将阿里海牙受伤的情况下，他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身先士卒，拿着盾牌，首先登上潭州城，大大鼓舞了士气。在庆功宴上，阿里海牙端着酒杯向他祝贺：“攻下潭州，就是仰仗你的功劳和力量！”崔斌乘机向阿里海牙建议说：“乘现在敌人惊魂未定，我们不应当再战，而应晓以利害，招降宋将。”阿里海牙同意了他的建议，宋将果然纷纷献城投降。元朝将领心怒宋将不早投降而做持久的抵抗，多想屠城。崔斌告诉他们兴师灭宋不在杀人，而在得天下的大道理。元朝将领怒气未消，以为百姓可以不杀，但宋军必须杀。崔斌告诉他们：“宋军的将帅是为他们主子打仗的，杀降敌绝没有什么好处。”这才平息元朝将领心中的怒气。皇帝知道了这些事之后，非常高兴，提拔他为资善大夫、行中书省左丞。潭州城的军民非常感激他，为他立了生祠，以示其救无数生灵的再造大功。 　　至元十五年，他受到忽必烈召见。忽必烈问他江南各省的情况，崔斌回答元世祖说：“安定天下的根本在于恰当地用人，现在许多地方用人不当。并列举了权奸阿合马种种不轨之事。”元世祖立即派人调查，处理了阿合马一批不法死党。全部罢免了害民扰民的转运司，此举大快人心，天下无不欢欣鼓舞。当时江淮行省没有合适的人选，朝廷于是任崔斌为江淮行省左丞，到任后，他把以前的所有害国殃民的做法，全部废除，并向元世祖做了汇报。阿合马对他怀恨在心，又怕他今后对自己不利，就设法搜罗虚构了有关崔斌的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作为罪状，又设法不让崔斌面见元世祖，就这样害死了崔斌，死时年仅五十六岁。崔斌死后，普天下的人都为他鸣不平。 　　崔彧在政治上有哪些作为？ 　　崔彧，字文卿，弘州（今河北阳原）人，他才气过人，刚直敢言，元世祖非常器重他。崔彧在政治上的作为，主要是弹劾贪官，指斥时弊。 　　至元十六年（1279），崔彧奉诏到江南，为朝廷访求艺术之人。次年返回京城，首言使臣扰乱百姓，请求元世祖治罪其人。至元十九年，被授集贤侍读读士，上疏追治阿合马余党，认为，凡是阿合马余党，都应当追治，即使是守门仆隶，也不应放过。即使郝祯（阿合马死党）已死，也应剖棺戮尸，以彻底肃清阿合马的恶劣影响，端正朝风。至元二十年，又以刑部尚书的身份上疏元世祖“时政十八事”，切中要害，指斥时弊，主张革旧立新，整顿朝风。元世祖看了之后，当即命令能立即执行的立即执行，不能立即执行的，商议之后再执行。 　　凡是崔彧上奏，元世祖都十分重视，绝大多数都令有关部门执行。他上疏，秉直而言，不隐私情，有时连元世祖的面子也不给。元世祖一心想讨伐日本，他却认为时机未成，元世祖对他说：“你的上疏，就好比射箭一样，挽弓时是很可观的，但射出去却未必能中靶的。”尽管如此，元世祖仍常常“可其奏”。至元二十一年，上疏言卢世荣不能当丞相，触怒了元世祖，但也只是被罢了官。 　　至元二十三年，崔彧又被重用，做了中书省右丞相。上任不久，即奏桑哥诸事，指出桑哥及其党羽专以欺瞒皇帝，鱼肉百姓为事，认为凡桑哥弊政，应全部清除。在之后的一系列奏折中，清除桑哥余党弊政仍是其重要主题之一。这之后崔彧的上疏似乎比以前更直。有一次，他向元世祖上疏说：“桑哥事败之后，皇帝的使臣有的不拿有玺印的书信，只是口传圣旨，擅自释放有罪之人，擅自没收人家财产，有关的部门难以知其真假。”元世祖说：“谁敢如此？”崔彧回答说：“咬剌也奴、伯颜察儿都做过口传圣旨，恣意释放罪人的事。”崔彧所言句句是实，绝无虚辞，更无诬辞。所以，后来中书省上奏，请崔彧任中书右丞之职，元世祖说：“崔彧说话从来有什么说什么，没有隐瞒，做负进言之责的官再恰当不过。”作为天子的耳目，崔彧是再称职不过了。 　　古代人物图成宗即位，他仍进言不断。崔彧在御史台任职的时间很长，性格又刚正不阿，所以得罪不少人。大德元年（1297），朝中有弹劾崔彧的人，成宗怒其妄言，打了这个人几十大板，并将其逐出朝廷。由此可见元成宗对崔彧的信任。 　　张珪的生平情况如何？ 　　张珪，字公端，易州定兴（今河北守兴）人，他是张弘范的儿子。一方面，张珪家族三代人为蒙古灭金、灭宋，立下汗马功劳；另一方面，张珪从小受业名师，所以在他十七岁时就以管军万户的身份镇守建康（今南京）。有一次奉命征讨地方武装，一个士兵擅杀民家猪并伤其主人，张珪立斩此兵卒，以严明军纪，很快平息了这些地方的叛乱。因为他的文韬武略，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世祖拜他为镇国上将军、江淮行枢密院副使。之后，历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五帝，皆有政绩。 　　大德年间，张珪在任上调查民间疾苦，济救贫弱百姓，罢黜贪官污吏。在任浙西肃政廉访史期间，弹劾罢免郡长吏以下三十多人，其他官府小吏数百人，获脏物以亿计，浙西政风为之一变。 　　仁宗对张珪非常信任，还在做太子时，仁宗就说：“一定要任命一个真正的尚书中丞的话，非张珪莫属。”延祐二年（1315），仁宗任张珪为中书平章政事。皇太后想让铁木迭儿为太师，别薛为参知行省政事。张珪进言：“铁木迭儿没有文化，任太师一职不称职；别薛没有功劳，没有资格任参知行省政事。”皇太后非常生气，杖责张珪，几乎毙命。 　　英宗即位，张珪又得重用。有一次，丞相拜往问张珪：“做丞相应当以什么为重？”张珪回答说：“最重要的是正国君之心，不给邪臣机会；最急迫的是广开言路，兼听则明。”有一次，朝廷讨论弭灾之法，张珪直言：“要想消灾免祸，首先应当搞清楚灾祸由什么引起。汉朝时，冤杀东海孝妇，当地三年没有下雨。铁木迭儿利用国家赋予的丞楣之权报私怨，冤杀萧拜位、杨朵儿只、贺伯颜，这难道不是导致天灾的根源吗？人死不可复生，但给死者正身份，平反昭雪是可以的，朝廷应该给这些人平反昭雪，以示天下正义。” 　　泰定元年（1324）六月，张珪与人上疏泰定帝，认为当时“弑逆未讨，奸恶未除、忠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赏罚不公，赋役不均，财用不节，”这些政治上的失策，导致民怨神怒，伤了天地和气，建议朝廷要想消灾免祸，必须从这些地方做起。可惜这些合理的建议没有被泰定帝采纳。泰定二年夏，张珪因年老体病回到了老家。三年春，泰定帝一定要见张珪，专派使者召张珪回朝。泰定帝见到张珪之后，问道：“你来的时候，民间的情况怎么样呢？”张珪回答说：“我年龄大了，到我家看望我的人也不多，太远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就我家乡的情况而言，老百姓饿得很厉害，朝廷虽有赈济，但一半多的人没有得到救济，陛下一定要可怜他们呀！” 　　张珪向几个皇帝的进谏，都是切中当时天下的弊端，不管采纳与否，张珪都直言不讳，敢忤权要，唯以天下为虑，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几经挫折，矢志不移，痴心不改。 　　姚燧有什么才名？ 　　姚燧，字端甫，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元代著名学者姚枢是他的伯父。他是元代有名的才子。十三岁就拜当时与他伯父齐名的学者许衡为师，穷理致知，躬行实践，成为有元一代的名儒。 　　姚燧为文不受时风影响，一心学古，文章风格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大有西汉人的作风。在他的冲击下，宋末遗弊为之一变。延祐以前的以文章出名的人没有一个能超过他。他自认为他的文章可以永远流传下去。因此，当时有地位、有权势家的孝子贤孙，在亲人去世之后，一定要设法求得姚燧的文章，心里才觉得可以将先人的德行表现出来，流传下去。否则就觉得对不起先人，在社会上也抬不起头。因此，在他文名盛行的三十年中，当时的名臣世勋，德高望重的社会名流的墓志铭、几乎都出自他手。据说，每当有人向姚燧求文章，他一定要问清楚有无德行，如有德行，他就答应下来，但决无溢美之辞；如果求文之人能请几个谈得来的人，再摆上一桌酒菜，姚燧高兴之下援笔大书，文可立得。名声不好的人，势再高，家再富，只字片纸难得。 　　当时的高丽王与元廷宗室是联姻关系，与朝廷大臣关系都非常好。有一次，高丽王想求姚燧写文章，被姚燧拒绝了，直到皇帝下了诏令，姚燧才奉旨为文。高丽王高兴得不得了，赠给他诸如币帛、金玉、名画等名贵物品。姚燧将这些东西全部赠送他人，只留下金银器皿交付翰林院保管，他自己则丝毫不取。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像高丽这样的藩邦小国，只看重货利这类东西，而不知世上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东西。我这样做，就是想让这些小邦藩国知道，我们堂堂大元看重的不是这些东西。” 　　但是，姚燧恃才傲物，他连当时的赵孟頫、元明善这两位著名才子也看不起，所以，人们又以此而议论他。 　　李孟一生有哪些主要事迹？ 　　李孟，字道复，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人。少有大志，博闻强识，贯通经史，知古今兴亡之理。 　　元成宗时，皇太后求名儒教辅皇子，有人推荐了李孟，说：“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应为太子师傅。”从此之后，他经常对仁宗讲儒家仁义之道，对仁宗日后做皇太子、皇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成宗去世之后，身为太子的武宗在北方带兵镇守，安西王阿难答阴谋夺位，朝中丞相等权要同声附和，仁宗当时也不在都城，因此，形势非常紧迫。仁宗犹豫不决，李孟坚决主张急奉太后还宫，安定人心，铲除权奸，促成仁宗回都城。之后，李孟又亲自到哈剌哈孙（当时任右丞相）家探听到安西王不日将即位的消息。李孟马上将这一消息告诉仁宗，力主仁宗进城。事关重大，仁宗一时还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决定“以卜决之。”李孟事先告诉卜者说：“天大的事由你来决定，你不能说不吉利，只能说大吉大利。”好在卜者按照李孟的话说了，仁宗最后下定决心进城监国，等待武宗归来。粉碎了安西王夺位阴谋，避免了一场内战的爆发，这功劳应当首先归于李孟。 　　李孟一生主要活动在武宗、仁宗期间，这期间他三人中书，人称“布衣丞相。”李孟在民间待的时间长，深知元朝政治的弊端，因此在职期间，多有建树。比如裁汰冗员，核减朝廷滥费。昭雪冤案，罢免僧、道官，恢复科举等。 　　大德以来，朝廷封拜多人以虚爵，佛教和道教泛滥，成了官、民的灾害。针对这种情况，李孟主张将这些弊政全部革除。于是，朝廷平反了许多冤案，剥夺了许多无功冒赏者，彻底罢免了僧、道之官，一时天下称快。 　　恢复唐宋以来的科举，李孟也出了大力。有一次，仁宗与李孟讨论用人大事，李孟告诉仁宗应当继承唐宋以来的以科举选拔人才的做法，但应当把一个人的德行与儒家经典放在首位，把文章放在其次。实行科举之后，李孟被任命为监试官。 　　总之，李孟一生三入中书，民间的利害，他知无不言，引古证今，都十分妥当。所以，在皇庆、延祐年间，人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凡是不好的政令，一定是铁木迭儿所为，凡是好的政令，一定是李孟的主张。 　　刘正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 　　刘正，字清卿，清州（今河北清县）人。他一生为官清正廉洁，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四朝。在政治上多有作为。 　　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朝廷撤销转运司，并成立专门机构检查、核实转运司账目。朝廷任命刘正专门负责此事。在核查过程中，发现大都运司欠银五百四十七锭。开始怀疑是倪运司等四人所欠，就将其逮捕，后经核实，不是这四个人所欠。刘正觉察到这里有冤枉。为了追回国有财产，也为了给这四个人洗清冤情，他将所有有关官吏的案卷都核查了一遍，发现李介甫的七张借据，数据正与所欠银数相符，检验笔体，都是管库的辛德柔的笔迹。但辛德柔已很富有，与权贵往来密切，谁也不敢招惹他。刘正毫无畏惧，原原本本地将实情向尚书做了汇报，追回了欠银，罚惩了贪官，为倪运司等四人平反昭雪。刘正因此而出了名。 　　阿合马当权时，与江淮行省的阿里伯、崔斌有仇，想利用职权杀害二人。他捏造了这两个人偷官粮四十万石的罪状，命刘正参与调查。刘正经过调查，认为这两个人无罪。阿合马又派四人前往调查，最后竟置这两个人于死地，刘正因此而弃官回家。后来，阿合马倒台，有人告刘正是阿党。元世祖问刘正，“你们这些人都曾是阿合马的死党。怎么能没有罪呢？”刘正说：“我从来没有阿谀亲附阿合马，我只是按法行事而已。”后来，阿合马余党都被诛杀，右丞相说：“皇上曾经说过，刘正穿上洁白的衣服在煤窖里走了十年而没弄脏，真可以说是一个廉洁的人。”于是刘正得以免罪。元世祖的比喻十分精彩，由此可以看出刘正这个人的人品。正因如此，刘正后来历任枢密院参议、户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侍御史等要职。 　　成宗时，刘正也官居要职。大德元年（1297），出任云南行中书省左丞。在任期间，反对用兵缅（今缅甸）。云南百姓向官府交纳金银，诸多弊政，往返运费加上官吏的层层盘剥，往往是所征金银的双倍，而且官吏们往往把铜杂混进银中欺骗官府。刘正是第一个指出这种弊端的人，经向朝廷汇报，彻底革除了这一弊政，大大增加了国家收入，也方便了地方。 　　仁宗期间，他曾向仁宗上疏建议做八件事情，都有助于定国安民。仁宗初年的政治改革，刘正出了不少的力。 　　张思明是什么人？ 　　张思明，字士瞻，辉州（今河南辉县）人。他颖悟过人，喜读书，一生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文宗六朝。为官期间，以守朝法、恤百姓为务，居官清廉。 　　左丞相阿合马倒台之后，元世祖命有司追究其奸事，尚书省责其余党，将其赃物记录在案。张思明为元世祖读这些案牍，读了整整一个晚上，元世祖没有丝毫疲倦之意，说：“读案牍的那个人吐音清晰，标准好听，真像侍仪舍人（礼仪生）。”然后又说：“这是个可以重用的人。”第二天，元世祖就将他提拔为大都路治中。对于皇上的赏识，张思明并未忘乎所以，而是以“超迁踰等”（提拔越了等级）为由，力辞，后来改任湖广行省都事。这是张思明走上政治生涯迈出的第一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人品德操。 　　成宗期间，张思明继续受到重用。朝廷在江浙设立海道运粮万户府，但官吏们以为海道运粮太危险，都不愿意去。张思明进言应当把这一官职的等级再往高升一等，于是人们都愿意去了。后来，这种做法就成了朝廷的一项规定。有一年，两浙地区发生大饥荒，张思明是第一个赞扬开仓救民的人。 　　仁宗皇庆元年（1312），继武宗时任两浙盐运使后，他又一次被任命这一职务。这一年，盐税有了赢余，他的部下请求增加以后的盐税。这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张思明却不这样。他说：“盐税有时收得多，有时收得少，不好确定。一旦增加盐税，那就是为了我一个人而坑害了当世和后世的人。”可见，他做官以民为重，而不以追求政绩为重。皇庆三年，被拜为参知政事。仁宗即位不久，想任自己宠爱的一个臣子为五品官，命令中书下任命书。张思明坚决不下这个任命书，仁宗非常生气，张思明回答仁宗说：“选择官吏的法则，是与普天下人有关的大事。我要按您的意思做了这件事，以后就不好办了。所以，我宁愿违背您的旨意，也不愿破坏祖宗成法，让天下的人都看到您举措失当。”仁宗认可张思明的话，但事先已答应了人，不好反悔，就说：“只此一次，再不为例，好吗？”张思明无奈从命。就这样，仁宗的近臣因张思明执法严正，得不到好处，就屡进谗言，终于把张思明调出中书，为工部尚书。过了一段时间，仁宗问左右亲近的人：“张思明在工部如何？”左右的人回答说：“勤政如初。”仁宗很高兴。后来，左丞相哈散想辞职，而且决心很大，仁宗实在不愿他辞职，就问哈散：“是我没给你权力吗？”回答说：“不是。”“是我身边的人麻烦你了吗？”回答说：“没有。”“那么，你为什么一定要辞呢？”哈散说：“我自己觉得才能不能胜任这一重职，怕误您大事。您一定留我，必须有一人做我的助手”。仁宗问：“你说的是谁，我答应你就是。”“臣愿让张思明做助手”。当天，张思明就第二次被拜为中书参知政事。没多久，张思明又被任命为左丞。 　　文宗天历元年（1328）张思明又被起用。陕西大旱，朝廷命江浙盐司赈灾。但当年的税收，已交付京师，要赈灾，应当向中书省说明。张思明说：“救饥如救火，往来中书得一个多月的时间，那样会饿死多少人？就把明年的盐税照数付与陕西，责任由我一人来承担。”事后朝廷也没有追究这件事情。 　　 　　第三十章 　　 　　王约任官期间实施了哪些有益百姓的举措？ 　　王约，字彦博，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一生历任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诸朝，任官期间，多有政绩。 　　元世祖至元年间，他因政绩屡屡升迁。至元二十四年（1287），王约被拜为监察御史。在任期间，王约向元世祖建议陇西地僻而远，应立陕西行台，以便管理那里的事务。河间（今河北河间）发生了饥荒，王约全力赈救饥民，因为举措得当，赈济有方，饥死的人很少。使当地百姓度过了一场大难。 　　成宗即位后，王约上疏成宗，在陈述的二十二件急需办理的事情之中，便民之事颇多，诸如放差税、开猎禁、赈穷独、停冗役、却贡献、询利病、利农民、励学校、立义仓、核税户等，都是当时百姓之急。成宗都令有司实行，他也进一步得到了成宗的重用。后奉诏赈救京畿东道饥民，因措施有力及时，开仓救饥，救了五十多万人的性命。事毕，他又根据调查研究，把当地不利于百姓的十件事情向成宗上疏陈述，又请继续开仓救民，中书省照他的建议做了，百姓得以渐渐恢复生业。 　　不久，成宗又诏王约同宗正、御史处理疑难案件。在这次处理中，七十二人被处死，无罪释放的有八十六人，平反了冤狱，嫁良家人娼女子十人，杖责流放八十人。又向皇上建议，凡因斗殴致人死命的减死一等，后来这成了一条刑法。后又恰当地处理了其他一些疑难案子，因此，王约被朝廷任命为刑部尚书。 　　朝廷有人建议从福建选调六个童男、女绣工到京师。王约说：“福建距离京师六七千里，这样做会弄得人家骨肉分离，再加上有司从中弄巧扰民，这不是一件好事呀！”古代风景画鉴赏仁宗深以为然，再三称赞不绝。这期间，仁宗还是太子，王约任太子副詹事。王约对仁宗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和主张，深得仁宗赞赏。 　　仁宗期间，王约也提出了不少便民主张，做了不少便民的事情。至大年间，仁宗下诏更铜钱银钞法，命天下交至大钞为税，王约考虑到河南岁用数目庞大，只收至大钞，届时定交不上去，所以命令河南诸州：至大、至元钞各收一半。他手下的人说，这样会违背朝廷成命。王约说：“我也知道，但年终税交不上去，这也不是小责任呀！”后来王约的这种做法被普遍仿效。这虽然是为完成朝廷之命，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方便了天下百姓。英宗、泰定帝、文宗时期王约也有一些便民政绩。杨朵儿只为什么能得到仁宗的器重？ 　　杨朵儿只，河西宁夏（今宁夏银川）人。仁宗在藩邸时，就十分看重他，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都托附与他办。仁宗有一次在武宗面前评价他说：“此人诚可任大事，然刚直寡合。” 　　仁宗即位之后，想将在武宗回京即位前谋篡之臣全部法办诛杀。杨朵儿只说：“为政而喜好杀人，不是一个帝王应有的做法。”提醒了仁宗，后来仁宗下令，只将为首几个杀掉了，天下人称善。有一次，仁宗与李孟评价天下人才，李孟认为杨朵儿只在才、德方面都是天下第一。仁宗也持同样的看法，后来，仁宗任命杨朵儿只为礼部尚书。 　　有一次，一个大臣向仁宗进言说，仁宗身边的亲信接受了他人的贿赂。仁宗认为这个大臣说了不应当说的话，很生气，想杀掉他。时任御史中丞的张珪叩头而谏，仁宗都不听，杨朵儿只向仁宗说：“只因为说了一句话，就杀人，不合国家的法律；不听谏臣的进言，不应该，当今世上没有直言谏臣，已经很长时间了。张珪是个真正的中丞。”仁宗转怒为喜，采纳了张珪的话，任命杨朵儿只为侍御史。即使在平时，杨朵儿只在仁宗面前也不苟言笑，一脸正色。有犯国法的人，不管是谁，即便是皇帝身边的贵幸，也决不有一丝纵容，所以，说他坏话的人很多，但仁宗对杨朵儿只了解很深，所以谗言也没有丝毫作用。后来仁宗任命他为资德大夫，御史中丞。朝中的一个官员与百姓争地，杨朵儿只认为此人有失大体，将其弹劾并罢免其职。江东、西奉使斡来不称职，朝中当权的大臣想隐瞒其种种不法行为，也不想让人来处理他。杨朵儿只弹劾了斡来，斡来羞愧而死。 　　有一次，御史纳磷言事忤怒仁宗，杨朵儿只一天上了八九个奏折，想救下纳磷，说：“不是因为我喜欢纳磷这个人，而是因为我不想让您担当杀御史的名声。”仁宗说：“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不杀他了，让他去昌平吧。”杨朵儿只说：“让他去昌平，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因为言事而降职，我担心后来的人，会引以为戒，不再说话了。”仁宗不听。过了几天，仁宗读《贞观政要》，杨朵儿只正在跟前，仁宗感慨地说：“魏征，真是古代少有的好大臣，我怎么能用上这样的人呢？”杨朵儿只说：“那是因为唐太宗给了他机会，如太宗不给他机会，魏征想做直臣，他也不会有可能。”仁宗听了之后，笑着说：“你还是惦记纳磷的事吧？我就赦免了他，以成就你直谏的名声。”就这样，仁宗采纳了杨朵儿只的建议。后来，朝廷给了他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的荣誉，作为对他直言的回报。 　　当时位居一品大员的朝官，有许多向仁宗请求王爵，赠封先世。有人就对杨朵儿只说：“你现在正受皇上重用，如果也向皇上提出类似请求，皇上肯定会答应的。”杨朵儿只说：“我出身寒微，幸亏遇见皇上看得起，提拔我在朝中任职，我内心就怕不能称职，我哪里还敢有其他的奢望呢？况且，如果我真的那样做了，又怎么能不让别人也那样做呢？”杨朵儿只不仅敢言直谏，主持正义，而且他时时处处以身作则，身行正义，所以，才受到朝廷内外的尊重。 　　元明善有哪些逸事传世？ 　　元明善，字复初，大名清河（今河北清河）人。他天生颖悟，有过目不忘之能，通于经书，尤精《春秋》，二十岁时，就因文章出了名。 　　元明善与当时另外一个名人虞集是好朋友，二人俱以文章学问出名，难分高下，时有争论。元明善评虞集说：“虞集研究经书，只是朱熹的经学，至于自汉以来那些儒家所用心研究的东西，研究得就不那么多了。”虞集也评价元明善说：“写文章如果一定要像元明善所说的‘若雷霆之震惊，鬼神之灵变’才可以的话，将自己所想说的话全说出来，这就不是性情中至善的东西了。”开始时，二人关系很好，到了京城之后，就谁也不肯服谁了。 　　董士选与他们俩是好朋友。董士选要到江浙任职，元明善、虞集二人为他送别，到了城门外，士选说：“伯生（虞集字）有公务在身，就请先回吧，复初（元明善字）应当再送我一程。”虞集就回去了，元明善又送了二十多里。二人到了一个旅馆里，士选将预先准备好的凉菜拿出来，二人同用。士选举起酒杯对元明善说：“我因是功臣的后代，得以在朝中为官，无补于国，一心想为朝廷物色几位贤人，以便为朝廷、为国家所用。像你与伯生，日后一定前途无量，但我担心你们二人被他人离间成怨。你是中原人，在仕途上一定会大权在握，伯生是南人，将来会被你压抑、打击，这是令人痛心的事。现在你就将这杯酒喝了，答应我不要这样做。”元明善被这种真情打动，接过酒杯，跪着一饮而尽。然后站起来说：“我一定会照你说的去办。以前的事情再也不提了。现在我与虞集之间的恩怨已经解了。就请你再赐我一杯酒，我终身不忘你今天说的话。”董士选就又敬了元明善一杯酒，于是二人就此分别。元明善一直想找一个适当的机会与虞集当面化解二人间的不和，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机会。 　　吴全节与元明善是好朋友。有一次，吴向元明善求文一篇。文章写好后，元明善对吴说：“伯生看见我的文章，一定会做出批评的。我很想知道他对这篇文章的看法。你把伯生请来，让他评论一下。”虞集看了这些文章之后，说道：“您如能听我的话，去掉百余字，这就是一篇好文章。”元明善就把笔拿给虞集，让虞集改，虞集删了一百二十几个字，文章果然比刚写时好多了。元明善很高兴，于是二人欢好如初。 　　虞集为什么能够声名远播？ 　　虞集，字伯生，崇仁（今江西崇仁）人。他是宋故丞相虞允文五世孙，世代有文名，可谓出身名门而又承家学、道德、文章臻于一流。他一生虽在朝做官，但不汲汲于功名富贵，唯恐道德不合，文章不妙，学问不纯。 　　虞集一生以孝友闻名天下。他家望很盛，在南宋灭亡后，陪双亲四处流亡侨居，在流亡中，虞集奉侍双亲，有如在家居的时候一样周备，经常陪伴在父母亲的左右，从不违背父母的旨意。他的弟弟早死，虞集就承担起抚养他弟弟遗孤的责任，看做和自己的儿子一样。他的哥哥在公事中亏下公款数千缗，他也没有怨言，尽力替哥哥补齐。真正做到了为子孝，为弟恭，为兄悌，躬行儒学教义。对于隐居于山林之中的有真学问的人，他必折节下之；鼓励后学，即使是年龄小或出身贫寒者，他也认为都在自己之上。他一生在朝中做官，却从来不阿附权门，以求仕达；在中书省议事时，正言谠论，多为众臣认可，他经常用三言两语，就能把众人的疑惑解释清楚。但他从不自以为有德。即使救治一个濒临死亡的人，他也不会认为对人有恩。所以，朝野上下，京城内外，人们都十分尊敬他，比如张珪、赵世延这样的名臣对他尤其礼敬。凡有什么疑惑，一定会亲自到虞集门下咨询、求教。所以，他的名声在当时特别大。人们都以结识这样一个彬彬儒者为荣。 　　他在朝做官，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家无余财，归老退居之后，家中人口也多。慕名的人络绎不绝，结伴而至，有的人出于尊敬甚至争着给他送房子地产。但他从来不苟且为人作文，以迎合世俗。有一个人，资产为一方之首，在本地有权有势。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托人请求虞集为他父亲写一篇墓志铭，以重金中统钞五百锭为见面礼，虞集不为所动，使求文者惭愧感叹而去。求教者送来的礼物，他都慷慨地用在了来访的宾客身上，从不因为家境不富裕而有所吝惜。所以，人们愈加尊重他。 　　虞集评价人，一定要先看他的度量见识，如果他认为一个人的度量不大，见识不远，决不会去沽名钓誉，与世俗混而为一。他评价文章，一丝不苟，一定要做到精而益精，善而又善方才罢休，凡文意有违反经书的，文辞再美，也不会夸奖一句。他的这种评人品文的做法，即使招致他人诽谤甚或忤怒权贵，也不改变。他的这种评价方式是很准确的。比如他评价元明善的文章，元明善就很欣赏。御史中丞马祖常很欣赏一个人，但虞集认为这个人虽小有才华，但度量、见识不足，认为这个人不会有好结果。马祖常几次想让虞集在推荐书上签名，虞集不签，惹得马祖常很不高兴。后来，这个人果然事败身死，到这时，人们才叹服虞集有先见之明，都认为他有知人之能。 　　虞集学识非常广博，而尤其好探究其本源，寻根问底。在研精探微中，凡心领神会，意有独造，往往寓之于文。因此文章之妙，天下少有能比得上他的。他平生写了一万余篇文章，流传下来的仅仅十分之二三，这是十分可惜的。 　　揭傒斯在修定礼、乐、史籍方面有什么贡献？ 　　揭傒（Xī）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年少时，他读书特别刻苦，昼夜不息，文章名声早布。后入仕为官，朝廷大典册，国家对功、德显著之人的表彰铭文，都离不开他。即使外国人，也都羡慕他的名声，都以能得到他的文章为荣。他一生的主要贡献在修定礼、乐、史籍上。 　　揭傒斯参与了《经世大典》的修定。其中的《宪典》即是他亲手所为，书成之后，文宗非常满意，夸赞不绝，以为与《唐律》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元统年间（1333～1334），奉旨祠北岳、济渎、南镇。不久，授予他同知经筵士等官，当时经筵都是兼职，而无专官，所以经书的微辞奥意，必经揭傒斯确定而后进呈皇上，皇上多有奖赐。 　　古代风景画鉴赏揭傒斯在仁宗延祐初即被授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被李孟认为是真正修史的人。他撰写的史书有《功臣列传》、《明宗神御殿碑》、《太平政要策》，后朝廷修辽、金、宋“三史”，揭傒斯为总裁官。有一次，丞相问他：“修史以何为本？”他说：“以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能用，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的人，不能用。因此，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先。”他曾与下属的修史者说：“想求作史的法则，必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小善必录，小恶必记。不这样，怎么能表达出惩罚与鼓励呢？”自从任宋、辽、金“三史”总裁官，揭傒斯俨然以笔削自任，凡是政治得失，人材贤否，一律以公心为准而后定其是非，有意见不统一的地方，一定要反复辩论，一定求其恰当而后罢。因用人得当，思想明确，用了四年的时间，就修成了《辽史》，后在修宋、金二史时，积劳成疾而卒。 　　欧阳玄有什么事迹见于记载？ 　　欧阳玄，字原功，与欧阳修同宗，后迁到浏阳（今湖南浏阳），欧阳玄就出生在浏阳。他是仁宗延祐二年（1315）进士。一生历仕仁宗、泰定帝、文宗、惠宗等朝。 　　欧阳玄在年幼的时候，他母亲就教他背诵《孝经》、《论语》以及小学诸书。后从师学，每天都能背诵数千字的文章。十岁那年，有一个头戴黄冠的先生见到欧阳玄之后，对他的老师说：“这个孩子神气凝远，目光逼人，日后一定是以文章冠绝当世，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他本来就文思敏捷如泉涌，后又师从南宋遗老中长于为文之人专学作文，这样，天赋、名师再加上勤奋，就铸就了欧阳玄的学力、才力、胆力、识力。诸子百家，无不精通，尤其留心伊、洛诸儒的源委，对此深有心得神契。 　　仁宗延祐元年，朝廷开科取士，欧阳玄以《尚书》得中，次年赐进士出身。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仕途生涯。在任地方县尹期间，某县疑狱多，积久难决。欧阳玄上任之后，审察其情，都恰当地做出判决。豪强为霸一方，欺压百姓，虐待驱奴，他力抑豪强，解放驱奴，使之成为良民。当地百姓非常拥护他，教化大行。在任某县尹时，辖内的少数民族之间总是有争端。他刚上任一个月，就有两个部落兵刃相见，县衙僚属相顾失色，不知怎么办。欧阳玄了解了大概情况之后，立即单骑而往。到了两个部落交兵之地，只见横尸遍地，杀声震天，殴斗正酣。有一个首领认识欧阳玄，看到欧阳玄之后，就立即下令停战。然后放下武器，排好队列，揖拜而言：“我们不是不怕朝廷之法，只是因为我们曾经有冤枉向前县尹诉讼，前县尹不仅不给我们申冤，反而加重了我们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我们实在是忍不下这口气，才出此下策，铤而走险的。没想到我们清廉的父母官亲自来解决我们的事情。”言辞理直而恳切。欧阳玄告诉他们务必先各自停战，不要再有无辜死伤。又把朝廷的法律向他们讲了一遍。然后回去重新审理其冤情，于是这些少数民族就再也不闹事了。因政绩卓著，后被朝廷征召，做国子博士、国子监丞。 　　泰定帝时，欧阳玄被授为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当时政局不稳，时有战事。欧阳玄每天在内廷参加议论决断重要事务。远近调发的诏书檄文都出自他手。文宗即位后，郊庙祭祀、册封皇后、设立太子、赦免的诏书也都出自他的手笔。后来又向朝廷上疏建议时下急务的数十件大事，很多都被施行。由于欧阳玄出色的政绩，文宗亲自签署任命他为艺文少监，奉诏撰修《经世大典》，后又升为太监、检校书籍事。 　　惠宗时，奉诏修撰辽、金、宋三史，为总裁官。在任期间，尽心尽力，制定发凡、范例规则，使修史官有所依凭。史官中有议论不公的，他也不以口舌争胜，等到史官把书稿呈上，然后更定，使其自正。史书中的论、赞、表、奏，都出自他的手笔。 　　总之，欧阳玄一生为官四十多年，三任成钧，两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备受尊宠。在修撰四朝实录、《经世大典》、宋、金、辽三史这些大规模的修书活动中，都担任主角。他屡次任衡文之官，两知贡举及读卷官，凡宗庙朝廷、雄文大册，播告万方制诰，多出自他手。人们以得其文为荣。即使得到流传民间的片言只字，都当做宝贝看待。 　　吕思诚一生有哪些业绩见于记载？ 　　吕思诚，字仲实，平定州（今山西平定）人。他是泰定帝元年（1320）进士。一生仕历多朝，尽管仕途坎坷，但政绩卓著。 　　在景州蓓县尹（今河北景县）任上，他根据当地实情均徭役，兴学校，劝农桑，小县大治。不少多年流徙他乡者，闻风而归。他将县民记录在册，凡不孝悌，不事产业的，都要受罚。县吏行下乡办事，饮食有定规，超过定规，自行付酬。凡大户、富户而隐藏在职田户以修税役的，他都清查出来，令其纳应当纳的徭役。天历年间有战事，需要的钱多，得向富人借贷，以备军用。事后，都照数偿还。他还善扶危济困，脱人于厄，取缔耗民、害民的当地淫祠。有一年天旱，一个道士手持一条青蛇号称卢师谷小青，是一条龙。只要人们祈祷，天就会下雨，在乡间欺惑百姓。吕思诚知道后，立即将这条青蛇杀掉，驱逐了道士，结果天降甘霖，解除旱情，赢得一个好年景。因政绩出众，受到了朝廷的重用。 　　在任广西廉访司事期间，有一次他巡行郡县，听说土官恃势鱼肉百姓。在去该地的路上，土官怕奸事暴露，事先让他的儿子在道上迎接吕思诚，以讨好他。吕思诚知情后，立即下令把土官的儿子逮捕，通过审讯，将这土官干的害民之事全部查清，然后重加责罚，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又移任浙西。当时南台御史大夫与江浙省臣有仇，唆使吕思诚弹劾此人。吕思诚说：“我是天子的耳目，不是台臣鹰犬。”不久，他听说行省平章左吉贪赃枉法，浙江的百姓都很仇恨他，吕思诚把他的罪恶一条一条地向朝廷陈奏，使左吉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吕思诚才能出众，办事能力强，但他为人刚直，只知维持朝廷公正，不为权势所屈。因此，嫉恨他的人很多。以致后来屡废屡用，屡升屡降，但终因他廉洁能干名声大，正是国家所需的人才，因此尽管仕途曲折，他的好名声是越来越大，别人也难以奈何他。 　　吕思诚反对更钞法，在朝廷与当时力主更钞的吏部尚书偰哲笃有一场争论。吕思诚认为更钞不利于国家。偰哲笃认为，至元钞多伪，所以要更换。吕思诚认为：“至元钞本身不伪，是人在作伪。新钞也一样，新钞刚发行，伪钞一定会更多。祖宗的成宪，不能轻易改动。”偰哲笃说：“祖宗有弊端，也应该改动。”吕思诚反驳说：“你们主张更钞，这是与世祖争高下。世祖以来，诸帝都谥为‘孝’，现在要改变他遗留下来的规矩，这能说‘孝’吗？”偰哲笃说：“两种钞同时通行，如何？”吕思诚说：“两种钞同时通行，麻烦得很。你们不了解实际情况，仅凭道听途说，就更改钞法，那怎么行呢？”偰哲笃生气地说：“我们的主张不行，那你说你有什么办法？”吕思诚说：“我有三字法，那就是行不得，行不得！”丞相脱脱见吕思诚直言，一时也决定不下来。御史大夫也说：“吕祭酒（吕思诚时任祭酒）的话也是有道理的，只是不应当在朝堂上大声争吵以致脸色都变了。”于是，有人弹劾他狂妄。吕思诚不久就任湖广左丞，到武昌做官去了。在任期间，仍有政绩记载于史册。 　　吕思诚气宇沉凝，素有劲拔的名声。他一生三任祭酒，在职期间，遵循许衡之法，教化培养诸生，后来这些人都成了天下名士。 　　卢世荣为什么被写入《奸臣传》？ 　　卢世荣，大名（今河北大名）人。阿合马专政时期，卢世荣向阿合马行贿，被任命为江西茶榷运使，后来被罢黜。阿合马死后，朝廷大臣没有一个敢说“财、利”二字的。而此时，元世祖忽必烈生财兴利之心却颇重，他希望有人能够想办法富国富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给元世祖推荐卢世荣，说卢世荣有才能，有办法，可以整治钞法、增加课税，上可富国，下不损民。元世祖立刻召见了卢世荣，奏对称旨，世祖非常高兴，又让中书省官与卢世荣当廷对辩，结果卢世荣辩胜后，就被元世祖破格重用，一下子就做了中书右丞。 　　卢世荣骤被显用之后，主持元朝财政大事，立刻进行了一系列经济上的改革，诸如整治钞法、盐法，调整课税，提出实行官营酿酒，制造铁器，铸钱等措施。卢世荣上任不到十天，御史中丞崔彧上疏元世祖说：卢世荣不可为丞相。元世祖大怒，罢免了崔彧。元世祖非常支持卢世荣。有一次，卢世荣对元世祖说：“我做的事情，反对的人很多，抱怨的人也很多，我想以后一定还会有不少说我坏话的人，我心里很害怕，所以事先向陛下汇报。”忽必烈对他说：“你给我提的建议全对，要想不让他人说三道四，也不可能。但是，你不要防备我，你自己的饮食起居要多加小心。患了足疾的狗，狐狸不喜爱，但主人怎么能不爱呢？你现在推行了一系列做法，我自然是喜爱你的，但那些奸伪之人就不爱你了。你现在的官职已定，今后出行不要只带一两个卫兵，同时，也应当小心看护你的家门。”元世祖还亲自命令丞相给卢世荣增加护卫随从。而卢世荣借此更加肆无忌惮，连丞相也不放在眼里。朝中有一个人稍与他不合，他即上奏元世祖，将其杀掉，从此以后，朝中凛凛，人们敢怒不敢言。 　　但就有不怕死的人，卢世荣主持中书刚几个月，监察御史陈天祥就冒死向元世祖上疏弹劾卢世荣。大意是说：在卢世荣主持国家财政几个月以来，苛刻诛求，不仅没给朝廷广开财源，反而给朝廷招来许多怨恨，现在天下百姓比以前困难了许多，国库也空虚了。考查他当初的许诺与现在的结果，没有一件事情能相符的；刚开始时，他许诺说能整顿钞法，现在弊端比以前还要多；刚开始时，他许诺能使物价下跌，而今物价反而高了起来；刚开始时，他许诺可增加三百万锭财富而不盘剥百姓，现在他强迫有司，只是虚报数字而已；刚开始时，他许诺要让百姓快乐，但他现在所做的几件事情，无非扰民而已。这种情况如果不早制止，等到恶果自行暴露再行纠正，那就好像虫子虽然灭了，但树也死掉了。”元世祖看了奏折之后，一下子醒悟了许多，立刻组织相关人当廷对质。大家一致认为陈天祥所言是实，立刻停止卢世荣的做法是十分明智的。于是卢世荣上任几个月来所行之事该停则停，该改则改。卢世荣也被关进大狱。 　　有一天，元世祖问一个人：“你对卢世荣怎么看？”这个人回答说：“人们都说，卢世荣的罪状已经一条一条的很清楚了，还每天养着他，白白浪费粮食。”元世祖立刻下令将其杀掉喂鸟、喂獭。卢世荣以骗术居高位，最后落得悲惨下场，所以他应归入《奸臣传》。 　　桑哥对当时政治造成了什么不良影响？ 　　桑哥为人狡黠豪横，因喜言财利之事，而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后来元世祖认为他理财有方就重用了他。至元二十四年（1287）先任他为平章政事，不久又升为右丞相。在任职四年中，他推行了一系列他认为可行得通的理财方案，在整个过程中，元世祖十分信任他，他的权力也特别大，因所行过急，造成的不良后果亦大。 　　他刚升任右丞相，就开始检核前中书省亏欠库财，这是他检核天下财所点的第一把火。经过检核，校出中书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然后将有关官吏治罪，不许自辩。这在中书省引起了很大的波澜，不少人议论纷纷，桑哥得知后，将这些人全部诛杀，没收家产，将妻子变为官奴。他以中书省为例开刀理财，造成了恐怖的气氛。然后置征理司，又开始钩考百官仓库，因为得到元世祖大力支持，百官惶惶终日，敢怒不敢言。桑哥理财十分苛刻，毫分缕析，凡相关的人，没有不破产的，以致治罪了亏欠者之后，新官无人再敢赴任，宁愿弃家出走，到他乡去躲避。至元二十五年，又派二十人钩考诸路钱谷，对地方开始了财政检核，并为前去检核的人专派警卫，赋予很大的权力。 　　在对百官检核的同时，桑哥又向元世祖建议，应当向天下百姓敛财。于是又增加盐、茶、酒、醋之税，所增之额在一半之上，弄得民不聊生。 　　总之，桑哥专政期间，不仅专断财政，还专断官员的任命，杀伐专断出自一手。在他任职的四年时间里，他手握刑罚和官爵，把它们当做商品一样贩卖，于是天下远刑喜爵之人都来求他。只要肯出高价，有罪的人可以无罪，想当官的人都可以当官。从此朝廷纲纪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于是，朝廷里有些正直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向元世祖进言上疏，弹劾桑哥专权黩货。有人很直率地对元世祖说：“桑哥瞒蔽了陛下很多事。朝纲也让他搅乱了，凡有敢议论的，他就杀掉。百姓流离失所，天下盗贼蜂起，已到了危在旦夕的地步了。如果不将桑哥马上杀掉，以平天下人之愤，我担心此人将会给陛下带来大麻烦。”弹劾桑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元世祖令桑哥与弹劾他的大臣当面对质辩论，桑哥理屈词穷而被杀。他理政期间，阿谀讨好他的人给他立的颂德碑，也被推倒了。 　　铁木迭儿是如何专权擅政的？ 　　铁木迭儿是木儿火赤的儿子。他的后台是太后答己，两次为中书右丞，都是依靠太后的势力。在位期间，仗势专权擅政，官民皆怨，朝廷、地方不得安宁。 　　仁宗初年，他提出买盐引以及括田江南的主张。这是他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而提出的向商人和江南农民敛财的主张。这一主张得到了仁宗的同意。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官吏苛刻残忍，成了害民之政。江西一带尤其严酷，从而激起了赣州（今江西赣州）蔡五九的暴动，整个南方为之震动，不久，这种敲骨吸髓地向百姓榨取财富的做法就被迫终止。铁木迭儿在朝野的种种虐政，引起了朝廷大臣的普遍不满。杨朵儿只等四十余名御史共同向仁宗上疏，弹劾铁木迭儿的奏折中列举了他收受贿赂的人数、钱物，以及他任人唯亲，纵家奴戕害社会，而他自己却全然不管、怡然自安等种种罪行。指出天下四海之人都盼着将他车裂斩首而后快。仁宗看了这份奏折之后，十分震惊和气愤。想把他抓来治罪，但他躲在太后之处不出来，仁宗无奈，最后只能罢了他的相位。 　　仁宗死后，铁木迭儿以皇太后旨，又做了中书右丞相。这次为相，他比以前更加疯狂。他身居相位，不在国政上用心，只是一心报复前仇。他刚任右相不久，即把仁宗时弹劾他的御史中丞杨朵儿只和萧拜住，以违太后旨而论罪弃市。从此朝廷大臣，人人担心害怕，惶惶不可终日。不久，铁木迭儿又心恨贺伯颜以前不依附于自己，以公报私，将其诛杀。后来又想杀英宗非常信任的赵世延，因为赵世延曾经议论过他的倒行逆施，因英宗力保，赵世延才得以躲过这一场杀身之灾。 　　铁木迭儿复相之后，仗着他受太后宠信和自己的权力，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报复曾经与他有过不和的人，而且必置之死地而后快。睚眦之私，无有不报。肆杀前怨，御史台为之一空。这在历史上也属少见。 　　铁失为什么被列入《逆臣传》？ 　　铁失是权相铁木迭儿的义子，他的妹妹是英宗妃。英宗很信任他，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忠翊亲军都指挥使、左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太医院使，兼领广惠司事，可谓集要职于一身。 　　铁木迭儿死后，其生前的种种罪恶渐渐被人们揭露出来，英宗委任拜住为右丞相，负责检举、肃清其奸党，同时振立纲纪，进举贤者，斥退不合格的朝官。铁失既是铁木迭儿义子，又是经铁木迭儿举荐而掌上大权的，他与铁木迭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考虑到自己难脱干系，所以暗暗地想着应付的办法。 　　至治三年（1323）八月，英宗自上都返回，在距上都二十里许的南坡停下来。这天夜里，铁失勾结枢密院事也先铁木儿等十六人，发动了震惊全国的政变。他以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杀了与英宗同行的拜住，他亲自冲进英宗卧内，弑杀英宗。九月，遣使奉玉玺迎泰定帝于漠北。泰定帝即位之后，任命铁失为知枢密院事。十月，泰定帝诛杀铁失等奸党。 　　铁失本以为杀英宗、迎立泰定帝，会使自己免于被诛的结局，结果他还是难免历史的惩罚，不仅性命没保住，就连他的子孙也全被诛杀，家产籍没。 　　孛罗帖木儿为什么被皇帝派人暗杀？ 　　孛罗帖木儿是答什八都鲁的儿子。他随父在镇压红巾军中起家，他父亲死后，代父做了军中统帅，是元末镇压红巾军的主要刽子手之一，为元廷立有功劳。他被元顺帝派人暗杀，主要是顺帝与太子不和造成的，是元顺帝与太子斗争的牺牲品。 　　至正二十四年（1364），元顺帝与太子不和。元顺帝在外所倚重的主要是孛罗帖木儿，太子以孛罗帖木儿手握重兵，飞扬跋扈，不听朝命等罪，建议削他的兵权。但孛罗帖木儿不仅没有听朝廷之命，反而命部下攻击京师，顺帝又将奸相搠思监、朴不花等押送给他，以解他心头之恨。后又任命他为太保、中书平章，兼知枢密院事，对孛罗帖木儿更加重用，这样皇太子与他的仇就更深了。为了保障安全，皇太子调兵护卫京师。不久，孛罗帖木儿纠集人马攻击京师，京城震动。皇太子亲自统兵督战，结果被孛罗帖木儿打败，太子及其党羽逃出京城，元顺帝又进一步重用了孛罗帖木儿及其党羽。 　　不久，元顺帝又加孛罗帖木儿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太保、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兵马。这样，他与太子的仇恨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 　　至正二十五年，皇太子谋划如何除掉孛罗帖木儿及其党羽。他调集了岭北、甘肃、辽阳、陕西以及孛罗帖木儿世仇扩廓帖木儿的军队，进兵讨伐孛罗帖木儿。孛罗帖木儿也不甘示弱，竟将皇后赶出皇宫，幽禁起来，同时也调兵遣将对付太子兵马。在此关键时刻，孛罗帖木儿手下的一员重要将领倒戈，与前来讨伐他的军队联合起来对付他。孛罗帖木儿一怒之下，派自己最得力的大将前去讨伐叛将，反而吃了败仗，爱将也被生擒，于是太子军军威大振。孛罗帖木儿大惊，亲自带兵迎敌，正遇上连下三天大雨，无功而返。从此，他每天郁郁不乐，饮酒消遣，荒淫无度，喜怒不常，醉酒杀人，弄得朝廷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下了密旨，令心腹暗暗寻找可以刺杀孛罗帖木儿的勇士，在适当的时候行刺。 　　这一年七月，上都传来了捷报，孛罗帖木儿准备进宫向顺帝奏报这一消息，走到延春阁李树下的时候，被顺帝招来的几个勇士杀死。皇帝于是一边下令尽杀孛罗帖木儿余党，一边将孛罗帖木儿的首级函送太子，请太子还朝。后来，孛罗帖木儿的余党全部被诛杀。 　　韩山童、彭莹玉是怎样组织人民起义反抗官府的？ 　　利用宗教把农民组织起来反抗朝廷，是历代农民起义都使用过的方法。元代农民起义，最初也是利用白莲教和弥勒教来组织民众的。 　　古代风景画鉴赏白莲教供养的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代表光明，是“明王”，这种宗教劝人今世念佛修行，死后可到西方净土白莲池上去过幸福美满的日子。弥勒教供养的是弥勒佛，弥勒佛下世之后，世界立刻变样，一切皆如人愿，充满光明和美好。元朝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这首诗叫《扶箕诗》，是教徒在活动时唱的。诗中充满对不平的憎恨，对公平与太平的渴望，这首诗对元统治下的百姓无疑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这是元代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据。 　　元朝末年，北方形成了一个秘密白莲教中心，以韩山童为首；南方形成了一个秘密白莲教中心，以彭莹玉为首。 　　韩山童是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人。他祖父就宣扬白莲教，到他自己为教主时，他的教徒更多了，不仅在河南、江淮一带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有一批像刘福通、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这样的忠实信徒。元末社会矛盾日趋激烈，韩山童等抓住时机，加紧宣传，用“明王出世”、“弥勒降生”等吸引群众，把矛头指向元廷。元末农民起义的爆发，与韩山童的这种鼓动有直接关系。后来，韩山童成了元末农民起义的领袖。彭莹玉是江西袁州（今江西宜春）人。他从小出家为僧，能为当地百姓消灾解难，因此在当地的名望很高。他看到元代气数将尽，便以宣传弥勒佛教为名，广泛发展教徒，逐步成为秘密宗教领袖。后至元四年（1338），他在袁州发动过一次起义，不久失败。他充分总结吸取了这次失败的教训，更加勤奋地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到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时，他的信徒已布满了江淮一带。因此，当北方的韩山童一起事，彭莹玉的信徒们便跟着在南方纷纷起事，这对于鼓舞农民起义军的胜利信心，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打击、瓦解元朝的腐败统治，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刘福通对农民起义做出了哪些贡献？ 　　刘福通是韩山童传教时的重要信徒之一，在元末农民起义中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首先，刘福通是颍州首义的重要发动者、组织者之一。在韩山童秘密发展信徒时，刘福通就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角色。韩山童牺牲后，刘福通成了红巾军的核心人物，是韩山童之后义军的新领袖，在刘福通的领导下，红巾军冲突重围，出敌不意，攻下颍州城，使开始受到挫折的红巾军士气大振。而后，红巾军又在刘福通领导下连败前来镇压的元军，使得红巾军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攻城略地，人数发展到十万人，发展壮大了红巾军的势力。 　　其次，刘福通的义军点燃了灭亡元朝廷的火焰。刘福通首义以及他势如破竹地连败元军，对其他地方的白莲教信徒有极大的鼓舞作用，各地纷纷响应，较大规模的有徐州的芝麻李，湘汉流域的布王三、孟海马，濠州（今安徽凤阳）的郭子兴等，他们都打着红巾军的旗号。这些起义由北到南，给元统治者带来了极大的打击，这些农民起义最终推翻了元朝的黑暗统治。 　　第三，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极大地牵制了元军的势力，为南方农民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刘福通的红巾军是红巾军的主力部队，始终是元统治者的心腹大患。元廷先后撤换了几名大将前往镇压，全被刘福通打败，这对从上层瓦解元的统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元朝将主要力量放在了消灭刘福通义军上，这使得元廷暂时无暇顾及南方，南方的红巾军乘机发展壮大，扩大战果，最后推翻了元朝。 　　徐寿辉建立过什么政权？ 　　刘福通起义之后，许多地方跟着爆发了起义，以响应刘福通。彭莹玉的徒弟邹普胜联合布贩子徐寿辉所发动的红巾军起义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建立的“天完”政权，是红巾军建立的第一个政权。 　　徐寿辉是以往来贩布为生的商人，他忠厚诚实，身材魁伟，相貌出众。据传说，刘福通起义之后，铁工出身的邹普胜也积极准备起义。有一天，徐寿辉在山中捡数十斤铁，就请邹普胜给他打造农具。然后就坐在铁砧上。这令邹普胜想起了前一天晚上的一个梦，他梦见一条黄龙蟠在他的铁砧上。邹普胜心想：眼前这个身材高大、相貌非凡的人肯定就是将来的皇帝。于是对徐寿辉说：“现在天下大乱，你还要农具干什么？我替你打造一把宝剑吧！”于是两人就商议起发动起义的大事。当时彭莹玉到处宣扬“弥勒佛下世，当为世主”，急需一个像徐寿辉这样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的人来应验。据说，有一次徐寿辉在盐塘中洗浴，突然身上被层层光环笼罩，邹普胜立刻宣扬“徐寿辉就是我们讲的弥勒佛！”在场的人无不惊服，于是众人推徐寿辉为领袖，立即发动起义，两个月之后，一举攻占了靳水（今湖北浠水）并以此为都城，建立了“天完”政权，徐寿辉称帝。“天完”就是压倒“大元”的意思。忽必烈因其疆域辽阔，自称“大元”，以显示其无与伦比的威风。徐寿辉要推翻“大元”，就在“大”字上加一横，变成“天”，在“元”字上加“^”，变成“完”，要在气势上压倒“大元”，这表明“天完”政权要彻底推翻、铲除元廷统治的意志和决心。 　　“天完”政权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南方红巾军的发展，贫苦农民像潮水一般奔向义军队伍。 　　方国珍是如何反元的？ 　　元末农民起义的主力是红巾军，信奉白莲教。但也有既不信白莲教，也不打红巾军旗号的起义军，张士诚和方国珍就是其中的代表。 　　方国珍是浙江黄岩（今浙江黄岩）人，本以贩盐为业。元末农民起义爆发之前，黄岩有人曾发动过一次反元起义，元军镇压了这支义军，许多当地百姓因被指为乱党而无辜被杀。方国珍有一仇家，勾结官府，诬告方国珍与乱党是同谋，元军来捕，方国珍一怒之下将仇家杀死，与哥哥和弟弟一起反元。他们聚集了几千人马，劫夺海运，捕杀元朝官吏。元朝几次镇压，全被方国珍打败。后来元以加官晋爵收买方国珍，方国珍与元达成妥协，同时，也注意发展自己的势力。方国珍既与红巾军有联系，也与元廷有联系，是两面派人物。 　　张士诚是如何失败的？ 　　张士城（1321～1367），泰州白驹场（今江苏东台北）人。至正十三年（1353）反元，成为元末割据势力。张士城的失败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他投降元朝，其次是他生活腐化。 　　张士诚投降元朝是他走向失败的第一步。张士诚本来就与朱元璋的红巾军有矛盾，投降元之后，则一心为元卖命，在军事上继续与红巾军为敌；在经济上，因为他所占浙江地区是元朝重要财源和粮源，因此，确保了元廷经济上的供应。因此，他的降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元的力量，削弱了农民军的力量。张士诚降元使他从政治上、军事上都成为了农民军的敌人，也失去了天下人的支持，因此，尽管元朝给他不断加官晋爵，他也一度在与农民军对抗中取得了一些胜利，日子也一度比较好过。但因为大方向彻底错了，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其次，张士诚集团在一开始就不如红巾军那样有组织、有纪律，在投降元朝之后，集团高层更加涣散，毫无生气，只追求财富和享乐，已没有政治上的追求了。张士诚本人整日与一批官僚空谈古今，舞文弄墨，对当时政治、军事上的了解远远不够。而他的弟弟张士信最腐败堕落，每日与百余妻妾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毫无斗志，其他将领所考虑的也不再是政治上、军事上的事情，而是良田豪宅、金钱美女。后来，张士信一伙专权，任人唯亲，嫉贤妒能，将帅离心，士卒毫无斗志。有的将领带兵打仗，不听指挥，各自为政，有的则装病不起，等待加官晋爵。出征时又带着妓女，即使吃了败仗，张士诚也不闻不问，军纪已败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失败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朱元璋是怎样起家并削平群雄的？ 　　朱元璋，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幼时家穷，父母兄长在瘟疫中死亡后，他出家为僧。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的队伍。开始时，他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两个月后，担任了郭子兴的亲兵，有战事，郭子兴派朱元璋去就能取胜，所以，第二年，郭子兴就把朱元璋提拔为镇抚。当时，郭子兴这支队伍内部比较复杂，两派明争暗斗。郭子兴为了在争斗中稳固权力，就信任、重用了朱元璋，朱元璋看到其他首领难成大事，就利用郭子兴对他的信任，暗中积蓄、发展自己的势力。至正十五年，郭子兴死后不久，朱元璋就完全掌握了郭子兴这支起义军的领导权，成了他起家的资本。由参军到成为最高统帅，他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朱元璋在政治上、军事上是十分成熟的。他善于审时度势，一方面接受韩林儿的任命，一方面看准时机大力发展。当时，北方红巾军对元廷威胁最大，元廷一时无暇顾及南方。乘此机会，朱元璋于至正十六年攻下集庆（今江苏南京），改为应天府，作为根据地向周围发展，到至正十九年时，北方红巾军由盛而衰，朱元璋已占领了相当大的一片地方，已有了相当的实力可以和元军以及其他农民政权抗衡了。这片地方成为朱元璋推翻元朝、剿灭其他农民义军的根据地。这时距他当初参军时仅有七年的时光。 　　朱元璋在群雄蜂起的斗争中，充分地认识到其他政权都成不了大事，因此，他决心剿平群雄，独占南方，然后再北上消灭元廷。当时，朱元璋的后面是陈友谅，西面是张士诚、方国珍，后来，明玉珍也在重庆称帝。陈友谅联合张士诚想夹击朱元璋。朱元璋决定，先取上游力量最强的陈友谅然后取张士诚，在至正二十三年的鄱阳湖大战中，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控制了湖广、江西各地。至正二十五年，他又消灭了张士诚，不久，方国珍投降。这样，经过几年的攻伐，朱元璋控制了长江中下游最富庶的大片地方，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已具有推翻元朝、统一全国的实力了。 　　朱元璋在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与他正确的政治策略分不开。首先，他借助了深得民心的红巾军旗号，借红巾军的威势求发展。这是他能在十几年间就具备推翻元朝实力的重要原因。其次，他的军队纪律严明，既得百姓拥护，也受到地主豪族的拥护，这与其他农民军有些不同。再次，朱元璋十分注意优待和重用儒生。诸如刘基、宋濂、章溢、叶琛等，这些人对他的成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明军是如何取得北伐胜利的？ 　　朱元璋于1368年正月在南京登上帝位，建国号为明。因此于1367年十月开始北上的军队称为明军，获得了正统地位，北伐变成了“吊民伐罪”之举。明军在北伐中节节胜利，1368年八月，徐达攻下大都，元朝灭亡。从北伐开始到北伐胜利，不到一年的时间。明军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辉煌的胜利，与其正确的政治、军事策略是分不开的。 　　首先，朱元璋在军事上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在决定北伐进攻总方略时，朱元璋说：“我主张先取山东，继下河南，再拔潼关扼守门户，这样就能掌握整个形势，然后进克大都，再向西席卷山西和陕西。”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正确的战略思想，明军北伐完全是照此执行的。 　　其次，朱元璋军队的顺利进军，与他为军队制定的铁的纪律分不开。在北伐大军出发前不久，他又一次对将士宣布了纪律：“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子女”，这些纪律被明军将士严格地执行了。 　　再次，军事攻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军事瓦解与政治瓦解相结合，是明军取胜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在北伐时，朱元璋就向天下发布了著名的北伐檄文，他先指责元朝皇帝“荒淫失道”，然后宣布自己就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天降圣人，决心要“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檄文宣布，王者之师，秋毫无犯，各地百姓不要害怕逃避；蒙古人、色目人中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民，抚养无异”。在攻伐中，凡明军所占地方而民心惶惶者，明军将帅就立刻出榜安民。在攻大都之前，朱元璋强调：“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这样，明军就在最大程度上孤立了元朝廷，保证了明军的胜利。 　　郭守敬在科学上取得了什么成就？ 　　郭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人。他是元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他在科学上的贡献是对于天文学的研究和天文仪器的制造，同时，在其他领域也取得了不少成就。 　　古代集市图因为辽金以来的《大明历》已经使用很久了，误差越来越大，因此，忽必烈决定设局改定历法，命当时著名学者许衡、王恂、郭守敬负责这件事。郭守敬认为，要想制定精确的新历，必须首先制造和改制天文仪器。制造天文仪器是郭守敬在科学上取得的第一项成绩。 　　首先，郭守敬制造了简仪。简仪比以前所用的浑仪简单方便，但设计精确，刻度最小分格达到1／36度，观察结果也自然准确了许多。为了观察太阳的位置和日食，郭守敬还设计了仰仪。他还改革了圭表，创制了景符等仪器。圭表是观察日中影长变化以决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天文仪器。郭守敬改革后的圭表，使观察的误差下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景符是定影像的仪器。景符和圭表结合起来使用，可以观察太阳、星星和月亮。 　　利用这些仪器观察、测量所取得的成就，是郭守敬在天文学研究上的第二大成就。经过大规模地观察，他不仅测定了各观察点的纬度与夏至日昼夜长短，还测定出黄赤交角为29°90′（合今23°33′53″），这个数字与当时实际交角有极小的误差，但这被认为是科学上的一大进步。 　　在实际观察与天文研究的基础上，郭守敬等人编制出了著名的《授时历》。《授时历》采用的是一年为365．2425日这一观察研究数据，这个数据比地球实际上绕太阳一周的时间仅仅差26秒。当时这是世界上最精确的数据。《授时历》的出现，对农业生产有很大的帮助。 　　在水利工程建设方面，郭守敬也有光辉的成就。这集中体现在他负责修建疏通的大都至通州的运河，极大地方便了南北的漕运。此外，郭守敬在数学方面也有成就，写了一些专著，可惜现在这些著作都失传了。 　　郭守敬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科学事业。他亲自从事科学实验，善于吸取前人长处，因而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他十分勤奋，直到八十六岁去世时，他也没有中断自己的研究。 　　王祯在农学方面取得了什么成就？ 　　王祯是山东东平人。他一生在做地方官时很注意当地的农业生产，研究农业技术，总结农业生产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历史上著名的《农书》。这部书代表了他在农业上取得的最大成就。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王祯这部《农书》，很注意南方和北方农业技术和农具的异同、功能，并对之进行比较、分析，顺应了当时的实际需要。《农书》的内容丰富，主要分为如下三大部分：一部分是《农桑通诀》。这是农业总论。内容包括农业史、授时、地利、耕垦、耙劳、播种、锄治、粪壤、灌溉、收获以及植树、畜牧、蚕桑等方面。内容十分广泛、完整，自成体系，且科学、实用。比如关于“授时”和“地利”，王祯很重视传统的不违农时，他强调播种一定不能违背农时，一旦违背农时，就会带来许多不良后果。他对各地气候、地形、土壤等自然条件做了比较，指出农作物因环境而变化，应选择适宜环境的作物。又如关于“播种”，他认为，首先应选种，他推广了优良的品种；他还提出多种经营和轮种。又如“粪壤”，粪壤即是给土地施肥。他列举了大量肥源，认为施肥是提高地力，改造土壤的关键。关于“灌溉”，他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的主张。提倡兴修水利，克服天灾，夺得丰收。还有许多内容，包括推广北方“锄社”，解决农忙劳力不足等。 　　二部分是《百谷谱》。这部分主要叙述各种农作物、蔬菜、瓜果、竹木等的培植方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棉花的推广。他反对棉花只适应于南方种，不适宜于北方种的观点，他详细介绍了种植方法，并断言，北方种棉也可以获利。 　　三部分《农器图谱》，是《农书》中最有创建的部分。书中共有三百零六幅图，包括各种农具、农业机械图、农舍、灌溉工程、运输工具、纺织机具等。并附有文字，说明其构造、来源、演变和用法等。其中有不少是当时的新创造，如四牛拉的犁、下粪耧耘式耧车等。 　　此外，王祯在鼓风方面和活字方面也有创造性的贡献，促进了经济和印刷业的发展。 　　王祯在长期与农民的接触过程中，深深体会到了农民种地的辛苦和收获的不易。他在《农书》中说：“种田是多么艰难啊！而高高在上者，不知道衣食来自何处，只知道骄奢淫逸，不想想寸丝口饭，都出自农夫田妇之手，反而对他们拼命剥削和压榨。”因此，王祯的《农书》是一部既饱含科学思想同时又有进步思想的书。 　　黄道婆在纺织技术方面做出了什么贡献？ 　　黄道婆是元代乃至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女纺织家。她是松江乌泥径镇（今上海县华泾镇）人。据传说，黄道婆是一位备受折磨的童养媳，实在忍受不了非人的虐待，逃到了崖州（今海南海口市）。当地黎族的纺织技术，当时在全国占领先地位。黄道婆在那里向黎族人民学习他们先进的纺织技术，这样过了三十年。大约五十岁时，黄道婆由崖州回到了故乡乌泥径镇，并把那里的纺织技术也带回了故乡，并进行推广，她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对纺织工具和生产技术做了大胆的创新和改进。 　　首先，她推广和改进了捍、弹、纺、织等一整套的纺织工具。“捍”，又叫轧车、踏车，主要用来去除棉花籽。“弹”，主要功用是使棉花疏松。黄道婆改制的弓，较以前的旧弓大好几倍，弹力也相应增大了不少，这样，弹出来的棉花也就更松疏好用。“纺”，就是“纺车”，黄道婆改进的纺车，是可以同时纺三个纺锭的脚踏式纺车，而以前的只是一只锭，而且是手摇式的，因此，黄道婆的纺车比旧式纺车效率高、速度快。“织”，就是“织布机”，据说，黄道婆的织布机能织出许多美丽的花布。 　　其次，在纺织技术上，黄道婆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吸取他人之长，总结出一套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技术，她毫无保留地将这些先进的技术传授给他人，从而使当地成为全国远近闻名的纺织重镇，所织“乌泥径被”与“崖州被”不相上下，成为又一闻名全国的纺织品品牌，造福了当地普通百姓，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后来，黄道婆的技术向全国各地传播开来，从而从整体上提高了我国的纺织技术。 　　元朝在医学方面有什么突出成就？ 　　元朝的医学比较发达，表现在医院的组织规模大，在传统的医学基础上，还吸收了阿拉伯医学的长处。我国医学史上，有金元四大家之说，刘完素、张从正是金代人，李杲、朱震亨是元代人。此外，还有诸如危亦林、滑寿、葛可久、王好古、许国桢等著名医学家。具体讲，元朝医学成就可以分以下几个方面：在内科方面，对伤寒的研究成就最大。著名的医生有李杲、朱震亨、高乾孙、萨德弥实等。李杲在中国医学史上地位崇高，他特别擅长治疗伤寒病。他认为，古方不能救今病，用药也多有创新。治病多有奇效，著作有《伤寒会要》、《脾胃论》等。朱震亨是金代大医学家刘完素的再传弟子，认为以古方来治今病，一定不会十分对症，主张推陈出新。他治病以养阴为主，尤精于伤寒、痨病、妇科等。著作有《格致全论》、《局方发挥》、《伤寒辨疑》、《本草衍义补遗》、《外科精要新论》等。《局方发挥》力辟“局方”的湿燥之弊，《本草衍义补遗》对本草学做出了新的贡献。朱震亨研制的越鞠丸、太补阴丸、琼玉膏等方剂，至今仍为中医常用药方。高乾孙，精于医治痨病，著作有《十药神书》，包括止咳、止血、祛痰等十种验方，对治疗劳损吐血有奇效。萨德弥实，是回族人，著有《瑞竹堂经验方》，书中对著名医方做了收集考定。 　　在外科方面，元代医学也取得了成就。如危亦林、齐德之等。危亦林主要成就在麻醉和骨折方面。他是祖传医生，著有《世医得效方》，书中有世界上最早全身麻醉的记载。在治疗骨折、脱臼，特别是脊柱骨折方面，运用了悬吊复位法，大桑树皮固定法与现代的整复手术和石膏固定法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齐德之的《外科精义》是一部综合当时三十多家外科著作成就的集大成著作，代表了元代中医外科方面的成就。 　　针灸学在元代也有发展，代表人物是滑寿。他的《十四经发挥》是一部针灸学专门著作。 　　此外，元代回回医术因往往有神效而备受人们欢迎。太医院以及上都、大都都有回回医药，并有《回回药方》行世，有不少关于回药和回回外科方面神效的记载。回人聂只儿、维吾尔人答里麻都曾在官设回回药院里任过职。维吾尔人贯云石、回人丁鹤年等曾在民间行过医。 　　元代医学分科比前代更细。共有十三科，如大方脉科、杂医科、小方脉科、风科、产妇兼妇人杂病科、眼科、耳科、口齿兼咽喉科、正骨兼金镞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科等。而金代只有十科。可见，元代的医学更发达且趋于完备。 　　元朝在机械制造方面有什么成就？ 　　元朝在机械制造方面有许多精巧先进的发明。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同时又是精巧的机械制造专家，有代表意义的如郭守敬、王祯等。 　　郭守敬在观察计算天文资料时，设计和改进了许多天文观测仪器，这些仪器都是精巧的发明创造。如经他改造过的简仪，以铜铸成。在赤道环旋转问题上，郭守敬所用的就是滚珠轴承和滚筒轴承的原理。这比意大利人达·芬奇设计的滚动轴承要早两百年。他还设计制造了大明殿灯漏、浑天漏等，据有关史籍记载，都是异常精巧复杂。郭守敬也曾制造过木牛流马，虽比不上诸葛亮设计的，但也是自有机妙。 　　大农学家王祯也是机械设计与制造的高手。《农书》中载录的农事机械、水力机械有一些就出自他的匠心独用的改进和发明。比如连磨和水排，虽古代就有，但到元代时已少见，经过他多处寻绎搜索，又使之重新服务于社会；高转筒车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扩大改进；他还把磨、砻、碾三用合为一用，以水为动力，既节省了人力、物力、畜力，又提高了生产效率。 　　此外还有一些记载，比如河中万泉人薛景后、元顺帝等。元顺帝虽然是个政治上的昏君，但是却爱好机械制造，据说他曾自制宫漏，精巧绝出，前代罕有。 　　 　　第三十一章 　　 　　上都兴废上都，即忽必烈命刘秉忠所建的开平府。它建于滦河上游岸边。它的遗址已被发现，“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旗政府所在地黄旗大营子东北20公里处，是一座规模宏伟的古城遗址，城郭、街道和部分建筑的轮廓大体可辨”①。这座城市，背依连绵起伏的山冈，面临滦河，东西两面和滦河之南有广阔的草原。夏季，美丽的金莲花盛开，草原一片金黄。因而，在金元时期有金莲川的美名。在金朝，就被金世宗定为避暑的捺钵地。金莲川原名曷里浒川，金世宗大定八年（1268年），以其地盛产金莲，定名为金莲川②。其南是辽朝皇帝夏捺钵炭山，也称凉陉、陉头、王国崖（旺国崖）。大定八年，改名为静宁山。 　　忽必烈开府漠南时，夏季常驻这里。当时，这里没有城郭屋宇，依旧是设毡帐以居。当忽必烈广招天下耆儒硕德至藩府时，为了适应汉人城居的习惯，于宪宗六年（1256）命刘秉忠相地筑城。刘秉忠选定滦水北岸的龙冈建城，定名开平。 　　开平城的建造前后用了三年时间，第一年营宫室，第二年修宫城。董其役者有真定藁城人董文炳，获鹿人贾居贞和丰州丰县人谢仲温。兴建时，首先要排干积水，故在民间留下了世祖向龙借地的神话传说③。 　　1260年，忽必烈召集他的拥戴者在这里召开了忽里勒台，他被推举为大汗，中央的办事机构也在开平理事，开平实际上已经成为忽必烈的都城。在平定阿里不哥和李璮之乱时，忽必烈除出征和进驻大都外，大部分时间驻跸开平。由于和林地理位置的偏北，物资转输的困难，诸叛王的袭扰，特别是统治重心的南移，决定了忽必烈放弃和林作为都城的地位，开平对他就更为重要了。 　　中统二年，燕京行中书省也奉命北迁开平，这里进一步成为忽必烈的政治中心和平定叛乱的基地，忽必烈已初步选定其为未来的都城。这一年十二月，“初立宫殿府，秩正四品，专职营缮”④。三年，将兴州（今河北省承德西）、松山州（今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和望云县（今河北赤城县西南）划归开平。并在燕京至开平途中置驿，以方便两地交通。 　　忽必烈四年（1263）五月，升为上都⑤。明年（至元元年，1264），改燕京为中都，正式确立了两都制。上都处在蒙古草原南部，南下燕京有驿道沟通，既不嫌辽远，又便于同草原各部联系，对蒙古贵族统治草原地区和汉地都是十分适宜的。上都路东与辽阳行省毗邻，西以今太仆寺旗与兴和路分界，北面是弘吉刺部领主的应昌路和全宁路，南至古北口与大都路分界。辖一府六州十五县。境内居民既有游牧的蒙古部落，也有大量农业人口、工匠、商人和猎户。除历代斡耳朵和诸王投下户外。人口最多时达4万余户，11万余口。 　　“上都城由宫城、皇城、外城组成，皇城在全城的东南角，宫城则在皇城的中部偏北。城外有关厢，离城不远有西内”⑥。 　　宫城东西宽570米，南北长620米，略成长方形。城墙用黄土板筑，四角有角楼，东、南、西各开一门。 　　宫城外25米处，有宽约1．5米的石砌夹墙，墙基仍在。沿夹墙外有一条环城街道。城外有一平坦的广场。宫城内分布着一些自成体系的建筑群，主要宫殿遗址有30余处。主要街道是通向三门的丁字大街。 　　宫城中的主要建筑物是大安阁。它是用拆毁宋汴京熙春阁的建筑材料，仿照熙春阁建造的。国家的重大典礼，多在这里举行。此外，见于记载的历代增修的殿阁尚有穆清阁、洪禧阁、水晶殿、香殿、宜文阁、睿思阁、仁春阁、鹿硕殿、歇山殿、崇寿殿、楠木殿、隆德殿、万安阁、清宁殿、统天阁等等。 　　时人描写宫城的景色称：“绿阑青草玉花骢，驯鹿游眠殿阁东”；“曲曲栏干兔鹿驯，雨肥绿草度青春”；“数树青榆延阁东，云窗霞户绮玲珑，上林文鹿高于马，时引黄碧草中”；“宫草葱茸拂槛青，苑中扈鹿自和鸣。云边仙子锵环佩，日暮君王幸穆清”。宫城之内，殿阁之旁，时有骏马、驯鹿、驯兔出没于碧草丛中，增添了宫城的闲逸气氛。并体现了上都行官草原城市的特点和牧业生产的气息⑦。 　　上都的外城大体上呈正方形，每边长约2200米。现存遗址高约5米，下宽10米，上宽2米。皇城在外城的东南角，亦呈正方形，每边长约1400米，皇城的东南城是外城东南墙的一部分。墙身残高约6米，下宽12米，上宽2．5米。 　　皇城四角有高大的角楼台基，南北各开一门，东西各开二门。外城东城的门就是皇城的东门。外城西开一门，北开二门，南面除皇城南门外，另有一门。皇城与外城的所有城门都筑有瓮城，有的为方形，有的为马蹄形。皇城内街道宽窄不等，主次分明，相互对称。城内建有很多官署、寺院和手工业作坊，见于记载的有乾元、龙光、华严等寺以及孔子庙和老子宫等。皇城北面是皇家园林。 　　上都城的东、南、西都有关厢，东关长约800米，西关长约1000米，南关长约600米。宋本《上京朵咏》称：“西关轮舆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元史·河渠志》有“大西关南马市口”的记载，可知西关有马市，或为商业区；东关近皇城，帐房错落，或为前来朝觐诸王安置部众的所在。 　　传说刘秉忠建城时，曾作法驱龙，并立铁幡竿镇之。上都城遗址西北哈灯台山发现一块长2．1米、宽1．1米、厚0．6米的白石条，石条一面正中并排凿有两个小洞，石条当是一种树竿座，可能是铁幡竿的座基。现在，铁幡竿已成为上都的名胜之一。 　　上都城外有离宫，称西内。有昔刺斡耳朵，又称棕殿、棕毛殿。昔刺，蒙古语，意为黄；斡耳朵即宫帐、营帐，昔刺斡耳朵即“黄色的营帐”。这里是元举行大宴的地方。此外，上都附近还有专供皇帝巡幸时打猎的场所三不刺和东、西两凉亭。 　　蒙古王公贵族大聚会时，要举行“诈马宴”，也称“只孙宴”。这是一种规模最大，费用最多，最为隆重的宴会。只孙，蒙古语，意为颜色。诈马，波斯语，意为外衣、衣服。凡有资格参加这种宴会的人，都有皇帝赐与的织金文衣。届时，他们必须按统一规定，穿上皇帝赐与的同种颜色的服装，按尊卑次序就座。臣僚被赐只孙衣，能参与只孙宴也是地位和荣誉的象征。汉官周伯琦对此有详细的记载⑧。 　　两都制确定后，忽必烈每年春夏至上都，秋冬回大都。上都虽为陪都，却因皇帝有半年时间驻跸于此，而具有实际上的政治地位。忽必烈行汉法后，遭到守旧派诸王的不满与反抗。但时势使然，不得不尔。为了更好地维护黄金家族的团结，进而巩固元朝的统治，忽必烈也必须充分照顾蒙古贵族的习惯和利益，上都是他加强对草原地区的统治和维系与蒙古贵族关系的渠道，这里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保留了更多的草原文化特点和蒙古旧俗。每年二、三月，皇帝驾幸上都，九月前后，返回大都。 　　在上都的政治活动主要有举行忽里勒台和正常的政事处理。忽里勒台的内容有公推大汗，举行大汗即位仪式，宣读先朝圣训，对诸王、公主和各部首领等进行赏赐，然后是大宴会（只孙宴）。 　　皇帝巡幸上都，中央机构的主要长官也需随驾，在上都继续辅佐皇帝，议理朝政。一些重要的衙属，在上都均设有分支机构。如中书省上都分省，御史台上都分台，翰林院上都分院等。“天子时巡上京，则宰执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职分官扈从”⑨。“各行省宣使并差官起解一应钱粮，常典至京又复驰驿上京飞报”⑩。 　　上都地区农业毕竟不甚发达，皇室、百官所需则仰赖大都转输与和籴，上都建有规模宏大的仓库万盈仓和广积仓，储粮不下三四十万石，足以供应上都官民所需。 　　为了保障上都与大都间的密切联系，元朝在两地间设有驿道，建有驿站。周伯琦说：“大抵两都相望，不满千里，往来者有四道焉，曰驿路，曰东路二，曰西路。东路二者，一由黑谷，一由古北口。”“古北口路东道，御史按行处也”；黑谷辇路，“每岁扈从，皆国族大臣及环卫有执事者，若文臣仕至自首或终身不能一至其地也”。 　　驿路全长约800余里，自大都建德门（今德胜门小关）出发。途经昌平县、新店、居庸关、榆林驿（今北京延庆县康庄附近榆林堡）、怀来县（今河北怀来县东，其地已为官厅水库淹没）、统墓店（今怀来县土木堡镇）、洪赞（今怀来县杏林堡南东、西洪赞）、枪杆岭（又称桑干岭，今长安岭）、李老谷—尖帽山（枪杆岭北10余里为李老谷，行经谷中，过谷后即可望见尖帽山）、龙门站—雕窠站（今长城南龙关、雕鹗堡）、赤城（今属河北）、云州（今属河北）、独石口、偏岭—担子洼（独石口西行40里至偏岭，为草原与谷地的分界）、牛群头（今河北沽源县南10余里）、察罕脑儿（意为白海，在今河北沽源县北数里）、李陵台（今正蓝旗西南的黑城子）、桓州、望都铺（或即南坡店，在上都西南约30余里），过滦河即达上都。此驿路又为岭北至大都官道的一段，岭北诸王朝会，使臣、官吏、军队往返，粮食和各类物资的转输，都需经此驿路。而因途中有枪杆岭，以俗传真龙天子不上枪杆，故皇帝决不走此路。 　　东道长750余里，设18处捺钵。出建德门，经大口（或在今北京市海淀区北境）、黄堠店、皂角、龙虎台（今昌平县西北辛店）、棒槌店（今居庸关北）、官山（今独山）、车坊（今北京市延庆县东）、黑谷（今名黑峪口）、色泽岭（今名佛爷崮）、程子头、颉家营、沙岭（当在今沽源县境丰元店附近）、失儿八秃（蒙古语，意为有泥淖，即牛群头）、郑谷店（即察罕脑儿行宫纳钵）、泥河儿（明安驿纳钵）、双庙儿（李陵台驿纳钵）、南坡店（望都铺纳钵）。此为皇帝赴上都路线，寻常人不得由此路行，其两端与驿路相合诸地置有驿站，其余路程则只有纳钵而无需置驿。故官山至沙岭间无驿站。御史按行虽由东道，但与此略有不同，出京走顺州、檀州、古北口、宜兴州（今河北滦平县北兴州小城子），沿滦河而上至东凉亭，达上都。 　　古代风景画鉴赏西路出京由大口、黄堠店、皂角、龙虎台、妫头、怀来、统墓、阻车（雷家店，今河北怀来西）、丰乐（今新保安附近）、鸡鸣山（在今河北怀来下花园南边）、宣德府（今河北宣化）、沙岭、得胜口（今河北张家口市东北宣平堡北14里）、野狐岭（今河北张家口西北膳房堡北）、兴和路（今河北张北县）、忽察秃（意为有山羊处，在张北西20里处）、回回柴（蒙古语名为忽鲁秃，意为有水泊，在内蒙古太仆寺旗宝昌境内）、苦水河儿、遮里哈剌（今河北张北安固里淖）、盖里泊（达里诺尔）、郑谷店、泥河儿、六十里店、南坡店，至上都。由于两都间有几条路沟通，联系密切，上都所需不乏。 　　皇帝巡幸时乘象舆（又称象辇），即由四只大象驮负的大型木轿。轿上插有旌旗，外包狮子皮，内有金丝垫，每象有驭者一人。行至狭窄处，则独乘一象或乘坐由两象驮负的象辂。 　　皇帝出大都，择吉日起驾，大都百官送至大口；回銮，再至大口恭迎。 　　上都将蒙古草地与中原汉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京师大都。因而在元朝统治期间，这里发生了不少惊人心魄的政治事件。 　　至元四年，战败的阿里不哥在这里晋见其兄；十一年至十六年，元朝灭宋的方略大都在这里制定；十三年，忽必烈在这里接受南宋少帝与太后的朝见；而在整个平定西北诸王的叛乱中，这里又是元军的大本营和军需供应基地；在这里，汉臣们不只一次弹劾过阿合马、卢世荣，桑哥则被处死于此地；成宗在这里战胜了乃兄甘麻剌登上了皇帝宝座；武宗处死了反对者当了皇帝；英宗在此被杀；文宗在此制定了谋杀其兄的计划。凡此种种，适足以证明其在元朝政治生活中地位之重要。 　　正因如此，终元之世，这里一直是“富夸塞北”的草原第一大城市。元顺帝至正十八年（1358），红巾军北伐，关先生、破头潘、刘二等由大同进兵上都，“焚官阙，留七日，转略往辽阳，遂至高丽”。使这座积百年之力建起的城市及其殿阁化为灰烬。自此，宫阙残破，大驾不复时巡。顺帝北归后，曾一至上都，而所居却是“行殿”，足见上都建筑已被破坏无余。明、清两代，并未重加修葺，这里又变成了游牧的草场，使繁华一时的上都，空余“禾黍”之叹。 　　注释①陈高华、史为民《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 　　②《金史·地理志上》桓州条下载，曷里浒东川，更名金莲川，世宗曰：“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义也”。 　　③孔齐《至正直记》卷一。《上都避暑》称，相传刘太保迁都时，因地有龙池，不能干涸，乃奏世祖当借地于龙，帝从之。是夜三更雷震，龙已飞上矣。明日以土筑城基。 　　④《元史·世祖纪一》。 　　⑤《元史·世祖纪二》；《元史·地理志》栽：“五年，以阙庭所在，加号上都，岁一幸焉。”与本纪不同，此从本纪。 　　⑥参见《元上都》；贾州杰《元上都调查报告》。载《文物》1977年第5期；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编《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2年。 　　⑦参见《元上都》，胡助《滦京朵泳十首》，杨允孚《滦京杂咏》，周伯琦《扈从上京宫学纪事绝句二十首》，郑彦昭《上京行幸词》等。 　　⑧周伯琦《近光集》卷一《诈马行》载：国家之制，乘舆北幸上京，岁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济孙翠珠珍宝衣冠腰带，盛饰名马，清晨自城外各持彩杖，列队驰入禁中。于是，上盛服御殿临观，乃大张宴为乐，唯宗王、戚里、宿卫、大臣前列行酒，余各以所职叙坐合欢，诸坊奏大乐，陈百戏，如是者凡三日而罢。其佩服曰一易。大官用羊二千，马三千，它费称是，称之曰济孙宴。济孙，华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诈马宴。 　　⑨黄缙《黄金华先生文集》卷八，《上都御史台殿中司题名记》。 　　《折津志辑佚·岁记》。 　　周伯琦《扈从集·前序》。 　　《元史·顺帝纪八》。 　　大都兴建1215年，蒙古军占领金中都，改中都为燕京。将金朝府库所积，全部运往漠北。城市遭到很大破坏。 　　蒙古占领之初，燕京的秩序很不稳定，官吏残暴，盗贼充斥，使臣征索百端，燕民甚以为苦。太宗时，虽曾用耶律楚材的建议，一度使秩序有所好转，但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忽必烈开府漠南时，燕京的地位开始有了变化的转机。潜邸的儒臣们鼓动忽必烈将治理的重点转入中原，甚至一些蒙古贵族将领也支持这一主张。木华黎之孙霸突鲁就主张以燕京为大汗驻跸之所①。忽必烈即位后，郝经正式提出都燕的主张，理由是“燕都东控辽碣，西连三晋，背负关岭，瞰临河朔。南面以莅天下”②。 　　在与阿里不哥争夺天下的斗争中，燕京起了重要作用。蒙哥死后，阿里不哥及其支持者曾企图将燕京作为他们控制汉地的据点，派遣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京，按图籍，号令诸道，还在燕京周围地区大肆扩兵，准备阻挡忽必烈回军。忽必烈在当年年底赶回燕京，消除了阿里不哥的势力，控制了这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稳定了汉地的形势。忽必烈在燕京住了几个月，作了必要的布置和准备。1260年春，前往开平，纠集自己的拥护者举行了忽里勒台，建立了与阿里不哥对峙的大蒙古国政权，兄弟间爆发了争夺汗位的战争。忽必烈依靠汉人臣僚、汉军和部分蒙古贵族将领的支持，以燕地丰富的物质资源为后盾，战胜了阿里不哥，取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为了控制漠北，他不能放弃开平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为了控制汉地，他同样也不能忽视燕京的作用。于是他把中央行政机构设在开平，在燕京设行中书省。中统四年（1263）改开平为上都，而以燕京为陪都。第二年（至元元年，1264），在中书省臣的要求下，改燕京为中都③。忽必烈即位后，改变了太祖至蒙哥时期以漠北为统治中心的治国方针，开始逐步按汉制制定和完善官制，并大力经营都城。至元四年（1267），在中都东北建立新城。至元八年（1271），大蒙古国正式定国号为“大元”。第二年（1272），命中都新城名为大都，于是大都成为京师，而上都降为陪都。统治中心的南移引起了部分守旧派贵族的不满，他们遣使责问说：“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如何？”④忽必烈并未动摇，他遣使向他们解释，大都的建设仍旧按部就班地进行。 　　耶律楚材像同上都一样，大都新城的建设也是逐步进行的。中统元“建两京殿宇，始置司以备工役”，所置祗应局，下设油漆书局、销金局、裱褙局等。二年，置修内司，“掌修建宫大都造作等事”，下设大、小木局、泥厦局、车局、妆钉铜局、竹作局、绳局等；中统四年，色目人亦黑迭儿丁建治琼华岛。至元元年，又在修葺故宫建筑的基础上，决定大规模建设新宫殿。 　　当时，最先修建的是广寒殿。它是在金朝离宫广寒殿的废墟上建造的。第二年（至元二年），命工匠制作了巨大的酒瓮——渎山大玉海，置于广寒殿。以此为起点，琼华岛上的工程陆续展开。 　　在重建琼华岛上的广寒殿工程的同时，忽必烈也着手准备相地另建新城。新城址选定在旧城东北。参与设计、建造的除刘秉忠外，尚有赵秉温、张柔、张宏略、段桢，蒙古人野速不花，渤海人高谡和色目人亦黑迭儿丁。河北曲阳石工杨琼对大都的兴建也作出了贡献。他家世代为石工，他本人从小就学习雕石工艺，“能自出新意，人莫能及”⑤。他奉召参与大都兴建工程，负责管理石匠。城郭宫殿的许多石雕，都出自他手，灵星门内金水河上的三座石桥（周桥），就是由他设计建造的。 　　至元四年正月丁未（1267年2月14日），新城正式破土动工。十三年（1276）完成，历时近10年。二十年（1283），城内的修建工程基本完成，元政府将旧城的衙门、商铺和税务机关迁入新城。二十一年（1284），建立了管理大都的机构留守司和大都路总管府。二十二年（1285），制定了旧城居民迁入新城的规定⑥，大规模的搬迁工作开始。 　　大都城呈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周围长约28600米。明营建北京城时，北墙南移，因此，大都城的北墙和东西墙的北段，均被废弃，现在，德胜门外尚保留有元代北墙的部分遗址。东、西两城的南段与明清两代北京城东、西墙一致，南墙约在今长安街南侧。城墙用夯土筑成，夯土中用“永定柱”（竖柱）和经木（横木）加固，基部宽24米，城墙的基宽与高和顶宽的比例是321⑦。 　　全城共设十一门，东、西、南各三，而北面有二。东三门为光熙门（今和平里东，俗称广熙门）、崇仁门（今东直门）、齐化门（今朝阳门）；南三门是文明门（今东单南，又称哈达门，“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⑧。后世把崇文门也称作哈达门，实则崇文门在哈达门址之南）、丽正门（今天安门南）、顺城门（今西单南）；西三门是平则门（今阜成门）、和义门（今西直门）、肃清门（今学院路西端，俗称小西门）。十一门象征哪吒三头六臂两足：南三门为三头，东、西六门为六臂，北二门为两足。这可能是设计者刘秉忠的主意。刘秉忠既为僧，也宗道，还精通“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⑦，由他作出这种设计安排是很自然的。蒙古贵族对各种学说、各种思想能兼收并蓄，忽必烈对这一设计也是容易接受的。 　　大都城四角各有角楼，城外有护城河。 　　大都全城规则整齐，井然有序。它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的灵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和厚载门，经万宁桥（又称海子桥，即今地安门桥），直达城市中央的中心阁。中心阁西15步，有一座“方幅一亩”的中心台，台正南有石碑，刻有“中心之台”四字，这就是大都城的中心所在。“在城市设计和建造时，把实测的全城中心作出明确的标志，这在我国城市建设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创举”。 　　中心阁在今北京城内鼓楼以北。中心阁和中心台之西就是当时的鼓楼，也叫齐政楼。鼓楼上有壶漏、鼓、角。壶漏是计时的仪器，钟鼓为报时的工具。 　　大都的街道纵横竖直，互相交错。相对的城门之间，都有宽广平直的大道。全城的街道都有统一的标准，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贵族、功臣主要住西城。当达官贵人们占据了合适的地方住定之后，才允许普通百姓作室。 　　元朝中央的统治机构中书省在丽正门内，千步廊东。枢密院在皇城东侧。御史台在文明门内、皇城以东不远的地方。 　　大都的管理机构大都路总管府和负责大都治安的警巡院，在全城中央，中心阁之东。 　　全城有50坊，坊各有门，门上署有坊名。全城有两个商业区——市，一个在皇城之北，钟鼓楼周围地区；一个在皇城之西，紧靠海子的斜街。 　　大都的水道分为两个系统，一条是金水河，为宫苑用水。一条是高梁河、海子、通惠河，为漕运系统。城内还有完整的排水系统，南北主干大街两旁的排水渠，是用石条砌成的阴渠。宽1米，深1．65米，有的地方覆盖有石条，其排水方向则与城市自北向南的地形坡度一致。 　　大都的皇城在城市的中央地区。它的东墙在今南北河沿的西侧，西墙在今西皇城根，北墙在今地安门南，南墙在今东西华门大街以南。 　　皇城三面临水，南面有门称灵星，它南与丽正门相对。两门间是宫廷广场，广场两侧有长约700步的千步廊。 　　将宫廷广场置于皇城南而不是沿袭前此广场在宫城正门之南的布局，在建筑设计上是一大突破，“它加强了从大都城正门到宫门正门之间在建筑上的层次和序列，从而使宫阙的布置更加突出，门禁更加森严”⑩。 　　皇城北墙东北段和东墙外有通惠河，西墙和北墙西段为金水河。金水河在西墙南端入皇城，在灵星门北数十步，河上有石桥三座，称周桥。桥身雕有龙风祥云，桥周遍植杨柳。 　　皇城内围绕着中心太液池有三大建筑群：宫城、隆福宫和兴圣宫，此外还有御苑。 　　宫城在皇城的东部，呈长方形，有南三、东西北各一共六门。南门正中者为崇天，左为星拱，右为云从；东门为东华，西门为西华，北门为厚载。宫城东、西墙与今故宫东、西墙相近。北墙当今北海少年宫前。 　　宫城内的建筑分南北两大部分。南面以大明殿为主，北面以延春阁为主。大明殿、延春阁与紧靠延春阁的清宁宫，成一直线，坐落在全城的中轴线上。 　　大明殿又称长朝殿，建成于至元十年（1273），是举行重大仪式的地方。凡皇帝登基、元旦、庆寿等重大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大明殿内，设有“七宝云龙御榻，白盖金缕褥，并设后座”。元朝与历代不同的是凡遇大典，帝后同登御榻，接受朝拜。这是蒙古族的传统，元代的皇后可以参与政事的处理。皇帝死后，常常由皇后暂理朝政。 　　御榻前，陈列着自动报时的七宝灯漏、酒瓮和乐器。在宫殿中陈列酒瓮，也是元朝特有的规矩，除大明殿外，其他宫殿也有，如广寒殿的渎山大玉海。 　　大明殿后为延春阁，阁下称延春堂，是举行佛、道等宗教仪式和宴会的地方。大明殿和延春阁的后面都有寝殿。延春阁后为清宁宫。宫城后墙的厚载门上也有高阁，其上可表演歌舞。 　　宫城北为御苑，种植花木，以供观赏；还有用以劝农的“熟地”。 　　宫城西为玉液池。池中满栽鞭蓉，有龙船可供游戏。池中有两小岛。南者为瀛州，即今团城的所在，上有仪天殿，也称圆殿。北面者为琼华，至元八年改称万岁山。山上有大都城建设最早的广寒殿。 　　太液池西有两组大的建筑群，南面者为隆福宫，北面者为兴圣宫。隆福宫为皇太子的居处，也称太子宫或东宫。主要建筑是天光殿。后来，因皇太后居此，遂改名隆福。兴圣宫的主要建筑是兴圣殿。殿后有延华阁，东、西鹿殿，畏吾儿殿和其他附属建筑。兴圣宫内有专门收藏图书的奎章阁（后更名为宣文阁）。 　　“元代宫殿的建筑形式和基本结构是以汉族传统为主的，但同时也吸收了我国各兄弟民族在建筑方面的一些特点，在技术、结构、材料以及建筑装饰方面都有一些创造”。 　　新城建成后，原来的燕京城就被称为旧城。因为新城在北，故新城也称北城，旧城则称南城。大多数居民迁入新城，旧城逐渐衰落。但南城有许多名胜古迹，是游览的好地方。故大都居民岁时游观，仍以旧城为盛。大都西郊外，有著名的风景区西山。 　　作为京师，大都的居民包括了多种民族成分。汉族依然占绝大多数，蒙古族也为数不少，此外，还有畏吾儿、回回等色目人。西郊有一个畏吾儿人聚居处，被称为畏吾村，即今天的海定区魏公村。畏吾人阿里海牙就埋葬在高梁河畔。 　　作为政治中心的大都，同上都一样，也发生过若干政治事件。灭宋后，元朝帝、后以招待宋帝的名义在广寒殿举行了十次规模盛大的庆功筵会。被俘的南宋宰相文天祥被关押在兵马司监狱，终因不屈被杀，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烈诗篇。至元十九年，这里发生了千户王著痛杀敛财害民的阿合马的大快人心的事件。泰定皇帝死后，两都间又发生了居守上都称帝的泰定之子与据守大都的元文宗间的两都之战。元朝末年，顺帝放弃大都逃往草原，这里又成了明燕王的王府所在。明成祖迁都后，它又成了明清两代的都城。今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都城，这座古城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注释①参见《元史·霸突鲁传》。 　　②郝经《便宜新政》，《郝文忠公集》卷三二。 　　③《元史·地理志》：世祖至元元年，中书省臣言：“开平府阙庭所在，加号上都，燕京分立省部，亦乞正名。”遂改中都，其大兴府仍旧。 　　④《元史·高智耀传》。 　　⑤陈高华《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 　　⑥《元史·世祖纪十三》：至元二十二年二月，“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师者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 　　⑦《元大都的勘探与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 　　⑧朱彝尊《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五引《析津志》。 　　⑨《元史·刘秉忠传》。 　　⑩陈高华《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 　　柯九思《宫词》，《草堂雅集》卷一；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陈高华《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 　　海都、都哇之乱海都是窝阔台第六子合失的儿子，他在成吉思汗的斡耳朵（帐殿）长大，曾在蒙哥汗处效力。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夺中，他站在阿里不哥一边。至元元年，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后，他回到叶密立。 　　成吉思汗忽必烈为商讨如何处置阿里不哥，曾向钦察汗别儿哥、察合台汗阿鲁忽、伊利汗旭烈兀和窝阔台后王海都发出邀请，前三汗虽表示将在至元四年前来，但不久却相继去世，海都则以“牧马尚瘦”，借故拖延。这时，忙哥帖木儿、木八剌沙和阿八哈分别继承了钦察、察合台和伊利汗国的统治权。 　　成吉思汗时期，窝阔台受封别失八里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由于他的子孙阴谋背叛蒙哥，除河西以凉州为中心的阔端封地及其军队外，窝阔台后裔的军队都被剥夺和重新分配了。但海都曾在蒙哥身边效力，并且“是一个聪明、能干而又狡猾的人”，他竟然“设法从各处征集了二三千军队”，把自己重新武装起来①。 　　海都因支持阿里不哥未遂而对忽必烈心存不满和疑惧，他一方面抓紧扩充自己的实力，一方面与术赤后王改善关系，乘机占有了窝阔台原来的封地，割据自雄。并秣马厉兵，扩大实力，准备武装反叛。 　　海都的所作所为无疑会引起蒙古大汗的注意，但刚刚平定了李碹和阿里不哥之乱的忽必烈不愿连续用兵，与本家族成员再开战火，他一方面争取以和平的方式解除海都的威胁，加强国家对西北和中亚地区的控制②，一方面同钦察、察合台汗国建立联系，意在结成共同制约海都的联盟。 　　首先，他派遣长期在自己身边并能“出色地履行职责”的察合台四世孙八剌（察合台曾孙，木秃坚的儿子哈剌旭烈之子）前往河中，辅助木八剌沙。八剌到达后，废黜了木八剌沙，自己作了察合台汗国的君主，并按照忽必烈的意图，聚集兵力，准备进攻海都。同时，他选任聪慧辩识、办事果决的任拔都封地平阳地区达鲁花赤的乃蛮人铁连出使钦察、窝阔台汗国，并指示铁连先至钦察汗忙哥帖木儿处，与术赤后王结盟后，再至海都处。铁连既奉命，欲直造海都境，视其虚实，然后议于诸王。副者弗从，曰：“上命我辈先议于王，今遽造敌境，不可。”铁连曰：“亲承密旨，汝辈违则当诛。”副者惧而从行。即至，海都日召宗亲宴饮，将伺其隙谋害之。铁连乃厉声斥之曰：“且食，勿语！望语言脱口，相摭为罪耶！”良久，海都曰：“直哉！”海酒半，铁连求衣为欢，海都嘉其雄辩，将解与之，其妃止之，以皮服二袭付之。因语其属曰：“为使者当如是矣。”厚赠以行。既至拔都蒙哥铁木王（即拔都孙忙哥帖本儿——引者注）所，具告以故，王曰：“祖宗有训，叛者人得诛之。如通好不从，举师以行天罚，我即外应掩袭，剿绝不难矣。”铁连还，悉以事闻，因言于帝曰：“海都兵繁而锐，不宜速战，来则坚垒待之，去则勿追，自守既固，则无虑矣。”帝深然之。 　　八剌按照忽必烈的意图，掌握了察合台汗国的统治权；铁连的出使又得到了钦察汗配合讨叛的承诺，忽必烈成功地争取到了钦察汗和察合台汗的支持与合作，孤立了海都。同时铁连也掌握了海都的动向，并提出了所以制服海都的措施。忽必烈采纳了铁连的建议，虽然海都反状已明，却没有先事兴兵讨叛。“海都觇伺拔都王（即钦察汗忙哥帖木儿——引者注）为备已严，意乃帖然”③。 　　但是，海都仍担心同时也不甘心受到忽必烈的威胁，至元三年（1266），他进入高昌王境内，骚扰并掠夺了亦都护的属民。五年（1268），又击溃并洗劫了他们附近的、依附于（蒙哥合罕之子）玉龙答失的纳邻，再次引兵东向，进入高昌王境。忽必烈自岭北发兵，迎击海都于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乘胜追至阿力麻里。钦察汗忙哥帖木儿和察合台汗八剌也按照忽必烈的意图，聚集力量进攻海都。腹背受敌的海都兵败后先与忙哥帖木儿讲和，然后集中兵力迎击八剌。在胜负难分的情况下，窝阔台的孙子钦察斡忽勒居中调停，使他们停止互相攻击并结成了安答。此后，察合台、窝阔台两系联合攻打伊利汗阿八哈。在与阿八哈的战争中，八剌溃败并向海都求援。海都又乘机掠夺了八剌的财产并控制了察合台汗国。 　　至元七年（1270），八剌死，海都主持了八剌的丧事，先后立尼克拜和不花帖木儿掌管察合台汗国事务④。八剌和阿鲁忽诸子不服，举兵攻击海都，察合台与窝阔台后裔间再一次爆发战争。八剌长子伯一帖木儿和阿鲁忽的儿子出伯、合班投奔了忽必烈，后来，贵由的孙子察八忒也离开了海都，带着一些异密归附了忽必烈。不花帖木儿死后，由海都主持，又将察合台国的统治权交给了八剌的儿子都哇（《元史》又作笃哇、都瓦、朵哇）。察合台汗国又成了海都与蒙古大汗对抗的同盟。 　　鉴于海都势力的扩张，忽必烈一方面遣使令其罢兵，一方面加强了漠北和林和西北别失八里、火州、斡端等地区的防务。他派遣户部尚书、宗正府扎鲁火赤（扎鲁忽赤）畏吾儿人昔班出使海都，“使之罢兵，置驿来朝”。又于至元七年，以永兴府达鲁花赤汉人刘好礼为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益兰等五部断事官，治益兰。好礼“即于此州修库禀，置传舍”⑤，迁入中原的农民、军人进行屯垦，设工匠局管理迁入的工匠，意在将这一地区建成防御西北诸王的根据地。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派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南木合）驻守阿力麻里。十年（1273），尼克拜与海都相攻，元军又乘机进兵察合台封地。 　　十一年（1274），元朝在天山南北的别失八里、斡端（又做忽炭，今新疆和田）、鸭儿看（叶儿羌，今新疆莎车）、沙州（今甘肃敦煌）等处置水陆驿站，加强西北与内地的交通往来，以便及时支援前线。 　　十二年（1275），叛军至漠北，围皇室祖陵。三日不去。八月，忽必烈再命那木罕率诸王镇守漠北，总领诸军，命木华黎四世孙、丞相安童辅佐，备御海都。随同镇守的还有诸王阔阔出（忽必烈第八子，那木罕弟），蒙哥的儿子昔里吉（又作失列吉、习列吉、失列及、失里吉、昔列吉、昔里吉、昔里——引者注），阿里不哥的儿子玉木忽儿（又作药木忽儿、约木忽儿、要木忽儿、要不忽儿、要忽儿、要木忽而、要木忽尔、要术忽尔、药木忽尔、岳木忽、岳木忽而、岳木忽尔、籰木忽尔——引者注）、灭里帖木儿（又作明里帖木儿、明里铁木儿、明理帖木儿、灭里铁木儿、灭里铁木尔），大汗诸弟岁哥都的儿子脱黑帖木儿（又作脱脱木儿、脱帖木儿、脱铁木儿、脱脱木、脱别铁木）、斡鲁忽台（又作兀鲁兀台），以及斡惕赤斤的孙子、忽必烈从弟察剌忽（又作札剌忽）等。但蒙哥和阿里不哥诸子对忽必烈一向不满，他们无意讨叛，却千方百计寻找机会脱离他。 　　十三年（1276）脱黑帖木儿、昔里吉、玉木忽儿、灭里帖木儿等相约叛乱。元将八鲁浑、粘闽相应，并率所统兵投奔海都。宗王牙忽都率兵追袭，擒八鲁浑。叛乱的主谋脱黑帖木儿，以帝位诱惑昔里吉说：“帝位将归于你，合罕使我们和我们的父亲们受了多少侮辱啊！”“我们把那木罕和安童那颜抓起来交给敌方吧。”于是他劫持了北平王那木罕、诸王阔阔出、牙忽都和丞相安童，将皇子送往钦察汗忙哥帖木儿处，将安童送给海都，希望借此与海都结成共同反抗忽必烈的联盟。他们遣使说：“你们有大德于我们，我们对此不忘，现将企图攻打你们的忽必烈合罕的宗王和异密们送交给你们；咱们不要互相算计，要联合起来打退敌人。”但海都没有同他们结盟，却企图利用他们在漠北牵制元军，以减轻本身受到的压力。他回话说：“我们很感谢你们，我们正希望你们这样做，请留驻于原地，因为（你们）那里水草很好。”⑥他们受海都的指使向窝阔台、察合台的斡耳朵进攻，扬言拔都的儿子们、海都和宗王们正带领大军从后面赶来，迫使游牧于那里的蒙古部落迁徙。 　　秋天，昔里吉等进犯漠北，抄掠诸部，掠祖宗所御大帐，占领吉利吉恩，俘虏益兰等州断事官刘好礼。 　　十四年（1277），叛王分道东进。四月，驻牧应昌（今内蒙古阿巴哈纳尔旗东南）的弘吉刺部首领只儿瓦台（又作只儿瓦歹、只里瓦歹、只里瓦带、只里斡台、只儿瓦台、折儿瓦台）起兵响应，围忽必烈之女囊加真公主于应昌城中。忽必烈急调诸王伯木儿、彻彻都，中书左丞博罗欢等北上，以伯颜统军讨伐昔里吉等。博罗欢等在应昌大败叛军，擒获只儿瓦台。 　　昔里吉等越过杭海岭（今杭爱山），右丞相伯颜与诸王别吉里迷失、兀鲁兀台与钦察将领土土哈（秃秃哈）、阿速将领伯答儿领兵往讨。先后与叛王战于纳兰不刺、秃兀刺河（今土拉河）和斡欢河（今鄂尔浑河）。斡欢河之战，双方“夹水而阵，相持终日”，被叛王劫持的诸王牙忽都与土土哈暗通消息，以为内应，从叛军内部扰乱其阵，伯颜等乘叛军军乱，“麾军为两队，掩其不备”，大败叛军，土土哈夺回被叛王掠走的祖宗大帐，昔里吉等溃逃。 　　十五年（1278），土土哈逾金山，击败叛军连结的外刺、宽彻二部，缴获大量羊马辎重。昔里吉败走也儿的石河，脱黑帖木儿等逃往吉利吉思。这年冬天，元以镇国上将军、汉军都元帅、女真人刘国杰领左、中、右三卫兵，戍守和林。元朝政府军又夺回了对漠北地区的控制权⑦。 　　十六年（1279），脱黑帖木儿领兵南下，袭击杭海岭东。元军主帅别吉里迷失采纳刘国杰的建议，趁其“全军而来，巢穴空虚”，直捣谦河。大军迅速占领谦谦州，追其部众至乌斯。脱黑帖木儿慌忙回军，大败于谦河。元军“俘获生口畜牧万计”。次年春，叛军再次东犯，又被击败。十八年（1281），叛军内乱。脱黑帖木儿屡被元政府军击败，求援于昔里吉，后者不应。脱黑帖木儿怨恨昔里吉，于是他又以帝位煽惑蒙哥的孙子撒里蛮（蒙哥子玉龙答失之子），玉木忽儿不从，遭到脱黑帖木儿的征讨。双方交战之际，脱黑帖木儿的军队倒戈投奔玉木忽儿，他本人则被玉木忽儿的军队俘虏，交到昔里吉处，被杀。撒里蛮也不得不投奔昔里吉。昔里吉将他送往术赤后王火你赤处。当他们途经撒里蛮封地时，被撒里蛮的部众劫获，并把护送他的人抓了起来。撒里蛮带着自己的军队拦截了昔里吉的辎重队，并命令将辎重送往大汗处。昔里吉率军前来攻打撒里蛮，他的军队却投奔了撒里蛮，昔里吉被撒里蛮所俘。玉木忽儿得知这一情况后，又调集军队与撒里蛮作战，他的军队也同样倒戈投降，玉木忽儿又作了撒里蛮的俘虏。于是，撒里蛮率领着自己的军队和俘获的叛王前去投奔大汗。途中，玉木忽儿以大量珍宝向斡惕赤斤后王行贿，得以中途逃脱。昔里吉则在撒里蛮之前到达，大汗没有接见他，而是将他流放到一个气候恶劣的海岛，后来，他便死在那里。撒里蛮则受到了礼遇，大汗赐给了他土地和军队，但不久他也死去了。后来，玉木忽儿投奔了术赤后王火你赤，灭里帖木儿投靠了海都⑧。 　　古代风景画鉴赏昔里吉等的叛乱打乱了元朝的平叛部署，破坏了元朝在西北地区的控制、经营。使海都得以乘机休养生息和扩充实力。于是，他打回了阿力麻里，并不时骚扰天山南北。为了遏制海都势力的东进，忽必烈不得不调整部署。至元十五年，他以虎符授八撒察里，命他掌别失八里畏吾城子里军站事，以朵鲁只佩金符掌彰八里军站事。十六年，四川西道宣慰使、副都元帅刘恩进位都元帅，率蒙古、汉军戍守斡端，置屯、田于甘州。十七年，遣阿老瓦丁率兵戍守斡端，命万户綦公直戍守别失八里，置镇北庭都护府；在火州置交钞提举司。十八年綦公直进驻别失八里，刘恩进兵斡端，元朝在西北的兵力增至十多万。以宗王阿只吉节制。又从阿只吉之请，自太和岭至别失八里置新站三十，以利于军情的传达和物资转运、供应。刘恩在斡端先败海都将领玉论亦撒所率万人，海都遣八把率众三万赴援。刘恩以寡不敌众撒军。 　　十九年（1282），海都得知元军已平定昔里吉之乱，乃遣那木罕等回，一方面谋求和解，一方面继续进兵斡端等地。 　　二十二年（1285），都哇率兵十二万围火州。声言：“阿只吉、奥鲁只诸王以三十万之众，犹不能抗我而自溃，尔敢以孤城当吾锋乎？”高昌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率众固守。叛军围城半年之久，城中粮将尽，都哇所部也师老兵疲。于是都哇射书入城，要求亦都护纳女讲和。他说：“我亦太祖皇帝诸孙，何以不附我？且尔祖尝尚公主矣。尔能以女与我，我则休兵；不然则急攻尔。”亦都护不得已忍痛将爱女送给都哇，叛军解围去。亦都护还镇火州，驻于哈密力之地⑨。 　　二十三年，海都再次发动攻势，綦公直率军迎击于马纳思河（今玛纳斯河），追击浸远，援军不继。海都设伏于洪水山（今新疆呼图壁县西南），元军中计，公直与别失八里屯田军总管、怀远大将军李进被俘，公直第五子瑷战死。李进从叛军行至掺八里（即彰八里，今新疆昌吉），遁还至和州（火州，今新疆吐鲁番东南），收散卒三百人，且战且行，还至京师。海都乘胜再至火州，进攻哈密力，亦都护大战，力尽而死。同年，忽必烈以伯颜代阿只吉总兵，以皇孙铁穆耳抚军，在别失八里置元帅府，遣侍卫新附军屯田戍守。 　　西北藩王和李璮的叛乱，使忽必烈痛感地方势力的发展对中央政权威胁之甚。于是，他在平叛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东道诸王的控制。这就又促成了东道诸王的叛乱。 　　至元二十四年（1287）三月，翰惕赤斤的后裔乃颜首先发动叛乱，并与海都早有往还。海都拟率军前来会合，形势顿趋严峻。忽必烈仍以伯颜驻守和林，割断海都与乃颜的联系，阻止海都东来，自己则率军亲征乃颜。 　　他遣博罗欢总探马赤军，调集忙兀、兀鲁、扎剌亦儿、弘吉刺、亦乞烈恩五投下部众先行。以玉昔帖木儿、李庭分统汉军扈从北征。 　　海都、都哇利用东道诸王叛乱的有利时机，也加紧了军事进犯。二十五年（1288），海都犯边，元派驸马昌吉，诸王也只列（也只里），察乞、合丹两千户，皆发兵从诸王出伯（术伯）北征。 　　二十六年（1289），晋王甘麻剌、大将土土哈与海都军战于杭海岭。“敌先据险，诸军失利”，甘麻刺陷入重围。“土土哈以其军直前鏖战，翼晋王以出。”海都乘胜北上，再次占领和林。和林为漠北重镇，屯粮所在，掌钱谷出纳的和林宣慰使怯伯、同知乃蛮带、副使八黑铁儿投叛，元朝政府军有遭到东西叛军联合围攻的危险，形势更加危急，七十四岁的老皇帝忽必烈再次亲征。他调集安童、伯颜、玉昔帖木儿、李庭等各路蒙古、汉军扈从。七月，忽必烈出师，海都闻讯远遁。元军收复和林，仍以伯颜居守。 　　二十九年（1292）秋，海都指使明理铁木儿犯边，伯颜奉命往讨。两军相遇于阿撒忽秃岭，“矢下如雨，众军莫敢登。伯颜令之曰：‘汝寒君衣之，汝饥君食之，正欲效力于此时尔。于此不勉，将何以报！’麾诸军进，后者斩，伯颜先登陷阵，诸军望风争奋，大破之。”时明理帖木儿败走，伯颜以轻骑追击，斩首二千余级，俘其众以归。 　　伯颜久在军旅，历经战阵，知己知彼，恩威并济，有丰富的指挥经验。他对海都等叛军，采取固守防御为主，征进与招抚兼施的策略。战术上以逸待劳，不轻易出击。使叛军在数次出击，长途行军中消耗有生力量，然后一举平定。当时，海都在多次骚扰边境，长途奔袭之后，其势已如强弩之末，力量消耗殆尽，平叛的胜利指日可待。但军中将领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意图，朝中又有人以“因仍保守”弹劾他，忽必烈本人也急于取得平叛的胜利。于是，至元二十九年，朝廷决定以玉昔帖木儿代伯颜。玉昔帖木儿前来接仁之际，恰值海都再次犯边。伯颜欲为朝廷除此大患，遂对玉昔帖木儿说：“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来，未晚也。”伯颜领兵出战，“与海都兵交，且战且退，凡七日，诸将以为怯，愤曰：‘果惧战，何不授军于大夫！’伯颜曰：‘海都悬军涉吾地，邀之则遁，诱其深入，一战可擒也。诸军必欲速战，若失海都，谁任其咎？’诸将曰：‘请任之。’即还军击败之，海都果脱去。”这次失机，又使海都得以自立数年。 　　玉昔帖木儿代伯颜后，元军展开了大规模攻势。当年秋，土土哈略地金山，获海都属户三千余，迁至和林。又向吉利吉思进兵。次年（至元三十年，1293）“师次谦河，冰行数日。始至其境，尽收其五部之众，屯田守之。”海都派兵来争，又被击败。到忽必烈去世时，海都的势力已被逐出按台山（即金山，今阿尔泰山）之外，实力也已大大削弱，与西北诸叛王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与分裂势力斗争多年的忽必烈还是没有看到平叛斗争的最后胜利。 　　成宗即位后，仍以大将土土哈率军居守，宁远王阔阔出（忽必烈子）抚军。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仅消耗了海都的军力，而且使部众、将领产生了厌战情绪，叛军内部再次发生分化，从海都叛者相继来归。元贞二年（1296），诸王药木忽儿也脱离海都，由土土哈陪同入朝。大德元年（1297），土土哈死，其子床兀儿袭父职继续领兵驻守漠北。床兀儿率军逾金山攻八邻之地，与海都将帖良台战于答鲁忽河，“帖良台阻水而军，伐木栅岸以自庇；士皆下马跪坐，持弓矢以待我军，矢不能及，马不能进。床兀儿命吹铜角，举军大呼，声震林野。其众不知所为，争起就马。于是麾军毕渡，涌水拍岸，木栅漂散，因奋师驰击，追奔五十里，尽得其人马庐帐。”回军，又与海都所遣援军孛伯遇，战于阿雷河。“河上有高山，孛伯阵于山上，马不利下驰。床兀儿麾军渡河蹙之，其马多颠踬，急击败之，追奔三十里，孛伯仅以身免。”二年，床兀儿又败都哇军于火儿哈秃之地。 　　连续大胜使诸王将领产生了骄傲轻敌情绪。大德二年秋，诸王将帅商议防边时，都认为“往岁敌无冬至之警，宜各休兵境上”。汪古部驸马、高唐王阔里吉思主张严兵以待，他说：“今秋候骑来者甚寡，所谓鸷鸟将击，必匿其形，兵备不可弛也。”这年冬天，叛军果然大规模进犯。阔里吉思以所部兵迎击，三战三克，乘胜逐北，深入险境，而后援不至，为叛军所俘，不屈而死。这是一次沉痛的教训，也是自那木罕被劫持后，元军最大的败仗之一。成宗使皇侄海山于军中代阔阔出总兵。四年，海山败海都军于阔别列之地。乃蛮带部落降。五年（1301），博尔忽之子太师月赤察儿奉命督师。海都大举犯边，元军分为五队，分别与海都战于迭怯里古（帖坚古、铁坚古山）、合剌合塔等地。月赤察儿自将一军，“被甲持矛，身先陷阵，一军随之，五军合击”，叛军大败。海都、都哇负伤退兵，海都死，将窝阔台汗国的事务托付给都哇。在都哇的主持下，海都长子察八儿掌管了窝阔台汗国。察八儿是一个瘦弱多病的人，他的继立，引起了海都诸子女间的不和，窝阔台汗国的势力进一步削弱。 　　大德七年（1303），都哇、察八儿、明理帖木儿相聚谋曰：“昔我太祖艰难以成帝业，奄有天下，我子孙乃弗克靖恭，以安享其成，连年构兵，以相残杀，是自隳祖宗之业也。今抚军镇边者，皆吾世祖之嫡孙，吾与谁争也？……不若遣使请命罢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以养，少者得以长，伤残疲惫者得以休息，则亦无负太祖所望于我子孙者矣。” 　　不久，都哇请降，月赤察儿不待奏闻，先遣使许其和，叛乱者逐渐来归。时明里铁木儿屯金山，十年（1306）冬，山领兵逾金山出击，月赤察儿以诸军继往，压之以威，啖之以利，明里铁木儿降。月赤察儿遣将至其部，尽收其部落。并乘胜掩击察八儿部落，俘两部人口十余万。 　　武宗至大元年（1308），都哇已死，月赤察儿遣使至朝，奏请安抚都哇子、察合台后王宽彻，以离间察八儿与察合台后王可能再结的联盟，使宽彻倾心朝廷；并请处诸降人于金山之阳，大军屯金山之北，即使降人有足够的牧地，又可解决军粮供给问题，加强讨叛的力量，得旨允准。后来，在元军的强大攻势下，察八儿、秃苦灭等叛王果然投奔宽彻，后者不纳，不得已向朝廷请降。历时四十余年的西北诸王叛乱终于平定。 　　注释①《史集》第二卷第一部分《记窝阔台的子孙》；《元史·地理六》。 　　②《元史·铁连传》：至元初，宗王海都叛，廷议欲伐之，世祖曰：“朕以宗室之情，惟当怀之以德，其择谨密足任大事者往使焉。”左右以铁连对，遂召见，语及大事。铁连应对称旨。帝嘉其辩慧，曰：“此事非汝不可，然必先诣拔都铁木王所，相与计事而后行。”使二人副之。 　　③《元史·铁连传》。 　　④尼克拜又做尼克别、捏古伯，是察合台第四子撒儿班的儿子；不花帖木儿是察合台第七子合答海（合答黑、合答黑赤、合丹）的儿子，他们都是八剌的堂叔。 　　⑤《元史·地理六》。 　　 　　⑥《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忽必烈合罕纪》。 　　 　　⑦《元史·土土哈传》。 　　 　　⑧《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忽必烈合罕纪》。 　　 　　⑨《元史·巴尔术阿尔忒的斤传》。 　　⑩《元史·李进传》、《綦公直传》。 　　《元史·土土哈传》。 　　《元史·伯颜传》。 　　《元史·土土哈传》。 　　《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 　　《元史·博尔忽传》。 　　 　　第三十二章 　　 　　乃颜、哈丹之乱不王乃颜为成吉思汗幼弟斡惕赤斤四世孙。斡惕赤斤之后，他的儿子只不接管封地。只不以后，斡惕赤斤的两个孙子塔察儿和阿术鲁先后接管，阿术鲁之后，其子乃颜继立。 　　古代风景画鉴赏斡惕赤斤的封地在大蒙古国的东北地区，今大兴安岭西麓，即以建忒该山为中心的海拉尔河至哈尔哈河流域的呼伦贝尔草原。他的封地之东再没有蒙古部落，这就使他得以像术赤后王向西扩张一样向东扩展自己的势力。成吉思汗分封时，按照幼子守产的习俗，将其母诃额仑的民户、封地与斡惕赤斤分在一起，他们共有民户八千，是东道诸王中最大的兀鲁思。 　　成吉思汗西征期间，斡惕赤斤奉命留守，得全权处理国事。这时，他的势力可能又向东扩展至大兴安岭以东的塔兀儿河（今洮儿河）和那兀江（今嫩江）一带。世祖初年，斡惕赤斤后王塔察儿首建拥立之功，在忽里勒台上和商讨大事时，又经常站在合罕一边，故其本人和他的家族都享有很高的威望，被称为“东诸侯之长”。他们控制的地区也已到达松花江流域①。塔察儿甚至擅自派人到高丽收拾民户，由自己管领，这就不能不引起诸王与朝廷的矛盾和争夺。 　　乃颜继立后，朝廷与斡惕赤斤家族的矛盾日益尖锐。当时，辽东地区有不少宗王营帐，种人杂处其间，恃势相凌，“慊从狗马出，蹂民禾，民厌苦之。”②忽必烈吸取汉地军阀李璮和西北宗王叛乱的教训，对乃颜等东道诸王势九的增长不无戒备。乃颜后期，叛乱的倾向日益明显，与朝廷在辽东的争夺也日益激烈。至元二十三年（1286），“廷议以东北诸王所部杂居其间，宣慰司望轻，罢山北、开元等路宣慰司，立东京等处行中书省”③，初治辽阳，不久移至咸平（今辽宁开原）。东京行省设置的目的在于限制东道诸王势力向辽东的扩展，加强朝廷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它必然引起东道诸王的不满与不安。至元二十四年（1287）二月，与海都早有往还的斡惕赤斤后王乃颜纠合合撒儿后王势都儿（又作失都儿），合赤温后王哈丹（合丹、合丹秃鲁干、哈丹秃鲁干、哈答罕）、胜纳合儿（声刺哈儿、胜纳哈儿、胜刺哈等），阴谋发动叛乱。乃颜遣使征东道兵；忽必烈一方面下令诸王不得发兵。一方面遣右丞相伯颜前往观察其动向。伯颜“乃多载衣裘入其境，辄以与驿人。既至，乃颜为设宴，谋执之，伯颜觉，与其从者趋出，分三道逸去，驿人以得衣裘故，争献健马，遂得脱，驰还白状。”④四月，乃颜起兵叛。 　　忽必烈决定亲征。并采纳康里侍卫阿沙不花的建议，遣使分化东道诸王。阿沙不花受命游说宗王纳牙。他以乃颜已自归朝廷的假情报通告，纳牙遂不从乃颜反⑤。于是忽必烈部署亲征。 　　御史大夫、忙兀人博罗欢分析形势说：“昔太祖分封东诸侯，其地与户，臣皆知之，以二十为率，乃颜得其九，忙兀、兀鲁、扎刺儿、弘吉刺、亦其列思五诸侯得其十一，惟征五诸侯兵，自足当之，何至上烦乘舆哉？”⑥但忽必烈希望一举解决东道的问题，以便专力对付海都、都哇，遂决意亲征，并调五诸侯兵与汉将李庭所统汉军扈从。 　　五月，先遣也先传旨谕北京等处宣慰司，凡隶乃颜所部者，禁其往来，毋令乘马持弓矢。继令不鲁合罕总探马赤军三千先行。然后，忽必烈自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出发。六月，与叛军将领黄海、塔不台（塔不歹、塔不带）遭遇。双方战于撒儿都鲁（撒里秃鲁）之地。时“将校多用国人，或其亲昵，立马相向语，辄释杖不战，逡巡退却。帝患之”。浙西道儒学提举叶李筹划说：“兵贵奇，不贵众，临敌当以计取。彼既亲昵，谁肯尽力，徒废陛下粮饷。四方转输甚劳，臣请用汉军列前步战，而联大车断其后，以示死斗。彼尝玩我，必不设备，我以大众踣之，无不胜矣。”⑦忽必烈乘象舆临阵，“意其望见车驾，必就降。”但叛军强弓劲射，悉力攻击象舆，忽必烈不得不下舆乘马。司农卿铁哥献计称：“今彼众我寡，不得地利，当设疑以退之。”⑧于是忽必烈张曲盖，据胡床，铁哥从容进酒。塔不台按兵视伺，疑有伏，不敢进。李庭认为“其兵虽多，而无纪律，见车驾驻此不战，必疑有大军在后”，推测叛军当夜将遁去，于是“引壮士十人，持火炮，夜入其阵，炮发，果自相杀，溃散”⑨。于是命李庭将汉军，玉昔帖木儿将蒙古军，并进。 　　玉昔帖木儿等至乃颜地，留蒙古、女直、汉军镇哈剌河（今哈尔哈河）。选精兵扈驾，与玉昔帖木儿军一起至失刺斡耳朵（失刺，蒙古语“黄”，失刺斡耳朵意为“黄帐”，乃颜的营帐）。随驾的征东行，省右丞、高丽人洪茶丘“猝遇乃颜骑兵万余，时茶丘兵不满千，众有惧色。茶丘夜令军中，多裂裳帛为旗帜，断马尾为旄，掩映林木，张设疑兵，乃颜兵大惊，以为官兵大至，遂降。”⑩追击乃颜，获其辎重千余。前卫亲军都指挥使、阿速人玉哇失与叛王哈丹所领万人战，追至不里都伯塔哈之地（哈尔哈河与诺木尔金河交汇处之东的三角地带）。乃颜集结重兵十万，玉哇失陷阵力战，又败之。追至失列门林（绰尔河支流色勒必拉一带），擒乃颜，忽必烈下令将其处死。叛党魁首既已伏诛，忽必烈回銮，留玉昔帖木儿、诸王乃蛮台（乃麻歹、仍马带）、平章政事薛彻坚（薛彻干、薛阁干）等追剿余党，御史大夫博罗欢，钦察将领伯帖木儿，弘吉刺部人帖木儿、忽怜，安远大将军、安抚使、高丽军民总管、东征左副都元帅兀爱等从。 　　时，合丹势盛，薛彻坚等多次与战，不能取胜。忽必烈命忽怜前往增援，值薛彻坚等与敌战于程火失温之地，忽怜以二百人迎敌，败之。哈丹退走猱河（又作恼温江、那兀河、纳兀江、恼木连河等，今嫩江）。御史大夫博罗欢与乃颜将塔不台军战，转战二日，身中三矢，大破敌众，擒其驸马忽伦。与玉昔帖木儿合兵，擒塔不台。玉昔帖木儿麾下钦察将领伯帖木儿、高丽将兀爱等败乃颜兵于忽尔阿剌河，追至海刺尔河，又败之。乃颜将金家奴、别不古率众走山前，元军穷追不舍，再战于札刺马秃河，杀其将二人，追至梦可山（蒙可山），擒金家奴。 　　古代人物图七月，乃颜党诸王势都儿（失都儿）犯咸平，辽东宣慰使塔出遣使驰驿以闻。忽必烈命其领兵一万，与皇子爱牙赤同力备御。时女直、水达达（居住在牡丹江和黑龙江中下游一带的以渔猎为业的部族）官民与乃颜联结，塔出遂与麾下十二骑直抵建州，距咸平一千五百里，与叛将太撒拔都儿合战。当得知叛将帖哥、抄儿赤等将袭击爱牙赤时，又以数十人击退叛军千余，护爱牙赤渡辽水。乃颜军来袭，塔出射杀其将，击退追兵。驻于懿州。 　　二十五年（1288），皇孙铁穆耳行边，乃颜余党火鲁火孙、哈丹秃鲁干复叛，攻诸郡，诸王小薛与之相应。皇孙铁穆耳率土土哈、诸王乃蛮台（乃麻歹、乃马带）、爱牙哈赤、平章塔出、都万户阁里帖木儿等奉诏抚诸军进讨。钦察大将土土哈等击败叛王火鲁火孙（又作火鲁哈孙）于兀鲁灰，至哈剌温山（大兴安岭），夜渡贵烈河（又做龟刺儿河，今归流河），奔袭哈丹军。玉昔帖木儿率万户、弘吉刺部人帖木儿，洪茶丘子洪万等自贴列可转战至龟刺儿河、恼木连河（又作纳兀河，今嫩江）。伯帖木儿首战却敌，获其党驸马阿剌浑……至霸郎儿，与忽都秃儿干战，杀其裨将五人，生擒曲先儿。九月，往纳兀河东等处，大败敌军，“招集逆党乞答真一千户、达达百姓及女直押儿撒等五百余户”。时已隆冬，声言俟春方进，却出其不意，倍道兼行，过黑龙江，捣其巢穴，杀戮殆尽，哈丹秃鲁干遁去。伯帖木儿追哈丹至斡麻站、兀刺河等处，连败其党阿秃八剌哈赤军，转战至帖麦哈必儿哈，又败之。进至明安伦城（今黑龙江省龙江南），哈丹迎战，败走，追至忽兰叶儿，又与阿秃一日三战，手杀五人，擒裨将一人。至帖揭里，突袭哈丹，挺身陷阵，身中三十余箭而还。兀爱等败敌将古都秃鲁干于斡秃鲁寒。元军尽得辽左诸部，置东路万户府，哈丹窜入高丽境，侵挠西京，距辽阳二千里皆骚动。 　　二十六年（1289）正月，哈丹再入辽东，不时整军犯边。二月，攻胡鲁口（今黑龙江省大安北），开元路治中兀颜雅兀格战数日，败其军。四月，朝命塔海发忽都不花所部军，屯狗站北以御寇。六月，诸王乃蛮带败哈丹于托吾儿河（今洮儿河）。时胜纳合儿响应哈丹，海都又东来欲与东路叛王联兵，渡杭海岭，占领和林。七月，忽必烈再次亲征，海都遁去。伯帖木儿奉命西击海都，行至怯吕连河（克鲁伦河），值拜要叛，移师致讨，擒其党伯颜。薛彻坚与弘吉刺部人忽怜迎击东道叛王，哈丹等退走。东西叛王联兵反叛的危险解除，元军收复和林，以丞相伯颜居守。至此，哈丹的势力被逐出辽东，不得不在高丽境内栖身，并不时窜犯、袭扰辽东，劫夺驿站马匹，扰乱开元、水达达等处蒙、汉、女真人的正常生产、生活。 　　二十七年（1290）正月，哈丹余党自高丽再犯辽东，进攻海阳（今辽宁绥中南），元廷命高丽发耽罗兵干人讨之。四月，又攻海阳。五月，攻开元。八月，平昌政事阁里铁木儿率师与合丹战于瓦法（今吉林省磐石、海龙一带），大破其军。十二月，诏诸王乃蛮带、辽阳行省平章政事薛彻坚、右丞洪察忽，领蒙古军万人分戍双城及婆娑府诸诚，以防合丹兵，博罗欢俘哈丹二妃。元军在北部和西线都作了部署，哈丹的势力被局限在东南一隅，形势更加被动。 　　二十八年（1291）正月，元军主动出击，彻里帖木儿、伯帖木儿兵至鸭绿江，与哈丹子老的战，失利。忽必烈又命乃蛮台、薛彻坚等增援，仍以伯帖木儿为先锋。“薛彻坚军先至禅定州，击败哈丹。逾数日乃麻歹兵至，合攻哈丹，又败之。伯帖木儿将百骑追至一大河，虏其妻孥，追奔败北，哈丹尚有八骑，伯帖木儿只余三骑，再战，两骑士皆重伤不能进，伯帖木儿单骑追之，至一大山，日暮，遂失哈丹所在。” 　　三月，乃颜叛将牙儿马兀等同女直兵五百人追杀内附民，塔海将兵千人平之。十二月，哈丹大势已去，阁里带与玉昔帖木儿议，请继续增兵，一举平定乃颜余党，遂增辽东平叛兵千五百人。 　　二十九年（1292），在政府军的强大压力下，从叛诸王、将领相继归降，期议以其分隶诸王、将领，从军自效。东道诸王叛乱彻底平定。 　　注释①参见叶新民《斡惕赤斤家族与蒙元朝廷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②王恽《秋洞集》卷二九，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三。 　　③《元史·世祖纪十一》。 　　④《元史·伯颜传》 　　⑤《元史·阿沙不花传》载：乃颜反，诸王纳牙等皆应之。帝问计将安出。（阿沙不花）对曰：“臣愚以为莫若先抚安诸王，乃行天讨，则叛者势自孤也。”帝曰：“善，卿试为朕行之。”即北说纳牙曰：“大王闻乃颜反耶？”曰：“闻之。”曰：“大王知乃颜已遣使自归耶？”曰：“不知也。”曰：“闻大王等皆欲为乃颜外应，今乃颜既自归矣，是独大王与主上抗。幸主上圣明，亦知非大王意，置之不问。然二三大臣不能无惑，大王何不见上自陈，为万全计。”纳牙悦许之。于是诸王之谋皆解。 　　⑥《元史·博罗欢传》。 　　⑦《元史·叶李传》。 　　⑧《元史·铁哥传》。 　　⑨《元史·李庭传》。 　　⑩《元史·洪茶丘传》。 　　关于不里古都伯塔哈与失列门林的地望，参见姚大力《乃颜之乱杂考》，栽《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期。 　　《元史·伯帖木儿传》。 　　伯颜伐宋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面临着阿里不哥的挑战，为集中兵力平定阿里不哥，忽必烈遵守与贾似道达成的协议，撤回围鄂的蒙古、汉军，重新部署边境防务。他以史天泽为河南宣抚使，史权为江汉大都督，担任对南宋的防御，拒绝李璮出兵攻宋的建议。并采纳廉希宪“遣信使谕出息兵讲好”的建议①，于4月遣郝经为国信使使宋通好。 　　贾似道惟恐蒙古使臣的到来会使其谎报军功的实情暴露，遂囚郝经于真州（今江苏仪征）。忽必烈致书宋理宗和贾似道，陈述战和利害，并要求令郝经入见或放还本国，宋廷不应。为了专力对付内乱，忽必烈对宋廷的无礼虽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指责，声言“水陆分道并进，以为问罪之举”②，却并未对宋用兵。由于连续发生阿里不哥和李璮之乱，蒙古方面无力再开辟南方战场，不得不采取措施缓和与南宋的矛盾。自中统元年（1260）到至元四年（1267）的8年间，蒙宋战场相对平静。 　　中统初年，李埴曾多次要求出兵，为忽必烈所止。于李璮之乱发生后，宋曾派兵渡淮，夺取了毫、滕（今属山东）、徐、宿、邳等州。而叛乱平定后，蒙古军立即夺回了所失的7州4县，并将防线南移。但没有向南宋境内深入。 　　在川蜀战场，留守的密里火者和乞台不花被廉希宪派去的刘黑马、汪惟正杀死。蒙古军内部的争夺减轻了宋军的防务压力。但南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使之错过了收复失地的良机，相反，宋将的争功和妒贤嫉能，却导致了降宋金将刘整的降蒙。刘整以15郡30万户叛宋降蒙，遭到宋朝的围剿，在蒙古不能大力增援的情况下，退出四川。 　　由于忽必烈改变了先攻川蜀的方针，四川战场遂呈现出相持态势。 　　在荆襄战场，忽必烈撒军后，兀良哈台也随即撒出，只留河南宣抚使兼江淮诸翼军马经略使史天泽的汉军，依旧屯田戍守，力量薄弱，也不具备主动进攻的条件。 　　古代风景画鉴赏但是，受到汉将和汉族士人支持的忽必烈，不会放弃统一全国的政治、军事目标。当战胜其夺权对象后，他立即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南宋。早在忽必烈即位之初，汉将郭侃在上平宋之策时，就提出了“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的建议③。及刘整入朝，又以先取襄阳为辞，同时建议“造战舰，习水军”④。万户史权也支持这一建议⑤。忽必烈采纳了上述诸将的建议，改变了以川蜀为重点的战略方针，选择襄樊作为突破口，将进攻的重点从川蜀转移到了荆襄。于是蒙宋战争进入了战略进攻的新阶段。 　　忽必烈在总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时，就采纳汉臣在河南沿边屯田积谷的建议，为南下伐宋创造条件。即位后，又将屯田推广到山东、淮北。为解决军粮供应做了必要的准备。同时，造战船，练水军；开辟兵源，整肃军纪，补充战马，积极部署伐宋。 　　至元四年（1267）八月，兀良哈台子阿术“观兵襄阳”，入南郡，取仙人、铁城等栅，俘生口5万，马牛5千。军还，被宋军阻截于襄阳西的安阳滩，鏖战后得渡江北归，留一千人于牛心岭，立虚寨，设疑火，再次大败宋军。这次战役暴露了蒙古军不善水战的弱点，于是请求汉军配合⑥，为忽必烈接受。 　　四年冬，襄樊会战正式开始。忽必烈征诸路兵，命阿术、刘整进攻襄阳。五年（1268年）九月，阿术等“筑鹿门、新城等堡，继又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进”⑦。刘整“率兵五万。钞略沿江诸郡，皆婴城避其锋，俘人民八万”⑧。 　　六年（1269年），诏史天泽与驸马忽刺前往襄樊前线经划。天泽等见襄阳“城坚池深，必可久守，须断其粮道，使其自困”，乃“相要害，立城堡，以绝其声援”⑨。筑长围起自万山，包百丈山，使南北不相通。又筑岘山、虎头山为一字城联互诸堡，建立了长期围困、待其困蔽后进兵攻取的基础。 　　宋军守将吕文焕觉察出蒙古军的意图，认识到这是对襄樊守御的严重威胁，遣人求援。宋军先后三次遣夏贵、范文虎率师应援，皆为蒙古军所败。七年（1270年）冬，完成了对襄樊的战役包围。 　　至元九年（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春，元军向樊城发动总攻。“破樊城外郛，斩首二千级，生擒将领十六人，增筑重围守之。”七月，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派都管张顺、路铃张贵率敢死士3千，轻舟百艘，盐、布等物资支援襄阳，元军阻截失利，战死者无数。于是张贵约驻守郢州的范文虎以5千人进驻龙尾州，夹攻元军，谋泄。元军先占龙尾州，张贵被俘，不屈，死。 　　入秋，元军致书襄樊守将吕文焕，敦促其投降。吕文焕恃襄樊两城联锁互固，不降。元将张弘范、张禧、阿里海牙等献计先下樊城，再图襄阳。忽必烈批准了切断襄阳援助，先取樊城的作战计划，元军开始了对樊城的总攻。 　　十年（1273），元军从东北、西南两个方向分5路进攻樊城，命熟悉水性的军士潜入水下，破坏宋军用以护城的木栅、铁锁；回回炮手置炮于城东南助攻；放火烧毁襄阳江岸的宋军战船；然后刘整督战舰至樊城下，五路齐攻，激战十余日，樊城破，元军入城。 　　宋襄樊守将吕文焕困守孤城五年，多次遣人向朝廷告急，贾似道始终不把襄樊城守放在心上，而将与妻妾斗蟋蟀当成“军国重事”。及至樊城失守，襄阳陷于内无可守之兵，外无援军的困境。二月，元军一面攻城，一面遣使入城招降，吕文焕投降。 　　西线川蜀战场由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战争而使宋方得到了休整的机会。元军再次攻宋时，重点战场又移至襄樊，使宋朝四川守将得以重新构筑防御设施。襄樊会战期间，元军在川蜀战场没有确定的战略目标，只有少量小规模的骚扰和掠夺。当元军完成对襄樊的包围后，忽必烈命赛典赤、郑鼎、汪良臣、曲立吉思等分别向嘉定、重庆、泸州和涪州进兵，以牵制宋四川守军东下援襄樊，这期间他们征服了建都（建昌，今四川西昌），安定了川西，并袭扰东川，窥视合州。双方在军事上都无大的举措和进展，依然处于相持状态。 　　江淮战场与荆襄战区关系密切。宋方担任两淮防务的先后是两淮制置安抚大使李庭芝、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黄州夏贵和淮伯西安抚副使兼知泸州吕文福等。元朝方面有蒙古将领唆都、昂吉儿、塔出和汉将董文炳等，他们增兵筑城，设方略、谨斥堠，防止宋军北侵。双方在两淮战场上维持着对峙的形势，只有局部战斗发生。 　　襄樊的失守，打乱了南宋的战略防御体系，宋方失去了苟安江南的屏障。这是元军对宋进行全面战略进攻和宋朝全线崩溃直至灭亡的转折点。 　　襄樊之役后，元朝大举伐宋的时机已经到来。忽必烈就征兵、选将两个问题征询谱将领、大臣的意见。史天泽认为：“朝廷若遭重臣如丞相安童、同知枢密院事伯颜者一人，都督诸军，则四海混同，可立待也。”忽必烈采纳了他的意见，命伯颜为帅。伯颜，蒙古八邻部人，其父晓古台从旭烈兀西征，伯颜在西域长大。至元初，受旭烈兀派遣入朝奏事，忽必烈“见其貌伟，听其言厉”，遂留在自己身边，“与谋国事，恒出廷臣右。”至元七年，为同知枢密院事。 　　襄樊胜利后，元廷立刻进行全面伐宋的准备。伯颜与史天泽同拜中书左丞相，行省荆湖。阿术为平章政事，阿里海牙为右丞，吕文焕为参知政事。又以合答为左丞相，刘整为左丞，塔出、董文炳为参知政事，行省于淮西。既而又按史天泽的意见，将淮西行中书省改为行枢密院，并受荆湖行省节制。同时，大造兵器；以刘整练水军，选战舰；设河南宣尉司，供应荆湖、淮西军需；并相应调整了两川的军事部署。 　　十一年（1274），元军10万，大举伐宋。六月，诏谕行省和官兵，申明伐宋之由，要求“将士毋得妄加杀掠。有去逆效顺，别立奇功者，验等第迁赏，其或固拒不从及逆敌者，俘戮何疑”。 　　七月二十一日，“伯颜等陛辞，帝谕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 　　为了保证南伐大军在主要战场上的胜利，元军分为两路：右路由伯颜、阿术节度，为进攻主力；左路由博罗欢统领，以博罗欢为中书左丞兼淮东都元帅。一个月内，博罗欢军连下海州、石秋、东海、清河四城。淮西行省参政塔出也率兵进攻安丰、庐、寿等州。在伯颜大军即将渡江之际，忽必烈又命右卫指挥使秃满歹率轻骑2万攻淮安，牵制宋军两淮的军事行动，有力地配合了主力军的进攻。 　　九月，右路诸军会师襄阳，分军三路而进。伯颜、阿术由中道，循汉江趋郢州；博罗欢由东道取扬州；刘整与董文炳驻军正阳镇，筑镇阳两城，夹淮相望。宋淮西制置使夏贵率舟师十万来攻，与董文炳激战。淮东帅李庭芝也为博罗欢所牵制。无力增援郢州。 　　伯颜、阿术所统的蒙古、汉军，水陆并进，至郢州20里。因郢州城坚粮足，围而不攻，大军绕行郢州下游黄家湾堡抢渡汉江。舍城不攻，顺流而下。十月，与宋郢州守将赵文义、范兴遇，杀赵文义，擒范兴杀之，歼宋兵五百，擒十余人。师次沙洋（郢州南，汉水西岸），招降不成，强攻，破沙洋及其新城。 　　十一月，进逼复州（今期北沔阳），宋守将翟贵降，伯颜优礼翟贵，令其招谕江陵。然后大军顺流直下鄂、汉佰颜军至复州时，阿术领先头部队已到蔡店（即蔡甸，今湖北汉阳），伯颜宰奎后，与诸将讨论渡江事宜。十二月，至汉口。以汉口江面宽阔，宋军沿江30里皆布有重兵，遂向其周围渡口作试探性进攻，仍不得要领。于是一面以兵围汉口，声言在此渡江。吸引夏贵调兵援汉阳；一面遣人至汉阳下游沙武口和阳逻堡，寻找过江渡口。元军下沙武口，围宋军于阳逻堡。同时，阿术领兵西上捣虚，攻占青山矶，阿术、史格、张荣实等力战，获宋军舰只，渡江至南岸。宋军不敌，退至鄂州。十二月十四日，阿速遣人报告过江的消息，伯颜大喜，命步骑数万人急攻阳逻堡，自己也被坚执锐，亲临行阵，指挥诸将，慰问受伤将士。元军无不振奋，以一当十。阳逻堡的宋军却人心瓦解，守将或被俘或战死。夏贵则乘乱逃遁，宋数十万大军，死伤殆尽，元军占领阳逻堡。 　　阳逻堡又称武矶堡，四面环水，形势险要，为江鄂屏蔽。攻占此堡，直接威胁鄂州的安全。阳逻堡的攻占和渡江的胜利，是元军一次重大的战略性胜利。从此，南宋据以苟安的屏障为元军摧毁。江南完全暴露在元军面前。 　　阳逻堡之战后，伯颜采纳阿术的意见，先取鄂汉，使师有所依，计出万全。于是伯颜南攻鄂州，阿术北攻汉阳。水陆分道并趋鄂汉。宋权知汉阳军王仪以城降，鄂州失去屏蔽，形势孤危。鄂州自两月前守将罢职后，暂由权守张晏然和都统程鹏飞负责，被称为“金汤重镇”的鄂州，此时防守异常薄弱。伯颜派吕文焕等至城下谕降，张晏然、程鹏飞等以城及守军降。伯颜入鄂州，定新附品级；解散宋降兵，使之分隶元军诸将；放遣边民戊卒陷于宋者；遣使入奏渡江之捷；遣军取寿昌粮40万斛为军饷；留阿里海牙等以4万兵行省于鄂州，窥取荆湖。然后，伯颜与阿术以大军水陆东下，令阿术先据黄州。 　　当元军主力包围襄樊之际，淮西行枢密院所在的正阳镇遭到宋将夏贵的攻击，董文炳父子力战坚守，行省参政塔出奋力应援，取得了正阳之战的胜利。两淮战场在保证策应伯颜进取襄樊和顺利渡江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它的地位发生了变化，除了继续协同伯颜主力军作战外，还需将战线向长江一线推进，与伯颜沿江而下进取下游诸镇和攻入临安的战役合为一体。 　　年底，伯颜与阿术领大军水陆东下，时宋方沿江守将，多为吕氏部曲。大军以吕文焕为向导，沿江州郡，多望风降附。 　　至元十二年（宋恭帝赵疆德佑元年，1275）初，宋知黄州陈奕降。接着，蕲州、江州（今江西九江）先后降，伯颜留部分蒙古军将与当地守将共守降城，继续东下安庆。在伯颜到达之前，两淮将领董文炳、忽刺出、相威、阿塔海等已先期到达。江州降将范文虎遣使至伯颜营，声称阿塔海等已遣使招降，而他却只愿降于伯颜。于是伯颜令阿术领兵至安庆，他本人则率军到湖口。伯颜承制以范文虎为两浙大都督，以其侄范友信知安庆府。合荆襄行省与行院兵为一，前往池州。池州都统制张林降。 　　在沿江诸州郡相继归降后，元世祖忽必烈遣人诏谕江、黄、鄂、岳、汉阳、安庆等处归降官吏士民军匠僧道人等，令农者就末，商者就途，士庶辎黄。各安己业。如或镇守官吏妄有骚扰，诣行中书省陈告。以安定降民之心，稳定对已占领地区的统治。 　　年初，元将刘整死，宋贾似道大喜，遂上表出师。二月，至芜湖。他出师后，一面遣使求和，一面布署作战。首先遣使至伯颜营求和，“请还已降州郡，约贡岁币，”伯颜要求贾似道亲至军营议。并称“如彼群臣相率纳土归附，即遣使奏闻。若此不从，备尔坚甲利兵，以决胜负”。使者见议和不成，私自乘船逃走。 　　贾似道建都府于芜湖，先锋孙虎臣率7万人驻丁家渡，夏贵以战舰两千余艘横亘江中，准备迎击元军。伯颜按阿术和诸将的意见，乘胜迎击宋军，他见宋军势盛，决定计取。扬言积薪刍火烧宋军战船，令宋军日夜严备。待其戒备松懈，则由两岸、江中水陆三面进攻，夏贵军受到冲击，率先逃遁。贾似道仓惶失措，鸣金收兵，宋军大溃。董文炳等追孙虎臣至荻港的朱金沙（今安徽繁昌县西），再败其军。阿术指挥李庭等并舟深入，追杀150里，得战舰、军资器杖无数，宋军杀溺而死者，蔽江而下。夏贵逃回庐州，贾似道、孙虎臣奔扬州。13万大军，一时溃散，南宋有生力量损失惨重。 　　丁家渡之战时，伯颜以偏师一军入饶州（今江西鄱阳），知饶州唐震不屈而死。元军占领宋江南东路重镇，江东残破。 　　丁家渡之战，宋军胆落，贾似道传檄诸军海上迎驾，入扬州后，放遣元国信使郝经等。丁家渡之战的胜利，使元军得以控制长江天堑，隔断了南宋都城临安与淮西的联系，阻止淮西宋军人援临安，并为元军攻取长江下游诸重镇创造了条件。元军一路势如破竹，连下芜湖、太平州（今安徽当涂）、采石镇（今安徽马鞍山市南郊）、和州（今安徽和县）、溧阳、镇江。三月初二，入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与此同时，留守鄂州的阿里海牙也攻下了寿昌、德安、信阳、岳州（今湖南岳阳）、沙市、江陵、郢州、常德等州郡。忽必烈使廉希宪行省江陵。1275年夏，再下潭州（今湖南长沙）。川蜀战场上也取得了占领嘉定、泸州和东川诸郡的战果。伐宋战争进入了最后冲剌的关键时期。伯颜驻军建康城龙湾（南京市下关江边），将建康作为南进基地，派部将唆都入城安抚军民，立行中书省于建康，在这里休整士马，抚慰新降，筹备粮饷，准备再战，并迅速稳定了那里的局势。 　　四月，派阿术等进兵扬州。阿术遣人劝降，被宋守将李庭芝杀死。阿术占领真州。“造楼橹战具于瓜州，漕粟于真州。树栅以断其粮道”。将瓜州建成了防守淮东的元军的大本营。伯颜又采纳行院阿塔海的建议，命人在扬州外围筑栅，阻截宋军入援扬州，也隔断了驻淮宋军渡江南援的通路，进一步控制了长江天堑。 　　正当大军部署就绪，灭宋之功指日可待之际，北方与东西道诸王的战事吃紧，伯颜奉命北上平叛。当他向忽必烈陈述江南战况后，忽必烈改变了先平叛后灭宋的计划，提升伯颜为中书右丞，阿术为左丞，同意伯颜南返，命其“率诸将直趋临安”。 　　伯颜取道益都，行视沂州等军垒，调淮东都元帅博罗欢、副元帅阿里伯。以所部兵溯淮而进。九月，会师于淮安，亲自指挥了淮安之战，意在夺取该城，控制宋军南援。由于守军顽强抵抗，未下。 　　当元军控制了长江，临安处境危急之际，宋廷以主战将领张世杰为保康军承宣使，总都督府军。张世杰组织力量，夺取临安外围阵地，小有斩获。淮东制置使李庭芝也出兵攻夺扬子桥，力图打通增援扬州的通道。元军奋战，宋军大溃。宋军的反击虽屡被挫败，但张世杰等并不气馁，1275年七月，张世杰、孙虎臣以舟师万艘驻焦山东，每十船为一舫，联以铁索，以示必死。阿术等登山观察，见“舳舻连接，旌旗蔽天”，认为“可烧而走也”。于是“选强健善射者千人，载以巨舰，分两翼夹射……合势进击，继以火矢烧其蓬樯，烟焰涨天。宋兵既碇舟死战，至是欲走不能，前军争赴水死，后军散走”。经此一战，宋人不复成军。 　　十一月，伯颜分兵三道，以参政阿剌罕为右军，以步骑自建康出四安，趋独松岭；参政董文炳等为左军，以舟师自江阴循海趋澉浦、华亭；伯颜及右丞阿塔海由中道，节制诸军，水陆并进，约日会于临安。 　　古代风景画鉴赏伯颜军至常州，宋军坚守顽抗，元军攻占后屠其城，师至元锡，宋遣使求和。元军下襄阳后，曾两次遣使临安谕降，皆为宋军所杀。至此，灭宋方针已定，伯颜不许其降，他说：“尔宋昔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亦失于小儿之手，盖天道也。不必多言。”常州失守后，平江迎降，伯颜驻无锡、平江，准备进取临安。董文炳的左翼军招降江阴和活动于长江口韵朱清、张璮率领的劫富济贫不受宋廷招安的水军。 　　十二月中旬，三路军均迫近临安。左路以庞大的船队占领了澉浦海口，截断了宋廷的海上逃路。右路军占领了独松关（今浙江安吉南）和武康（今浙江德清西）、德清和安溪（今杭州西北）等地。 　　十三年，（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正月，元三路大军兵临临安城下。宋廷已处于和、守、战均无望的境地，只有投降一路。于是，他们安排陆秀夫、杨镇等护送赵昰、赵昺出逃。太皇太后谢氏与赵疆奉传国玺和降表出降。 　　为妥善处理宋君臣和城内物资，伯颜下令诸军不许入城，遣人入城安抚军民，严禁杀掠，迅速安定了临安城的社会秩序。同时，清点登记宋朝府库和宫中各类物品，将大批财宝、器物、图籍送往大都。 　　临安失陷后，南宋残余势力有张世杰、陈宜忠等拥立赵氏二王所建立的逃亡政权；李庭芝、姜才在淮东的势力；马（概）在广西的势力；文天祥在江西的势力和张珏在东川的势力。1276年二月，夏贵以淮西诸郡降。7月，坚守扬州的李庭芝、姜才南下，留朱焕守扬州。庭芝等走后，朱焕以扬州降。元军俘庭芝、姜才于泰州，淮东入元。广西静江守将马坻被俘杀，广西入元。1278年，泸州、重庆为元军占领，合州降，巴蜀战事结束。 　　1277年，文天祥在江西起兵，大江南北诸城邑多乘势杀元守将响应。湖南抗元势力也乘时而起，在潭州、江西、福建三行省的联合进攻下，失利。江西、湖南战事平。1278年，文天祥入广东，与张世杰、陈宜忠合，十二月，文天祥在广东五岭被俘。 　　宋二王逃出临安后，先后至婺州、温州，1276年五月，陈宜忠、陆秀夫等立赵昰为端宗。十一月，陈宜忠、张世杰奉端宗逃往海上。1277年再逃至官富场（今香港九龙城南）。后辗转至秀山（今广东东莞市虎门）、香山（今广东中山市）。1278年春，移至砜州。帝昰死，昺立。六月，移往崖山。 　　十月，元军数路并进，意在一举消灭南宋这一残余势力。至元十六年（宋赵爵祥兴二年，1279）正月，元将张弘范自潮阳港下海，围张世杰军。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李恒会弘范于崖山。二月六日，决战开始。张弘范在西、南、北三面包围宋军，李恒围其北、西北，自朝至暮，战未决。傍晚起风，宋军队伍大乱。陆秀夫知大事已去，先沉其妻子，然后抱帝昺入海死，灭宋战争结束。 　　注释①《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 　　②《元史·世祖纪》。 　　③《元史·郭侃传》。 　　④《元史·刘整传》载，至元四年十一月，入朝，进言“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下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之劳，先攻襄阳，撒其捍蔽。” 　　⑤《元史·史权传》载，至元六年，召至阙下，问以征南之策。对曰：“襄阳乃江陵之藩蔽，樊城乃襄阳之外郛，我军若先攻樊城，则襄阳不能支梧，不战自降矣。然后驻兵嘉定，耀武淮、泗，事必有济。” 　　⑥《元史·世祖纪》至元五年载，阿术言：“所领者蒙古军。若遇山，水、寨栅，非汉军不可。宜令史枢率汉军协力征进。” 　　⑦《元史·阿术传》。 　　⑧《元史·刘整传》。 　　⑨参见《宋元战争史》、《元史·史天泽传》。 　　⑩《元史·世祖纪四》。 　　《元史·张弘范传》载，九年，攻樊城，流矢中其（弘范）肘，裹疮见主帅（阿术）曰：“襄、樊相为唇齿，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断其援兵，水陆夹攻，樊必破矣。樊破则襄阳何所恃。” 　　《元史·张禧传》载：十年，行省集诸将问破襄阳之计策，禧言：“襄樊夹汉江而城。敌人横铁锁、置木橛于水中，今断锁毁橛，以绝其援，则樊城必下。樊城下，则襄阳可图矣。” 　　《元史·阿里海牙传》称：阿里海牙以为襄阳之有樊城，犹齿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则襄阳可不攻而得。 　　《元史·阿里海牙传》。 　　《元史·世祖纪五》。 　　《元文类》卷四一，刘敏中《平宋录》。 　　《元史·阿术传》。 　　《元史·伯颜传》。 　　 　　第三十三章 　　 　　元朝对西藏的治理以阔端派兵进藏和邀请萨迦·班智达至凉州为开端。蒙古统治者与西藏僧俗上层正式建立了联系，并初步确定了依靠萨迦派实行对西藏统治的方针。蒙哥即位后，一方面派兵征进，一方面对新征服的西藏地区调查户口，实行分封，并改变了阔端时依重萨迦派的方针，改为对各派一律依重、分而治之的方针。噶玛噶举派有依靠西夏政权扩大和发展势力的历史和经验，因此，以噶玛拔希为代表的噶举派对蒙哥和阿里不哥表现出了比对忽必烈更多的热情。年轻的萨迦派教主八思巴却一直追随忽必烈，直至忽必烈取得帝位，被尊为国师、帝师。萨迦派依靠元朝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在藏传佛教各派中占有了明显的优势地位，提高了本派的影响，扩大了本派的实力。在元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萨迦派在西藏具有实权地位，他们是元朝在西藏各项政策的执行者。元朝一方面通过对萨迦昆氏家族的控制，以宗教和世俗上层维系其对西藏的控制，一方面在广大藏族地区建立各级政权机构，进行直接统治。 　　宪宗蒙哥时期，大汗及其同母诸弟和窝阔台子阔端在西藏都有封地，诸王在封地内设有类似管理中原封地最高长官的达鲁花赤一样的守土官。这时的分封，只限于乌思藏地区，尚未扩展至阿里。到忽必烈即位后，随着中央集权化的加强，在其确立了对包括阿里地区在内的整个西藏的统治后，没有再实行分封，而代之以派遣皇子西平王奥鲁赤出镇西藏地区。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以八思巴为国师，掌管佛教事务。至元元年（1264），在元朝中央政府设总制院。掌释教僧徒和西藏事务，以国师八思巴统领院事，桑哥兼总制院使。至元二十五年（1288），“桑哥又以总制院所统西蕃诸宣慰司，军民财谷，事体甚重，宜有以崇异之”奏请，于是，“因唐制吐蕃来朝见于宣政殿之故，更名为宣政院”①。宣政院是专管佛教和西藏地方事务的中央机构。置院使二员、同知二员、副使二员，其人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西藏军民事务皆隶属宣政院管辖，小规模的军事活动，由宣政院直接处理，或置分院往镇；有大征伐则由宣政院会同枢密院讨论决定。 　　总制院设立的同时，国师八思巴返回西藏，协助蒙古贵族建立西藏地区的行政体制。同时，忽必烈又委派总制院使答失蛮前往，沿途清查户口、物产、道路等情况，为建立驿站和更好地治理西藏作必要的准备②。 　　蒙古在统一西藏的过程中，最早建立的是乌思藏十三万户。“它是蒙古统治者针对当时乌思藏分裂、割据的客观形势，因地制宜地采用的一项颇为策略的政治措施。其中的伯木古鲁、必里公两万户是蒙哥于1254年左右招封的。其余诸万户则是在至元五年（1268）及其以前逐渐建立的。万户长都是左右一方的豪族，他们是蒙古统治者按照其原有的势力和功劳宣授的蒙古官职。由大蒙古国大汗颁赐证券和虎符。对万户的封赏削夺权，掌握在蒙古国大汗手中。 　　各万户直接代表其所属的百姓接受蒙古国的统治，从而排除了各地方势力成为独立于蒙古国之外的行政实体的可能，使之在承认蒙古国统治的前提下，实行分而治之。蒙古统治者作为这些万户间不可缺少的平衡力量，有效地控制了西藏地区。当萨迦派取得了高出于其余各派的优势后，萨迦本钦（又作本禅，意为大官）作为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是当时乌思藏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办事机构为乌恩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军民万户府。 　　“至于各级官职。有十夫长、五十夫长、百户、千户、万户、路达鲁花赤。若管辖三个路，则称为路军民万户，赐给水晶印。在吐蕃，此官职曾封给本钦释迦桑布。”③十户、百户、千户、万户这种十进制的地方行政组织是蒙古社会的组织形式，五十夫长即五十户的行政长官，五十户组织藏语称“达果”，又称“马头”。这种组织不见于蒙古和西藏社会，当来自汉地的村社。为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元朝在汉地普遍建立了村社，作为社会的基层组织单位。随着对西藏统治的确立，内地的这种社会组织也被推行到了西藏，并成为当地征收驿站支应的基本单位。 　　至元十七年（1280），元朝在前后藏地区设置了乌思藏宣慰司，二十九年（1292）又将乌思藏宣慰司与纳里速都元帅辖区合起来，设置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它的辖区包括除今昌都专区以外的西藏自治区全境和现在国境外的列城等地。“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予下，郡县有请则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与通常在远离行省中心地区设置的宣慰司有所不同的是它并不隶属于行省，而是中央宣政院在西藏的派出机构，负责宣政院与乌思藏纳里速之间下传上达的任务和军民事务，“由于乌思藏各万户、千户与内地州县有很大的不同，又有萨迦本钦总管（十三）万户的事务，所以乌思藏宣慰司直接管理各万户的事务不多，它主要的职责是传宣政令。管理驿站和元朝在西藏的驻军”④。 　　除在西藏设置宣慰司外，元朝在藏区还设有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理朵思麻地区）和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理朵甘思地区）。 　　蒙古国和元朝曾经在西藏进行户口调查和征收赋税；为“通达边情，布宣号令”⑤，在内地通往西藏的沿途设置驿站；为控制西藏的局势，维持西藏政局的稳定，在当地驻有军队。 　　括户工作早在宪宗时已经进行，那时的括户目的是为分封提供依据。元世祖及其后诸帝，也多次在西藏调查户口，从而留下了当时西藏人口数目的确切记录。至元元年（1264），答失蛮赴萨迦，沿途曾清查户口、物产和道路险易。五年（1268），“即阳土龙年年初，由朝廷派来的金字使臣阿衮与迷林二人，对俗民、土地以及冠以大蒙古之名的根本户数进行了清查，此年之后的二十年，即火猪年（至元二十四年，1287），由大衙署派来的和肃与乌努汗二人，与本钦宣努旺秋一起，按照大清查的规定，统计了户口”⑥。当时统计户籍的办法是：有六根柱子面积的房子，有能下十二蒙古克种子的土地，有夫妇、子女、仆人共计六人，牲畜有乘畜、耕畜、乳畜等三种，山羊、绵羊等，共计二十四头只，这样一户人家称为一个蒙古户，五十个蒙古户称为一个达果（马头）。两个达果称为一个百户，十个百户称为一个千户，十个千户称为一个万户。按照规定建立的万户，都划分出六个千户为教民。这次清查户口是在整个乌思藏纳里速地区进行的，清查的结果是整个西藏地区共有36453个蒙古户（帐），其中纳里速和藏地方共计15690户，乌恩地方共有20763户。这是西藏有史以来最早、最确切、最详细的人口统计数字。 　　古代山水画鉴赏至元元年答失蛮进藏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选择适宜建立大小驿站之地。仿照汉地驿站之例，建立驿站。自此以后，自汉藏交界处至萨迦，总共设立了二十七个大驿站。它们是由朵思麻站户（支应的）七个大站，在朵甘思设立了九个大站，在乌思藏设立了十一个大站。 　　由乌思地方（前藏）入支应的大站有索（西藏索县）、夏克（怒江上游源头处）、孜巴、夏颇、贡、官萨、甲哇（此五站地址不详，当分布在藏北草原一线）等七个。 　　由藏地方（后藏）之入支应的大驿站有达（今西藏日喀则专区南木林县东的达拉）、春堆（今日喀则北，当即《永乐大典》所记的宋都思）、达尔垅（今日喀则西南，当即《永乐大典》所记的答笼站）、仲达（当即《永乐大典》所记的撒思迦站，仲达意为仲曲河谷，当由流经萨迦寺前的仲曲河得名）。初设在萨迦西北不远处的仲达地方，后移至萨迦等四个⑦。吐番地区的驿站同其他各地一样，在重要驿站设有脱脱禾孙（蒙古语，意为“查验者”），负责盘查往来使臣及持驿卷文书由驿站供应饮食乘马者，防止诈伪。藏区驿站的设置，无疑方便了使者的往来和号令的下达。 　　在西藏设置驿站的同时，就规定了“各个万户支应驿站的办法”。还委派一名同知院事带着管领吐蕃驿站的诏书，管理当地驿站，“使吐蕃二十七个驿站保持安宁，使上师、本钦、蒙古和吐蕃的金字使者们来往路途平安”。初，各驿站的人畜支应，分别由各相关万户负责。后来，有的驿站则由蒙古驻军负责，而由相应的藏地万户提供牲畜、物资⑧。 　　为了确保西藏的稳定，维持地方秩序，镇压反叛活动，元朝在西藏驻有军队，在乌思藏宣慰司下设有蒙古军都元帅二员，他们可能隶属于设在陕西风翔的蒙古军都万户府。当西藏有重大军事行动时，由枢密院拨给宣慰司指挥，任务完成后再归原建制。至元十六年（1279），总政院使桑哥率领七万蒙古军讨伐贡噶桑布，大军返回之际，桑哥将其中的一部分留在西藏，担任警卫和哨所驻军，警戒西路蒙古和驻守藏北，保障各寺庙的安全，还拨出部分军队负责驿站事务。 　　元世祖忽必烈“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以第七子西平王奥鲁赤出镇吐蕃。西平王府设在“朵哥思麻地之算木多城（今青海互助县松多）”⑨，奥鲁赤的封地也在这里，他平时驻扎在朵思麻之地，遇有吐蕃发生变故，随时可领兵入藏，以尽其镇戍之责。他和他的儿孙作为镇守一方的宗王，一直负有保卫西藏安全的重任⑩。 　　元朝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对西藏地区都实行了有效的管理。西藏从此正式纳入祖国版图。 　　注释①《元史·百官三》、《元史·桑哥传》。 　　②《汉藏史集》称，忽必烈派答失蛮前往萨迦，对他说：“现今吐蓄之地无主，仰仗成吉思汗皇帝之福德，广大土地俱已收归（我朝）统治。萨迦喇嘛也接受召请，担任我朝的上师。上师八思巴叔侄，其学识在我等之上，如今也在我朝管辖之下。答失蛮……，速往萨迦一次，使我听到人们传颂强悍之吐蕃已入于我薛禅皇帝忽必烈治下，大臣答失蛮已到达萨迦的消息。”并指示：“自萨迦以下，可视道路险易、村落贫富。选择适宜建立大小驿站之地，仿照汉地设立驿站之例，立起驿站来。” 　　③《汉藏史集》。 　　④关于西藏地区的军政机构设置，参见韩儒林《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载《穹庐集》；陈得芝《元代乌思藏宣慰司的设置年代》，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沈卫荣《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陈庆英《元朝在西藏地区设置的军政机构》栽《西藏研究》1992年第3期。 　　⑤《元史·兵志》。 　　⑥《汉藏史集》。 　　⑦朵思麻指安多地区，元代的朵思麻路当包括青海黄河以南、黄河河源以东的藏族地区及今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西部、四川阿坝的北部。朵甘思即通常所说的康区，这里当指今青海玉树、西藏昌都专区北部、那曲专区东部和四川甘孜州北部地区。参见《汉藏史集》和陈庆英《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军政机构》。 　　又《经世大典》载“乌思藏……其大站二十八所”，比《汉藏史集》所记多一站。 　　⑧《汉藏史集》载：“藏北的驿站，如索、夏克、孜巴、夏颇、贡、官萨、甲哇等大站，由吐蕃乌思地方各个万户的站户连续驻站支应，十分艰苦费力，乌思地方的人不适应藏北气候条件，故一再逃亡。驿站所在之地奇寒难忍。蒙藏来往使臣、商客，沿途得不到乌拉供应，己照料。按照众人的请求，大臣桑哥命令卫普尔、巴、拉克等军北的部队。拨出一部分人负责驿站事务，并规定乌思地方各个万达果为单位。将马匹、驮畜、乳畜、肉羊、供给驿站的青稞、褐布、帐篷、马鞍、坐垫、绳具、炉子、卧具、医药费以及人员统统交给蒙古人。从此，乌思地方的人，不必在藏北驻站，而是每年派人把应交付给驿站的物资运送到藏北交给蒙古军。”于是驿站常有乌拉供应，而藏民的负担也有所减轻。 　　⑨《元史·世祖纪》；仁钦扎西：《西平王府今地考》，载《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⑩《汉藏史集》载：薛禅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引者注）的次妃所生之子奥鲁赤。受命管辖西土之事，驻于汉藏交界之处。亦曾前来乌思藏，多次镇压反叛。奥鲁赤之子铁木儿不花也服事萨迦大寺，做了许多利益教法之事。铁木儿不花之子老的，承袭其父的爵位，未到西藏。铁木儿不花的次妃所生之子搠思班。受封为（镇西武）靖王，前来乌思藏，在江孜的山脚下击溃西蒙古的军队，并将止贡派的“官巴”处以死刑。成宗之立大蒙古国时期，汗位的继承由贵族大会忽里勒台决定，这是蒙古游牧社会条件下的世选制。这一制度“在长期的历史岁月中，它自身不断的发生演变。到成吉思汗帝国时期，只有大汗的直系后代——黄金家族的成员，才享有继承汗位的资格。另一方面，公选因素的遗留，表现为成吉思汗虽然能自由地指定某一个儿子为继承人，但这位继承人仍不能直接继承汗位，他必须经由全帝国诸王贵族共同参加的忽里勒台大会的推举，才能认为是蒙古大汗，获得对大蒙古国的统治权。前汗指定和大会推举的双重程序，表明草原帝国世袭制度发展的不成熟性”①。 　　忽必烈即位后，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维持政权的稳定，在诸汉臣的影响下，在改定官制的同时，也着手进行皇位继承制度的改革。最早向忽必烈提出这一建议的是任同知平阳路转运司事的汉人张雄飞。至元二年，忽必烈召见他，问以方今所急，他以建储对他说：“太子天下本，愿早定以系人心。间阎小人有升斗之储尚知付托，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储，非至计也。向使先帝知此，陛下能有今日乎？”他的话深深打动了忽必烈，正卧于榻上的忽必烈“矍然起，称善者久之”②。这时，忽必烈已开始考虑如何以中原王朝立太子为继承人的制度改变忽里勒台制的选汗旧制了。但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忽必烈不敢轻率从事。至元五年，卫辉路总管陈祐再上《三本书》，提出“太子国本，建立之计宜早”，并为改制制造舆论称：“陛下岂欲变易旧章，作为新制，以快天下耳目之观听哉？诚以时移事变，理事当然，不得不尔，期于宗社之安而已矣。”同时再三强调立储问题的紧迫性，指出“语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今年谷屡登，四海晏然，此其时矣。亿兆戴德，侯王向化，此其势矣。诚万世一时也。天与不受，则违天意；民望不副，则失人心。失民心则可忧，违天意则可惧。此安危之机，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顺民心，体三代宏远之规，法春秋嫡长之义，内亲九族，外协万邦，建皇储于春宫，隆帝业于圣代，俾人监国事，出抚戎政，绝觊觎之心，一中外之望，则民心不摇，邦本自固矣”③。 　　大蒙古国汗位继承的前车之鉴，儒臣的反复论列，政治体制的逐渐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宗亲诸王在元代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下降、作用的削弱，为忽必烈对皇位继承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条件。继建元、建国号和一系列汉法的实施之后，忽必烈按中原王朝建储的成规，立皇子真金为太子，正式确立了嫡传世袭制。自大蒙古国建立以来，首次按中原王朝的立储程序确立了皇位继承人。至元“十年春，中书右丞伯颜持节奉玉册立燕王真金为皇太子”④。册文称：“咨尔皇太子真金，仰惟太祖圣武皇帝遗训，嫡子中有克嗣服继统者，预选定之。是用立太宗英文皇帝以绍隆丕构。自时厥后，不为显立冢嫡，遂起争端。朕（上遵）祖宗宏远之规，下协昆弟佥同之义，乃从燕邸，即立尔为皇太子，积有日矣。比者儒臣敷奏，国家定立储嗣，宜有册命，此典礼也。今遣摄太尉、左丞相伯颜持节授尔玉册金宝。於戏！圣武燕谋，尔其承奉，昆弟宗亲，尔其和协。使仁孝显于躬行，抑可谓不负所托矣。尚其戒哉，勿替朕命。”⑤不久，又发布了《立后建储诏》，称“盖自古帝王之有天下也。莫不立后以正家，建储以定国”，“比者朝臣恳奏，册室之礼宜即举行。已于今年三月十三日授皇后以玉册宝章；授皇太子以玉册金宝，从典礼也”⑥。 　　立后建储的目的、典礼仪式等都从汉制，授册、宝等为太子地位的巩固提供了保障。为使太子继承和学习历代帝王的统治经验，使国家长治久安，又为其置宫师府，聘请耆德硕儒为师。 　　太子真金，母为忽必烈大皇后昭睿顺圣皇后察必，弘吉剌氏，在世祖即位和至元年间政事处理上对忽必烈多所襄助。真金少从姚枢、窦默学《孝经》。中统三年封燕王，守中书令。先后以汉儒王恂、许衡等为师。立为太子后，世祖为立宫师府，置官属三十八人。他们讲述正道经书，并介绍辽、金帝王行事要略。为之“区别善恶而论著得失，深切世用”⑦。在汉儒的教导和影响下，真金自幼就接受了儒家学说，并主动吸取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治国经验，立志效法他们修身治国的作为。他优礼儒臣，深得汉儒的倾心。而对阿合马、卢世荣等言利敛财的行为颇为不满。 　　李埴之乱后，忽必烈对汉宫汉将心存芥蒂，用之已不如在藩邸和即位之初。蒙古大汗对宗亲的赏赐耗费巨大，平定诸王之乱，又使军事费用增加，忽必烈急需理财富国，阿合马、卢世荣等以言利进。儒臣渐被疏远。于是在忽必烈与真金父子身边分别聚集了一批政治上互相对立的派别。他们的争斗必然影响皇帝与太子的关系。两派各以皇帝、太子为后盾，展开了激烈争夺。在真金的支持下，儒臣们不断弹劾阿合马、卢世荣等，二人先后被杀。儒臣们似乎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不久发生的禅位风波却给了阿合马余党一次报复和卷土重来的机会。至元二十二年（1285），行台御史尚文上封事，提出忽必烈年事已高，应禅位于太子，太子知道后很紧张，中台秘其章不发。此事被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侦知。 　　以大索天下埋没钱粮为借口，拘封御史台案卷。答即古向忽必烈告发此事，忽必烈命宗正薛彻干取其章。尚文与御史大夫谋议说：“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之民，其谋至奸也。且答即古乃阿合马余党，赃罪狼藉，宜先发以夺其谋。”⑧御史大夫与丞相向忽必烈揭发答即古阿散受贿，与其党皆被处死。皇帝、太子间的一场大案总算被掩盖了，但受这场风波的惊扰，太子真金忧悸而死。这一事件严重地干扰了元朝嫡长子继承制的贯彻执行，并导致了以后元朝在皇位继承上的数次危机。 　　真金死后，忽必烈数年不立继承人。直到临死的前一年（至元三十年，1293），才接受玉昔帖木儿的意见，选定真金的第三子铁穆耳为皇太子⑨。 　　忽必烈在授太子玉册的诏书中，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封建王朝嫡长子继承制与忽里勒台传统观念的矛盾，没有正面否定忽里勒台选汗制度，而是把预立继承人说成是成吉思汗的遗训和遗制，力图在不触动传统观念的情况下进行改革，这就使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缺少稳固的基础和明确的效力。真金死后，忽必烈政治上的保守倾向有所发展，在立储问题上也就缺少了原有的坚定。因而，当他选立铁穆耳时，只遣领太史院事阿鲁浑萨理前往漠北将皇太子宝授与铁穆耳，并没有像立真金那样发布诏书和授与玉册。 　　甚至皇孙本人和他的母亲事前对此竟也一无所知。这第二次建储如此草率，影响力自然有限；而忽必烈病重期间，竟也没有召皇储回京。以至忽必烈死，铁穆耳还在漠北；忽必烈本人的游疑动摇，再加上蒙古社会传统观念和旧制的影响，给成宗的即位带来了若干不利。忽必烈一度进行了的皇位继承制的改革，又退回到了它的出发点。成宗之立，仍然未能绕开忽里勒台，也仍然未能避免与诸王的争夺。赖有一二大臣以遣诏为依据奋争，才没有酿成以往那样互相残杀的悲剧。 　　元皮胄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忽必烈死。时伯颜刚被从大同召回，以其个人的威望，稳住了朝中百官。汉儒徐毅上书请迎皇孙⑩。皇孙母真金哈敦弘吉剌氏阔阔真遣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萨里以书至军中召皇孙，命斡林、集贤、礼官备礼册命，召诸王大臣会议上都。 　　尽管有忽必烈所授的皇太子宝，忽里勒台推举的形式还是能废除。而且，忽必烈指定的继承人仍然要面对竞争者的挑战。真金的长子甘麻剌意欲改变忽必烈的遗命，他在诸王中也不乏支持者。二人在帝位问题上发生了争执，铁穆耳并不能因有皇太子宝就可以顺利即位。真金哈敦弘吉剌氏阔阔真倾向于铁穆耳，提出了一个有利于铁穆耳的建议，让二人分别讲述必里克。她说：“薛禅合罕（即忽必烈）曾经吩咐，让那精通成吉思汗的必里克的人登位。现在就让你们每人来讲他的必里克，让在场的达官贵人们看看，谁更为精通必里克。”铁穆耳极有口才，是一个口才极佳的讲述者，他以美妙的声音很好地讲述了必里克。甘麻剌患有轻微的口吃，也没有完善地掌握辞令，无法与之争辩。丞相伯颜与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也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威信执行了忽必烈生前的安排。四月，“宗室诸王毕会上都，定策之际，公（玉昔帖木儿）起谓晋王甘麻剌曰：‘宫车远驾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弗言？’王（晋王甘麻剌）遽曰：‘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于是宗亲大臣合辞劝进”。伯颜配合玉昔帖木儿共同推戴成宗，他“按剑陈祖宗宝训，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诸王股栗，趋殿下拜”。成宗乃得以即位为帝。 　　注释①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期。 　　②《元史·张雄飞传》。 　　③陈祐《三本书》，《元文类》卷一四。 　　④《元史·伯颜传》。 　　⑤⑥参见《元典章》卷一，《元文类》卷九，《元史·裕宗传》。 　　⑦《元文类》卷三九。虞集《书王赞善家传后》；《元史·王恂传》。 　　⑧《元史·尚文传》。 　　⑨《元文类》卷二三，阎复《太师广平贞献王碑》裁，“三十年。今上皇帝（指元成宗）以皇孙抚军北边，公为辅行，请授裕考所佩储闱旧玺，从之。” 　　⑩黄缙《金华集》卷二七《徐毅神道碑》载，徐毅上铁穆耳之母弘吉剌氏的奏折中说：“四海不可一日无君。大行皇帝奄弃天下，已五日矣。苟非早定大计，万一或起奸觎，变生不测，实可寒心。皇孙抚军朔漠，先帝既授以皇太子宝，圣意可知。伏愿明谕宗藩大臣，协谋推戴，遣使奉迎，归正大统。”它反映出：尽管忽必烈生前已经作了安排，但不经宗藩大臣会议同意，新皇帝依然无法取得合法资格。而对汉臣来讲，忽必烈生前的安排依然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元史·玉昔帖木儿传》。 　　《元文类》卷二四，元明善《丞相淮安忠武王》。 　　大都之变元成宗晚年多病，皇后伯岳吾氏卜鲁罕居中用事。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一向“斥言利之徒，一以节用爱民为务，有大政事，必引儒臣杂议”①，深得汉地儒士心；他本人也颇以安邦治国相许。与皇后间渐生隔阂。 　　元成宗末年，自知不久于人世，力图安排自己的直系子孙为嗣，遂于大德九年（1305）六月立子德寿为皇太子。十月，成宗病重，德寿年幼，恐不足以威震诸王，在皇后卜鲁罕的筹划下，出其侄爱育黎拔力八达②与其母弘吉剌氏守怀州；前此，爱育黎拔力八达之兄海山已于大德三年奉成宗之命总兵镇守漠北。对太子可能构成威胁的亲王都已远离京城。 　　十二月，小太子德寿死。 　　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元成宗病重期间，皇后已先遣使召安西王阿难答（忽必烈孙，父为忽必烈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剌）。正月初五，阿难答至。初八，成宗死。元朝再次出现帝位危机，也再次爆发帝位争夺战。 　　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之父、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在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出镇怀州（今河南沁阳），未至而疾作，返还大都，次年病死。海山为其长子。在成宗无子的情况下，按中原封建王朝的传统，在帝位继承上，海山兄弟是最有竞争力的人选。但此时，兄弟俩皆不在大都，皇后即有出爱育黎母子居藩的行动，自然不想让他们取得最高统治权，于是与其同党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马辛、前中书平章赛典赤伯颜、中正院使怯烈、道兴和诸王明里帖木儿、也只里等密谋，奉皇后称制，而以安西王阿难答辅之。同时阴谋遣人断北道，阻止海山南下。 　　阿忽台奉皇后的教旨，令诸臣议成宗（拊寸）庙事，遭到太常太卿田忠良的反对，他说：“嗣皇帝（柑）先帝于庙，礼也；皇后教，非制也。”③博士张升则称“制，社祔庙必书嗣皇帝名，今将何书？”御史中丞何玮亦持不可。阿忽台以死相胁，他说：“制白天降也？公等不畏死，敢沮大事！玮曰：“死畏不义耳。苟死于义，何畏！”皇后派的安排受到了部分汉臣的坚决抵制。 　　右丞相哈剌哈孙支持诸汉臣的行动，他更利用其掌管中书大权的有利条件，参与了帝位争夺战。在成宗病重期间，他“入侍医药，出总宿卫，且日理机务，诸藩王欲入侍疾，王（指哈剌哈孙，哈剌哈孙死后追封顺德王——引者注）拒之”④。及成宗死，哈剌哈孙一面派人前往漠北迎请海山，至怀州迎请弘吉剌氏和爱育黎拔力八达；一面封府库，“称疾卧阙下，内旨日数至，不听，文书皆不属”，使卜鲁罕无法与大臣议立新帝事。争取时间等待海山兄弟的到来。 　　时值怀宁王海山有使至京师议事，哈剌哈孙急命使者还报成宗死讯，并另遣使者迎请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和他们的母亲弘吉剌氏入京共图大事。 　　哈剌哈孙的使者至怀州，爱育黎拔力八达犹豫不决，未敢上路。王傅李孟献议说：“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训也。今宫车宴驾，大太子远在万里，宗庙社稷危疑之秋，殿下当奉大母，急还宫廷，以折奸谋、固人心。不然，国家安危未可保也。”并指出：“邪谋得成，以一纸书召还，则殿下母子且不自保，岂暇论宗族乎！”⑤爱育黎拔力八达遣李孟至京师侦视情况。李孟至哈剌哈孙处，恰值皇后所遣至府问宰相疾者在邸，李孟长揖而坐，进前为丞相诊脉，皇后所遣的问疾者以为他是前来诊病的医生，没有发现破绽。李孟却得到安西王即位时间已定的情报。于是，他立即还报，称“事急矣，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不可不早图也。” 　　左右之人皆不敢决，惟曲出、伯铁木儿劝其行。有人说：“皇后深居九重，八玺在手，四卫之士，一呼而应者累万，安西王府中从者如林，殿下侍卫寡弱，不过数十人，兵仗不备，奋赤手而往，事未可济。不如静守，以俟阿合（蒙古语，意为“兄’，——引者注）之至，然后图之，未晚也。”李孟反对，他说：“群邪违弃祖训，党附中宫，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弗与。殿下入造内庭，以大义责之，则凡知君臣之义者，无不舍彼为殿下用，何求而弗获！克清官禁，以迎大兄至，不亦可乎！且安西既正位号，纵大太子至，彼安肯两手进玺，退就藩国；必将斗于国中，生民涂炭，宗社危矣。且危身以及其亲非孝也，遗祸难于大兄，非悌也；得时弗为，非智也；临机不断，非勇也。仗义而动，事必万全。”李。孟的一番说教，坚定了爱育黎拔力八达，于是他又按蒙古人的习惯，请人占卜吉凶。 　　古代风景画鉴赏有儒服持囊的卜者游于市，遂召之令为卜吉凶。李孟出迎，语之曰：“大事待汝而决，但言其吉。”于是卜者入内，献其卜筮的结果称：“是谓乾之睽。乾，刚也；睽，外也；以刚处外，乃定内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飞龙在天，上治也。舆曳牛掣，其人形且劓，内兑废也。厥宗筮肤，往必济也。大君外至，明相丽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刚运善断，无惑疑也。”李孟乘此进说：“筮不违人，是谓大同，时不可以失。”于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振袖而起，其意遂决。众人将其扶上马，李孟等人徒步相从。 　　二月十六日，爱育黎拔力八达与其母至大都，自延春门入。入宫哭临，退居旧邸。哈剌哈孙遂与爱育黎商量，先发制人，他说：“怀宁王远，不能卒至，恐变生不测，当先事而发。”⑥三月初一，哈剌哈孙始视事，皇后定于三月三日御殿听政，哈剌哈孙当即签署了案卷，表示同意。后党不知内情，大喜过望。 　　次日，在哈剌哈孙的安排下，爱育黎拔力八达“率卫士入内，召阿忽台等责以乱祖宗家法，命执之，鞫问辞服”。被送往上都，阿忽台、怯烈、阿难答被杀。皇后称制和阿难答谋继大统的阴谋失败。 　　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哈剌哈孙和诸汉臣的支持下，镇压了反对派，取得了在大都夺权斗争的胜利。但他没有立即继位，而是等待其兄海山。这固然是由于海山居长，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海山镇守漠北，掌握着军队的统率权。与爱育黎的优柔寡断相反，海山闻讯后，立刻率军直趋大都。 　　在大都，爱育黎拔力八达捕杀政敌、控制政局后，诸王阔阔出、牙忽都等遂合辞劝进，他们说：“今罪人斯得，太子实世祖之（曾）孙，宜早正大位。”但爱育黎没有这样做。 　　海山在得到大都之变的消息后，自按坦山回到和林时“诸王勋戚毕会，皆曰今阿难答、明里铁木儿等焚惑中宫，潜有异议；诸王也只里昔尝与叛王通，今亦预谋。既辞服伏诛，乃因合辞劝进”。海山则愿待其母、弟等聚会后再议。 　　其母答己在两个儿子间必须作出选择，她“以两太子星命付阴阳家推算，问所宜立者，曰：‘重光大荒落有难，旃蒙作噩长久。’重光为武宗年干，旃蒙为仁宗年干。于是太后（指海山兄弟之母弘吉剌氏答己——引者注）颇惑其言，遣近臣朵耳谕旨武宗曰：‘汝兄弟二人皆我所出，岂有亲疏？阴阳家所言运祚修短，不容不思。’武宗闻之，默然，进脱脱而言曰：‘我捍卫边陲，勤劳十年，又次序居长，神器所归，灼然何疑。今太后以星命休咎为言，天道茫昧，谁能预知？设使我即位之后，所设施者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则虽一日之短，亦足垂名万年，何可以阴阳之言而乖祖宗之托哉！此盖近日任事之臣。擅权专杀，恐我他日或治其罪，故为是奸谋动摇大本耳’”⑦。遂遣康里脱脱前往大都观察形势，自己则领大军分三路进发。 　　海山率领大军缓缓行进，大都的形势又趋紧张。答己以爱育黎拔力八达监国，遣使北迎海山。而海山却迟迟不至，“遣使还报太后曰：‘非阿沙不花往不可。’乃遣（阿沙）奉衣帽、尚酝以往，至野马川，见武宗，备道两宫意，及陈安西王谋变始末，且言：‘太子监国所以备他变，以待陛下，臣万死保其无它’”⑧。海山虽知自己继统有望，仍等待康里脱脱的确切消息。 　　“脱脱驰至大都，入见太后，道武宗所授旨以闻。太后愕然曰：‘修短之说虽出术家，为太子周思远虑乃出我至爱。贪憝已除，宗王大臣议已定，太子不速来何为？’时诸王秃列等侍，成曰：‘臣下翊戴嗣君，无二心也。’既而太后、仁宗屏左右，留脱脱与语曰：‘太子天性孝友，中外属望。今闻汝所致言，殆有谗间。汝归速为我弥缝阙失，使我骨肉无间，相见怡愉，则汝功为不细也。’脱脱顿首谢曰：‘太母、太弟不烦过虑，臣侍藩邸历年，颇见信任，今归当即推诚竭忠以开释太子。后日三宫共处，靡有嫌隙，斯为脱脱所报效矣。’”脱脱“行至旺古察，武宗在与轿中望见其来，趣使疾驰，与之共载。脱脱具致太后、仁宗之语，武宗乃大感悟，释然无疑。遂遣阿沙不花还报。仁宗即日命驾奉迎于上都”⑨。海山母子、兄弟间因皇位谁属问题出现的紧张气氛，以海山的母亲、弟弟向武装力量妥协而得到消除。于是双方决定会议上都。 　　五月，“左右部诸王毕至会议，乃废皇后伯要真氏，出居东安州，赐死。执安西王阿难答、诸王明里铁木儿至上都，亦皆赐死”⑩。武宗即位于上都，受诸王、文武百官朝贺于大安阁。颁布即位诏书，尊母弘吉剌氏为皇太后，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弟。 　　世祖首立太子。意在使皇位在直系子孙中传承，但蒙古社会的忽里勒台却并未废除，传子与贵族大会推举制并行，使元朝皇位继承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情况。成宗死后，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汉制的影响力增强。作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的中书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忽里勒台推举已经变成了一种程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大权谁属的问题是在流血的政变和秘密谈判中解决和确定的。忽里勒台“这个草原时代的产物，离开它生长的泥土，移植到中原的土壤上之后，却获得了新的‘生命’。然而这种新的‘生命’的复活，却始终是和一场皇位危机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哈剌哈孙以中书长官的身份参与继承人的选择并获得成功，受到了朝廷的褒奖和肯定，这又为行政官僚参与皇位争夺创造了先例。“中枢官僚选君的倾向的发展，有可能与君权旁落的过程相结合，进一步加强统治秩序的混乱”。它给元朝后期的政治形势造成的影响是严重的。 　　注释①《元史·哈剌哈孙传》。 　　②爱育黎拔力八达为元世祖重孙，父答剌麻八剌，为真金第二子，成宗兄。 　　③《元史·田忠良传》。 　　④《元史·哈剌哈孙传》；《元文类》卷二五《丞相顺德忠宪王碑》。 　　⑤《元史·李孟传》。 　　⑥《元史·仁宗纪》。 　　⑦参见《元史·康里脱脱传》、《元史·后妃二·顺宗昭献元圣皇后答己传》。“重光大荒落”为干支纪年的辛己年，是海山生年；“旃蒙作噩”是乙酉年，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生年。 　　⑧《元史·阿沙不花传》。 　　⑨《元史·康里脱脱传》。 　　⑩《元史·武宗纪》。 　　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对一种旧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蜕变过程的考察》，《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七集。 　　英宗亲政与南坡之变武宗海山享受其母亲与弟弟在大都政变中消灭政敌的政治成果，以手中的军权为后盾取得了皇位。母子、兄弟互相妥协，海山在即位后的第十天就立皇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授以金宝。至大四年（1311），海山死。爱育黎拔力八达以太子身份即位，为仁宗。 　　爱育黎拔力八达幼从名儒李孟学，李孟“日陈善言正道，多所进益”。“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风。由是上下益亲”。及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出居怀州，更以孝悌之道辅导爱育黎，后者也虚心好学。“有暇则就孟讲论古先帝王得失成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孟特善论事，忠爱恳侧，言之不厌，而治天下之大经大法，深切明白。厥后仁宗入清内难，敬事武皇，笃孝母后，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文物典章，号称极盛。尝与群臣语，握拳示之曰：‘所重乎儒者，谓其握持纲常，如此其固也’”①。 　　自幼受儒家思想薰陶的爱育黎拔力八达，“天性孝慈，聪明恭俭，通达儒术，妙悟释典”。北上大都时，所过州县，供帐华侈，则令撤去；过比干墓，以纣内荒于色，毒（痛）四海和比干直谏自警；农叟献粥，则以汉光武备尝艰阻自励。他即位后，力图改变武宗时期造成的财政困窘、政制混乱的局面，悉复至元旧制，整顿朝政，编纂律令，施行科举等。在世祖忽必烈后，是又一位尊崇汉法的皇帝。 　　他之所以能为帝，一是以李孟为代表的汉臣的支持、鼓动，一是母亲答己的护持，一是皇兄海山尚念兄弟之情和得位之惠。因此，对母亲和兄长他都有一份需要报答的恩惠。 　　在皇位继承上，他与其兄海山有约，行兄终弟及、叔侄相承之制。但是，受汉地统治方式影响甚深的他，不情愿舍子传侄。于是，在延祐三年（1316），封武宗子和世琼为周王，令其出镇云南。“置常侍府官署，以遥授中书左丞相秃忽鲁、大司徒斡耳朵、中政史尚家奴、山北辽阳等路蒙古军万户孛罗、翰林侍讲学士教化等并为常侍，中卫亲军都，指挥使唐兀、兵部尚书赛罕八都鲁为中尉，仍置谘议、记室各二员，遣就镇”。并令萧拜住及陕西、四川省臣各一员护送②。 　　古代出游图十一月，和世琼等至延安，忽都鲁、尚家奴、孛罗、教化及武宗旧臣厘日、沙不丁、哈八儿秃等合谋反抗，联合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塔察儿、行台御史大夫脱里伯、中丞脱欢等，发关中兵自潼关、河中府人腹里。反抗失败后，和世琼走金山。 　　十二月，仁宗立己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将皇位继承权交给了自己的儿子。 　　早在武宗至大三年，云南行省左丞相铁木迭儿擅离职守赴阙，尚书省奏，奉旨诘问，却在皇太后答己的袒护下得免。 　　至大四（1311）年，武宗死。仁宗即位，欲改变武宗朝政制混乱、财政困窘的状况，杀丞相三宝奴，以完泽、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以更张庶务。弘吉剌氏答己则自兴圣宫下旨如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仁宗即位后只得承认这一既成事实。皇庆二年（1313），铁木迭儿因病去职延祐元年（1314），以丞相哈散奏请，铁木迭儿拜开府仪同三司、监修国史、录军国重事，复拜中书右丞相。奏请“比闻内侍隔越奏旨者众，倘非禁止，致治实难。”“往时富民，往诸蕃商贩。率获厚利，商者益众，中国物轻，蕃货反重。今请以江浙右丞曹立领其事，发舟十纲，给牒以往，归则征税如制；私往者，没其货。”“买山东、河问运使来岁盐引，及各冶铁货，庶可以足今岁之用。”“江南田粮，往岁虽尝经理，多未核实。可始自江浙，以及江东、西，宜先事严限格、信罪赏，令田主手实顷亩状入官，诸王、驸马、学校、寺观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贵戚势家，毋得阻挠。请敕台臣协力以成，则国用足矣”。仁宗从其请。而后，“遣使者分行各省，括田增税，苛急烦扰，江右为甚，致赣民蔡五九作乱宁都，南方骚动，远近惊惧，乃罢其事”③。 　　二年（1315）七月，铁木迭儿总宣政院事，进位太师。 　　铁木迭儿再入中书，居首相，怙势贪虐，凶秽滋甚。仁宗以御史中丞萧拜住为中书右丞、平章政事，对其加以牵制。杨朵儿只以侍御史拜御史中丞，也以纠正其罪为己任。 　　时上都富人张弼杀人，以家奴行贿铁木迭儿。上都留守贺胜“素恶铁木迭儿贪暴”，遂向御史杨朵儿只告发。杨朵儿只御史玉龙帖木儿、徐元素等共同弹劾铁木迭儿，逮捕其左右，以所犯赃罪事实上报④。“帝震怒，有诏逮问，铁木迭逃匿，帝为不御酒数日，以待决狱，尽诛其同恶大奴数人。”铁木迭儿逃入太后宫中，得到太后庇护。杨朵儿只追捕益急。“徽政近臣以太后旨，召朵儿只至宫门，责以违旨意者，对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违太后旨也’”⑤。 　　太后行为不检，铁木迭儿有辟阳之幸。他利用太后的庇护，挠法干政。贪污贿赂，营其党而售其祐占奸。仁宗对其所作所为虽切齿痛恨，无奈投鼠忌器，仅能免其相位，而未能治其罪。不久，又以太后旨任为太子太师。 　　延祐七年（1320）正月，仁宗死。在太子硕德八剌谅阴不视事之际，铁木迭儿交结太后侍臣，在太后的主持下，再次入相。“权势既成，毫发之怨。无不报者”。二月，“乃宣太后旨。召萧拜住、朵儿只至徽政院，与徽政使失列门、御史大夫秃忒哈杂问之，责以前违太后旨之罪。朵儿只曰：‘中丞之职，恨不即斩汝，以谢天下。果违太后旨，汝岂有今日耶！’铁木迭儿又引同时为御史者二人，证成其狱。……未几，称旨执送朵儿只载诸国门之外，与萧拜住俱被杀”。五月，又诬贺胜“乘赐车奉诏，不敬，并杀之”。八月，因前御史中丞赵世延曾劾铁木迭儿罪恶十三条，铁木迭儿则将世延自现任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任上召回治罪。“属其党何至道，诱世延从弟胥益儿哈呼诬告其罪，逮世延置对。世延行至夔路，遇赦。“帖木迭儿（即铁木迭儿——引者注）遣使督追至京师，俾其党锻炼成狱。会有旨，事经赦原，勿复问。帖木迭儿更以它事白帝，系之刑曹，逼令自杀。世延不为动，居囚再岁”⑥。 　　三月，太子硕德八剌即位，为英宗。英宗生于怀庆（今河南沁阳），自幼受儒家教育，受汉族封建文化濡染亦深。即位后，极力抑制其祖母答己与奸臣铁木迭儿一党的势力，采取改革措施，起用汉族官僚和儒士，精减机构；节制财用，减轻徭役；颁行《大元通制》，加强法治，推行汉法。锐意清除铁木迭儿余党，惩治贪污，刷新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仁宗和英宗都是以先朝太子的身份即位的，没有经过忽里勒台的推荐。正如仁宗即位诏书所言：“先帝奄弃天下，勋戚元老咸谓大宝之承，既有成命，非与前圣宾天而始征集宗亲议所宜立者比，当稽周、汉、晋、唐故事，正位宸极。”⑦这是自元世祖开始的改变皇位继承方式的首次实现。传统的忽里勒台失去了它推举大汗的职能，仅作为即位典礼的仪式被保留下来。但这种改变并没有持之久远，南坡之变使元朝的帝位继承上的改革又退回了原地。 　　英宗因铁木迭儿陷害先帝旧臣，意欲论治。即位当月即发布诏书，“诏中外毋沮议铁木迭儿”，以拜住为中书左丞相，铁失为御史大夫。铁木迭儿所奏多不听，又罢太皇太后所属的徽政院。 　　至治二年（1322）八月，铁木迭儿死，不久太皇太后亦死。英宗欲治铁木迭儿余党。十二月，以刘夔献田案杀铁木迭儿之子宣政院使八思吉思（又作八剌吉恩），并籍其家产。与此案有牵连的同佥宣政院事囊加台和主犯刘夔皆伏诛。 　　前此，浙民吴机以累代失业之田卖于司徒刘夔，夔赂宣政院使八剌吉思买其田交给寺庙，以增加僧人的收入。于是矫诏出国库钱650万贯以酬其田值。铁木迭儿得其值之半。其实，田以久归他人，赃私俱入上述诸人之手。此事被丞相拜住举发，英宗命台察审理，俱得其实。遂将田归还其主，相关诸人论罪处置有差，而特赦铁失。 　　他的一系列整顿措施引起了守旧派蒙古贵族的不满，至治三年（1323）八月，铁木迭儿余党、御史大夫铁失阴谋发动政变，约晋王也孙铁木儿（真金长子甘麻剌之子，硕德八剌的堂叔或堂伯）为援，发动了一场谋杀在位皇帝的事件，史称“南坡之变”。 　　英宗即位之初，铁失为太医院使。不久令领中都威卫指挥使。至治元年，授御史大夫，仍为太医院使，并领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后又命领阿速卫。铁失实为铁木迭儿同党，而英宗未之察，仍委以重任。使他得以用御史大夫的身份，庇护铁木迭儿同党，继续指使他们利用任职台谏的身份陷害清慎官员，屡被英宗指责。至治二年，英宗对台臣说：“朕深居九重，臣下奸贪，民生疾苦。岂能周知，故用卿等为耳目。曩者，铁木迭儿贪蠹无厌，汝等拱默不言，其人虽死，宜籍其家，以惩后也。”三年（1323），申命铁失振举台纲。铁失却为铁木迭儿余党争取发言权，请英宗降旨广开言路。英宗说：“言路何尝不开，但卿等选人未当尔。朕知向所劾者，率因宿怨，罗织成狱，加之以罪，遂玷其人，终身不得伸，监察御史尝举八思吉思可任大事，未几，以贪墨伏诛。若此者言路选人当乎，否乎？”铁失遭到训斥。英宗以拜住为右丞相，振立纪纲，修举废堕，以进贤退不肖为急务，铁失因系铁木迭儿之党而更不自安⑧。 　　六月，英宗在上都，夜寐不宁，欲作佛事。丞相拜住以国用不足谏止。担心被惩治的铁木迭儿余党希望借助于大赦逃避惩罚，遂鼓动僧人坚持大作佛事，他们说：“国当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不足以禳之。”遭到丞相拜住的斥责。群奸闻而愈惧，遂阴谋起事。铁失遣人至漠北联络甘麻剌的儿子晋王也孙林儿，“告以逆谋，约事成推王为帝。王命囚之，遣使赴上都告变”⑨。 　　八月二十八日，也孙帖木儿使者尚未到，英宗已自上都南还，当晚，驻跸南坡。铁失与知枢密院事也先铁木儿、大司农失秃儿、前中书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儿、前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完者、前治书侍御史锁南、铁失之弟宣徽使锁南、典瑞院使脱火赤、枢密副使阿散、佥书枢密院事章台、卫士秃满，及诸王按梯不花、孛罗、月鲁铁木儿、曲律不花、兀鲁思不花等，以铁失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杀右丞相拜住，而铁失直犯禁帷，手弑英宗于卧所。 　　九月四日，晋王也孙帖木儿即位，铁失及其党皆伏诛。 　　注释①《元史·李孟传》、《元史·仁宗纪》。 　　②《元史·明宗纪》、《元史·仁宗纪》。 　　③《元史·铁木迭儿传》。 　　④《元史·贺胜传》。 　　⑤《元史·杨朵儿只传》。 　　⑥《元史·赵世延传》。 　　⑦《元史·李孟传》、《元史·仁宗纪》。 　　⑧《元史·逆臣·铁失传》。 　　⑨《元史·拜住传》。 　　 　　第三十四章 　　 　　两都之战元朝在皇位继承方面制度的不确定性，使得在这一重大问题上人为的因素起了重要作用。武宗即位后，已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至大三年（1310），此事又被重新提起。时三宝奴为相，武宗身体欠佳。三宝奴欲改变以往的协议，他先与康里脱脱商量，说：“皇子浸长，圣体近日倦勤，储副所宜早定。”脱脱因参与了武、仁协议的制定，不愿破坏当初的协议，答称“国家大计不可不慎。曩者太弟躬定大事，功在宗社，位居东宫，已有定命，自是兄弟叔侄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者！我辈臣子，於国宪章不能有所匡赞，何可隳其成”。三宝奴称：“今日兄已授弟，后日叔当授侄，能保之乎？”脱脱也不敢保其必能，只能说：“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实鉴之。”①后来，武、仁间兄终弟及的协议为海山遵守，叔侄相承的承诺却被爱育黎拔力八达所破坏。 　　仁宗延祐二年，议立太子，铁木迭儿欲固位取宠，乃请立硕德八剌，并与太后幸臣失列门谮武宗子和世于两宫，于是仁宗封和世剌为周王，命其出镇云南。 　　和世剌部属在延安起而抗命，到了金山，得到察合台后王的支持，辗转回到漠北。 　　英宗至治二年（1322），又迁武宗第二子图帖睦尔于琼州，至此，武宗的两个儿子都远离京城。 　　因为有先朝皇帝遗命和答剌麻八剌的妃子昭献元圣皇后以太后和太皇太后的身份居中主持，仁宗和英宗成为元朝皇帝中即位较为顺利的两个。 　　英宗之死事出突然，武宗后裔方面毫无准备，措手不及，也孙铁木儿却有机会插手，于是泰定帝得以继立。泰定元年（1324）正月，图帖睦尔被从琼州召回，居建康。 　　致和元年（1238，九月，文宗改为天历元年）三月，再徙图帖木儿于江陵。七月，泰定帝死，一场更大规模的皇位争夺战在武宗的儿子和泰定帝的儿子之间更为激烈地展开，它不仅发展为一场破坏惨重的行省间公开的内战，而且，配合以骨肉相残的谋杀手段，公开的对抗和隐蔽的阴谋交替使用，使斗争增加了它的激烈程度和残酷性，对元朝统治秩序的进一步崩溃，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古代风景画鉴赏武宗长期镇守漠北，与钦察将领土土哈家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仁宗传子而远徙武宗两子，使海山的后人失去了帝位，土土哈的后裔也失去了可靠的依托。他们对政局的这种变化不满是理所当然的。自武宗以来权臣参与皇位争夺的先例又为他们伺机夺回失去的权势提供了榜样，于是，元朝皇位继承的忽里勒台推举制逐渐为权臣择主而立的形式所取代。黄金家族逐渐失去了他们选择自己代理人的权力。两都之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前景下发生的。 　　泰定末年，为武宗二子谋夺帝位的活动就已经开始。南坡之变后弃官闲居的右卫千户、渤海人任速哥与平章政事速速密谋，称“先帝之仇，孤臣朝夕痛心而不能报者，以未有善策也。今吾思之，武宗有子二人，长子周王，正统所属，然远居朔方，难以达意。次子怀王，人望所归，而近在金陵，易于传命。若能恳心推戴，以图计大。则先帝之仇可雪也”。速速颇有同感。于是二人结纳手握兵权的佥书枢密院事燕帖木儿。泰定四年冬，泰定帝病重，二人以其谋议往说燕帖木儿。“燕帖木儿初闻之矍然。因徐说之曰：‘天下之事，惟顺逆两途，以顺讨逆，何患不克。况公国家世官，与国同休戚，今国难不恤，他日有先我丽谋者，祸必及矣。’于是燕帖木儿许之”②。并与诸王秃满暗中筹划。 　　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时燕帖木儿总环卫事，居大都。速哥、速速乃与燕帖木儿称奉宗王阿剌忒纳失里之命，“与公主察吉儿、族党阿剌帖木儿及腹心之士孛伦赤、剌剌等议，以八月甲午（初四——引者注，下同）昧爽，率勇士纳只秃鲁等人兴圣宫，会集百官，执中书平章乌伯都剌、伯颜察儿，兵皆露刃，誓众曰：‘祖宗正统属在武皇帝之子，敢有不顺者斩’。 　　于是，大肆搜捕上都权臣、丞相倒剌沙的支持者，中书左丞朵朵，参政王士熙，参议脱脱、吴秉道，侍御史铁木哥、丘世杰，太子詹事丞王桓等。皆被捕下狱。 　　燕帖木儿“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入守内庭，分处腹心于枢密，自东华门夹道重列军士，使人传命往来其中，以防漏泄。即命前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明里董阿、前宣政院使答剌麻失里乘驿迎文宗（图帖睦尔）于中兴（今湖北江陵），且令密以意谕河南行省平章伯颜选兵备扈从”③。 　　同时推举前湖广行省左丞相别不花为中书左丞相，詹事塔失海涯为平章，前湖广行省右丞速速为中书左丞，前陕西行省参政王不怜吉台为枢密副使，萧忙古仍为通政院使，与中书右丞赵世延、枢密同佥燕帖木儿、通政院使寒食分典机务。贷在京寺观钞，募死士，习战马，运京仓粟以饷守御士卒，遣使至各行省征发钱帛兵器。 　　诸卫军无统属者、候选及罢退军官，皆给以牌符，以待调选。众既受命，不知向谁谢恩，乃指使南向拜，众人始知起事者的意向。 　　时燕帖木儿宿卫禁中，一夜更迁数次，或坐以待旦；其弟撒敦、子唐其势时留上都，乃遣塔失帖木儿密往召之，二人皆弃妻子奔归。 　　丁酉（八月初七），再遣撒里不花、锁南班往中兴趣图帖木儿大驾早发。并令塔失帖木儿冒充图帖睦儿使者，称：“诸王帖木儿不花、宽彻普化，湖广、河南省臣及河南都万户合军扈驾，旦夕且至，民勿疑惧。”以安定大都官民之心。 　　己亥（八月初九），明里董阿至汴梁，将燕帖木儿等的计划告诉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伯颜，伯颜叹曰：“吾夙荷武皇厚恩，委以心膂，今爵位至此，非觊万一为己富贵计，大义所临，何敢顾望”④。于是集行省官讲明大都发生的情况。并“会计仓廪、府库、谷粟、金帛之数，乘舆供御、牢饩膳羞、徒旅委积、士马刍精供亿之须，以及赏赉犒劳之用，靡不备至。不足，则檄州县募民折输明年田租，及贷商人货赀，约倍息以偿。又不足，则邀东南常赋之经河南者，辄止之以给其费。征发民丁，增置驿马，补城橹，浚濠池，修战守之具，严微逻斥堠，日披坚执锐，与僚佐曹掾筹其便宜。”同时，遣蒙古不花以其事驰报怀王，以罗里报燕帖木儿：“公尽力京师，河南事我当自效。”又募兵五千前往迎图帖木儿，自己则勒兵以待。参政脱别台说“今蒙古军马与宿卫之士皆在上都，而令探马赤军守诸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我等图保性命，他何计哉！”伯颜不听。其夜，脱别台拟杀伯颜，被伯颜发觉，拔剑将其杀之。夺其所部兵器，收马千二百骑。怀王图帖木儿授伯颜河南行省左丞相。 　　癸卯（八月十三日），伯颜杀河南行省平章曲烈及右丞别铁木儿。明里董阿至江陵。 　　甲辰（八月十四日），图帖睦尔自江陵出发。遣使召镇南、威顺、高昌诸王来会。执湖广行省左丞马合谋送京师，以别薛代行其职。 　　丁未（八月十七日），燕帖木儿命撒敦以兵守居庸关，唐其势屯古北口。 　　戊申（八月十八日），燕帖木儿又令乃马台充北使，称和世球与诸王已整兵南来，中外始安。 　　庚戌（八月二十日），图帖木儿至河南，伯颜擐甲胄，与百官父老导入，俯伏称万岁，上前叩头劝进。明日，扈从北行。 　　辛亥（八月二十一日），撒里不花自江陵回京，知图帖木儿已启程，并命燕帖木儿为知枢密院事。 　　诸王秃满在上都，与阿马剌台、宗正札鲁忽赤阔阔出、平章买闾、集贤学士兀鲁思不花、太常礼仪院使哈海赤等十八人同谋附大都，事觉，为上都丞相倒剌沙所杀。 　　壬子（八月二十二日），脱脱木儿率军自上都归大都。即命以军守古北口。 　　癸丑（八月二十三日），上都诸王以兵分攻大都。 　　丁巳（八月二十七日），图帖木儿至京师，入居大内。以明里董阿、阔阔台、速速并为平章政事，曹立为右丞，伯颜为御史大夫，赵世延为御史中丞，高昌王铁木儿补化知枢密院事。 　　己未（八月二十九日），上都梁王王禅及太尉不花、丞相塔失帖木儿、平章买闾、御史大夫纽泽等以兵攻大都，军次榆林。隆镇卫指挥使黑汉谋附上都，被杀。 　　上都诸王、大臣立泰定帝之子阿剌吉八为帝，即位于上都，年九岁。 　　九月庚申朔（初一），燕帖木儿督师居庸关，撒都为先锋，至榆林西，乘上都兵未阵攻之，乘胜追至怀来。隆镇卫指挥使斡都蛮袭上都诸王灭里帖木儿、脱木赤于陀罗台，执之归京师。 　　壬申（十三日），怀王图帖睦尔即位于大都，是为文宗。封燕帖木儿为太平王，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赐黄金、白金、钞、帛、海东青鹘、豹和官田。 　　上都兵自古北口、居庸关、紫荆关和辽东数路逼京师。己卯（九月二十日），燕帖木儿与王禅兵战于榆河，大都兵奋击。追至红桥北。“王禅将枢密副使阿剌帖木儿、指挥忽都帖木儿引兵会战。阿剌帖木儿执戈人剌，燕帖木儿侧身以刀隔其戈就斫之，中左肩。部将和尚驰击忽都帖木儿亦中左肩。二人骁将也，敌为夺气，遂却，因据红桥。两军阻水而阵，命善射者射之，遂退，师于白浮南。命知院也剌答儿、八都儿、亦纳思等分为三队，张两翼以角之，敌军败走”。 　　辛巳（二十一日），“敌军复合，鏖战于白浮之野，周旋驰突，戈戟戛摩。燕帖木儿手毙七人。会日晡，对驿而宿。夜二鼓，遣阿剌帖木儿、孛伦赤、岳来吉将精锐百骑鼓噪射其营，敌众惊扰，互自相击，至旦始悟，人马死伤无算。明日。天大雾，获敌卒二人，云王禅等挺身窜山谷矣。癸未，天清明，王、禅集散卒成列出山，我师驻白浮西，坚壁不动。是夜，又命撒敦潜军绕其后，部曲八都儿压其前，夹营吹铜角以震荡之，敌不悟而乱，自相挝击，三鼓后乃西遁。迟明，追及昌平北，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⑤。王禅单骑亡命，也速答儿等追之，还以三万兵守居庸。 　　乙酉（二十五日），上都兵入古北口，其知枢密院竹温台掠石槽。燕帖木儿先遣撒敦倍道先行，自领大军继其后，“敌军方炊，掩其不备，直蹂之，大军并进，追击四十里，至牛头山。擒驸马孛罗帖木儿，平章蒙古答失、牙失帖木儿，院使撒儿讨温等，献俘阙下，戮之。各卫将士降者不可胜纪，余兵奔窜。夜遣撒敦袭之，逐出古北口”⑥。脱脱木儿与辽东兵战于蓟州南，杀获无算。 　　戊子（九月二十八日），上都诸王忽剌台等兵入紫荆关，大都守关军士溃；陕西行省附上都，行台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引兵渡河，擒河中府官杀之。河东官吏皆弃城逃走。 　　十月初，燕帖木儿于通州败辽东军，脱脱木援紫荆关；调浙江兵万余西御潼关；河南兵守虎牢。忽剌台游骑逼近京师南城。“令京城居民户出壮丁一人，持兵仗从军士乘城，仍於诸门列瓮储水以防火”⑦。文宗遣使颁诏书于甘肃、陕西，陕西行省截留使者撕毁诏书，送使至上都或下于省狱。 　　辛丑（十月十三日），齐王月鲁帖木儿、东路蒙古元帅不花帖木儿以兵围上都，倒剌沙等奉皇帝宝出降，王禅逃走，小皇帝阿剌吉八不知所终。遂罢免上都所授各路府州县达鲁花赤，上都失败。于是朝廷遣使传檄罢兵。 　　十一月，遣使至漠北迎皇兄周王。杀上都诸王、将领、大臣倒剌沙、王禅、马某沙、纽泽、撒的迷失、也先铁木儿等。 　　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自称镇西王，起兵反对文宗，杀行省平章宽彻等，自署行省官，烧毁栈道。 　　十二月，再遣治书侍御史撒迪等迎周王。周王南还，诸王察阿台、元帅朵列捏等率师护行。旧臣孛罗、尚家奴、哈八儿秃从行。至金山，岭北行省平章政事泼皮来迎，武宁王彻彻秃、佥枢密院事帖木儿不花等继至。乃遣孛罗至京师。 　　文宗先后遣前翰林学士承旨不答失里、太府太监沙班剌、内侍秃教化和中书左丞跃里帖木儿等至周王和世琼行在所。 　　天历二年（1329）正月，撒迪等至周王所，以文宗命劝进。周王和世琼在和林即位，为明宗。扈从诸王、大臣成人贺。乃命撒迪遣人还报京师。是月，不答失里、沙剌班等也以所辇金银币帛至和林。 　　二月，宣靖王买奴自京师朝明宗于和林，文宗立奎章阁学士院于京师。遣人以除且来奏。 　　古代风景画鉴赏三月，文宗遣右丞相燕帖木儿向明宗献皇帝宝。明宗南还，准备在上都召集宗王、大臣，召开忽里勒台。 　　图帖睦尔置行枢密院，以山东都万户也速台儿知行院事与湖广、河南两省官进兵平四川。 　　四月，燕帖木儿见明宗於行在。明宗仍以图帖睦尔所授诸官爵授燕帖木儿。 　　图帖睦尔命跃里铁木儿、王不怜吉詹代也速台儿讨四川。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孛罗奉诏至四川，赦囊加台罪，囊加台听诏，蜀地悉定。 　　八月，明宗驻于上都附近的旺忽察都（王忽察都、晃忽察）。丙戌（初二）文宗以皇太子身份入见。明宗大宴诸王、大臣。庚寅（初六），明宗暴崩。燕帖木儿取皇帝宝归文宗。当月，图帖睦尔以太子身份再次即位。 　　由于文宗和他的拥护者们取得了两都之战的胜利，又由他们仿照武宗、仁宗的故事，在政治舞台上导演了迎立明宗这场假戏，所以，关于明宗之死的真实情况，已无法找到可参考的历史资料，它同其他类似事件一样，也成了千古之谜。但种种迹象使人们推断出的结论是文宗以更隐蔽的谋杀方式，避免了发生在兄弟间的武装夺权，却达到了自己取得最高统治权的目的。 　　同样，明宗也以武宗、仁宗的故事为先例，天真地南下享受其弟的政治、军事果实。但时移事异，与其父不同的是，他手中没有雄厚的军事实力，在皇位争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他的悲剧也就不足为奇了。 　　注释①《元史·康里脱脱传》。 　　②《元史·任速哥传》。 　　③《元史·燕帖木儿传》。 　　④《元史·伯颜传》，此伯颜为蔑尔乞氏，与世祖时平宋的伯颜同名。 　　⑤⑥《元史·燕帖木儿传》。 　　⑦《元史·文宗纪》。 　　惠宗继统元惠宗脱欢贴睦尔是元明宗和世琼的长子。母为哈剌鲁（葛罗禄）首领阿尔思兰汗的女儿迈来迪。 　　和世琼是元武宗的长子，元朝皇位继承斗争的牺牲品。武宗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占有了其母亲和弟弟的政治斗争成果，做了皇帝。按照母子、兄弟间的协议，此后的皇位当在兄弟、叔侄间授受。但元仁宗撕毁了协议而立其子英宗。和世琼则被封为周王，远移云南。不久，流落漠北。 　　延祐三年，和世琼以周王身份赴云南。行至延安，得知仁宗欲立其子硕德八剌为太子，遂与侍臣商量对策。常侍教化说：“天下者我武皇之天下也，出镇之事，本非上意，由左右构间致然。请以其故白行省，俾闻之朝廷，庶可杜塞离间，不然，事变叵测”①。于是，他们决定抗旨不赴云南。教化等先至长安，联合陕西行省丞相阿思罕、平章政事塔察儿、行台御史大夫脱里伯、中丞脱欢等，陕西发兵来迎，和世琼等拟自潼关、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入陕西。不料，陕西平章政事塔察儿、脱欢等密报仁宗，并得旨伺机杀害和世琼。于是，和世琼亡命西奔。至金山，得到西北诸王察阿台等的欢迎和支持，遂“与定约束。每岁冬居斡罗斡察山。春夏则命从者耕于野泥，十余年间，边境宁谧”。于是娶哈剌鲁部之女迈来迪，生子妥欢帖睦尔②。 　　不久，迈来迪死，和世琼又娶成宗外甥女、寿宁公主的女儿乃马真氏八不沙，生子懿璘质班。 　　天历二年（1329）明宗和世琼暴卒于王忽察都，早已在大都登过一次皇帝宝座的文宗图帖睦尔又以明宗合法继承人的身份第二次即位为帝。 　　明宗皇后八不沙亲见明宗死亡的情景，但事出仓卒，母寡子弱，她不得不按照文宗君臣的安排，带着幼子住进宁徽宫。但八不沙母子的存在显然不利于文宗。至顺元年（1330），文宗将宁徽宫的费用从钞万锭、币帛二千匹减至币帛二百匹；同年，文宗后卜答失里与宦者拜住将八不沙推入烧羊火坑中害死。除去了可能揭发他们阴谋的第一见证人。同时，妥欢帖睦尔也被放逐到高丽大青岛，“不与人接”。然后，文宗夫妇立自己的儿子燕王阿剌忒纳答剌为太子。一年后，又发布诏书，称“明宗在朔漠之时，素谓（妥欢帖睦尔）非其己子，移于广西之静江”③。 　　妥欢帖睦尔住大园寺，长老秋江曾教其读《论语》、《孝经》和书法，培养其举止、情操。所以，“司官府官至，辄坐长老法座上，正身危坐，一无所言。司官府官出，即下座嬉戏如初”④。比起大青岛的岁月，妥欢帖睦尔在静江期间生活上轻松得多，学习上也有所长进。 　　文宗三子，幼子早逝，长子阿剌忒纳答剌立为太子仅三十几天也夭折，这对他们夫妇显然是最沉重的打击，为保护唯一的次子古纳答剌，遂将他送往权臣燕帖木儿家，改名燕帖古思。 　　至顺三年（1332），文宗病重期间，“召皇后及太子燕帖古恩，大臣燕帖木儿曰：‘昔者晃忽察之事，为朕平生大错，朕尝中夜思之，悔之无及。燕帖古思虽为朕子，朕固爱之，然今大位乃明宗之大位也。汝辈如爱朕，愿召明宗子妥欢帖睦尔来登兹大位。如是，朕虽见明宗于地下，亦可以有所措词而塞责耳’。” 　　燕帖木儿实为王忽察都事件的主谋之一，自知若立妥欢帖睦尔，自己则难逃罪责。他踌躇数日，决定封锁文宗遗诏，与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商量：“阿婆且权守上位，安王室，妥欢帖睦尔居南徼荒瘴之地，未知有无，我与宗戚诸王，徐议之可也。”既而复请立燕帖古思，皇后不从。燕帖木儿不得已，自以为立幼或可侥幸逃避惩罚，乃立明宗幼子懿磷质班，为宁宗。不发诏书，不改年号，尊文宗皇后为太后。 　　懿磷质班三岁而孤，八不沙死后，文宗尚念骨肉之情，将他留在京师，即位时年仅七岁。宁宗立53日而卒⑤，燕帖木儿仍请立燕帖古思，皇后仍不从。因为二子夭折，已使他们夫妇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文宗年方二十九岁，即位不到五年就病死，更令皇后心神不宁。对长生天的敬畏使她认为丈夫与儿子的早逝都是谋害明宗的报应，于是坚决反对让仅存的儿子继承皇位，她说：“天位至重，吾儿年方幼冲，岂能任耶！明宗有子妥欢帖睦尔，出居广西，今年十三矣，可嗣大统。”⑥乃遣中书右丞阔里吉思迎妥欢帖睦尔于静江。 　　古代风景画鉴赏时燕帖木儿大权在握，国事皆由他决定，再奏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后执行。妥欢帖睦尔至良乡，燕帖木儿前往迎驾，“马上举鞭指示，告太子以国家多难遣使奉迎之由，太子讫无一言以答之”。燕帖木儿狐疑畏罪，迁延数月，不议妥欢帖睦尔登基事，不久也惊悸成疾而死。 　　燕帖木儿死后，文宗皇后卜答失里与群臣议，于至顺四年（1333）六月初八共立妥欢帖睦尔为帝，即位于上都，改元元统。是为元惠宗，明朝以其“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号为顺帝”⑦。即位诏书称妥欢帖睦尔为“武宗皇帝之元孙，明宗皇帝之世嫡”，从而肯定了妥欢帖睦尔的皇室血统，为其统治权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元顺帝初继帝位，颇有改革政治，铲除时弊的政治理想，但他孤立无助，处在文宗旧臣的包围之中，不敢也不能有所作为。即位后，伯颜为太师、中书右丞相、上柱国、监修国史；燕帖木儿的弟弟撒敦为太傅、左丞相。燕帖木儿的儿子唐其势为御史大夫，袭其父之封为太平王。以文宗皇后为太皇太后；立伯牙吾氏答纳失里为皇后。伯颜和撒敦专理国家大事。 　　伯颜是当初响应燕帖木儿、拥立文宗的功臣之一，伯牙吾事是燕帖木儿之女。顺帝外受权臣左右，内为皇后挟制，依旧处在燕帖木儿的阴影笼罩之下，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他不得不暂时屈从于权臣的威势。至元元年（1335，元朝有世祖和顺帝时两个至元年号，此为后至元），撒敦死，唐其势为中书左丞相。伯颜的权力跃居燕帖木儿家族之上，元朝又出现了权臣间的争夺与较量。 　　燕帖木儿是拥立文宗的元勋，在文宗朝官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师、太平王、答剌罕、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提调燕王宫相府事、大都督、领龙翊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位极人臣，权倾朝野。“挟震主之威，肆行无忌”⑧。在他的家族看来，元朝的天下不啻为伯牙吾氏所有。伯颜势力的增长竟然超拔于伯牙吾氏家族之上，伯牙吾氏家族是难以容忍的，唐其势不胜其愤，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颜何人而位居吾上”⑨。于是，遂与其叔答里交结诸王晃火帖木儿，阴谋拥立晃火帖木儿废惠宗。郯王彻彻秃揭发了他们的阴谋。顺帝屡召答里，后者不肯前往。阴谋败露后，唐其势索性以求一逞。六月三十日，他伏兵于上都东郊，率勇士突入宫中，伯颜及完者帖木儿、定住、阔里吉思等已有所准备，唐其势与所率勇士悉数被擒。其余党北奔答里处，答里起兵应唐其势，杀朝廷所遣使者哈儿哈伦、阿鲁灰。顺帝又遣阿弼为使。答里等再杀之。并率其党和尚、剌剌等迎击元军。为元军所败，谋投奔晃火帖木儿，被元军追及，答里被俘，送往上都，被处死。晃火帖木儿自杀。唐其势被判死刑，攀折殿槛不肯出。其弟塔剌海躲在皇后坐下，皇后以衣服遮蔽其弟。士兵将他从皇后身边拉出杀死。鲜血溅在皇后的衣服上。伯颜奏告皇帝说：“岂有兄弟为逆而皇后党之者！”于是连皇后一起逮捕。皇后向皇帝求救：“陛下救我。”皇帝则说：“汝兄弟为逆，岂能相救也。”于是皇后出宫，被伯颜毒死于上都民舍。 　　至此，顺帝假手伯颜清除了自己的一大敌对势力，报了杀父之仇，也为自己接管政权创造了条件。 　　唐其势被杀后，伯颜一人大权独揽，他“专权自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渐有奸谋”⑩。其位高权重更在燕帖木儿之上。早在元统二年（1334），伯颜曾求为秦王，人们以“秦王大名，恐不宜居”表示反对，伯颜不听，竟争辩说：“我闻淮东有秦邮，我索秦邮为秦王，非西秦也，何不可有？，顺帝只好以高邮为其食邑，进封他为秦王。杀唐其势为国除奸后。骄纵更甚，以致敢于要求以薛禅为名。 　　古代风景画鉴赏伯颜势倾朝野，“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杀无辜，诸卫精兵收为己用，府库钱帛听其出纳”。皇帝赏赐的土地、黄金、白银、币帛不可胜计。他变乱忽必烈以来的典章制度、英宗的新政和文宗文治的成果，实行排斥汉人的民族压迫政策，废除科举以塞汉人入仕之途，甚至提出杀尽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他大肆搜刮聚敛，以致“天下贡赋多入伯颜家”，于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 　　伯颜旧曾为郯王彻彻秃家奴，称彻彻秃为使长。至此，自以为尊崇无比，岂容其上更有使长。于是在至元五年（1339），诬陷郯王彻彻秃，要求皇帝赐王死。帝不准，伯颜则擅自行刑，杀死郯王。又复奏贬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辞色愤厉，不待旨而行。顺帝益愤，积不能平。伯颜却日益立威，“锻炼诸狱延及无辜”。其侄脱脱在老师吴直方的鼓励下，大义灭亲，为国除奸，为家除害。于至元六年，夺其权，伯颜死于被贬途中。 　　自唐其势、伯颜的势力相继被铲除后，元顺帝以脱脱为相，力图刷新政治，以图中兴，社会面貌一度有所改观，史称“脱脱更化”。但元朝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积重难返，已非个人力量所能挽回，至脱脱遭谗谮去位后，国事日非，元顺帝本人也失去了当初的锐气，并一味沉湎于享乐和女色，纪纲废弛，官吏贪蠹，财政困窘，社会动荡不安，人民起义风起云涌，元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注释①《元史·明宗纪》。 　　②关于妥欢帖睦尔的出身，民间曾有其非和世王琼子，而为南宋恭帝赵顯之后的传说。考其传说，仍出自争权斗争的需要。文宗是以皇太子（明宗的合法继承人）的身份继位的，按照当时兄弟相承、叔侄相继的原则，理应立明宗子妥欢帖睦尔为太子。但文宗欲立己子，只好在妥欢帖睦尔的身世上作文章。于是，他们传出消息说，妥欢帖睦尔的乳母的丈夫说，明宗在世时，一直说妥欢帖睦尔不是自己的儿子。因此，令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识将其事写入脱卜赤颜（即蒙文宫廷史册），并令奎章阁学士虞集作书诏告中外。为剥夺妥欢帖睦尔的继承权大造舆论。《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杂史存目》条认为此说“实为荒诞之尤”。今人也屡有文章论证此说之不可信。 　　参见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③《元史·顺帝纪》。 　　④《庚中外史·笺证》。以下不注资料出处者。皆本于此书。 　　⑤《元史·燕帖木儿传》称宁宗立四十三日而崩，不确，实为五十三日，参见《庚中外史·笺证》。 　　⑥《元史·燕帖木儿传》。 　　⑦《元史·顺帝纪》。 　　⑧⑨《元史·燕帖木儿传》。 　　⑩《元史·伯颜传》。 　　薛禅。蒙古语，意为“贤者”，自从忽必烈的蒙古语谥号称“薛禅皇帝”后，任何人不再以此为名号。自伯颜专权，有人则请赠伯颜以薛禅之名。翰林学士沙剌班等上奏：“万一曲从所请，关系非轻。”于是元顺帝不得不请翰林学士欧阳玄、监丞揭傒斯商量，以“元德上辅”四字代替。 　　《元史·脱脱传》。脱脱更化元顺帝初继帝位时，也曾有志于中兴。但当时他处于权臣燕帖木儿和伯颜势力的包围之中，皇位的巩固尚需时日，也就更没有机会和力量实现其振兴纲纪、整顿和刷新政治的意图了。政治上的长期失意和被冷落使他学会了忍耐和等待时机。因此，在即位之初他并没有采取任何大刀阔斧的锄奸和改革行动，而是静观形势，等待时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即位的第三年，他改元为至元。至元为元世祖忽必烈曾用的年号，以此为年号意味他有意继承祖宗的事业，实现元朝统治的中兴。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利用燕帖木儿家族与伯颜的矛盾，假手伯颜，除掉了政敌和世仇燕帖木儿家族的势力。而后，他又启用和培植了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年轻官僚脱脱。在脱脱的支持、辅佐和配合下，除掉了另一权臣伯颜，又在脱脱的主持下，实行了政治的更新和改革，史称“脱脱更化”。 　　脱脱是权臣伯颜之侄，少而有志，就学于汉儒吴直方。一日，请于其师曰：“使脱脱终日危坐读书，不若日记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终身耳。”①足见其早有立功成名于世的抱负。十五岁为怯薛官，文宗朝先后任成制提举司达鲁花赤、内宰司丞、府正司丞和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顺帝即位后，兼前职，又同知宣政院事。不久，迁宣政使、同知枢密院事。 　　至元元年（1335），与伯颜共同挫败了唐其势和答里的谋逆，拜御史中丞，虎贲亲军都指挥使，提调左阿速卫。在任御史大夫期间，“大振纲纪，中外肃然”。同时，对皇帝也多有匡正。在扈从皇帝自上都还京师时，行至鸡鸣山之浑河，顺帝欲在保安州畋猎，伯颜谏止说：“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与大臣宿儒讲求治道，至于飞鹰走狗，非其事也。”有志振兴的顺帝听取了他的意见。 　　脱脱并不因伯颜权势之重而骄横，相反，却常常以此为忧，他对父亲说：“伯父骄纵已甚，万一天子震怒，则吾族赤矣。曷若于未败图之。”意在由自己家人动手为国除去这一大蠹，以保全家国，得蓟其父的赞同。然后又去请教自己的老师。直方鼓励他说：“《传》有之，‘大义灭亲’。大夫但知忠于国家耳，余复何顾焉。”脱脱除奸意已决，但必须得到皇帝的支持和赞同。 　　元顺帝当时，皇帝身边多为伯颜同党，脱脱作为伯颜的侄子、亲信，当然是被列入伯颜党的，皇帝对他不能不有所防范。为了同顺帝沟通。他努力接近顺帝的亲信世杰班和阿鲁。顺帝也通过二人探查脱脱的底细。“阿鲁、世杰班日以忠义与之往复论难，益知其无他心，遂闻于帝。帝始无疑”②。于是脱脱开始与世杰班、阿鲁和顺帝潜邸汉臣杨踽谋划铲除伯颜。 　　有了脱脱的支持，顺帝态度也开始强硬，敢于否定伯颜的意见了。至元五年（1339），皇帝到上都，伯颜出赴应昌。脱脱等曾计划于上都东门外设兵擒伯颜，恐事不成而止。时伯颜欲借故罢汉人之为廉访使者，脱脱在吴直方的支持下，先向顺帝通报了伯颜的意图。故伯颜上奏时，顺帝不许。后伯颜知事出脱脱，又在皇帝面前要求惩治脱脱，仍未得逞。而在归大都的途中，伯颜又擅自杀死郯王，贬斥宣让、威顺二王，顺帝已经忍无可忍了。 　　六年（1340）二月，伯颜带小太子燕帖古思出猎柳林。脱脱、世杰班和阿鲁等谋以所掌兵及宿卫士拒伯颜。于是，顺帝至玉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后入见，出五门听命；收缴诸城门锁钥，将亲信布列于城门下；特令平章沙只班召其馆客范汇，以毡车载入宫中，“谕以伯颜罪状，卸其军权诛之之意”③，令其与杨璃草拟诏书；夜二鼓，命云都赤月怯察儿至太子燕帖古思营，取燕帖古思还；四鼓，命平章只儿瓦歹持诏赶赴柳林。先解其兵权，传旨诸道随从伯颜者无罪，可即时解散，各还本卫。诏称：“朕践位以来，命伯颜为太师、秦王、中书大丞相，而伯颜不能安分，专权自恣，欺朕年幼，轻视太皇太后及朕弟燕帖古思，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加以极刑，允合舆论。朕念先朝之故。尚存悯恤，今命伯颜出为河南行省左丞相。所有元领诸卫亲军并怯薛丹人等，诏书到时，即许散还。” 　　初稿写作“诏书到日”，顺帝说：“自早至暮，皆一日也，可改作时。”一字之差，即表明了顺帝对除去伯颜心情之迫切，也可看出顺帝的精明。伯颜请入宫与帝告辞，使者不许。不久，又诏阳春县（今属广东）安置。伯颜行至江西豫章驿，饮药而死。 　　伯颜被贬，前两都争战和王忽察都事件中的主要人物，文宗朝的权臣都受到了惩罚，于是御史台臣始奏太皇太后非顺帝母及其曾害死八不沙皇后的事实。 　　六月，诏撤去文宗庙主，贬太后卜答失里东安州（今河北安次县）安置；放燕帖古思于高丽，遣云都赤（带刀侍卫者）月怯察儿押送。行至沈阳，月怯察儿“拉其腰而死”。 　　前参与王忽察都阴谋而今犹在世的明里董阿伏诛。 　　伯颜被贬后，顺帝以伯颜弟、脱脱父马札尔台为太师、中书右丞相。“仅半载，于通州置榻房，开酒馆、糟房，日至万石，又使广贩长芦、淮南盐”④，以牟取商利。脱脱对父亲以高官经商营利的做法很不赞成，知其在政治上不会有所作为，于是请参知政事佛喜劝其父解职闲居。不久，顺帝以脱脱为右丞相⑤。 　　“朝廷更立宰相，庶务多所弛张，而天子图治之心甚切”⑥，百官顿觉中兴有望。于是在脱脱的主持下，开始大刀阔斧地革除伯颜旧政，推行一系列新政。 　　脱脱新政的内容主要是兴文治、整顿吏治和发展经济。 　　七月，诏封微子为仁靖公，箕子为仁献公，比干加封为仁显忠烈公。命翰林学士承旨腆哈、奎章阁学士蠖蠖等删修《大元通制》。 　　十二月，“复科举取士制。国子监积分生员，三年一次，依科举例入会试，中者取一十八名”⑦。这一措施是吴直方向脱脱建议的，他说：“科举之行未必人人食禄，且缘此而家有读书之人，人读书则不敢为非，其有系于治道不小。”⑧“科举一恢复，对于笼络汉族士大夫，引导他们走读书入仕的道路，对于消除由于伯颜推行排儒政策带来的民族隔阂心理，具有一定作用”⑨。在脱脱的倡导下，国子监蒙古、回回、汉生员数目迅速增至三千。 　　至正元年（1341），顺帝命脱脱领经筵事，改奎章阁为宣文阁，选儒臣进讲。先是，文宗天历二年建奎章阁，一时精英荟萃，文采焕然。伯颜擅权，文士四散。顺帝时，宣文阁在经筵教育、修撰三史、翻译古籍、编纂史书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为稳定社会秩序，采取了一些减轻人民负担和放松对汉人南人控制的措施。如开马禁、减盐额、蠲负逋等。同时，着手整顿吏治，定守令黜陟之法。 　　至正二年（1342），为发展农业生产，推广农业技术，编纂、颁行《农桑辑要》。 　　至正三年（1343），“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⑩。 　　又请修《至正条格》颁行天下。 　　在大兴文治的同时，脱脱也辅佐顺帝调整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如为被伯颜杀死的郯王彻彻秃平反昭雪；召还被伯颜贬的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让他们回到各自的封地；使博尔术四世孙阿鲁图正广平王位等。 　　至正四年（1344），脱脱以疾辞相，表十七上始获准。继任者先后有阿鲁图（博尔术四世孙）、别儿怯不花、朵儿只（木华黎六世孙）等，脱脱所制定的改革措施基本上仍在贯彻执行。但推行的力度和取得的效果却已大不如前。 　　七年（1347），右丞相别儿怯不花以宿怨谮脱脱父马札儿台，诏徙马札儿台甘肃安置。脱脱请与父俱行，获准。十一月，父死。顺帝召脱脱还京。 　　八年（1348），为太傅，提调宫傅。九年，复为中书右丞相。顺帝对脱脱寄与莫大希望，为他的再相特行赦天下，诏书称：“朕纂成洪业，抚临万邦，夙夜厉精，靡遑暇逸。比缘依注失当，治理乖方，是用图任一相，俾赞万机。爱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统正百官，允厘庶绩，曾未期月，百废具举，中外协望，朕甚嘉焉。尚虑军国之重，民物之繁，政令有未孚，生息有未遂，可赦天下。” 　　再相时的脱脱，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局势，河患屡屡发生。造成了生产的破坏、财政的困窘和社会的动荡；吏治的败坏，使纲纪废弛的现象日趋严重；生产的破坏，赋役的严重不均，人民负担的日益加重，更激化了元朝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百姓生计无着，流离失所，人民的反抗斗争接连发生。 　　脱脱依然雄心不减，他以乌古孙良桢、龚伯遂、汝中柏、伯帖木儿为僚属，皆委以腹心之寄，小大之事悉与之谋，从当时最为棘手的河患和钞法入手，身任其责，力挽颓局，望有补于万一。 　　十年（1350），脱脱采纳左司都事武琪的建议，变更钞法。 　　变更钞法的原因一是纸币的严重贬值。自世祖后期，经成宗大德、武宗至大以来，纸币大量发行，大量动用钞本，造成纸币贬值。仁宗时虽曾加以整顿，却并不能制止纸币贬值的趋势。以致官定的银钞比例仅及中统初的1／20。二是伪钞的泛滥，严重地破坏了钞法的实行。 　　变更钞法是一件大事，脱脱曾集中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和集贤、翰林两院官进行讨论，会上赞同与反对两种意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意见不能统一。最后还是由中书省决定，报请顺帝批准，下诏实行。新钞法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印造至正交钞，实则以旧日中统交钞加盖至正交钞字样，故又称至正中统交钞。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至元宝钞两贯。两种钞并行，而至正钞一贯抵至元宝钞二贯。二是发行至正通宝钱，与历代旧钱通用，形成钱币并行的局面，而以钱实钞。同金末的交钞一样，没有足够的物质为基础，交钞变更根本无法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变钞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脱脱的变更钞法以失败告终。 　　入元以来，黄河水患连年，末年尤甚。河决严重地破坏了生产，造成了大批流民，河水北侵，又破坏了济南、河间盐场，“妨国计甚重”。治河虽花费了大量人力、资财，水患却没能根治。脱脱复相后，“慨然有志于事功，论及河决，即言于帝，请躬任其事，帝嘉纳之”。于是召集群臣会议廷中，而意见分歧很大。都漕运使贾鲁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加固北堤，其用功省；二是疏塞并举，使河东行以复故道，其功费甚大。脱脱采纳了后一方案。 　　十一年（1351）四月，下诏中外，命贾鲁以工部尚书为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万人，庐州等戍十有八翼军二万人供役，一切从事大小军民，威廪节度，便宜兴缮。二十二日开工，七月疏凿成，八月决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功毕。诸埽诸堤成。河复故道，南汇于淮，又东入于海。 　　脱脱力排众议，独任贾鲁，治河大功告成，蒙赐号世袭答剌罕。后期所行二事，一败一成。 　　时，颍上红巾军起。十二年（1352），芝麻李据徐州，脱脱自请往讨。募盐丁及城邑丁壮二万人，与所统兵俱发。破其外城，芝麻李遁走。十四年（1354），讨张世诚于高邮。 　　顺帝听信宣政院使哈麻的谗言，以“老师费财”之过削其官爵，安置淮南。十五年（1355），又诏流于云南，行至腾冲。哈麻矫诏遣使鸩杀之。 　　脱脱死后，顺帝在哈麻引寻下，安于淫逸享乐，政事废弛，元朝走向了灭亡。 　　注释①《元史·脱脱传》。 　　②《元史·伯颜传》。 　　③④《<庚申外史>笺证》。 　　⑤此据《<庚申外史>笺证》所载。《元史》马札儿台和脱脱传则谓以疾辞。 　　⑥《元史·苏天爵传》。 　　⑦《元史·顺帝三》。 　　⑧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一，《集贤大学士吴公行状》。 　　⑨邱树森《妥欢帖睦尔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⑩《元史·顺帝四》。 　　《元史·喃帝五》。 　　《元史·食货五》。 　　《元史·河渠三》。 　　 　　第三十五章 　　 　　方国珍叛降至正八年（1348）十一月，方国珍起事于台州，桑众海上。 　　方国珍，江浙行省台州路（治今浙江临海）黄岩人。浮海贩盐为业。家世业农，佃种为生。父亲柔良，每为田主所欺。时“黄岩风俗，贵贱等分甚严。若农家种富室之田，名曰佃户，见田主不敢施揖，伺其过而后行。谷珍（即国珍——引者注，下同）父为佃户，过于恭主。谷珍兄弟四人既长，谷珍谓父曰：‘田主亦人尔，何恭如此？’……父卒，兄弟戮力，家道渐裕，酿酒以伺田主之索租。一日，主、仆至其家，盛馔宴主，先以美酝醉死其仆，而主亦醉死焉，皆醢其尸于酒瓮。”日久，事渐露，为主家所告，官府遣人往捕，遂杀捕者，起事①。 　　田园风景图浙江参政朵儿只班总兵往讨，一军皆没，朵儿班只被俘，方国珍遂通过朵儿班只遣使向元请降。朝廷剿抚意见分歧，暂从其请，授官庆元定海尉。国珍回故里，而聚兵不解。 　　方国珍的起事本为报私仇，泄私愤，并无明确的反对元朝统治的意识。他利用自己熟悉海上情况和善翔海船的优势，出没于沿海和海中岛屿，与元军周旋，希冀以造反的方式，扩充实力，邀官请赏。十年（1350），进攻近海州县借粮，俘元帅扈海，进而进攻温州。烧掠沿海州县后，再入海。 　　十一年（1351），元以孛罗帖木儿为江浙行省左丞，总兵至庆元（今浙江宁波）。泰不花为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进驻温州，讨方国珍。泰不花招募知天文、地理、兵机、战策之士。会两浙各道兵于温州，与庆元约，于六月南北夹击，一举剿灭方国珍势力。至朝，孛罗帖木儿先至大闾洋，方国珍夜率劲卒纵火鼓噪，官军不战而溃，赴水死者过半，孛罗帖木儿被俘，方国珍要求他代为向朝廷请降。七月，元遣大司农达识帖睦迩、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敬、浙东廉访使董守悫前往招谕，设巡防千户所，以方国珍兄弟为长、贰，官其徒可任百户者十人，由朝廷发给官、兵粮饷，国珍再降。泰不花只好亲至海滨，遣散招募的兵众，拘收船只、兵器。 　　时红巾军起，元廷派兵讨徐州芝麻李，命江浙行省以舟师守大江，方国珍疑惧，又叛。泰不花一面发兵守御，一面遣人令其率众归宣慰司。国珍益疑，以舟突袭海门，泰不花乘潮前往迎击，船触沙，不能行，与国珍遇，战死。 　　十二年（1352），元廷再以左答纳失里为江浙行省左丞，吴世显为浙东同知元帅，与浙东都元帅章保同分府温州，黑的儿为福建同知元帅；与浙东副元帅也忒迷失同分府台州。八方国珍攻台州，被也忒迷失、黑的儿击退。又使僧人持书浙行省请降。方国珍并不以消灭元军为战斗目标，他常以袭击的方式，俘虏元朝官、将，为自己请降，乘机要求官赏。元朝也不欲事态扩大，影响漕运；又担心方国珍与红巾军，故每欲招降。于是方国珍对元朝便采取屡降屡叛的策略，元朝所授与的官职也就一次次升高。 　　十三年（1353）正月，方国珍又降。十月，授国珍徽州路治中，兄国璋广德路治中，弟国瑛信州路治中，令交出船只，遣散兵众，督促赴任。国珍疑惧，不受命。遂拥船千艘，据海道，阻绝粮运。 　　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儿和江南行台侍御史左答纳失里以招降不成，获罪。以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阿儿温沙升本省右丞，浙东宣慰使恩宁普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皆总兵讨方国珍。又设浙江元帅于庆元，以纳麟哈剌为元帅，备御方国珍。纳麟哈剌治铠仗，理舟楫，运粮饷，以给军用。方国珍则不时于海上袭击元朝所运军资粮饷。 　　至此，方国珍已经三降三反。至正十五年（1355），朝廷拟以海道巡防万户职招降。十六年，方国珍再降，以为海道运粮漕运万户，兼防御海道运粮万户，其兄国璋为衢州路总管，兼防御海道事。 　　十七年（1357），受江浙行省命率温、台、明三州舟师袭张士诚予太仓。十八年（1358），元授方国珍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海道运粮万户如故。五月，又为江浙行省左丞兼海道运粮万户。国珍既为行省官兼运粮万户，每年白海道运粮至京师，为朝廷所倚重，又与御史大夫拜住哥情好甚密，于是以其侄明善为镇抚驻温州，进而控制了台州和庆元。北上余姚、上虞，控地与张士诚接。 　　时，朱元璋以建康为根据地，开始向周围发展势力，十二月，遣人招谕方国珍。方国珍又决定投降朱元璋，与之连兵共图张士诚。于是在1359年（元至正十九年，小明王龙凤五年）致书朱元璋称：“国珍生长海滨，鱼盐负贩，无闻于时，向者因怨构诬，逃死无所，遂窜海岛。为众所推。连有三郡，非敢称乱，迫于自救而已。惟明公倡义濠梁，东渡江左，据有形胜，以制四方，奋扬壤武。以安百姓。国珍向风慕义，欲归命之日久矣，道路雍遏，不能自通。今闻亲下婺州，抚安浙左，威德所被，人心影从。不弃犷愚，猥加诲谕，开其昏朦，俾见天日，此国珍所夙愿也。谨遣使奉书上陈恳款，或有指挥，愿效奔走。首言为定，明神实临。”②于是献黄金五十斤，白金百斤，金织文绮百端。三月，再遣使献温、台、庆元三郡，并以次子方关为质。朱元璋却还其质子，授国珍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国璋右丞，国瑛参知政事，国珉枢密分院佥院。方国珍之降本非出自至诚，遂称疾受印而不任职。“心持两端。觇伺成败”③。十月，又受元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官，并为元运东南赋粮至京师。时元以达识帖睦迩为江浙行省丞相，张士诚为太尉，国珍为平章，朝廷“虽縻以好爵，资为藩屏，而贡赋不供，剥民以自奉，于是海运之舟不至京师者积年矣”④。方、张互相猜疑，“士诚虑方氏载其粟而不以输于京也，国珍恐张氏掣其舟而因乘虚以袭己也。”朝廷遣兵部尚书伯颜帖木儿、户部尚书齐履亨征海运于江浙，伯颜帖木儿“正辞以责之，巽言以谕之，乃释二家之疑”，于是征平江之粟自杭州转运至京师。 　　古代风景画鉴赏方国珍首鼠两端，既受朱元璋官印，又依旧奉至正年号，运江南粮以助元。而朱元璋西有陈友谅，东有张士诚，无力对浙东用兵，故对方国珍多次遣使责问，以威势暂事羁縻。方国珍依旧运米至大都，并为元朝招降朱元璋效力。同时南与福建陈友定、北与元将扩廓帖木儿通，以成犄角之势，暗中与朱元璋抗衡。朱元璋也利用方国珍侦视元廷动静。自至正十九年至朱元璋吴元年，方国珍一直在元廷和朱元璋两大势力之间玩弄两面派手法，控制着温、台、庆元地区，元再任为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庆元。 　　至正二十六年（1366），方国珍向朱元璋献白金二万两，朱元璋回报以纱绮、鞍辔。元朝又封他为衢国公，进位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 　　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吴元年，1367），方国珍一方面与福建陈友定联络，一方面送款于朱元璋，称待朱元璋取杭州，即纳地降吴。 　　九月，朱元璋以方国珍反复无信，命参政朱亮祖率师讨方国珍。败其弟国瑛，克台州。十月，朱亮祖下温州。朱元璋又派大将汤和讨方国珍于庆元，十一月，汤和攻下庆元。方国珍驱部下乘海舟遁，和率军追袭，方国珍大败后遁入海岛。其部将徐元帅等降，方国珍也遣人至汤和军前请降。明洪武元年，方国珍至建康，明太祖朱元璋赐第京师，授以广西行省参政职。洪武七年（1374）死于南京。 　　注释①黄溥《闲中今古录摘抄》，转引自杨讷等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琅编》，中华书局，1985年。 　　关于方国珍起义原因，《明史》等载，同里蔡乱头啸聚恶少年行劫海上，有司发兵捕逐其党，多株连平民。国珍为怨家陈氏诬构与寇通乃杀陈氏，被后者告至官。官兵追捕急，遂亡入海。此说显系国珍自述，或当有所回避。 　　②《明太祖实录》卷七。 　　③刘辰《国初事迹》。 　　④《元史·食货志》。 　　红巾军大宋政权的抗元斗争元朝自建立以来，黄金家族内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除仁宗、英宗两朝的政治路线一脉相承外，随着皇帝的更迭，统治政策也不时发生变化。大都之变开创了权臣选定皇帝的先例，武宗、仁宗、英宗三朝又出现了铁木迭儿依靠太后的庇护专权跋扈的政治局面。两都之战，更将皇位的争夺诉诸武力，进一步造成了皇帝最高统治权的旁落，使权臣专横擅权的状况愈演愈烈。政治路线按照权臣的意志改变，政治风云随着皇位的更迭频繁变化。 　　仁宗、英宗曾致力于稳定统治秩序，但受制于太后和权臣铁木迭儿；文宗曾有志复兴，而享年不永；顺帝初期在燕帖木儿和伯颜的控制之下，不得施展其抱负，后期又在哈麻等人的诱导下，沉湎于女色和享乐。由于权臣的干扰，蒙古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元朝的统治制度始终没有彻底完善，统治秩序一直没有最终长期牢固地建立，文治的方针没有自始至终地全面执行。每一个突发事件，都可能造成政策的改变。 　　自建国以来对宗室、大臣的赏赐和用于宗教活动的支出耗费了大量财富，皇帝、贵族的生活日益腐化，官吏贪赃枉法的现象愈演愈烈，统治机构迅速腐朽。贿赂公行，官吏的敲诈勒索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日曰‘追节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①。 　　皇室、贵族和权臣对土地的掠夺和兼并，残酷的剥削，繁重的赋役，加上吏治的败坏，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某些权臣、贵族的民族偏见和民族压迫政策，又使民族矛盾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和互相倾轧更败坏了政治风气。这一切，都使元朝后期的社会经常处于动荡不稳的状态中。 　　官僚队伍的腐败也侵蚀了军队，灭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向以勇敢善战著称的蒙古军队，战斗力大大下降。元末叶子奇形容当时的军队是“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之不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 　　世祖、仁宗和顺帝至正前期。虽采取过一些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却不断遭到奸臣、权臣的干扰和破坏。而繁重的赋役负担和高利贷剥削，更使贫苦农民破产，甚至卖儿鬻女。 　　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官僚队伍的腐化堕落和庞大的军费开支，造成了财政的困窘。元朝统治者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就是大量发行纸币，这就造成了后来的交钞贬值。脱脱改变钞法，不但没有解决元朝财政的困难状况，反而加剧了通货膨胀，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不满，元朝的统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流传的一道《醉太平小令》，将元朝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揭露得淋漓尽至，分析得入木三分：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军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作官，官作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说，这首《醉太平小令》，因“切中时病”，故当时“自京师至江南，人人能道之。”②。在政治腐败和人民贫困的情况下，元顺帝时，天灾也不断发生。元统元年，京畿大雨，饥民达40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达59万。至元三年，江浙又灾，饥民达40万。至正四年，黄河三次决口，饥民遍野。在已往小股农民反抗斗争不断发生的情况下，早已在民间流传的白莲教组织又在酝酿着大规模的反抗斗争。 　　人们常常把贾治河说成是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原因，“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③。 　　至正十一年（1351），韩山童、刘福通在颍上首举义旗，头裹红巾为标志，称“红巾军”，又因以白莲教进行组织号召，故也称“香军”。于是长江上下，大河南北，所在蜂起，皆号红巾。“时徐寿辉等起蕲黄，布王三、孟海马等起湘、汉，芝麻李起丰、沛，而郭子兴亦据濠应之”④。 　　芝麻李，徐州萧县人，名李二。当地发生饥荒，李家惟有芝麻一仓，尽以赈人，遂号为芝麻李。刘福通起义后，民心不安李二与邻人赵君用谋起为应，他说：“朝廷妄兴土木之功，百姓贫苦无告。吾闻颍上香军起，官军无如之何，当此之时，乃真男子取富贵之秋也。”赵君用为社长⑤，他又联络了“勇悍有胆略的”彭二（彭早住），同邑薛显等八人，歃血为盟。至正十一年八月十日夜，进占徐州。“天明，又树大旗，募人为军，从之者亦百余万。浮桥四出掠地，亦掩有徐州近县，及宿州、五河、虹县、丰沛、灵壁，西并安丰、濠、泗”⑥。 　　十二年（1352）八月，丞相脱脱自请讨徐州，以淮南宣慰使逯鲁募盐丁和城邑敢勇之士，并令知枢密院事咬咬、中书平章政事搠思监、也可（大）达鲁忽赤福寿等从征。 　　九月，官军围攻徐州，“以巨石为炮，昼夜攻之不息”。起义军出战不利，城破，“获其黄伞旗鼓，烧其积聚，追擒其伪千户数十人，遂屠其城”⑦。芝麻李遁走。赵君用、彭早住率余众奔濠州，投奔郭子兴。 　　与此同时，布王三领导的北琐红巾军先后占领了邓州、南阳、唐河、嵩州、汝州、河南府，并进逼滑州、浚州；孟海马领导的南琐红巾军则取襄阳、房州、归州、均州、峡州和荆门等地。 　　镇压芝麻李的同时，元朝先后遣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知枢密院事老章，卫王宽彻哥，豫王阿剌忒纳失里，中书平章政事蛮子、巩卜班、太不花和四川行省参知政事答失八都鲁等率军征讨活动在河南、江北的南琐红巾军、北琐红巾军和彭莹玉、徐寿辉领导的天完红巾军。 　　在与元朝官军的斗争中，各支分散的红巾军逐渐联合，形成南北两支，北方红巾军以刘福通为核心，南方红巾军则在天完政权的领导之下。 　　刘福通，颍州人。与栾城人韩山童以白莲教组织民众，宣传“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河南、江、淮从之者甚众。时值贾鲁治河之役开始。他们预先在黄河故道埋下一个单眼石人，背上刻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字样，希望动员治河民夫参加起义。正当他们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准备起兵反元之际，为官府发现，遭到镇压，韩山童被捕，其妻杨氏与子韩林儿逃往武安。刘福通也逃出，并于五月初三日率众起义，占领颍州（今安徽阜阳），元末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正式展开。 　　古代风景画鉴赏元廷命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领阿速军六千并各支汉军前往征讨，与河南行省徐左丞诸军齐进。而“三将但以酒色为务，军士但以剽掠为务，于剿捕之方漫不加省。赫厮军马望见红巾军阵大，扬鞭曰：‘阿卜、阿卜。’阿卜者，言走也。于是所部皆走”⑧。赫厮死于上蔡，徐左丞为朝廷所诛，阿速军不习水战，不服水土，病死者过半。 　　在镇压红巾军时，元朝军队将领腐化，战斗力低下，纪律松弛的弱点逐渐暴露，同赫厮军的临阵脱逃一样，也先帖木儿所统大军未与红巾军接战，便自相惊扰，也先帖木儿弃军逃跑，损失粮草、车辆、武器无算分。 　　至正十四年（1354），脱脱在镇压了芝麻李之后，统军前往进讨泰州张士诚于高邮，竟因哈麻的中伤，以老师费财被贬，百万大军，一时溃散。 　　在官军出师屡屡不利的情况下，定居于颍州沈丘的畏吾儿人察罕帖木儿和信阳罗山人李思齐各自招募丁壮、组织地主武装，与红巾军为敌。元廷授察罕中顺大夫、汝宁府达鲁花赤。李思齐汝宁知府。他们聚兵万人，自成一军，屯于沈丘，屡败红巾军。后来，成为元朝赖以镇压红巾军的主要力量。 　　至正十五年（1355）一月，元廷命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洪丑驴守御河南，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述律朵儿只守御潼关，宗王扎牙失里守御兴元，陕西行省参知攻事阿鲁温沙守御商州，通政院使朵来守御山东，将刘福通的势力包围起来，而使答失八都鲁、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在包围圈内与红巾军作战，企图一举消灭红巾军，但刘福通粉碎了元军的围剿，发展了起义军的力量。二月，他将韩林儿自砀山接回，立为帝，称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宋，改元龙凤，建立了北方红巾军政权。宋政权建立了中书省、枢密院，盛文郁、刘福通先后为丞相，又任命了平章、知枢密院等官。随着形势的发展，还建立了行中书省和府、县等地方机构。管军机构则有统军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等，均属枢密院管辖。军职则有百户、千户、万户、总管和统军元帅等⑨。 　　宋政权建立后，元朝军队更加紧了对它的镇压。六月，答失八都鲁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进军长葛（今河南长葛东北），与刘福通野战，被击败，战士奔溃。答失八都鲁退至中牟，收散卒，准备开展屯种戍守，又被红巾军劫营，尽失辎重。元将刘哈木花设伏邀击，红巾军失利。元军夺回所失辎重。 　　刘福通遣将赵明达北攻嵩、许、邓、洛，自孟津渡河至怀庆，河北大震。察罕帖木儿进战，北上的红巾军战败。十二月，答失八都鲁又败刘福通于太康，进围亳州，韩林儿避兵于安丰（今安徽寿县）。 　　十六年（宋龙凤二年，1356）三月，刘福通进兵亳州，“答失八都鲁父子与刘福通对敌，自巳至酉，大战数合，答失八都鲁坠马，孛罗帖木儿（答失八都鲁之子——引者注）扶令上马先还，自持弓矢连发以毙追者，夜三更步回营中。十月，移驻陈留”。⑩九月，为了减轻元军对都城亳州的军事压力，扩大战果，刘福通遣将李武、崔德进兵陕西，毛贵人山东。李、崔破潼关，元参知政事迹律杰战死。 　　十七年（宋凤三年，1357），由于毛贵在山东战果辉煌，刘福通进一步决定大举北伐。宋北伐军兵分三路：以毛贵为主力，由东路进攻大都，关先生，破头潘为中路绕道山西，转攻河北，与东路配合包围大都；派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至陕西。增援李武、崔德。旗联大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表示了灭亡元朝的决心。 　　李武、崔德取潼关后，连克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虢州（今河南灵宝），扼崤函，将入陕。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奉调前往追击，李、崔率军至平陆（今山西平陆西南）、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被察罕帖木儿击败，队伍溃散。不久，他们又重新聚集，占领商州（今陕西商县），攻武关，夺七盘，下蓝田，趋长安，前锋直抵霸上，陕西省台告急。察罕帖木儿率众入关，长驱而前，红巾军失利，改走南山，入兴元。十月，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下兴元，入凤翔。又为察罕帖木儿、李思齐所败，走入四川，李喜喜所部后来投奔了陈友谅。留在陕、甘的李武、崔德于龙凤六年（至正二十年，1360）攻占了宁夏路（今宁夏银川）、灵州（今宁夏灵武南）等地，六年（至正二十一年，1361），投降李思齐。 　　毛贵入山东后，下胶州（今山东胶县），杀佥枢密院事脱欢，克莱州（今山东掖县），杀山东宣慰副使释嘉讷。占领益都路，益王买奴逃遁，山东行枢密知院张俊投井死。 　　迅速占领了山东大部郡邑。三月。下滨州（今山东滨县），进逼济南。朝廷急命湖广行省左丞相太不花、知枢密院事孛兰奚和同佥淮南行枢密院事董抟霄往援。时红巾军大集，“自南山来攻济南，望之两山皆赤”。抟霄等设伏涧上，先以数十骑前往挑战，红巾军中伏失利。泰安红巾军前往支援，也为抟霄所败，遂放弃济南。四月，攻占莒州（今山东莒县）。七月，元镇守黄河义军万户田丰响应毛贵，攻克济宁路（今山东巨野）、濮州（今山东鄄城北）。冬，棣州的元义军千户余宝也杀知枢密院事宝童，响应红巾军。 　　龙凤四年（至正十八年，1358）正月，田丰攻占元朝南北漕运的枢纽——东平路（今山东东平），元朝南北漕运中断。二月，毛贵下清（今河北青县）、沧（今河北沧州市），进据长芦（沧州）。不久，攻占济南路，元守将爱的战死。 　　毛贵在山东修城池，“立宾兴院，选用故宫，以姬宗周等分守诸路；又于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车百辆，以挽运粮储，官民田十止收二分，冬则陆运，夏则水运”。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情况下，重视发展生产，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接着，他挥师北上。由河间趋直沽，犯漷州，至枣林，逼畿甸，枢密副使达国珍战死。元廷中外骇惧，咸议迁都。独左丞相太平坚持固守。同知枢密院事刘哈剌不花奉命出城拒敌，与红巾军战于柳林，毛贵军，失利，退回济南。龙凤五年（元至正十九年，1359），毛贵被部将赵君用杀害，毛贵部下续继祖又杀死赵君用。在内部互相残杀中，山东红巾军势力削弱。至正十一年，察罕帖木儿向山东反攻，夺回了山东部分州县，招降了田丰、余宝等，山东又被元朝势力所控制。 　　北伐中路军于龙凤三年。（至正十七年，1257）入太行，取陵川（今属山西），克高平（今属山西），占领潞州（今山西长治），进攻河东重镇冀宁路（今山西太原）。由于受到察罕帖木儿的重兵阻截，退回太行。 　　四年春，毛贵遣部将王士诚、续继祖自益都出兵进攻怀庆，杀怀庆路总管王得贞；王士诚攻占晋宁路（今山西临汾），杀总管杜赛因不花。中路军势力大增，遂兵分两路，分别、自绛州（今山西新绛）、沁州（今山西沁县）出发，进攻晋宁、大同。 　　围攻大都的东路军撤退后，察罕帖木儿抽调大量兵力西向对付中路。六月，关先生攻克辽州（今山西左权）。九月，东向进攻保定、定州，不克，再入山西，到达晋北。十月，占领大同、兴和。十二月，攻克上都，焚毁了上都宫阙；占领全宁路（今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焚毁鲁王宫府；夺取辽阳路，杀懿州总管吕震，并以此为根据地，向高丽进攻。五年十一月，前锋渡鸭绿江，十二月，攻占义州、西京（今朝鲜平壤）等地。七年，因战事不利，退回辽阳，关先生、沙刘二战死，破头潘被俘。余众退回山东后降元。 　　在三路北伐的同时，刘福通北上攻汴梁。先后攻克大名路、卫辉路，形成了对汴梁的包围。元朝遣答失八都鲁、知枢密院事达理麻失里迎战，屡为红巾军所败，龙凤三年，答失八都鲁死，其子孛罗帖木儿袭职，领兵退驻井陉（今河北井陉西）。 　　龙凤五年，刘福通再攻汴梁，元守将竹贞逃跑，于是，宋以汴梁为都城，迁小明王来居。起义军势力达到鼎盛。由于北伐三路军相继失利，元军得以集中兵力围攻汴梁，形势很快便发生逆转。元军包围并攻破汴梁，刘福通冲出重围，带领小明王逃回安丰，数万红巾军官员、将士及其家属被俘。 　　逃回安丰后，宋政权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处境十分困难。龙凤九年（至正二十三年，1363），张士诚乘机来攻，刘福通奋力抵抗，战死。朱元璋往援，小明王被救出安置在滁州。龙凤十二年（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派廖永中迎小明王前往应天，在瓜步沉船。小明王溺水死。宋政权灭亡。 　　注释①叶子奇《草木子》。 　　②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③《元史·河渠志》。 　　④《明史·韩林儿传》。 　　⑤元代农村有村社，以五十家为一社，负责组织生产互助和维护邻里治安。社有长。 　　⑥《<庚申外史>笺证》。所记从者百万，数字恐有夸大。 　　⑦《元史·也速传》、《元史·脱脱传》。 　　⑧《<庚申外史>笺证》。 　　⑨参见邱树森《元末红巾军的政权建设》，《元史论丛》第一辑。 　　⑩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元史·答失八都鲁传》。 　　《元史·顺帝八》。 　　天完政权的抗元斗争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白莲教首领彭莹玉和他的徒弟周子旺在袁州（今江西宜春）发动反元起义，被官府镇压。周子旺与其母佛母，其子天生、地生被杀，彭莹玉奔淮西，匿民家。 　　彭莹玉原为袁州慈化寺僧人，常为人医治疾患，享有很高声望。及逃至淮西。又受到当地人民的保护。他与麻城铁工邹普胜等一起，继续以白莲教进行反元起义的准备活动，宣传“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 　　至正十一年八月，在刘福通的影响下，邹普胜与徐寿辉等也用红巾为号，举起义旗。徐寿辉本名徐贞一，以贩布为业，往来蕲、黄间。至此，被邹普胜等推为首领。九月，占领蕲水县（今湖北浠水）和黄州路（路治在今湖北黄冈），杀蕲州总管李孝先。 　　由于有了长期的酝酿准备，起义军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十月，众推徐寿辉为帝，国号天完，年号治平，定都蕲水。“天完”的含义是“压倒大元”，表现了红巾军推翻元朝统治的决心。于是设官立制，以邹普胜为太师，乡人有才识者皆授以官爵。天完政权的最高行政机构也是中书省，称莲台省，下设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地方最高政权机构是行省，先后建立过江南、汴梁、陇蜀、江西等行省。军事机构则有统军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管军千户府、管军百户府等。 　　天完政权是元末红巾军建立最早的政权，它一经建立，便分兵四出攻城略地，“其遣将所摧陷，几海内之半”①。 　　天完治平二年（至正十二年，1352），天完政权遣将分攻河南江北、江西、湖广、江浙等处，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在荆湖战场，天完将领丁普郎、徐明远等下汉阳、兴国（今湖北阳新）。曾法兴下安陆元知府丑驴（丑闻）战死。邹普胜派干人向湖广行省诈降，进驻武昌，然后以大军继进，内外夹攻，占领武昌，元宗室威顺王宽彻普化、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和尚弃城走。于是连下中兴（今湖北江陵）、沔阳、荆门，与南琐红巾军和北琐红巾军互相呼应，河南江北行省西部的均、房、峡等州尽为红巾军所据。元山南廉访使卜理牙敦被俘，死。沔阳达鲁花赤咬住自溺于柴林河。 　　古代风景画鉴赏二月，红巾军主力南下江西，攻占江州（今江西九江），江州守李黻死。又连下瑞昌、武宁、建昌（今江西永修）、宁州（今江西修水）、饶州（今江西波阳）、信州（今江西上饶）和靖安。围攻南昌不下。进而南下攻占瑞州（今江西高安）、上高、新昌（今江西宜丰）。 　　三月，下袁州、吉安，四月，进入赣州地区，攻克宁都。在短短的四个月中，红巾军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江西全境。诚然，由于一路前进，所攻下的州县没有力量坚守，有些得而复失，但影响所及，处处受到群众欢迎，而元朝守土官将或死或逃，江西大震。 　　红巾军的迅猛攻势，令宴安日久的元朝官僚、将领猝不及防，不少人被杀、被俘或逃遁。诸州府仓促集兵，粮饷不足，配合不力，州县接连失守。至正十一年底至十二年初，才调兵遣将，收复所失州县。四川行省平章咬住与参知政事答失八都鲁以本部探马赤军三千征讨荆襄。知荆门聂炳也募土兵七万。向红巾军反扑，收回荆门、襄阳、归峡等州和中兴路，杀红巾军将领李太素，俘王权②。 　　天完刚刚建立，于治平元年冬就东进淮西，十一月，下太湖、宿松、潜山。次年春，克桐城，攻打安庆。进占池州、铜陵、无为。二年，克婺源、休宁、黟县、歙县。并由徽州向杭州挺进。江西的红巾军进入福建，得到当地起义军的响应，下建宁、泰宁，直入邵武。又进取顺昌、将乐、万安，围攻延平（福建南平）、建安（今建瓯）、建阳，近逼浦城、松溪，攻古福安、宁德。红巾军张榜召民入伍，“沿江贩负、深山樵采之徒蜂起”。各为千户、万户、总管③，红巾军在福建的影响迅速扩大。他们有良好的纪律，不杀不淫，只召民入伍和“摧富益贫”。将领王善进攻福宁，俘其知州王伯颜，劝其归降说：“闻公有惠政，此州那可无尹，公为我尹，可乎？”伯颜不从，遂与监州阿撒都剌同被杀。十三年春，王善又连下罗源、连江，擒斩巡检刘浚。福州曾一度被攻占，后因元军援兵至。红巾军撤围走。王善为刘健募人杀害④。 　　同年，天完部分军队进入衢州路和建德路，占领开化、淳安、建德，攻取常山、江山等县，以孤军无援，不久撤走。主力则往攻杭州。七月，大军抵达杭州，杭州元官相继逃跑。平章定定、教化逃往嘉兴，郎中脱脱走渡钱塘江，红巾军自北门入城。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敬战死。杭州路总管宝哥自溺于西湖。红巾军进入杭州，“不杀不淫”，只将“府库金帛，悉数辇运以去”⑤。 　　杭州的失陷使元廷大为震动，立即组织力量围剿红巾军。平章月鲁帖木儿与宣徽使八忒麻失里领兵自淳安入徽州路，切断红巾援军入援之路。浙西廉访使合剃忽纳由绍兴率盐卒过江，会同官军攻杭州。平章教化与济宁路总管董搏霄也从湖州统兵反击。红巾军力不能敌，败退。 　　自杭州撤出的红巾军在得到接应后，声势再振，入湖州，吴兴，克宜兴、溧阳、溧水、常州、江阴，攻京口（今江苏镇江），逼集庆（今江苏南京）。但元军占领了红巾军的根据地徽州，红巾军失去后援，所得之地不能守，至年底，为元军击败，所得之地尽失。 　　这年，天完军也曾进入湖南，攻克长沙、岳阳。一度占领常宁、道州、宝庆路（今湖南邵阳）。 　　治平二年闰三月，元朝调动兵将，全面部署镇压红巾军。下诏今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以兵东讨荆襄；江西行省左丞相亦怜真班以兵守江东、西关隘；命诸王亦怜真班、爱因班，参知政事也先帖木儿与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讨南阳、襄阳；刑部尚书阿鲁讨海宁；江西行省右（左）丞火尔赤与参知政事朵祷讨江西；以浙东宣慰使恩宁普代江浙行省左丞左答纳失里守芜湖；命江浙行省右丞兀忽失、江浙行省左丞老老与星吉、不颜帖木儿、蛮予海牙同讨饶、信。 　　天完红巾军是在元朝政治腐败，纲纪松弛，文恬武嬉，因循怠惰，军队战斗力低下的情况下，经过长期组织准备后突然向元朝政府军进攻的，故在战争初期，所向克捷。但它的领导力量薄弱，徐寿辉“无他长”，只是以“相貌异众”被推举为帝⑥。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最终的奋斗目标。队伍人员成分庞杂，思想涣散。不懂得在攻下的地区建立政权，巩固战斗成果。因此，在元朝政府军组织反击和地主武装的联合打击下，所下州县，又迅速丧失，反抗活动也很快陷入低潮。 　　四年（至正十四年，1354），天完政权的核心潜伏于山泽，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停止，只有个别地区的红巾军余部仍在相机袭击元兵。但天完军队所过之处，人民的反抗情绪高涨，各地不断爆发反元起义，为天完势力的复振准备了条件。同时，刘福通、张士诚两支队伍有了新的发展，分散了元军的力量，也给天完的再兴提供了机会。 　　五年（至正十五年，1355），天完的首领们走出山泽，再次掀起反元高潮。 　　正月，天完将领倪文俊复沔阳，以火筏烧蒙古王子报恩奴的船只，报恩奴死，俘其妃妾。陈友谅起于黄篷三月，天完兵再下襄阳路。襄阳世袭万户杨克忠死。 　　五月，倪文俊自沔阳攻中兴，元帅朵儿只班死。 　　七月，倪文俊再下武昌、汉阳。 　　九月，倪文俊围攻岳州。 　　十一月，天完军占领饶州路、婺源。 　　十二月，攻祁门、黟县。 　　六年（至正十六年，1356）正月，倪文俊迎徐寿辉至汉阳，遂以汉阳为都城。天完军再下徽州路。 　　三月，倪文俊下常德。五月，下澧州。八月，下衡州。九月，攻占兴国。十二月，攻下岳州，俘威顺王子歹帖木儿。 　　七年（治正十七年，1357）二月，倪文俊破峡州。 　　当天完军势力再起后，元朝也开始采用剿抚兼施的策略，个别起义军首领在高官的诱惑下产生动摇。丞相倪文俊以王子歹帖木儿为质，求为湖广行省平章⑦。 　　倪文俊，河南江北行省沔阳人，号蛮子。世以渔业居黄州黄陂。天完政权建立，文俊参加起义。至正十五年天完势力再起后，文俊战功为多。他“善用多桨船，疾如风，昼夜兼行湖江，出人不意，故多克捷”⑧。为实现其降元取高官显爵的愿望，不惜杀害天完政权的领袖，窃夺农民反抗斗争的成果。九月，倪文俊谋杀徐寿辉未成。自汉阳逃奔黄州，为陈友谅袭杀。友谅自称平章。十年（至正二十年，1360）五月，陈友谅杀徐寿辉，称帝，天完政权灭亡。 　　注释①谈迁《国榷》；参见杨讷《天完大汉红巾军史论述》，《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年。 　　②《元史·哈剌八都鲁传》、《元史·聂炳传》、《元史·顺帝纪五》。 　　③《万历福宁州志》，参见《元代农民起义资料汇编》中编第一分。 　　④《元史·刘浚传》：浚妻为真定史氏，当红巾军南下之际，尽出奁中物募军。红巾围攻福州。刘浚与之战于中麻，中箭坠马，与其子刘健同被擒。浚不屈被杀，王善特舍其子健，令其收父尸。 　　刘健尽散家财，结死士百人，诈为工商流丐，入红巾军。发火乱军，使自相屠戮。王善、陈伯祥被擒，磔死于帅府。 　　⑤《南村辍耕录》。 　　⑥《草木子》、《明实录·徐寿辉传》。 　　⑦《元史·成遵传》载，倪文俊质威顺王之子，而遣人请降，求为湖广行省平章，朝臣欲许者半。参议中书省事成遵反对，并以项羽执太公事为例。 　　⑧《草木子》。 　　 　　第三十六章 　　 　　陈友谅兴败陈友谅，河南江北行省沔阳渔家子。“少读书，略通文义”①。徐寿辉起兵时，参加起义，为倪文俊簿书掾，后因攻城略地有功，文俊使其领兵，升为元帅。 　　天完治平五年（至正十五年，1355），倪文俊迎徐寿辉居汉阳后，渐专天完政柄，友谅心不能平。七年，文俊谋杀寿辉，友谅更乘衅袭杀文俊，自称宣慰使，寻自为平章，操纵天完政柄，将这支武装力量当成自己谋富贵、图大事的工具，徐寿辉“徒存空名”而已。 　　经过两年多的战斗，天完政权控制了长江中游、洞庭湖周围和鄱阳湖北部地区。此外，尚有四川的明玉珍部和袁州的欧普祥部。其中心地区除东北一隅与朱元璋接界外，周围仍处在元朝势力包围之中。陈友谅掌握了天完大权后，打击的目标和发展的方向依然是元朝势力控制的地区。 　　十月，陈友谅沿江东下，袭击安庆。十一月，屯于山口镇。与安庆守将余阙大战于观音桥。 　　八年正月，陈友谅与赵普胜、祝宗分别攻其西、东、南三门。元将余阙分兵守御三门，自当西门。“阙身中三创，被十余枪，力尽，引佩刀自刎死，堕于清水塘”②，攻围两月后，城破。 　　攻下安庆后，陈友谅顺流而下，进攻江西。五年前，天完红巾军在江西曾横扫诸州县，至此仍有红巾军余部在境内活动。而欧普胜的势力仍占据袁州。经过天完初的打击，元朝虽收复了大部分州县，力量也相应削弱，加之当初配合官军镇压红巾军的地主武装遭到蒙古、色目官僚、将领的排挤和杀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深。这一切，都为陈友谅的顺利进军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月，陈友谅部将王奉国袭击信州，大军号称二十万。四月，赵普胜自枞阳进军池州，俘元枢密分院院判赵忠，下池州。同月，陈友谅占据龙兴路（今江西南昌）。王奉国占领瑞州。 　　陈友谅时江西行省平章政事火尔赤任专权柄，与省臣道童不和，贪忍不得将士心。“陈友谅由九江亲率水兵乘风一夕掩至，官军、义兵势衰不敌，城遂破”③。火尔赤逃遁。道童退至抚州路，“欲集诸县义兵以图克复，而势已不可为”。不久，天完追兵至抚州，道童渡水相拒，死④。 　　五月，陈友谅遣康泰、赵琮、邓克明等率军前往福建。 　　友谅自领兵下吉安路。时元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全普庵萨里、都事吴伯都剌皆总兵分省于吉安，漫不事事。陈友谅以大将熊天瑞往攻吉安，吴伯都剌遣其将塔普援吉，反降于熊，而为向导，生普庵萨里、吴伯都剌皆遁，众大溃，城陷。熊天瑞又占领抚州，俘抚州达鲁花赤完者帖木儿。 　　陈友谅遣将幸文才围攻赣州路（今江西赣州），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全普庵撒里（全普庵萨里）与总管哈海赤斩其劝降使，擐甲登城拒守，力战凡四月。九月，兵少食尽，全普庵撒里自刭死。城陷，哈海赤被俘，不降，被杀。 　　十一月，陈友谅下汀州路（属江浙行省，今福建长汀）。 　　天完治平九年（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陈友谅在横扫西行省后，又入江浙。 　　三月，略地衢州，同时遣将进攻襄阳。 　　六月，王奉国、陈友德占领信州路（今江西上饶），守臣江东廉访使伯颜不花的斤战死。 　　时伯颜不花的斤为江东道廉访副使，自衢州引兵援信州，先在城东败陈友谅将王奉国。伯颜不花的斤入城与镇南王子大圣奴、枢密院判官席闰等分兵自南、北两门出城迎击王奉国。获胜。友谅弟友德急攻东城，并遣使说降，伯颜不花的斤杀使者，誓与城共存亡。信州被围四个月之久，城中食尽“‘军民，唯食草苗茶纸，既尽，括靴底煮食之，又尽，掘鼠罗雀，及杀老弱以食”⑤。天完军穴地百余所，或鱼贯梯城而上，城中士力疲，不能战，席闺出降，大圣奴、参谋海鲁丁皆死，伯颜不花的斤自刎，城陷。 　　十一月，陈友谅兵突入杉关（今福建邵武西北）。遣邓克蛰建昌路（今江西南城）等三路入闽。自此，结束了江西的战事，重点转向对朱元璋的战争。 　　军事上的顺利进展，提高了陈友谅的声望，助长了他的政治野心。他一方面继续向西北的荆襄地区扩展势力，一方面与朱元璋争夺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加紧了篡夺天完最高领导权的活动。陈友谅自杀死倪文俊，实际上就掌握了天完政权的领导权，徐寿辉在远离前线的汉阳，对陈友谅的行动已无力控制。但天完军安庆守将赵普胜是他夺取政权的一大障碍，故陈友谅的夺权活动必自铲除赵普胜始。 　　赵普胜，别号双刀赵，是天完最早的将领之一。当天完红巾军反元活动陷入低潮之际，结寨巢湖，坚持斗争，曾与朱元璋共事。天完再起，复归。他堪称骁将，却勇而寡谋。在反元和与朱元璋的战争中，都起了重要作用，资历更在陈友谅之上，故素为陈友谅所忌。所守的池州，又是朱元璋向西发展的必争之地。于是，朱元璋利用陈友谅与赵普胜间的嫌隙遣人入友谅军中行间。普胜不察，“见友谅使者辄诉功，悻悻有德色。友谅衔之，疑其贰于己”⑥。至正十九年九月，朱元璋大将徐达败赵普胜军于潜山，友谅遂以会师为名，亲至安庆。“普胜不虞友谅之图己，闻其至，具烧羊迎之雁汉，登舟见友谅。友谅就执杀之，并其军”⑦。既除普胜，陈友谅即可无所忌惮地篡夺天完政权了。 　　至正十八年四月陈友谅占领南昌后，寿辉意欲迁都进驻其地，友谅恐对己有所牵制，不从，寿辉不得已而止。十九年十二月，徐寿辉发兵自汉阳前往友谅治所江州。陈友谅则“伏兵郭外，迎寿辉人，即闭城门，悉杀其所部。即以江州为都，奉寿辉以居。而自称汉王。置王府官属。……遣部将阳白事寿辉前，戒壮士挟铁挝击碎其首。寿辉既死，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即皇帝位，国号汉，改元大义，太师邹普胜以下皆仍旧官”⑧。从此，天完政权被大汉所取代，它反抗元朝统治的宗旨也为陈友谅建立割据一方的封建政权的政治目标所取代。此后，汉政权一方面继续从事反元斗争，一方面与朱元璋争夺长江中下游地区。天完起义军也发生了分裂，进入四川的明玉珍脱离天完，自称皇帝于四川，占据袁州的欧普祥投降了朱元璋。 　　天完政权的这种变化早在陈友谅攻陷南昌时就已开始。当时，陈友谅曾召辟元肃政廉访使吴当、江南行台侍御史韩准，礼遇地主阶级士大夫，也博得了部分地主阶级的赞赏。这对他夺取天完统治权产生了一定影响，解开就曾建议他杀徐寿辉降元⑨。 　　大汉建立后，陈友谅继续遣将出兵福建，他本人则主要从事对朱元璋的战争。 　　汉大义元年（至正二十年，1360）二月，被派往福建的邓克明下延平。闰五月，康泰攻陷邵武。六月，邓、康合兵围建宁，城中坚守，相持六十五日不下，遂撤围走。城中兵出追击。邓、康大败人马自相蹂践，死伤过半。汉大义二年（至正二十一年，1361）三月，邓克明、胡天瑞、康泰陷邵武。五月，再攻延平、建宁。福建行省平章完者帖木儿、左丞帖木烈思和普化帖木儿等共谋退敌，分别部署守城、督战和请援，邓克明等师久无功，于八月大败而回。 　　同年闰五月，陈友谅约张士诚合兵进攻应天。当时，陈友谅势强，舟师十倍于朱元璋。朱元璋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趁陈、张尚未合兵之际，先克陈友谅，拆散陈张联盟。他利用康茂才与陈友谅的关系，令康茂才遣人诈降，陈友谅果然中计，兵败龙湾。部将张志雄等降朱元璋。 　　七月，朱元璋乘胜反击，在安庆遭到抵抗后，决定绕过安庆，直取江州。至江州五里，友谅始知，仓惶逃走，江州又为朱元璋所得。于是部将胡廷瑞、祝宗等相率降，江西又为朱元璋所有。 　　古代山水画鉴赏汉德寿元年（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四月，陈友谅不甘于丢失江西，乃作大舰围攻南昌（朱元璋改称洪都），“舰高数丈，外饰以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其中，上下人语不相闻，自为必胜之计，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⑩。朱元璋侄都督朱文正一面坚守，一面向朱元璋求救。七月，朱元璋亲率大军援南昌，并遣将扼其归路。陈友谅围南昌八十五日，知朱元璋来援，遂解南昌围前往迎击朱元璋。朱元璋兵入鄱阳湖，双方激战于鄱阳湖，朱元璋军乘风以火攻陈友谅战船，“烟焰涨天，湖水尽赤，死者大半”。友谅弟友仁、友贵及平章陈普略等皆焚死，杀其殆尽。友谅左、右二金吾将军率部降，兵力益衰。朱元璋得胜后，退出鄱阳湖，邀汉军归路，控湖口十五日。友谅不得归。日久粮绝，谋出湖奔武昌，又为朱元璋军所遏，友谅中箭，“贯睛及颅而死”。太尉张定边等以小舟载其尸及其子陈理逃回武昌，立陈理为帝，改元德寿。 　　十月，朱元璋率军围武昌，分兵下湖北诸郡。 　　汉德寿二年（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朱元璋亲往武昌督军攻城。武昌援绝，陈理与太尉张定边等出降，大汉亡。 　　注释①《明史·陈友谅传》。 　　②《朱一斋先生文集·余廷心后传》，参见《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一分册。 　　③《万历南昌府志》卷二四《纪事》。 　　④《元史·道童传》。 　　⑤《元史·伯颜不花的斤传》。 　　⑥《明史·陈友谅传》。 　　⑦《明太祖实录》卷七。 　　⑧《明史·陈友谅传》。 　　⑨解缙《解学士文集》卷八《鉴湖阡》载：早在占领南昌前，解开就曾致书陈友谅弟，劝其杀徐寿辉降元。友谅不听其归元之议，却谋杀徐寿辉称帝，解开则逃往南昌。南昌下，又拒陈友谅于吉水。 　　⑩《明太祖实录》卷一二。 　　大夏兴亡大夏的建立者明玉珍，随州人，世业农。蕲黄红巾军起义时，与乡里父老谋避兵，召集乡人千余，屯青山，被推为屯长。 　　天完军势力发展至荆湖州县，遣人来召，称：“来则共富贵，不来举兵屠之。”①玉珍引众降，为统兵征虏大元帅，仍领本部，驻守沔阳。与元将哈麻秃战于洞庭湖，流矢中右目，遂眇。 　　至正十四年（1354），沔阳水灾，民采菜、鱼为食。十五年春，玉珍领兵万余，至夔州府筹粮。十六年。自巫峡还。 　　时值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与左丞哈麻秃募兵于重庆，阴谋杀害义兵元帅杨汉而夺其部众。杨汉将士顺流而下诉于明玉珍，要求他回军击完者都和哈麻秃，占据重庆。于是玉珍遣粮船之半还沔阳，另一半返回袭取重庆。 　　时蜀中承平久，遽见兵船，远近骚动。完者都率所部夜遁，哈麻秃被俘。明玉珍禁部众侵掠，所部军秋毫无犯，四处投降者络绎而至。乃遣使向徐寿辉报捷，并将哈麻秃送往汉阳。 　　十七年（1357），徐寿辉杀哈麻秃，授明玉珍陇蜀行省右丞。 　　十八年（1358），完者都与元四川行省平章郎革歹、参知政事赵资率兵屯嘉定（今四川乐山市），谋取重庆。明玉珍遣义弟明三领兵溯流围攻嘉定。相持半年，不能下。 　　玉珍驻泸州，用宣使刘泽民荐，以进士刘桢为理问。 　　十九年（1359），明玉珍自率大军围嘉定，令明三率锐卒直趋成都。时刘福通所遣的北伐红巾军西路将领李喜喜、白不信等已入蜀，擒平章买奴、参知政事韩叔亨，成都只有都事薛元署理省事；守军皆为新募者。明三兵至。守军惊溃，遂俘虏平章郎革歹、参政赵资妻子，顺流而归。郎革歹妻投江死。赵资妻入见，玉珍待之以礼，使临嘉定阵召其夫赵资，而为资箭射身亡。玉珍挥军勇进，左右劫袭，元兵大溃，遂生擒完者都、郎革歹、赵资，下嘉定。回至重庆，杀完者都等于大十字街。 　　二十年（1360），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明玉珍不服，遂于重庆城南为徐寿辉立庙，春秋奉祀；遣将守夔州，不受陈友谅节制，不与大汉政权往来，并准备相机讨伐；自称陇蜀王，下令称：“元朝运去，中国豪杰并起而逐之。予本乡民，因乱为众所推，殆为自保，岂敢图人。迩者义兵一起，群丑底平，湖湘向化。顾兹蜀地久被青巾之乱②，莫有为之剪除者。予奉天诛罪，岂能自安！已经殄灭凶徒，幸而坐收全蜀，是乃天意，夫岂人谋！方今图为画一之规，与民共享太平之治。诚恐百姓不知，以予为争地杀人之师，非吊民罚罪之举。予取尔蜀于青巾之手，非取诸元。尔辈亦当复见中华文明之化，不可安于元人之陋习也。更宜洗心从治，慎勿取恶召尤。”③可知，大宋西路北伐军入川后，也曾给元朝在四川的统治以致命的打击。明玉珍入蜀后，并没有与刘福通所遣的北伐军合作。 　　二十一年（1361），明玉珍以刘桢为王国参谋，朝夕侍讲书史，刘桢、戴寿、张文炳等相继鼓动他建国自立。 　　至正二十二年（1362），玉珍弟明二在云南与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车力帖木儿等战，兵败被俘。 　　玉珍分兵袭龙州、青州及兴元、巩昌等路。 　　三月，明玉珍即皇帝位，建都重庆。诏称：“天生斯民，必立司牧，夏、商、周之迭运，汉、唐、宋之继统，其来远矣。……惟我国家肇迹湖湘，志欲除暴救民，……上承天命，下顺民心。谨以壬寅年三月初一日祭告天地祖宗及历代帝王，即皇帝位，国号曰大夏，其以今年为天统元年。呜呼！恭行天罚，革彼左衽之卑污；昭显茂功，成我文明之大治，尚赖远近豪杰勿吝嘉谋，庶几大小臣工协登伟绩”④。于是分蜀地为八道。行周制，设六卿。拜戴寿为冢宰；明三复原姓名万胜，为司马；张文炳为司空；尚大亨、莫仁寿为司寇；吴友仁、周光为司徒；刘桢为宗伯。置翰林院，拜牟图南为丞相，史天章为学士。立子明升为太子。内设国子监，教授公卿子弟；外设提举司、教授所，教养郡县生徒。府置刺史，州置太守，县置令。屏去释、老二教和弥勒堂。以十一之率征赋税，大家无力役之征。立进士科，分五等取士。置雅乐。又置奉天征虏大将军府于汉中，以进取陕右；奉天征蛮大将军府于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以进取陈友谅。 　　秋，廷试进士。古代风景画鉴赏冬，命万胜领兵出汉中，攻刺踏砍，败元平章侯普颜达，获其人马以归。 　　二十三年（夏天统二年，1363）春，命万胜领兵十一万，攻云南，由界首入；司寇邹兴由建昌人（今四川西昌市）；指挥芝麻李由宁番人。二月，万胜至云南，屯金马山。梁王孛罗、云南廉访司官逃遁。万胜进一占中庆城（今云南昆明市）。遣使四方，告谕招安，来降者众。四月，梁王傅大都领兵攻城，万胜以孤军深入，约兵不至，战士多中伤，遂留逯水元帅府千户聂堇等与大都拒于同马，领余兵还。 　　二十四年（夏天统三年，1364），万胜领兵攻兴元，不克而还；巴州叛，司寇邹兴克之，留兵镇守。 　　二十五年（夏天统四年，1365），更六卿为中书省、枢密院。戴寿为左丞相，万胜为右丞相，向大亨、张文炳为知枢密院事。邹兴、吴友仁、莫仁寿、邓元帅皆为平章政事，分别镇守成都、保宁（今四川阆中）、夔关、通江（今四川巴中西北）。以江宝英为参知政事，镇守播州（今贵州遵义）。荆玉、商希孟为宣慰。镇守永宁（今四川叙永西南）、黔南。汉参政姜珏来投，令其守夷陵，兴屯种，以备军需。 　　九月，遣姜珏致意于朱元璋。朱元璋则遣都司孙养浩来使并致书，约以“协力同心，并复中原，事定之日，各守疆宇”。再遣参议江严答聘。 　　二十六年（夏天统五年，1366），明玉珍死。四月初一子明升即位，年十岁，尊其母彭氏为皇太后，垂帘同听政。 　　明玉珍死前谕群臣“同心协力，但可自守，慎勿妄窥中原，亦不可与各邻国构隙”。明玉珍“躬行俭约，兴文教，辟异端，禁侵掠，薄税敛，一方赖以小康焉”。庙号太祖文武至亡。圣皇帝。 　　明升遣使吴及备政权。 　　玉珍死后，“明升暗弱，群下擅权”，夏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爆发，丞相万胜因与知院张文炳不和，密遣人杀之。内府舍人明昭等又矫太后诏杀万胜。拜刘桢为右丞相。 　　丞相戴寿领兵攻乌撒，不克而还。 　　右丞相万胜，年当壮岁，智勇过人。数岁总兵征讨，士卒乐从，所向克捷，开国之功良多。明昭杀万胜，引起了夏诸大臣的不满。 　　二十七年（夏开熙元年，1367）。保宁镇守、平章吴友仁叛，与陕西李思齐、张良弼通。移文郡县，称：“昔与夏主自沔阳而至重庆，共树奇勋，开邦启土，今日者，矫旨杀戮功臣，我辈宁能自保乎！”幼主明升调兵征讨，皆败还。 　　二十八年（夏开熙二年，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丞相戴寿总兵力八万征吴友仁。友仁入城自守，对寿称：“不须用兵，可遣参政文彦彬来，即投降。”当日即遣彦彬入城。友仁与彦彬约：“丞相可设策将义子明昭等诛之，不然必为所害。”戴寿回朝后设计擒杀明昭。友仁与彦彬回重庆，请罪谢恩。 　　朱元璋北伐得胜，元顺帝北逃，明遣使来告。来书以明升比诸窦融、钱傲，暗谕其群臣谏明升以四川降附于明。 　　明洪武二年（夏开熙三年，1369），明遣使求木植，丞相戴寿不与。 　　秋，丞相刘桢死。 　　十月，明遣使谕明升入觐，不从。 　　明洪武三年（夏开熙四年，1370），以明朝建立，群臣讨论夏之对策。吴友仁主张“外假交好以缓敌，内修武事以备御”。遣使向明献楠木。 　　明遣使借路攻云南，丞相戴寿不许。 　　吴友仁攻兴元，明守军数少，守将金兴旺面中流矢，敛兵入城。遣使走宝鸡求援。吴友仁围城。明援军将至，友仁撤围走。夏明和好遂绝。 　　冬，明以汤和为征西将军，平章廖永忠为副，攻夔关。丞相戴寿、知院向大亨设天桥备御。明船至，大木下，船辄被撞碎，明军不能上。屡战不胜，退兵峡外。而都城重庆常虚惊，禁不能止。 　　洪武四年（夏开熙五年，1371），明大举伐夏。汤和为征西将军，自瞿塘趋重庆；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自秦陇趋成都；邓愈驻襄阳，供应粮饷，训练士马。 　　平章丁世珍拒友德，兵败，夏将双刀王等十八人被擒。友德以木牌数千书克阶、文、绵、汉诸州捷报投诸汉江（西汉水，即嘉陵江），夏重庆守者见之，军心混乱，夔关守军回救成都。明将廖永忠得木牌于巫峡，遂乘虚自夔关入，直抵重庆。六月二十一日，夏丞相刘仁扶幼主明升、太后彭氏诣军门投降，夏亡。立国十年。 　　七月。成都守将丞相戴寿、知院向大亨犹列象阵拒守，及得明捷报和家书，知重庆已降，乃籍府库仓廪，纳款军门。 　　明升母子被解送应天，升封归命侯，赐第京师。后徙高丽⑤。 　　注释①《明史·明玉珍传》。 　　②《明氏实录》，见《元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二分册。 　　③李喜喜、白不信、大刀敖入川后称青巾。 　　④《明氏实录》，见《元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二分册。 　　⑤《明史·明玉珍传》。 　　张士诚兴败王正十三年（1353），张士诚起兵。 　　张士诚，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东台县）人。有弟三人，皆以操舟贩盐为业。“常鬻盐诸富家，富家多凌辱之，或负其值不酬。而弓手邱义尤窘辱士诚甚”①。在红巾军起义的鼓舞带动下，张士诚与弟士义、士德、士信结壮士李伯升等十八人杀邱义与所仇富家，放火焚其庐舍，人旁郡，召集人众。张士诚“资性轻财好施，甚得其下之心。当时盐丁苦于官役，遂推其为主”②。行至丁溪，为大姓刘子仁所拒，张士义中箭死。士诚益愤。与之决战，子仁众溃人海。士诚乘胜攻陷泰州，集众万余人，克兴化，结寨得胜湖（德胜湖）。高邮知玉樽府李齐前往招谕，士诚降，行省授以民职，士诚要求从官军征讨红巾军以自效。时赵琏受命为河南江北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移驻泰州，命士诚治戈船，趋淮、泗。士诚疑惧不敢发，又知赵琏无备，复叛。杀赵琏，掠官库民财，走入得胜湖，入据兴化。五月，进占高邮。知府李齐再往招降，被张士诚下于狱。 　　镇南王府参议军事纳速刺丁守得胜湖，以舟师会诸军往讨。“阿速卫军及真滁万户府等官，见贼势炽，皆遁走”③，纳速刺丁与其三子皆战死。 　　六月，亲王完者秃在泰州阵亡。朝廷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达世帖睦迩于淮南、北召募壮丁，并总领汉军、蒙古军守御淮安。以行省平章福寿讨兴化。 　　十四年（周诚王天祐元年，1354）正月，张士诚据高邮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韦占④。下令“出狱囚，蠲民逋，凡知名之士取用之”⑤。二月，元以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苟儿。 　　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率兵讨张士诚。枢密院官石普自荐以步兵三万取高邮。受命权山东义兵万户府事，招义军万人以行。普乘夜衔枚进军宝应（今属江苏），“抵县，即登城，贼大惊溃，因抚安其民”。于是，诸将水陆并进，乘胜拔十余城，分三路进逼高邮。“一趋城东，备水战；一为奇兵，虞后；一普自将，攻北门。遇贼与战，贼不能支，遁入城。普先士卒蹑之，纵火烧关门，贼惧，谋弃城走。而援军望之，按不进。且忌普成功，总兵者遣蒙古军千骑，突出普军前，欲收先人之功。而贼以死扦，蒙古军惬怯，即驰回，普止之不可，遂为贼所蹂践，率坠水中”⑥。于是石普军乱，张士诚军乘机反击，石普血战奋击，至日暮，援绝，负伤堕马，与从者皆死。 　　三月，张士诚下令务农桑，令称“元氏之乱，多在民穷。夫独其君之不仁哉，良以有司不宣德意，妄立科条，志在肥家，不恤民隐。百姓求生无路，引义不能，遂至崩解。余起兵之意，诚欲出生民于涂炭，予所在以安全。食为民之天，农桑为民事之本。有土有财，只在利导，既富且教，尤要提撕。令下之日，务曲体余衷，相机度宜。俾处处有生养之具，毋徒以文具相涂饰也”⑦。要求慎择长吏，以民生兴耗为考察长吏的标准。 　　四月，令州县兴学校。令称“风化之本系人伦，贤材之兴关学校。今者豪杰并起，相与背叛，良由父子、夫妇、兄弟之道失序，故君臣之义不明。廉耻道丧，王纲解纽，实在于斯。凡属州县，聿稽前典，务选明博好礼之士，朝夕讽诵，以修明伦序，以兴起贤能”⑧。 　　六月，进攻扬州。达识帖睦迩兵败，诸军皆溃。朝命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佛家闾会达识帖睦迩，再进兵讨伐。 　　九月，丞相脱脱统大军南征。“黜陟予夺一切庶政，悉听便宜行事；省台院部诸司听选官属从行；禀受节制。西域、西番皆发兵来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⑨。十一月，至高邮，连战皆捷，高邮城破在旦夕。而宣政院使哈麻却在皇太子、皇后面前谮毁脱脱，监察御史袁赛因不花也三次上章弹劾，称“脱脱出师三月，略无寸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为自随。又其弟也先帖木儿庸材鄙器，玷污清台，纲纪之政不修，贪淫之心益著”。于是，以师老费财削脱脱官爵，安置淮南；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书平章政事月阔察儿、知枢密院事雪雪代将其兵。诏书指责脱脱：“坐视玩冠，日减精锐，虚费国家之钱粮，诓诱朝廷之名爵。”诏书开读后，“脱脱匹马北归，将士溃散，元兵不复振矣”⑩。 　　十五年（周诚王天祐二年，1355）四月，诏翰林待制乌马儿、集贤待制孙伪招降张士诚，以宣命、印信、牌面，与淮南王孛罗不花及淮南行省、廉访司等官商议招安。五月，又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咬住、淮东廉访使王也先迭儿抚谕。士诚囚辱孙擅，不受招。十六年（周诚王天祜三年，1356）正月，周军陷常熟州（今江苏常熟）。时松江府印造官号，给吏兵佩带，以防奸伪。“号之制作，画为圆圈，绕圈皆火焰，圈之内一‘府’字，以府印印‘府’字上。圈之外四角，府官花押。民间谣曰：‘满城都是火，官府四散躲，城中无一人，红军府上坐，”，以印讥讽元朝官、将的怯懦。 　　张士诚以其弟士德自高邮率众渡江，进取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元守将遁走。新任平江路总管贡师泰领义兵出战，力不敌，怀印绶弃城走入海滨。平江下，改名隆平府。行省都镇抚、元帅王与敬以松江叛降张士诫。时方国珍已降元，以海舟自太仓水陆并进讨周，为王与敬所阻。 　　三月，张士诚徙都隆平。命籍户部田赋，皆仍元旧；前所欠税赋悉数免去，又免当年税赋十分之四；赐老年人粮食、布帛和贫民粥食；设学士员，开宏文馆；设礼贤馆，召四方明博之士；筑常熟、吴江城；设郡劝农使、县劝农尉，议修水利。 　　四月，士诚将赵打虎下湖州（今属江苏）。松江（今属江苏）、常州（今属江苏）、无锡等相继为周占领。 　　六月，朱元璋遣使与张士诚通好，书称：“吾与足下，东西境也，睦邻守国，保境息民，古人所贵，吾甚慕焉。自今以后，通使往来，毋惑于交构之言，以生边衅。” 　　七月，周军攻镇江，被朱元璋击败。攻杭州，元江浙行省左丞相兼知枢密院事达识帖睦迩弃城走富阳。万户普贤奴尽力抵御，苗军将领杨完者自嘉兴往援，士诚败走。 　　八月，周以水军数万攻嘉兴，为苗帅杨完者所败。“杨完者以大军四伏，使小舟数十百艘饵之。敌（周军—引者注）樯橹蔽天排川而下，追至杉青，东西岸皆积苇以待。时南风大作，岸上举火，敌舟焚燎至四十里不止，死者甚众。遂舍舟登陆，进逼城下。战于东瓜堰，大破之，斩首万七千级，俘者数千，张氏统军张士信以伏水遁还。然完者凶肆，掠人货钱。至贵家，命妇、室女见之，则必围宅勒取，淫污信宿，始得纵还。少与相拒，则指以通贼，纵兵屠害。由是部曲骄横，凡屯壁之所，家户无得免焉。民间谣曰：‘死不怨泰州张，生不谢宝庆杨’”。 　　九月，朱元璋攻常州，周军请和。愿岁输粮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三百两。朱元璋索粮五十万石，和议不成。十七年（周天裙四年，1357），张士诚西有朱元璋兵褶逼。南有降元的方国珍配合元兵征讨。五月，朱元璋军下泰兴。六月，取江阴。时“张士诚据姑苏，跨有淮东、浙右，地大物众，兵食富强，实江南一劲敌”。他“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长兴、江阴二邑，皆其要害。长兴据太湖口，陆走广德诸郡。江阴枕大江，扼姑苏、通州济渡之处。（朱元璋）得长兴则士诚步骑不敢出广德，窥宣、歙；得江阴则士诚舟师不敢溯大江，上金、焦。至是并为我（朱元璋）所有，士诚侵轶路绝。 　　七月，朱元璋又遣将攻常熟，俘士诚弟士德。张士德智勇双全，实为士诚的谋主。士德被俘，对士诚是个沉重的打击。士德寄书士诚：“可降元朝，以为之助。”遂不食不语，死。于是张生诚准备按士德的意见降元。 　　八月，张士诚使来投的元江南行台御史蛮子海牙写信向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请降。后者令参知政事周伯琦至平江抚谕，诏以士诚为太尉，士德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时士德已被俘）。“然士诚虽降，而城池、府库、甲兵、钱谷皆自据如故”。 　　古代风景画鉴赏张士诚降元后，奉元正朔，配合元朝军队攻打红巾军。同朱元璋争夺江阴、常熟、通州（今江苏南通）、杭州、诸暨（今属浙江）、绍兴。并参与了元朝官僚、将领间的倾轧，以兵逼杭州，迫使苗帅杨完者兄弟自杀。同时，每年以江南粮食十几万石输往大都，为朝不保夕的元朝提供物质支援。于是，“方面之权悉归张氏，达识帖睦迩徒存虚名而已”。 　　二十三年（1363）三月，张士诚将吕珍攻刘福通于安丰，杀刘福通。朱元璋率军援安丰，迁小明王至滁州。 　　二十四年（1364）九月，张士诚令其部属颂功德，欲求王爵，朝廷不准。遂停止了向元输粮，自称吴王。在平江治官阙，立官属。逼达识帖睦迩将行省丞相位让与弟士信，移丈称：“照得浙江省奠临吴、越，控制江、淮，乃天下之雄藩，实东南之重镇，自非硕德元勋、雄威重望、功盖当世、泽及生民者，畴克居此！吴王张士诚有生英杰，间世雄才；其弟太尉张士信天资英武，志节忠贞。伏念当职，才非辅弼，年已衰残，德不足以服人，力不足以胜任，苟不推贤以自代，必致误国而获愆。今将原授官爵行中书省、行枢密院、行宣政院三台银印各一，便宜行事、赏功罚罪、招降讨逆并金牌等付授施行。”达识帖睦迩被幽拘于嘉兴，行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儿不从，二人先后被迫服毒而死。张士诚对元廷“阳顺而阴背，奉其正朔以饰文移，而凡废置、予夺、生杀、爵禄、悉自己出”。时朱元璋也称吴王，则张士诚为东吴，朱元璋为西吴。 　　二十五年（1365），朱元璋在打败陈友谅后，决定调集大军，大举进攻东吴。十月，徐达、常遇春等率马步舟师，水陆并进，欲取淮东泰州等处。“时张士诚所据郡县，南习绍兴，与方国珍接境；北有通、泰、高邮、淮安、徐、宿、濠泗，又北至于济宁，与山东相拒”。朱元璋部署先取通、泰剪其羽翼，再取浙西。 　　张士诚自占领平江进入浙西后，生活日益腐化，政治上也失去了进取心。大造宫殿，追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大城武林，至起平、松、嘉、湖四路官民以供畚筑。虽海盐一州，发徒一万三千，分为三番，以一月更代，皆裹粮远役。而督事长吏复借之酷敛，鞭扑梦楚，无有停时，死者相望”。同时“大起宅第，饰园池，畜声伎，购图画，唯酒色享乐是从，民间奇石名木必见豪夺。如国弟士信，后房百余人，习天魔舞队，珠金玉翠，极其丽饰”。人民负担沉重，生活痛苦，对张士诚也越来越不满。军队的战斗力也大不如前。 　　张士诚外表持重，似有器量而实无远图。军政大事，多借重士德。自士德被俘死，张士诚则委政事于弟士信。士信无能，“惟务花酒”，用王（—做黄）敬夫、蔡德新、叶彦文三人主事，三人无他能，惟事顺从，当时有谚语称：“丞相做事业，专用王、蔡、叶，一朝西风起，乾瘪。” 　　闰十月，朱元璋军占领泰州。 　　武士俑二十六年（1366）三月，徐达、冯国胜围高邮。前此，冯国胜围高邮，东吴守将俞某开门诈降，国胜轻信，先人城者数百人被杀。受到朱元璋的责罚。至此，国胜督兵四门齐上，一鼓破城，俞某被擒。 　　至四月底，兴化、濠州、宿州、邳州、安丰等相继失陷。 　　五月，朱元璋发布讨伐张士诚的檄文一《平周榜》。 　　八月，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帅师二十万，伐张士诚。攻湖州。 　　九月，朱文忠攻杭州。 　　十一月，士诚将李伯升降，湖州陷。杭州守将、平章潘原明降，杭州失守。 　　二十七年（1367）正月，朱元璋军攻下松江。 　　五月，徐达围姑苏。朱元璋致书张士诚，要求他“畏天顺民，以全身保族，若汉之窦融、宋之钱傲”，并保证“尔能顺附，其福有余”，张士诚不予理睬。城被围日久，士诚组织突围，兵败。“有勇胜军号十条龙者，皆仓夫善为盗者也，士诚每厚赐之，令被银铠、锦衣，将其众出入阵中，人不能测，是日亦败，溺死万里桥下”。降将李伯升遣人劝降。说谕百端，士诚抑首沉虑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突围不成，士信又为飞炮所中，碎其首而死。 　　九月八日，徐达取平江路。士诚驱家人骨肉登齐云楼，纵火焚之，而己独不死，曰：“吾救一城人命。”徐达命士诚降将李伯升谕士诚。“时日已暮，士诚拒户自经。伯升决户，令降将赵世雄抱解之，气未绝，复苏。达又令潘元绍以理晓之，反复数四，士诚瞑目不言。乃以旧盾舁之，出葑门，途中易以户扉，舁至舟中”。所俘官属、将校、家属凡二十余万，俱送往建康。士诚在舟中闭目不食，坚卧不起。至中书省，相国李善长问之，初不语，即而言不逊，被善长怒骂。九月十六日，自缢死。 　　注释①《明史·张士诚传》。 　　②《草木子》参见《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 　　③《元史·纳速剌丁传》。 　　④张士诚称王建号，《元史·顺帝纪》、《明史·张士诚传》记为至正三年五月。《观实录》为至正四年一月。 　　⑤史册《隆平纪事》，参见《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 　　⑥《元史·石普传》。 　　⑦⑧史册《隆平纪事》，参见《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 　　⑨《元史·脱脱传》。 　　⑩《国初群雄事略》。 　　《南村辍耕录》。 　　《明太祖实录》、《皇明文衡》。 　　姚桐寿《乐郊私语》。 　　《明太祖实录》、《皇明文衡》。 　　《元史·达识帖睦迩传》。 　　长谷真逸《农田余话》。 　　此据《明太祖实录》。另《国初群雄事略》载“上召见，士诚但瞑目，不言不食；赐之衣冠，亦不受。遂令御士扛于竹桥，御杖四十而死。上命焚瘗于石头城。” 　　 　　第三十七章 　　 　　顺帝北归至正四年脱脱辞去相位后，被丞相别儿怯不花所谮，处境甚危，宁宗乳母之子康里人哈麻屡在顺帝面前为他说解，故脱脱对哈麻颇怀感激之情。再相后，引哈麻为中书右丞。参议中书省事汝中柏为脱脱所信任，自平章以下，对其所议，皆唯命是从，而哈麻独敢与之争。因汝中柏之谮，脱脱使哈麻为宣政使，位居第三，哈麻因而忌恨脱脱。 　　渡过了接管政权初期的艰难岁月，元顺帝的地位巩固了。脱脱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元朝的政治形势趋于稳定，治河的成功和初期对红巾军镇压的初步胜利冲昏了元顺帝的头脑，他满足于表面上的承平景象，不再勤于政事，享乐的情绪开始滋长。 　　哈麻为投其所好，引西番僧人教顺帝运气术，称演揲儿法，汉译为“大喜乐”。哈麻妹婿、集贤学士秃鲁帖木儿又荐西番僧伽磷真于顺帝，教以秘密法。演揲儿法，秘密法，又称双修法，都是房中术。“於是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①。导皇帝行此法的，宠臣老的沙、八郎、答剌马吉的、波迪哇儿杩。等十人，号称十“依纳”。“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依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日皆即兀该，华言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皇太子年日以长，尤深疾秃鲁帖木儿等所为，欲去之而未能也。”皇帝一心享乐，政事逐渐废弛。哈麻因而得宠。 　　至正十四年，脱脱率兵征高邮，哈麻乘间为中书平章政事。并在皇后面前，谮毁脱脱，引起皇后奇氏和太子爱猷识里达腊对脱脱的不满②。终使伯颜遭贬斥而死。 　　伯颜死后，哈麻为相，其弟雪雪为御史大夫，“国家事尽归其兄弟二人矣”③。哈麻既为相，颇以曾进西番僧导帝宣淫事为耻，于是寻找借口，杖所荐西番僧一百七十人，流放于甘州。十六年，与其父商量说：“我兄弟位居宰辅，宜导人主以正，今秃鲁帖木儿专媚上以淫亵，天下士大夫讥笑我，将何面目见人，我将除之。且上日趋于昏暗，何以治天下，今皇太子年长，聪明过人，不若立以为帝，而奉上为太上皇。”不意此事为其妹所知，乃告其夫。秃鲁帖木儿恐太子为帝己将被杀，于是向顺帝揭发了哈麻的计划。于是哈麻流放惠州（今属广东），雪雪流放肇州（今属广东）。不久，杖死。 　　哈麻兄弟死后，秃鲁帖木儿等十依纳更加肆无忌惮，“是时，天下多故日已甚，外则军旅烦兴，疆宇日蹙；内则帑藏空虚，用度不给；而帝方溺於娱乐，不恤政务”④。国事日非，丞相搠思监的属下和亲属甚至竟印造伪钞，扰乱国政。 　　而围绕着奇皇后与太子爱猷识里达腊谋内禅事，朝臣分成了帝党和太子党两派。御史大夫老的沙、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顺儿党于顺帝；中书左丞相搠思监，资政院使、宦者朴不花党于皇后、太子。 　　二十年（1360），“帝在位久，而皇太子春秋71盛，军国之事，皆其所临决。皇后乃谋内禅皇太子，而使不花喻意于丞相太平（贺惟一，前上都留守贺胜子，因汉人不能为相，而顺帝欲任惟一为相，遂赐姓蒙古氏，改名太平），太平不答”⑤。皇后召太平至宫中，亲自喻意，太平仍不为所动。于是皇太子决心夺去太平政柄，幸知枢密院事纽的该左右回护，皇太子之志未能得逞。后纽的该死，皇太子令监察御史弹劾太平的亲信左丞成遵和参知政事赵忠，二人下狱死。太平遂辞职家居。二十三年，复为御史所劾，诏陕西安置，搠思监逼令自杀。 　　朝中的帝党和太子党又分别与在外的将领勾结，再一次造成了武装力量干预帝位争夺的形势。由于元朝官军战斗力下降，同红巾军作战时屡屡失利，至正后期，地方地主武装势力有所发展。于是在外的军事将领又形成了以答失八都鲁、孛罗帖木儿父子与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父子两大武装力量的争夺。 　　答失八都鲁出身于蒙古功臣世家，在镇压荆湖一带红巾军和刘福通红巾军的战争中建有功绩，总制河南军马。 　　察罕帖木儿为内迁的畏吾儿人，靠组织地主武装镇压红巾军起家，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战功卓著，地位却在答失八都鲁之下。在镇压红巾军时，答失八都鲁常失利，而察罕帖木儿自陕西至河南，入晋、冀，侵占了他的势力范围。答失八都鲁死后，其子孛罗帖木儿领其父兵，与察罕帖木儿争夺晋、冀，遂至兵争，顺帝屡下诏和解，终不听。至正二十年八月，朝命孛罗帖木儿守石岭关（今山西忻县南）以北，察罕帖木儿守石岭关以南。九月，孛罗帖木儿欲得冀宁（今山西太原），遣兵出石岭关南下直趋城下，双方交兵，朝廷遣使下诏讲和，二人分别退兵，各守关还镇。 　　二十二年，察罕帖木儿被红巾军田丰、王士诚杀死，其甥、养子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为太尉、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总其父兵，孛罗帖木儿则又与扩廓帖木儿争晋、冀，双方仇怨日深。 　　二十三年，孛罗帖木儿南侵扩廓帖木儿所守地，据真定。御史大夫老的沙得罪于太子，安置东胜州，途中奔孛罗帖木儿，顺帝遣宦官密令孛罗帖木儿留老的沙于军中予以保护。皇太子屡遣官来索，孛罗帖木儿抗拒不交。 　　二十四年，孛罗帖木儿以藏匿老的沙获罪，皇太子以孛罗帖木儿握兵跋扈，匿不轨之臣，又与秃坚帖木儿联结的罪名，与丞相搠思监议，请削其官。诏罢兵权，四川安置。孛罗帖木儿知此举非皇帝本意，抗旨不遵，杀使者，遣部将会秃坚帖木儿，提兵至京师，扬言索搠思监、朴不花。 　　四月，孛罗帖木儿兵入居庸，至清河，顺帝不得不虚应故事，遣使问进兵原因。然后按孛罗帖木儿报陈的理由和要求将搠思监流放岭北，朴不花流放甘肃，实则执之送交孛罗帖木儿。于是秃坚帖木儿入延春殿见皇帝，痛哭请罪，皇帝赐宴慰免，仍以孛罗帖木儿为太保、中书平章，兼知枢密院事，守大同；以秃坚帖木儿为中书平章政事。帝派暂居上风。 　　皇太子十分不满，也征扩廓帖木儿兵，令其保障京师。五月，诏扩廓帖木儿总兵，调诸道兵攻大同，并派兵守居庸，入卫京师。扩廓帖木儿亲往太原调督诸军。太子党开始反击。 　　七月，孛罗帖木儿、秃坚帖木儿和老的沙再以兵入京师，皇太子亲统兵迎战于清河。太子兵败，出奔太原。孛罗帖木儿、秃坚帖木儿、老的沙入宣文阁见顺帝诉冤，君臣同泣。遂以孛罗为太保、中书左丞相，老的沙中书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儿御史大夫。部属将士，布列台省，于是帝党得以总揽国柄。 　　八月，加孛罗帖木儿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太保、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数月间，杀狎臣秃鲁帖木儿、波迪哇儿杩，罢三宫不急造作，沙汰宦官，减省钱粮，禁西番僧作佛事。并多次遣使太原，请太子还朝。太子不回，扩廓帖木儿则拘留使者。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太原调遣岭北、甘肃、辽阳、陕西及扩廓帖木儿等军，进讨孛罗帖木儿。孛罗帖木儿则出皇后于外，幽置百日。同时，遣秃坚帖木儿出讨上都的太子党，命也速南御扩廓帖木儿。也速至良乡，倒戈叛孛罗帖木儿而降扩廓帖木儿，西连太原，东结辽阳，又打败孛罗帖木儿骁将姚伯颜不花。孛罗帖木儿自将兵往讨，不利。回京后郁郁不乐，终日与老的沙宴饮，荒淫无度，喜怒无常。奇后乘机数次向他送献美女，由此得以还宫。孛罗帖木儿的行为激起了顺帝的不满，后为顺帝所遣的勇士杀死。顺帝再召太子还朝。 　　孛罗帖木儿被杀后，秃坚帖木儿与老的沙逃往汪古部驸马赵王处，被赵王缚送朝廷。一场由顺帝亲手策动的政变闹剧结束。 　　当孛罗帖木儿在京师被杀时，扩廓帖木儿乘机占领了大同，皇太子则联络了诸王，并准备进京清君侧。皇太子出逃期间，就计划效仿唐肃宗即位灵武的故事，扩廓帖木儿不从。至此，奇皇后命扩廓帖木儿以重兵拥太子入京师，意在胁迫顺帝退位。扩廓帖木儿不愿参与此事，兵行至距京师30里处，下令分散，不入京师，太子之计不行，遂对扩廓帖木儿怀恨在心。 　　顺帝以老臣伯撒里为右丞相，扩廓帖木儿为左丞相。闰十月，以扩廓帖木儿为河南王，总天下兵。扩廓请南还视师，离开京师，驻彰德（今河南安阳）。但诸路军不听扩廓帖木儿调遣，张良弼等又共推李思齐为盟主，合兵抗扩廓帖木儿，双方相持一年，前后百战，互有胜负。 　　古代风景画鉴赏二十七年八月，顺帝派皇太子亲自总制诸路军马，调扩廓肃清江淮；李思齐进取川蜀；张良弼等取荆襄。诏书即下，皇太子不行，扩廓帖木儿也不受命。 　　顺帝因扩廓帖木儿不受调遣，乃免其太傅、中书左丞相官，令与其弟同居河南府，其军则分别委人统领，重新任命太原官属。 　　二十八年，扩廓帖木儿以兵攻太原，尽杀朝廷所置官。朝廷遣军讨伐，一场新的军阀混战开始。扩廓帖木儿势盛，又上疏申述起兵原由，顺帝又下诏复其官，准备令其领兵南讨。 　　元朝官僚将领用了八年的时间互相倾轧、争权夺利，耗尽了人力、物力。而朱元璋在江南却在稳步发展，逐渐消灭了各支反元势力和红巾军，开始北上伐元，以完成其统一全国的大业。 　　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率军二十五万由淮人河北取中原。他关照徐达：“阃外之事，汝实任之。兹行必自山东，次第进取。山东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师行之际，须严部伍，明分数，一众心，审进退之机，适通变之宜，使战必胜，攻必取。”⑥为了分化和争取蒙古贵族，朱元璋将被张士诚拘留的元宗室送还大都。同时发表了一篇讨伐檄文——《谕中原檄》。在这篇由名儒宋濂起草的檄文中，虽然充满了大汉族主义思想。将广大人民反对封建主义统治的斗争歪曲为民族斗争，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它同时也提出了“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目标，而且宣布了对蒙古、色目人的政策，对大军顺利进军中原，分化元朝统治集团和争取广大蒙古、色目人民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徐达进入山东，招降了元朝淮南淮北义兵都元帅王宣父子，连下莒、滕、益都、东平、兖、济南、济宁、密、登、莱、东昌等州郡。邓愈军也由襄阳进至南阳。 　　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1368）二月，徐达军进至河南，下汴梁。接着，明军攻下河南、荥阳、钧州、许州、陈州、汝州等地，扼守潼关，阻止李思齐自陕西人援。 　　五月，朱元璋至汴梁。六月，亲自与诸将商讨进攻大都的战略。特别交待“若元主北弃，毋穷追，但固守封疆，防其侵轶可也。”七月，朱元璋在返回应天之际，又再三叮咛“克城之日，毋虏掠，毋焚荡，毋妄杀人”⑦。 　　七月二日，徐达发汴梁，十一日会诸将于临清。直到这时，元朝的武装力量还在自相残杀，争夺陕西地盘。在明军大举北伐之际仍不能和衷共济，一致对敌。 　　闰七月，元顺帝部署扩廓帖木儿、李思齐等诸将赴河南，“四道进兵，犄角剿捕，毋分彼此”。知枢密院事俺普、平章锁住等“东西布列，乘机扫殄”。辽阳行省左丞相也先不花、知院孙厚等“捍御海口，藩蔽畿辅”。“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悉总天下兵马，裁决庶务”⑧。但为时已晚，诸将各为身计，内部分崩离析，勤王之师无法召集。兵力最强的扩廓帖木儿自晋宁（今山西临汾）退往冀宁（今山西太原），在元朝面临生死存亡之际，竟拥兵观望。 　　元顺帝本无心固守，在部署迎敌的同时，也安排退却。十九日，命太子总兵，二十六日，又命太常礼仪院使阿鲁浑奉太庙列室神主与皇太子一起北逃。二十七日集三宫后妃、皇太子、太子妃同议北行。群臣谏，不听，令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中书左丞相庆童留守京师。至夜半，率后妃、太子等开健德门北走。 　　八月初二，明军入京城，帖木儿不花、庆童被明军俘虏后杀死。 　　顺帝出京后，用17天的时间赶到上都。上都宫殿、官署已被红巾军焚毁。顺帝一行只好再住毡帐。又担心明军尾随而至，终日惶惶不安。逃出京师后，顺帝再次调整了中书人选。以原辽阳行省左丞相也速不花为中书左丞相，鼎住为中书平章政事，魏伯颜为参知政事，又封扩廓帖木儿为齐王、中书右丞相，并与群臣商议恢复大计。 　　时扩廓帖木儿尚有大军十万屯驻山西，李思齐、张良弼则盘距陕西，辽阳尚有元兵十万，梁王巴匝剌瓦尔密在云南仍为元朝守。 　　在元朝君臣商讨如何把元朝的统治继续下去时，明朝却在部署乘胜消灭以山西、陕西为主的元朝残余势力。八月，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进取山西，并遣汤和、冯宗异率军增援。元顺帝则迫不及待地遣扩廓帖木儿出兵收复大都。扩廓帖木儿兵至保安，明军却乘虚谋取太原，扩廓帖木儿急回军救太原，双方相持三日，徐达夜袭，扩廓帖木儿兵败，与十八骑逃出，奔大同。明军乘势占领山西。扩廓帖木儿撒至甘肃、宁夏。 　　至正二十九年（明洪武二年，1369），明军主力进攻陕甘。元顺帝仍不甘心大都失守，二月，派右丞相也速以精骑四万抵通州，明守将曹良臣虚张兵势，也速不明虚实，退走。四月，又遣晃火帖木儿、也速“分道讨贼，恢复京师”⑨。也速兵败，明军占领大宁州（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上都受到威胁，元顺帝北出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附近）。 　　四月，明军进兵陕西、甘肃。 　　六月，元顺帝至应昌，屡征扩廓帖木儿领兵入援，扩廓帖木儿则谏其北上和林。顺帝寄希望于甘肃军事形势的好转，迟迟不想离开应昌。扩廓帖木儿在甘肃，拼死与明军对抗。力图恢复。 　　三十年（明洪武三年，1370）三月，扩廓帖木儿兵败沈儿峪，官、兵大部被俘，扩廓帖木儿与其妻北遁和林。四月，元顺帝病死应昌。太子爱猷识里达腊继位，称必力克图汗，改元宣光，史称北元。 　　注释①《元史·哈麻传》。 　　②顺帝皇后有答纳失里，燕帖木儿女，至元元年困其兄唐其势谋逆，被伯颜害死。再立皇后为弘吉剌氏伯颜忽都，生子夭折。二皇后为高丽人奇氏，性颖黠而家世低微，称完者忽都皇后。生子爱猷识里达腊，为太子。奇氏有宠，答纳失里死后，顺帝欲立奇氏，伯颜力争其不可。哈麻曾与脱脱商量授太子爱猷识里答腊册宝和举行册礼。脱脱则认为万一大皇后弘吉剌氏生子则不好处理。因而他答称“中宫有子将置之何处”？为讨得奇氏的欢心，哈麻将脱脱的意见告诉了奇氏。同时又使人在太子面前谗毁伯颜。致使伯颜贬死。 　　③《元史·哈麻传》。 　　④《元史·搠思监传》。 　　⑤《元史·完者忽教皇后奇氏传》。 　　⑥⑦《明太祖实录》。 　　⑧《元史·顺帝纪十》。 　　⑨刘佶《北巡日记》。 　　察合台汗国兴衰大蒙古国初期，察合台的封地“自畏兀儿地起，至撒麻耳干和不花剌止”①。他领有自畏兀儿之边至河中的草原地带。成吉恩汗曾命他掌管札撒和法律，他将蒙古习惯法强制推行到穆斯林地区，是一个“令人敬畏的统治者”。同时，作为大蒙古国镇守西域地区的地位最高的蒙古宗王，在畏兀儿以西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和相当的影响。但是，终察合台之世，他的兀鲁思始终是作为大汗藩臣的封地存在的，不论是在其父成吉思汗时期，还是在其弟窝阔台时期，他的身份一直都是大蒙古国的藩臣。他也一直视蒙古国大汗为宗主。其弟窝阔台被推举为大汗时；在即位典礼上，是他率领诸王、大臣首先向大汗行了九叩跪拜之礼，再次确定与大汗的君臣关系。 　　成吉思汗占领撒麻耳干和不花剌地区后，任命最早归降的回回人牙剌瓦赤为地方长官，管理河中地区。当时，察合台只能管理草原地区自己的封地，对大蒙古国所有的由牙剌瓦赤管理的州郡、城镇，却没有行使行政管理的权力。到了窝阔台时期，随着他在这一地区势力的增长，影响的扩大，便开始试图扩大封地范围，将势力伸展到国家控制的地区。一次，他越权擅自更换河中某些州郡的长官，被牙剌瓦赤告发，窝阔台发出圣旨质问了他，并责令他作出解释。他不得不承认错误。并回答说：“我考虑不周，轻举妄动，我没有什么可回答的，既然合罕命令我写出来，我就把这件事写出（这）一些。”由于他道了歉，大汗原谅了他。为了缓和地方官与宗王的矛盾，窝阔台也同时将牙刺瓦赤调往汉地，同时将那些地方送给察合台作了他的封地。牙刺瓦赤与察合台的矛盾正是国家与藩王利益冲突的反映，个别人事调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牙刺瓦赤的职务后来由他的儿子马思忽惕伯（麻速忽）接替，他依然是把这一地区的税收，送往大汗的宝库。 　　窝阔台死后，情况有些变化。在察合台的干预下，六皇后乃马真氏取得了在新汗即位前执掌朝政的权力。窝阔台的老臣镇海、牙剌瓦赤和他的儿子马思忽惕伯受到了打击，汗国在各地的统治秩序遭到破坏，诸宗王乘机乱下敕令和发放牌符，以扩大自己的领地和权限，汗国对他们的控制相对削弱。这就为察合台在河中地区扩张势力提供了条件。 　　古代风景画鉴赏1242年。察合台死。根据他生前的安排，由他的孙子哈剌旭烈兀（察合台的长子木秃坚的儿子）继为兀鲁思统治者。1246年贵由即大汗位，他与察合台的第五个儿子也速蒙哥关系密切，于是他用大汗的权力，以“儿子还在世上，孙子怎么能当继承人”的理由，改变了察合台的安排，让也速蒙哥掌管了察合台兀鲁思。1251年蒙哥继立为大汗，又改变了贵由的安排，重新让哈剌旭烈兀代替也速蒙哥。哈剌旭烈兀死于返回兀鲁恩的途中，他的妻子兀鲁忽乃哈敦（斡亦剌部脱劣赤驸马之女）根据蒙哥的诏敕，杀了也速蒙哥。立其年幼的儿子木八剌沙为汗，自己则代行对兀鲁思的统治权。 　　1260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间因争夺汗位爆发了战争。忽必烈派遣拥戴自己的察合台后裔阿必失合（阿必失哈，察合台曾孙，他的长子木秃坚次子不里的儿子）去察合台兀鲁思夺权，途中被阿里不哥擒获。而在双方交战中，阿里不哥兵败，退回谦谦州。忽必烈切断了和林与中原汉地韵联系，导致漠北粮食、物资供应紧张。失去汉地粮食、武器、物资供应，对阿里不哥是个致命的打击，为了摆脱困境，他只好把目光转向西方。察合台兀鲁思所在的地区有富饶的农业区，可以弥补因失去汉区带来的损失，解决漠北的实际困难，进一步控制察合台兀鲁思就显得更为重要。于是，阿里不哥派出察合台的孙子阿鲁忽（察合台第六个儿子拜答儿之子）取代木八剌沙管理察合台兀鲁思。与他结成联盟，要求他提供援兵和给养，并派兵驻守阿姆河，以防旭烈兀增援忽必烈。 　　阿里不哥为了取得察合台系的支持，将原属大蒙古国的察合台封地以外的河中州郡也划归阿鲁忽管辖，就使察合台兀鲁思汗取得了对河中和突厥斯坦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察合台兀鲁思在这一地区的地位也因而发生了变化，为察合台汗国势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阿鲁忽成功地夺取了对察合台兀鲁思的统治权。按照阿里不哥的意图，向河中地区发展势力，河中和别失八里的大蒙古国地方官和军事将领都降服了阿鲁忽，阿鲁忽也就掌握了原来合大汗对河中和突厥斯坦的管理权。后来，哈剌旭烈兀的妻子兀汗鲁忽乃也从阿里不哥处回到察合台汗国，阿鲁忽遂娶她为妻。“察合台汗国自阿鲁忽即汗位后，成了活动于中亚历史舞台的可观势力。究其原因，盖因阿里不哥欲与忽必烈争夺汗位，亟待在察合台汗国里扶植一名傀儡，为他防守西境、征集给养，提供兵源。这等于拱手把原来属于大汗的管理河中和突厥斯坦的权力奉送给了阿鲁忽。蒙古亲贵之间的内讧使远离朝廷的大臣、异密们无所适从，不得不归降于阿鲁忽。阿鲁忽实际上是在占有了大汗河中、忻都之边的军队之后，才变得强大起来的。但是，他的强大的同时却播下了反抗阿里不哥的种子。阿里不哥为反对忽必烈才扶立阿鲁忽，现在他自食其果了”②。 　　阿鲁忽取得察合台汗国统治权的同时，也将属于大汗控制的河中和突厥斯坦地区的土地、人口、军队据为已有，他的力量顿时强大了，野心也随之膨胀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利益足以使他改变初衷，于是他同阿里不哥的矛盾也就随之产生了。 　　阿里不哥派遣他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争取察合台汗国的支持，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代表自己控制在河中和突厥斯坦的大蒙古国的辖地和属民，以支持他对忽必烈的战争。不意阿鲁忽看到阿里不哥无力控制河中地区，他也就不情愿将到手的财富、土地、人口、军队再交到阿里不哥手里。于是当阿里不哥的使者到河中和突厥斯坦地区征集财物、武器和马匹时，双方的矛盾、冲突终于爆发了。阿鲁忽扣留了阿里不哥的使者，夺取本属大汗的财富，背叛了当初自己为己效劳且承认其权力的蒙古国大汗阿里不哥。 　　表面看来，阿鲁忽的行为是对这次使臣征收财富产生的贪欲所致，实则它有更为深刻的原因。如果这批财物得以运往阿里不哥处，就等于阿鲁忽承认了大汗对河中和突厥斯坦地区的所有权，阿鲁忽占有这一地区的土地、财富、人口、军队就是非法的，这是一个涉及到察合台汗国根本利益的大事，是察合台汗国能否在亚成为一个强大的势力的关键之一。他需要尽可能地削弱大汗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加强自己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使自己成为这一地区的真正主人。于是他采取了扣留阿里不哥使者的行动。 　　虽然夺取河中等地区是阿鲁忽的既定目标，但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还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于是与阿里不哥闹翻后下一步应如何安排也是他不能不立即作出决定的问题。于是，他召集大臣，商讨对策。大臣们说：“在抓起使者之前，应当商议，而如今我们既然已经与阿里不哥成了敌人，（唯一的）出路就只能与他彻底决裂并效力于忽必烈合罕。”③于是，他向忽必烈遣使，表示了对他的拥护和支持。阿鲁忽的投靠，对忽必烈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这样，他的势力就可以从东到西联成一线。此时，旭烈兀也有使臣到达。于是，忽必烈也分别向两人遣使，并根据情况作出了新的军事部署：“从质浑河到密昔儿的大门，蒙古军队和大食人地区，应由你，旭烈兀掌管，你要好好防守，以博取我们祖先的美名。从阿勒台的彼方直到质浑河，可让阿鲁忽防守并掌管兀鲁思和各部落。而从阿勒台的这边直到海滨，则由我防守。”④同时，给了阿鲁忽一道圣旨和一个牌子。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做法不同，他没有再次申明河中和突厥斯坦为大汗所有，而是通过圣旨，承认阿鲁忽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权，一方面使自己得到了阿鲁忽的支持，进一步孤立了阿里不哥，一方面使阿鲁忽的权力正式得到了大汗的认可，此事大约发生在中统三年（1262）春。忽必烈的这一安排使察合台汗国得以发展、强大并取得了与钦察、伊利诸汗国相同的地位。但是，此时的察合台汗国依然不是独立的国家，它仍然是大蒙古国的藩国。 　　阿鲁忽向西与钦察汗国争夺，势力伸展到花剌子模和今阿富汗北部地区。1266年，阿鲁忽死。兀鲁忽乃再立木八剌沙为察合台汗国的君主。当阿里不哥战败投降后，忽必烈又派察合台的重孙八剌（又作八剌合，察合台之子木秃坚的次子也孙都哇之子）回到察合台汗国，让他辅佐木八剌沙管理汗国并配合大汗军队平定海都之乱。 　　八剌在聚集力量之后，曾按忽必烈的旨意进攻海都，双方各有胜负。后在窝阔台的另一孙子钦察斡忽勒的调解下，两人和解，八剌巩固了自己在察合台汗国的统治地位。于是，他公然与大汗分庭抗礼，“他驱走了大汗委任的统治东突厥斯坦地区的异密木古鲁克，代之以自己的属臣别克迷失。忽必烈派出一支六千人的骑兵援助木古鲁克复位，但在八剌合（即八剌）三万大军的优势兵力威胁下，不得不退兵罢战。这些事件荡涤了大汗在突厥斯坦势力的最后残迹，标志着独立自主的察合台汗国的崛起”⑤。 　　1269年，海都主持在塔剌思召开了一次忽里勒台，海都与八剌结为安答，并决定向阿姆河南发展势力，共同攻打伊利汗国的阿八哈汗。他们一度占领了呼罗珊的大部分和今阿富汗的一部分地区。但是，后来窝阔台方面的人中途撤走，八剌吃了败仗，1270年撤回。当他的势力削弱时，海都以援助为名匆匆赶来，并包围了八剌的营帐。虚弱的八剌惊惧而死。海都主持了他的葬礼，并操纵了他的国家。此后，察合台汗国在海都的控制下，先后立了尼克拜（捏古伯）、秃花帖木儿和都哇为汗。 　　都哇长期配合海都与元朝对抗，成为元朝西北的最大反叛势力。1301年，海都死。因为都哇由他所立，他自认为对都畦有恩，遂将窝阔台汗国的事务交由都哇安排处理。都哇有意立了不孚众望的海都长子察八儿，引、起了窝阔台汗国内部诸王的不合，都哇乘势控制了窝阔台汗国。同时主动向元廷请和，结束了数十年的战争。从而树立了自己在察合台汗国蒙古贵族中的威望。 　　1307年，都哇死，子宽彻即位。1309年，宽彻死，非都哇系的塔里忽（察合台五世孙）乘都哇诸子年幼之机做了察合台汗。但是，都哇的威望使得任何非其直系的察合台后裔继立的合法性受到责难。因此，塔里忽遭到了诸王和异密的反抗。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塔里忽阴谋除掉都哇的子孙。在危难之际，都哇的幼子怯别请求兀赞把阿秃儿予以支持、保护，他们密谋趁塔里忽举行宴会之机，突然袭击，杀死了塔里忽及其诸子、那可儿，收编了他的军队和官员，夺回了都哇家族对汗国的统治权。窝阔台系诸王也曾想乘察合台汗国内乱之机，使被废黜的察八儿复辟，被怯别击败。都哇的后裔保住了察合台汗国对中亚的控制权。他遣使向元武宗海山报告了一切，得到海山的赞许，察合台汗国使被废黜的察八儿复辟，被怯别击败。都哇的后裔保住了察合台汗国，继续保持了由都哇、宽彻与元廷建立的友好关系。 　　1309年，怯别召集忽里勒台，决定由其驻守在哥疾宁地区的兄长也先不花继承汗位。后来，也先不花迁往阿力麻里，怯别则驻守河中，汗国实际上分成东、西两部。怯别所统的中合亚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汗和阿富汗北部地区属西察合台汗国；也先不花控制的中国新疆兴维吾尔自治区，中亚的七河流域及伊赛克湖以东地区属东察合台汗国，也称作“蒙兀斯坦”。而东部的也先不花为宗主。 　　也先不花曾有意东进与元朝争夺，元仁宗皇庆三年（1313）在天山东部被元军击败，遂停止向东的军事行动。1315年，怯别统率大军转而向阿姆河以南的伊朗高原进兵。 　　也先不花和怯别死后，东、西部分别由他们的两个兄弟笃来帖木儿和塔尔麻什里管辖。并曾以大军侵入印度，取其北方诸州，围攻德里。这时的察合台汗国已达到了发展的巅峰。 　　笃来帖木儿之后，继立者先后为不赞（1334）、靖克失（1334-1338）、也速帖木儿（1338-？）、阿里算端（1340-？）、孛罗谟罕默德（1342-？）、哈赞（1343-1346或1347）、答失蛮察（13467-1347）、明安忽里（1348-1358）、帖木儿沙诸汗。这时，察合台汗国进入衰微阶段。诸汗在位时间都很短暂，其中的阿里算端和答失蛮察则是窝阔台后裔。突厥贵族的势力逐渐控制了河中，察合台汗只是他们所立的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 　　古代画扇1358年，突厥贵族发生内讧，察合台后裔秃黑鲁帖木儿（图黑鲁铁木儿）在蒙古朵豁剌惕（杜格拉特）氏贵族的支持下，进兵河中，击败了突厥贵族，迫使他们归顺，然后留下自己的儿子叶里牙思火者（又作伊里亚思）为河中总督，收回了察合台系对河中的统治权。但是，叶里牙思统治的时间并不长，当初追随秃黑鲁帖木儿进攻河中的蒙古巴尔拉斯家族的帖木儿（又被称为跛者帖木儿、瘸子帖木儿或帖木兰）打败了蒙古军队。驱逐了叶里牙思，另立察合台系宗王哈比勒沙为傀儡。1370年，帖木儿宣布自己为君主，正式登上王位，处死了哈比勒沙。察合台汗国被肢解。 　　叶里牙思逃到阿力麻里后，继其父秃黑鲁帖木儿为汗。并在蒙古朵豁刺惕家族的支持下，同跛者帖木儿争夺河中。他死后，朵豁剌惕家族的卡玛鲁丁一度夺取了察合台后裔的王位，卡玛鲁丁死后，秃黑鲁帖木儿最小的儿子贺则尔霍卓（黑的火者）作了这个残存的察合台汗国的王。他不得不承认河中跛者帖木儿的地位，并通过和亲的方式，与他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谅解。这时的察合台汗国事实上已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由黑的火者控制的残存的察合台汗国，在《明史》中被称为“别失八里”。 　　 　　注释①《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分Ⅳ。 　　 　　②刘迎胜《阿里不哥之乱与察合台汗国的发展》，载《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③《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察合台传》。 　　④《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忽必烈合罕纪》。 　　 　　⑤李一新《察合台汗国的历史分期》，载《贵州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参见（苏）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 　　科举废行元太宗窝阔台九年（1237），中书令耶律楚材建议以科举选士①，被采纳。八月，“下诏命断事官术忽角鲁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诏书称：“其中选儒生，若有种田者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张开门面营运者依行例供差发除外，其余差发并行蠲免。……与各住达鲁噶齐管民官一同商量公事勾当着。宜后依照先降条例开辟举场，精选人仕，续听朝命。”②第二年（元太宗十年戊戌，1238），“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路长官同署公事”。得士凡四千三十人，称戊戌选。按当初耶律楚材的设想，是以此为开端，逐渐恢复科举选士制度。戊戌选合格者便取得了进一步参加“精选”的资格，而再辟举场，则可取其中精英人仕。戊戌选是精选的初试或预试。但这次的选举安排并没有按计划进行，因“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③，由耶律楚材建议的恢复科举取士的尝试竟以失败告终。中选的四千余人中可考者约二十人。其中杨奂试于东平，赋、论皆为第一名，授官河南路征收课税使，兼廉访使；赵良弼授赵州教授；许楫为中书省架阁库勾当，兼承发司事；雷膺被史天泽任为万户府掌书记；张文谦试于大名，中选后得复本户徭役。 　　此后，科举取士停废多年，不曾被提及。直至元世祖即位后，在积极推行汉法的同时，也曾反复多次议论恢复科举。 　　至元初年，丞相史天泽提出恢复科举，但未予施行④。 　　四年（1267）九月，翰林学士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科举取士为当时切务。世祖诏中书左三部与翰林学士议立程式，似有意恢复，后又因“有司难之，事遂寝”⑤。但有关恢复科举的问题看来一直是在议论和筹备中。七至八年间（1270-1271），礼部拟定以词赋、经义二科取士，尚书省拟罢词赋，用经义、明经等科，举子需由品官保举方许入试。 　　八年，侍讲学士徒单公履请实行贡举。因知世祖对佛教的态度是重教而轻禅，为迎合帝意，竟将儒与佛教相提并论，称“科举类教，道学类禅”⑥。殊不知忽必烈看重的是治国之术，对儒生“日为词赋空文”深怀不满。于是，他召宰臣廷辩，并对符宝郎董文忠说：“汝日诵《四书》，亦道学者。”董文忠素不善诗，也不必求通过科举入仕，故回答说：“陛下每言：士不治经讲孔孟之道而为诗赋，何关修身，何益治国！由是海内之士，稍知从事实学。臣今所诵，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谓道学！而俗儒守亡国之习，欲行其说，故以是上惑圣听，恐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国之意也。”⑦参加这场廷辩的还有姚枢、许衡。因科举实行几代后，其本身的流弊也逐渐暴露，读书应试者死守章句，专心于场屋程文，不通世务，难成治国之才，科举选拔人才的实际作用已大大减弱。当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甚至有人把金朝的亡国归咎于崇儒。故在当时拥有很高威望的许衡也并不热心科举而主张大兴学校以培养、造就人才。元世祖需要的是务实治国之才，也认为“科举虚诞”。对许衡、董文忠等的意见和倾向自然容易接受，因而对科举一直缺乏热情⑧。 　　蒙元时期有大量宗室、勋臣和怯薛子弟入仕为官，又接收了金朝的降臣、降将，汉人世侯也各自辟置了官属和幕僚，元廷没有通过科举选拔官员的迫切需要。但呼吁恢复科举者显然也大有人在，因而长期以来，关于恢复科举的议论和筹备工作也一直没有停止。 　　十年（1273），又有诏行科举，命翰林老臣等拟定程式。 　　十一年十一月，翰林院上奏所拟科举程式于太子真金。“奉令旨，蒙古进士科及汉人进士科，参酌时宜，以立制度”。 　　十二年正月，又议。参加者有窦默、姚枢和刚剐奉召入京的杨恭懿。恭懿言：“明诏有谓：士不治经学孔孟之道，曰为赋诗空文。斯言诚万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举有行检、通经史之士，使无投牒自售，试以经义、论策。夫既从事实学，则士风还淳，民俗趋厚，国家得才矣”⑨。看来，这次讨论的结果可能是确定了以经义、策论两科取士。苏天爵说，“条目之详，具载于策书”。科举的准备工作看来也已经完成，但最后还是未能付诸实行。 　　至元二十一年，中书右丞相和礼霍孙再一次建言设科举，再诏中书省议。不久，“和礼霍孙罢，事遂寝”⑩。 　　在官僚队伍的补充和更新方面，由于不能以科举选士，则不得不开辟新途径。而某些低级官员出现空缺时，也常常以吏员升职，久而久之，吏员出职逐渐制度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科举停废造成的人才短缺现象。灭宋后，又搜罗了一些南宋儒生，世祖后期，多以儒臣任监察和词苑职务，通过他们掌握舆情和整顿吏治，也能大体上维持元朝社会关系的平衡。元世祖时期这种用人政策的实施使科举选士的重要性降低，科举已不再是选士的重要途径。成宗、武宗的经历又是以领兵镇守漠北为主，与儒生接触甚少，对科举取士更形隔膜。因而，历世祖、成宗、武宗三朝，恢复科举虽然曾多次被提及，到仁宗即位前，却一直是议而不行。 　　就最高统治者对科举的态度讲，仁宗的情况与前几位皇帝显然不同，他自幼生长于汉地，一直有儒臣相伴，特别是名儒李孟，“仁宗在宫中，孟曰陈善言正道，多所进益”。在怀州四年间，他也始终随侍身边，“诚节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风”。李孟依然坚持“汉、唐、宋、金；科目得人为盛”；柏铁木儿也特别提出“先朝尝欲举行而未果”。时故老凋零，吏员人仕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明显而且严重，仁宗在潜邸时已“深见吏弊，欲痛划除之”。久居汉地的蒙古、色目贵族的汉文化索养也有了一定提高，恢复科举的条件终于成熟。 　　皇庆二年（1313）十月，中书省臣奏：“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已治人之道，……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于是，十一月，下诏行科举，诏称：“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议论了半个世纪的科举问题，终于有了结果。 　　元朝科场，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 　　乡试科目，蒙古、色目人试二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至正时减为三条，另增本经义一道。第二场试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试三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也于四书内出题，并以己意结，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限一千字以上。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做一榜，汉人、南人做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两榜并同。各行省、宣慰司、直隶省部按蒙古、色目人、汉人、南人分配名额。全国乡试中选合格者三百名，送大都会试。会试科目与乡试同，于三百人中录取一百，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二十五人。一月后，于翰林院参加殿试。 　　殿试蒙古、色目人试时务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试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题目由儒臣草拟四首进呈，皇帝选定其二。监试官与读卷官以所对第其高下，分两榜公布。蒙古、色目人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由于右榜取数常不满，故元代每科所取多不满百人。 　　元统元年癸酉（1333）科，取士百人，“左、右榜各三人，皆赐进士及第，余赐出身有差。科举取士，于斯为盛”。 　　但是科举恢复后，进展并不顺利，英宗即位时，出现了一些周折；泰定即位时，几乎又被停废。“周旋扶护而潜弥之，一、二人是赖。盖设科以来，列圣首诏。必有因而摇动者”。到元顺帝元统三年（十一月改至元，1335）十一月，艰难推行的科举还是被权臣伯颜所废。 　　古代风景画鉴赏元统二年三月有诏称“科举取士，国子学积分、鳝学钱粮，儒人免役，悉依累朝旧制”。重申旧制，看来正是旧制面临危机的反映，不过，可能是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或争论，支持科举者取得了暂时的优势，旧制被重新确认，元统三年的乡试得以照常于八月举行。但很快，形势便急转直下，十月，监察御史吕思诚等19人弹劾中书平章彻里帖木儿变乱朝政，而彻里帖木儿在权臣伯颜的支持下，视事如故，台臣却多被迫辞职。由于台臣多由科举人仕，对权臣的为所欲为多有牵制，早已成为伯颜的政治敌手和擅权的最大障碍，自然也为他所嫉恨。而今伯颜的同党又为御史所劾，自然迁怒于科举，所谓“彻里帖木儿挟私憾，奏罢进士科”，实则不过是秉承伯颜的意志行事罢了。废罢科举也就成了他打击政敌的一种手段。他既希望利用废罢科举打击儒臣，也想以此换取反对科举诸社会势力的好感，于是科举首当其冲，成了元朝后期社会各政治派别斗争的牺牲品。在废科诏书草就而未用玺印之际，参知政事、知经筵事许有壬向伯颜力争，却终不能挽回。十一月，废科诏书下。 　　但是，儒臣为保卫科举也可算不遗余力。罢科举的诏书颁下仅三个月，该年闰十二月，御吏台再以指斥武宗和取内侄女为己女冒领珠袍事弹劾彻里帖木儿，彻里帖木儿被流放于安南。于是他们又开始为恢复科举奔走呼吁了。其不知彻里帖木儿的去留对科举并无决定性影响，伯颜不去，科举实不可能恢复。因此，直至脱脱配合顺帝除去伯颜后，科举才得以重新进行。 　　元朝科举虽取人有限，却依然是广大士人阶层的希望和利益所在，废科之举激起了士人普遍不满，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给元政权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反对科举的政治势力也没有从中得到更多好处。伯颜试图以废科举排斥打击政敌的结是加速了自己的垮台。 　　至元六年（1340）初，伯颜被贬死。年底，顺帝下诏恢复斗举。至正元年（1341），科举再兴。 　　有元一代，共开科试十六次。由科举人仕者，包括国子监应贡会试中选者共计一千二百名。占仕途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三。“这个比率，大致上只相当于唐代和北宋的十分之一。”同时，曲科举入仕者，只许有壬一人得进相位。“复科后五十四年间，可以确定是以科举进身的参相者有九人。把他们各自人相的年数相加，一共只有二十七个年头，占同时期中参相官员各自在职年数总和的3％强。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进士中官至省、部宰臣（包括侍郎）的约二十多人，做到行省宰臣及路总管的也不过二三十人，在同级官僚总人数中的比率自然都低得惊人。” 　　因此，进士出身的官员，无论就数量还是就地位而言，在官僚队伍中，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对有元一代宿卫出职皆居当道要津、品官来源多自掾吏人流的用人格局，基本上没有什么触动。”故时人认为“元有科目，名有而实不副”。 　　但是，有限的科举取士对元朝乃至后世依然起到了一定作用。 　　“中国传统的封建国家法制，实际上是儒家意识形态的制度化。”“以儒家学说为标准考试取士虽然有各种弊端，但从根本上说，它在意识形态方面保证了入选官僚在素质上与其所维护的封建法度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仅意味着国家在保障地主对农民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方面的责能，而且意味着它作为各对立阶级之间的调节器，必须用儒家思想来约束统治阶级自身的过度行为，以便在某种程度上减缓统治阶级的腐化速度以及对抗性矛盾不可避免的激化趋势。封建国家机器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调节作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取决于掌握这个机器的官僚的素质”。元代科举被限制在最低限度内，官僚队伍中涌入大量“缺乏正统儒家思想熏习教冶的胥吏令史”，“损害了官僚素质与封建法度之间的内在和谐，破坏了封建国家机器所具有的某种调节作用，结果，既加速了吏治的腐败，也加剧了整个社会状况的恶化”。而科举的有限保留，自然也就有限地发挥了它的调节作用。 　　科举的实行，不但在一定程度上使儒家思想文化在汉地得以继承和传播，同时，也带动和提高了边疆后进地区文化的发展和普及。全国各行省自岭北至海南、云南，从陕西、甘肃到辽东都按所定数额选举子人试，再辅以学校的建立，则使先进的汉文化得以向边疆地区推广，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尤其是西北地区，色目人中出现了不少汉文化修养很高的知识分子，这无疑是以各少数民族汉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为基础的。 　　自元仁宗恢复科举，试题多以朱熹及其门人弟子对四书、五经的注疏为准，《春秋》许用左氏、公羊、谷梁三传，《礼记》仍用古注疏。这种专以理学取士的制度，自元朝开始，为明、清所袭，维持了近六百年，对理学，尤其是小学的普及与传播起了促进作用，也给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文化带入了更多的消极影响。 　　注释①《元史·耶律楚材传》载，丁酉年楚材向窝阔台建议兴学校，行科举。他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者成也。” 　　②《庙学典礼》卷一（选试儒人免差）。 　　③《元史·选举志一》。 　　④《元史·选举志》载，世祖至元初年，有旨命丞相史天泽奈具当行大事，尝及科举，而未果行。 　　⑤《元史·世祖纪三》、《元史·选举志》。 　　⑥《羽庭集》卷二，刘仁本《送大璞圯上人序》栽：“佛宗有三，日禅、日教、日律。禅尚虚寂……而教则通经释典。徒单公履意欲将科举比附为教，以引起元世祖的重视。 　　⑦《元史·董文忠传》。 　　⑧《元文类》卷八《左丞许文正公》载：庚申，上正位宸极，（许衡）应诏北行，至上都，入见，问所学，曰孔子；问所长，曰虚名无实，误达圣听；问所能。曰勤力农务，教授童蒙；问科举如何，曰不能；上曰：“卿言务实。科举虚诞，朕所不取。” 　　⑨《元史·杨恭懿传》。 　　⑩《元史·世祖纪十》。 　　《元典章》卷三一《科举程式条目》载：关于开科取士，“世祖皇帝、裕宗皇帝几遍教行的圣旨有来，成宗皇帝、武宗皇帝时分，贡举的科法度也交行来上位根底合明白提说。”可见自世祖至武宗时，议论一直没停，但科举也一直没行。 　　参见姚大力《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六期，1982年。 　　《元史·李孟传》。 　　许有壬《至正集》卷三二《送冯照磨序》。 　　《元史·彻里帖木儿传》载：时罢科举诏已书而未用宝，参政许有壬入争之。太师伯颜怒曰：“汝讽台臣言彻里帖木儿邪？”有壬日；“太师以彻里帖木儿宣力之故，擢置中书。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师而听有壬，岂有壬权重于太师耶？”伯颜意解。有壬乃曰：“科举若罢，天下人才觖望。”伯颜曰：“举子多以赃败。又有假蒙古、色目者。”有壬曰：“科举未行之先，台中赃罚无算，岂尽出于举子？举子不可谓无过，较之于彼则少矣。”伯颜因曰：“举子中可任用者唯参政耳。”有壬曰：“若张梦臣、马伯庸、丁文苑皆可任大事。又如欧阳元功之文章，岂易及邪？”伯颜曰：“科举虽罢。士之欲求美衣美食者，皆能自向学，岂有不至大官者邪？”有壬曰：“所谓士者，初不以衣食为事，其事在治国平天下耳。”伯颜又曰：“今科举取人，实妨选法。”有壬曰：“古人有言，立贤无方。科举取士，岂不愈于通事、知印等出身者。今通事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二十五名，岁余四百五十六人。玉典赤、太医、控鹤，皆入流品。又路吏及任子其途非一。 　　今岁自四月至九月，自身补官授官者七十二人，而科举一岁仅三十余人。太师试思之，科举于选法果相妨邪？”伯颜心然其言，然其议已定不可中辍，乃为温言慰解之。且谓有壬为能言。有壬闻之曰：“能言何益于事。”彻里帖木儿时在座，曰：“参政坐，无多言也。”有壬曰：“太师谓我风人劾平章，可共坐邪？”彻里帖木笑曰：“吾固未尝信此语也。”有壬曰：“宜平章之不信也，设有壬果风人言平章，则言之必中矣，岂止如此而已。”众皆笑而罢。 　　翌日，崇天门宣诏，特令有壬为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惧及祸，勉从之。治书侍御史普化诮有壬曰：“参政可谓过河拆桥者矣。”有壬以为大耻，遂移疾不出。 　　详见《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 　　 　　第三十八章 　　 　　元杂剧之兴元杂剧是继汉赋、唐诗、宋词之后中国文学、戏剧史上的又一枝奇葩。它是综合了初期的歌舞剧、滑稽剧和讲唱文艺两个重要因素而形成的一种综合性舞台艺术，是中国戏剧正式形成的标志。 　　早在唐朝时期，就有了包括乐、歌、舞、演、白五种形式的歌舞类和滑稽类的简单戏剧。继之而起的是宋代的杂剧。早期的杂剧，是指各种各类的戏、杂戏。宋杂剧以末泥（脚色名）为长，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分四段演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称“艳段”。次做正杂剧，为杂剧的中心，即正戏，通名为“两段”；大抵以故事世务为滑稽、讽谏。最后为散段，叫做“杂扮”或“杂旺”；多半借装某些地方的“乡下人”，“以资笑谑”。金代也有杂剧，与宋代相同；至后期，又有别名称“院本”。因为它是行院人（妓女、乐人、伶人、乞者等）流动演唱所用的戏剧脚本，故称“院本”。它继承了宋杂剧的滑稽、歌舞的传统内容，以耍笑为主，注重发科调笑，也偶有加一二支曲子的，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短剧。 　　在说唱艺术方面，则有诸宫调和散曲。 　　诸宫调是宋、金时期民间非常流行的讲唱文艺中的一种艺术形式。它以唱辞和说白相间杂，配以音乐，叙述一个较长的完整的故事。在音乐曲调的选择和组成上，汲取唐、宋大曲、法曲、词、宋唱赚①和当时流行的俗曲小调，把它们按宫调声律的类别，组成一套。然后一套接联一套，组成规模宏伟的长篇叙事诗。每一宫或调所属的曲子都很多，把属于同一宫或调的曲子组合在一起，加上尾声或不加尾声，就构成一套。把若干套联接起来，就是“诸宫调”。唱奏时，以一人主唱，偶尔也有两人对话或和声的现象。伴奏的乐器主要是琵琶，辅助乐器有锣、鼓和板。 　　这种艺术形式，有故事情节，有人物，有说有唱，又有乐器伴奏，和戏剧已相当接近。所不同的是，诸宫调以一人说唱，以第三者的身份叙述故事，没有表演动作。 　　所谓散曲，指小令和散套两部分。 　　元仁宗曲中的小令，其实就是词中小令的延续、扩大和发展。用以抒发个人感情和描写景物。其字数、用韵限制都不像词那样严格。 　　散套是以小令为单位，像诸宫调一样，将属于同一“宫”或“调”的几支小令按一定的次序排列而成的。也叫“套曲”或“套数”。它可以用来叙述较完整的情节、故事，描绘较复杂的心理、感情，有时也可用来发表议论，讲谈哲理。散套虽汲取了诸宫调联套的方式，但在诸宫调的基础上有所改进②。 　　元杂剧就是在吸收以往的歌唱、舞蹈、表演、戏弄等戏剧因素、唱辞和说白相间而以歌唱为主的讲唱文艺因素和以宫调为纲的音律联套方式的基础上，对以往的艺术成果加以提炼、加工、改造和发展而形成的新的综合性舞台艺术。 　　唐、宋、金以来文艺形式的发展成果，为其后文艺形式的发展和创新打下了基础；元代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所造成的社会矛盾，为戏剧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科举的时停时开影响了读书人的仕途，一些读书人将其精力投入文艺创作，为元代继承和发展以往的文艺形式准备了作家队伍；商业的发展、城市的繁荣扩大了市民阶层的队伍，他们对文化生活也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戏剧艺术有了更多的观众；元朝又是个相当开放的社会，对文艺创作及其形式并不过多地干预和限制，这一切，都为元代杂剧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可能。元代杂剧的发展既是戏剧本身发展的结果，也与元代这一特定历史条件密不可分。 　　元杂剧脚本主要由折（又作摺、出）、楔子、宾白和曲调几部分组成。 　　折，可能是因演出时备用的台本是写在折叠式的小本上得名的。元杂剧一般分为四折。可能是沿于宋杂剧的四段，个别杂剧则有五折或六折，则是戏剧情节发展的需要。一折相当于现代剧的一幕，是杂剧组成的一个单位。一折里又可分为几场。每折有一个套曲。 　　楔子是第一场之前或折与折之间用来交待人物、情节的，安排在戏前的楔子，起着“序幕”的作用，对剧情开端，作一必要简炼地交待；安排在戏中两折之间的楔子，起着“过场”的作用，用以埋伏线索或加强两折间的联系。一般都很短小，只用一支或两支单曲。 　　宾白是剧中人物的说白部分，它基本上是用经过提炼加工的元代口语，间或也用诗、词或长短不齐的顺口溜。宾白包括对白、独白、旁白和带白。对白是剧中人物两人以上的对话；独白为一个人自叙或叙事；旁白，剧本上写作“背云”，即要背对其他演员，表示在另一处说话或叙述自己的内心活动，而不令剧中其他人物知道；带白，剧本上写作“带云”，即在唱辞中偶尔加入几句说白，只有主唱的演员才可能有带白。 　　此外，尚有“题目正名”。所谓题目正名，“就是用两句或者四句话，标明剧情提要，确定剧本名称”③。如：《窦娥冤》 　　题目后嫁婆婆忒心偏，守志烈女意自坚。 　　正名荡风冒雨没头鬼，感天动地窦娥冤。 　　《博望烧屯》 　　题目关云长提闸放水。 　　正名诸葛亮博望烧屯。 　　题目正名，有的放在剧本开头，有的放在剧本末尾。关于它的作用，也就有“在正戏开演之前，作为报幕式的介绍剧情提要之用，还可以采用种种方式，作为宣传广告之用”和作为全剧结束，“念完了断词和题目正名之后，就收场”两种判断④。 　　元杂剧的角色约分为末、旦、净、杂四类，而以末、旦为主。 　　末是男角，相当于京剧里的“生”。男主角称“正末”，其余则有副末、冲末、大末、二末、三末、小末、外末和末泥等名目。 　　旦是女角，女主角称“正旦”，另外尚有副旦、贴旦、外旦、老旦、大旦、小旦、花旦、色旦等名目。 　　正末和正旦是元杂剧里两种主要角色，因而用这两种角色扮演剧中的主要人物。由正末主唱的脚本称“末本”，由正旦主唱的脚本称“旦本”。 　　净用以扮演刚强狞猛的人物为主，多由男角扮演。有净、副净、二净、丑等名目。有时，净、末可以互易。 　　以上三类之外的或角色不明的统称为杂，如孤（官员）、祗从（侍从人员）、卒子（士兵）、细酸（书生、穷秀才）、孛老（老头儿）、卜儿（老妇）、保儿（小孩儿）、邦老（盗贼）、曳剌（契丹语，剧中意为走卒、番兵）、杂当（杂色人）等，类似现代剧中的群众演员。 　　元杂剧中演员的面部化装已逐渐趋向定型。演员涂面化装办法，在唐代的参军戏中已经采用。元杂剧中净角的面部化装即由参军演变而成。其他角色有红脸（如《单刀会》中有关羽）、黑脸（如《双献功》中的李逵）、粉白脸（如，《伍员吹寄》中的费得雄）、杂色（用几种颜色涂面，如《酷寒亭》中的萧娥），也有黑白二色的（《遇上皇》中的“搽灰抹粉学搬唱”的角色）等。 　　杂剧演员的服装，道具有巾、帕、衫、裙、袄、鞋、袜、杖、髯等，这些服装当是以实际生活为依据，加以美化、戏剧化而成的。不同人物，根据他们的身份、地位、时代、行业、性别、年龄、民族等使用不同的服饰、道具，以体现角色的身份、性格特征。 　　宋代城市的娱乐场所称“瓦子”，供演戏用的剧场称“勾阑”，也叫“构肆”，以棚搭成，中间划出一个方场，围以栏杆。观众坐在栏杆四周，大的勾阑可容数千人。金、元时期，出现了砖砌瓦盖的固定戏台。从考古发掘和建筑遗址看，元杂剧的舞台与近代旧式砖木结构的戏台大致相似。戏台三面突出，观众可由三面看戏；有前台和后台两部分，中部以一道墙隔开。前台是演出和乐队伴奏的地方。后台称“戏房”，是演员化装和休息的地方，有时后台还可以虚拟为内室或门外，通过后台“搭架子”的方式内外呼应，把观众的想象，引向视力所不及的地方。墙的左右两侧各有一门，即上下场的门。演员自左门上，表示来路；自右门下，表示去路。剧场多为露天的，规模大的可容千人以上。 　　勾阑的观众坐在“腰棚”、“神楼”上，居高临下地观看表演，剧中人物会显得小；而戏台则是把表演者升高，观众平视表演，会使人感到既省力又亲切。除了固定的剧场外，演员们，也可以冲州撞府，流动演出⑤。 　　演出前，先贴“招子”，写出主要演员的名字和演出地点。有的也贴出剧目，供观众选择（点戏）。 　　戏台的墙上挂布制横额，上写剧团名称、主要演员名字。悬挂巨幅绣花的故事画帷幕，作为舞台背景。另外，还挂有旗牌、帐额、神峥、靠背等物，现代剧团叫作“摆台”的习惯，元杂剧中也已经出现了。 　　现代剧中叫做“道具”的物件，元杂剧叫做“砌末”。砌末的范围很广，多指与剧情有关的小物件，如金钗、钿盒、金钱、刀、剑、笏、扇等。 　　乐队由三五人组成，安置在前台的后部，靠近上场门的地方。伴奏的乐器有打击乐锣、鼓和拍板，管乐器的笛子，后期加入弦乐器琵琶等。 　　开演前，先有参场。所谓参场，就是在开演前，剧团主要演员穿着行头，与场面人员排站在舞台上，向观众致意。同时，也是向观众展示剧团演出阵容。接着是“开呵”，也作开和。即简单介绍剧情。 　　正式演出开始，一般由冲末（间或也用其他角色）先出场，称“冲场”。剧中角色上场，除主唱演员外，一般都先念四句上场诗。内容依角色的身份、行业、年龄和剧情而有所不同。 　　唱是杂剧的主要部分。一般是全剧由一个角色主唱。由正末主唱的称“末本”戏；正旦主唱的称“旦本”戏。一个末或旦角，在不同的折中，可以扮演不同的人物，但必须同是旦或末。也有的杂剧由正旦、正末分担主唱角色。 　　除唱、白外，演员还要表演情态、动作，称为“科”。表演滑稽动作或语言令人发笑叫做“插科打浑”，也称做“介”。 　　此外，元杂剧也有现代戏剧中称为“效果”的各种声响。如剧中人弹琴，后台需发出相应的琴声；剧情中的雷声、风声、雨声、鸟叫、莺啼、雁鸣等等，后台均能传出相应的声响与剧情配合。 　　全剧结束前，在第四折的最后一曲之后，由一地位较高的人出场，对剧情作最后处理，称为“断出”或“断了”，全剧结束。 　　元杂剧每一折的第一支曲子之上，必须标明属于何宫或何调。 　　中国古代音乐，以“十二律”为基础。所谓“律”，就是乐音的高度。又有五声，所谓“声”，就是现在的“音阶”。五声音阶即宫、商、角、徵、羽，再加入变宫和变征，便成为七声，相当于现代音乐的1、2、3、4、5、6、7。十二律轮流为宫就成十二宫，十二宫各有七声，可得八十四调。但在实际应用上，到隋唐时，只存燕乐二十八调：即宫、商、角、羽四声，每声七调，计二十八调。其中宫声七调称宫，商、角、羽各七调称调。合起来即称“官调”，实则官与调的含义是一样的。到金、元时，则只有六宫十一调。北曲用的宫调，只有五宫四调⑥。 　　宫调就是限定管色的高低。管色，就是俗称的调门。所谓宫调，“犹如现在的工字调、尺字调或C调、D调之类。各个宫调，因其所用的管色，有高低之分，所以，表现出来的音律，就自然不同”⑦。根据燕南芝庵《论曲》的说法：仙吕调——清新绵远南吕宫——感叹悲伤中吕宫——高下闪赚黄钟宫——富贵缠绵正宫——惆怅雄壮道宫——飘逸轻幽大石调——风流蕴藉小石调——旖旎妩媚高平调——条拗晃漾般涉调——拾掇坑堑歇指调——急并虚歇商角调——悲伤婉转双调——健捷激袅商调——凄怆怨慕角调——呜咽悠扬宫调——典雅沉重越调——陶写冷笑每一宫调又各包括若干曲牌（章），如正宫包括《端正好》、《衮绣球》等二十五曲；黄钟宫包括《醉花阴》、《喜迁莺》等二十四曲；大石调包括《六国朝》、《归塞北》等二十一曲⑧。现存杂剧剧本所用的曲牌，大约有二百二十九个。 　　元杂剧一般是每本四折，每折有一个套曲，每个套曲各用一个宫调，不相重复⑨。所谓套曲，按北曲套数体制，一支正曲加一个尾声，就可组成一套，这是最基本的格式。每个套曲所联的曲数可多可少，一般可用十到十五支。 　　由于戏剧一般都具有联贯性；采用联套形式，就可以取得音乐上的统一性。也就比较适合于表现主要人物的性格。对于歌唱演员和乐师伴奏，也比较方便。 　　元杂剧的唱辞，为曲牌体长短句。在用韵上，比宋词严格。而在用字上，限制放宽，可以加入“衬字”和“增句”。所用的唱词，为元代北方地区流行的口语，但又不如宾白那样与口语接近，因为它受格式、音律的制约。元杂剧的语言有“既俗且雅，活泼自然”、“曲重本色，情真语切”、“因人施辞，切合声口”、“情景交融，声情相谐”、“曲白相生，构思巧妙”、“俗语运用，丰富生动”等特点⑩。在口语、俗语、成语等的运用和修辞上也有其独到的特点，王国维、梁启超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元杂剧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由于它“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丰富了艺术形式，所以，才能提高反映生活的表现力。况且，它把当时群众喜爱的民间艺术的表现手段，多方面的吸收过来，也就可以进一步扩大群众基础”。并为后来戏剧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元杂剧就其内容而言，可分为十二科： 　　一曰神仙道化；二曰隐居乐道（又曰“林泉丘壑”）；三曰披袍秉笏（即君臣杂剧）；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孝义廉节；六曰叱奸骂谗； 　　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钹刀赶棒（即脱膊杂剧）；九曰风花雪月；十曰悲欢离合；十一曰烟花粉黛（即花旦杂剧）；十二曰神头鬼面（即神佛杂剧）。 　　就形式分类，则有悲剧、喜剧和正剧等。 　　其悲剧有因黑暗势力的凶残造成悲剧的公案剧，有以家庭不幸事件为主题的社会习俗剧，有各种人物悲惨遭遇的历史传说剧。 　　喜剧有表现劝戒和讽刺的社会习俗剧；有追求自由爱情和美满婚姻，反对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的爱情婚姻剧；还有大量给人们进行历史知识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历史传说剧。 　　正剧则有受封建势力干扰、间阻、破坏而历经波折，终于团圆的爱情婚姻剧；有人物命运和政治斗争结合的历史传说剧；有思想内容丰富，情节曲折的社会习俗剧；还有反映特殊社会习俗的水浒故事剧和神仙道化剧。 　　元杂剧作家，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和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等考察，大抵应在二百家左右。他们中有“隐居终身的老儒，也有飘泊不偶的穷书生；有才人、演员（他们就是为明代贵族作家朱权所不齿的所谓“倡夫”作家），也有医生、商贾；不仅有汉族作家，也还有不少兄弟民族作家”，此外，还有一些作过平章、参政、总管、学士等官员的统治阶级上层人士。 　　自元太宗窝阔台灭金至至元十三年灭宋统一全国之初，即《录鬼簿》所说的“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时期，是元杂剧创作的黄金时代，著名作家有关汉卿、白朴、王实甫、马致远、高文秀、康进之、张国宾等。他们大都是北方（今河北、山西、山东）人，而以大都为其活动中心。 　　古代山水画鉴赏灭宋后到元顺帝后至元期间，即钟嗣成所谓“已亡名公才人，与余相知或不相知者”时期，此时的杂剧作家有宫天挺、郑光祖、曾瑞、乔吉等，他们多是江浙人，或北方籍而流寓南方者。以杭州为活动中心。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都较前期为少，表现了元杂剧由盛转衰的情况。可能与全国统一后，北曲杂剧逐渐为南戏所取代有关。 　　至正之后，即元朝末年，也就是《录鬼簿》所说的“方今才人”时期。作家有秦简夫、萧德祥、罗贯中等，作家和作品都更形寥落，成了元杂剧的尾声。 　　由于元杂剧的作家大都出身低微，戏剧创作又为正统派的文人学士所轻，故即使是著名的杂剧作家，其生平事迹也流传甚少。 　　其中成就卓著者当首推关汉卿。他是一位伟大、杰出的戏剧活动家，被称为“梨园领袖”、“编修师首”、“杂剧班头”。字一斋，晚年号已斋叟，大都人。原籍山西解州（今山西解县，又一说为河北祁州，即今河北安月县），太医院户。约生于金卫绍王大安年间，经历了金末战乱，对战争和蒙古统治中原初期生产的破坏、人民生活的苦难有着直接的深刻的体会。因而他的作品极富战斗性和反抗精神。妇孺皆知的《窦娥冤》是他的代表作。此外，《蝴蝶梦》、《鲁斋郎》也是写得很成功的公案剧。《拜月亭》以蒙古军围攻燕京为背景，通过两对男女经历逃难生活，而双双结为夫妇的情节，描写了战争造成的凄惨景象，创造了两个不同性格的女性形象。 　　马致远则多以神仙道化为题材，作品有《西华山陈抟高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马丹阳三度任风子》等。 　　白朴的作品现存有《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裴少俊墙头马上》和《董秀英花月东墙记》三种。 　　王实甫的《西厢记》在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精心加工和再创造，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所提高，并赋予崔莺莺、张生反抗封建婚姻、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斗争精神。 　　高文秀、康进之、李文蔚等以水浒人物为创作题材，写出了《黑旋风三献功》、《李逵负荆》和《燕青博鱼》等。 　　女真作家李直夫（本姓蒲察），作剧十二种，现存有《便宜行事虎头牌》。 　　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也是使人惊心动魄的好作品。 　　后期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宫天挺的《范张鸡黍》等，也都是元杂剧的优秀作品。 　　元代的杂剧作品大约有六百余种。现存的剧作约在一百六十种左右。 　　注释①唐宋大曲是由同一宫调的若干遍组成的成套乐舞。唐大曲仍以流传的诗篇配乐叠唱；宋大曲系词体，为长篇叙事歌曲，歌舞结合。 　　法曲为道观所奏之曲。 　　赚词是由同一宫调中若干首不同牌子的乐曲，联成一套，有《引子》和《尾声》，前后一韵到底，平仄同韵。 　　宫调解释见下文。 　　②参见顾肇仓《元代杂剧》，作家出版社，1962年；顾学颉《元明杂剧），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③参见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④参见《元代杂剧》、《元明杂剧》、《元代杂剧艺术》。 　　⑤参见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上海文出版社，1981年。 　　⑥北曲即元杂剧、套曲、散曲所用的曲调。其五宫四调分别是：仙吕宫、南吕宫、中吕宫、黄钟宫、正宫、大石调、双调、商调、越调。 　　⑦参见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⑧钟嗣成等《录鬼簿》（外四种），朱权《太和正音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⑨参见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⑩商韬《论元代杂剧》，齐鲁出版社，1986年。 　　参见许金榜《元杂剧概论》、王国维《宋元戏剧考》，梁启超《小说丛话》。 　　参见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钟嗣成等《录鬼簿》（外四种），朱权《太和正音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商韬《论元代杂剧》，齐鲁出版社，1986年。 　　参见顾肇仓《元代杂剧》，作家出版社，1962年；顾学颉《元明杂剧》，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据《元杂剧概论》附录《现存元杂剧作品及其作者》。 　　三史编纂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七月，初立翰林国史院，以金末状元王鹗为翰林学士承旨。王鹗请立史局，纂修先朝《实录》及《辽》、《金》二史，并推荐史天泽、耶律铸、王文统等监修《国史》和《辽》、《金》二史①，此为首次议修《国史》和《辽》、《金》史。但忽必烈即位后，百废待兴，修史工作未能立即进行。 　　至元元年（1264），商挺“入拜参知政事。建议史事，附修《辽》、《金》二史，宜令王鹗、李冶、徐世隆、高鸣、胡祗统、周砥等为之，甚合帝意”②。王鹗也上奏称：“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国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恐岁久渐至遗忘。《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③建议置局纂修《实录》，附修《辽》、《金》二史。并荐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鸣、徒单公履、郝经、杨恕、孟攀鳞、王恽、雷膺、周砥、阎复、胡祗统、孟棋、刘光等入史馆。二月，敕选儒士编修《国史》。此为世祖时第二次议修《辽》、《金》史。 　　至元十三年（1276），翰林学士李架奉诏召宋士至临安，董文炳对他说：“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俱在史馆，宜收以备典礼。”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国史院④。 　　灭宋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则《辽》、《金》二史已议至三次，并首次议及，《宋史》。但因政事倥偬，议而未行。 　　仁宗、文宗时期，三史修纂一再议而不行。仁宗时，平章政事、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李孟曾请修《宋史》；应奉翰林文字、兼国史院编修官袁桷也上《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例事状》于翰林国史院，指出：“伏读先朝圣训，屡命史官纂修《辽》、《金》、《宋》史，因循未就。推原前代亡国之史，皆系一统之后，史官所成。”并详列纂修《宋史》所应采择的书目，分类条析。他说：“凡所具遗书，散在东南，日就湮没。或得搜访，或得给笔札传录，庶能成书，以备一代之史。”时“文书阙略，辽、金为甚”。修史工作依然停留在议论和搜求三史遗文阶段。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右丞相拜住监修国史，锐欲撰修三史，并责成于袁桷。桷“亦奋然自任，条具凡例，及所当用典册”，并“请购求《辽》、《金》、《宋》三史遗书”⑤。后英宗被害，事不果行。 　　文宗天历（1328～1329）、至顺（1330～1332）年间，屡诏史馆纂修三史，又因“互以分合论正统，莫克有定”，依旧不能进行。 　　正统之争早在世祖时期即已开始。参与讨论和著书陈己见者有杨奂，著《正统论》、《正统八例序》；姚燧，著《国统离合表》；倪士毅，著《历代帝王传授图说》；王理，著《三史正统论》；修端，著《宋辽金正统辨》；杨维桢，著《正统辨》；王祎著《正统论》等。 　　有关三史义例，有两种意见： 　　一主以《晋书》为例，自唐以降，五代相承，宋受向禅；以南宋比之为东晋，为正统；则辽、金犹刘渊的汉、石勒的赵、苻坚的前秦、姚苌的后秦例，入载记。 　　一主依《南北史》例，以五代为南史；辽、金为北史；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史。两派各持己见，争论不休。此既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牵涉到如何看待元朝对全国统治的问题。辽、金、宋三朝地位不能最后确定，三史便无法纂修，这是三史修纂长期议而不行的根本原因所在。此外，修史人才短缺，资料散失、经费不足也是元朝三史修纂岁月迁延的部分原因。 　　三史纂修的一再拖延，引起了不少儒臣的非议，泰定帝时，理学大师吴澄指出：“辽、金、宋史，先朝累有圣旨纂修，旷日引年，未睹成效，使前代得失无闻，圣朝之著述不见，恐贻后悔，君子耻之。”⑥熟知三史掌故的谢端也“尝以不克纂述三史为憾”。 　　元顺帝即位后，翰林学士承旨、知经筵事、康里人蠖蠖首以修三史为言。“一日进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因言国家当及斯时修辽、金、宋三史，岁久恐致阙逸”⑦。至元六年（1340），权臣伯颜被贬黜，脱脱为相，锐意改革，励精图治。于是，群臣也相继再议修史事。 　　至正二年（1342），经筵检讨官、临川人危素移书中书右丞贺太平（惟一）。他在《上贺相公论史书》中指出：“三国上下数百年间，其事泯然不见于简策，岂非圣朝之阙典欤！”太平力赞其事。 　　三年（1343）三月，顺帝下诏纂修三史，诏书称：“这三国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篝修成书，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交翰林国史院分局纂修，职专其事。”⑧于是起用宿彦，任命编修官，正式置局编修。 　　设都总裁一人，以右丞相脱脱担任。 　　总裁官六人：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铁睦尔达世）、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侯斯。 　　纂修官四人：崇文太监廉惠山海牙、翰林直学士王沂、秘书著作左郎徐曷、国史院编修官陈绎曾。 　　提调官十三人：中书右丞伯颜，中书左丞姚庸，参议中书省事长仙、吕彬，中书右司郎中悟良哈台，中书左司郎中赵守礼，中书左司员外郎俣哲笃、何执礼，右司都事观音奴，左司都事乌古孙良桢，礼部尚书王守诚，工部尚书丁元，礼部侍郎老老、杜秉彝。 　　《修三史诏》对资料、经费问题也作了安排。命令各行省广泛搜集资料，诏称：“这三国实录、野史、传记、碑文、行实，多散在四方，交行省及各处正官提调，多方购求，许诸人呈献，量给价值，咨达省部，送付史馆，以备采择。合用纸札、笔墨，一切供需物色，于江西、湖广、江浙、河南省所辖学院并贡士庄钱粮，除祭祀、廪膳、科举、修理存留外，都交起解将来，以备史馆用度。” 　　初经费不足，脱脱深以为忧，有人建议说“此易耳！江南三省南宋田，颇有‘贡士庄’钱粮者，各桩寄累年，仓库盈积，有司亦尝借用之，此项钱粮以为修史费，孰日不然”⑨。于是经费得以解决。 　　争论已久的正统问题，再一次提上日程。时待诏王理主辽、金为《北史》，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宋史》，王祎则主张以辽、宋、金依三国魏、蜀、吴例。他说：“金虽据有中原，不可谓居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谓合天下于一。其事适类于魏、蜀、吴、东晋、后魏之际，是非难明，而正于是又绝矣。自辽并于金，金并于元，元又并南宋，然后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而复正其统。”脱脱兼采二王之说，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至此，争论半个多世纪的义例问题得以解决，“议者遂息”。于是，乃立三史凡例。 　　一、帝纪： 　　三国各史书法，准《史记》、《西汉书》、《新唐书》。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史》、《北史》。 　　二、志： 　　各史所载，取其重者作志。 　　三、表： 　　表与志同。 　　四、列传： 　　后妃、宗室、外戚、群臣、杂传。 　　人臣有大功者，虽父子各传。余以类相从，或数人共一传。 　　五、疑事存疑，信事传信，准《春秋》。 　　四月设局，开始纂修。 　　四年（1344）三月，《辽史》成，由都总裁脱脱上《进辽史表》，首尾不及二一年。参与编修者有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傒斯、廉惠山海牙、王沂、陈绎曾、徐爵等。 　　其材料则取自耶律俨的《辽实录》、陈大任的《辽史》、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前朝各史的《契丹传》和志、状、碑石等。 　　其内容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附《国语解》1卷，计116卷。《本纪》记述了辽朝九帝的历史事迹和一代重大事件，在《辽史》中占有首要地位。《志》的内容则涉及辽朝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古代风景画鉴赏制度、民族、天文、地理、法制、音乐、礼仪等诸多方面，其内容颇有独到之处。《表》的种类之多，也在其他正史之上。《列传》颇嫌单薄。《国语解》则保存了一些契丹语词汇。 　　辽朝立国二百余年，元朝史臣以不足一年的时间为其撰修一代之史，时间仓促，资料缺乏，故缺失也就在所难免。其如纪年错误、译名混乱、记事前后矛盾等问题所在多有。 　　至正四年十一月，《金史》成。由于脱脱已于该年五月罢相，由新任丞相阿鲁图继续主持编修并奏上。 　　《金史》编修官除前期的都总裁脱脱外，后期有领三史事阿鲁图和别儿怯不花；总裁官铁睦尔达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侯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纂修官有沙剌班、王理、伯颜、赵时敏、费著、商企翁等。 　　《金史》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有金朝官修的《金朝实录》、《大金集礼》、刘祁的《归潜志》、王鹗的《汝南遗事》等。金末元初人元好问，于史事颇为用心，曾有志参与修纂《金史》，因受到阻挠和元初修史工作并未进行而不得遂其志。但他仍以“国亡史作”为己任，潜心著述，多方搜求，自筑“野史亭”，采访搜集金朝君臣遗言往事，“有所得则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金史》编纂中，取自他的著作者为数不少。如《遗山先生文集》、《中州集》、《壬辰杂编》等。时“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其中的不少资料为《金史》所用。 　　《金史》包括《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共135卷。其中《本纪》前有《世纪》1卷，后有《世纪补》1卷；（列传》后附《国语解》。 　　《金史》在《本纪》前著《世纪》，系仿《魏书》例。它记述了女真早期的历史，保存了女真建国前的资料，十分可贵。后附《世纪补》，是《金史》的独创，记述了后代追认的几位皇帝的事迹，处理得当，也为后世修史者所继承。 　　《金史》在史料的裁减增补和记述方式上，处理比较合理，详略得当；对重要的人物、事件、制度一般都记录得比较详细，能反映出某一历史现象的全貌。编纂态度比较严谨、客观、审慎，可信性较强。该书的《志》、《表》记述比较详细、系统、全面，使用了大量原始资料，所述各项制度，比较清晰，具有很高的史料参考和使用价值。因而后人对其评价也较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取办仓促者不同，故其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中，独为最善。” 　　至正五年（1345）十月，《宋史》成。由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阿鲁图上奏。 　　《宋史》编修官除前期的都总裁脱脱外，还有领三史事阿鲁图和别儿怯不花，总裁帖睦尔灰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李好文、王沂、杨宗瑞。史官有斡玉伦徒、泰不华、杜秉彝、宋襞、王思诚、于文传、汪泽民、张瑾、麦文贵、贡师道、李齐、余阙、刘闻、贾鲁、冯福可、赵中、陈祖仁、王仪、余贞、谭慥、张翥、吴当、危素等23人。此外，主修《辽》、《金》二史的揭侯斯，也曾过问《宋史》编纂事，他“毅然以笔削自任，凡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贤否，一切律以是非之公”。金史垂成之际，他因劳累过度而身亡。中书左丞董守简参加了《宋史》后期的编纂工作，至正五年四月，受命“董修辽、金、宋三史”，总裁三史约半年时间，参与了《金史》、《宋史》后期的编纂领导工作。两人因参与时间较短，故在修史人员名单中未被提及。 　　《宋史》包括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和列传255卷，共496卷。是二十四史中篇帙最为浩繁的一部。《宋史》依据的资料，主要是宋朝史馆收藏的“宋史及诸记注五千余册”，其中有宋太祖至宁宗的实录三千卷；国史六百卷，编年千余卷和宗藩、图谱、别集、小说等。 　　仁宗时，袁桷在《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例事状》中曾列出140余种书目，顺帝修史时，曾据以搜访，仅袁桷之孙所献家藏就有数千卷，也为《宋史》编纂提供了不少可供参考的资料。 　　《宋史》在编纂中有宋朝国史为稿本，可资参考使用的材料比较丰富；在编纂体例和方式上则是以道学为指导思想。 　　《本纪》兼采《宋国史·本纪》和《实录》；《志》大部分取自《宋国史》诸《志》；《宋国史）无《表》，元修《宋史》诸《表》则依据《实录》、《纪》、《传》、《玉牒》等汇总而成；《列传）也多取自《宋国史》。记事依《新唐书》例，只记大事，不载诏令原文；间或有载诏令者，当是并未强求一律。 　　《宋史》诸《志》的分量在二十四史中最重。除继承历代各志的传统外，其《艺文志》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宋朝藏书及著述情况，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一《宋史》有《宰辅表》和《宗室表》。其中《宰辅表》记北宋宰执310人，南宋宰执305人。因宋朝宰辅在政治上起着重要作用，读者可“即表之年观纪、传之事”，为研究提供了方便。 　　《列传》分23类，立传者2711人。其中《道学传》为《宋史》首创。元朝史臣认为，孔孟创立的道统，至汉以后语焉不详，而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继其绝”，至朱熹学术体系更加完备。“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故作《道学传》。 　　《宋史·世家列传》记述十国降宋的国君事迹，取法于《史记》、《新唐书》，又将两书中的《世家》降格于《列传》之下。而其《周三臣传》，形式上比之于《新唐书，唐六臣传》，用意却截然不同，彼意在讥，而此意则在于表彰忠义。 　　宋朝历时三百余年，国史等修纂完备，元朝修《宋史》时，可资参考的资料丰富。但由于“时日迫促，不暇致详”，因而在史料的使用上失于考证，有“是非失当”之弊；在记事上则详于北宋而略于南宋；在史料的剪裁、编次、修饰、检校方面，又有“一人重复立传”、“编次前后失当”、“数人共事传各专功”等弊病。但元朝自世祖即位以来，史事议而不行者凡八十年，至顺帝时，在脱脱主持下，终于完成，其功实不可没。 　　注释①《元史·世祖一》载，王鹗言：“唐太宗置弘文馆，宋太宗设内外学士院。今宜除拜学士院官，作养人才。乞以右丞相史天泽监修国史。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辽、金史，仍采访遗事。”并从之。 　　②《元史·商挺传》。 　　③《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内翰王文康公》。 　　④《元史·董文炳传》。 　　⑤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九《袁文清公墓志铭》、《元史·袁桷传》。 　　⑥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四《临川吴先生行状》。 　　⑦《元史·董文炳传》 　　⑧《辽史》后附《修三史诏》。 　　⑨《庚中外史笺证》。 　　⑩王秫《王文忠公集》卷一。 　　《金史·元好问传》。 　　《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六《揭公神道碑》、《元史·揭侯斯传》。 　　《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六《董公神道碑》。 　　《宋史·道学传序》。 　　 　　第三十九章 　　 　　大元王朝全面解读元朝在水利工程方面取得了什么成就？ 　　元代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很多，但足以代表元代在水利工程上取得成就的，要数大运河的开凿和对黄河的治理。 　　大运河本来是元代之前就有的一条南北主要漕运通道。元在前代基础上，凿通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三段，其中会通、通惠整体上只占全运河的十分之一多一点，但在工程上却十分浩大，主要是由于地势复杂。为此，运河修凿设计者们在前代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最后设计出了梯级船闸，解决了通航的困难。如通惠河船闸的设计者郭守敬，在通惠河上设有十座船闸，这些船闸的建造，起着调整两闸中间水位的作用，保证了大运河基本通航的条件。同时，也为后世在山岭间开辟航道提供了经验。 　　元代另一次大的水利工程建设是贾鲁治河。贾鲁为了治理黄河，“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复数千里，备得要害”，为他治理黄河打下了十分坚固的基础。据记载：贾鲁治河从四月二十二日开工（至正十一年，1351年），到当年十一月十一日完工，共计一百九十天左右，动用人力近二十万，疏浚河道二百八十多里，堵塞大小决口一百零七处，总长达三里多。修筑河堤上自曹县下至徐州，共计七百七十里，工程之大，在我国治河史上实属罕见。他治河用的主要方法是疏、浚、塞并用。疏、浚就是疏通故道，所谓塞，就是堵塞决口，先疏后塞，就是先把工程最大的土木先做掉，免得将来水下作业。这些工程完成后，贾鲁创造了石船堤障水法，最后终于取得了治河的成果。 　　元朝在数学上取得了哪些成就？ 　　中国数学史上有宋元四大家的说法，这四人是秦九韶、李治、杨辉、朱世誉。四人中，除秦九韶为南宋末年人之外，其他三人全生活在元代。李俨、杜石然的《中国古代数学简史》说：“宋元时期的中国数学，事实上确是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高次方程解法较欧洲的霍纳方法早出八百年；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消去法，要比欧洲早出近五百年；联立一次同余式解法，早出五百多年；高次的内插法早出近四百年。在许多数学的重要领域之内，中国数学家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元代在数学上取得的成就。 　　李治的《测圆海镜》是一部系统的“天元术”著作。所谓“天元术”大致是指用已知数，通过方程式，求出未知数的方法。他的《益古演段》是初学天元术的辅助读本。 　　宋世杰的《算学启蒙》是关于乘除运算、开方、天元术等由浅入深的数学启蒙教科书。他的《四元玉鉴》主要是关于二次以及二次以上多元方程组的解法，他在数学上的贡献主要是发明四元术和多种高级等差级数求和方法。 　　杨辉著作有《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杨辉算法》，记录了一些失传的数学问题和运算方法。此外，郭守敬等编定《授时历》时，还运用了球面三角学的新方法。从现在许多资料都可以推断珠算在元代已经是较发达了。 　　元朝统治时期的中外科技交流情况如何？ 　　元代疆域横跨亚欧大陆，客观上有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当然也包括科技的交流；另一方面，元统治者也比较注重收罗各方面的人才。因此，国外的人才包括能工巧匠也来到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的科技也源源不断地向国外传播。这就形成了中外文化、科技交流的盛况。 　　古代田园画当时，中国和西亚、北非的伊斯兰国家是世界两个文明的中心，科技往来频繁。比较重要的比如中国的火药和烟火，在这时传入了这些国家。这是由于这些国家与蒙古军队对抗，他们是从蒙古军俘虏那里学到这些技术的。又比如天文学知识。当时，中国的天文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旭烈兀支持波斯科学家纳昔剌丁·徒思建立了一座天文台，有不少中国的天文学家在那里工作，将中国的天文历算知识也带过去，传播开来。纳昔剌丁·徒思主编的《伊利汗历数书》就是借鉴了中国的一些方法和技术编成的。波斯另一位天文学家叫扎马鲁丁来到中国后，建造了七件“西域仪象”，这些仪器开阔了中国科学家的眼界，其中有的仪器在当时是先进的，在中国第一次出现，如地球仪，其上水占七分，陆地占三分，近似于现代地理学中地球上水与陆地的比例：70．8％29．2％。扎马鲁丁还带来了二十几种科技书籍，包括天文、历算、地理、历史、医学、哲学、文学、相学、机械学、占金术、占卜学等。这些书对促进中外科技交流无疑是有益处的。此外，阿拉伯数字也至少在这时传入中国。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医学交流也在进行。如阿拉伯著名医学家伊本·西拿在他的名著《医典》中吸收了中国医学的脉学。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也被译成波斯文，针灸疗法、姜茶、大黄、肉桂等药材也传到西亚。另一方面，回回药和医疗方法在中国也受到了重视，上都和大都都有回回药物院。 　　元代与外国的科技交流除以上的伊斯兰国家之外，与其他国家、地区也有广泛的交流。比如阿尼罗出生在今尼泊尔境内，他是一个建筑学家。他来到中国后，先在西藏建造金塔，后因技术高超被推荐给了皇帝，在将作院任职。他在中国共营造了三座佛塔、九座大寺、两座祀祠、一座道观。把印度式的白塔传到中国。又长于铸像、塑像、织像。他的铸造技术水平很高，郭守敬的天文仪器大多数是他铸造的。总之，他带来的技术在当时影响很大。 　　少数民族在科学技术方面有什么贡献？ 　　元朝是我国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在整个的大融合过程中，各民族取长补短，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科学上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就科学技术方面而言，除了人所共知的西北少数民族的种棉术、酿酒业、蒙古的养马术、藏族的建筑术、西南少数民族的纺织术等外，还在较普通的天文、地理、水利、农学、医学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并出现了不少有名的科学家和发明家。 　　回族科学家瞻思，他的祖先是阿拉伯人，后定居河北真定（今河北正定）。他精通数学、地理、天文、水利等知识。他根据宋金治理黄河的经验和著作，重新编定《河防通议》一书，此书总结了前人治理黄河的经验，是一部治理黄河经验、知识的汇编，对治理黄河有较大参考价值。此外，他还有《镇阳风土纪》、《续东阳志》、《西国图经》等地理著作。 　　萨德弥实，也是回族人，他是有名的医学家。他对中医有研究，《瑞竹堂经验方》是其医学专著。忽思慧研究了植物和汉、蒙、回、女真等族的饮食，写成《饮善正要》一书，反映了他在中医药物学和营养学、植物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黑迭儿也是回族人，他是著名的建筑学家，大都新宫城的设计就出自他手。 　　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元代三部著名农学著作之一。书按月写成，详明每月当从事什么农事，实用而科学。此外，还有藏贮蔬菜、制作酱菜等生活小常识。 　　总之，元代少数民族在科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元朝取得了哪些修史成就？ 　　我国官修总共有二十四史，其中“宋”、“金”、“辽”三史为元代所修。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正式设局修史，脱脱任三史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侯斯、吕思诚为《辽史》总裁官；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为《金史》、《宋史》总裁官。至正三年四月开始至五年十月以二年半的时间全部完成，三史共七百四十七卷。 　　《辽史》所依据主要是耶律俨的《皇朝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取其精粹而成。《金史》、《宋史》的材料比《辽史》更加丰富。三史的修成，是各族史家共同劳动的结晶。在中国的二十四史中，有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史家参与修史，这在历史上仅罕见。 　　三史按历代正史体例编成，即分为纪、志、表传，但是纪、志、表却又各具特色。这是由于这三个政权各具其特点的缘故。例如《辽史》的《营卫志》与《部族表》，这是传统史书中缺少的。又如《辽》、《金》二史都附有《国语解》一卷，这也是传统二十四史中所仅有，由于契丹、女真族的语言文字渐渐为人们所不知。因此，这部分内容就成了今天研究契丹、女真文字的珍贵资料。 　　三史虽然是在短短两年半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但因其材料多而且现成、编纂方法正确，因此，这三史基本上反映了这三个政权的历史真实。但是，因为编纂时间太短，对材料的取舍有不精之处，由于校核不精，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错误，诸如一人两传、纪传不符、译名不一、各史互异等问题。此外，元统治者还将不利于自己的大量材料删除，比如金与蒙古早期的关系，后人就无从知晓。 　　什么叫元曲？ 　　我国文学史上有一种说法：每一代都有自己的文学。最足以代表元代文学成就的是元曲。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是一种由诗词变化发展而来的新诗体；杂剧是一种包括歌唱、音乐、舞蹈和完整故事情节的歌剧。通常所说的元曲，主要是指元杂剧。 　　元杂剧是在前代戏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成熟的戏曲形式。它以歌曲（唱）为主，唱词由同一宫调的套曲组成，配合以宾白（白）、动作（科），结构一般是四折，剧前或中间有“楔子”，曲词一般由一个主角（男为正末，女为正旦）唱到底。元代杂剧非常繁荣，据有关材料记载，元代杂剧作家约有二百人，剧目有六百种左右。其中代表性的作家有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王实甫、郑光祖、女真族作家李直夫等。 　　代表作分别有《窦娥冤》、《墙头马上》、《汉宫秋》、《西厢记》、《倩女离魂》、《西游记》等。 　　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两种。小令只是一只曲子，类似一首词，或一首诗；套数则是由小令联组而成的。其代表作家除以上所举大家之外，还有张养浩、卢挚、王和卿、刘致、张可久、乔吉等。此外还有少数民族作家，如：蒙古人阿鲁威，女真人奥敦周卿、王景榆，维吾尔人贯云石、全子仁、马九皋，回族人金元素、金文石、萨都拉、阿里西英、丁野夫等。其中最有成就的是维吾尔人贯云石。 　　元曲的繁荣和发展原因很多。根本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当时的城市经济比较发达，商业活跃，城市居民的大量增加，促成了杂剧的发展和繁荣。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大量文人沦入社会底层，与社会实际接触较多，因而获得了丰富的创作源泉。 　　关汉卿对杂剧的发展做出了什么贡献？ 　　关汉卿，号已斋，大都（今北京）人。正史关于他的事迹记载得很少。他的活动当在十三世纪，大半生在大都度过。 　　关汉卿是元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大的戏剧家，也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戏曲家之一。对杂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首先，关汉卿是一个能编能导能演的元代剧作家，文、声、容兼治，自称为“梨园领袖”、“编修帅首”、“杂剧班头”。在他的周围，有一批诸如王实甫、杨显之、费君祥等著名剧作家。他与杨显之风格相似，经常一起谈论切磋创作，他与王实甫也是密友。这些人相互影响，对杂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不仅如此，关汉卿与杂剧演员也有密切的交往，这使得他十分熟悉戏园子生涯，也提高了自己的艺术修养。他与当时一个著名演员珠帘秀有深厚的友谊。珠帘秀是个天才的演员，艺技精湛，独步剧坛。我们可以想像出她对关汉卿的影响。再加上关汉卿本人多才多艺，有时亲自登台演出。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关汉卿成为了元代最有成就的戏剧家。这当然也会对其他戏剧家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其次，关汉卿的创作为元代杂剧提供了范本。关汉卿一生写了六十多个剧本，今存十八种。主要作品有《窦娥冤》、《救风生》、《望江亭》、《单刀会》、《拜月亭》、《蝴蝶梦》等。这些剧本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取材，揭露了黑暗的社会，抒发了自己悲愤的胸怀，表达了对被压迫、受欺辱的下层人民深切的同情，特别是对于下层妇女诸如寡妇、妓女、乳娘、婢女的同情，也歌颂了他们的反抗精神。关汉卿在艺术上也取得很大成就。他善于运用戏剧的特殊结构来刻画种种典型人物，有时不惜用浪漫主义创作手法，以加强感情色彩。比如《窦娥冤》中窦娥临刑前的三桩誓愿：一要刀过头落，血上素旗，一滴不沾地；二要六月下雪，掩盖她的尸体；三要“这楚州亢旱三年”。这三桩誓愿全实现之后，才能充分理解“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直落得两泪涟涟”所包含的强烈的情感，也才能理解什么叫“感天动地窦娥冤”。再连系上“把滥官、污官都杀死”，要为“万民除害”，可以看出沉积在关汉卿胸中那种似火山一样的对贪官污吏的愤怒。由此体现出关汉卿戏剧的艺术感染力。 　　关汉的创作大大地促进了元代杂剧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元曲在古典文学中的崇高地位，也奠定了中国戏曲在世界文学中的崇高地位。 　　什么叫南戏？ 　　南戏，又叫“戏文”。本来是浙江温州一带的地方戏种，后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元朝后期一种重要的剧种。 　　相对杂剧而言，南戏比较自由、灵活。剧本没有一定的出数，一出中不限于通押一韵，也不限于一个宫调，演唱的角色不必一人唱到底，可生可旦，有的甚至二人互歌，或数人合唱。总之，南戏与杂剧相比，显得十分自由而灵活。 　　现存南戏剧本完整的有十余本，存目一百七十种左右。可见南戏在当时是很繁荣的。著名的作家有高则诚，代表作是《琵琶记》。此外，还有被称为元代“四大传奇”的《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简称“荆白拜杀”。 　　南戏到了明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古代铜器赵孟頫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什么地位？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他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嫡裔，史载他有经世之才。南宋灭亡之后，元世祖江南求贤，赵孟頫欣然出仕，他出仕不是为做官，而是为了“行义达道”。但因为他的出身，他一生在政治上的才能没能发挥出来。但在文化领域，赵孟頫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特别是在书法史上，他的影响特别大，地位特别高。 　　在书法上，赵孟頫是元代的代表人物。他从幼年时起，练字就特别下功夫，尤其喜欢临摹，通过长期的坚持和努力，晋、唐诸代名家的字尽入胸中，他能做到临谁像谁。他对写字的要求特别严格，首先执笔必须坚实有力。他自己写字时一丝不苟，凡写必求尽善尽美。正因为有如此的刻苦精神和严格要求，赵孟頫才成为元代无可比拟的书法大师。在书法上，他掌握晋、唐诸代名家的字体风格，并在前人的基础上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做到了“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无对手。在书法的篆、隶、楷、行、草五种主要种类中，无一不精湛。因此，赵孟頫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对后世的书法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他之后的书法家中，少有不受他影响的。 　　地理学在元代有什么发展？ 　　理学在元代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以许衡为代表的理学家将行道与推行汉法联系起来；一是理学在元代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 　　元代的理学家接触程朱理学比较晚，始于灭南宋的战争中。但一经接触之后，就以程朱理学为天下之道，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并身体力行，姚枢、窦默、许衡这些代表人物都是这样，他们主动承担起发扬理学的重任。如何才能使理学得到发扬光大，显然只有借助元朝廷的力量。所以，当忽必烈征召他们时，他们都欣然而往。他们出仕，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是为了行道。道在朱程那里，是性理之学，认为理自天出，性体现天理，封建礼教和典章制度都是天理在人间的体现，是永恒的、至尊的。许衡等人认为，道就是汉法，汉法就是道。他们都认为，元朝要想长治久安，必须行道，也就是必须推行汉法，许衡倡导“以道事君”，认为“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郝经也说：“行中国之道，即为中国之主。”这样，就把道与汉法直接联系起来，使程朱理学成为元的官方哲学。元统治者接受了他们的意见。这是元代理学发展的第一个特点。 　　元代理学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理学在元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理学本发源于北方，但随着宋廷南迁，朱熹完全是南宋人，因此，理学开始时只在南方发展传播。元灭南宋之后，元统治者采用了许衡诸人行汉法的主张，于是理学开始广泛地传播和流行。这与许衡等人推广理学的思想有直接关系。他们认为，理学流行在于“学”，而“学”呢，又首先是“帝王之学”。窦默说：“帝王之学，贵正心诚意。”他常向忽必烈讲三纲五常之类的道理，也一度负责太子真金的教育。许衡、王恂曾向忽必烈讲《资治通鉴》和《贞观政要》，许衡对忽必烈说为君必须修德、用贤、爱民，这是天下大治的根本。其次是“设学养士”，即立学校。姚枢、许衡都很重视立学校，许衡在《时务五事》中明确地说：“自上都、中都及司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至庶人之子弟皆从事于学，曰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至于平天下之要道。”他的建议得到了重视，至元八年（1271）任许衡为国子祭酒，开始以理学教育蒙古贵族子弟。至元二十四年，元正式设立国子监，同时路府州县普遍设立学校，到至元二十七年时，全国学校总数已超过两万所。 　　许衡是元代最有成就的教育家。从教师到学生到教材以及学习方法，他都有一套很成熟的思想。比如在教材上，他坚持认为以朱熹的《小学》作为入门，而后学《四书》，再学《五经》。他的这一套教育思想在元代得到了普遍贯彻实行，影响很大。这样，程朱理学便在元代得到了普及。 　　此外，元代书院讲学活动也十分活跃。著名理学家吴澄、金履祥、许谦等都曾在书院讲学著书。据统计，元代书院有四百零七所。一些理学家不愿仕元，就在这里以讲学为高。讲学的内容基本上是程朱理学。这也是元代理学传播、发展的另一个途径。 　　程朱理学在元代的传播和发展，牢固地奠定了其封建正统学说的地位，对后世的影响特别大。 　　蒙古人是怎样营建大都的？ 　　蒙古统治者营建大都是适应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而决定营建的。在营建的指导思想上，主张与当时张扬的政治形势相协调，宫室城邑一定要宏大壮丽，雄视天下。因此，大都城的修建，在规模上是空前未有的，在风格上，整个城市与宫廷的设计与陈设，既体现了汉人的仪文制度，又保存了蒙古人的传统风俗，整体的建设体现了蒙汉杂糅的时代特色。 　　城址坐北朝南，是一个南北较长的巨大矩阵，周长总计两万八千六百米。中心点在积水潭（今什刹海）东岸的中心阁。分设城门十一座，正南居中为丽正门，东面居中为崇仁门，西面居中为和义门，正北之东为安贞门，西为健德门。皇城周围约二十里，在城南而偏西。宫殿主要分为三组：大明殿、延春阁、东宫。前两组分布在南北中轴线上，太液池之西为东宫。 　　城内区划成方块形。街道大则二十四步宽，小则十二步宽，大街道、小街道均成直线，南北叫经，东西叫纬，经纬纵横。全城分为五十坊。商业区集中在钟鼓楼、城西的羊角市一带。 　　整体设计上，都按照《周礼·冬官·考工记下》的原则进行设计，城池、宫阙、社庙的布置一依古制。宫阙的建筑风格、形制、命名都按汉人制度。城门、坊名由《易经》命名。殿内的布置与陈设又带有蒙古传统特色。 　　总之，大都的兴建既是时代的要求，同时也是经过蒙古统治者的精心安排与取舍而建成的。在改行汉法与沿行祖制上各取所长，务使二者配合得恰到好处。大都的建设是古代建筑史上少有的范例。 　　元朝统治时期南北大运河的情况如何？ 　　元朝的漕运虽主要靠海运，但是也利用河道进行漕运，南北漕运主要还是走大运河。元朝廷为了让传统的大运河发挥出作用，能直接通大都，又新凿修了两条河，一条会通河，一条通惠河。这两条河修通后，从杭州可直接到达大都，它一路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接起来，加强了京师与最富庶的南方的联系，是元代贯穿南北最重要的一条交通线，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重要作用。 　　从政治上说，它使元朝廷与南方的联系更加紧密便利，朝廷以及诸王驸马的使臣往往沿河而下，可及时顺利地到达南方各地；江淮、湖广、四川以及海外属国的使臣贡品，也可以溯河而上，源源不断到达大都。 　　从经济上来说，运河漕运虽然只是当时漕运的一小部分，但其作用也不是无足轻重的。首先，大运河畅通后，每年可将几十万石的南方粮食运到大都，是大都民用粮食的主要来源。另外，除粮食外，商人们南北贩运各种货物也倚重大运河，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凡大运河两岸，是经济比较活跃的地带，成了当地的经济命脉。大运河畅通，经济就繁荣，否则经济萧条。所以，当地人都十分重视大运河的疏通与防护，如淮海一带，就有“积渠如积金，守防如守城”的说法。 　　元朝廷也十分重视大运河的畅通，为此专门设立机构管理大运河。但因运河漕运是利益所在，所以，运河漕运常常会遭到权贵和富商的垄断和破坏，使之不能正常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元朝的行省制度是怎么回事？ 　　 　　第四十章 　　 　　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 　　行省最早是临时性的派出机构，遇某处有事，中书省派员至该地行使中书省的职权，事情结束，行省也随之取消。到了忽必烈灭南宋后，行省逐渐成为固定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 　　古代铜器至元二十七年（1290），元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设置十个行省，它们是：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而山东、山西、河北等地由中书省直辖，称为“腹里”之地。 　　行省在元代的统治体系中地位十分重要，它“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具体来讲，它的职能是“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 　　行省设丞相一员，平章政事二员，右、左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一员，其中的丞相一职往往是空缺的。行省与中书省间的关系不是从属关系，行省的官员往往直接由皇帝负责。 　　元代的行省制度实为我国省级行政区域划分制度的起源。 　　元朝版图到底有多大？ 　　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分裂之后，中国被元朝统一。 　　元朝的版图应包括元廷直接统治的“大汗之国”和西北各藩国（四大汗国），其幅员“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也就是说，西到两河流域，北至西伯利亚，东达朝鲜半岛，南抵中国南海。 　　元朝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帝国中最大的，就连汉、唐也无法与之比拟，尤其是在西北方向，“有难以里数限者矣”，即无法用里数来计算。 　　元朝的中央官制有什么特点？ 　　元代的中央官制是模仿以前各朝代的中央官制而建立起来的，同时又有着自己的特点。 　　元代的朝廷实行行政、军事和监察的分立。中书省主管行政，最高长官为中书令，下设右、左丞相，平章政事，右、左丞，参政等职，以为首脑。由于中书令一职通常是空缺的，右、左丞相才是中书省的实际长官；又由于蒙古人尚右，所以右丞相的权力要大于左丞相，地位也要高些。中书省下设刑、兵、工、礼、户、吏六部，各部均设有尚书、侍郎等职以领部事。 　　枢密院主管军事，最高长官为枢密使，下设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同佥枢密院事等职。由于枢密使是由皇太子兼领的虚衔，知枢密院事才是枢密院真正的长官。枢密院主掌军事，但军队的调动则须通过中书省“宰执”的批准，这是为了防止枢密院完全控制军队。 　　御史台主管监察，最高长官为御史大夫，又设御史中丞以副之。御史台下设殿中司和察院两个部门，殿中司设侍御史二员，察院设监察御史若干。 　　元代的中央官制是为了适应对汉地进行统治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它带有很多汉族王朝中央官制的特征，但也体现了元代民族压迫的国策。如，元廷规定中书省的右丞相必须由蒙古人担任，左丞相和平章政事可由色目人担任；至于汉人，最多只可担任右、左丞。又如，终元一代，汉人极少进入过枢密院的领导层；至于御史台的高官，也更是非蒙古、色目人莫属了。 　　元朝的地方官制有什么特点？ 　　行省制度是元代最具特点的地方行政制度。行省是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设有丞相一员，平章政事二员，右、左丞各一员，参政二员。以上各职为行省的首脑。属官有郎中、员外郎、都事等。 　　行省以下的行政机构按等级依次为路、府、州、县四级。各路设总管府，置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同知一员。元廷规定，各路的达鲁花赤必须由蒙古人充任。府、州、县之官制大抵如各路，在知府、知州、知县之上均置达鲁花赤。各级地方政府遍置达鲁花赤，并居各班之首，这是元代地方官制的最大特点，反映出了统治民族防范其他被统治民族的心理。 　　元代中央的监察机关御史台设有陕西和江南两个行御史台，级别都与中央御史台相同，官制也基本相同。在这三个御史台之下，是二十二道遍布全国的提刑按察司（后更名为肃政廉访司），分别隶属于三个御史台。每道设廉访使、副使各二员，佥事四员，主掌对辖区内各级官员的纠察。 　　另外，元廷还在各地设有一些专管赋税、运输的机构。 　　元朝的科举制度有什么特点？ 　　1234年，蒙古灭金，北方的科举取士制度彻底停顿，经过八十年，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朝廷恢复了科举考试。 　　元代的科举考试规模非常小。全国乡试通过而成为举人者，最多不过三百人，而会试所取最多时只有一百人。一百是元廷所规定的录取进士的最高限额。有元一代，共举行过十六次科举考试，绝大多数都没有录足一百人。元代十六次科举考试，一共录用了进士一千二百人左右。仅从录取进士的人数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元代科举考试规模之小。 　　元代的科举考试还体现了元政府鲜明的民族压迫政策。元廷将应试的举子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类。在考题的设置上，“蒙古”和“色目”考生的考题要比“汉人”和“南人”考生的简单许多；而且，前两类考生只需考两场，后两类考生则要考三场。在录取的名额上，各类考生却是相等的，即从每类考生中录取二十五人。由于“汉人”和“南人”考生的数量要远远高于“蒙古”和“色目”考生，再加上考题更难，汉族考生考取进士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如仅江西一处每一次都有数千“南人”参加乡试，而全国“南人”进士的录取名额只有二十五个。 　　规模狭小和强烈的民族压迫，使得元代的科举制度无法进一步发展，更无法对元代的政治发生影响。对于元代来说，科举制度实际上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 　　元朝实行了什么户籍制度？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同时为适应长年征战的需要创立了与千户制度紧密结合的户籍制度，即将百姓按十、百、千、万分编，严格地限定在九十五个千户之内，随时听命于贵族的征发调遣。这种户籍制度在某些地方直到元朝灭亡始终存在着。 　　蒙古统治者在向南不断的征服扩张中，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对所征服地区（中原和江南）的人口清查，到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终于最终形成了元朝在汉族地区的户籍制度。 　　元人户籍制度最大的特点是实行诸色户计的划分。所谓诸色户计，就是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按其从业的不同在户籍上区分开来，并由此固定其所应承担的义务。这些户籍种类有很多，主要的几种有：一、民户，这是元代最基本、数量最多的一种户籍，承担国家一般的赋役。二、军户，承担国家的兵役。三、匠户，从事官办手工业的劳作。四、站户，承担国家所设驿站的建造、维护和运行。五、灶户，从事官办盐业生产。不同户计的人不得擅自改籍，一般来说，户籍是世代相承的。 　　元代又行户等制，即将各户按其贫富状况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三等，一共九等，以此为摊派赋税和征发徭役的依据。 　　元朝的赋税差役制度有什么特点？ 　　元朝赋税差役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北方和南方不同，元朝统治者根据南北方的不同实际情况，定下了北方以户口为准、南方以土地为准的赋役征收原则。 　　在北方，赋税分为税粮和科差两类。税粮又分丁税和地税两种。元统治者规定：每丁每岁纳粮税粟二石，每亩地每岁纳粮税粟三升。不过，按元廷的规定，丁、地税是不需重复交纳的。科差分为丝料和包银两类。丝料由投下人户和普通人户交纳，投下人户每二户出丝一斤给国家，每五户出丝一斤给领主；普通人户出丝的数目没有记载，但应与投下人户相当。包银主要由普通人户交纳，每年每户交银四两。 　　在南方，征收夏、秋两税，这两税都是土地税，而以秋税为主。南方秋税按土地肥瘠不同，分成若干等级，从最低的每亩一升到每亩三升不等，大体上是依循宋代旧制。夏税则有的地区征，有的地区不征；有的时候征，有的时候不征；征时以秋税为准，往往折成其他物品或币钞。南方亦有科差，分江南户钞和包银两类。江南户钞是北方五户丝户的变形，即江南的投下户向领主交纳钞币，世祖时定为每户五钱。包银只在江南一度实行，由于广泛的反对而很快中止了。 　　此外，元廷还在全国范围内征收盐课、茶课、酒醋课、商税、市舶税等数十种税收，称为“诸色课程”。 　　元代的差役分力役和职役两类，其承担者主要是广大的民户。力役包括建造工程、运输货物、开挖河渠等体力工作。职役主要是充当政府基层管理人员。元代的差役是压在人民身上的极沉重的负担，往往使得百姓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沉重差役制度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导致了元代的灭亡。 　　元朝实行了什么货币政策？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纸币的朝代，元朝的纸币叫做“钞”。 　　元朝政府统一发行纸币是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的。世祖中统元年（1260）十月，元廷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以银为本，比价为中统钞两贯（两千文）合银一两，并规定该钞不限年月、诸路流通。次年正月，元廷正式下诏，中统钞在中国北方开始流通。至元十二年（1275），元灭南宋，中统钞又开始在江南地区通行。这样，中统钞就成了全国统一的货币。 　　中统钞流通的初期，由于实行了“子母相权”（钞本充足）、“限额发行”等措施，币值比较稳定，流通状态比较良好。但大约从至元十三年开始，为了弥补日益增大的财政开支，元政府开始大量取用作为中统钞钞本的白银，这样就破坏了“子母相权”之法；同时，又放开了对中统钞发行额度的限制，大量印行中统钞。到了至元二十三年，物价已比中统元年上涨了十倍。 　　为了平抑物价、整顿日益混乱的钞法，至元二十四年，元政府发行了一种新的纸币：“至元宝钞”。至元钞一贯值中统钞五贯，二者同时流通。但不久，同样是由于钞本被大量挪用，至元钞也如同废币了。 　　武宗至大二年（1309），元廷发行“至大银钞”，废止中统钞，银钞与至元钞并行。仁宗时，尽废武宗所为，仍以中统钞、至元钞并行。 　　顺帝至正十年（1350），元廷进一步更改钞法，在中统钞、至元钞并行流通的同时，又发行“至正交钞”，并铸“至正通宝”铜钱。这样，各种钞币的混合使用，各有轻重，人民所取莫衷一是，钞法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不久，大规模的战事爆发，军费暴涨，岁入暴减，元廷只有多印纸钞以应供给，结果就造成了钞币散满人间，而纸钞十锭（一锭为五十贯）也买不到一斗粟。就这样，元朝的钞法彻底崩溃了。 　　元朝的军事制度有什么特点？ 　　元朝的军事制度最终是由忽必烈确立的，他整顿了原来混乱的兵制，把全国的军队归入宿卫和镇戍两大系统。 　　在宿卫军队方面，忽必烈继承了怯薛制度，以怯薛（怯薛即护卫之意）防卫宫廷和皇帝本人，同时，忽必烈还创建了侍卫亲军。这是一支类似于禁卫军的军队，负责防守“两都”（大都和上都）及“腹里”之地，战时也派出作战。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即开始建立侍卫亲军，从此以后，它的规模不断扩大，到了元朝后期，人数已达三十万。组建侍卫亲军的方式多种多样，如从地方军队抽调精锐、从已建的侍卫亲军中分出、授权某个大臣召集同族组成等。 　　镇戍军队是指在全国各地驻守的军队，它们可以分为三类：蒙古军、探马赤军和新附军。 　　蒙古军一般都驻守在草原地区，遵循着成吉思汗时就已建立了的千户制度，平时居家生产，战时集合参战，在镇压东北、西北的宗王叛乱时，蒙古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探马赤军组建于木华黎经略中原之时，它是从几个蒙古部落中抽调出来，派到远地征伐、戍守的军队。南宋灭亡后，探马赤军被集中，戍守于山东、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并在这些地方建立蒙古军都万户府以管理、指挥该地的探马赤军。 　　新附军是指南宋降元的军队，这种军队平时屯田，战时往往打前锋；同时，其精锐又被调至京师编成侍卫亲军。到了元朝后期，新附军已基本上不存在了。 　　关于元朝的兵役制度，军户的存在是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元代把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列入不同的户籍，世代以从军为业的人就被归入军户。根据军队名目的不同，军户也分成蒙古军户、探马赤军户、汉军军户和新附军户。军户有出丁从军的义务，也可以享受免征赋税的优待。 　　与军户制度并行的还有奥鲁制度。所谓“奥鲁”，本指安置军队家属、辎重的营盘，成吉思汗时即已存在。忽必烈时，奥鲁进一步制度化，万户、千户都设有奥鲁官，以管理军士家属；而在军士的家乡，亦设有奥鲁官，以州县长官兼之。奥鲁官的职责是签发军户中应从军之人，捕捉逃跑的现役军士，还负责征集所签发从军者的给养供应。 　　元朝的军事制度具有蒙族与汉族相结合的特点。 　　古代扇面为什么说元代的交通非常发达？ 　　元代的交通非常发达，这主要体现在其极完备的驿站制度上。 　　驿站制度的正式建立，始于元太宗窝阔台。他即位之初即设置了几条主要的驿道，如从和林（当时的都城）到中原汉地的驿道、从和林到察合台封国的驿道等。这些驿道大都是七十里左右置一个驿站，每个驿站置一个千户进行守卫。到了乙未（1235）籍民时，站户已成为单独的一类户籍。 　　世祖时，驿站制度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和完善。至元二年（1265），元廷颁布《立站赤条例》，把驿站的建立完全制度化。又下令在全国各地大修驰道，广置驿站。南宋灭亡后，又在江南地区设置驿站。最终，元朝形成了一个以大都为中心，东至高丽、北至吉利吉思、西至伊利汗国、南至安南的庞大的驿道网络，全国共设驿站一千五百多处。通过这些驿道和驿站，商旅行人可以在阔大的疆域中通行无阻。 　　元代的驿站是由站户来负担的，他们的户籍是世代相承的，负责提供驿站的马匹、车辆，还负责供给使臣饮食住宿。对于站户来讲，尽管享有免除赋税差役的特权，但维持驿站还是一份很沉重的负担。 　　元代中央设有总领全国驿站的机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独立的，称“通政院”。具体到地方上，大的驿站设有驿令，小的则有提领，沿途则有脱脱禾孙，随时盘问检查。以上这些职位都由政府委派，形成了一种对驿站和驿道的严格管理和严密控制。 　　元朝的司法制度有什么特点？ 　　元朝司法的最大特点是它始终没有颁行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形式完备的法典，在整个元朝时代，它的司法断案基本上是以从前的旧例为准的，遇有新的问题，也只是针对个别事进行具体的解决。但是，元代的统治者一直在努力制定、颁行一部完备的法典，元朝几代皇帝颁行的《至元新格》、《大元通制》和《至正条格》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元朝司法的另一大特点是它的二重性，即蒙古法与汉法的并存并行。元朝政府设置了不同的机构来处理不同民族的法律问题。元代设有札鲁忽赤（断事官）一职，并设有大宗正府，都是用来主掌蒙古人、色目人的刑狱的，而隶属于中书省的刑部则主掌汉人和南人的刑名事务。元代司法制度的这一特点是与其奉行的民族压迫政策相结合的。犯了同样的罪，蒙古人和汉人所受的惩处是完全不同的。如元法规定，蒙古人打死汉人，杖五十七下，征烧埋银；而汉人打死蒙古人，则要被处死，并且还要赔上全部家产。 　　元朝司法制度的这两大特点说明元朝的司法一直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之中，这对元朝在全国的统治是非常不利的。 　　元朝编制了哪些主要法典？ 　　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世祖忽必烈命何荣祖主持编定《至元新格》，颁行全国。这是元代第一部成文法典，分公规、治民、御盗、理财、赋役、课程、仓库、造作、防盗、察狱十事。该书已佚，详情不得而知，但世祖命何荣祖编新律时，曾要他“简除苛繁”，根据这一点可以推知，“简”是这部法典的特征。 　　正是由于《至元新格》的简略，不能很好地适合统治所需，经成宗、仁宗两朝的努力到英宗时终于修成了新的法典，这就是至治三年（1323）颁布的《大元通制》。 　　《大元通制》是元代最完整、最系统的一部法典。它主要包括三个部分：诏制、条格、断例。诏制相当于敕或敕条，即皇帝的命令；条格相当于令，即法令；断例相当于律，即律刑。《大元通制》既承袭了中国传统法典的精神，也体现了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是适合元代社会的实际情况的。 　　顺帝至正六年（1346），元廷又颁行了《至正条格》，条文较《大元通制》多一些，但只是修订和补充而已，没有超出《大元通制》的框架。 　　《大元通制》是元代最具代表性的法典。 　　元朝实行了什么宗教政策？ 　　元代的统治者大都采取了十分宽容的宗教政策。这主要是因为蒙古族本来信奉的是萨满教，而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巫教，尚未形成严格的教义和教规，因而对其他宗教没有很强的排斥性。 　　蒙古统治者在长期的对外征服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对这些宗教，他们都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只要这些宗教不反对蒙古的统治，就让它们自由发展。成吉思汗对宗教的态度就是如此，他甚至对很多宗教领袖十分礼遇，要求他们为自己祈祷。 　　成吉思汗以后的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们大都继承了这一传统：信奉萨满教，对其他宗教采取宽容态度。只有忽必烈稍有例外，他本人信奉了喇嘛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推崇佛教的倾向，但他对其他宗教的态度基本上还是宽容的，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全世界崇奉的预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说的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说的是摩诃末，犹太教徒说有摩西，佛教徒说有释迦牟尼。我对这四人，都致敬礼。”（《马可·波罗游记》）这段话最能代表忽必烈乃至所有元代皇帝对宗教的态度。 　　基于这种态度，元代统治者施行了十分优裕的政策，规定各宗教的僧侣们只纳商、地税，不用充当任何差役；他们的财产（包括寺院、土地等）都受到严格的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夺；朝廷还向他们供应口粮；而各宗教僧侣们所要做的，就是为元廷皇帝祈福。 　　在这样一种优厚的条件之下，各种宗教在元代极大地发展起来。在元代宗教中心大都，几乎什么样的宗教都可以看到，佛寺、道观、教堂、清真寺等比比皆是。宗教的繁盛成为元代统治的一种特色。 　　元朝政府是如何利用儒学的？ 　　在元朝建立之前，蒙古统治者是十分轻视儒学的，时人所谓“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之说基本上是可以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的。可是，随着蒙古统治者在中原汉地的统治日益稳固，尤其是到了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后，元朝政府对儒学的态度开始由鄙视、排斥转向扶持、利用。 　　忽必烈是凭借中原汉地雄厚的力量击败争位的阿里不哥的，他十分重视对汉地的控制。要有效地控制汉地，就必须大力推行汉法，而汉法的精髓正在儒学。所以，忽必烈一即位，便广召天下名儒，开设国子学，命贵族子弟入学，学习儒家经典；又征召许多儒士入朝做官，参赞军国事务。 　　由于儒家教育的逐渐普及，到了元朝中期，元统治者对儒学已是十分推崇。武宗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仁宗更说过“修身治国，儒道为切”这样盛誉儒教的话。正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仁宗皇庆二年（1313），元廷恢复了中断已八十余年的科举考试，专以程、朱所注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至此，儒学以程朱理学的形式在元代取得了思想上的统治地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元代统治者对儒学的推崇是为了巩固自己在汉地的统治。 　　元朝的手工业发展情况如何？ 　　元代的手工业非常发达，其规模远远超过前代。元代的手工业分为官办和私人两大系统。 　　官办手工业是指由政府直接控制的手工业制造部门，大概包括工部、将作院、大都留守司、武备寺等几个部门。工部掌全国的工程营造，将作院掌珍宝器玩的制造，大都留守司掌皇室宫殿、贵戚宅邸的营建修葺，武备寺掌武器、军需的制造。另外，太子、后妃、贵戚们往往都有自己的官办手工制作机构。各级地方政府也办有种类不同、规模不一的手工业制造机构。元代的官办手工业由于有政府的特权，集中了大量的优秀工匠，资金雄厚，原料物美价廉，所以生产出来的手工业产品不仅数量巨大，而且质量上乘，著名的行业有瓷器、毛毯、丝织、兵器、矿冶、制盐等。 　　元代的私人手工业也在前代的基础上空前发展起来。这些私人手工业普遍采用家庭作坊的形式，所生产的产品多集中在用以纳税的丝织品和生活中所必需的棉织品、麻织品等产品上。随着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在元代的手工作坊中出现了雇佣劳动，而且这种现象还相当普遍。这说明了元代私人手工业是十分发达的。元代私人手工业较著名的行业有棉纺织、丝纺织、瓷器制造和矿冶等。 　　元朝农业发展情况如何？ 　　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在蒙金战争中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战争造成了人口的锐减和大片土地的荒芜，加之蒙古贵族又把大片的良田放荒将之变成牧场，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几乎陷入停顿。这种局面到了忽必烈即位后方才得到改变。忽必烈出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颁行了一系列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一、设立劝农司，管理、推动各地的农业生产。二、禁止强占民田、逼农为奴。三、招集流民，鼓励开荒。四、兴修水利，灌溉农田等。 　　经过忽必烈的一番努力，元朝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表现在：一、农业人口的大量增加。至元三十年，元代的户数达到了最高峰，有一千四百万两千七百六十户，如果按每户五口人计，人口数达到了七千多万。 　　二、各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首先是破坏严重的黄河流域，农业连年增产，王磐在《农桑辑要·序》中谈到黄河流域农业的发展时说：“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大片荒地被开垦，多处水利设施被修建，农业生产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江南地区的农业也保持了上升的势头，在连年丰收的基础上又开辟了大面积的荒地，成为向北方供粮的最主要地区。另外，湖广、江西、四川等地区的农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三、新作物的传入和推广。棉花是宋代开始种植的，但其推广却是在元代。世祖忽必烈设木棉提举司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棉花的种植，结果到了元代的中后期，棉花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种植。另外，西瓜、红花等外来新作物在全国也得到了广泛的种植。 　　元代农业的衰退始于元朝中后期，主要原因是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政府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据记载，崇安县六分之五的土地掌握在当地五十余家手中，其他五百余户人家只占有六分之一的土地，而元政府日益繁重的赋税徭役却压在这些正在失去土地的农民身上，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农业生产怎能不衰退呢？ 　　元朝商业发展情况如何？ 　　元代的商业十分发达，这主要得益于农业、手工业的巨大发展，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和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的纸币。 　　古代瓷器以从商的主体看，元代的商业大体有三种类型：一、官办商业。元朝政府对多种商品进行垄断，如矿产品和生活必需的盐、茶、酒、醋等产品。官办商业有几种不同的形式：政府直接经营、政府卖给商人后由商人销售、由商人经营而政府抽取利润。有时，对于同一种商品，几种形式可以同时进行。 　　二、私人大商业。除了政府以外，一些官僚、贵族也利用手中的特权进行商业活动，获取巨额利润。寺院僧人经商是元代商业的一个特色，由于统治者推崇佛教，对寺院的财产采取保护的态度，又频频向它们颁赐大量财物和土地，一些寺院积聚了大量的财富，高层僧侣以此为资本从事商业活动，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色目商人的发迹也是元代商业的一个特色，色目人本身极善于经商，又有民族上的优越地位，他们遍布全国各地，巧取豪夺，富甲一方者比比皆是。另外，元代还有少数汉族民间大商人，他们行业不同，但都通过经商而获巨万家资。 　　三、民间小贩。这些小贩资本单薄，又受到官府和大商人的欺压和盘剥，处境十分艰难。 　　元朝的海外贸易情况如何？ 　　元朝的海外贸易十分发达，这和元朝统治者积极支持有关。元代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叫市舶司。1277年，元廷在泉州、庆元（今宁波）、上海、澉浦（今浙江海盐）设立市舶司，后又在广州、温州、杭州增设市舶司。1297年，经过整合，保留了广州、泉州、庆元三个市舶司。市舶司的主要职责是对进出港的中外货船进行管理，并根据所运货物收税，精货收十分之一，粗货收十五分之一，另征三十分之一的市舶税。同时，市舶司自己也备船备货，雇用商人经营，所得利润七三分成。 　　元代中国商船的活动范围十分广大，东到日本，西抵波斯湾，甚至到达了非洲东海岸的一些地方。中国的船只航行得如此远，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已掌握了十分先进的航海、造船技术。 　　从中国运出的商品主要是瓷器和丝织品，另外还有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输入中国的货物主要有象牙、珍珠、香料、布匹等。 　　泉州是元代中国最大的港口，所谓“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可见当时泉州的繁荣。除泉州外，庆元、广州均是当时的大港，庆元主要集中进出口高丽、日本的货物，广州则以其巨大的陶瓷市场名闻世界。 　　元代的寺院经济为什么比较发达？ 　　由于统治者的保护和利用，宗教在元代的势力很盛，寺院和从事宗教活动人员的数量十分庞大，为了维持人员的生活和宗教活动的正常进行，各种宗教组织都得有一定规模的经济收入，因此，元代的各种宗教组织都占有或多或少的资产以从事一些经营活动，这其中，以佛教的寺院经济最具代表性。 　　佛教最受元代统治者的推崇，因而寺院和僧侣的数量也最大，其从事的经济活动无论是从种类上还是从数量上来说都是各种宗教中规模最大的。 　　寺院占有许多土地，因而主要从事农业经营活动。很多寺院占有大片的田地，雇用佃户劳作，实际上就是一个个的地主庄园。如大都城西玉泉山下的大承天护圣寺在山东拥有土地十六万二千余顷。这些土地都采取租佃制进行生产，派庄主监管和收取田租。 　　许多寺院在经营农业的同时，还经营手工业和商业。它们占有银、铁、铜等矿，占有酒店、浴堂等产业，有的寺院还放高利贷，有的则从事海外贸易。 　　元代高层的僧侣其生活就像世俗的地主一样，他们经营产业，蓄积财物，甚至建造外宅，娶妻纳妾。 　　元代统治者对寺院经济是积极保护的，他们不但直接赐予一些大寺院大量的土地财物，还明文规定任何人不得侵夺寺院的财产。对于寺院的经营活动，元代统治者也基本上是鼓励的，只征收很少的一些赋税。 　　总的来说，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是元代寺院经济比较发达的根本原因。 　　 　　第四十一章 　　 　　元代的婚姻状态有什么特点？ 　　元代的婚姻状态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因为元朝是以一个少数民族（蒙古族）统治汉族及其他众多的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婚姻风俗，蒙古统治者既要坚持本民族的婚俗，又要兼顾其他民族的婚俗。同时，在民间，由于长期的杂居，各民族之间的婚俗又存在着相互影响的情况。 　　至元八年（1271）元廷颁布了一条关于婚姻的法律：“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同一民族的人相互结婚，应遵从本民族的婚俗；不同民族的人相互结婚，所从婚俗以男方为主；蒙古人不受上一条的限制。也就是说，如果蒙古女子与别族男子结婚，则婚俗不必以男方为主。 　　这条法律体现了元代婚姻的基本准则：以蒙古族为主，兼顾其他各民族。 　　蒙古族有两个很有特色的婚俗：一个是一夫多妻，《黑鞑事略》中说：“成吉思汗立法，只要其种类子孙繁衍，不许有妒忌者。”出于迅速增加人口的愿望，再加上长年征战导致的青壮年男子缺少，一夫多妻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一种结果。当然，一个男子妻子的多少还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一般来说，地位越高、越富有的男子，他的妻妾就越多。比如，文宗时期的权臣燕铁木儿，他的妻妾竟多达五百多位。另一个是收继婚，即父亲死后，可以娶从母；兄弟死后，可以收其妻。成吉思汗死后，其三子窝阔台就娶走了他的宠妃木哥哈敦。这种婚俗在许多北方民族中都曾流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阔的文化背景的。 　　由于各民族的广泛杂居，其婚俗也在相互影响中有了一些改变。如蒙古弘吉剌氏的脱脱尼，其夫死后，前妻所生的二子都想娶她，她誓死不从，二子也只好作罢。这是一个典型的蒙古族婚俗受到汉族婚俗影响的例子。 　　总之，元代的婚姻状态就在这种多民族杂居的状况下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局面，但由于存在着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婚俗的主导性也是相当清晰的。 　　元朝与高丽的关系如何？ 　　中国和高丽（今朝鲜）的关系一直是比较友好的，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很紧密，但是这种关系在蒙古族入侵高丽时期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坏。起初，蒙古军以追击契丹军为名，进兵高丽，高丽王也想与蒙古保持友好关系，但蒙古统治者表面上说得好，实际上却只把高丽当做索取财富、任意榨取的附庸、奴仆一样看待。因此，激起了高丽人民的坚决反对与抵抗。蒙古经常入侵高丽，高丽也屡屡顽强抵抗。特别是在1247至1259年间，蒙古四次入侵高丽。最残酷的一次是在1254年，蒙古军掳俘高丽男女几十万人，杀戮者不可胜数，蒙古大军所过，烧杀掠抢，然后蒙古将领将所掠之人进行买卖。尽管蒙古给高丽带来了不少苦难，但始终没有达到灭亡高丽的目的。这可以看做元与高丽关系的第一个阶段。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后，比较注重与高丽的关系，元与高丽的友好关系渐渐恢复起来，并有一定的发展。 　　元世祖送王植（高丽王）回国，下诏“完复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室家”，也不再追究以前高丽的反抗者。后来，元世祖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王植之子愖，后来愖之子又娶元公主为妃。这样，高丽王族与元皇室结成了甥舅之好。高丽统治者乐意借助元的强大来保护自己，以达到统治高丽的目的；元统治者也想利用高丽作为攻打日本的根据地。但终元一代，高丽是独立的一个国家，元虽曾设征东行省于高丽，那也只是为了征日方便，基本上不怎么管高丽内部事务。因此，元世祖之后，到中国的高丽人相当多，他们中的不少人就在中国做官、侨居。许多精通汉文的高丽学者与僧人，有的是奉命出使，有的是私人游学，在中国，他们交结广泛，尤其是与中国文人关系密切。比如高丽著名诗人李齐贤，长期居住在中国，师从姚遂、元明善，赵孟頫等诗人，还奉命出使四川等地，他的《益斋乱稿》就有许多有关与元人交往，歌咏中国山水、历史、民俗风情的作品。他的作品被认为是朝鲜文字史上的优秀古典作品。 　　耽罗是什么国家？ 　　耽罗本是高丽的盟国。高丽臣服元世祖之后，元世祖要对日本和南宋用兵，而耽罗是通往日本和南宋的要冲（海道上的要冲），元世祖才开始注意耽罗这个小岛国。后来，元世祖专门派人到耽罗视察地形及道路。当时，耽罗已被一个反叛高丽的高丽人带兵占领。至元九年（1272）元朝廷决定用兵耽罗，为耽罗平复高丽叛党。次年，元世祖命人讨耽罗，半年之后，占领了这个海上小岛国，并在那里设立了耽罗国招讨司，驻兵一千七百人。元朝廷命耽罗国每年向其进贡当地特产毛施布一百匹。从此之后，耽罗成了元征伐日本的一个前沿哨所。 　　至元三十一年（1294），高丽王向元廷请求说：“耽罗的地方，自祖宗以来，就隶属于高丽，现在叛党已平，请让耽罗还和以前一样，作为高丽的附属。”元世祖答应了高丽王的请求。从此之后，耽罗又隶属于高丽了。 　　元朝与日本的关系如何？ 　　元朝与日本的关系大致可以元世祖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主要是元对日本用兵，后一个时期主要是中日民间和商贸往来以及僧人、文人的往来。 　　元世祖时期，元世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胜利使得他急于宣威海外，也想像汉、唐盛世君王那样，让这些海外邻国向他称臣进贡。高丽向元世祖称臣之后，元世祖就急于想让日本也向他称臣纳贡。因此，从至元三年到至元十年之间，元世祖连续五次派使者出使日本，劝谕日本遣使来朝，当时，统治日本的镰仓政府态度很坚决，拒绝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元世祖就不再以遣使为主而代之以大举讨伐。元世祖一生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征伐日本的战争。第一次是在至元十一年，派大小战船九百艘，汉军、蒙古军二万五千人，东征日本。元军虽有小胜，但日本抵抗亦顽强，使元军难以深入。后元军战船遇上海风，仓促撤回，首次征日结束。日本称这次战争为“文永之役”。第二次是在至元十八年，这回元世祖派两路大军，战船四千多艘，士兵十四万大举进伐日本。由于元军统帅内部矛盾重重，意见不合，指挥不协调，日本已有抵抗元军的经验，且做好了充分准备，因此在战争上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后来遇上海浪，损失惨重，第二次征伐日本宣告失败。日本称这次战役为“弘安之役”。这两次征日，激起了中国人和高丽人的反抗，此后，元世祖至死也再未派出一船一卒。 　　元政府与日政府处于战争状态，但民间的往来，特别是商贸往来却一直没有中断。战争停止后，日本商船来中国的更多。庆元港（今浙江宁波）是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日本商人多在此处互市。元政府对日本商船做了检查、抽分之后，即许日本船只登岸市易。此外福建、山东等地，也时有日本商船的到来。据资料统计，从成宗大德九年间（1305）至顺帝至正十年（1350）的四十五年中，其中三十三年都有日本商船来元。这只是大略统计，实际上还不止此数。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瓷器，此外还有铜钱、香料、经卷、佛寺什器等。日本输入中国的则有黄金、刀剑、扇子等物。 　　除商人外，来元最多的是日本僧人。仅泰定三年（1326），元朝一次就“遣日本僧瑞兴等十四人还国”，可见来元之日僧的人数之多。据日本史家统计，元代来元的日本僧人知名的就多达二百二十余人。他们师从中国高僧学习佛经，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国文学、艺术等。 　　元朝与安南的关系如何？ 　　元朝与安南（今越南）的关系，也是以忽必烈为分界点，忽必烈之前（包括忽必烈期间）以战争与不和为主，之后则以和为主。 　　元朝时期，正是安南的陈朝时期。忽必烈时期，正是陈朝初建，经济发展，国力强大。忽必烈即位之后，忙于巩固地位，派人出使安南，政策比较和平，允许安南按本国风俗治理；安南也遣使还报，要求元朝批准其三年进贡一次。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元忙于对南宋的战争，无暇顾及安南。但元世祖心里想着让安南臣服，屡派使者，安南也巧妙周旋，拒绝跪拜受诏，并以种种借口推辞亲朝、人质等。 　　元世祖消灭了南宋残余之后，即发动了两次征伐安南的军事行动。第一次是至元二十年（1283），元世祖派其子带大军占领了安南首都，但安南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迫使元军撤军。第二次是至元二十四年，安南仍旧采取了以往的先困后打的战略，并切断了元军水上粮船，元军不久即撤出安南。 　　元成宗即位之后，不再向安南用兵，派使臣去安南通好，安南亦派使者回使。从此，元与安南往来不绝。当时安南儒学颇兴，儒士地位较高。其派到元朝来的使者，多以儒臣充任。凡来元之安南使臣，都要向翰林院送一份礼物，因而结识了不少元文人学士。当时安南佛教也发达，元也遣使安南请赠佛经。元代杂剧艺术也传入安南，对安南的戏剧产生了影响。附录：元朝大事年表公元纪年中国纪年大事1162年宋绍兴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铁木真诞生。1170年宋乾道六年大定十年铁木真父也速该把阿秃儿被塔塔儿人毒死，部众离散。1189年宋淳熙十六年大定二十九年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部可汗，号“成吉思”；“十三翼之战”爆发。1195年宋庆元元年金明昌六年合答斤、山只昆、翁吉刺等部犯金边，为金军击败，塔塔儿部截袭金军，夺其所获羊马，叛金。1196年庆元二年金承安元年成吉思汗与克烈部首领脱斡邻勒助金军大败塔塔儿部于斡里札河，金封成吉思汗为“札兀惕忽里”，封脱斡邻勒罕为“王”，从此，他被称为王罕。1197年庆元三年承安二年成吉思汗与王罕征讨主儿乞部，执杀撒察别乞、泰出；成吉思汗击败篾儿乞部首领脱黑脱阿。1198年庆元四年承安三年王罕败篾和乞部，脱黑脱阿逃巴儿忽真隘。1199年庆元五年承安四年成吉思汗与王罕攻乃蛮部，歪禄汗败走谦谦州。1200年庆元六年承安五年成吉思汗与王罕会于萨里川，联兵败泰赤乌部于斡难河；合答斤、山只昆与塔塔山、朵儿边、翁吉剌等部会于阿雷泉、袭成吉思汗和王罕，被击败。1201年宋嘉泰元年金泰和元年札木合与合答斤、山只昆等11部首领于犍河会盟。共推札木合为“古儿罕”，合兵攻成吉思汗与王罕，被击败于海剌儿河。1202年嘉泰二年泰和二年成吉思汗败察罕塔塔儿等部于兀鲁回失连真河。歪禄汗与篾儿乞、斡亦剌等部联合袭击蒙古部，成吉思汗联合王罕败之于阚亦坛。成吉思汗灭泰赤乌部。1203年嘉泰三年泰和三年成吉思汗于合兰真沙陀之战败于王罕，退至班朱尼河，整军再战，攻灭克烈部。王罕逃入乃蛮界，被边将执杀，其子亦刺合辗转逃至曲先，亦被杀。1204年嘉泰四年泰和四年乃蛮部太阳汗与篾儿乞、斡亦剌、朵儿边、合答斤、泰赤乌等残部联合攻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于合勒合河整顿军队。设扯儿必官，建护卫军，迎战乃蛮。太阳汗败于纳忽山，被执杀，其子屈出律逃奔歪禄汗。汪古部归附成吉思汗。1205宋开禧元年泰和五年札木合被随逃的部下执送成吉思汗，处死。蒙古军首次攻西夏，破力吉里寨。1206年元太祖元年开禧二年泰和六年成吉思汗被推举为全蒙古大汗，建大蒙古国，行领户分封制，扩建护卫军，制定大札撒，设大断事官。成吉思汗遣者别追击乃蛮余部，执杀歪禄汗，屈出律与脱黑脱阿等西逃。1207年太祖二年开禧三年泰和七年成吉思汗遣使招降吉利吉思等部，首次分封诸子诸弟。秋，蒙古军二次征西夏，破斡罗孩城。1208年太祖三年宋嘉定元年泰年八年蒙古军征讨篾儿乞和乃蛮残部，脱黑脱阿被射杀，屈出律奔西辽。1209年太祖四年嘉定二年金大安元年春，畏兀儿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归附蒙古。是年，蒙古军三征西夏，夏襄宗李安全纳女请和。1211年太祖六年嘉定四年大安三年正月，哈剌鲁阿儿思兰汗和斡匝儿归附蒙古。二月，成吉思汗督师伐金，继败金军于野狐岭、浍河堡，进围中都。是年，屈出律废西辽君主直鲁古，自立。1213年太祖八年嘉定六年金至宁元年贞祐元年秋，蒙古军分三路攻金，破河北、山东、山西诸路，抄掠而还。1214年太祖九年嘉定七年贞祐二年蒙古军进围中都，三月，金宣宗献歧国公主及金帛、马匹等，请和。五月，金迁都汴京。1215年太祖十年嘉定八年贞祐三年五月，蒙古军攻取金中都，改中都为燕京。1216年太祖十一年嘉定九年贞祐四年成吉思汗自中原还蒙古。遣速不台征篾儿乞残部。木华黎取锦州、灭张致。拔苏、复、海三州，斩完颜众家奴。十月，辽东蒲鲜万奴降蒙古，复叛，改号东夏。1217年太祖十二年嘉定十年金兴定元年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命其经略金国。秃麻部起义。遣博尔忽等征讨之。冬，蒙古军第四次征西夏，包围中兴府。夏神宗出奔西凉，遣使请降。1218年太祖十三年嘉定十一年兴定二年成吉思汗遣术赤征服吉利吉思等“林木中百姓”。遣者别征服西辽，杀屈出律。速不台消灭篾儿乞残部于咸海之北。遣哈真、札剌等会同蒲鲜万奴军追灭契丹叛人于高丽。高丽向蒙古称臣纳贡。蒙古使团和商队至花刺子模，商队于讹答剌城被劫杀。木华黎攻入山西、下太原、平阳、绛州等80余城。1219年太祖十四年嘉定十二年兴定三年五月，成吉思汗遣刘仲禄至东莱召邱处机。六月，成吉思汗率师征花剌子模。1220年太祖十五年嘉定十三年兴定四年正月，邱处机奉召率弟子自东莱启程，冬，留居德兴。是年，蒙古军攻取讹答剌、不花剌、撒麻尔干等城，花刺子模算端摩诃末逃入宽田吉思海岛上，病死，生前传位于札兰丁。东平严实降蒙。金封王福，武仙等九人为公、兼经略使，在河北、河东与蒙古军对抗。1221年太祖十六年嘉定十四年兴定五年西征蒙古军下玉龙杰赤、呼罗珊诸城、札兰丁逃入印度。者别、速不台军攻取哈马丹、拜勒寒城。严实立行台于东平。木华黎军攻山西、陕西。南宋遣苟梦玉出使蒙古。至西域铁门关见成吉思汗。二月，邱处机自德兴启程西行，年底至撒麻尔干。1222年太祖十七年嘉定十五年金元光元年三月，邱处机自撒麻尔干出发；四月初，到达成吉思汗的行营。夏，成吉思汗避暑于八鲁湾。冬，返回撒麻尔干。是年，成吉思汗命八剌等追击札兰丁至印度。者别、速不台军攻入谷儿只，破其首府沙马哈，越太和岭入阿速、钦察部地。1223年太祖十八年嘉定十六年元光二年三月，邱处机自西域东返。七月，邱处机至云中，后住德兴龙阳观。是年，南宋第二次遣苟梦玉出使蒙古。木华黎卒于闻喜，子孛鲁袭职。者别、速不台军于阿里吉河大败斡罗思、钦察联军。者别等与成吉思汗会师东归。1224年太祖十九年嘉定十七年金正大元年二月，邱处机回到燕京，住天长观。是年，札兰丁自印度返回波斯，复国。七月，蒙古军第五次征西夏。十一月，夏遣使请降。1225年太祖二十年宋宝庆元年正大二年成吉思汗回到蒙古。武仙杀史天倪叛蒙投金，史天泽袭兄职。彭义斌围攻东平严实。札兰丁进取桃里寺城，占领阿哲儿拜占。1226年太祖二十一年宝庆二年正大三年三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六征西夏。十一月，蒙古军攻取灵州，济南张荣降蒙。1227年太祖二十二年宝庆三年正大四年蒙古军进围中兴府。七月，成吉思汗病逝于军中，旋夏主李蚬出降，处死。西夏亡。邱处机圆寂于长春宫，益都李全降蒙，拖雷监国。1228年拖雷监国元年宋绍定元年正大五年蒙古军入大昌原，败于金完颜陈和尚。1229年元太宗元年绍定二年正大六年八月，窝阔台即蒙古大汗位。是年，颁大札撒，定中原。西域税法，命耶律楚材和牙刺瓦赤分别主持。遣阔客歹，雪你台率军征钦察、撒克辛和不里阿耳，遣绰儿马罕攻打札兰丁。1230年太宗二年绍定三年正大七年置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等十路征收课税所，命耶律楚材主其事。窝阔台自将伐金，拖雷、蒙哥从征。绰儿马罕追击札兰丁至阿哲儿拜占。1231年太宗三年绍定四年正大八年窝阔台取金河中府。拖雷军入汉中，假道宋境攻金。札兰丁逃至迪牙别乞儿被杀。蒙古军侵入高丽，高丽王降。李全死，其子李瑁袭益都行省。1232年太宗四年绍定五年金开兴元年天兴元年正月，拖雷军败金兵于钧州南三峰山。三月，窝阔台、拖雷北还。拖雷死于途中。速不台军围攻汴京。七月，金杀蒙古使者唐庆，和议绝。十二月，金哀宗逃归德。蒙古遣王楫出使南宋，约联兵攻金。1233年太宗五年绍定六年天兴二年正月，速不台军取汴京。六月，金哀宗自归德奔蔡州。八月，蒙宋和议成。九月，皇子贵由和诸王按赤带军攻破东夏都城南京，擒蒲鲜万奴，东夏国灭。十一月，蒙、宋兵进围蔡州。1234年太宗六年宋端平元年天兴三年正月，蔡州城将破。金哀宗传位于完颜承麟，自缢死，蒙宋联军破城，承膦死于乱军之中，金亡。1235年太宗七年端平二年二月，始建哈剌和林城及宫阙。蒙古军分两路进攻南宋，皇子阔出统东路军入湖北，阔端统西路军进取四川。十月，金巩昌总帅汪世显降。蒙古诸王大会，决定以拔都为首西征钦察、斡罗思等国，各支宗室与那颜均以长子率军从征，窝阔台命选试僧道。1236年太宗八年端平三年春，西征主将速不台与诸王率师出发。秋，西征军抵不里阿耳，与拔都会合，破其城。冬，蒙哥军逼临钦察部，班都察率部归降。十月，阔端军成都。是年，宋襄阳守将李伯渊以城降。阔出死。窝阔台以中原民户分赐诸王、贵戚、勋臣，定五户丝制，重新制定中原赋税制度。1237年太宗九年宋嘉熙元年春，蒙哥军击败钦察军，其首领八赤蛮于宽田吉思海中岛上被擒杀。秋，拔都进兵斡罗思，征服莫尔多瓦。冬，攻取也烈赞城。是年，东路口温不花军取光、蕲、舒等州，略黄州，史天泽下复州。窝阔台采纳耶律楚材以科举选士的建议。1238年太宗十年嘉熙二年是年，拔都分兵四出，连取莫斯科、弗拉基米尔、科泽里思哥诸城。钦察部长忽难逃入马札儿。阔端军陷隆庆。窝阔台派官历诸路考试，此称“钹减选”。1239年太宗十一年嘉熙三年是年，拔都军攻入斡罗思南部。蒙哥军进入阿速，国主杭忽思降。绰儿马罕攻入大阿美尼亚，取阿尼城。阔端军攻重庆，遣多尔答等率兵入西藏。1240年太宗十二年嘉熙四年是年，蒙哥、贵由奉召东归，将阿塔赤及所部阿速军带回。拔都军破乞瓦、弗拉基米尔沃伦等城，征服斡罗思诸国。1241年太宗十三年宋淳祐元年西征蒙古军分兵两路侵入马札儿、孛烈儿。绰儿马罕死，拜住继统其军。阔端浑复入蜀，取成都，破叙、泸、资等州。蒙古遣月里麻思使宋议和，被囚禁于长沙。牙剌瓦赤自西域调任大札鲁忽赤。十一月，窝阔台汗死，乃马真氏脱列哥那皇后摄政。1242年乃马真后元年淳祐二年拔都等自马札儿班师。拜住率军侵入鲁迷、克额儿哲鲁木城。呼罗珊、杩拶答而长官阔里吉思被执杀。阿儿浑继任。察合台死。海云至漠北向忽必烈讲论佛法。1243年乃马真后二年淳祐三年拜住军于额儿赞章击溃鲁迷军。蒙古军侵入叙利亚。1244年乃马真后三年淳祐四年耶律楚材卒。1246年定宗元年淳祐六年八月，贵由即蒙古大汗位，是为定宗。萨班与八思巴至凉州。1247年定宗二年淳祐七年正月，萨班阔端相见于凉州，萨班以乌思藏纳里地归附蒙古。是年，贵由汗命野里只吉带为征西军统帅，经略鲁迷和谷儿只等地。1248年定宗三年淳祐八年春，贵由汗在西巡途中猝死于横相乙儿。斡儿立海迷失皇后摄政。是年，拔都于驻地阿剌脱忽剌兀召集诸王贵族会议。推举蒙哥为大汗，窝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不予承认。1251年元宪宗元年淳祐十一年六月，蒙哥即蒙古大汗位，是为宪宗。贵由后海迷失被处死，谪戍失列门、脑忽等，诛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党羽70余人。拔都处死野里只吉带。蒙哥汗命忽必烈主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统军征南宋。命旭烈兀总领阿姆河以西诸地军国重事，统军西征木刺夷、极达。1252年宪宗二年淳祐十二年是年，再括中原民户，以民户分赐诸王贵族。忽必烈在金莲川开设幕府。忽必烈发兵征云南，于邓州立屯田万户府。蒙哥遣兵侵高丽。旭烈兀军先锋怯的不花率军西征。1253年宪宗三年宋宝祐元年是年，旭烈兀统兵西征。忽必烈军破大理城，国王段兴智逃往善阐。忽必烈在北还途中，于军营与八思巴会见。立京兆交钞提举司，印发纸钞。1254年宪宗四年宝祐二年兀良合台军攻取善阐，段兴智于昆泽被俘。1255年宪宗五年宝祐三年段兴智至蒙古见蒙哥汗，赐其金符使归国。兀良合台于大理境内设置十九万户府，分管其地。旭烈兀西征军抵撒马尔干。蒙哥汗召集佛道两教代表至和林辩论教理。拔都死。1256年宪宗六年宝祐四年忽必烈命刘秉忠于桓州始建开平府城，营建宫室、房舍，旭烈兀军攻灭木刺夷国。1257年宪宗七年宝祐五年蒙哥汗亲征南宋，自将右翼军取四川，塔察儿统左翼军攻荆襄、两淮。旭烈兀自可疾云移驻哈马丹，准备进兵极达，设常平仓。1258年宪宗八年宝祐六年旭烈兀攻陷极达，灭黑衣大食。蒙哥右翼军入蜀，塔察儿军一城未克，改命忽必烈统其军。忽必烈在开平主持第二次佛道两教的辨论大会；佛胜道败。1259年宪宗九年宋开庆元年七月，蒙哥汗死于合州钓鱼山军中。九月，忽必烈进围鄂州。旭烈兀进兵叙利亚，闻蒙哥死，东归。闰十一月，宋贾似道遣使请和，阿里不哥谋即汗位，忽必烈率师北还。1260年元世祖中统元年宋景定元年夏，阿里不哥与忽必烈相继于和林和开平即蒙古大汗位。五月，忽必烈建元中统。立中书省、燕京行中书省。设十路宣抚司。造中统交钞、元宝钞。八月，忽必烈遣合丹等击败阿里不哥派往关陇的阿兰答儿，俘斩之于甘州。冬，忽必烈决定亲征和林。阿里不哥逃往谦谦州。忽必烈命移相哥留驻和林，自回开平。是年，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国师。封李璮为江淮大都督，罢侵高丽兵。1261年中统二年景定二年七月，立翰林国史院。秋，阿里不哥以假降袭取和林，忽必烈再次亲征。十一月，败阿里不哥于昔木土脑儿。十二二月，封皇子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是年，阿里不哥遣察合台之孙阿鲁忽往镇河中地区，阿鲁忽归附忽必烈。设劝农司，以姚燧为大司农。1262年中统三年景定三年二月，李璮叛乱，占领益都、济南。忽必烈诛王文统、发兵讨李璮。七月，蒙古军破济南，史天泽杀璮。是年，金帐汗别儿哥与伊利汁旭烈兀为争夺高加索地区发生内讧，旭烈兀兵败。1263年中统四年景定四年正月，立十路奥鲁总管。五月，升开平府为上都，立枢密院。1264年中统五年至元元年景定五年七月，阿里不哥归降忽必烈。八月，改号至元。十二月，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是年，李璮余党毛璋发动兵变，兵败被杀。忽必烈封旭烈兀为伊利汗。改燕京为中都。设总制院，以八思巴统领院事。1265正元至元二年宋咸淳元年旭烈兀死，长子阿八哈即位。1267年至元四年咸淳三年冬，忽必烈征诸路兵，命阿术、刘整攻襄樊。是年，于中都东北兴建新城。札马鲁丁在上都建成七件西域仪象。1268年至元五年咸淳四年九月，阿术等围樊城，屡败南宋援军。是年，立御史台。海都与八剌联兵反元，被忽必烈击败。1269年至元六年咸淳五年二二月，颁行八思巴字，即蒙古新字。七月，立国子学。1270年至元七年咸淳六年正月，立尚书省。二月，立司农司，后改为大司农司，以孛罗领之。五月，括编户籍。闰十一月，申明劝课农桑赏罚之法。冬，蒙古军围襄樊。十二月，遣赵良弼使日本。是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1271年至元八年咸淳七年二月，发中都、真定、顺天、河间等处民工筑官城。大理等处宣慰都元帅宝合丁等协谋毒杀云南王忽哥赤，事觉伏诛。十一月，忽必烈改国号为“元”。罢诸路交钞提举司，颁布“户口条画”，整顿户籍。是年，始建大圣涛万安寺（今北京白塔寺）。命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出镇阿力麻里。1272年至元九年咸淳八年正月，尚书省并人中书省。二月，改中都为大都。十一月，亦思马因献巨石饱。是年，元军开始攻樊城。1273年至元十年咸淳九年正月，元军破樊城。二月，宋襄阳守将吕文焕以城降元。三月，立燕王真金为皇太子。《农桑辑要》成。闰六月，以翰林院纂修国史，令采录累朝事实以备编集。1274年至元十年年咸淳十年三月，元遣军征日本。八月，命伯颜率军伐宋。刘秉忠卒。十月，伯颜军攻郢州。十二月，伯颜军破阳逻堡，随即与阿术会攻鄂州，鄂州降，以阿里海牙兵镇鄂汉，元军水陆东下。1275年至元十二年宋德祐元年正月，伯颜军取黄、蕲、江三州。二月，元军攻安庆，范文虎以城降。元、宋两军大战于丁家渡，贾似道兵败，奔扬州，旋罢贬循州。郝经被释，未几卒于燕。三月，阿里海牙军取荆湖。破岳州。宋将高世杰败降一被杀。元军连取建康、镇江、江阴、平江诸城。四月，阿术军攻真、扬二州。七月，诏伯颜还上都，命其率军直趋临安，阿术攻淮南，阿里海牙取湖南。十一月，贾似道为监押官郑虎臣杀于漳州。伯颜军破常州，分兵三路趋临安。十二月，元军迫近临安，宋遣使请和。是年，立阿力麻里行中书省、行枢密院。马可波罗至上都。1276年至元十三年宋景炎元年正月，阿里海牙军克潭州，宋湖南州郡相继降元。立回易库于诸路。宋陆秀夫等护送益王星、广王冒出逃。谢太后与恭帝鵾奉传国玺降。宋文天祥与伯颜会于明因寺。被伯颜拘留。二月，伯颜命将人临安城。召伯颜偕宋君臣入朝。宋将夏贵以淮西诸郡降。益、广二王出走温州。三月，伯颜入临安，掳恭帝、全太后、福王与芮等北去。闰三月，宋帝等随元兵行至瓜州，宋将李庭芝等出兵夺两宫不果。五月，宋益王即帝位于福州，是为端宗，改元景炎，进封广王为卫王。伯颜偕恭帝等至上都。六月，重修《大明历》。七月，宋将朱焕以扬州降。元军俘李庭芝等于泰州，淮东人元。八月，李庭芝等予扬州被杀。九月，元军分道经略闽广。十一月，元军入闽，宋端宗及卫正等走潮州。十二月，蒲寿庚以泉州降元。元以合丹等领东川行枢密使，攻合州；不花等领西川行枢密使，攻重庆。阿里海牙兵破静江，继取郁林、浔、容、藤、梧等州。至是，广西州郡皆陷。宋遣使倪坚奉表请降。1277年至元十四年景炎二年四月，张德兴与刘源等起兵反元。七月，诸王昔里吉叛，劫持北平王于阿力麻里。九月，伯颜率军大败昔里吉于斡鲁欢河，昔里吉走死。是年，于泉州、庆元、上海、澉浦四地设市舶提举司。宋端宗等辗转逃至秀山、香山。1278年至元十五年宋祥兴元年四月，宋端宗死于砜州，卫王昺即帝位。五月，卫王改元祥兴。六月，移往崖山。十一月，建宁政和县黄华及畲族民妇许夫人起兵抗元。闰十一月，文天祥于五坡岭兵败被俘。1279年至元十六年祥兴二年正月，元军攻崖山。二月，陆秀夫负宋幼帝赵爵投海死，宋亡。张世杰于南恩之海陵山投水死。太史令王恂等言：“建司天台于大都，仪象圭表皆铜为之，宜增铜表高至四十尺，则景长而真。”又请于上都、洛阳等五处分置仪表。命郭守敬访求精天文历数者。三月，敕郭守敬由上都、大都，历河南抵南海测验晷景。遣监候官分道而出，四海测验凡二十七所。十月，文天祥被押送至大都，囚于兵马司。十二月，赛典赤瞻思丁卒。是年，关汉卿卒。1280年至元十七年正月，定诸路差税课程。二月，元将纳速剌丁征缅国。五月，命江淮等处颁行钞法。废宋铜钱。十月，立营田提举司。十一月，帝师八思巴圆寂。颁行《授时历）。十二月，陈桂龙在福建漳州起事。置镇北庭都护府于畏兀儿境。1281年至元十八年二月，元发兵征日本。六月，阿塔海统率马军征日本。八月，征日元军10余万至平湖岛遇飓风船毁，几乎全军覆没。十一月，陈吊眼在漳州起事，被诱杀。十二月，林天成于福州起事，战败被俘斩。1282年至元十九年二月，修宫城、太庙、司天台，三月，阿合马被杀。四月，刊行畏兀儿体蒙古文所书《通鉴》。五月，阿合马党羽七百余人被革黜。七月，海都遣回北平那木罕等。十月，整治钞法。罢屯田总管府。设南北两漕运司。十二月，文天祥被杀于大都柴市。造帝师八思巴舍利塔。是年，始以海道漕运。1283年至元二十年三月，新会林桂方、赵良钤等起事，国号罗平、建元延康，旋被擒杀。五月，立征东行中书省。立斡脱总管府。八月，济州新开河成，立都漕运司。十月，立和林平准库。建宁路管军总管黄华反，聚众数十万，号头陀军。孛罗等出使伊利汗国。十一月，立司农司。命各省印《授时历》。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正月，黄华兵败自杀。七月，元遣镇南王脱欢率兵侵占城。十二月，立常平盐局。集诸路医学教授增修《本草》。1285年至元二十二年正月，立市舶都转运司、上都等路群牧都转运使司、诸路常平盐铁坑冶都转运司。二月，立规措所。郭逢贵等抗元失败。五月，人安南元军退回。十一月，卢世荣被诛。十二月，皇太子真金死。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太史院上《授时历经》、《历议》，藏于翰林国史院。六月，颁行《农桑辑要》。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正月，大举攻安南、交趾。闰二月，复立尚书省，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初设国子监。设江南各道儒学提举司。三月，颁行至元宝钞。四月，诸王乃颜叛乱。五月，忽必烈亲征乃颜。六月，乃颜于撒儿都鲁之地战败，逃至失列门林被执杀。十二月，元军下交趾城。元与缅国建立朝贡关系。1288年至元二十五年正月，毁中统钞板。宗王海都扰北边，遣术伯北征。三月，大圣寿万安建成。四月，宗王火鲁火孙、哈丹秃鲁干复叛，遣皇孙铁穆耳击败之。安南王遣使贡金人，元军自安南退回。钟民亮在循州起事。五月，浑天仪成。九月，诸王都哇犯边。新编《本草》成。十月，海都犯边。忽刺忽、阿塔海等战却之。十一月，总制院更名为宣政院。十二月，海都复扰边，遣拔都也孙脱迎击。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正月，开会通河。哈丹再入辽东。二月，籍江南户口。三月，杨镇龙于宁海起兵，称大兴国，建元安定。四月，置木绵都提举司。五月，设回回国子学。六月，诸王乃蛮带败哈丹于托吾儿河。会通河成。七月，海都犯漠北，败晋王军于杭海岭。忽必烈再次亲征，复和林。九月，置高丽国儒学提举司。十月，钟明亮复反。杨镇龙败死。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正月，哈丹余党自高丽犯辽东。六月，缮写金字《藏经》。八月，阇里铁木儿与哈丹战于瓦法，大破之。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正月，罢桑哥官职。二月，改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五月，颁行《至元新格》。罢尚书省、复改中书省。改行尚书省为行中书省。七月，桑哥被诛。是年，马可波罗离泉州返回。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以爪哇嬲，元使臣，遣亦黑迷失等统军征爪哇。三月，诛桑哥余党。八月，遣不敦等征八百媳妇国。浚通州至大都漕河。九月，诸王明理铁木儿附海都反，伯颜军大败之。是年，从乃颜反叛诸王、将领相继归降。1293年至元三十年二月，王恽上陈时政十四事。四月，征爪哇元军退还。六月，以皇太子宝授与皇孙铁木耳，总兵北边。七月，通州至大都漕河成。赐名通惠河。是年，立真金第三子铁木耳为皇太孙。1294年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世祖忽必烈病逝。四月，铁木耳于上都即帝位。是为成宗。十一月，诏改明年为元贞元年。十二月，意大利人孟特·戈维诺（亦译约翰·孟脱考儿维诺）抵达大都。是为罗马教廷派驻元朝的首位大主教。伯颜卒。1295年元贞元年闰四月，为皇太后建佛寺于五台山，以宋德柔主其役。1296年元贞二年十一月，以洪泽、芍陂屯田军万人修大都城。1297年元贞三年大德元年二月，改元大德。三月，五台山佛寺成。九月，八百媳妇国反抗，遣也先不花将兵讨之。十月，钦察都指挥使林兀北攻占八邻地、海都军败逃。1298年大德二年四月，郭守敬造浑天漏仪。1300年大德四年八月，更定荫叙格，蒙古、色目人特优一级。海山败海都兵于阔别列。十二月，成宗发兵征八百媳归国。1301年大德五年五月，云南土官宋隆济、贵州蛇节相继起事，围攻元侵八百媳妇军。八月，海山与月赤察儿、林兀儿军大败海都、都哇军，海都败死，都哇遁。1302年大德六年十二月，衡州袁舜一起事，兵败伏诛。胡三省卒。1303年大德七年三月，《大元大一统志》编成。四月，蛇节降，旋被杀。宋隆济败逃。七月，都哇及海都子察八儿等诸王遣使请息兵和好。1304年大德八年是年，元朝与西北诸王约和，各遣使赴伊利汗处宣谕和好之意。伊利汗合赞死，其弟合儿班答袭位。1305年大德九年六月，立皇子德寿为太子。十二月，皇太子死。1306年大德十年冬，海山率兵逾金山击灭里铁木儿。降之。1307年大德十一年正月成宗铁穆耳卒，无子。时阿忽台等谋奉皇后伯要真氏临朝，以阿难答摄政；哈剌哈孙则遣使迎顺宗次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于俐州。二月，爱育黎拔力八达至大都。三月，爱育黎拔力八达执杀阿忽台等，自称监国。并遣使迎其兄怀宁王海山于漠北。五月，海山于上都即帝位，是为武宗。废皇后伯要真氏，旋赐死，诛阿难答等。六月，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弟，建行富于旺兀察都之地，立宫阙为中都，八月，赐诸王蒙古字《孝经》。十二月，诏改大德十二年为至大元年。是年，马端临《文献通考》成。王实甫卒。都哇死，其子宽乇即立。1308年武宗至大元年五月，禁白莲社，毁其祠宇。十二月，月赤察儿攻海都子察八儿，降之。1309年至大二年八月，立尚书省。九月，改各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颁行至大银钞，铸铜钱“至大通宝”、“大元通宝”。立平准行用库。立常平仓于各路、府、州、县。十月，以皇太子为尚书令。十一月，遣云南行省发兵攻八百媳妇国，为其所败。是年，察合台汗宽彻死。1310年至大三年正月，定课税法。二月，浚会通河。六月，察八儿来朝。十一月，修中都城。1311年至大四年正月，武宗海山死。罢尚书省，复以行尚书省为行中书省。罢修中都城。三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帝位。是为仁宗。四月，罢行至大银钞、铜钱。六月，以蒙古语译《贞观政要》刊行。闰七月，吐番扰礼店、文州，命亦怜真等征讨。八月，以西番军务隶宣政院。九月，诏改明年为皇庆元年。1312年仁宗皇庆元年二月，改和林行省为岭北行省。九月，琼州黎族民众起义。是年，自朴卒。1313年皇庆二年四月，封王焘为高丽国王。征东行中书省左丞相、上柱国。十一月，诏行科举。十二月，可里马丁进所编《万年历》。是年，王桢《农书》成。1314年延祐元年正月，改元延祐。四月，立回回国子监。择译《资治通鉴》。十月，遣张驴等经理江南田粮。是年，《农桑衣食撮要》编成。1315年延祐二年四月，赣州蔡五九等聚众起事，反对经理田粮。七月。铁木迭儿总宣政院事。八月，诏江浙行省印《农桑辑要》一万部。九月，蔡五九败死。1316年延祐三年三月，郭守敬卒。十一月，武宗子和世瑁出镇云南，行至延安，与忽都鲁等发关中兵反抗，事败，奔金山。十二月，立皇子硕德八剌为太子。1317年延祐四年六月，罢铁木迭儿中书右丞相职。1318年延祐五年十月，建帝师八思巴殿于大兴教寺。1319年延祐六年闰八月，浚会通河。十月，浚通惠河。十二月，命皇太子硕德八剌参决国政。1320年延祐七年正月，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死。三月，皇太子硕德八剌即帝位。是为英宗。罢徽政院。四月，罢回回国子监。六月，慹屋县僧圆明称帝，谋起事。八月，僧圆明被擒杀。十一月，命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是年，朱思本《舆地图》绘制成。1321年英宗至治元年二月，修上都严寺。三月，建帝师八思巴寺于京师。1322年至治二年三月，于泉州、庆元、广东三路复置市舶提举司。闰五月，禁白莲佛事。六月，赵孟頫卒。八月，铁木迭儿死。十月，以拜住为右丞相。是年，迁武宗次子图帖睦尔于琼州。1323年至治三年二月，颁行《大元通制》。敕写金字《藏经》二部，以拜住等总其事。五月，追夺铁木迭儿官爵，籍没其家。八月，南坡之变。铁失等杀英宗和拜住。九月，晋王也孙铁木儿即帝位于龙居河，是为泰定帝。十月，诛也先铁木儿、完者等于行在所，又诛铁失等于大都。是年，马端临卒。1324年泰定帝泰定元年三月，立皇子阿剌吉八为太子。八月，绘帝师八思巴像十一帧，颁各行省。是年，贯云石卒。1328年泰定五年致和元年顺帝天顺元年文宗天历元年二月，改元致和。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八月，燕铁木儿等迎怀王图帖睦尔自中兴回大都。九月，倒剌沙等拥立皇太子阿剌吉八即帝位于上都，改元天顺。怀王图帖睦尔则即帝位于大都，是为文宗，改元天历。上都与大都两个政权并立。两都之战，上都兵败于白浮。十月，月鲁铁木儿和不花铁木儿以兵围上都，倒剌沙出降，天顺帝不知所终。十一月，文宗遣使漠北迎其兄周王和世瑓。上都诸王、将领倒剌沙等被诛。十二月，周王南还。1329年天历二年正月，周王和世球于和林北即帝位，是为明宗。三月，云南诸王答失不花反。四月，明宗立图帖睦尔为皇太子。八月，明宗与图帖睦尔会于旺忽察都，数日后明宗猝死。图帖睦尔复即帝位于上都。九月，修《经世大典》。1330年天历三年至顺元年正月，命赵世延等纂修《经世大典》。云南诸王秃坚等反。二月，秃坚自称云南王，攻占仁德府，至马龙州。四月，以诸王云都思帖木儿与脱欢会兵征讨云南。五月，改元至顺。七月，分兵讨秃坚、伯忽等。闰七月，裁减内外佛寺。十二月，立燕王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是年，妥欢帖睦尔被放逐高丽，明宗皇后，坏沙，为文宗后等所害。1331年至顺二年正月，元征云南兵首败伯忽兵于马龙州，继之，战于马金山，俘伯忽等。二月，立广教营管府，凡十六所。平定云南诸蛮。春，皇太子死。七月，海南黎族起义。九月，海南王周率黎族起义。1333年至顺三年八月，文宗图帖睦尔死于上都。十月，明宗幼子懿璘质班即帝位，是为宁宗。十一月，宁宗死。文宗后遗使迎明宗长子妥欢帖睦尔于静江。1333年至顺四年元统元年六月，妥欢帖睦尔即帝位于上都，是为惠宗，后明加其号称顺帝。八月，立燕铁木儿女伯牙吾氏答纳失里为皇后。十月，改元元统。1334年元统二年正月，遣使交趾，赐以《授时历》。二月，兴奉学校。四月，汰减佛事布施。十二月，整治学校。是年，广西瑶族多次起义。1335年元统三年（后）至元元年六月，左丞相唐其势等谋废惠宗。七月，伯颜诛后党唐其势。塔剌海等，执皇后伯牙吾氏，鸩杀于开平民舍，罢其党羽。十一月，废科举，改衙。1337年至元三年正月，广州朱光卿等起事，号大金国，改元赤符。二月，陈州棒胡起事。七月，朱光卿等被执。1338年至元四年三月，修《至正条格》。四月，棒胡被执，死于京师。六月，彭莹玉、周子旺起事，周子旺被执杀、彭莹玉奔淮西。十二月，立邦牙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并总管府。1339年至元五年是年，伯颜杀郯王彻彻秃。1340年至元六年二月，伯颜被贬。三月，伯颜在徙往南恩途中饮药而死。六月，太皇太后不答失里死于东安州。放太子燕帖古思于高丽，行至沈阳被害。十二月，复科举。1343年至正三年三月，诏修辽、金、宋三史。七月，修大都城。九月，瑶族蒋丙自号顺天王，攻破连、桂二州。1344年至正四年正月，定守令黜陟法。三月，《辽史》成。七月，益都郭火你赤起事。十一月，《金史》成。1345年至正五年十月，（宋史）成。十一月，《至正条格》成。1346年至正六年四月，辽阳吾者野人及水达达因不堪捕海东青烦扰起事。颁《至正条格》。1347年至正七年三月，编《六条政类》。九月，八怜部内哈剌纳海、秃鲁和伯起义，断岭北驿道。1348年至正八年二月，贾鲁进治河二策。三月，《六条政类》成。十一月，方国珍起事。1349年至正九年七月，命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学习汉人文书。是年，贾鲁建言漕运事。1350年至正十年十一月，更改钞法，铸至正通宝。十二月，修造大都城。方国珍攻掠温州。1351年至正十一年四月，以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征汴梁等十三路民工15万、军队2万，修治黄河。五月，韩山童、刘福通等以红巾为号，在颍州起义。六月，刘福通攻克罗山等地。七月，方国珍降元。八月，芝麻李等起义。徐寿辉、彭莹玉、邹普胜等以红巾为号：在蕲州起义。十月，徐寿辉称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十一月，黄河堤修成，欧阳玄制河平碑。1352年至正十二年正月，孟海马起义。徐寿辉攻占汉阳、武昌等地。二月，郭子兴起义。马子昭起义。王权、张椿起义。三月，方国珍复人海反元。闰三月，朱元璋入郭子兴部。四月，涂佑、应必达等起义。邓忠起义。李太素起义。七月，徐寿辉部攻占杭州。八月，方国珍攻台州、为元军击退。九月，元军破徐州，芝麻李遁。赵君用等投奔郭子兴。是年，天完红巾军攻取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1353年至正十三年三月，方国珍复降元。五月，张士诚起兵反元。徐寿辉失饶、信等州。贾鲁卒。七月，徐寿辉失武昌、蕲州。朱元璋兵取滁阳。十月，方国珍复抗元。十一月，彭莹玉战死于瑞州。十二月，元军败徐寿辉于蕲水。冬，芝麻李余部彭早住自称鲁淮王。赵君用称永义王。1355年至正十四年正月，张士诚据高邮，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天祐。五月，朱元璋克全椒，六月，张士诚攻扬州。彭早住、赵君用率军攻克盱眙。九月，脱脱率军征高邮。十一月，脱脱败张士诚于高邮。十二月，脱脱被削爵夺职。1355年至正十五年正月，郭子兴取和州。徐寿辉将倪文俊占沔阳。二月，刘福通拥韩林儿帝于亳州，国号宋，又号小明王，建元龙凤。三月，郭子兴死，长子天叙继为元帅。徐寿辉皲襄阳。五月，朱元璋应召归附韩林儿。倪文俊攻中兴。六月，朱元璋军取太平，元将纳哈出被俘。七月，倪文俊再下武昌、汉阳。八月，元于云南立平缅宣抚司。徐达克溧水、溧阳、芜湖。十二月，元军败刘福通于太康，进围亳州，韩林儿走安丰。脱脱被鸩杀于云南腾冲。张明鉴等起义，号青军，于扬州降元。刘福通杀杜遵道。自为小明王丞相。释纳哈出北归。是年，天完红巾军复起，连败元军。1356年至正十六年移都汉阳。二月，张士德克平江等地。张士诚自称周王。三月，张士诚迁都隆平。刘福通进兵亳州，徐寿辉攻襄阳，取常德。方国珍复降元。朱元璋取集庆、镇江。四月。张士诚部将克湖州。五月，徐寿辉占沣州。六月，朱元璋克广德，遣杨宪通好于张士诚。七月，朱元璋称吴国公。徐达败张士诚于龙潭。十月，赵君用取淮安。十一月，刘福通遣军攻取河南、山东、河北诸地。十二月，徐寿辉克岳州。1357年至正十七年二月，毛贵率军克胶州。倪文俊取峡州。李武、崔德等占领商州等地。三月，徐达等取常州。毛贵克益都等地。四月，朱元璋部取宁国。五月，朱元璋军败张士诚，克泰兴，朱元璋军取江阴。刘福能攻汴梁，分兵三路北伐。七月，朱元璋遣将取徽州。八月，张士诚降元。刘福通军攻克大名。九月，倪文俊谋杀徐寿辉不果，陈友谅杀倪文俊。十月，朱元璋取扬州，青军元帅张明鉴败降。十二月，明玉珍克重庆。1358年至正十八年正月，朱元璋取婺源。陈友谅等克安庆。二月，毛贵攻取清、沧二州及济南路。三月，毛贵下蓟州等地，与元军战于柳林，败还济南。朱元璋取建德。四月，赵普胜取池州，拘执吴国公守将赵忠。陈友谅取龙兴、瑞州。五月，刘福通迎小明王至汴梁。陈友谅陷吉安、抚州。六月，关先生、破头潘等下辽州，克冀宁。八月，陈友谅克建昌。王信以滕州降毛贵。九月，关先生等破完州，攻大同、必和等塞外诸郡。陈友谅克赣州。十月，朱元璋军取兰溪、克宜兴。十一月，陈友谅陷汀州。刘福通部将田丰取顺德。十二月，关先生、破头潘攻陷上都。朱元璋克婺州。1359年至正十九年正月，陈友谅取信州。方国珍归附朱元璋。关先生等陷辽阳。三月，陈友谅略衙州，克襄阳。四月，赵君用杀毛贵。徐达败赵普胜，复池州。六月，陈友德取信州。七月，续继祖杀赵君用。八月，元军破汴梁。刘福通奉韩林儿退据安丰。九月，朱元璋与徐寿辉两军战于潜山，徐达败赵普胜，破潜山城。陈友谅杀赵普胜，傋其军。朱元璋陷衢州。十一月，朱元璋克宁越，下处州。关先生前锋军渡鸭绿江。十二月，入高丽红巾军毛居敬部攻占义州、西京等地。陈友谅于江州自称汉王。1360年至正二十年正月，张士诚军破濠州等地。二月，陈友谅部将邓克明下延平等地。三月，刘福通部将田丰克保定。朱元璋于建康设礼贤馆。五月，陈友谅将罗忠显克辰州。闰五月，陈友谅破太平，杀徐寿辉，称帝。国号汉，改元大义。朱元璋置儒学提举司。胡大海取信州。陈友谅攻金陵，兵败还江州。康泰陷邵武。九月，刘福通克盂、赵二州，攻真定。十二月，刘福通取广平。是年，明玉珍自立为陇蜀王。元阳翟王拥兵犯京畿。1361年至正二十一年二月，朱元璋始立盐法，置宝源局，铸大中通宝钱。五月，明玉珍破嘉定等路。七月，陈友谅复克安庆。朱元璋复墩江州。八月，朱元璋破安庆，陈友谅败走武昌。元军攻取山东，红巾军将领田丰等战败降元。朱元璋遣使与元察罕帖木儿通好。九月，明玉珍攻取东川郡县。朱元璋克建昌、饶州。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被执杀。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等率红巾军十余万渡鸭绿江攻朔州。十月，元军克济南，旋攻益都。十一月，关先生等取抚、安二州及高丽京城开京。1362年至正二十二年正月，朱元璋攻取陈友谅所据龙兴诸路。关先生、沙刘二等战死于开京。破头潘败退辽阳。三月，明玉珍称帝，建都重庆，国号大夏，建元天统。四月，破头潘于辽阳被俘。元修上都宫阙。五月，明玉珍攻龙州、兴元、巩昌诸地。六月，元将察罕帖木儿被王士诚、田丰剌杀，其养子扩廓帖木儿袭职。九月，刘福通兵败于火星埠。十一月，扩廓帖木儿攻益都，城破，王士诚、田丰被杀。1363年至正二十三年正月，明玉珍遣万胜率兵征云南。朱元璋致书扩廓帖木儿。二月，万胜攻占中庆。三月，吕珍破安丰，杀刘福通，朱元璋救出小明王，置于滁州。四月，陈友谅复围洪都。七月，朱元璋自将救洪都，败陈友谅。八月，陈友谅死于泾江口。其子理走武昌，立为帝，改元德寿。九月，张士诚自称吴王。朱元璋征陈理。十月，朱元璋围武昌。十二月，朱元璋还建康，令常遇春围武昌。1364年至正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称吴王。二月，朱元璋下武昌，陈理出降。四月，孛罗帖木儿兵入居庸，至清河。五月，皇太子以扩廓帖木儿总兵攻大同，守居庸，入卫京师。七月，孛罗帖木儿复以兵入京师，皇太子统兵迎战于清河。兵败，奔太原。徐达等克庐州。九月，徐达、傅友德分取江陵、夷陵。十二月，徐达克辰州、衡州。1365年至正二十五年正月，徐达等克赣州，下宝庆，降韶州。二月，湖深取浦城。四月，湖深克松溪。六月，孛罗帖木儿征讨上都的太子党。七月，孛罗帖木儿被诛。九月，扩廓帖木儿扈从皇太子还大都。明玉珍与朱元璋通好。十月，徐达等攻取淮东泰州等地。闰十月，元封扩廓帖木儿为河南王。十一月，徐达败张士诚于宜兴。1366年至正二十六年二月，明玉珍死。徐达攻取高邮、兴化、淮安。四月，明玉珍子明升即位，改元开熙。徐达取安丰。五月，朱元璋发《平周榜）。八月，徐达攻湖州。九月，朱文忠攻杭州。十一月，李伯升、潘原明降，湖、杭二州陷。十二月，小明王韩林儿溺死于瓜步，宋亡。1367年至正二十七年正月，朱元璋改元，以是年称吴元年。五月，朱元璋致书张士诚。八月，以皇太子为中书令、枢密使、总兵马。朱亮祖征方国珍。九月，徐达克平江，张士诚被俘。旋于建康自缢死。十月，朱亮祖下温州。元罢扩廓帖木儿太傅、中书左丞相职。徐达等率军北取中原。十一月，汤和克庆元。方国珍败遁。徐达攻取山东诸地。十二月，方国珍归降朱元璋。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称帝，国号明，建元洪武。汤和、廖永忠等克福州。陈友定被杀于应天。二月，徐达军下汴梁。五月，朱元璋至汴。闰七月，元复扩廓帖木儿职。顺帝妥欢帖睦尔离大都北逃，以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八月，徐达军入大都，帖木儿不花等被俘斩。顺帝至上都。自此，元朝的统治势力退出中原。十二月，明军取太原，占领白西。扩廓帖木儿退至甘肃、宁夏。1369年洪武二年至正二十九年正月，明军取大同。四月，明军进兵陕甘。六月，明军攻克上都，顺帝北逃应昌，改大都为北平府。1370年洪武三年至正三十年三月，扩廓帖木儿兵败沈儿峪，北遁和林。四月，顺帝病死应昌。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即位，称必力克图汗，改元宣光，史称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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